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伦理功能（共6篇）
建筑伦理功能 篇1
建筑的伦理功能, 指的是它帮助形成某种共同精神气质的任务, 换言之, 就是帮助实现建筑的社会性和精神性之功能。建筑作为社会文化的空间载体, 既反映时代特征, 又体现了一个民族对于理想生活的憧憬。历代封建王朝基于“民非政不治, 政非官不举, 官非署不立”之识, 对官署衙门尤为重视,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注重的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等伦理秩序在官署建筑中有很好的体现。本文仅取其中一支奇葩——内乡县衙进行分析, 借以领略我国传统官署建筑独特的伦理功能。
内乡县衙是我国现存最完好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 总面积2万多m2, 有房屋200余间, 占地南北长250 m, 东西宽80 m, 建筑群严格地按照清代地方衙署建筑规制进行布局。
一、县衙选址体现“尚中”的空间观念
殷商卜辞中已有依东、南、西、北方位结构而成的“四土”和“四方”的观念, 如武丁时卜辞有曰:“己卜, 王, 贞于中商御乎方”, 到了尚书时已有了五行之说, 邹衍又将五行, 配合阴阳五行之说而成阴阳五行论。“四方”及“中”的观念成了中国最基本的空间观念。值得注意的是, 前后、左右等相对观念都是以中为依据, 东南西北四面也都是朝向中的, 唐蘭氏将“中”解释为, 古时发生大事, 则先建立中央之点, 而使四方之群众趋附, “中”成了五方观念中最重要的概念。《礼记曲礼》上说:“为人子者, 居不主奥, 坐不中席, 行不中道, 立不中门”, 将中轴 (道) 与其他四方比喻成父与子的关系, 足见对中道的重视, 当时建筑群的发展, 便依此中轴为原则设计。
在古城建筑布局中, 官治衙署作为一方行政中心, 地理位置至关重要。选址时的要求是势高、向阳、居中、交通便利等, 以合风水论的“京都以朝殿为正穴, 州郡以公厅 (大堂) 为正穴”之说。内乡县衙的建筑布局形势合“尊者居中”之说, 风水理论“形势宗”的原理, 以千尺为势, 百尺为行, 定中轴线立大堂, 以大堂向前后左右严谨有序地展开, 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体。大堂为县衙的中心, 而大堂中央又置暖阁, 暖阁顶棚中心大方格内为八卦太极图, 寓意该县衙是按堪舆学说八卦方位图的含义而进行布局设计。周围44个小方格内, 各绘一只仙鹤朝中间圆心飞去, 以象征周天子划天下为方圆及居中高贵之意。
二、建筑等级体现“礼”制的尊卑关系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礼无所不在。礼者, 政治伦理也, 起于殷周的神祀, 后发展为礼治, 成为压迫奴隶的工具。春秋时孔子应时代之需, 对礼进行改造, 掺和了仁学的内容,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严格的等级秩序与博爱孝慈是人伦的两个侧面, 前为礼, 后为仁。“夫礼, 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左传》, “故礼义者, 人之大端也”《礼记礼运》。在这里, 透过礼可以理出以道德为脉络的天、地、人、鬼、神、万物的关系, “礼”即这些关系的准则。传统建筑为了符合这些礼制, 空间也被赋予尊卑差序的观念, 并将这些空间依中国父系家族制度成员的辈分、地位, 给予其应有的位置。
内乡县衙严格按照建筑等级规定建造, 皆为单檐硬山建筑, 仰瓦盖瓦顶, 屋脊饰以吻、兽等陶构件, 厅堂三间七架。平面对称布置, 为了强调“左尊右卑”等级严格的儒家之理, 在大堂前形成“左文右武”的格局——六房的位置均在大堂前, 按照左右各三房, 东列吏、户、礼;西列兵、刑、工, 然后再分先后, 吏 (文) 、兵 (武) 二房为前行, 户、刑二房为中行, 礼、工二房为后行。如果增设也不能打破这个布局, 二堂左边为县丞衙, 右边为主簿衙;东南设寅宾馆、衙神庙。县衙的监狱设在大堂西南仪门之外 (坤位) , 坤位在五行之中属于“鬼凶”之位, 故设置监狱及狱神庙, 俗称南监。
三、“门、墙”划分空间的伦理分区
我国古代社会所注重的五伦中的“夫妇”, 则体现了“男女有别”。“男女有别”的礼俗要求“为宫室, 辩内外”《礼记·内则》, 以“男子居外, 女子居内”《礼记·内则》为功能分区原则, 将建筑划分为“内”与“外”两个空间, 不仅包括建筑室内空间, 而且包括室外活动领域, 因而“门”“堂”分立, 组成一个庭院, 将封闭的露天空间也纳入建筑设计之内。
在内乡县衙建筑群中, 这种“辩内外”的伦理要求是通过设置门和墙划分空间实现的。整个衙门建筑群有高高的围墙围合, 从南到北依此有大门院落、大堂院落、二堂院落、三堂院落, 内宅院落。县衙在轴线上设置了一系列的门屋, 大门——仪门——宅门——内宅门。大门既是整个建筑组群空间序列的起点, 也是整个建筑组群最突出的外部形象, 自然也就成了对外展示重点和建筑艺术的表现要点, 大门的形制、规模还是建筑重要的等级表征。仪门 (3间) 位于县衙大门内百米甬道的中段, 宅门位于大堂之后, 是衙门的咽喉所在, 前置板门, 后置隔扇门, 为二堂之屏障, 故又称为“屏门”。位于二堂和三堂之间的是内宅门, 其内为县官及其家属女眷的生活区域。这样就形成了前衙后寝的局面——县衙中以大堂、二堂为主管官员行使权力的治事之堂, 即所谓的前衙或前堂, 二堂以后为内宅, 是主官办公起居以及家人的居住之所。
四、对称布局体现了以“礼”为基调的礼乐中和
儒家为了避免“礼”的强权意志过于强烈, 惟理而无其他, 就倡导“乐”来平衡调和。礼和乐都被儒家看作是人的一种生命现象和本质。“乐者天地之和, 礼者天地之序。”礼乐辩证中和, 使天理与人欲同时满足, 天理是人欲的理化, 人欲是天理的情化。不过,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中和并不是礼乐并举, 而是以礼为基调的礼乐“和谐”。
内乡县衙取中轴对称布局, 主要建筑形成了南北中轴线 (知县衙) 、东侧副轴线 (县丞衙) 和西侧副轴线 (主簿衙) 。主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照壁、宣化坊、大门、甬道、仪门、戒石坊、六房、大堂、屏门、二堂 (琴治堂) 、内宅门、三堂、兼隐亭等;东侧副线建筑有寅宾馆、三班、巡捕衙、县丞衙、东花厅等;西侧副线建筑有膳馆、监狱、吏舍、主簿衙、税库、西花厅等。这种关于对称均齐的嗜好, 不仅具有礼的特性, 而且具有乐的意蕴, 可以说, 是中国式的以礼为基调的礼乐“和谐”。
建筑的任务是诠释, 必须拥有对话能力。传统官署建筑空间和形式的美, 不仅仅是基于有形的美, 还包括了“精神”上的美, 是人民的感情、文化模式、价值系统……所凝聚出来的美, 这种美的作用不是单纯视觉感官的满足, 而是经由民族感情、文化模式、价值系统……的认同, 引起共鸣所达到的精神上的愉悦。
摘要：官署建筑作为传统建筑的重要形式, 凝聚着厚重的传统伦理文化。它以人伦秩序为布局原则, 以数理和谐为形式规律, 融时间、空间、情感于一体, 将严密的礼制仪规演绎为严谨的空间序列。
关键词：伦理功能,礼乐中和,官署建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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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卡斯腾.哈里斯著.建筑的伦理功能[M].申嘉, 陈朝晖译.华夏出版社, 2001.
