道德语言(共5篇)
道德语言 篇1
大众传媒, 是大众传播活动中传递信息的工具。自1702年第一份报纸诞生起, 大众传媒经历了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不同阶段, 到今天, 可谓是深入到了千家万户的方方面面, 成为大众获取信息、交流学习的主要工具。而在传媒使用的各种媒介中, 语言可以说是人类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正是语言繁衍出人类的认识能力, 并构成现在一切传播的基础。语言作为人类思维和文化的载体, 体现着个人或社会的道德意识、道德标准以及道德评价的取向, 蕴涵着提高社会公众人格的道德价值, 承载着实现社会道德理想的责任。大众传媒因其特有的及时传递信息的功能以及审美示范的功能使其成为道德社会化的主要阵地, 其语言更是成为道德信息的载体、道德传播与道德教化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 在社会道德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具有促进道德社会化的功能。因此大众媒体语言的使用者也要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只有受到社会道德的约束, 大众媒体语言才能呈现出健康、有序的态势, 才有利于整个社会言语交际秩序的健康发展。
但是近年来, 媒体语言在传播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违背伦理道德的现象, 大量虚假、低俗、不健康的语言充斥于媒体之中, 这些现象严重破坏了良好的语言道德秩序和文化氛围, 危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媒体语言的道德失范综述
作为典型书面语言的报刊语言对语言的规范性和审美性要求本应较高, 应该以严肃、深邃、高雅为特性。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低俗化、娱乐化的倾向, 一些新闻在语言描述上往往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 标题也极尽煽情之能事, 将严肃的新闻故事化。而随着广告版面的不断扩大, 其中登载的广告语言更是逐渐呈现虚假、夸张、低俗的态势。
广播、电视语言这两种电子媒介语言同样也存在违背道德的现象, 主要表现在娱乐节目和某些广告中。近年来, 娱乐节目越来越受到受众的关注和喜爱, 为了追求个性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提高收视率,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娱乐节目总是想方设法在节目的形式和内容上大做文章, 主持人的言语行为也呈现出不规范的趋势。有些主持人使用“港台腔”、“洋调”, 摒弃了有声语言标准规范的优良传统;有些主持人使用轻浮、戏谑的口吻, 传播内容也浅薄、低俗;还有相当的主持人言语之间以侮辱别人的人格和尊严来换取收视率, 使参与者尴尬不已, 而观众和主持人则哈哈大笑, 这种哗众取宠的行为更不可取。
广播、电视中的广告语言道德失范现象也屡见不鲜。作为一种特殊的功能性语言, 广告语言具有鲜明的劝服性。但是广告语言中却经常会出现虚假、恶俗、过度夸大的现象, 违背了社会道德规范甚至违反了法律。尽管国家对某些产品的广告有严格的管制, 比如电视购物广告、医疗广告等, 可这些广告仍然会出现在广播电视中, 而且语言多呈现虚假、粗俗的特征。作为极具宣传效果的广告语言, 这样不仅具有欺骗性, 更严重的可能会损伤受众的身心健康。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测结果显示, 省级和省级以下电视台发布的药品广告, 违法发布率为62.3%;报纸的违法发布率为95%, 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作为开放性、大众参与性、自由性极强的网络传媒, 更成了语言道德失范的前沿阵地。传播者的隐匿性及本身不必具有其他类型的媒体传播者所应具有的言语素养的特性, 更使得任何类型的不道德言语行为都出现在了网络空间中。一些色情网站充满下流肮脏的语言, 一些网站炮制各种耸人听闻的虚假信息, BBS中网友之间的互骂互损成风, 个人博客里多是主观、偏激、隐私的言论, 各种恶搞使得媒体应有的严肃性荡然无存。
媒体语言道德失范的类型分析
言语失实。媒体语言呈现给受众的是一个“拟态环境”, 这种“拟态环境”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 但这并不会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太大的恶劣影响。可如果是传播者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故意歪曲、夸大事实、混淆视听, 这种主观意义上的失实便是一种恶的语言行为。大众媒体语言中的虚假现象屡见不鲜, 有时人们甚至无从判断消息的真与假, 因为有时连其报道的消息来源都是权威的。比如2001年, 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香港的《文汇报》、上海的《新闻晨报》都争相报道了《沪拟建300层巨厦》, 接着, 国内的各大网站也相继报道, 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一次会谈中一些欧美建筑商的设想而已, 并没有得到中方的同意, 报道者完全是断章取义。
失实的大众媒体语言不仅背离了事实, 而且背离了道德, 是一种欺诈行为。它违背了新闻真实性这一重要原则, 而这一要求看似是一种业务要求, 但在深层意义上却体现出更深层次的道德要求, 体现着一个媒体从业人员的语言道德修养。
