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安全（精选12篇）
资产安全 篇1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直属江苏省政府领导, 是全省唯一的综合性农业科研机构, 承担着大量农业科研任务。针对国家和江苏省农村经济与科技发展目标和方向, 开展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科技示范和科技服务工作, 同时进行应用基础研究和农业宏观对策研究, 为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成果保证和技术支撑。工作任务决定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科研项目的实施不可能局限于南京本部大院内, 而是覆盖全省。
一、重视加强异地资产管理的背景
1. 异地资产管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0年聚焦“三农”, 农业科技成为国家重点支持领域, 在这种背景下,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获得了较大支持, 农业科研经费增长较快, 科研条件有了显著改善, 项目异地实施也明显增多, 如海南的南繁基地建设、分布省内许多村镇的试验示范项目、江苏太湖以及云南滇池水治理项目等。
为提升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支持全省农业科研单位开展农业重大公益性技术研究, 以及现代农业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和创新, 省财政厅设立了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与省财政厅共管的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专项资金, 为了确保自主创新专项资金发挥实效, 此专项经费实行预算报账制, 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统一核算管理。从2007年至今已经连续8年累计投入财政资金4.85亿元, 支持对象涵盖省内农业科研机构、涉农高等院校、具有研发能力的龙头企业、科技示范园区等科研创新主体。院外多元化创新主体加盟并实行项目经费预算报账, 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项目经费管理单位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与项目实施单位 (院外多元化主体) 分离, 从而给我院国有资产管理增加了新的内涵。
因此, 必须针对适应国家和省对农业科研发展的日益重视, 财政资金大量投入, 异地实施科研项目明显增多的农业科研发展与管理的新形势, 为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高效使用, 切实加强省农科院承担项目异地实施所形成资产管理, 进一步思考院外多元化主体实施在我院预算报账项目所形成资产的监管措施。
2. 把握异地资产管理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督管理模式
无论是院承担项目异地实施, 还是院外多元化主体实施在我院预算报账项目, 项目所形成资产的共同点是:异地使用、异地保管、不便我院实施常态化管理;不同点是:前者所有权属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后者所有权属项目实施主体。
目前我院资产管理由财务处和会计中心分工负责, 财务处负责资产实物管理, 会计中心负责资产财务管理。对资产从政府采购、登记入账、录入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信息系统到处置报废等一系列活动都规范了流程。但对于院承担项目异地实施及院外实施主体预算报账制项目形成的资产, 显然不能生搬硬套上述流程。
院承担项目异地实施形成资产的管理难点在于资产情况复杂、类型特殊, 带有很深的农业科研的烙印。有的属动产, 有的属不动产;有的不动产我院能实施直接管理, 有的不动产我院不能实施直接管理;有的动产项目结束可以带回继续使用, 有的动产不便更换地点或更换地点则失去了使用价值。
院外实施主体预算报账制项目形成资产的管理难点在于, 项目经费预算报账制只是对项目资金实施管理的一种方式, 根据现行项目经费管理的相关规定, 这种方式不能改变项目经费使用所形成资产的归属, 资产的所有权仍应归属院外项目实施主体, 资产购置、使用、处置等日常管理权亦然。但项目资金管理单位与项目实施单位的分离给相关资产的安全性埋下隐患。资金不通过项目实施单位核算, 如果资金管理单位与项目实施单位不能形成有效的协同管理机制, 极有可能形成资产的体外循环,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二、规范异地资产管理的做法与成效
对于院承担项目在异地实施的, 在形成设施、设备等资产的支出报账之时, 项目实施的具体部门就必须对资产进行分类, 如果属无法移动且院无法直接实施管理的, 需提出处置意见, 报经院科研处 (科技服务类项目则报经科技服务处) 认定批准, 直接由项目实施地相关部门 (如村镇等) 进行登记和管理, 院财务凭实施地相关部门出具的已对相关资产进行登记管理的书面证明, 以及相关支出凭据办理支出报销手续, 院财务不再做固定资产账务处理。该做法的实质是尊重农业科研工作实际, 按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通过对项目实施形成的、无法移动且院无法直接实施管理的、事实上由项目实施地相关部门使用和收益的、相关特殊资产的所有权的一种让渡, 使相关资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权统一, 既解决了院项目实施部门对相关特殊资产所有权与管理权脱节的烦恼, 也调动了项目实施地相关部门管理的积极性。从对部分项目的跟踪反馈情况来看, 以往项目实施结束后, 项目研究需要所形成的相关无法移动的设施, 因缺乏持续的管理, 生命周期很快就会终结, 但我院异地资产管理办法实施后, 差异比较明显, 项目实施地相关部门在项目研究实施阶段就对相关设施很爱惜, 项目结束后, 不但继续实施常态化管理, 有的地方还投入资金对相关设施进行养护, 有效延长了设施的生命周期, 充分发挥了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如我院2010年因实施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需要, 在云南自行设计定制了价值18万元的滇池专用打捞运输船, 该项资产符合我们定义的异地资产的特点――项目结束后不便运回南京院本部, 即使高代价运回也无法充分发挥其使用价值, 启动了异地资产管理程序, 由昆明市政府明确了打捞运输船管理单位, 并由该单位提供了打捞运输船资产登记及财务入账的书面证明, 目前该打捞船在云南省及昆明市后续研究经费的支持下, 继续在滇池水污染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院外实施主体预算报账制项目形成的资产, 明确要求纳入项目实施单位登记管理, 项目实施单位是资产管理的责任人, 对资产的安全完整负责。