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变革（共12篇）
现代化变革 篇1
摘要：社会制度结构及其功能的革命性变迁, 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与之相适宜的制度框架。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实现了制度变革的结构性突破, 建构了支撑现代化变革的体制与组织架构;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则表明中国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社会激励结构。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检视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及社会根源。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进程,制度变革,现代化
社会制度是制约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 制度创新往往可以在短期内极大地改变社会的面貌。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有利于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社会制度架构。
一、制度变革促进现代化
社会制度结构的变革, 既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重要根源。社会制度是制约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因素。在一定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 制度的改进与创新, 往往可以在短期内极大地改变社会的面貌。
在一定意义上说, 一部文明史, 就是一部社会制度的变革史。社会制度的每一次有效的创新, 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文明成果。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每一次质的飞跃, 无不以社会制度结构的革命性突破为前提。现代工业文明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张, 其最直接的社会动力正是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变革。
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被归纳为器物变革、制度变革、文化变革。三种模式的更替就其实质而言, 反映的是国人对于现代化丰富的社会变革内涵认识的逐步深入。从宏观的角度讲, 近代以来, 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 就是建立现代化的社会制度框架问题。无论是百日维新、辛亥革命, 还是北伐战争;无论是国共两党之争、八年抗战, 还是改革开放, 根本问题都是尝试建构有利于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社会制度架构。
二、从晚清到民国
近代中国的悲剧在于, 现代化的启动之日, 便是社会秩序的全面瓦解之时。由于缺乏一个稳固而强有力的权威体系, 政府始终难以发挥它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应有的作用, 难以有效地规划、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 现代化建设的有限资源几乎为内战与外强的掠夺而消耗殆尽。
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 尽管有过洋务自强运动, 戊戌变法, 以及所谓的筹备立宪之举, 但始终没有能形成一个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体系。控制国家政政治治权权力力的的满满清清皇皇朝朝统统治治阶阶层层缺缺乏乏进进行行现现代代性性变变革革的的意意识。在这种政治格局中推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并取得成功, 自然是很难想象的。
接下来的辛亥革命, 在制度变革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严格地讲, 辛亥革命的胜利只局限在“破”的意义上。它瓦解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政治体系, 却无法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权威体系。随后出现的军阀混战, 反而使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变得更为暗淡。
北伐胜利以后国民党建立了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 表面上一度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政治秩序, 但这一政权对外无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对内则不惜将社会资源大部耗费于“剿共”和派系争斗, 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上。结果, 在其统治大陆期间, 中国既没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和单一的国内市场, 更没有能筹划、组织和实施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集中与计划时期
从世界范围来看, 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现代化变革的国家, 无不是以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与统一的国内市场作为现代化的起点的。而近代中国未能通过有效的社会制度变革, 建立起一个支撑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制度框架, 这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项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 使中央政府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权威与效能。借助强大而普遍的政治权威, 以及计划体制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国家集中社会资源在现代化建设的一些关键性环节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为全面推进各项现代化事业奠定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但是, 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成为社会动员, 以及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基本方式。五十年代后期以来, 由于一连串重大决策的失误, 中国现代化进程再次陷入了困顿局面, 以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 整个社会变迁反而从根本上背离了现代化的方向。
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计划体制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体系所积累的种种弊端, 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障碍。现代化建设严重忽视了法治建设, 向法理型权威体系转型的进程被延宕甚至中断, 各种社会制度安排的法律化程度很低, 现代化进程一再因人为因素的作用而发生中断和逆转。
四、改革年代的创新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现代化建设被重新确定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 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代中国最紧迫的现实课题。
在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前提下, 我国牢固地确立了实现现代化在整个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逐步健全与完善, 为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规范化的制度支撑。这是制度变革与创新给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深刻变化。
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创新, 为广大人民群众从事创新性的现代化变革事业确立了一个自主性的空间, 极大地释放和调动了人民群众从事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为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 并由此而铸就了现代化变迁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
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制度体系, 引发了社会制度结构的一场重大裂变,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 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 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变迁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最直接的制度根源。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制度革命。一系列变革与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外部制度环境和内在运行机制, 初步形成了一个推动现代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社会激励结构, 激发和调动了社会变迁与发展的巨大内在活力, 使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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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变革 篇2
现代信息技术由影响教育观念到影响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而影响到教学教育的整个系统，使学校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以校办为核心，学校教务处、后勤处、政教处等各个部分组成的综合体转化为一个以信息网络为支持结构，由教学活动、学校管理、信息资源、课外教育、信息网络等子系统构成的多功能的信息系统，将学校的基本功能和外延功能融为一体。目前，由于我国的信息技术及其在教育中的运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存在地区间资源配置的不平衡;软件研发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学生尤其是青少年上网行为难以控制性;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对网络的应用存在能力和学科的限制等方面的不完善。而传统教育也不是一无是处，也有自身的许多优点，如教学的计划性、目的性、组织性、针对性较强;注重对青少年进行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师生面对面交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可以将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学生潜移默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现代信息技术对教育的深远影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影响还会继续扩大和深化。未来的教育变革我们无法预料，那么如何将传统教育的优点与现代信息技术的长处整和起来，寻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
着手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金勇.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J].现代情报，(4)
现代出版与近世变革 篇3
记载这件事的毕昇同时代人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曾亲眼见到活字实物和所印书籍，并且他的家族收藏了这些物品，可惜这两样出版史上的重要证物都未曾流传下来，为后世的认定添加了困难和争议。
鲁迅在杂文《电的利弊》中，曾拿国人最引以为豪之四大发明中火药和指南针的实际运用，来揶揄华夏数千年文明特色：“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笔锋所及，讽刺入骨，还捎带上了当时流行的鸦片。不过他却饶过了造纸和印刷两术，在书籍的出版和流布方面，千载以降，郁郁乎文，这个国家并无愧色，只不过近代工业化趋势临近之时，我们并未抓住历史机遇，将这些文明的成果及时转化为适应技术革新之原动力，而依旧耽于农业文明田园牧歌般的幻想之中，以至于落后世界浩荡之潮流。
印刷是书籍出版的必要条件，无印刷即谈不上出版，至多算是（手抄）流通。出版在汉语语境下，曾写作“出板”（“板”就是雕版），这个词鲜明地昭示了书籍出版和印刷的关系。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叶梦得在他的笔记《石林燕语》中，首次提出雕版印刷起源于唐代，而庆元年间（1195年～1200年）间王明清的《挥鏖余话》则认为雕版印刷应起源于五代时期，元代至元年间（1264年～1294年）王幼学的《纲目集览》则别出心裁，认为雕版印刷起源于东汉。不过无论起源多早，这项技术或印儒释道经典，或印文人别集，或印县志历书，皆深耕于农业文明土壤，总无缘于工业化潮流和现代性症候，以至于历史行至晚清民国，我们还得从欧洲进口现代印刷技术，方才有了几十年出版业的大繁荣。
源于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欧洲现代出版业，是否曾受到中国流传出去的印刷术影响，迄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古登堡在德国印出《拉丁文文法》和《四十二行本圣经》（即后世藏书界视为天物的“古登堡圣经”）的15世纪中叶（随后的半个世纪，这种带有机械化色彩的铅活字印刷术风靡了整个德意志），在华夏大地正值大明景泰年间，帝国忙于与外族的战事及内部权力的争斗，更无暇顾及早已有之的印刷术在技术上的更新。个中曲折，固然因活字印刷技术更适用于使用区区二十几个拉丁字母的欧洲国家而非数以万计不同汉字的中国，华夏民族重德行而轻智巧与技术的习惯也是造就这种局面的一大因素。