言辞低俗。媒体语言的低俗化源自美国报业“黄色新闻”的泛滥时期。19世纪30年代开始, 美国现代报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一些报业巨头为了扩大发行量, 把煽情主义和耸人听闻的手法奉若神明, “黄色新闻”开始在大众媒体中泛滥。有学者把当前中国传媒业语言的低俗之风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一些社会新闻和娱乐报道细致描写淫秽情节;二是一些事故报道过于直接, 场面过分血腥;三是一些媒体热衷于明星的隐私生活和其他花边新闻;四是炒作;五是虚假;六是媚俗。很多人都记得2003年在互联网上激起轩然大波的“木子美现象”。这位以木子美为笔名的25岁女子迅速走红的原因便是其《遗情书》在网上的发表, 其语言描绘不堪入目, 而她的作品却成了流行之作。各大媒体中出现的其他诸如对暴力场面的报道、名人的绯闻等, 其真实性都往往让人斟酌。性别歧视也是媒体语言中常见的现象, 带有歧视性的媒体语言违背了大众媒体客观性和正义性的角色特征, 给弱势群体的心灵带来了巨大伤害, 同时也助长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偏见。言语低俗是一种不健康、不文明的言语表达形式, 不符合大众媒体语言的审美示范和教化引导的角色特征, 体现了传播者语言道德意识的淡薄和语言道德修养的低下。
传媒语言的规范化
金开诚等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的联合发言指出:“语言的混乱和污染, 有损于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形象, 对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起着削弱和腐蚀的作用。”大众媒体语言属于公共言语生活领域, 这就要求大众媒体语言要遵循规范性的原则, 使用国家统一的、标准的语言文字。
言语形式表达要规范。媒体语言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 大众媒体中虚假、粗俗、暴力的语言过多, 会增加受众使用这类不道德语言的频率, 其不道德的言语行为还会对受众的价值观产生不良诱导, 直接影响受众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 降低受众的道德素养。特别是对于道德体系尚不健全的青少年而言, 黑白颠倒、价值混乱的言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 会导致青少年道德观的错位和丧失, 由此带来一系列更深层次的不良文化影响, 甚至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另外,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 汉语热正风行全球, 而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形式, 是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标准的传媒语言在全国普通话的推广甚至外国学生标准汉语的学习方面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因此在大众媒体这一公共领域中严格地使用普通话, 禁止使用港台腔、洋调, 不生造词, 不出现错别字则是对媒体语言最基本的要求。
态度要客观、公正。言语态度客观、公正是真实性和无伤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媒体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前沿阵地, 展现给大众的应该是一个由公正的语言描绘出的公正的社会环境。这就要求媒体传播者要尽量准确、平衡、全面、客观地使用中性语言, 不应该在主持人口中、记者笔下听到、看到他们个人的情感和观点。美国学者博耶曾归纳出6项公正、公平报道的要素: (1) 平衡与公正地呈现一个议题中各方面的看法; (2) 正确与真实地报道; (3) 呈现所有主要的相关要点; (4) 将事实与意见分开, 但是将意见视为相关内容; (5) 将记者本身态度、意见或涉入的影响减至最低; (6) 避免偏颇、怨恨以及迂回的言论。
客观、公正的语言态度可以减少报道中的偏见与歧视, 使得大众媒体语言更加符合客观事实, 更加合乎社会正义的要求, 从而减少错误认知与不良伤害。
内容要健康、高尚。媒体语言内容健康、高尚的道德规范是其文明性原则的具体体现。各大媒体在使用媒体资源时要表现健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力戒粗俗、浅薄, 拒绝庸俗、粗鄙的传播内容, 提高语言品位, 净化语言环境, 使媒体语言朝着优雅、和谐的方向发展, 从而使受众从中获得感悟、启迪, 提升受众的道德境界, 使受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保证传媒语言内容的健康、高尚是促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只有保持媒体语言的纯洁、高尚, 才能为受众提供一个优雅的信息环境, 才能使整体的社会语言环境得到净化。
《论语》中有“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的论述, 可见语言在社会中具有的重大作用, 公共言语领域中的传媒语言更是如此。规范媒体的语言道德行为, 对于提高大众传播者与受众的言语道德观念和修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媒体语言道德规范化的实现需要通过媒体行业的自律和整个社会的他律来完成。大众媒体应当建立健全有效的传媒内部自律机制, 内化记者的职业角色, 强化责任意识。作为传播者, 自身要具有强烈的道德情感、正义感和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 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也应主动选择积极有益的言语传播内容, 自觉抵制消极庸俗的言语行为, 从而实现传播过程的良性互动和整个社会的有效沟通。对于不道德的传媒语言, 受众应当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人翁意识, 及时向传播媒体反馈意见, 给予评价, 以外在的反作用力迫使其修正和调整。同时全社会要为之提供一个文明先进的社会环境。社会中的道德失范现象是媒体语言道德失范的前提, 整治和优化社会道德环境对于提高大众媒体语言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 不断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度, 加大行政部门的监管力度, 以其特有的强制干预性, 为纯洁、健康的大众媒体语言环境提供一个外在的保障。由此从根本上实现自律和他律的有效结合, 不断加强和完善媒体语言的规范化, 最终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良好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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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语言 篇2