建筑伦理功能 篇2
本文具体调查对象与方法见“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功能与管理状况研究概述”一文(《中国卫生资源》杂志2008年第4期第158页)。
2 结果
2.1 伦理委员会的设立情况及医务人员的知晓度
上海市三级医院共36所,其中三级综合性医院(19所)全部设有医院伦理委员会,三级专科医院(17所)设有的有15所(占88.24%);二级医院共116所,设有医院伦理委员会的8所(占6.90%),且均为二级综合性医院。
机构调查显示,66.67%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建立于2004年及以前,5所三级医院设有医院伦理委员会分会,78.79%的医院设有或正在申请药物临床试验基地;19.81%的医务人员不知道本院是否设有伦理委员会,其中二级综合性医院此比例最高,达24.04%。
2.2 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实际功能状况
机构调查显示,90.91%的医院具有涉及人体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核功能,其中进行药品临床试验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核较多(分别占84.85%和66.67%)。69.70%的医院伦理委员会还具有临床医疗服务项目的伦理审核和咨询功能,其中以新技术临床准入的伦理审核咨询和重大临床诊疗病例的伦理咨询开展较多。63.64%的医院具有生命伦理的教育与培训功能,培训对象主要为伦理委员会委员和医院内医务人员,仅4所医院对病人及其家属有伦理知识教育(见表1)。
2.3 伦理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设置与医院的支持度
机构调查显示,医院伦理委员会为独立设置的有58.62%,隶属于党办与科研处的分别有13.79%和10.34%,个别隶属于医务处、临床研究基地和生殖技术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直属院长领导的有51.72%,直属党委或书记领导的有34.48%。40.00%的医院设有伦理委员会办公室,日常管理接待工作由伦理委员会秘书负责,且大多在秘书所在的部门中处理,伦理委员会办公室主要用于伦理委员会文件的存档。
机构调查显示,96.67%的医院对伦理委员会的总体支持程度好或较好;但在资金、设备与设施方面的支持相对较弱,评价为差或较差的比例分别占3.57%和7.14%。
3 讨论
3.1 我国政策法规的完善推动了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建设
1998年前,上海市仅少数医院设立了伦理委员会,以后随着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现已废止)、《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规定》和卫生部《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法规的逐步建立与完善,越来越多的医院尤其是绝大多数的三级医院建立了伦理委员会,其中还有5所医院因临床专科化程度较高、研究伦理审核任务相对较重,已设立了伦理委员会分会。调查发现,近80%设有伦理委员会的医院是或正在申请药物临床试验基地,90.91%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具有涉及人体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核功能,且药品临床试验和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核最多,这显示了我国的法规要求对医院伦理委员会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
3.2 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组织与功能框架已基本形成
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组织框架已基本形成,大部分为独立设置,也有部分隶属于医院有关部门;40.00%的医院设立了专门的伦理委员会办公室;96.67%的医院总体支持程度好或较好,尤其在人力方面支持程度较高。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功能定位主要在3个方面,即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核、临床医疗服务项目的伦理审核和咨询以及生命伦理的教育与培训。目前,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对涉及人体生物医学研究项目的伦理评审开展较多,主要集中在药物临床试验和医疗器械的临床试研方面;大多数具有临床医疗服务项目的伦理审核和咨询功能,且以新技术临床准入的伦理审核咨询和重大临床诊疗病例的伦理咨询开展较多,部分还开展器官移植技术的临床伦理审核与咨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伦理审核与咨询和医院伦理查房;大部分医院的伦理委员会还具有生命伦理的教育与培训功能,尤其是三级综合性医院;部分医院伦理委员会还对医院政策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咨询意见。
3.3 推进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建设与功能完善
虽然上海市绝大多数的三级医院设立了医院伦理委员会,但二级医院中只有8所综合性医院设立,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应进一步推向二级医院。此外,根据我国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主要功能[1,2],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功能需进一步完善,应加强对临床医疗服务项目的伦理审核和咨询及生命伦理的教育与培训,目前约1/3的医院未开展这两项工作。针对目前近20%的被调查医院的医务人员不知道所在医院已设有伦理委员会,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应加大宣传。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信息可通过网站、伦理培训或公示等加以传播。
2005年世界教科文组织在其《指导1:建立生命伦理委员会》中,提出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功能应该有对伦理委员会成员和将要进入委员会的提名人员和志愿者进行教育,应该对有关生命伦理的病人案例进行审核和分析,应该对有关生命伦理的案例进行咨询(如医生、护士和病人的权利),应该分析与制定医院有关生命伦理方面的指南和政策,应该追求卫生资源的平等分布,应该启动社区项目,在同一城市或地区建立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网络,创建当地社区的生命伦理论坛或解决急救医疗服务中的问题;应该建议医院对病人进行提前指导(如遗嘱、卫生保健决策的持久委托书、以维护病人利益的卫生保健代理)。在该文件中,世界教科文组织还提出了一个好的医院伦理委员会今后应增加的功能[3]。根据国际上医院伦理委员会功能的不断扩展, 上海市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功能也应逐步适应医院医疗服务与研究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王丽宇,戴万津.医院伦理委员会建设的探索[J].医学与哲学,2005,26(12):33-34.
[2]郭照江.试论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组织与运行[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19(4):10.