经费支出形成固定资产的, 须由项目实施单位在发票上加盖本单位固定资产登记章并提供固定资产入账的账务处理凭证, 或提供能证明相关资产已纳入单位管理书面凭据后, 方可到我院财务办理报账业务。科研经费预算报账在规范科研经费使用, 防止科研经费跑、冒、滴、漏方面的作用, 是单纯的科研经费划拨制所无法比拟的。但资金管理单位和项目实施单位分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项目实施单位财务、资产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 对相关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项目所形成资产情况无法直接知晓, 这些资产可能是科研仪器设备, 也可能是电脑相机, 如果仅凭科研人员的道德和觉悟来管理这部分资产显然不能持久, 通过我院异地资产管理办法的实施, 建立了资金管理单位与项目实施单位资产管理的有效协同机制, 通过制度约束, 实现了资产管理的无缝衔接, 避免资产管理真空, 给项目实施单位科研人员营造了一个能干事、不出事的良好科研环境, 既让项目实施单位科研人员安心, 也让项目实施单位放心, 得到了省内涉农高校、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等院外多元化创新主体的配合和好评。
通过创新管理模式, 强化资产管理, 我院异地资产安全性及使用效率均得到了有效提升, 也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示范效应, 2011年国家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2012年财政部驻重庆专员办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我院检查验收相关项目过程中, 对我院异地资产管理方面的创新给予了充分关注和肯定。全国一些兄弟省级农业科研院所纷纷来我院调研效仿。
资产安全 篇2
资产证券化已有许多版本的经济学评介与论述，法学正在探索，力图从现存法律的变通适用或新的立法架构层面，求得在制度上的支持。本论拟以资产证券安全价值的视角，对相关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演绎，提出一些参考性观点。依作者之见，资产证券的出现，标志着以新的直接融资方式为代表的新的金融法律制度问世，是后公司制度的又一次当代“发明”，它应该与公司制度比美，而不宜屈尊在金融衍生品的位置。一、资产证券化之胜出
当代经济空前的社会化潮流和迅猛异常的生产力高涨趋势，不仅把直接融资推到了突出的重要地位，而且因为投资者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更因为各种基金、保险机构参与投资，伴随其直接融资空间、社会基础不断的扩张，投资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已成为时代的显著特征。与此同时，金融安全无疑具有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重要价值，资产证券化正是回应时代的产物。
如同萌生于18－19世纪的公司制度一样，资产证券或称资产支撑证券，问世于上世纪末期的美国，而美国却以其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预示了资产证券化世纪风云的来临，继后迅速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被经济学家称为当代的创新投资工具 .勿庸置疑的是，经济现象一旦从偶发变成常规，必然以法律制度的创新为其支撑，并以此构成人们可预期利益的稳定保障和行为遵循规则。
资产证券化之胜出，并不取代其他投融资制度，却也以自己之优胜品质成为一枝触目新秀。她的先躯当属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公司制度，正是公司制度这种“发明”，创造了一日千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千万倍的社会财富规模化增长。以公司制度为基础的传统股票、债券融资，是以公司的一般资产为担保，以公司资产及其经营作为发行股票、债券的信用条件。因而理性的投资者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公司企业经营与管理状况，而不能仅仅把目光投向股票、债券市场。然而投资者往往由于时间、精力及相关知识的欠缺，无法或者也不愿时刻追随企业的经营变化，达到恰如适当地选择“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以致错失良机受挫于瞬间的频率不低。甚至，公司制度框架本身就注定，其信息公开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投资人通常都处于弱势，其获取信息和控制力的滞后性对广大中小投资者极其不利，即便是拥有投资专业人力资源的机构投资者，也难以幸免失误，面对深不可测的公司高层恶意运作，更是令人望而却步。于是，社会期待着一种既能满足投资更大的规模化、社会化需求，同时又相对省力、省时、透明度充分、风险小而回报稳定的方式。资产证券化这种新型投资模式的出现，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
所谓资产证券，或称资产支撑证券，是以区别于公司信用的特定化资产为信用保证所发行的投资证券。其“资产”信用保证也不同于特定物的抵押或一般特定债权质押，而是指现实的或未来必将发生的合同之金钱债权，为经济学家称为预期现金流。这种资产因产生于合同关系，其金钱债权为特定当事人基于特定法律行为有权获取的权益，虽然“现金流”或“金钱权益”本身不具有物的特定性（即称一般等价物），却因合同基础关系而使其债的权益特定化，从而“资产”乃为特定化资产。同时又因为投资人企求的投资回报并非特定化的物质属性的财产使用价值，为了满足投资人对物的交换价值增值的欲望，该“资产”也只能是预期的金钱债权。
资产证券化之投资安全性缘自法律制度的创新，其结构设计处处体现了对证券投资者投资安全保障的价值理念追求和人文关怀。其中，核心制度是“特设目的机构”的创新。我们知道，融资人自然是拥有或即将拥有金钱债权的原始权益人，而资产证券制度的巧妙设计，是在原始权益人之外设立一个专属性的特设目的机构，由该特设机构依据预设融资项目方案持有原始权益人之金钱债权，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行融资债券，形成由特设机构为居中层面的、阻隔融资人与投资人直接进行法律行为的三方法律关系。