小学生孝敬父母道德教育的内容语言教育论文
小学生思想品德课学习不良心态及对策小学的思想品德课,是小学生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阵地。但由于教师、学生的主客观不利因素的影响,造成学生逆反心理,产生了对思想品德课的不良学习心态;具本表现如下:
(1)消极型的学习心态。这些学生在学习中,存在态度定势,缺乏信心,心态过分紧张,处于一种被动的学习状态。他们学习积极性不高,不愿动脑筋;没有耐力,其情感、思维、求知欲等心理状态都处于薄弱状态;缺乏学习动力,学习目的不明确;学习成绩低劣。(2)淡漠型的学习心态。这类学生表现为学习态度和学习动机不明确,学习兴趣不浓没有意志力,思维消极定势,缺乏灵活性;依赖教师支配,其心理状态陷于固定看法,情感淡漠;认识模糊。
(3)消遣型的学习心态。这类学生主要特征是兴奋好动。学习中不能认真思考课文中的观点,而是各个环节跳跃,活动过多,激奋冲动,注意短暂,思维无定势,缺乏意志力。
(4)沉闷型的学习心态。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对学习思品课感到沉重而烦闷,没有积极参与的心理,对课文观点是似而非;由于感性经验缺乏,学习感到困难,其心理状态处于矛盾之中。分析以上小学生不良学习心态的原因,主要是:教师对思想品德课教学不重视;教学方法单调呆板,不符合认识活动的规律;传授知识单性,教学内容枯燥无味,缺少情感心理因素;教师的能力低弱,对复杂多变的教学动态,不能应急驾驭;(5)来自学生主观方面的问题,如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重视语文、教学等学科,而忽视思品学习等原因,造成学生被动学习和厌烦学习的心理态。综上所述,我们采取的对策是:
(1)教师要理解教材,把握教学要求。面对学生复杂学习心理,教师必须认真钻研教材,把握教材的中心观点、基本思想、基本知识,使认识角度与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融为一体;教学时,选用最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例证,使儿童的认识结构和教学结构融为一体;对于难点要采取前有孕伏,减缓坡度,螺旋上升的办法,既重视直接感知,又注意从已知推出未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心理。
道德语言 篇3
1“键盘侠”语言失范现象研究
“侠”字的汉语解释为:仗着自己的力量帮助被欺侮者的人或行为。何为“键盘侠”?即那些在网络上以键盘为武器, 以神回复为匕首, 扎根于各大热门回复和网络段子的人, 这类人往往脱离人群, 独自使用电脑、手机等媒介, 凭借自己的道德观和喜好对网络热点问题或人物进行评价和声讨。其正面影响在于对社会不公现象起到一定的舆论监督作用, 负面影响则是很容易“剑走偏锋”, 在隐匿无拘束的网络环境中, 撕裂自己的人格, 任人性中的丑恶与自私野蛮生长, 把个人内心的某种不满化为过激言论攻击被评论者至其身心受到伤害。“键盘侠”的言语失范造成网络道德的沦陷, 也阻碍了网络文明的发展。
1.1“键盘侠”语言失范的具体表现
据观察了解, “键盘侠”语言失范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1.1 挖苦、讽刺被评论者
有的“键盘侠”身披“匿名”的隐身衣, 在热点新闻或网络红人微博下无所顾忌的发表许多挖苦、讽刺言论。例如, 网络红人凤姐的微博下经常出现一些网民对其容貌的冷嘲热讽, 名为“潘多拉253”的网民在其微博下调侃:“凤姐已和她身在重庆的父母失散多年, 因为她早已丑出天际”, “乐逗的心”@凤姐:“丑人永远都是贱人, 就算经济危机了, 你也贵不了。”众多挖苦嘲弄的评论, 导致当事人凤姐在若干年后的一次访谈中仍心有余悸的说“我的长相一直被人恶意评论, 中国网民对不起我!”虽然她措辞“中国网民”有点以偏概全, 但也可见中伤她的人数之多及对她心灵伤害之深。
1.1.2 制造谣言对被评论者进行人身攻击
有些“键盘侠”或因受利益的趋势或因单纯的喜好在社交平台上像写小说一样杜撰艺人的不实消息, 诽谤其名誉, 俗称“网络黑子”。2015年, 邓姓男艺人因不堪长期被“出轨”言论所困扰, 获得妻子支持后将几个主要谣言制造这告上法庭并索赔名誉损失费。
1.1.3 对评论者进行道德绑架
某些“键盘侠”喜欢将自己的主观意识作为道德评判标准来衡量他人行为, 严重缺乏客观依据, 一旦被关注者的行为不在“键盘侠”的期许范围内, 便会被扣上“无人性”、“没爱心”、“不仁义”的帽子, 用伪道德束缚他人。理智的人都明白, 绝不应该用是否发表悼念微博来评价他们友情的真伪, 因为真正的悲伤或许已积压在当事人心中,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可网络中却随处充斥着类似这样的道德绑架。
1.1.4 诅咒谩骂被评论者
网有以匿名身份在明星微博下进行诅咒和谩骂的行为层出不穷。例如, 陶姓女艺人在自己的微博中晒出刚出生女儿的相片, 原本是想与粉丝分享喜悦, 却因其曾在某影视作品中扮演过坏人而被名为“那些年我们吃过的小馄饨”的网友谩骂“你这个毒辣女人一直加害甄嬛, 感觉你女儿没有好下场”, 这种诅咒新生儿的恶劣行为冲破了一位母亲的容忍底线, 于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她在微博中与网友对骂, 后来加入其中的网民分为两派, 一派主张人戏分离的网友支持该艺人“以暴制暴”, 另一派沉浸在角色中的网民则加入到谩骂诅咒的行列中, 据统计, 该篇微博的留言数量达到74900多条, 可见“键盘侠”语言失范给受众带来的伤害和社会影响力都不容小视。
1.2“键盘侠”语言失范的危害
1.2.1 给被评论者造成伤害