建筑伦理功能 篇3
公共建筑包含办公建筑、商业建筑、通信建筑以及交通运输类建筑。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都属于民用建筑, 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合称建筑。公共建筑本质上讲强调建筑的公共功能, 它给社会提供一个或多个中心, 每个人通过把自己与那个中心相联系, 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感。广场的功能恰好能说明这一点, 公共建筑提供了一种明显与伦理有关的公共功能。
伦理学是关于道德的科学, 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 研究道德与经济利益和物质生活的关系, 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伦理学是一个“应该”的问题, 它是“应该”而不是“必须”, “必须”是一种法律, “应该”是一种提倡, 它提倡一种精神。公共建筑较之民用建筑更具有伦理功能, 凝聚力比以往任何建筑形式都更能体现本国的文化精髓。建筑形式从写物层次上升到写心层次, 公墓和公共纪念碑的伦理功能很好说明这一点, 当我们在英雄纪念碑前驻足时, 不禁会顿生敬意, 这就是建筑的灵魂, 纪念碑不是用来给某些英雄人物以荣誉的, 它传达的是一种时代精神。
二、设计伦理在公共建筑发展的现状与公共建筑的设计思想分析
当代社会已经出现一系列由设计不合理产生的社会问题, 如环境污染、社会资源的浪费等等, 公共建筑的发展虽有进步趋势和意愿, 但总体上说还处于初步阶段。伦理学作为一种实践科学运用到建筑实践中的时间还不长, 设计伦理的运用体系应亟待加强。
文化是人类实践过程中群体共享的主观行为准则和特性。文化包含多个方面它表现为多种形态, 以下将从人类与艺术、人与人、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文化三方面来对公共建筑设计思想进行剖析。 (1) 人类与艺术的文化, 反映在艺术审美方面, 每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读, 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决定了他的认识性。对建筑的认识更需要人的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建筑设计的用心。 (2) 人与人的文化 (伦理方面) 。它将人性, 人类自由和平等关系提升到高层次理性, 注重道德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 在建筑方面表现为重视场所精神和邻里关系。设计伦理在建筑中的运用, 对融合社会关系、邻里意识、改良环境等方面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由设计不合理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绿色设计应运而生。而绿色设计的含义远超过不使用日渐枯竭的木材, 它更体现了深层次的伦理价值。 (3) 人与自然的文化。关注社会、自然乃至宇宙整体的平衡, 尊重自然并与其和谐共生。在建筑方面即大力提倡有机生态论和绿色健康城市, 强调人的真正自由和人与人的平等交往, 注重社会伦理道德并尊重自然。
三、中国建筑哲学与公共建筑的伦理功能
与西方征服自然的建筑哲学不同, 中国建筑哲学强调和谐自然, 讲究“天人合一”。建
筑往往将自然生态要素、城市空间结构、人类及社会要素三者结合, 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公平与正义成为建筑设计的核心。不公平大部分由设计产生, 例如交通系统, 设计师应全面考虑到社会各类人群使用的便捷性, 弱势群体和残疾人在社会中应给予更多的关怀。设计不仅为主流设计也要为大众设计, 不仅为正常人服务, 也要为残疾人服务, 设计最主要的是伦理价值。每个建筑师都应该有自己的原则, 在利与义之间做出权衡。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 从设计到落成都吵得沸沸扬扬, 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设计方案, 最后证明他是对的。具有艺术气息的伟大建筑都具有同样的特质, 没法马上融入成为周遭的一部分, 如果真有那么容易, 只能说它重复已存在的事物罢了。
公共建筑与人类的关系是通过人类对建筑的认识和感知来体现的, 人的不同意识层次决定了建筑功能也必然是多层次的。 (1) 公共建筑的感性功能, 它主要强调建筑的物质材料对人体感官的直接作用, 如木质房屋和钢筋混凝土房屋给人带来的不同心理感受, 阿尔瓦·阿图设计的温情木质风格和科布西耶设计的现代工业风格就迥然不同。 (2) 公共建筑的知性功能, 它主要关注建筑的材料与自然物质、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 (3) 公共建筑的审美功能, 美的实质是一种平静的感觉, 当视觉、理智和情感的各种欲望都得到满足时, 心灵就能得到这种平静。美观是设计的三大原则之一, 建筑的审美功能使人有艺术享受般的高级愉悦感觉。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 进门便是一幅以壁为纸以石为画的巨大山水画, 以拙政园一侧白墙为纸, 用石头画画, 营造一种朦胧山水画的氛围, 使“片石假山”成为古典园林的现代延续。其设计灵感来自宋代米芾的山水画, 以抽象求神韵, 达到自我与自然合二为一, 从而产生气韵形神的审美概念。 (4) 设计理念的伦理功能, 设计理念是设计过程和设计结果的前提, 因此设计首要的问题是要确定高层次的设计理念, 要融审美与功能于一体。
3.从伦理角度以实例分析中国当代公共建筑的设计
设计伦理是从伦理角度看设计问题, 而不是机械的把伦理问题嫁接于设计理论上, 它是设计史与伦理体系的灵活运用, 从设计理念到设计过程再到设计结果三方面都讲究“人尽其材, 物尽其用。”公共建筑常常只是空洞的外壳根本没有实际的设计理念。目前为止, 整个铁路系统对行色匆匆的行人来说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火车站的作用似乎就是把我们当作货物短暂地寄存, 这对旅客来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从设计伦理上讲应予以改善。
以上的例子是从设计应尊重人的伦理角度来剖析公共建筑的, 日本建筑大师矶奇新设计的喜玛拉雅中心则从尊重自然的伦理角度分析, 建筑的支撑部分运用了树林形状的有机形, 33个树林支点象征人高举的双手, 这片生生不息的树林给人们自由发挥的无限空间, 人穿梭其中感受到大自然的蓬勃生机, 体现了东方建筑哲学的天人合一, 成功地将自然元素, 建筑空间, 人的要素融合在一起, 与魏晋时期追随自然的玄学思想正好吻合。
广州歌剧院则是从人文视角取胜的, 其设计者扎哈·哈迪德, 她的建筑代表了人的感情。广州歌剧院的设计理念是圆润双砾的海珠石, 所以它的造型酷似两块大石头, 在设计竞标的对决中, 设计师以文化融入设计而夺魁。
为中国之设计, 总的原则是“天人合一”。公共建筑作为建筑的主要形式, 更体现其公共的伦理价值。“博爱之谓仁, 行而宜之之谓义。”在利与义的矛盾冲突中, “先义后利”的道理是设计师们所应坚持的。道理是直的, 但道路是弯曲的。中国当代的公共建筑有高超的现代工业技术作为支撑, 但设计的伦理观念却在下滑, 使建筑作品反而达不到前人的高度并陷入苦恼和迷茫之中。只有从伦理角度去重新审视, 才能从本质上改善公共建筑的现状;从伦理意识层次去进行建筑实践活动, 才能得到最真实的公共建筑, 从而使公共建筑的设计体系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李布斯金:《破土-生活与建筑的冒险》,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3][美]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 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4]春秋-老子:《道德经》, 吉林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建筑伦理功能 篇4
1 人居环境伦理观概述
1.1 环境伦理观