到16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在欧洲得到普及，这种机器印刷的书籍比手抄本的成本降低了几百倍，印刷工人的效率比手抄者的效率提高了近千倍，以至于在短短半个世纪内，欧洲出版的机印书多达八百万册。美国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有一册《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将活字印刷术作为欧洲近代史的重要动因之一，将之与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等事件联系起来，认为印刷术掀起的传播革命对近现代的欧洲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的译者何道宽提示我们注意古登堡印刷术所带来的以下成果：伊拉斯谟校订出版了拉丁文《圣经》和希腊文《新约圣经》；马丁·路德出版德语《圣经》及发布了《九十五条论纲》；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借助现代印刷术传遍欧洲的每一个文明角落；哥白尼的新天文学、维萨里的新解剖学、培根的实验科学、伽利略的物理学、牛顿的力学、马兰·梅森的新哲学等近代科学的基石借助新印刷术的东风所获得的巨大传播。这些所有的准备，都为呼之欲出的启蒙运动廓清了道路，使人类迎来近世与现代的黎明。
值得我们思之再三的是，为什么曾有繁荣的古典出版业与成熟的雕版印刷术的中国，到了近世，却需要远渡重洋取回欧洲的新技术来“师夷长技以制夷”？
现代化变革 篇4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宣告成立, 并在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统一。政府为达到集权式的统治制度, 其首要任务就是对民间组织实施调控。北洋军阀混战时期, 政府认定旧的商会中存在很多隐患而欲将其取缔, 政府所扶持的商会在其中也起到推动的作用。因此, 于民国“新政”中所建立的商会组织, 就有被政府所取缔的危险, 而商会则需要从两方面来力争生存权利。首先, 是联络社会中的上层资产阶级来反对政府取缔商会的行为;其次, 商会还要认真检讨自身组织行为的不足之处, 并予以改善。
商会必须将生存之道当成头等大事, 因此就一定要避免各自为战的情况发生, 须得振兴民国之初成立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 (简称商联会) [1]113, 将商联会作为全国商会的总领务, 以总领务的身份与政府交涉, 还要在商联会的指导下对全国各级商会进行整改。
商联会原本就是于民初时期建立的商会机构, 成立于20世纪初期。当时的各地区商会都很清楚, 唯有建立全国性机构, 自身的生存权利才能得以保障, 也唯有此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1909年, 响应外洋华商商会所发起的商联会由此成立, 不过确未能如愿。1912年, 上海筹办了首届全国商联会代表大会, 由此宣告商联总会正式成立。商联会对其成员有着十分详细的界定, 最终目的就是谋求国家经济的顺利发展, 其成员就是联络的全国各地商会组织。代表大会首先宣布:“商联会完全是由全国各地区商会所组成, 对外要维护商会利益, 伸张正义, 对内则要振兴全国工商各界, 反对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 这就作为全国工商界的最高法团”。
因为当时的商联会还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因此, 上海、闸北、南市等许多商会都提出了改制“中华全国商联会”的口号[2]356, 团结各级组织, 以谋求自身利益不被损害。1925年, 苏州商会召集了全国各地区商会领导的统一会议, 以期成立国家商会联合会, 从此, 全国商联会也得以重新建立。
第一, 商联会重新起草了组织要义, 将“谋求共同利益, 消除共同痛苦”作为明确宗旨来实施。简介中还明确了商联会的具体宗旨:“本商会为顺利时代需求, 应对日益窘迫的商业环境, 拟邀请各地区商会统一来沪, 以共同谋求生存之道”。会议决诣:各商会立刻统一改制, 各地区组织商会全部加入全国商联会。
第二, 会议宣言:采纳全国各地区商会意见, 政府官方所公布的《商会法》和《法规实施细则》都不予承认, 报请政府另行拟定商会法规以及具体实施细则。商会法规颁布之前, 各地商会须得依据之前旧版商会法规以及商联会所提出的商会改制细则办理。正式商会法规的修订须得商联会参与共同拟定, 包括具体的管辖官署制度、关防钤记制度、保护商会制度、公文程式制度等。宗旨要义就是团结全国各地分散的商会, 共同探讨商会的生存之道。
商联会重组以后, 须将各地区商会纳入会员行列, 其商会总部设定为委员制, 并评选出松江商会张公为、南京商会李恒、湖北商会秦学领为常务执行委员, 而苏州商会赵海林评选为执行委员, 陈桥正任命为监察委员。当时的商联会正值特殊时期, 这是由苏州商会所提议重组的全国商业联合组织, 其重组并非是要建立独立的商人机构, 而是要让形同一盘散沙的全国各地商会重新联系起来, 以应对当时异常复杂的政治局势, 以求加强商业组织, 与此同时再对各地区商会进行指导工作, 以此来完善商联会的重组工作。商联会的改制重组, 这不仅是地区社团的现代化行为, 同时也是现代化程度提高的重要体现。全国总商会在发出重整商联会的提议以后, 苏州商会率先实施了重组工作, 将之前的议董制改成委员制。
二、商会经营理念的现代化转变
老祥林商号是苏州商会玉德分会管辖中的农资种业用品经营商户。1928年4月, 乡绅王福远向苏州商会告发其给农民赊欠货物, 而后再以高利剥削。苏州商会将此事在《苏州日报》上曝光, “谓善老祥林等徽帮商号, 加以高利借于农民农作, 于年收成欠佳, 然商号欲以提前收账, 如农户未及时偿还, 许以稻谷、农畜等物抵债, 农户多怨声载道, 本商会对此事具以查实”[3]512。
“以信叙之详情, 加以公呈改正, 藉安商业, 于修以事实”。苏州商会玉德分会还将此事报于州县商会领事韩云业, 再由州县商会上报政府。政府出面作了调解工作:商号不得在年底结账时另行加利, 而农户也须谅解商号经营的难处。农户与商号之间当以相互扶持, 交之利益为先。
商联会与地方商会统一号召将道德修养列为商会头等要务, 他们也了解商人的道德素养普遍不高, 短时间内还无法摆脱传统商人的利益观念。于是, 全国商联会常务委员孙连海 (成都商会主席) 对各地商会的道德品质问题作出细致检讨, 他认为:
首先, 商人的职业道德思想观念非常淡薄, 通常于生意场上以次充好, 尔虞我诈, 不顾名誉, 信用全无。为了能够彻底消灭这些恶习, 各地区商会就该扩大宣传, 让各商号始终贯彻职业道德操守, 对于生意场上的所有交易买卖, 都能够达到至诚待人, 力求货物保质保量, 价格公道, 切勿留有损人利己之心, 久之, 则利益自臻发达。
其次, 商会必须发动全国人民来支持国货, 并抵抗外国列强的经济冲击。国人抵抗外货冲击, 之所以实行困难, 实则是国货无法满足国人百姓使用之需求。中国幅员辽阔, 地大物博, 资源更是应有尽有, 但只因缺乏适当的经营管理策略, 致使货物短缺。在此情形下, 如商号再出现无良问题, 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彻底沦陷。如今想要抵抗外货, 就必须劝导普通工农百姓尽量使用国货。
那么怎样才能让中国商人这种落后经营理念彻底转变?孙连海认为, 一是要派有经验之人赴国外考察, 学习外商的先进经营理念。还需派出具有经商知识专长之人, 赴国外各埠作专项调查, 而且还要在国内设立组织宣传机构, 力求达到知己知彼。二是应大力培养经商之才, 各地区商会应组成团体, 帮扶弱者, 补强虚者, 用团体行为来统一强化经营策略, 这样在与外敌抗衡中才不会吃亏。因此, 商会非但不可解散, 还应由全国商联会主持大局, 并劝告地区商号统一团结, 共同抵御外敌。
商会为改善自身形象也作出了多方努力, 提高商人职业道德素质, 增强商人的经营管理策略[4]79。种种举措也极大的提高了商会自身经营观念的现代化意识, 商会也始终保有强烈的生存竞争意识, 这也为商会今后争取更多权益打下了良好的思想观念基础。
三、商联会运作的困境所在
1927年4月18日, 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商会希望此时可以发挥引领中国现代化改革进程的领袖作用, 但是原本固有的封建思想与西方列强的控制使得商会的正常运作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以淞沪商会为首的南方各地区商会积极推荐上海为商联会总部, 而以北京西城商会为首的北方各地区商会却要将商联会总部设于北京。最终还是采纳了折中方案, 于北京设立商联会总部, 而上海则设立商联会总事务所。同一组织却要设立两个要务部门, 而且还相距千里, 这就对最终的意见统一造成了不利因素。有时, 甚至还要为商联大会的举办地点发生争执。
在参政议政时, 商联会既想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但又必须考虑“在商言商”的立场。既想发挥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领袖作用, 还须以各方利益为先, 始终将商会利益置于参政议政之上, 这就无法让“在商言商”的陈旧思想彻底转变。
更为关键的在于,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商会还遭受到西方列强的经济冲击, 纵使商会有治国之雄才伟略也无以施展。国民政府成立之初, 马上就对以商会为首的各类社会团体实施了限令整改, 其中就包括对淞沪总商会的改制。政府提倡建立工商同业协会, 以此来分化商会的影响力, 甚至希望可以取代商会的地位。之后政府还用立法的形式来对商会加以掌控, 分别颁布了《商会法》与《工商同业公会法》[5]226。其中对于商会成员从政治思想到经营管理方式乃至具体活动范围都规定的十分明确。国民政府对于和商会的从属关系以法律形式作出规定如是“党国政府对依法建立之社会团体, 必大力扶持, 并予以正确指导思想;如有违三民主义, 须得严厉纠正, 使之痛改;如有非法团体存之, 党国政府必制裁之。”至此, 从商会直至同业公会都完全归于国民政府的掌控管理。
总的来讲, 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商会欲意在全国范围内重振商联会, 希望能联合全国商会的力量与各方抗衡, 以争取自身最大的生存空间。组织方面“咸与维新”, 并将过去的“议董制”改为“委员制”, 这就加强了自身的“革命气息”, 在经营理念与思想行为方面也都有所转变, 这也改变了商会过去的封建落后形象。但是商会所固有的封建传统思想以及内部矛盾的存在, 始终无法让其统一思想, 最后还是没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变革的领导者。商会于民国时期现代化变革失败之后又回到了封建传统的商号经营。
摘要：南京在民国期间, 其商会于组织观念的现代化发展方面都有所提升。不过因为商会自身所固有的封建思想甚重, 再加之国家对商会本身的控制行为, 致使商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 因此, 这也成为当时国家现代化变革失败的承担者。
关键词：民国时期,商会,现代化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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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变革 篇5
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对教学模式产生的变革
教学模式主要包括教育体制、教育组织形式和动作规则等主观形态的技术。它体现了知识积累、社会文化传递的渐进性，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既定教育目标的最基本、最有全局意义的方面。
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中心，知识的传递主要靠教师对学生的灌输，作为认知主体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被动状态，其主动性和积极性难以发挥，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也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在以知识为关键要素的信息时代，传统教学模式里培养出来的人难以适应知识翻新速度快、问题出现类型复杂的时代要求。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首先给传统的教育观注入一股清新的空气，教育不再局限于校内，而是以信息网络为传输技术核心，拓展到课外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教育对象也突破青少年的圈子而向中老年延伸，由阶段性教育转变为终身教育，真正实现了“活到老，学到老”；教师借助新式的信息化、多媒体化工具，采用动感的画面和音响效果，栩栩如生地向受教育者传输知识、信息，由传统的线性教学转变为非线性的资源型教学理念。在信息化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采取开放式的教学，只是课堂的管理者、组织者、指挥者，计算机和网络则取而代之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学生不仅是知识、信息的接受者，而且是课堂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教师和学生不再仅是盛水容器，他们还必须具备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创造信息和发布信息的能力，在接受和熟练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还必须具备作为信息时代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为了改变传统模式，国内外的许多教育工作者、教育技术专家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一致认为：发展与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促进教育现代化，关键在于“探索新型的教学模式”。计算机多媒体和互联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新型教育模式的出现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目前，在国内外，基于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教育技术应用大体有以下四
种模式：
1．基于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的“多媒体组合课堂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①教师在课堂中起主导作用，控制教学过程；②现代教学媒体与传统教学媒体有机结合；③通过教学设计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媒体、策划教学过程、进行学习评价。
2．基于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用于课堂教学的“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模式。其特点是：①教学环境是多媒体计算机及依据教学目标设计、反映教学策略的教学软件；②以多媒体的方式显示教学内容；③教学信息按超文本（非线性）方式进行组织，符合人类的联想记忆方式；④具有良好的交互界面，学习者必须通过一系列交互操作来进行学习；⑤以CD－ROM贮存教学信息，信息量大。
3．基于互联网络的“网络教学”模式。其特点是：①提高信息的传播与利用率；②学生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主动地进行学习；③学生能按照自己的进度、自主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学习内容；④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可以平等地通过“协商”进行学习。
4．基于计算机仿真技术的“虚拟现实教学模式”。虚拟现实是多媒体与仿真技术相结合而成的一种交互式人机世界，它可以创造出一种身临其境、完全真实的学习环境。
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对教学内容产生的变革