毫无疑问, 网民的语言失范行为总是带有不同程度的调侃或恶意, 让被评论者看到留言时会产生自尊心被践踏、名誉被中伤的感觉, 对当事人身心健康都造成了伤害, 情节严重者更因为网民漫无边际的诅咒和谩骂而患上心理疾病。
1.2.2 污染网络生态环境
计算机网络是人类的“第二生存环境”, 人们都期许在一个良好的生存状态下上网, 但“键盘侠”的言语失范行为却成为污染网络生态环境的“泥石流”。无节制的中伤、谩骂、诅咒、造谣, 让这一虚拟空间到处充斥着愤怒、悲伤、仇恨和暴力, 如不加以规制久而久之到处充斥负能量, 人们的网络漫游就好比行走在一个垃圾场。
1.2.3 影响国家形象
网络是一扇窗口, 我们通过它了解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也从这扇窗口来了解我们。网络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一个国家的网络环境是否和谐、网络文化是否高雅, 直接影响国家形象。设想, 当国际友人打开某一国家的某一网页, 上面充斥着相互撕扯、践踏人格、诅咒谩骂的失范言语, 阅读者是否会觉得该国家是一个不团结、国民素质低劣的国度呢?网络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 信息流通快速而深远, 网民的语言失范很很容易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2 网民道德自律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 网民语言失范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 要对其加以矫正可以通过网络实名制、法律规约等方式进行, 但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一旦网络中出现他律规约的真空地带, “键盘侠”依然会大展拳脚, 语出惊人。结合他律的规约, 网络语言失范问题好应该重点依靠网民的道德自律。
2.1 网民道德自律的意义
老子曰:“天下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网络中, “键盘侠”的妄言妄语, 是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的恶劣行为, 急需依靠道德的力量来修正, 而康德认为道德本质上是自律的, 而不是他律的, 道德不能从人的本质以外的原因中去寻找, 而必须在人自身中去寻找, 这样才能找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 才有可能承认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本身的价值而突出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本质,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提高网民的道德素质并进行道德自律是修正其语言失范行为的出发点, 也是归属点。
2.2 网民道德自律的方法
2.2.1 加强道德认知的学习
“键盘侠”构成语言失范的原因有许多, 比如当事人人格分裂、对社会不满、泛道德主义等, 其中泛道德现象最为严重, 在网络评论中“键盘侠”总是借“维护正义”为名, 用粗鲁、暴力的语言去讨伐他们认为不道德的人或事, 他们惟道德是论, 以几乎扭曲的道德观惩戒着他们心中的一切不满, 网络环境因此而缺乏宽容、缺乏诚信、缺乏和谐。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道德”的理解不够, 由此可见网民自身加强道德认知的学习尤为必要, 通过学习道德的含义、道德评价标准等知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杜绝过激言论, 不跟风、不盲从, 明辨是非, 不将自己的负能量融合到网络评论中。
2.2.2 坚持慎独原则
“慎独”, 是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 凭着高度自觉, 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行动, 而不做任何有违道德信念、做人原则之事。网络的隐匿性让网民的绝大多数行为避开了他律的规约, “键盘侠”言语的肆无忌惮正是依仗这种“管不了”“不好管”的网络环境现状。诚然, 要想规约“键盘侠”的语言失范行为, 必须加大法律监管力度、扩大实名制范围。但要从根源上杜绝这一现象, 净化网络环境, 最有效和最彻底的办法还是要加强网民的道德自律意识, 真正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慎独慎言。
摘要:网络的隐匿性滋养着一支庞大的“键盘侠”队伍, 他们用失范的语言在各种社交平台发表言论, 极其暴力的宣泄对他人或事物的不满, 给被评论者造成极大伤害的同时也严重的污染了网络环境, 甚至影响国家形象。对于这种不良现象, 加强他律的规约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而网民的道德自律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键盘侠,语言失范,道德自律
参考文献
[1]杜晓.键盘侠[N].北京:晚报文萃, 2014-17.
[2]唐一之.李论.网络生态危机与网络生态伦理初探[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 (6) .
语言交际中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 篇4