如前所述，资产证券化不仅以特定资产作为直接融资的信用保证，投资人只须对资产质量作出判断，即获得可靠投资预测，同时，为了实现“资产”的保证性，还必须有赖法律制度的创新。特设机构这种标志资产证券的独特制度，决不是孤立的、简单的一种载体改变，此项制度的创新要求对相应的一系列传统融资法律制度进行吸收、借鉴，并演绎成又决不相同于任何传统融资法律制度的、独具特色的崭新制度。
二、资产证券安全价值的制度保证
（一）资产证券发起人破产隔离制度
防范发起人即融资人提供的资产保证信用风险，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对融资保证资产进行破产隔离的制度。
破产隔离，就是使发起人用以保证融资的特定资产与发起人的其他资产从法律上进行分离，确保融资保证资产不受发起人经营恶化及其他债权人追偿的影响，并且在发起人破产的情形下不被列入破产财产。于是，这就提出了发起人须从法律上将其用以证券化的资产与自身其他资产进行剥离和如何剥离的问题。在美国，剥离资产的法律形式是“真实出售”，也就是发起人把拟用于证券化的保证资产“真实出售”给特设机构，而特设机构则用其资产作为保证发行证券，并将融资资金向发起人支付购置资产的对价，从而使发起人的预期原始权益获得提前的现实受偿。我们注意到，之所以被称为“真实出售”，是因为美国法律将债权性资产转让界定为销售的性质，并使用了“真实出售”法律词语，同时在判例中对资产让与人在什么情形下应当承担买回资产的义务，对在某种情形下资产的转让不被认定为“真实出售”等等，都同时作了法律上的界定。 “真实出售”应满足会计上的账外处理，一旦发起人发生破产程序，证券化资产可依法认定为已出售资产不被列入债权人清算受偿财产，以保持证券化资产的独立性，使投资人的保证资产专属性确定不变。美国采取“真实出售”方式达到转移证券化保证资产所有权，也是与其破产制度中赋予破产执行人享有充分权利的规定相关联的，从其他国家、地区的资产证券化立法实证考查，“真实出售”方式并非唯一。
美国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所揭示的不只是一种业务性操作经验，而在于它确立了资产证券化具有普遍意义的破产隔离理论和制度创新。正是破产隔离导致资产证券化特设机构这一独特融资主体得以成立，而且成为任何国家、地区资产证券立法的刚性通例。也就是说，尽管除美国以外，我们尚未发现其国家、地区一概沿用“真实出售”，但不可改变的是：发起人用以证券化的资产必须依符合本土法律规范的法定形式，满足其原始权益转移至特设机构独立享有，达到与发起人进行破产隔离，保证用以证券化的资产承担起对投资人清偿到期本息的不可动摇的资产信用。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的投资人不仅对投资回报可以有确定的预期，同时也有稳定的安全保证。资产证券通常采取资产债券形式，其流通性得以实现投资人的市场进入与退出；回报利率、周期明确，投机性相对缩小，安全性显著，特别适宜于机构投资。
（二）债权转移的独立性、无因性制度
特设机构受让的、借以发行证券的资产，往往是一种单项债权的同类资产，甚至可能是分别的多个发起人的原始权益资产，这些资产群组称为资产池。前已述及，资产池也就是依必要法定
形式与发起人进行破产隔离的特设机构专属资产，其资产之独立性特征是勿可置疑的。
我们注意到，以美国为例，“真实出售”与通常的商品出售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任何通过合法交易出售的商品，理所当然地已经完成所有权转移，出售的资产自然不被追诉为破产人的破产财产。问题在于，资产证券化“真实出售”的资产客体，仅仅是发起人现实的或未来的合同债权，而且必须是金钱之债权，特设机构作为其债权受让主体，虽然以取得之资产为保证发行证券，并用发行证券融资资金向发起人作了“对价支付”，但特设机构最终不是向发起人取回融资资金以保证投资人的到期权益，而是依据发起人的原始权益即其债务人的给付，兑现投资人回报。这就既不同于间接的金融机构金钱借贷融资，也区别于公司发行股票、债券的直接融资。而另一翻特别的资产证券，其资产之独立性除了依存于特设机构这一主体，还必得依赖发起人债权资产之有效转移。
历史已经证明，后起于物权的债权制度，在本来意义上是为了满足物权的流转，又正是物权流转在空间、时间上的扩张，使其与生俱有的债权制度的活力获得了极大的充实、发展，最终产生了债权独立的交易价值，并且日趋强化。为了保证债权的多次流转必要的安全性，当在票据法上的票据可以脱离仅仅当作取得货物凭证而直接充当流通权证的情形下，债权即获得其无因性、独立性的支撑，进而产生了脱离财产物质形态的证券市场，即一个仍与实际经济关系有联系而又遵循别种路径的虚拟资本市场。如果说本论以及近期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文献，能够被解释为新世纪前夜所展现的新型融资制度的话，我们完全应该认识到，资产证券化只能出现在当代。它是债权制度走过漫长历史路程，为当代高度社会化、全球化经济发展迎来的一缕曙光。
不难看出，自从产生证券交易市场以后，债权制度便形成了具有特定物质经济利益的合同之债、与单纯的有价证券之债。前者须以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及特定标的物的履行约定为合法要件，为有约因之债；后者限于交易形式与交易程序符合法定，有价证券即财产，证券之转移即为财产转移。资产证券化发起人向特设机构进行债权转移当属后者，不适用《合同法》债权转移的规定。首先，除了金钱借贷之债权，任何合同债权都与相应的债务为一体，属特定主体之间互为债权债务的关系，当我们论及资产证券化特设机构受让债权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改变原始债权债务的基础关系。因为特设机构仅仅是一个受让债权，用以发行资产证券的专属机构，称为“空壳”的机构，不具有为发起人代履行债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其后兑现投资人回报的保证性资产，却是依赖发起人全面履行债务而得以实现的预期债权。在发起人方面，通过转移债权经由特设机构发行证券，已经提前实现债的权益，其融资利益即成为支持其履行债务的投资追加，发起人理所当然地必须不变地承担原始权益人约定的相应原始债务。
以上说明，发起人所转移的资产-现实的或未来的金钱债权，已经脱离了传统的金钱借贷出借人享有的债权或合同履约之后的应收欠款债权之藩蓠。后者是合同一方履行义务之后的应收款，其单纯债权转让适用合同法，其债权实现是债务履行后的对价；前者之转移债权，不仅发生在原始权益人对债的履行之前，而且是通过特设机构发行资产证券提前受偿的期待债权。这自然决定了原始权益人与原始债务人基础关系不可改变，债的抗辩权也一并不可改变。参照除美国“真实出售”之外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发起人转让资产的行为，一般为资产证券化专项立法规定的必要公示程序予以确认，目的是预告原始债务人按合同约定履行到期给付之债之受让主体。其告知并不构成对债务人债务之加重负担，只起到约束或排除原始权益人重复受偿的作用，保证已经用于发行资产证券的资产归于投资人的预期回报。
于是，我们认为资产证券化资产（即特定的预期金钱债权）的转移，依符合转移之特别法定程序而成立，其不可撤销之效力来源于债的独立性、无因性，它们原始的基础合同关系与预期金钱债权支撑性证券之债是相互分离的。基础合同关系的瑕疵及其履约失败与证券关系无关联性，而证券关系却为证券市场独立的权益关系，受到相关证券法律和市场规则调整