环境伦理观主要研究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受到人与自然伦理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它是在环境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的研究人类道德行为的新兴学科。其研究目的在于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正确理解自然价值的含义, 转变人类传统的征服掠夺自然的手段和消耗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 逐步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的关系, 解决人类面对的环境危机, 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中, 所有生物都是自在利他的, 且都是环境系统的重要部分, 由于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特点, 作为环境伦理观的主要对象, 具有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与责任。
1.2 人居环境伦理观
环境伦理观的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它打破了传统伦理观意义上的单一人际关系, 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整个自然界, 包含了所有植物、动物、水、空气和阳光等在内的对象,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人居环境伦理观, 它将研究对象在其研究范围内进行细化, 体现了其特殊性。
人居环境指的就是人类进行娱乐、工作和生产生活居住的环境, 包括了室内环境和城市环境。人居环境伦理观是对人居环境的具体描述。从伦理学的意义上来说人居环境伦理学属于其分支学科, 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就是研究人与居住环境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人居环境伦理观认为, 人处于主体地位, 具有主动性, 人居环境处于从属被动地位。尽管人居环境处于下属地位, 但是它却对主体起着承载和庇护的作用。由于人与人居环境之间存在的这种特殊关系, 使人具有关心和保护人居环境的责任, 这主要是出于人居环境是人进行活动的承载体的原因。
2 人居环境中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人居环境受到空前的压力, 主要表现在人口增长速度过快, 导致人口居住和土地占有量逐渐减少;城市变化进程的加快, 导致住房短缺, 交通拥挤、城市环境恶化;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比较活跃, 提高了机械自动化的程度, 导致自然资源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问题加剧;工业发展迅速, 新技术的应用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 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污染等现象严重, 使气候异常, 自然灾害频发, 严重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居住环境。
2.1 城市环境污染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城市环境不断恶化, 其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工业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悬浮颗粒、燥光等。
由于生产技术水平比较落后, 在城市污水处理上容易出现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水循环系统中, 导致水体污染、水质下降;生产废水直接排放于地表, 在渗透到地下后使地下水受到污染, 影响到农作物生长和生活用水的使用。
二氧化硫主要是燃煤排放引起的, 排放出的二氧化硫气体会在大气中形成硫酸盐气溶胶, 且一旦形成降雨就是有腐蚀性的酸雨, 它会对水质造成污染。燥光污染主要指的是人工白昼和白光污染。由于建筑物外墙在装修上采用的是镜面材料如玻璃幕墙。这种建筑材料所反射的光与阳关照射相比更为强烈, 它会导致室内温度上升、影响道路交通安全。此外, 如果长期处于白光污染环境进行工作生活, 容易使人的视力下降, 出现头晕目眩、食欲下降等问题。
2.2 室内环境受到污染
当前人们对室外环境污染较为关注, 人们认为在污染较重的地方就在室内能够避免, 但是, 近年来室内建筑在材料的选择上也会对人身体造成危害, 会在生活居住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出有害气体, 引起室内环境污染。影响室内环境污染过的因素主要包括甲醛、重金属铅、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氡气和氨气等。
甲醛主要产生于建筑装饰材料和家具, 挥发到空气中, 产生刺激性气体, 危害人体健康。重金属铅存在于建筑材料中的涂料、油漆和颜料等。铅对儿童的危害更大, 会影响到身体机能的发育。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主要指的是有机化合物蒸汽, 产生于装饰材料、家具和燃烧的燃料。
2.3 建筑材料对人居环境的影响
不同时期进行的基本设施建造, 其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和变现出的特点是不同的。通过利用土、草、木材、石材、砖瓦、石膏和石灰等多种传统建筑材料难以实现建造跨度大、空间大的建筑, 并且其不具有防水、保温隔热的优点, 导致建筑的美观、防水、隔热等条件欠缺。建筑材料的绿色化,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居环境的质量和水平, 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了居住条件的舒适性、美观性、健康性的统一。
建筑材料的生命周期包括建筑原料采集、原料制造、使用以及废弃物再生等, 其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 排放出不利于人居环境的污染要素, 导致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热岛效应等。
3 人居环境伦理观与建筑材料的绿色化
人居环境面临多重污染问题, 使人们更加渴望一个健康、舒适的人居环境, 从人居环境伦理观上看, 是对人居环境和人类自身的负责。因此, 从人居环境与建筑材料关系的基础上, 寻求改善人居环境的有效途径及建筑材料的绿色化, 这是符合人居环境伦理观需要的。
绿色建筑材料可以另称为生态建筑材料、健康建筑材料和环保建筑材料, 指的是具有节约能源、净化环境、无毒无害、可循环利用的作用, 其内涵在于利用清洁生产技术, 减少使用天然能源和资源, 大量采用无毒无害、无污染、利于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的建筑材料。
绿色建筑材料和传统建筑材料是不同的, 传统建筑材料的使用和制造是建立在浪费自然环境资源的基础上的, 同时在建筑材料的使用和制造过程中容易忽略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建筑材料本身的安全性, 因此, 容易对人居环境造成消极影响, 引发人居环境上的危机。通过建筑材料的绿色化可以有效的改善人居环境的恶化情况。
实现建筑材料的绿色化, 首先要对绿色建筑材料进行研究和推广, 例如具有空气净化功能的建筑材料、能够吸收氮氧化合物和悬浮颗粒的建筑材料;在建筑材料的生产中所使用加工的原料应减少使用自然资源, 可以通过大量使用城市垃圾、废渣、矿业尾矿等废弃物进行加工利用;在生产中采用耗能较低的工艺和低污染技术;在建筑材料生产过程中不能使用重金属铅化合物, 不能使用甲醛等碳氢化合物, 也不能使用含汞的化合物;建筑材料的设计应该坚持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环境为宗旨, 生产的建筑产品不仅要无害无污染, 还应对人体健康有利;绿色建筑材料应该可以被回收和可循环再利用;绿色化建筑材料应该减少维修成本、提高使用寿命、延长使用周期。
4 总结