人们的一部分语言交流是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日常信息交换。同时, 还有相当一部分语言交流是在利益冲突中进行的。利益的冲突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 从而影响信息传递和语言交流。影响之一就是逆向选择。逆向选择又称不利选择, 是指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利用对方对信息的无知而隐藏相关信息, 获取额外利益, 客观上导致不合理的社会行为结果。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无商不奸”。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商人都是不讲诚信和欺骗消费者。商人们充分了解自己的商品品质、性能和成本, 而消费者在这方面又处于劣势。其中一些商人就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向消费者传递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息, 尽量多赚钱。最终的结果是消费者倾向于认为所有的商人都是奸的。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例如少数政府官员出于各种考虑而虚报产值, 夸大政绩, 或隐瞒问题, 促使很多人倾向于认为政府官员所说的话都不可信, 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受到了影响;由于很多非法广告存在误导信息, 一些人就怀疑广告的真实性;由于掏钱就可以买到各种荣誉证书、标牌和质量认证, 人们就倾向于认为所有此类证书和标牌的可信度存在疑问。
在社会活动开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
社会生活是人与人之间各种复杂利益的综合。利益的冲突往往导致人们社会行为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 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有时不惜损害对方的利益的现象便会发生。语言交流受人们思维状态的支配。利益的冲突会造成语言交流中信息传递的不畅或不正常状态。逆向选择具体体现在语言交流中, 就是首先有一部分人出于自己的利益, 在语言交流中传达误导性信息, 甚至虚假、错误信息, 或隐藏于己不利的信息, 从而影响其他人的理性决策, 造成利益损害, 然后人们倾向于怀疑所有通过这种途径所传达的信息, 从而冲击人们的互信关系,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见人只说三分话, 不可全掏一片心”。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假定——“经济人”。“经济人”是指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合乎理性, 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 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求和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经济人”的核心是利己主义。按照“经济人”的假定, 人在经济活动中总受个人利益或利己心所驱使, 总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利己主义不一定完全是自私自利, 或损人利己。有理性的人的行为可能有多种动机, 获取经济利益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人有理想、感情、荣誉感、正义感, 这些都驱使人们去从事各种活动, 包括经济活动。在复杂的社会活动中, 社会主体的动机具有多重性。在特定条件下, 这些非经济动机引导着社会主体选择一种与自己的私利并不吻合的行为目标, 有时甚至会将对私利的放弃看成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人是“经济人”与“伦理人”的综合。但即使如此, 利己或私利仍然会支配相当一部分人的行为, 他们会利用各种便利条件和资源, 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收益最大;二是成本或损害最小。
经济学中用于说明逆向选择的最有名的例子是阿克劳夫的旧市场模型。在旧车市场上, 逆向选择问题来自于买、卖双方有关车的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卖车者知道旧车的性能、质量, 而不知道买主支付的价格。买主正好相反, 只知道车的平均质量。质量较好的车和较次的车一同出现在市场上, 结果是买主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平均价格。这显然意味着一部分质量好的车的价值被低估。如果价格过低, 质量、性能好的车就会退出市场交易。这样市场上的车辆质量会相应下降, 从而使更多的优质车的卖主退出市场。结果只有劣质车才能成交, 甚至交易终止。这是一种典型市场的逆向选择, 也就是货币银行学中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二、从囚徒困境看语言理性——道德风险及其纠治
语言是一种现实的意识, 是思想外在化的直接体现。人们的思维理性直接控制着人们的行动, 包括语言交际活动。既使是最随意的日常对话, 也体现着一定的目的性、逻辑性, 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语言理性受制于思维理性, 而理性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信息掌握量和精确度的影响。
道德风险, 也称道德危机或败德行为, 是指在社会交际中, 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自身利益而故意隐藏相关信息, 对另一方造成损害的行为。道德风险的根源还是利己主义和私利的存在, 其原因在于私人信息和监督成本导致人们的机会主义倾向。道德风险具体反映在语言交流中, 就是在利益相冲突的社会交际中, 一方利用自己的私人信息, 在语言交流中故意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或只传递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从而影响对方的理性决策, 造成利益损害。逆向选择发生在社会交际开始之前, 而道德风险则是由于社会交际开始后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