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与学习革命，其中首当其中的就是教育内容的改革与革命。现代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逐渐普及，极大地扩展了学生的知识来源。信息时代的学生，不仅仅从包括家庭、社会、学校在内的本土文化环境以及书本中吸收知识，而且可通过卫星电视、国际互联网，从跨文化、跨时空的电子信息资源中汲取知识。知识资源的拓展，提供了学生发展的更广阔的天地，也向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使学生在广阔的电子空间中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信息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传统的教育教学中，课程的设置、课时的要求以及授课内容都有严格的规定性，教师按大纲要求备课，按照规定的授课时间授课，课程与课程之间也缺乏交融，每门课的老师基本上只是讲授本门课的知识，使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往往支离破碎，不能达到学科间的交叉和融会贯通。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课时与课程的要求相应较为灵活，教师借助教学支持系统和备课系统，可以采集到各学科的大量相关知识信息，用以支持自己的授课内容，这样不仅大大地丰富和生动了自己授课内容，而且极大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实现了学科知识之间的融合，使学生的知识具有了整体性和连贯性。
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使传统的以纸版等印刷品为主的教材向多样化的信息载体过渡。传统的纸版类印刷教材，虽具有稳定持久、使用方便、容易携带、不需相应设备等优点，但信息传递
单向，不能实现交互；且信息承载量少，也仅能提供抽象的、静态的信息。传统的音像教材，能通过声音和影像信息使真实再现，却需相应的播放设备或受特定播出时间制约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现代信息化教材以CD-ROM教材和Web教材为主，CD-ROM教材包括计算机课件、专业数据库和信息检索系统等，可依靠计算机巨大的存储容量，开发功能强大的软件，兼容了音像教材和纸版教材的功能，不仅能实现真实再现，还能模拟真实过程，使静态信息转化为动态信息，抽象概念形象化。Web教材则可利用Web传播媒体，以最快速度推出新的教材或对现有的教材不断翻新充实。目前越来越多的教材实现了多媒体化，它们不但包括文字和图形，还能呈现声音、动画、录像以及三维图像，通过超媒体链接，使得画面、声音、文字融为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一改过去“活人读死书”的状况，使书本知识变得鲜活起来。
（一）信息时代需要有知识的人才。人类知识财富需要代代相传，传授前人积累的知识仍然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信息社会的知识时效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知识更新的周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短。因此，知识的拥有不仅止于对前人积累的知识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对新知识的更新。
（二）信息社会不但要求会学习的人才，同时还需要具有协作能力的人才。人们通常认为整天与计算机打交道令人失去情感，失去人际协作能力。由此推出信息社会中只需要与机器打交道，不需要感情，不需要人际协作的结论。其实不然，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虽然减少了人际交流的机会，但是并不意味着降低了人际沟通和协作的重要性。如果说工业化中采用机器的结果是以流水线的集体劳作方式代替了个体劳动方式，从而显示人际协作的重要性，那么，信息社会中的遥距模式，是以网络化的更为精密的系统协调代替了流水线式的协调。纪律观念、分工合作观念、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等都是信息社会中的人们必须具备的能力与品质。美国与澳大利亚等国家从小学开始就常出一些题目，分工合作，进行解答，然后教师在小组之间进行评比，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三）信息社会需要身心健康的人才，无论在什么社会，人都必须学会生存。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能够适应环境。因此，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就是适应环境的能力。信息技术加快了整个社会的活动节奏，只有身心健康的人才能在信息社会中生存与发展。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出现的青少年吸毒率、自杀率、犯罪率上升的现象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可见，技术的高度发达可以提高物质文明水平，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建设则非技术之所能及。教育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的人才是教育的时代使命。
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对教学方法产生的变革
一位心理学家认为，知识并不是简单地由教师传递给学生，而是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在大脑中主动地进行建构而形成。信息时代的学习环境，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来源，超文本计算机教学软件和互联网信息系统给学生带来了更多的学习的主动性。信息技术和与其相伴随的学习环境必然带来教学方法上的革命。信息时代的教与学的方法将产生根本的变革。
（一）教师的“讲”变为“导”。曾经有入怀疑信息时代精心设计的多媒体计算机教学软件将会代替教师的角色，其实不然，信息时代教师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角色。但是，教的方法已经有本质上的变革。“教”师应该变为“导”师。工业革命以前，一个人可以通晓百科，一位老师可以包揽从天文地理到人文科技的所有课程，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丰富，出现了分科教学的学校教育。一个人可以成为物理学家、化学家，而通晓百科的通才已经不可能存在了。信息时代，信息与知识的爆炸性膨胀，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避免不断的知识更新，以求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站在讲台上的教师，即使是对着十来岁的小学生，也不一定样样都比学生懂得多。因此，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课应该变为向导式的引导。教师在介绍了基本的知识以后，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进行积极主动的学习与探索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在能力以及丰富的信息资源的作用，达到教学效果的质与量的高水平。
（二）学生的“听”变为“学”。信息时代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创造性。信息时代，教科书与教师不是仅有的知识来源，学生除了从课堂上学习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运用学习的技能，从丰富的学习资源中探索与汲取知识。这种建立在学生兴趣与自觉性上的学习，学生所获得的矢口识将会更力口深刻、巩固。传统的教育方式以课堂教育为主要形式，以教师为教学主导，以文字化的教案为授课内容，进行面对面的正规教学。现代信息技术使之得以创新和发展，在传统的面对面的教学基础上，在象原先那样采用的文字教案的同时，教师开始利用教师备课系统和教学工作支持系统，筛选与授课内容有关的信息制成CAI课件，学生也可自主制作CAI。现代信息技术还使得另一种教育方式——网上远程教育，越来越成为当今网络化时代不可缺少的教育方式。1999年，经国务院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提出“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还明确规定，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有效地发挥现有教育资源的优势，是我国教育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办好大教育的战略措施，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加大建设力度。并首次在浙江大学建立远程教育中心，通过网络进行教学。现代远程教育所采用的授课基本方式有两种：其一是网上异时教学。在这种教学方式下，教材通常被组织成超文本和超媒体链接结构，学生通过网上浏览器获取学习材料进行自学；通过
Internet或其他异步通信工具，向导师提问和与同学讨论；其二是网上实时教学。在这种方式下，师生通过网上视频会议系统、聊天室等同步通信工具来传递教学信息或进行讨论网上远程教学。网上远程教学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上网获取信息，进行学习，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自主性；同时网上远程教学优化配置了网上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扩大了共享面。
四、结束语
现代信息技术由影响教育观念到影响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而影响到教育的整个系统，使学校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以校办为核心，学校教务处、后勤处、政教处等各个构成部分组成的综合体转化为一个以信息网络为支持结构，由教学活动、学校管理、信息资源、课外教育、信息网络等子系统构成的多功能的信息系统，将学校的基本功能和外延功能融为一体。
引领技术变革的现代小卫星 篇6
第一阶段为探索研究阶段，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90年代末期。小卫星开始用于任务单一、系统简单、运行寿命短的科学试验研究、技术演示、教育等任务。探索应用高新技术，特别在小卫星中采用微电子技术和高速计算机方面取得成功经验，探讨小卫星扩大应用范围。
第二阶段为小卫星发展成为卫星一种类型，而且作为大卫星一个重要补充部分。这阶段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本世纪初期。通过采用高新技术。真正成为了技术性能高、经济成本低、研制周期短的现代小卫星。
第三阶段为本世纪以来的卫星应用和卫星技术大变革。由于小卫星大量引入高新技术和新设计概念与先进科学管理方法，在商业卫星和市场经济推动下，价廉物美的小卫星战无不胜，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开始取代部分大卫星。但是必须明确指出：大小卫星是互补的，不是对立竞争。小卫星编队飞行将创造更多新的实用效果。
应用高新技术和新的设计思想发展起来的现代小卫星，具有如下优势：
质量轻，体积小；成本低；研制周期短(只需1年～2年，甚至几个月)，技术更新快，能够及时应用新技术：性能好(功能密度高)：快速灵活，机动性好；能提供更多进人空间的机会，特别有利于发展中的国家；便于进行教育培训和空间演示试验。
相关链接
一箭11星发射
2000～1月27日，“人牛怪”火箭首次执行发射任务时，就搭载发射了11颗卫星，主要包括美国空军学院研制的FalconSat-1卫星(52千克)、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大学的aretemis jak卫星(0.5千克)和thelma＆louise卫星(0.5千克)，亚利桑那州大学的asusat-1卫星(5.9千克)，北美无线电业余卫星组织的hockeypuck卫星(0.5千克)和stensa皿星(0.2千克)，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的OCSE卫星(22千克)，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picosat-1a(0.7千克)和的picosat-1b(0.7千克)卫星，以及斯坦福大学的质量为13.5千克的在轨皮卫星发射器(OPAL)。通过这次发射，在轨试验验证了一系列皮纳卫星技术，主要包括纳型卫星研制技术、光谱成像技术、GPS定轨技术、三轴姿态被动稳定控制技术、卫星自主操作运行与通信技术等等。借助OPAL(Orbiting Picosat Automatic Launcher)，在轨释放了多颗皮型卫星，验证了利用一颗母星释放多颗皮型卫星的技术可行性。
现代小卫星分类
现代小卫星分类在世界上有多种版本。目前最典型分类有广义和狭义分类两种，广义分类如下：小型卫星(Smallsal)：质量为500千克-1000千克；迷型卫星(Minisat)：质量为100千克-500千克；微型卫星(Microsat)：质量为10-100千克；纳型卫星(Nanosat)：质量为1千克～10千克；皮型卫星(Picosat)：质量为0.1千克～1千克。
狭义分类仅限质量在500千克以下，其他与广义分类一样。在实际应用中上述质量为100千克量级表示卫星在200千克-300千克至100千克左右；质量为10千克量级表示卫星在几十千克至10千克左右；质量为1千克量级表示卫星在几千克至1千克左右。
现代化变革 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历程
“国家治理的概念是现代国家所特有的一个概念, 是在扬弃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概念, 它吸收了治理和善治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的合理内容。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其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演变来看, 始于1978年的市场化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 国家在政策层面上经历了把个体和集体经济的培育作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补充, 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这一阶段, 国家开始放松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并逐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国家逐渐削弱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 国家权力在退却的同时为社会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和自主权。
第二个阶段是国家职能转型与社会自主性日渐增强阶段。在这一时期, 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挥主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社会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实现与世界的接轨。在该阶段, 随着国有企业最终融入市场经济体系, 以及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资源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市场规则渗透到了整个经济领域、公共事业和社会生活领域。