从在人居环境伦理观的角度进行考虑, 改善人居环境就是使人居环境实现生态化和绿色化, 因此可以说人居环境的改善与建筑材料的绿色化具有密切的关系。建筑材料的绿色化, 有效的实现了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充分体现了人居环境伦理观, 满足了人居环境伦理观在道德责任上的需要,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居环境和建筑材料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环境伦理观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居环境伦理观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人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人居环境面临着诸多问题, 例如室内污染、环境污染等, 这也使人居环境伦理观受到挑战,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受到建筑材料的影响。因此, 对建筑材料进行绿色化处理, 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针对人居环境面临的问题, 提出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措施即建筑材料的绿色化。
关键词：人居环境伦理观,建筑材料,绿色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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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伦理功能 篇5
现代意义上的伦理上统一的建筑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2——Tom Spector
近年来,建筑伦理研究逐渐成为当代西方建筑理论界的热点课题之一。建筑历史学家阿尔贝托·佩雷斯戈麦斯(Alberto Pérez-Gómez)在《建筑·伦理·技术》一书的序言中设问到:“为什么在千年的最后十年,设计专家们突然决定聚焦于伦理问题,并且对此课题作出了大量的研究?”3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当代建筑伦理研究的方向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普遍的“善”的追求是建筑学科固有的基本内容,也是建筑学获得社会合法性和公众认同的基础,面对库哈斯“建筑学将不会延续到2050年”的预言,建筑伦理研究试图重新确证建筑学存在的基础(Nicholas Ray 2005);4其次,当技术理性和科学逻辑实证主义无法解决当代诸多的社会、生态以及认识领域的冲突时,伦理理性被再次提出并以此来检验建筑学的策略和方法(Barry Wasserman1999);5第三,源于资本运作的空间生产模式和基于彰显经济地位的建筑形式主义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建筑的伦理功能被重新提及(卡斯滕·哈里斯1997);6最后,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建筑师在实践中的价值判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功利主义、道义论、契约论等伦理学理论开始介入对建筑师职业实践行为的检验,并试图对困境的根源做出合理的解释(Tom Spector 2001)。7当代西方建筑伦理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由哲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建筑学家等跨学科的研究团体,并活跃在近年建筑理论的讲坛上。
虽然对伦理要素的关注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建筑理论的传统,但建筑伦理研究作为一个专题的研究领域出现却是晚近的事情。从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斯卡莫奇,再到现代建筑的先驱者普金、拉斯金,其著述中不断重复着对建筑学、建筑师道德属性的探讨,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并没有独立的建筑伦理研究范畴。这一方面体现在相关的内容散布在不同的建筑学著作中,缺乏明晰的方向和归纳;另一方面体现在建筑伦理的研究方法仅仅局限于建筑学内部,是作为研究建筑形式、建筑风格的工具出现的,即使是关于建筑师责任的讨论,也仅限于建筑师从自身角度来认识问题。
西方当代关于建筑伦理问题的系统研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从背景上看,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恶化、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以及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的伦理底线,伦理研究重新受到了关注,并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伦理学从原有的“形上伦理学”、“规范伦理学”范畴向其它学科扩散辐射,形成了应用伦理学强劲的发展势头。应用伦理学为当代诸学科发展中遇到的价值难题、道德困境提供了探讨的平台,催生了一大批新的交叉研究领域,如医学伦理学、法律伦理学、行政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等等。8与这些新兴的研究领域相比,建筑伦理研究本身有着更为悠久的传统,且并不局限于应用伦理学的视角,但作为专门的研究范畴却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从内容上看,上世纪70年代的建筑伦理研究发端在4个方面展开。一是卡斯滕·哈里斯运用大陆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介入建筑伦理的研究,1975哈里斯在美国《建筑教育》(Journal of Architectura Education)杂志上发表了《建筑的伦理功能》一文,成为20多年后他那本获得AIA建筑评论大奖的著作《建筑的伦理功能》的起点;二是1979年美国Carnegie Mellon大学建筑学院的奥默·埃金(Omer Akin)博士开始将伦理学理论引入到建筑伦理研究中,9开端了应用伦理学意义上的建筑伦理研究的先河;三是上世纪70年代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左派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城市学者从社会-空间-政治的角度对后现代的城市和建筑展开有力的批判,探讨城市空间下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本质。10四是在建筑学领域内部,学者们开始对现代主义以来的建筑价值取向和建筑师的伦理规范进行反思,70年代也是美国建筑师学会所颁布的《建筑伦理准则》(AIA Code of Ethics)在相对稳定的执行了半个世纪后因为司法问题而发生持续重大变革的时期。
如果说对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关注是建筑学科固有的传统的话,那么,对于伦理学的引入则是当代建筑伦理研究的新特点。伦理学的概念、模式和方法与建筑学的结合,使得建筑伦理研究摆脱了建筑学视角的单一性,更加具有伦理学的理论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西方学者将西方当代建筑伦理研究纳入了应用伦理学的范畴。11
总的来说,西方建筑伦理研究主要是在4种学科背景下进行的。一种是哲学背景,一种是伦理学背景,第三种是建筑学背景,最后是社会批判理论背景。12