我们首先重点分析一下“囚徒困境”所体现出来的语言理性及道德风险的形成过程。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一个著名的模型, 它讲的是,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 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 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 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 各判二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 坦白的放出去, 抵赖的判五年。
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 不管同伙选择什么, 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 不坦白的话判一年, 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二年, 不坦白的话判五年, 坦白还是比不坦白好。结果, 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 各判刑二年。
“囚徒困境”充分说明了语言交流中的理性。形成这样一个结果的关键在于两个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双方都无法观察和掌握对方的行动和所有相关信息。如果两人之间可以传递信息并相互串供, 两个人都拒不招供, 各判一年, 显然要比都判二年刑好。但这个经济学上所说的帕累托改进无法实现, 因为它不满足个人理性的要求, (抵赖, 抵赖) 不是纳什均衡。换个角度看既使两个人在被警察抓住之前订立一个攻守同盟 (死不坦白) , 这个攻守同盟也靠不住, 在缺乏严厉惩罚的情况下, 没有人有积极性遵守这个协定。“囚徒困境”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这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 这被称为囚徒悖论。
我们可以把“囚徒困境”推而广之, 来研究一下社会语言交际中说真话和说假话中的语言理性。我们生活中常见各种小广告夸大宣传, 误导消费者的现象;被人们贬为时弊的“官出数字, 数字出官”——政绩造假现象也屡见不鲜。这其中也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成本与收益的理性决策, 从而影响语言交际的问题。
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对策模型, 设局中人甲、乙两个企业 (部门, 个人) , 每个企业面对上级或社会公众时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说真话和说假话。如果约束软化, 当一个企业说真话, 一个企业说假话时, 说真话的企业可获利很小, 说假话的企业则获利很大;当两个企业都说真话或假话时, 可获居中利益。这种假设在生活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一些官员费尽心机, 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 无非是制造政绩, 博得上级赞赏, 以获得升迁的机会;一些企业不择手段, 或财务数据弄虚作假, 或在广告中夸大宣传, 以侵蚀国家或他人的利益。“说假话”自然有一定风险, 但它的潜在利益也是巨大的, 否则我们也就观察不到说假行为的蔓延之势了。反过来说, 当“说假话”成为普遍选择时, 可获利益随之迅速扩散也就减少了。
如果不存在严厉的惩罚和严密、规范的制度的话, 作为局中人, 甲进行策略选择时, 如果乙说真话, 则甲说假话比说真话多获利3单位;如果乙说假话, 则甲说假话比说真话多获利2个单位。无论局中人乙选择何种策略, 局中人甲说假话都比说真话获利大, 因此从个人理性出发, 甲必然选择说假话。同理, 乙的选择也是如此。结果大家都倾向于说假话, 于是弄虚作假在社会上盛行。显然这种策略的选择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个人理性与集体公平、公正的准则发生了矛盾, 出现了前面所说的“囚徒悖论”。那么现实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是否真的不相容?个人利益的增加必须以集体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呢?解决问题的症结还必须从“囚徒悖论”模型的条件入手。实际上, 在该模型中, 如果改变法院的判决规则为:若两个囚犯都不承认, 则各判处2年徒刑;若两个罪犯都坦白, 则各判罚6个月监禁 (一个坦白, 一个抗拒的判罚情况不变) , 那么两个囚犯从个人理性出发, 仍然都会选择“坦白”的策略, 但此时“悖论”并不存在。因此, “悖论”存在的原因在于“判决规则不合理”, 其本身存在悖论 (不坦白判罚轻, 坦白了反而判罚重) , 而不是对策导致悖论。可见, 在博弈格局中, 博弈规则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 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局中人的策略选择。所谓的博弈失败, 究其根源, 与制度的设置有关。走出“囚徒困境”, 寻求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善。具体到语言交际中说假话的问题, 这是在一定的博弈规则下做出的选择, 片面地否定利益主体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 对他们选择说假话的最优策略严加指责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改变并完善制度设置, 使说真话的主体比说假话的主体所获利益多得多, 多说真话的主体所获得的利益要大于少说真话的主体所获得的利益, 同时使说假话的主体不一定获得高收益并承担高风险, 则博弈的结果必然以 (说真话, 说真话) 为最优策略集。故在人们的语言交际中, 是否存在一个严密、规范的奖惩制度是解决人与人之间“说谎”或“不诚信”问题关键。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是健全的法律体系, 高效率的执法部门规范、完整的规章制度, 行之有效的道德约束。