第三个阶段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调整阶段。市场化改革以及相应的政府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维持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然而, 持续的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并威胁着中国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中国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转型期。面对经济—社会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国家通过重大的政策结构调整, 逐步建立有效的社会政策体系, 以此来解决诸多的社会分配和公共服务等民生问题。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的经验总结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的实践来看, 中国走的是渐进式改革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 改革体现了强制性改革和诱致性改革相结合的特征。改革结合了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与基层组织自下而上的实践和探索, 同时通过放权让利, 促使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第二, 改革体现了渐进式变革的特征。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推行的是“渐进式增量改革”, 从而实现体制的转变。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和社会关系逐渐消解, 国家的退却为社会预留了一定的自主空间, 为促进社会不断发展成熟提供了制度环境。
第三, 改革体现了自主探索的特征。这一改革策略在改革开放早期就被形象地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渐进式改革采取了最稳妥的方式, 最小的风险和成本, 使人民群众获得最直观的收益和实惠, 从而争取到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支持, 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双向互动, 国家转型和市场转型的双向促进, 乃是我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持久高速增长的关键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使国家治理不断地转型和制度化, 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 在实现国家职能的转变程度上以及在国家的全面制度化建设方面, 中国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 无论是公共治理, 还是私人治理都出现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 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 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正是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多次提到“国家治理”一词, 被称之为最大一个“亮点”。改革现行治理结构, 构建适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结构体系, 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挑战。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的启示
经过35年的现代化建设, 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社会力量趋异质化成为我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整合这些异质的社会力量, 制度化并确保国家的合法性资源不流失, 显得十分紧迫。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要顺利推进, 无论是在方法论、国家治理的观念上还是国家治理结构和方式上, 都应当要努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时, 需要能够达到一种方法论自觉, 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 立足当代国内外出现的新变化、着眼未来的理想国家构建, 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与制度建构。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准确地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思想与理论的同时, 必须带着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凸显那些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传统资源, 以指导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 从而研究解决新的问题。
第二, 在国家治理的观念上, 需要强调从“冲突”思维转向“和谐”思维, 树立“和而不同”的“矛盾观”。在当今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民群众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 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已经消失, 我国现阶段国家的本质就从维护阶级利益转换为实现人民共同利益, 国家的作用也从控制阶级冲突转换为化解社会矛盾和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一旦我们要承认政治是必要的, 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 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这种秩序奠基于对‘敌人’和‘对手’的区分上。”现代社会是一种多元共存的复杂社会, 国家治理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价值引领和利益整合”的功能, 注重培育社会自主意识, 加强国家在凝聚和整合社会方面的价值功能,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第三, 在国家治理结构和方式上, 要创新治理的组织结构, 构建一种基于“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在当代全球化不断挑战传统民族国家的地位、国家阶级属性弱化的背景下, 社会安全、和平发展、生态环境、传染疾病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公共性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公共性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国家力量与私人力量的协同共治。这首先需要合理界分国家与社会及个人的合理边界;然后通过变革国家机器、注重国家的制度建设和考虑提高国家策略能力。对此,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进一步指出:“到2020年,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总之, 建构一个由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构成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体系, 在治理方式上实现从“中心—边缘”的控制向以党为核心的“多中心治理”转换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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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rif Dirlik.Postsocialism?Reflections on“Socialism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ed//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C].New York and London:M.E.Sharpe, 1989:364, 380.
[6]曹军辉.从“冲突”到“和谐”:国家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J].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1 (4) .
现代化变革 篇8
一、经典福利国家时期:“社会公平优先”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把社会福利作为一项国家责任确定下来。1945年,克莱门特·理查·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首相执政后便着手落实《贝弗里奇报告》的有关建议,英国自此步入了经典福利国家时期,政府“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发挥,福利干预行为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2]1945~1979年间,工党与保守党虽几番轮流执政,但这一时期两大政党之间难得达成了“社会福利共识”,此次共识“是以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需求管理、国家干预理论为依据,以贝弗里奇的普享型福利模式为蓝图,以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为依托而建立起来的关于社会政策的共识”。[1]这一时期,“左派”社会思潮整体占优,强调国家力量主导,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换言之,“社会公平优先”成为了两大政党社会政策的共同伦理诉求。
被誉为“教育上的贝弗里奇”的《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4)无疑是这一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典范。其重要贡献大致包括:一是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领导,确立了“国家体系,地方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二是建立了统一而完整的三级公共教育体系,对饱受诟病的“双轨制”做了改良设计;三是加大教育投入比重,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确立了“普惠型”的义务教育福利制度;四是对特殊学生的教育进行了有意义的改革,对学校福利设施的改善做了有益的规定等。透过该法案我们不难看到,英国教育福利政策中的“国家主义”、“政府干预”取向明显。国家角色在教育福利事业中的不可替代性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国家不是自由的敌人和潜在权利的侵犯者,而是能够促进所有人自由和保护每个人权利的唯一机构”。[2]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教育当局的领导,建立统一而完整的公共教育体系,将民办学校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等一系列举措都凸显了背后的“国家主导力量”。其关于“双轨制”的改良设计,弱化教会力量对公立教育的影响,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确立“普惠型”的义务教育福利制度,以及对特殊学生教育的改革,对学校福利设施的改善等举措,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的美好夙愿。可以说,《1944年教育法》为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两党轮替执政格局下的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确立了基本政策框架。
该法案“确立了三个相互衔接的教育阶段即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组成的国民教育制度,使初等学校学生在11岁向中等学校过渡合法化,并规定了公立中学免收学费,从而真正确立了一个普及的中等教育制度”。[5]但是,它对于此项制度应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并未做出任何明确的规定,这恐怕也是使得“综合中学成为1944年以来英国教育改革核心问题”[6]的根本原因所在。“工党从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出发,许多政策主张都是为了削弱富人的特权和缩小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在其执政的过程中积极促进综合中学的建立和发展,主张建立一种消灭了特权阶级的文法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全面的综合中学制度。相反,崇尚传统和反对激进变革的保守党则强调教育中的传统和等级制度中的英才教育,因此,极力保持文法中学的优势地位,反对中等教育的综合化”。[7]由工党酝酿与主导的这场“社会公平优先”伦理取向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改革,虽说过程一波三折,但最终综合中学逐渐成为了英国中等教育的主流,而这场改革也成了英国义务教育福利制度结构性变革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二、福利国家紧缩时期:“市场效率优先”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1979年大选,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胜选,上台伊始她就公开宣称其目标是要完全改变1945年以来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针,两党间原有的福利共识格局被打破,福利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意味着就此终结,保守党带领英国步入了“福利国家紧缩”时期。究其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经济危机形势下“国家主导范式”的福利国家制度建设面临重重危机;主观上是因为“左派”社会思潮失灵之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向右转”已是大势所趋。对于撒切尔政府而言,其“第一要务是振兴英国经济,其他政策都必须服务于这一根本目标”,[8]教育政策自然也不例外。“教育很难再与社会和经济政策割裂开来,它不再是‘一潭政策死水’,它已成为撒切尔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政策的主流”。[9]“在教育以及社会政策的其他领域,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必须在增加公共开支以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10]由此开始,英国的教育福利改革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它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的“国家主导”、“公平优先”的伦理观取向,转而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混血儿”思想———“撒切尔主义”为圭臬,倡导“市场主导”、“效率优先”的价值原则。概言之,“市场效率优先”成为了保守党政府出台教育福利政策的新伦理取向。