哲学背景下的建筑伦理研究侧重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面探讨建筑的伦理本质,其中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大陆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耶鲁大学的卡斯滕·哈里斯和谢菲尔德建筑学院的埃蒙·卡尼夫(Eamonn Canniffe),后者延续前者的理论方向将建筑伦理引入城市伦理研究,以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 Gill University)的阿尔贝托佩·雷斯戈麦斯(Alberto Pérez-Gómez)教授等。他们以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大陆哲学家的思想著述为基础来反思建筑所应有的伦理指引。另一种观点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它公开批评哈里斯的大陆哲学模式违背了“科学性”,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宣称应当采用分析哲学而不是大陆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建筑伦理,13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建筑哲学/美学家索尔·费希尔(Saul Fisher)等。
伦理学背景下的建筑伦理研究将自身置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认为建筑伦理是伦理学原理在建筑学上的应用。这里面又有不同的取向:一是直接运用伦理学的理论来解释建筑现象和建筑中的价值判断,如英国兰开夏大学(Lancashire University)的沃里克·福克斯(Warwick Fox)以及前面提到的奥默·埃金等;二是将环境伦理引入到建筑基本价值体系中去,从深层生态思想等层面奠定建筑生态观的伦理基础,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Jamieson与Gunn对人工环境伦理(built envionment)的研究,以及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主任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 Donough)等;三是建筑职业伦理模式,致力于建筑作为社会职业所应有的伦理规范的制定和研究,并探讨建筑师个体在具体道德困境面前的思考方式和抉择依据,如美国注册建筑师考试委员会(NCARB)组织编写的《伦理学与建筑实践》(Eth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itecture)》一书的作者巴里·沃森曼(Barry Wasserman)、帕提克·沙利文(Patric Sallivan)、英国建筑理论家汤姆·斯派特(Tom Spetor)等。
建筑学背景下的建筑伦理研究更多地是从建筑学的话语体系中反思其中的伦理内涵,这部分研究内容宽泛而分散,同时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在上世纪70年代当代建筑伦理研究发端以前,建筑学理论著述中就已经使用本学科的单一视角开始建筑伦理议题的讨论,这种探讨散见于不同的理论著作中,如斯科特(Geoffrey Scott)关于建筑学中“伦理谬误”的批判,吉迪翁(Siegfried Gidedion)关于“建筑学中的道德要求”的讨论,以及沃特金(David Watkin在《建筑与道德》一书中对建筑学中道德普遍主义的剖析等。当代的许多建筑学者将全球化、建筑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纳入到了建筑伦理研究范畴,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资深教授戈乐尼(Gideon S.Golany)对于伦理与建筑文化的研究,美国地域主义建筑师费纳尔(Fernall)对乡土建筑“情景伦理”(situational ethics)的研究等。一批活跃在创作一线的建筑大师也开始对伦理议题在实践层面进行思考,如马利奥·博塔(Mario Botta)将其新近出版的作品集命名为《建筑物的伦理》(The Ethics o Building),Zeidler Roberts事务所新近出版的专辑也以“伦理与建筑”(Zeidler Roberts Partnership:Ethics and Architecture)命名,以此来表明该事务所的作品所追求的伦理特质。
社会批判理论背景下的建筑伦理研究则包含了城市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女权主义的批评理论以及后现代政治批判理论等内容。由于政治与伦理之间天生的复杂关联,这个研究方向更多的是从社会或城市总体来研究空间的生产、分布及消费中的公平、公正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简称西马)往往被当作这种研究的思想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为了区分不同建筑伦理研究的基本背景和方法,以便较为清晰地把握西方建筑伦理研究的总体脉络。其划分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不同背景的研究之中存在着诸多的交叉关联。主要体现在:
一是哲学模式与伦理学模式的交叉。在西方学科传统上,哲学与伦理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联。西方古典主义哲学家往往同时也是伦理学家,如前面所提到的大陆哲学派中的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人本身在伦理学史中就占有重要地位。14伦理学通常也被称为道德哲学。以分析哲学的观点看来,分析哲学的方法为当代诸多学科的“科学、系统地反思”提供了可能,其最主要的功绩在于“对形上伦理学问题提出看法并产生各种各样的应用伦理学领域,通常是职业伦理”,15由此可见建筑职业伦理研究与分析哲学的内在关联。因此,哲学模式与伦理学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持有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定位,而不在于具体内容上的清晰分别。
二是哲学模式与建筑学模式的交叉。自柏拉图以降,哲学家与建筑学家之间的相互越位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从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到德里达、维特根斯坦等,诸多的哲学大师都从不同方面表达了对建筑或建筑师的关注。当代建筑大师和建筑理论则普遍体现出一种“哲学癖”,埃森曼、盖里、李伯斯金等也从不掩饰他们从哲学中汲取的灵感和源泉。建筑语言学、建筑现象学、海德格尔对于居住本质的哲学阐释等,更是成为哲学模式下的研究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内容。
三是伦理学模式与建筑学模式的交叉。这里面存在着对应用伦理学认识的问题。一般来讲,作为应用伦理学分支的建筑伦理研究,是指运用伦理原理对建筑职业现象的解释,或建筑实践的伦理学反观。而从应用伦理学内部的学术争论来看,上述这种理解被定位为“美国模式”,仅代表着应用伦理学对其学科内涵的一种解释。与此相对的是“欧洲模式”。“欧洲模式”援引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观点,认为“美国模式”是对“应用”概念的错误理解,表现为“把应用看作是对某一意义理解之后的附加性运用”,其错误的根源在于“近代以来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欧洲模式”认为“‘应用’不仅不是理解之后的环节,相反却是理解的核心”。16按照这一逻辑,建筑学背景下自发的(相对于自觉使用伦理学原理的)伦理探求,本身就应当被看作是应用伦理学意义下建筑伦理研究的内核,而不应将应用伦理学意义下的建筑伦理研究定位为伦理原则在建筑学上的运用,亦即我们所概括的第三种模式将被纳入到了第二种模式中去,并成为解读建筑伦理的关键。
建筑伦理功能 篇6
一、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的美学旨趣
作为技术理性指导下的产物, 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创造出一种本体美, 也遗传了其内容与形式间的固有矛盾, 因此在形式表达上形成了服务于人而又压抑人性的逻辑悖论。同时, 物质性逻辑相对较强而精神功能的承载度偏低, 但在城市空间秩序中举足轻重的节点地位又使其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 这种内在焦虑正是其双重分裂气质的症结所在。
1. 纪念话语