（三）信用增级制度
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必须有资产的信用增级制度为保证。
资产证券化凸显其投资安全性，在着重保障投资安全的同时，更为社会财产形式空前发展之容量、内涵所推出。当代经济不仅债权趋于显重，而且产生债权的创造性劳动价值被赋予无限的广度，大量的非物体智力成果越来越具有可转让的特殊使用价值，成为债权的客体。它们与传统的物质性商品使用价值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是与智力成果、服务有不可分离的人身性和载体形式的抽象性。例如当利用一位知名艺术家现实的或未来可预期的表演合同之债权作为保证资产发行证券，投资人由于对其资产的抽象性难以把握，对其人身安全性亦不可预测，为了保证投资安全，增强投资信心，就需要有相应的信用增强手段。当然，包括对于传统的或具备物质属性履约基础条件的预期金钱债权，例如电力、公路可预期的建设项目收费或某种朝阳型新产品开发等等，也因为其预期给付权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会给投资者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为了满足空前高涨的经济发展和同样空前广泛、巨大的投资者双向的需求，使无垠的“资产”外延达到进行可融资的极至，必须借助于资产信用增级制度，使任何融资保证资产一旦出现投资回报风险，均可直接获得资产信用增级的自动救济。
资产信用增级与资产自身信用是两种相互关联的独立信用，并成反比例关系。资产信用优良，所需信用增收加强性保证相对较小，反之则大。资产的优质性与非优质性有绝对与相对之分。绝对的优质资产为发行证券至清偿投资本息期间可明显判断的市场回报可信资产，其价值评估共识程度高，无可置疑；相对的优质资产包括一般具备稳定市场回报和欠佳市场回报的资产。资产的优质程度即资产信用程度，须与其相当的信用增级相匹配，以防范一旦发生预期金钱债权实现上的障碍或缺失，由增级的信用资产给以补足，确保投资人到期证券权益不受损失，或不误期迟延。绝对的非优质资产如银行呆坏账资产，或无市场前景的萎缩性资源资产即是，它们自身已无资产信用或资产信用极低，采取信用增级显然无济于事，应认为是不宜作证券化的资产。
资产支撑证券之“资产”保证特征提示我们：发起人的原始权益作为一项特定的现实的或未来应发生的金钱债权，均属附条件的请求权和期待权益，存在基础关系的变数与不确定性。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基础关系风险的关联影响，我们已经述及破产隔离制度和债权转让的独立性、无因性制度，目的是从制度架构上确保发行证券资产的独立法律地位，保证其证券担保的确定性。但是，难道又不是本属于安全性设置的这些制度仍然使投资人有可能掉进安全陷阱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破产隔离同时也就免除了发起人的法人责任，把“资产”的唯一判断价值发展到了极至。资产支撑证券与公司证券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前者独立于原始权益人、发行人的法人人格，既不受公司资产和资产经营状况影响，也排除投资人与公司财产及其责任的牵连；后者相反，公司证券是公司资产信用担保，与发行人法人人格相联系的；同时，资产证券在方便投资人直接判断证券资产独立信用即其安全价值之际，
无疑也已经告知投资人其资产信用之特定性和债权固有的相对性，如果发生投资回报风险，投资人既无权追及发起人，也与发起人原始权益的债务人没有关系。因此，前述资产确定与独立性的价值定位，仅属安全性制度保证，而非为资产信用所代替。资产信用本身的价值判断是资产证券化的灵魂，是投资人应倍加关注的重中之重。
当我们论述破产隔离、债权转移的时候，我们同样应以极大的关注，充分理解被剥离或被转移的证券资产之依附载体-特设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无资产或无关联资产的信托人机构（以下将详细论述）。可见用以证券化的资产与其持有并借以发行证券的主体人格并无实质性的财产利害关系，特设机构在严格意义上是工具性的，它的任务是托负起证券资产的保证信用，而不具有机构自身的信用。这就再一次提示我们资产证券之保证资产信用的极端重要性。判断证券资产的信用标准，应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所谓物质的，指用以证券化债权的物质属性，其债权的对价产品信誉及市场空间即是；所谓社会的，因为债权不同于特定的物质产品权益，而属特定主体之间的请求权，前述破产隔离、债权转移制度之设定，只解决资产即债权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和保证责任的特定性与确定性问题，并不能改变债的基础关系。于是，我们评价“资产”信用的时候，一方面要对其作客观的物质性的安全评估，另一方面仍需以原始权益人的整体资产经营信用及其用以发行证券债权的信用记录为基础参数，从源头上找到资产信用的支撑。
有资产信用，才能谈到资产信用增级。资产信用是基础，信用增级或称信用增强制度是必要的补充信用制度，用以提高发行证券资产的信用水平，并保证弥补可能出现的资产信用不足及不能追及发起人责任的缺陷，实现最大限度地避免投资风险，为证券投资人提供更加充分可靠的信用保护，增强投资的安全性。应该强调的是，资产证券化的信用增级是投资安全制度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必须的刚性制度，即使是资产信用为优质的，同样需要有信用增级的保证制度。例如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中集集团）在的一宗离港货运应收款进行证券化融资，项目总金额8000万美元，由发起人公司提供一个优质的应收账款组合，“真实出售”给荷兰银行的资产购买公司，并要求所有客户在预定日期将其应付款项付至荷兰银行指定账户，而由资产购买公司以购入债权（资产池）为保证在商业票据市场上发行商业票据，并将其投资资金支付给中集集团，同时中集集团作为协议约定的服务人，继续承担履行运输业务的合同义务，其“真实出售”的应收款债权收益归资产购买公司，通过约定的信托人银行支付投资人到期本息。其中，中集集团按约定在出售资产之外提供了3000万美元的应收款作为无追索尾款，即在投资人全额兑现到期本息之前的担保资金。 此例作为实证，说明正因为是优质证券资产信用加有相当保证的信用增强措施，得到了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最佳信用级别支持，保证了整个资产支撑证券发行的成功。