1987年11月,时任英国教育和科学部部长肯尼思·贝克(Kenneth Baker)向下议院递交了教育改革议案,他指出,“在以往的40年里,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建立在《1944年教育法》规定的框架之上的……我们需要为这个制度注入新的活力,因为它已成了一种生产者主导的制度,无法对以往10年里日益急迫的改革要求做出敏锐反应”。[11]因此,他建议英国开展一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教育改革。《1988年教育改革法》(1988 Education Reform Act)正是对这一提议的最好回应,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在教育改革中注入市场机制,它的颁布标志着撒切尔政府激进教育改革的开始。[12]该法案是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集大成者,它与撒切尔政府倡导的“自由的市场,强大的国家”社会政策原则息息相关。“一方面,政府根据学生有权接受共同的知识及达到某种成绩水平的原则对课程和有关的考试服务进行集权控制;另一方面,它利用这种全国统一课程的结果和公布考试结果这种中央集权化的制度,在学校之间重新采用市场竞争的原理‘争夺’学生”。[13]它倡导“市场主导”,尊重“个体选择”,崇尚“效率优先”的伦理价值原则,它以满足不同个体的特殊教育需求,实现“个体自由发展”作为重要价值旨归。法案当中强调学校选择、竞争、多样化、自主经营和私有化的那些条文自不必多说,因为其本身就蕴含着鲜明的“市场效率优先”伦理诉求。即便是全国统一课程和统一考试的条文实际上也是与满足“消费者”个体的需要密切联系的,因为国家课程和国家评定旨在为家长选择适合其孩子需求的优质学校提供有利的依据,这些内容同样也折射出“市场效率优先”的价值原则。
在《1988年教育改革法》的政策精神指引下,英国福利国家紧缩时期的教育福利改革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教育福利提供者的国家角色后撤。通过实施“辅助学额计划”,恢复了私立学校,减少了公立学校的数量,削减了教育经费开支,从而策略性地后撤了国家角色。二是注重“市场主导范式”的政策导向。通过扩大家长的选择权、增加学校的自主权、给予民间资本一定参与权等方式,将“市场”成分引入了公共教育领域。三是赋予家庭和个体更多责任担当。用“学生贷款计划”取代原有的助学金制度,同时还针对不同特殊人群实施了“有目标的教育福利”,其旨在激发家庭和个体的责任意识。
三、社会投资国家时期:“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阶段
从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来看,如何处理好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协调增长,是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工党与保守党面前的重要课题。“英国历届执政党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钟摆现象’。主要表现在:1945~1979年间,英国政府以凯恩斯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奉行政府主导型社会经济战略,更多强调了政府积极干预的作用,以追求‘社会公平’作为核心伦理诉求;而到了1979~1997年间,英国政府则转向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秉持市场主导型社会经济战略,更多转向重视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以实现‘市场效率’作为核心价值诉求”。[14]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追求社会公平,却忽视了市场效率,“向左转”的路径似乎行不通;福利国家紧缩时期强调市场效率,却又失去了社会公平,“向右转”的路径似乎也不行。英国福利国家建设由此陷入了两难困境。为了走出这一困境,1997年,工党政府在阔别执政舞台18年之后重新亮相,它一上台就以“新工党”自居,力主超越左右之争,探寻“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倡导积极福利政策,既不主张‘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也不赞成完全削减福利开支的政策,而是要寻找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平衡”。[15]它将老工党推崇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保守党力主的“撒切尔主义”思想巧妙地嫁接起来,将国家力量主导的“社会公平”伦理取向和市场力量主导的“市场效率”伦理取向两种看似对立的观念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这一思想指导之下,英国福利国家现代化进程又开始转向了积极福利取向的“社会投资国家”时期。
在新工党执政的1997~2010年间,英国教育福利政策表现出了“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伦理取向。其“社会公平”伦理取向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宏观层面,以国家力量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新工党政府高度重视对“人的潜能”的投资,它“将教育置于政府社会经济战略整体格局的‘枢纽’地位,‘教育优先发展→培育人力资本内生经济变量→确保经济效率且落实社会公平’构成了新工党的施政逻辑”。[16]中观层面,稳步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新工党通过“教育行动区”计划、“追求卓越的城市教育”计划、“国家挑战”计划等一系列改造薄弱学校的教育改革举措来切实提高区域和学校之间的教育均衡化发展。微观层面,注重全纳教育使未成年人免遭社会排斥。新工党分别针对贫困家庭、少数族裔和特殊需求儿童等目标人群确立了有目标的教育福利政策。其“市场效率”伦理取向的改革举措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1)延续“标准而不是结构”的“新右派”思想。新工党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形成了“一种建立标准导向的政策思考,其目的就是以国家的力量促使人力素质的提升,并藉由引进民间力量的投入,使教育具备市场竞争的效果,但却避免市场特质可见的恶性竞争”。[17](2)实施“国家技能战略”以增进个体关键技能。新工党意识到,要真正落实社会公平,光靠过去那种直接“授之以鱼”的“福利救济”是行不通的,而改由“授之以渔”的做法,注重帮助人民提升就业所需的合适技能,在增强个人与社会的经济竞争力基础上,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14](3)引入“准市场机制”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公共部门管理方法最初被视为应对经济萧条的权宜之计,但它们最终成为了重要的政策取向,并波及众多发达国家。选择、竞争、放权、绩效、集权和规约现已成为全球教育政策的趋势,新工党政府也不能例外”。[19]
2010年英国大选,政权接力棒移交至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袂组成的“联合政府”手中,由戴维·威廉·唐纳德·卡梅伦(David William Donald Cameron)出任首相。卡梅伦执政之初的现实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面对前任政府遗留的严重财政赤字,其不得不强令缩减社会福利支出,顺势打出“大社会,小政府”旗帜,以掩护国家角色逐渐后撤;另一方面,英国贫富社会分化的严峻性,又亟待国家在解决就业、削减贫困、促进社会公平上有更大作为。正是这一两难处境,决定了卡梅伦政府在“国家主导”或“市场主导”、“社会公平优先”还是“市场效率优先”上无法做出明确抉择。因而,沿袭前任政府既定的“第三条道路”———兼顾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坚持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社会政策伦理取向,成了卡梅伦政府短时间内难以绕开的一个选择。与此相应,其在2010~2015年执政期间的教育福利政策也表现出了“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的伦理意蕴。其中,体现“社会公平”伦理取向的举措有:为儿童早期教育服务、为家境贫困和特殊需要的学龄儿童、为贫困青少年今后的工作生活准备提供新的支持等。体现“市场效率”伦理取向的举措包括:以“教学”为核心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扩大学校自主权和开放学校准入市场等。[20]2015年英国大选,保守党获得了单独组建政府的权力,卡梅伦连任首相。“给您的孩子提供最美好的生命开端”是此次大选保守党竞选纲领中关于教育政见的内容标题,光从这一醒目的标题中,我们似乎就闻到了浓浓的“教育福利味”。保守党承诺:“我们将确保为您的孩子提供一所优质小学,对于失败持零容忍态度;将每一所薄弱的中学改制成‘学院’,并为家长和社团提供他们所想要的‘自由学校’;帮助教师发展数学、工程学、科学和计算机教学技能,以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创设300万新的学徒岗位,并确保大学入学人数不封顶,这是我们对于所有人的愿望。”[21]能否实现上述承诺姑且不论,但由此可以判断,追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伦理取向的教育福利政策仍是英国政府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可能选择。
四、对于后福利时代我国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若干启示
(一)发挥“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的合力作用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福利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危机。为了应对这些危机,西方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纷纷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提出了“后福利社会”概念,它是指“通过福利创新,使福利的责任主体多元化,以追求社会公正,消除社会排斥,维持社会团结为终极关怀的社会”。[22]步入后福利时代,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governance)一举成为学术研究中的热门词语,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治理之风,消解了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公共政策争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掀开了向治理范式转型的序幕”。[23]就英国的教育福利政策变革而言,其路径轨迹同样是在政府范式和市场范式的对垒中不断反思形成的一种“治理范式”。比如,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政府崇尚的是一种带有普遍主义取向的政府范式,而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政府则转向信奉一种带有选择主义取向的市场范式。实践证明这两种范式都有失偏颇,因而进入社会投资国家时期以后,英国开始迈向“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格局,其意在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家庭以及第三部门等各个福利供给主体的合力作用,从而真正保障每位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
教育福利改革的本质是改进有限教育资源的配置。后福利时代各国面临的教育福利改革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既定条件下既满足民众高质量的基本教育需求,又能尊重公民差异化的个性教育需求并充分挖掘每个人的教育潜能。对于我国而言,“福利治理”视角的借鉴意义在于如何推动教育福利行动主体间良性关系的建构。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该不断强化义务教育的法定责任,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国家实行普惠型教育福利制度,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不管在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均应享受到免费教育机会,真正实现“学有所教”的目标;在非义务教育领域,则应实行补缺型教育福利制度,对于贫困儿童、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等社会弱势群体应予以特别的教育支持。在强化政府角色的同时,我们当然也不能忽视来自市场和家庭角色的教育福利补充作用。英国福利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种依靠政府大包大揽的教育福利举措难以为继,更何况我们国家人口基数那么庞大,仅就当前国家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支撑起普惠型的教育福利体系。可以说,“政府包办教育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面对教育需求的持续扩张和国民不同的教育需求,有必要走官民结合的发展道路”。[24]因而,在当前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公共教育治理格局下,政府除了在义务教育阶段责无旁贷之外,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应当采取有条件的“策略性后撤”战略,同时应积极培育第三部门的力量,优化教育福利服务的供给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家庭”多元混合教育福利治理的合力作用。
(二)追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平衡”教育福利政策价值目标