但如果说假现象大范围存在, 执法部门只能疲于应付, 缺乏查假效率, 或者执法部门查假成本过大——如是否能取得上级部门的有效支持、相关部门协同难度大、执法部门自身的得失、执法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是否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 或者道德约束软化等等原因存在, 制度性安排的效率和持久性就会大受影响, 如质量打假、查禁违法小广告、审查统计数字造假只能以严打和集中治理的形式定期进行, 再加上日常生活中道德约束软化, 都会使说假者付出高代价的可能性仅有1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语言交际主体必然进行利益权衡从而选择说假话。其支付如下
说假话未查出收益 6 概率 90%
说假话被查出收益 -7 概率 10%
说真话被发现收益 4 概率 10%
说真话未被发现收益 +1 概率 90%
此时交际主体进行策略选择时必然要比较两个加权值。
4×10%+1×0.9=1.3
-7×10%+6×0.9=4.7
利益比较的结果交际主体仍然会选择说假话。因此要提高社会的诚信水平,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信, 减少欺诈、说谎现象, 就必须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 健全法律体系, 严密规章制度和完善制度建设, 提高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 从而增加说谎的风险和成本, 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发生的漏洞和机会。
摘要:思维理性决定着语言的理性。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的存在, 语言交际中的逆向选择由此而生。借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语言交际:可了解逆向选择的成因;从囚徒困境引申出语言交际中的说假问题。并得出结论:制度的完善是杜绝说假的关键。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语言交际,逆向选择,道德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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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语言 篇5
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特别是网络语言是一种基于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讯技术产生的特殊文化载体,传统媒体中语言大都经由编辑编审或相关部门审核,对语言和相关内容有一定标准要求。而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在极大促进信息交流和共享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青年学生追求时尚,乐于创造,希望通过网上的交流显示自己标新立异的个性,在语言的运用中求新、求异、求变,甚至以创造出一些怪异的词语和符号获得群体认同为荣。有些缩略语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很快成为风靡网上的程式化表达。网络语言的前卫和叛逆标示了当代网络族群与传统文化的含蓄、严谨和精致相疏离的趋势。而新媒体环境下滋生的一些问题更是不可小觑。作为开放性、互动性、自由性极强的网络传媒,同样也成了语言道德失范的前沿阵地。由于传播者具有隐匿性和众多传播者缺乏素养的原因,各种不道德言语行为也漫步于网络空间中。一些色情网站语言肮脏下流,诱惑网民误入歧途;一些网站炮制各种耸人听闻的虚假信息,BBS中网友之间的互骂互损成风,虚假恶俗的广告泛滥;某些个人博客里宣扬主观、偏激、甚至是反动的言论;许多视频为了吸引眼球,不惜大肆侮辱别人的人格尊严,或者大报他人隐私,各种哗众取宠的恶搞使得媒体应有的严肃性荡然无存。
新媒体环境下丛生了许多崇洋、西化的表达和阐释,它们强化了青少年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认同与崇拜,加剧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价值观利用新媒体的形象性、直观性与生动性对大学生群体造成重大影响。思想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大学生对良莠不齐的外来文化往往缺乏甄别能力,而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传媒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故意歪曲、夸大事实、混淆视听,如果涉世不深的大学生盲目地相信其中所鼓吹的某些虚幻自由,就会丧失对“自我”、“自由”与“偶像”真正含义的正确理解,从而导致生活道德和习俗的失范,先是盲听盲信,继而盲目崇拜外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一味排斥抵制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德,造成信念与信仰上的混乱和迷失。总体说来,大学生群体自制能力弱,猎奇心强,缺乏辨识真伪的能力,容易受到误导而误入歧途。这种情况下,加强大学生语言道德建设就成为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崭新课题。