资产信用增强制度可采用内部信用增强和外部信用增强两种类型的不同方式实现。内部信用增强主要是设置分级证券，一般的优先证券兑付周期相对优先，风险极小或无风险，收益稍低；次级证券兑付在优先证券之后或周期加长，风险可能增大，但收益略高，二者除风险与利益实行公平分配外，次级证券还允许第三方保证人购买或发起人承诺回购。此外，在资产信用评级基础上，由发起人用一定额度的超量债权作为无追索尾款，保证投资人兑现到期投资回报，也不失为信用自证和加强的手段。外部信用增强是指第三方提供的信用担保。由于资产证券的.发行具有一定规模，涉及投资的公众性安全，要求担保人资格较严，通常是信用良好的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专业机构，其担保的资产在质量、数量上应该相当的可靠，并相当的宽裕，要求担保机构不仅作为资产证券化资产信用的增级条件，而且须在投资回报风险发生的情形下，履行保证的给付义务。美国资产证券化初期，由隶属于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启动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担保发行“过手证券”，该协会提供的担保代表了美国政府的信用，而担任特设机构的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均属政府发起设立的公司）则通过购买按揭贷款作为保证资产发行资产证券。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早已突破政府担保信用的局限，但说明资产证券化的外部信用担保非同于一般合同担保。自然，就第三人保证须与被保证人债务有相应或高于其给付能力的信用程度，并在被保证人不能履约代为履行保证责任而言，二者在本质上应无二致。
（四）投资人享有信托法上的权利保护
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的创新性是勿可置疑的，但前述破产隔离制度，证券资产特定债权转让的独立性、无因性制度和资产信用增级制度分解开来并无特殊的意义，只有组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独立体系，才被称之谓具有资产证券特征的法律制度。其中作为组织体架构的特设目的机构，应该是完成资产证券法律制度创新的核心支撑点，没有特设机构的存在，也就无以存在资产证券法律制度，而特设机构的本身应该归属于什么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呢？
对于特设机构的法律定位，因为没有继承渊源，学界有诸多见解，而资产证券作为引进的西方舶来品，鉴于对其立法例和实务的考证，有关特设目的机构的经济性质与功能定位大致趋同，本论的探索性观点也正是以趋于一致的共识为基础的。
我们的立论基础是以“资产”为出发点。由“资产”而且是经过重组的“资产地”信用直接融资，这是资产证券区别于物权抵押和债权质押种种间接融资法律体系，也区别于公司制度依托法人财产直接发行股票、债券的基本创新标志。如果说没有资产不可证券化的立论成立（有资产信用的），我们有理由认为，因资产外延的无穷性、个性、证券化资产具体需求的多样性等等，必然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形式具有灵活性和广泛的适应性，因此，对特设目的机构的设置，应当是不拘一格，以保持资产证券应市的无限活力为要旨。但无论以何种名义或方式设立的特设目的机构，都只能是信托法上的信托人，应受信托法调整。
首先，特设目的机构之目的，必须被预定该机构没有自身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而专属原始权益人作为发起人为之发行融资证券。其专属性，排除了特设目的机构具备从事具体经济活动，进行相应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为资产证券的运行规律要求特设机构受让来自原始权益人的未来金钱之债权，而该债权在基础关系并不改变的情形下尚属虚拟的权益，与此相关联的是，特设目的机构借以用自己名义发行证券所享有的资产所有权标的也属于虚拟的财产权，行使其虚拟权利只须具有信托人主体资格就足够了。根据信托法原则，受托人为受托事宜进行管理，其费用由委托人负担，即便是资产证券发起人选择信托投资公司为特设机构，也同样适用信托法原理。鉴于我们对“资产”概念所阐述的理由，我们不认为特设机构即信托公司，它可以是其他适宜的多种便捷方式，但都应该是信托法上的受托人。
特设目的机构是一个名实相符的资产证券独有机构，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是一个没有注册资本、没有固定人员和没有固定场所的“三无公司”，或称“空壳公司”。特设机构如依公司而称，似与《公司法》抵触，也有悖于公司制度原理。当然，作为承载社会公众
性融资的法律主体应不宜于自然人，它可以是一个由资产证券特别法规定的专属性法人机构，其组成要件由法律作出一般性规定，符合法律要件的任何与特定资产证券项目相适应的机构，不拘其特定形式，须作都不予排斥为好。
其次，特设目的机构依信托法上受托人的法律定位，使其受让原始权益人转移之债权，并保证受让债权独立性，防范其资产转移后新的破产风险成为可能。专设的目的机构因不存在受让债权之“资产池”与自身资产混同的物质条件，也不存在特设机构发生破产的可能性，所以，用以保证发行证券资产的独立性、确定性，在法律上将处于无任何关联关系的状态。如果由信托公司作特设机构，依投资信托法规定，同样可以保证证券资产独立于信托公司资产和其他信托资产，免受其债务困扰和破产风险。
最后，特设目的机构所具有的信托法上受托人属性，须以证券发行得以成立。由资产证券特设机构为纽带的信托法律关系，不可能在委托协议达成即成立。因为在此情形下发起人提出融资方案，经法定主管机构批准或特许，虽然已经具备委托信托事项的条件，经委托协议签订并进入资产转移程序，但“资产池”所含虚拟权利只有通过特设机构发行证券售出后，才能产生以投资人为主体的受益人。可见主导资产证券化的信托法律关系与一般信托关系存在明显的程序上和实施阶段性的差异。自然，这些差异并不改变投资人作为信托受益人受到信托法的保护。
投资人作为信托受益人应享有信托法上的权利，并借此一并得以行使投资主体的相关权利。投资人除享有信托受益人对特设机构在履行受托人职责上的知情权、监督权、信托管理人选择权和诉权以外，还可以设立投资人行使决策参与权的机构。根据我国台湾地区《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草案》设立“受益人会议”并选举“信托监察人”的规定，投资人将以“会议”集团组织形式全面行使相关权利。这种有组织的法定形式，应该是有益于提升投资人地位，强化其对投资权益保护的透明度和法律效力。
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架构突出体现的投资安全价值，代表了当代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理念。它不仅是力量，也是艺术，使我们不能不为它吸收历史、社会养份之充足，肢体、技能匹配之美妙而赞叹！
结束语：
诞生在新世纪前夜的资产证券化，其经济和社会意义不限于增加了一项直接融资的金融新品种，而堪称是继公司制度盛行之后，在后公司化时代的新制度胜出，它以其更加鲜明的包容性、广延性特征，象一股悦人的清风，向日新月异的财富创造无垠世界迎面扑来。今天，我们似乎只看见它是工具，明天，它一定会向世界展示出更多的精彩-它所蕴含、代表的新思想！
注释：
（1）冯文力博士学位论文《资产证券化法律制度研究》，P75.