经典福利国家时期英国在新左派思潮的影响之下,工党与保守党两大主要政党形成了难得的“新民主主义福利共识”,“社会公平优先”成了这一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核心价值诉求。但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强调国家力量至上的“凯恩斯主义”失灵,而“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等新右派思潮渐趋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与此相应,“市场效率优先”成了福利国家紧缩时期英国教育福利政策的核心价值诉求,自此开始,英国又逐渐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福利共识”[1]的局面。中国自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也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的开始。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教育福利改革中的“国家角色”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公平优先”也是这一时期我国教育福利政策的伦理取向。迈入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之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同样也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影响,我国教育福利政策的价值目标也随之融入了“市场效率”的伦理色彩,而且这一色彩似乎愈来愈浓。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福利共识”框架指导之下,英国的教育福利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教育为社会政治经济服务的社会功能被过于夸大,而教育促进个体身心和谐发展的本体功能却被渐渐淡化”。[14]2011年英国爆发的“青少年群体骚乱”事件更是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卡梅伦政府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如《教学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each ing)、《2011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2011)等都可以反映出政府已经开始回归到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学生品行教育的关注等政府必须履行而不应被市场化所冲淡的基本教育职责上来。再将视角转向我国,当前我国的教育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义务教育不义务,教育福利无福利”的尴尬局面。市场化、民营化以及分权化等教育改革实践同样显现出政府责任有被弱化的现象。事实上,“政府作为教育改革的设计者、执行者,要切忌满脑子的市场逻辑、经济学概念和政治意识,而应站在教育理论和教学的立场上,敬畏教育规律,尊重人的发展规律,更多地从学校自身因素、内部规律出发来思考变革”。[27]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明确将“促进公平”作为今后10年我国教育改革的5大工作方针之一。由此不难看出,在近些年教育福利政策的“市场效率”价值意蕴愈来愈浓的同时,及时往“社会公平”价值目标上拉回来一点,妥善平衡好两者之间的价值尺度,是当下中国政府教育福利改革顶层设计理念的应然抉择。
(三)将教育福利作为破解我国儿童贫困代际传递难题的根本途径
近些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分化有不断加剧的迹象,贫困群体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其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造成贫困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在诸多原因之中,儿童自身以及父母或监护人的受教育水平状况无疑是一根本因素,这可以从理查德·罗斯(Rose)关于家庭生命周期与福利需求研究结论中得到验证(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陈晨教育贫困反思———关于农民工流动子女的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16.)
“在罗斯的需求曲线中,三个箭头所标示的阶段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福利需求较高的三个阶段,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教育需求是家庭的主要需求之一,关系到子女的教育福利和整个家庭的正常周期历程”。[28]教育需求之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29]作为儿童自身而言,如果他在童年时期到成人早期过渡阶段(曲线中的第一阶段)未能拥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那么他就会因为缺乏知识和技能而无法在将来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立足,其要么无法就业,要么从事低收入的岗位,从而陷入贫困;一旦等他成为父母或具有监护人资格的时候(曲线中的第二阶段),其自身受教育水平低下会限制家庭教育水平,加上其家庭贫困原因无法为子女选择高质量的学校教育或课外教育提供额外经济支持,从而极易使其子女也由此陷入贫困的代际循环怪圈之中。可见,“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关键因素”。[30]“教育福利是协助弱势群体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因为教育福利的实现是普及教育资格和增强主体能力的双重过程”。[31]
谈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变革 篇9
1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变革趋势
1.1 管理重点从降低成本转向了成本和效益的最佳组合, 提升了企业的软实力
在以往的计划经济影响下, 产品在生产的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统购统销的政策, 企业的产出和收入之间长期处于平衡的状态, 所以在企业生产的过程中, 如果可以降低成本投入, 就可以十分有效的提升企业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一定会将成本管理中的核心放在降低成本投入方面, 这样就会出现企业为了更好的降低成本, 而对管理成本比较忽视的问题。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不断的提升, 当前主要是买方市场,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想要获得更高的利润, 就不能仅仅将目光放在降低生产成本上面, 还要对产品在市场当中所体现的效益加以重视。为了更好的适应这种市场环境的变化, 在市场发展中长久的获得竞争的优势, 在实际的工作中一定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不断的增强企业自身的发展优势, 这也成为了企业发展中必须要重视的一项问题。所以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内容已经不仅仅是降低成本这样简单, 它主要是从投入成本和经济效益对比方面来寻找使得成本投入达到最小化的有效途径。现代企业在管理工作当中也必须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经营战略层面, 在采取成本控制措施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到效益分析的具体情况对其加以控制。
1.2 成本管理的范围在不断的拓宽, 有利于企业既定目标的实现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有了非常显著的变化, 高新技术以及管理理念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更新, 成本管理所波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过程中, 其范围主要有生产领域、流通领域、研究、设计等领域的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这一过程中要借助成本管理对企业的成本投入进行严格的控制, 此外, 在成本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的使用相关的技术。此外, 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多种科学都相互渗透也相互影响,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交叉式的发展, 比如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运行的过程中, 对生产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生产当中也可以更加全面的对整个过程加以管理以及作业成本法的推广和应用等等。这些因素都使得与之相关的科学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 从而使得成本和技术结合的更加紧密, 一方面, 成本管理的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拓展, 同时也为企业降低成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法。
2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变革观念
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企业之间的竞争呈现出了日益白热化的趋势, 成本的管理观念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调整和转变才能更好的顺应当今市场的发展需要成为了企业发展中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树立正确科学的成本管理观念, 在企业经营和管理的过程中, 将成本管理工作当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管理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全局和整体的概念, 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成本管理对象、内容和方法予以科学和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2.1 成本管理的范围应该更广
为了能够有效的提升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陈本管理过程中除了要涉及到产品生产过程还要涉及到产品的市场分析和技术发展趋势等等, 产品自身的设计和使用维护等也应该予以全面的考虑。在成本管理的过程中一定要按照成本管理过程中提出的相关要求去控制, 这样也就可以对于产品相关的各种成本如:技术成本、生产成本、库存成本及销售成本予以充分的控制。在企业对这些项目进行控制的过程中, 应该执行更加严格的标准, 同时还要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手段对其加强管理, 这样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好的体现呢出自身的优势, 从而也推动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2.2 成本管理的内涵从物质产品转移到非物质产品
当前,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 非物质产品商品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成本管理也从以往的物质化产品的成本管理转换到了非物质化的成本管理当中, 比如说人力资源成本、服务成本和产权成本等等, 这种发展趋势需要企业在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不断的提升自身的经营效益, 也需要企业在发展中在服务、管理和人员上加以重视, 增强自身的实力。
2.3 企业成本管理的重心逐渐从内部转移到外部, 重视外部成本管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管理的重心由企业内部转向外部, 由重生产管理转向重经营决策管理, 研究分析各种决策成本也就成为企业成本管理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 如相关成本、差量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付现成本、重置成本、可避免成本、可递延成本、未来成本等等。在企业成本管理中, 重视和加强对这些管理决策成本范畴的研究分析, 可以避免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损失, 为保证企业作出最优决策、获取最佳经济效益提供基础。
3 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变革表现
3.1 成本管理手段的提升
传统成本管理所采用的管理手段是对现实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规范和约束, 以实现预定的成本控制目标, 是基于实时实地控制的管理思想。现代企业成本管理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加强成本管理。从目前的成本管理手段来看, 无论是早期的标准成本控制、预算控制, 还是后来的成本性态分析及相应的本量利分析, 乃至现在的全面质量管理和责任会计等, 它们都是以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为基础而进行的约束性管理, 所产生的成本信息也是为日常的经营决策服务的, 并没有考虑战略管理的信息濡要。因此, 依靠传统成本管理系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是不能提供出战略决策所需要的成本信息的。
战略成本管理要求管理人员运用专门方法提供企业本身及其竞争对手的分析资料, 帮助管理者形成和评价企业战略, 从而创造竞争优势, 以达到企业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变化环境目的。战略管理中同成本因素紧密相关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三个, 即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和成本动因分析。价值链分析包括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竟争对手价值链分析和行业价值链分析三个方面的内容。价值链分析所得出的信息对制定战略以消除成本劣势和创造成本优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战略定位分析, 是将成本管理同具体的战略相结合, 体现出战略成本管理应有的管理效果。成本动因分析是在价值链分析和战略定位分析的基础上, 为了进一步明确成本管理的重点, 要找出成本的驱动因素, 以便对症下药, 保证成本管理战略的有效性。成本动因分析, 能够将影响企业成本的因素很好地揭示出来, 同时指出企业应采取什么方法来控制这些因素, 可以更好地实现战略成本管理的目标。
3.2 成本分析的全面性
成本分析是成本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但很多企业的成本分析只局限于事后的产品成本报表分析, 反映产品成本计划的执行或完成情况。这种分析对绩效评估是有用的。但是进行成本分析的目的绝不单单在于揭示实际成本与计划 (或目标) 成本的差异以评估绩效, 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成本形成的过程及成本发生的前因后果, 以便更好地进行成本控制。
3.3 成本管理范围的拓展