笔者认为,针对目前新媒体环境下复杂的语言形势和双刃剑般的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社会,学校,家长和教育者都有责任和义务关注大学生的语言思想道德建设。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甚至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道德问题。由于新媒体传播的特性,如果使用硬性约束或者强制规定的手段去管理,显然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我们认为,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提出有实际价值的,能多方位、多角度加强大学生语言道德建设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有效策略。
第一,社会: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一个健康向上的大学生网络环境必然需要一个和谐稳定和健康进步的现实社会作为其发展基础。《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第六部分中明确写道:“计算机互联网作为开放式信息传播和交流工具,是思想道德建设的新阵地。要加大网上正面宣传和管理工作的力度,鼓励发布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防止反动、迷信、淫秽、庸俗等不良内容通过网络传播。要引导网络机构和广大网民增强网络道德意识,共同建设网络文明。”我们应该大力加强语言文明建设的宣传工作,对公众进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教育,强化大学生的语言文化知识,提高大学生的语言道德素质。
第二,学校:加强学校德育,强化语言道德建设。
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要面对信息革命的新形势,在各领域加强对新媒体环境下伦理和道德的研究,多角度对学生进行新媒体环境下的道德教育。学校和老师应该正确引导学生的上网行为:指导学生利用网络学习和提高素质,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积极维护网络安全,不得恶意破坏网络秩序,不沉溺虚拟网络世界漫无目的的聊天,交友等。要使大学生明确,新媒体环境中的行为,如网络交流中的语言行为也是自身行为的一部分,自己要为自己在媒体环境中的语言负责,网络语言不文明就是自身不文明等观念。学校应该重视新形势下新媒体素养教育,通过组织讲座或开设选修课,普及新媒体知识,强化学生的媒体道德意识和法制观念,促使大学生树立自律意识和正确的新媒体观念,努力营造健康向上、活泼生动的校园氛围。
第三,家庭:净化家庭语言道德环境,家长应以身作则,正确引导。
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无可替代的角色。某些大学生可能在制度化管理的学校生活中,行为举止规范有形,但是寒暑假回到家中,因缺乏自律,缺乏家长监管,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在网络世界里甚至成为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里好学生形象的不文明角色。家长应密切关注孩子的上网内容,要严肃告之网络语言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引导孩子利用健康有益的数字资源学习和提高,坚决制止孩子的不文明语言行为,教育孩子为自己的言语行为负责。
第四,法规: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网络语言道德规范和相关法律文件。
针对青少年网络道德建设,国务院、团中央等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了多部公约和规范等,这些文件对于青少年网络道德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语言使用规范,笔者认为应该制定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性文件或法律,要求大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按照语言道德准则和规范进行媒体语言交际,从而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第五,行业:倡导媒体加强行业自律。
新媒体应该成为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阵地,应倡导营造积极向上、和谐文明的舆论氛围,抵制与社会公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相背离的不良信息,营造媒体的文明新风。我们认为倡导新媒体行业加强自我约束,实现行业自律,对于营造良好的新环境来说至关重要。新媒体行业还应该引进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对信息进行严格的过滤,对于不健康的、黄色的、非法的、低级趣味等等不良语言信息进行有效过滤,应带头规范地使用规范语言,提高从业人员网络语言素养,加强道德建设。信息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网络、手机等的信息监管,履行社会责任。从源头上净化媒体环境,为社会提供积极健康的数字信息和服务。
第六,个人:大学生语言道德素质的自我提高和行为的自我约束。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自省、改过、慎独等都非常重视,所谓的“日三省吾身”、“过则勿惮改”、“君子慎其独”,这些思想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在新媒体环境中,大学生应该自觉地养成自律、自省的意识和知耻改过的观念,明辨是非,知行合一,言语规范,慎独律己,文明上网,在新媒体环境中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和个人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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