央企的境外资产安全吗 篇3
近日，据国资委透露，目前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亚的投资项目全部暂停，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建、电信领域。仅已披露的中国中冶、中国建筑、中国铁建、葛洲坝四家企业，累计停工的合同金额就超过410亿元。
有央企人士表示，如果利比亚未来仍维持原政府，局势平定后再履约，央企的损失则主要发生在打砸抢及撤离上。但如果成立新政府，新政府的处理态度将直接决定央企损失的多少。
当然，这是由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造成的。实际上，更让人担心的是正常状况下，由于经营风险甚至腐败因素造成的境外资产亏损。此前公开可查的消息有：2007年，国资委公布中航油亏损5.5亿美元；2008年10月，多家媒体报道，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投资外汇衍生品，巨亏147亿港元；2010年10月25日，中铁建发布公告称，由于沙特轻轨项目实际工程量比合同工程量增加，该项目亏损可能高达41.53亿元。
这些已公布的信息仅是境外国资亏损的冰山一角。由于获取信息的渠道不畅，可资分析的数据太少，公众对央企境外资产的经营、管理状况知之甚少。一家央企的法律顾问表示，目前除少数央企外，大多数央企的境外资产的安全和增值都存在隐忧。
2月22日，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介绍央企“十一五”改革发展情况和“十二五”总体思路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资委相关部门正在研究《中央企业境外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希望以科学的亏损认定及追责方式确保国有资产在境外的安全。
有观点认为，多家央企在利比亚发生亏损的消息也许会加速新管理办法的出台进程，而今年能否成为央企境外资产监督管理改革年，我们将拭目以待。
境外投资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据国资委2010年底公布的数据，到2009年底，有108家中央企业在境外和港澳地区设立了境外子企业和管理机构，涉及境外单位5901家，央企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元，占央企总资产的19%，当年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的37.7%，甚至有的企业境外项目利润占到了公司利润的50%。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投资中，国有企业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走出去”是我国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无论是为了开拓市场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经济资源，争取技术来源，还是为了突破贸易保护壁垒，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走出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
去年11月6日，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在第四届中外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上指出，当前对中央企业来说，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海外经营活动，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符合国家走出去的战略要求，也是中央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央企业‘走出去’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环境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副研究员李众敏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到境外投资的必要性毋庸置疑，而央企也已具备了相应的实力。
经过国企改革，尤其是国资委成立以来，中央企业的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同时，这些企业又都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上缴红利的压力不大，因此积累了大量利润。“这些利润是央企进行境外投资的实力基础。”李众敏说，“中国的境外投资量从2003年开始迅速上升，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而在客观上，央企中的能源、资源企业受到上游较大的制约，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迅速上升，而国内的产能又跟不上，需要到境外去寻找资源。
从央企自身的发展看，一方面，航空、核电、机车等许多行业的央企与国际上领先的企业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从提高自身未来竞争力出发，这些企业需要进行对外投资；而另一方面，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央企已经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尤其是工程承包、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的一些企业已经具备国际竞争力，其发展到这个阶段，也必定会进行境外投资。
不同于境内投资的风险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虽然央企“走出去”的工作有了一定成效，但还处于起步阶段，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曾特别指出，在与境外的研发机构、创新型企业和大型跨国公司的合作上，在对境外的法律法规、投资环境、风俗习惯的深入了解和把握以及风险防范的意识和措施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
央企境外投資的目的地大部分处于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区，这些国家的腐败形势比较严峻，政策朝令夕改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权、政府首脑更换频率较高，也使央企无所适从。
同时，很多央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当地的深入了解，在和所在国政府打交道、用工、征地等问题上都出现过较大的问题。为此，很多央企最后都倾向于从中国直接派员工过去，不从当地招收员工，而这样又加大了央企与当地社区的隔阂。此外，人才的缺乏也严重弱化了央企的跨国经营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为便于境外投资的顺利开展，国家允许一些国有企业以民间投资的形式到境外投资，由高管人员代持国有股份。个人代持境外产权一度成为央企境外资产最大的“出血点”和监管难题。
李众敏认为，个人代持境外产权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而国家已经在调整，现在新投资的企业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
在他看来，相对于境内投资，境外投资至少多了三重风险：国家风险、人才风险、社会和文化风险。由于具有不同于境内的投资风险，投资境外也面临着更大的资产流失的风险。
李众敏将境外国有资产流失归结为三种情况：一是由于当地政权变化或者战乱等原因，导致项目无法继续，前期投资无法收回；二是前期缺乏对项目的深入分析，或者缺乏良好的跨国经营人才，经营不善，导致巨额亏损；三是“国际腐败”问题，一些央企的全球布点成了“境外接待站”，而目前反腐的力度还无法对央企“境外腐败”问题进行有效的监管，监管真空必然导致腐败滋生。
也有研究者将境外国有资产的流失情况归结为境外人员挥霍、浪费、携款潜逃；未经批准在境外进行高风险投机经营造成巨额损失；未经批准或未办理有关法律手续，将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在外注册；任用外籍人员不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
此外，作为国有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资源性国有资产以及常被人们忽略的隐性资产如商标、企业信誉、专利等的流失状况也很严重。
构建风险防范与管控的法律机制
由于投资环境不同，境外投资面临着不同于境内的管理难题。
央企境外投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绿地投资，即在当地投资建厂；另一种是并购，就是购买当地已经在经营的企业。很多央企在境外投资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只愿意并购而不愿绿地投资。如果着眼于央企的长期发展，更多情况下应该选择绿地投资，作长期打算。
对于个中原因，李众敏说：“这是由央企管理层的任期决定的。5年的任期对于长期投资来说太短，在一个任期内，央企管理层只倾向于支持5年内见效的项目。”另外，央企的境外投资、经营行为受个人的影响非常明显，一个领导一种思路。他建议将经营权交给市场来决定，让市场选择最优秀的人才来管理企业。“央企管理层的报酬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完全可以吸引到国内外优秀的人才。”
在具体管理方式上，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南申指出，我国现行的境外投资监管政策大多以消除风险为主要规范目标，具有浓厚的事先防范特征。这样的管理方式，虽可在一定程度上过滤风险，但不能满足境外投资企业的要求。“我们应当抛弃‘不出风险’的不切实际幻想，而代之以风险的转移、分担和补偿等成本收益方法，构建投资风险的防范与管控的法律机制。”
对此，李众敏认为，事前和事后各有风险，前者重在财务和经济风险，后者多为社会和政治风险，两者都要防范。“事前风险要靠科学的投资分析和民主的投资决策来解决；而事后风险要靠中央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三級机构来协调解决，但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协调机制。”
针对事后风险防范机制的设计，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陈少强则建议，建立央企与各政府部门联动的境外投资纠错机制，做到事前防范与事后监管并重。