传统成本管理只关注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过程, 只注重生产过程中生产成本的管理, 忽视产品的研发、设计、试制及售后服务等过程中的成本管理, 对于企业外部的价值链更是视而不见。然而,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环境的变化, 生产成本在企业总费用中的比重将呈下降趋势, 而与产品相关的设计、供应、服务、销售等活动引起的成本将不断上升, 其数额甚至远远超过生产成本。因此, 为使企业产品在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 成本管理就不能再局限于对产品的生产过程的成本控制, 而应该重视对流通领域成本的控制, 对研究、开发和设计过程的成本控制。不仅应重视内部价值链成本管理, 还要重视行业价值链成本管理、竞争对手价值链成本管理。行业价值链成本管理就是企业对所处的行业价值链进行分析, 明确自身所在行业价值链中的位置, 了解其他同处于该行业价值链上的企业形成的竞争势态, 探寻利用行业价值链整合、降低成本的途径。竞争对手价值链的成本管理就是通过对竞争对手价值链的分析, 测算出竞争对手的成本水平、成本结构和成本支出情况, 与企业产品成本进行比较, 揭示出决定竞争优势的差异所在。基于价值链的成本管理使企业从新的视野寻找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途径。
结束语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管理是十分关键的一项工作, 企业要想更好的顺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就一定要对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进行改进和创新, 使其能够充分的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的保证企业自身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提升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将成本和效益之间的关系调整到最佳模式。
摘要：当前在现代企业发展的过程中, 企业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益, 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要更好的提升自身的经济效益, 就一定要对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式予以适当的调整, 在成本管理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的主动, 此外,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必须要树立正确的成本管理理念, 同时还要将企业成本管理工作当做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来对待, 在这一过程中要对局部和整体进行高度的统一, 本文主要分析了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变革, 以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现代企业,成本管理,变革
参考文献
[1]张殿国.现代企业成本管理探讨[J].现代商贸工业, 2010 (2) .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变革趋势分析 篇10
财务管理是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紧密联系的一个经济范畴, 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务管理意识是一种正的相关关系, 因而财务管理模式必然会受到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制约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当今世界面临着新经济的崛起,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这也恰恰暴露出现行的财务管理模式不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如何对现行的财务管理模式进行改善, 从而找到一条更好适应未来财务管理的需要是本论文所要阐述的内容。
1.1 论文研究的内容
21世纪是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经济,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将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论文对在知识经济时代下,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发展的趋势以及所要面临的问题和如何适应进行了探索, 为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做出一些有益的建议。
1.2 论文研究的意义及要解决的问题
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在于传统经济环境下, 企业经营过程中财务活动的核心是资金运动, 表现为资金的筹集和运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知识资本观在财务管理中应运而生。如何正确认识知识资本对现代财务管理观念形成的影响, 关乎企业未来的生存状态和发展。
本论文所要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使传统财务管理面临严峻挑战。传统的财务必须要有新的发展思路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其发展思路可概括为:改变原有的财务管理概念、强化知识资产管理以及使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更加科学化。
2 传统环境下的企业财务管理
传统经济环境下, 企业经营过程中财务活动的核心是资金运动, 表现为资金的筹集和运用。传统财务管理的理论与内容对有形资产的管理论述较详尽完善, 但对无形资产涉及较少, 在现实财务管理活动中, 许多企业往往低估无形资产的价值, 习惯通过扩大厂房、增加设备等方法进行资产营运, 而不善于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资本运营。现代企业资产形态的变化必然引起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和企业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因此, 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投资决策的需要。
3 新时期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变革及挑战
3.1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近几十年以来, 在技术进步与各国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已经逐步加快, 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金融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对财务管理有着直接影响。对于企业来讲, 金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它使得企业在筹资和投资方面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并具有更好的选择权价值。但是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我们也看出, 在金融全球化背后也隐藏着极大的风险。在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的今天, 如何寻求机遇且规避风险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3.2 知识经济的兴起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这一概念, 并对“知识经济”下了明确的定义, 即“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
3.3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20世纪90年代, 美国的IBM公司率先提出了电子商务的概念, 其作为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结合的成果, 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是一种全新的生业模式。传统的财务管理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也演化到了网络财务时代。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财务软件是企业电子商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互联网引发了企业经营环境的革命性变化, 也必然冲击着传统财务管理并导致发生相应的变化。
4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
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企业财务管理必须从理财观念、理财目标、理财内容上进行更新、调整与拓展。具体的方面如下:
4.1 财务管理理论的滞后
现有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投资决策需要。目前, 严重妨碍理财信息化和知识化的障碍就是现有的财务机构设置和财务人员的素质。设置的企业财务机构应当是管理层次和中间管理人员少, 并且具有灵敏、高效以及快速的特征, 但是我国目前的设置大多是中间层次多并且效率低下的金字塔型, 从而缺乏创新性和灵活性;由于财务管理人员习惯一切听从领导, 从而缺乏掌握知识的主动性、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4.2 风险理财观念反应的迟钝第一, 企业信息化反应性。
随着经济活动网络化、虚拟化以及传播、处理和反馈信息速度的加快, 如果不能够充分及时的披露企业内部和外部信息或企业当局不能够及时有效的选择利用内外部信息, 则会加大企业的决策风险。
第二, 企业知识的更新。如果企业在社会知识积累和革新速度加快的情况下不能够及时做出反映或不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 那么, 企业的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
第三, 高新技术的发展。产品寿命周期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不断缩短, 除了增加存货风险外, 还加大了产品设计和开发的风险。
第四, 网络的快速发展。国际间的资本流动随着“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以及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的运用而不断加快,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货币的风险。
5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发展趋势的启示及对策
综合以上几点的阐述, 未来企业财务管理的发展将带给我们以下的启示及相对应的对策。
5.1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趋势的启示
我国对于未来财务管理的发展研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报刊杂志中, 最多见的就是关于环境变革对宏观经济、企业组织和会计的影响, 很少见到对财务管理影响的研究。由于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准则的研究上投入了太多的精力, 从而对财务管理的理论研究顾及很少, 导致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相对滞后而严重制约了财务管理的发展。但是财务管理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从无序走向有序也变得越来越受重视, 企业的管理必将由原来的生产导向型或市场导向型为中心转变为财务管理导向型为中心。无论是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还是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 对于筹资、投资以及利润分配等问题都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企业在面对和适应新世纪财务管理的环境变革, 关系着他们的生死存亡。
5.2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变革问题的解决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 新经济时代已经来临, 并带来了许多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形成并发展于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在许多方面已显示出不适应性。企业财务管理必须在遵循新的政策、财经法规和制度的基础上以及为实现企业根本任务服务的基础上, 适应新世纪要求下的变革。
5.2.1 财务管理观念的更新。
在新世纪里,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信息技术的发展, 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 企业的财务管理不能再局限于本企业、本地区, 而要加强对世界经济形势变动的分析, 及时掌握和了解相关的各类信息。企业财务管理必须进行相应变革, 最关键的是企业财务管理观念要全面更新。企业要以全新的理财观念和现代化的财务管理观念进行理财。为了共同的利益, 加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 形成企业之间竞争的“双赢”。
5.2.2 财务管理风险的规避。
规避风险和获取收益在新世纪的企业财务管理中是必须同时考虑的两大方面。企业十分重视和利用知识, 获得一项新技术以及开发一个新产品, 都会给企业带来较高的收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高收益与高风险相伴而生。因此, 企业财务管理在追求高收益的同时还要加强防范和规避风险。
5.2.3 财务管理中心体系的建立。
企业财务管理不仅要服从和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的需要, 还要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建立健全会计信息和统计信息相结合的电算化管理并及时客观的反映企业的生产和财务情况, 从而找出薄弱环节, 以提出改进措施提高效益。总之, 要使企业财务管理贯穿企业经营全过程, 覆盖企业经营的全方位, 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新要求, 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财务管理变革的要求。
参考文献
[1]安志刚.现代企业制度下财务管理模式的探索.文章编号:10096825 (2003) 13 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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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学衷.知识经济与企业财务管理创新[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0 (1) .