建筑功能与空间序列二者须形意寓合, 方能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由于美学的过分负荷, 大空间公共建筑美学长期以来致力于对宏伟体系、总体性解释、权威话语的追求, 成为象征型建筑的典型:通过集中式单一的空间、功能和巨大的尺度获得了视觉显著性和纪念性, 因其与大众日常生活的超然距离使其成为禁欲主义的化身, 成为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脱节的纪念碑 (图1) 。其空间环境序列、构件艺术处理相对形式主义建筑而言应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但一则纪念性表达在不断拓展其内涵外延, 二则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内在生命力在社会化、市场化背景下的萎缩也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大空间公共建筑的传统纪念性模式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和选择。
2. 逻辑自治
作为“后审美艺术”, [3]功能技术逻辑成为大空间公共建筑艺术表现的主要源泉, 而主观先验的概念风格在大空间公共建筑中鲜有市场。功能技术作为其设计的序参量, 对最终的建筑形象具有决定性意义。从古罗马万神庙到伦敦水晶宫, 从耶鲁大学冰球馆到罗马小体育宫 (图2) , 经典的大空间公共建筑无不遵循本体空间的建构逻辑生成。
作为自治与他治的辩证统一, 大空间公共建筑难免被打上时代风格的印记, 因其首先必须在文化层面上被接受和认可。设计的挑战在于满足公众集体的意识和期望, 从巴黎机械馆到纽约TWA航站楼, 从布雷斯劳世纪大厅到布鲁塞尔博览会美国馆, 由于高新技术应用和表达与技术审美接受的非同步性, 流行审美话语左右着的大空间建筑传统形式与前卫内容之间的矛盾打破了建筑创作应有的平衡—材质、工艺等实在美是最基本的, 而脱离建筑本体的诸如形式、风格等的任意美只取决于人们的习惯。从历时性角度看, 大空间公共建筑形式与内容的冲突是社会审美系统升级的前奏, 只有跳出形式风格的窠臼, 通过建筑本体的逻辑表达, 才能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3. 雄壮豪放
正如“羊大为美”的起源说所揭示的那样, 尽管“大”与后来的“壮美”不能简单等同, 但“壮美”无疑渊源于“大”。尽管功能结构相对单一, 但结构、材料技术瓶颈使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从整体体型、中观肌理、构件节点都体现出实体化的结构理性, 对能源消耗的忽视则使其体型在结构可及的范围内得以夸张 (图3) 。相对粗放的功能技术建构了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雄壮豪放的艺术风格。
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 其美学着眼点重在纪念话语、本体功能、传统技术的演绎上, 而对更大范围内与社会、环境的整体关系 (环境负荷与氛围, 以及人们的心理感受) 却缺乏应有的观照, 从而成为其发展的软肋。因此, 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在建构传统本体美学的同时, 仍未能摆脱线性思维、狭隘视域和模式化处理的羁绊而获得整体超越。
二、生态化大空间公共建筑的美学拓展与超越
1. 功能结构优化适应
生态学理论认为, 生态系统中营养关系越复杂, 其系统结构越稳定。作为功能载体, 建筑空间系统与社会生活之间呈现出动态适应机制。随着市民社会和消费经济的到来, 大空间公共建筑逐渐打破原有的封闭单一的功能结构, 互动激活的功能序列组合使其扩展了生态位, 从而越加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如体育建筑, 体育社会化、产业化使体育功能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剂, 竞技、健身、休闲娱乐、购物、社交等功能的多元一体化使一度高冷的体育建筑拉近了与大众的距离。酋长球场地处伦敦北部两条铁路相夹的三角形地段, 原为废物转运站, 现依托良好的区位和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 项目包含近1 000套廉价住房和废物循环处理中心, 球场设有咖啡馆、餐厅、酒吧、博物馆、球会商品专卖店、培训中心、会议中心、150个贵宾包厢和钻石俱乐部 (图4) , 吸引了110余万人次的比赛观众 (2014~2015赛季) 及大量体育旅游者, 场均上座率高达96.3%, 使得俱乐部的年均比赛日收入从海布里球场时代的3 740万英镑涨到2014年的11 980万英镑, 这种“新球场效应”辅以体育旅游、会议及音乐演出使其成为重要的社交中心和城市工业区有机更新的触媒, 被誉为“欧洲最成功足球场” (2) 。体育建筑功能系列化、商业化、娱乐化, 形成了多元互补的功能结构, 增强了自身的造血机制和功能效益。同样, 随着非航空收入占机场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 以航站楼商业为主体的机场商业化已成为机场未来运营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著名航空服务测评机构SKYTRAX认定的全球六个五星级机场之一, 韩国仁川机场2014年收入中非航收入占到73.73%, 而商业收入占比48.55%, 商业收入中商业设施收费大约占到92%, 其他为广告费和停车场收入 (图5) , 整体盈利能力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4]该航站楼融合商业规划理念, 除交通运输服务之外还价值挖掘围绕旅客动线布局大量免税店和餐饮店, 此外还拥有丰富的旅游服务和文化体验项目, 包括豪华酒吧和休息室、网吧、休息区、电影室、桑拿房、淋浴房和儿童区、韩国文化博物馆、传统文化体验馆、传统工艺展览馆及韩国特色的四季园林景观, 成为融交通、购物、娱乐、展览、休憩、文化于一体的多元体验中心, 既实现了商业效益最大化, 又丰富了航站楼的空间内涵和特色趣味, 服务竞争力得到全面提升。生态化大空间公共建筑以功能结构优化为引擎, 引发了由内而外的生态位释放, 从而脱离了被动脆弱的存在模式。
2. 空间话语真实返魅
建筑形式是混沌的建筑创作系统 (包括形式、功能、结构、观念等) 的奇怪吸引子, 能否取得与潜意识的共鸣是其成败的关键。在模式化的还原论思想主导下, 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空间个性潜力表现不足, 而在复杂性范式的时空背景下, 其空间氛围和特色魅力得以充分呈现。功能结构上与商业、娱乐、休闲的“联姻”使大空间建筑日益拘谨、凝重的纪念性日趋淡出, 代之以自在洒脱的世俗性休闲氛围, 由静态呆板的形象到生动有机的异质塑造, 由面无表情的贫乏意味到丰富微妙的内涵彰显, 由中规中矩的“无我之境”走向张弛有度、诗意表现的“有我之境”。生态化大空间公共建筑更多采用木、竹、膜等轻质材料并自然表达, 诠释出低碳高效的时代精神和自由开放的美学诉求。如马德里巴拉哈斯机场T4航站楼, 流动起伏的屋顶由巨型Y形钢柱支撑, 天花板用经过防火处理的长条竹片装饰, 在圆型玻璃天窗过滤的柔和光影下, 塑造出灵动热情的地域文化氛围 (图6) 。被誉为“下一代体育场”的墨尔本矩形体育场, 通过建立参数化模型, 同步模拟、优化由20个大小不同的网格穹顶裁切组合的屋顶曲线, 其泡沫仿生屋顶与三角网格的玻璃、铝合金面板及百叶窗界面共同塑造了律动有机的空间形态, 既为观众和场地草坪的健康实施了最大化的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 又彰显出结构句法逻辑性。该屋顶用钢量仅为2 500 t, 相比同规模悬挑屋盖降低了50%, 建构了轻质高强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基准。设置于网格穹顶各三角面交接节点处的1 544色耐候性LED照明仅是传统泛光灯耗电量的10%, 既可展示各种类别的动、静态图像, 且光照不会外溢, 又避免了泛光灯照明吸引昆虫与鸟类干扰比赛的问题。[5]由生态逻辑优先原则确定的建筑空间形象打破了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结构理性的霸权, 获得了更全面意义上的真实。与注重实体“壮美”的传统砖石建筑不同, 生态化大空间公共建筑通过环境的地缘性、能量的节省性、物料的集约性等建构的轻灵精巧的结构构件与曲线轮廓, 强调刚柔并济的“秀美”, 这与信息社会否定崇拜和压迫的社会思想同出一辙, 并得以在后工业时代中广为盛行。
3. 环境文脉有机契合