“央企的‘走出去’战略与境外风险的监管本身就是矛盾的两面，不能因为重事前防范而将央企管死，失去在境外市场的竞争力。”陈少强说，“应通过纠错机制作为企业内部监管与国资委等部门外部监管的衔接联动，建立及时的信息沟通渠道，确保损失规模不会进一步扩大，并及时制定应对措施。”
正略钧策咨询公司合伙人崔自力则表示，应在央企内部或国资委层面建立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将境外投资损失准备金作为一项制度化建设，提前预备风险基金，才能应对随时到来的市场环境变化。”
监管“短板”与执行力
目前，对于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主要是依据《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等规定，但这些规定大都在上个世纪出台，且比较笼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
2008年，国务院国资委组织境外国有产权管理课题研究，对部分央企境外投资及产权管理状况展开调查。一些地方国资委也积极探讨，研究解决办法，目前山东、河北等地出台了有关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办法。
2009年，商务部、发改委等分别对有关境外投资审批和监管的规定作出修正，从总量控制和定向促进的角度提出对境外投资实施监管，成为国企境外投资监管的最新参照。
但境外国有资产监管条例至今尚未出台。一位接近国资委的人士透露：“这一方面是因为境外监管业务本身的复杂性导致了监管机制设计的难度，另一方面，各部委就加强央企境外监管究竟由谁牵头、谁承担主要责任仍存在不一致的意见。”
据记者了解，目前涉及境外国有资产监管的主要有国资委、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外管局）等几家主要部门，其中国资委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外管局关注境外国资的国际收支平衡，商务部则根据技术发展、产业发展的引导要求决定境外投资审批等。除此之外，依据央企性质的不同，各种类行业主管部门也可能成为监管央企境外资产的主体。
“境外国资监管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国资委只是其中的一环，如果无法做好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则容易在监管过程中产生‘短板效应’，无法达到预期的监管效果。”崔自力说。
但李众敏更看重执行力。他指出，1994年—1997年间，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委的前身）就已经制定了诸如《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试行办法》等关于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办法，尽管比较笼统，可操作性差一点，但最根本的是“事后就悄无声息了”。
为确保国有资产在境外的安全，对亏损进行追责，理所当然。但是，投资风险永远存在，亏损也就在所难免。李众敏认为，关键是要制约腐败行为和非理性投资行为带来的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我们需要三张央企境外机构的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而且，央企应当像中国的大多数金融机构那样，在年报中对境外资产和利润进行单独统计和说明，并且要做得更细。”
对于腐败行为带来的亏损和国有资产的流失要进行追责，这毫无疑问。但如何确定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是由非理性投资行为造成的，却是个难题。李众敏建议央企设立由财政部、国资委、主管职能部门委派的人员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个领域的专家组成的投资风险委员会，对央企的每一个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委员会的建议。对于委员会建议投资的项目，产生亏损的话，不追究经营者的责任；而委员会建议不投资的项目，如果管理者坚持投资，则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李众敏还认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提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央企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央企缺乏市场追责能力。央企的董事长应当由政府任命，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但是，管理层（如总经理）也采取任命的方法，削弱了市场择优的能力。为此，央企要通过公开招聘等形式从人才市场上选拔有能力的人来经营企业，这本身就会大大降低央企经营亏损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
此外，由于央企的境内和境外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转嫁关系，如果不同时监督，相关措施就可能被架空。因此，监督与追责要境内、境外一盘棋，要综合央企在境内和境外的经营情况进行评价。
李众敏期待新的境外资产监管管理办法能在这些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要建立投资风险委员会等约束非理性投资行为的机制，而且要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对于监督管理的结果及时公开。更重要的是，不能束之高阁，要定期检查，确保得到实施。”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国务院有意再增设一个与国资委平行的海外投资监管部门，专司海外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工作，以协调海外国资监管各方面的利益。对此，李众敏指出，新设立的监管部门要切实发挥两个作用，一是监管作用，二是在风险监管中的协调作用，否则就会形同虚设。
责任编辑：刘潇潇
三大央企海外亏损事件
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是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的海外控股子公司，几年来一直从事期货交易，以规避航油价格风险。
从2002年3月开始，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开始违规从事高风险的衍生期权交易。至2004年11月29日，估计其所遭受的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额大约5.5亿美元。2006年2月21日，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原财务部主任林中山被判入狱两年，并处15万新元罚款。3月21日，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原总裁兼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久霖以串谋欺诈德意志银行、从事内部交易等罪名被判四年零三个月监禁及33.5万新元罚款。此外，中航油前董事顾炎飞、董事主席荚长斌及非执行董事李永吉分别被罚款15万、40万、15万新元。
2007年2月6日，国资委宣布对中航油巨亏事件的处理决定，直接责任人陈久霖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负有领导责任的中航油集团总经理荚长斌被责令辞职。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是中信集团旗下香港6家子公司之一。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西部经营一个铁矿，为此，公司需要以澳元购买设备和供应品。
为了减轻外汇波动的风险，从2007年起，中信泰富开始购买澳元的累计外汇期权合约进行对冲。2008年10月20日，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为了降低西澳大利亚铁矿项目面临的货币风险，公司曾签订若干杠杆式外汇交易合约。当年9月7日以来，中信泰富觉察到合约的潜在风险，终止了部分当时仍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亏损6.27亿港元。为调控澳元之风险，公司又买卖了一些远期澳元，再亏损1.29亿港元。加上其他一系列交易，截至10月17日，中信泰富已变现的亏损额为8.077亿港元。
与此同时，中信泰富还有一部分仍生效的杠杆式外汇合约。截至10月17日，按公允价值计算亏损为147亿港元。两名财务负责人引咎辞职。
中信泰富147亿港元的亏损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截至当时港交所中资绩优股公司最大的一宗亏损事件，也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公司因为投资外汇衍生产品产生的最大一单亏损。
2010年10月25日，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建）发布公告称，中铁建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项目预计将发生大额亏损，按2010年9月30日的汇率折算，总亏损额预计为41.53亿元。
公告称，该项目之所以发生亏损，是受实际工程数量比签约时预计工程数量大幅度增加、业主对项目的运能需求较合同规定大幅提升、业主负责的地下管网和征地拆迁严重滞后、业主为增加新功能令部分已完工工程重新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公告表示，公司已经根据双方签署的合同，向业主提交了变更及索赔资料，业主承诺在项目结束后成立专门委员会，商谈相关索赔和补偿问题，但尚未获得业主批准。
资产安全 篇4
一、现阶段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1. 在平时的财务管理中, 多数行政事业单位由于领
导的重视程度不够, 只注重对有严格的财务制度规定的经费支出管理, 对固定资产管理的制度和规定不健全;只在会计账面上做出反映, 缺少实物登记账;资产领用没有记录, 手续不完备, 造成固定资产管理责任的不明确。 (1) 未建立固定资产基础台账。部分单位只以流水账形式记录固定资产, 未按资产性质、类别进行明细登记, 账面数与实物数长期不核对, 从而导致账账不符、账实不符。 (2) 账外物资比比皆是。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来源已具有多样性, 除了按年度预算购置外, 还有无偿调拨、捐赠等, 按规定这些固定资产取得后必须登记入账。但由于许多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间缺乏沟通, 疏于管理, 从而导致账外资产的存在。 (3) 处置资产未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按规定国有资产处置应向主管部门或同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告, 并履行审批手续。但事实上仍有部分单位在处置时未办理报批手续, 存在随意出售、转让, 随意核销现象, 而且处置金额也相当大。