国企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变革 篇11
一、规范企业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是变革现代企业制度的重中之重
１． 规范出资行为，构建地道、健康的改制企业。企业改制，就是要建立先进科学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进而推进企业经营实力和经营效益全面发展。实现这一目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步骤，就是要按照相关改制形式的要求对企业进行改造、改革和完善。这就要求目前已经或正在改制的企业，必须彻底转变观念，尽快完善措施，彻底扭转企业出资不规范现象。对以借款、集资形式抵顶出资的企业，要按照有关规定协调企业与出资人的关系，尽快将其从形式和实质内容上换位，还股份出资的本来面貌；对临时应对和出资空位的企业，更要尽快筹足股金，切实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如果个人出资确有困难，可以尝试以职工个人名义向银行申请贷款，以贷款资金出资股份。这样，既解决了个人的出资问题，又实现了改制企业的筹资目的。
２． 做好企业改制“回头望”，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在“回头望”组织实施中，不仅要重新召集企业改制清算的“原班人马”，还要加强审计、国资人员力量，同时对涉及技术性较强的业务，还要特别聘请相关人员参加，以切实保障“回头望”的公正、公平和科学性。对于改制时间较长，企业已经正常开展生产的，也要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重新验收。特别是对那些化公为私，隐匿国有资产和随意改变应收账款等国有资产形态性质的，要坚决予以澄清。对于情节严重和数额较大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３． 因地制宜，全面落实和保全银行资产。除依法破产以外，企业无论采取哪种改制形式，都没有理由逃废悬空银行债务；对于整体股份改造的企业，由于新企业继承了原企业的全部资产和权益，所以原企业的各项债务便自然而然地落到它的名下。即便有些企业与原企业主管部门或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签订了债务分割手续，但分到哪些单位就应当由哪些单位按协定承诺和兑现债务。对于整体“买断”的改制企业，应当由收取的企业出售款项中偿还一部分或大部分银行贷款，剩余部分由收取款项单位承担偿还义务。对部分资产“买断”、部分资产租赁的改制企业贷款，应当由收取企业租赁费的单位从租赁费中分期偿还。而对于有些银行债务负担过重的改制企业，国家应当从兼顾企业与银行双重利益出发，在对改制企业政策性亏损进行消化处理的同时，应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部门或企业占用的银行陈欠贷款实施债转股，必要时还可适当增加银行贷款规模，让改制企业有一个喘息复苏的机会，最终帮助其走出困境。
４． 强化管理，推进改制企业生产经营稳步、高效运转。按照权利与义务关联的原则，对改制企业的管理，应当主要集中在发租单位。无论总公司对其下属企业，还是有关部门对部分资产“买断”、部分资产租赁的独立企业，在管理上都应当就事论事，并把主要精力放在租赁设备的安全完整上来。要切实改变管理方式，对企业多指导少指责，多服务少干预，帮助改制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在具体操作上，各级管理部门都应当按租赁设备品名、数量及完好程序建立管理台账，要求管理人员定期进企业实地检查，全面跟踪、登记设备运行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对于租赁的重要设备出现重大故障，影响生产并需要做出较大维修时，无论责任在哪方，出租方都应当帮助协调解决。这不仅是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同时也是出租方经济利益延续的需要。
５． 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改制企业健康发展。改制企业要严格执行公司法、会计法等相关法规，完善财务管理体制，在资本、存货、投资项目以及利润分配、财务计划、内部审计方面建立健全一整套具有牵制作用的规章制度。同时要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这就要求在改制企业中，必须建立与规章制度相关的岗位责任制的奖惩制。在组织构建方面，一是要建立健全改制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岗位）。改制企业的内审岗位，主要是监督企业内部各部门、各车间班组执行企业制度情况，目的就是通过内部牵制手段，促使各岗位人员在各自的权限内履行职责，确保各环节不出现漏洞，实现企业生产经济正常、高效运行。二是健全财务管理机制。改制企业要把那些懂业务、会管理、清原则性的职员选拔到财务部门来。这样不但可以从核算上确保国有资产完整真实，而且由于企业利用了高素质财会人员的聪明才智，还可以在企业管理和经营效益上出现飞跃。
二、企业变革必须实行真改制，改产权，改结构，改体制，改机制
公司制企业的实质是通过实现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使得多元股东出自各自对长期利益的追求，形成公司内部的利益制衡和利益协调，在此基础上构造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动企业内部科学民主决策及运营机制的变化。为此，国有企业改制实现股权多元化，必须从国有经济内部实行独资多股的股权多元化和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混合所有的股权多元化两个层面上实现。
１． 在国有经济内部实行独资多股的股权多元化。目前许多改制企业的多元股东是“近亲繁殖”，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相互投资，实际上是同一家族的血脉，并非真正的股权多元化。我们所讲的国有经济内部的股权多元化是排斥“近亲繁殖”的，可以由以下方式构成：①由同一层级政府授权经营的多个投资主体对其各自所拥有的国有企业通过换股实现交叉持股，改制企业的原投资主体可以相对控股。②不同层级政府间对同一企业股权进行分割，通过上划、下划企业股权的方式实现。③跨地区政府间进行企业股权置换。
２． 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混合所有的股权多元化。根据产业政策的要求，可以有国有股、法人股、外资股、经营者和职工持股、公众股等。从多年来企业改制实践中走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改制之路主要有以下四种股权多元化途径：①在企业内部通过经营者、业务骨干群体持股、职工持股方式实现股权多元化。②通过资产债务重组实现股权多元化。③将企业部分股权划转给养老基金持股。④吸引外来投资，尤其是外资、民营资本，企业利益相关者入股。
３． 真正解决改制企业国有资本出资人到位问题。所谓出资人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明确的人格化的责任主体。二是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应能一元化行使出资人权利，并对国有资本的运营结果负责。出资人权利包括三个方面：经营者选择权，主要指选聘董事（代理人），即通常所说的人事权；决定企业重大决策权，主要指项目投资、融资、担保、合并、分立、改制、对外投资、重大合同等；资本收益的分配权。这三个方面的统称，即管人、管事、管资本相结合。三者之间关系是：管人是手段，管事是控制，管收益是目的，三项权利互为因果，不可或缺。具有内在一致性和逻辑性。
现代广告策划模式的变革和实践 篇12
广告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以公开的、非面对面的方式传达特定信息到目标受众的信息传播活动,而且这种特定信息是付出了某种代价的特定信息。广告必须有明确的广告主或称广告客户,它是广告行为的主体,是广告行为的法律负责人。这是广告与新闻等其他信息传播活动不同之处。
广告业作为服务业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30年来,广告业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但近年来,广告业的发展速度却明显放缓,这与广告业内广告策划模式有着很大联系,国内广告界还因循传统广告策划模式,广告服务单一,没有创意,使得广告变得没有吸引力,失去了为消费者服务的初衷,变得更加商业化、模式化,使消费者慢慢失去了对广告的信心,这也是现代消费者开始抵触广告的原因。要改变中国广告业发展缓慢现状,使中国广告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改变这种传统的广告策划模式,顺应时代潮流。本文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整合营销传播观念的特点和广告基本模式,并结合中国国内已成功的整合营销广告案例,建立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广告业发展,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整合营销传播广告策划模式,给广告代理公司乃至整个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一些建议和启发。
2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的广告策划模式分析
2.1IMC广告策划模式分析
随着营销观念的发展与变革,企业的广告模式从最初的只注重自身产品信息到开始注重消费者行为,IMC出现之后,广告模式开始变得更加全面、广泛,而广告策划模式,特别是对于广告代理公司来说,他们为广告主服务的业务变得更加广泛,广告策划和实施的内容更加丰富。虽然产品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但都进行产品具体卖点差异之间的推广,那么产品个性和品牌就不存在了。概念不会改变产品,但会改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虽然消费者关心产品的具体卖点,如性能、耐用度、使用方便程度、价格等,但概念是引起消费者关注的“第一注意点”。
2.2IMC整合营销传播观念下的企业营销观点
整合营销传播的目的是建立产品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沟通,使消费者能够“一旦拥有,别无所求”。整合营销传播借助的是大众传播手段,但要达到定向传播的目的。受众对于属于自己独有的信息总是特别关注,定向传播的效果更加直接和有效。整合营销传播谋求建立的双向沟通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目的在于使消费者成为固定的品牌忠诚者,变“情人关系”为“夫妻关系”。厂家必须对消费者的方方面面,包括其人口统计特征、心理统计特征、购买历史、购买行为、使用行为以及消费习惯进行综合研究。所以, 市场调查成了广告策划的首要事情。企业如果有能力独立开展这种调查,则可以自行调查,将结果直接交付广告代理公司做为参考,如企业缺乏人力物力和相关技术,也可以让广告公司全权负责市场调查。
3结语
现代广告业的发展与广告代理商的策划模式有着很大联系,广告策划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广告传播是否成功,从而决定着企业营销目标能否实现。中国广告业发展缓慢的现状,是传统广告策划模式的滞后性所造成的,所以,要改变中国广告业的这种状况,就要改变传统广告策划模式,以IMC广告策划模式取而代之。
广告必须与市场营销活动相结合,并以说服消费者购买所宣传的商品或享用所宣传的服务为最终目的。简而言之,广告是一种以推销商品、获得盈利为最终目标的商业行为。广告向目标消费者展示商品的性质、质量、功用和优点等特质,进而打动和说服消费者, 影响和改变消费者的观念和行为,最后达到推销企业商品的目的。 广告与一般的促销活动不一样,促销是卖主直接向买主展示商品, 与消费者发生面对面的交流,而广告则是通过媒体向消费者做说服工作。广告说服的结果,自然是使商品最终销售出去。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的广告策划模式,是以消费者为出发点和归属点,以媒介的整合运用为手段,以为消费者建立统一的品牌形象为目标,结合传统广告传播手段和新型传播手段,为企业打造一个完整全面的形象并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的策划模式。这样一种新型的广告模式,符合时代发展需要,能为中国广告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能增强中国广告业在国际广告市场的竞争力。
摘要：随着消费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广告业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市场营销观念从最初只注重生产产品而不注重销售,逐步演变成了以消费者为出发点和归属点而进行产品开发、生产与销售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念,整合营销传播观念已经成为企业营销观念的主流思想。因此,以企业营销策略为依托的广告策划模式也随着慢慢发生变化。基于整合营销传播的广告策划模式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借鉴广告学以及营销学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内成功广告案例,探讨整合营销广告策划模式的整体框架和具体内容,为广告代理公司和广告业的发展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