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美显露出来的往往是一种“独白”—以“绝对之我”的身份发言。这种策略固然有其特定的依据, 但并非万全之策, 处处皆宜, 而灵活变通、因地制宜才是设计的灵魂。在自身功能完善的基础上, 生态化大空间公共建筑突破了狭隘的自说自话模式, 引入环境文脉的有机契合机制, 更多体现出与环境的“对话”, 以及自我的非中心化。都柏林Aviva体育场坐落于市区住宅区中, 地段局限在西侧铁路线车站和东侧河流之间。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北侧紧临住区对于阳光、噪声和视线等环境需求, Populous事务所借助参数化设计平台, 将赛场空间优化为无北侧看台的马蹄形布局, 以及半透明聚碳酸酯板包裹的向北侧剧烈下倾的环境友好形态, 塑造出内聚、专业的比赛视听氛围, 细部阳光板格栅精心回应了自然通风、遮阳、雨水回收等多重需求 (2) 。同时将铁路线与体育场席下空间进行整体城市设计, 化解了用地紧张和交通疏散的两难困境 (图7) 。生态学上, 竞争与协同二者相互依存, 互为条件的张力正是环境秩序之源。对于旧有建筑更新项目而言, 凝聚新旧建筑文化张力的操作更易于唤起场所精神的记忆。具体包括:一是改造性再利用模式, 即通过对历史建筑注入相容的功能进行原真性保护和改扩建以契合时代的发展需求, 以改造为主、建设为辅。都柏林3竞技场前身是1878年建成的驳接水运和铁路的货物仓库, 具有强烈的铁路工业遗产特色, 20世纪80年代荒废后被改造成可以容纳音乐会、拳击、展览、歌剧、马戏表演等的8 000座大厅, 见证了爱尔兰演艺的辉煌发展, 2008年扩建为14 500座的世界级音效圆形剧场模式的竞技馆 (图8) 。改扩建设计遵循《威尼斯宪章》,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真的铸铁柱子、屋架、墙面比例、细部和材料, 在阳光板、金属网等隐型材料的衬托下实现新旧功能、形式的再生, [6]丰富了建筑的场所内涵。二是建设性更新模式, 即通过整合历史建筑秩序进行适应性拓展, 以建设为主、改造为辅。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更新项目中, 作为地标性建筑门户和激活本地区更新的催化剂, 新建的半圆拱形候车大厅顺应被保护修复的一级古迹维多亚亚式主站棚和西部大楼之间的场地逻辑生成, 16个从锥形中央漏斗向外辐射的钢结构延续了单跨式车站结构的传统, 部份屋顶镶有可透光的三角造型玻璃, [7]新颖的结构空间形式与历史建筑相映成趣。纯粹自治的大空间公共建筑难免显出拘谨内向、独善其身的出世之态, 而适度呼应环境文脉则会使其在微妙复杂的城市环境中自在生成, 从而实现更高层次上的自治, 从而主导城市空间。
4. 生态秩序伦理观照
“伦理”的含义是一种约束, 更是一种方法, 生态化大空间公共建筑与传统的建筑美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整体自然生态的充分观照—关注焦点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功能和形式, 而是拓展为深层结构的环境伦理逻辑:由追求“空间序列”升级为“生态序”;由追求“有意味的形式”深化为“共生形态”;由追求“功能”扩展为“功能+性能”。例如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 其有机形态是基于双曲索撑网壳结构、中空夹层玻璃幕墙、三角形铝制遮阳罩等策略并与地景风貌呼应协同的整合优化 (图9) , 其中幕墙系统上的三角形铝制遮阳罩可根据太阳入射角度和位置的不同, 决定大厅开启或封闭的程度。这种响应当地湿热气候的智能遮阳系统通过减少太阳能辐射来降低演艺中心的能源消耗, 并在过滤光线的同时允许一定阳光进入大厅, 为室内空间带来生机和活力, 更赋予了建筑主体榴莲的神韵。基于对生态秩序与建筑空间的多维互动关系的深层思考和演绎, 生态化大空间公共建筑超越了原先风格嬗变的既定思维, 而从更高的层面引进了更科学的方法, 实现惠而不费。作为跨专业集约优化设计的典型, 伦敦室内自行车馆项目应用被动式手法, 并在前期建立计算机3D能耗分析模型,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能源和水资源的需求, 将全寿命统筹分析整合进入建筑结构之中, 以减少对系统和基础设施的依赖。基于对张拉索网、钢拱、胶合木拱和索木混合结构的综合比较, 该馆屋盖优选张拉索网结构 (图10) , 其围合的空间体积相较于竞赛方案压缩了15%, 降低了运营采暖能耗成本, 同时屋盖压环边梁与碗状坐席结构合二为一, 进一步减少了材料用量, 屋盖结构用钢量仅30 kg/m2。该馆采用屋顶天窗实施天然采光, 并在夏季和过渡季节完全实现自然通风, 屋顶雨水收集和节水设备的应用减少了75%的用水需求, 伦敦奥林匹克交付局要求所有奥运场馆能耗均应比《建筑规范》 (2006) 标准降低15%, 而该馆实降31%, 成为伦敦奥运会蕴碳量最低的场馆 (图11) 。[8]由于该馆结构低碳高效、形态亲切别致, 因而获得“品客薯片”雅称。基于性能表现的优化设计融合了自然美、艺术美与技术美, 从环境伦理角度拓展了建筑审美的旨趣, 挖掘出形式背后的深层逻辑。
三、大空间公共建筑生态美学内涵生成机制
艺术审美在一种艺术积淀 (内容积淀为形式, 即由再现、表现到装饰) 和突破积淀 (由装饰风、形式美再回到再现或表现) 的“二律背反”的运动中发展。[9]传统大空间公共建筑呈现出趋同化和奇观化倾向, 前者使其堕入了忽视环境负荷的技术产品的层次, 后者则是形式主义的产物。但大空间公共建筑绝非以视觉和功能享乐为指向的形式概念, 而应以全方位诠释和映射时代生活方式为主题。维纳从美学同生态科学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审美必须与反对熵增加联系起来的思想, “美就像秩序一样, ……用以反对熵增加的尼加拉 (3) 。”[10]一切美的创造和享乐活动都必须参照熵定律, 美存在于以最小的资源代价获得最大限度的丰富性。生态化大空间公共建筑以互动激发的功能业态为基础, 以真实有机的空间形态为表情, 以性能适宜的环境生态为目的, 以自在融洽的城市文态为气质, “四态”相辅相成, 通过与功能计划、生活形态、经济模式、空间组织、界面肌理、结构选型、技术工艺、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环境性能、文化取向、地域习俗等因子的互动和映射, 共同构成其生态美学内涵的有机系统 (图12) , 成为当前大空间公共建筑发展的建设性选择。如果说大空间公共建筑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皮、现代骨的折中主义庄重朴雅的实验期, 现代结构造型主义粗野雄浑的成熟期, 以及后现代主义多元互补的贫血期, 当今的技术背景则孕育了新型建筑美学生成机制:从单纯注重结构理性向生态理性与结构理性共同成为左右大空间公共建筑系统发展的序参量理念的拓展和提升, 由内而外地呈现出自在逻辑美, 其美学内涵在原有基础上突破观念束缚和技术壁垒, 表露出生态秩序的本真美, 从而实现了超越。
源于生态关怀的设计初衷并非出于审美的考究, 但生态化大空间公共建筑形态中呈现的表里如一的环境关怀和诚实健康的本体建构却因融真、善于一体而成为当前审美体验的热点。生态美来自于内而不是外—通过探寻大空间公共建筑与自然系统之间美学联系的深层结构, 再利用这种美学去赋予事物以形式, 这是其“真”。生态美的体验内在于建筑生态系统之中, 是人通过与生态环境亲密融合的过程而体验到的, 它不能与培育它的母体严格区分开来, 这是其“善”。而作为生态化大空间公共建筑设计的关键, 优化资源配置和减少环境负荷渗透着一种生态秩序与人文关怀, 这是其“伦理”。生态美学以适应代替或者拓展了传统美的概念, 强调形式是自然的物体长期适应大自然的结果。“具有自由的完善的表现将立即转化为美”, [11]适应这一概念正好切中美的内涵。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 改善还是破坏了生活质量和环境是评价建筑物否有价值及价值大小的根本标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大空间公共建筑生态美学成为“以美启真, 以美储善, 以美拓伦理”的最佳注脚。生态美学对美学学科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其标志着理论出发点从人类中心论过渡到生态中心论、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过渡到生态世界观, 在方法上则是从主客二分过渡到有机整体的重大拓展。走向伦理化的生态美学正在渐趋演变为建设性的中坚力量并逐渐承担起大空间公共建筑文化救赎和秩序重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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