2. 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存在对固定资产重购置、轻管理的现象。
行政事业单位购置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上级部门调剂补助和相关收费。由于资金来源不是本单位解决, 长期以来形成固定资产管理意识淡薄。 (1) 各单位都积极争项目、争规模, 很少评价资金效率, 有的单位较少考虑资产的实际使用效果和日常维护成本, 导致资产重复、超标购置, 固定资产配置不合理。 (2) 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存在盲目、重复购置现象, 使得固定资产处于闲置、半闲置状态。这样, 一方面, 造成了固定资产利用率低、闲置率高等人为浪费现象;另一方面, 又加大了财政支出的压力。 (3) 固定资产增减变化不严格履行规定程序, 账务处理不规范,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购置固定资产不纳入政府采购程序, 自行采购的现象;固定资产毁损、报废、调拨、变卖、转让时, 不按规定的程序报经审批, 自行处理, 不严格履行国家财务制度规定的程序, 账务处理不规范。
二、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既有体制机制的原因, 也有管理过程中的缺陷, 是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
1. 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特有的核算要求, 使经费一旦成为实物后就游离了监督视线。
根据现行会计制度规定, 行政事业单位仅对其拥有的固定资产进行核算, 其核算的结果只是提供给统计部门作为参考资料。这就意味着用于购置固定资产方面的资金, 一旦支出后就退出政府和公众的视野, 为行政事业单位重资金轻财产的现象埋下了隐患。
2. 固定资产清产核资的手续、环节、程序缺乏严密的衔接和管理监督。
固定资产报废程序繁琐。尤其第二次申请报废时, 又得重复进行一系列申请报废手续, 容易造成固定资产管理混乱。在实际工作中, 许多固定资产更新很快, 而审批程序往往滞后, 造成许多固定资产实际上早已淘汰, 但仍在账面上反映, 虚增了资产的价值。
3. 资产购置存在漏洞。
行政事业单位在购买政府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固定资产时仍存在一些漏洞。一些单位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分解采购规模, 刻意规避政府采购。暗箱操作、“人情采购”等不规范甚至不合法的行为依然存在。盲目采购、攀比采购、重复购置等现象在个别地方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造成了固定资产违规购置、采购成本增加, 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
4. 资产处置不够规范。
按规定国有资产处置应向主管部门或同级财政、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告, 并履行审批手续, 但事实上仍有部分单位在处置时未办理报批手续, 存在随意出售、转让, 随意核销现象。
5. 资产使用问题较多。
验收登记制度缺失, 移交、监交制度执行不严, 资产流失、损毁无法追究责任。定期维护检修制度执行困难, 缩短了资产的使用寿命。
6. 会计核算存在滞后。
会计核算不及时, 核算不准确, 无法及时反映资产变化;应入未入, 该销未销, 导致账物脱节、存量不清, 造成固定资产增加减少盲目无序。
三、加强固定资产管理的对策
1. 从思想认识入手, 提高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自觉性。
加大领导重视力度, 明确有关责任人的职责范围, 定期考核责任履行情况。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固定资产购置、保管、使用、维护和盘存等制度。把国有资产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列入本单位工作目标。
2.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管理。
(1) 制定和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增减审批等规章制度, 使每个单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便于操作。 (2) 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逐步建立正常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检查工作使单位固定资产管理质量与财政拨款相结合, 认真做好固定资产的核算和监督, 有效改善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状况, 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保全和合理、有效使用。
3. 国家审计部门要加大审计、检查力度, 增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意识。
国家审计部门应结合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 把行政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管理状况作为审计评价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 增强行政事业单位领导财经法纪意识, 牢固树立“资产管理与资金管理并重”的新理念, 改变“重钱轻物”的旧观念, 使其充分认识加强固定资产管理的必要性、重要性, 这是解决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问题的关键。
4. 建立健全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1) 建立健全固定资产核算制度, 规范固定资产核算方法。行政事业单位应及时、系统、全面地对固定资产进行核算。行政事业单位对固定资产在进行价值形态管理的同时, 也要做好实物形态的管理, 充分发挥固定资产的最大效益。 (2) 加强对固定资产处置的统一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处置资产包括调拨、转让、报废、报损等, 资产处置要严格按照“先报批后处置”的程序办理。调出、变卖、减少或盘亏的固定资产, 按规定的权限范围报批, 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持国管局或本部门的国有资产处置意见、固定资产盘盈盘亏报告单等凭证填制固定资产减少通知单, 办理有关调出或注销手续;正常报废的固定资产, 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技术部门进行技术鉴定后, 据鉴定意见及上级部门的国有资产处置意见填制固定资产减少通知单, 办理有关注销手续;非正常损失减少的固定资产, 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技术部门进行技术鉴定, 对非正常损失要查明原因、追究责任;据鉴定意见, 按非正常损失责任人的处理意见及上级部门国有资产处置意见等填制固定资产减少通知单, 办理注销手续。 (3) 加强固定资产增加的管理。购入、调入和自制完工并交付使用增加的固定资产, 应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统一验收, 属于技术设备的还应会同技术部门验收, 避免以次充好。验收合格后, 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据发票、固定资产调拨单或基建项目交付使用验收单据等凭证, 填制固定资产增加通知单, 办理有关入库、财务报销和使用单位领用等手续。 (4) 加强固定资产的盘点与处置制度, 建立固定资产清查制度建设。对固定资产清查可采取局部清查与全面清查、定期清查与不定期清查相结合的办法, 既要查数量, 又要查质量。各单位应每年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一次盘点, 由专职人员与财务人员将总账、明细账、卡片进行核对后再到各业务科室逐一核对、清点, 以做到账账相符、账卡相符、账实相符。对于清查盘点中发现的问题应查明原因。对盘盈要积极寻找原因并及时补登上账;对盘亏的固定资产要追究有关单位或个人的责任, 如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要进行赔偿。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的同时要编制有关固定资产盘盈盘亏表, 按管理权限报经国资局或本部门主管领导批准后, 调整固定资产账目。
总之,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管理, 建立良好的固定资产管理体制, 提高资产利用率, 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 是保证行政事业单位发挥其社会职能的必要措施。
资产安全 篇5
2010年即将过去，财务资产部认真贯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严格执行、落实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有关的规定以及《财务稽核制定》、《成本核算制度》、《财务会计分析制度》及日常管理等规章制度和上级领导交办的有关工作，有效的预防了现金、账款等安全责任和办公环境安全事故的发生，总结如下：
一、安全生产，立足本职
在一年的工作中，我们始终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统一会计政策，规范会计核算，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日常的账务处理都要做到互相监督，库存现金的控制做到日清日结，不留安全隐患。核对银行对账单与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是否相等，并作出调节表有效的控制了资金的流向，核对客户服务中心的IC卡系统与日销量，做好了各个款项来源和支出的监督工作，为公司资金的安全把关。
二、办公设施与环境的安全检查
防火防盗对财务部门尤为重要，对于办公室的电源，办公设备每天都要进行检查，下班后部门规定必须断掉所有的电源，做到防患于未然；防盗方面部门规定现金、支票每天要及时存入银行，各种票据必须
放入保险柜内，做到万无一失。车辆方面，做到了定期保养，车辆出现故障及时检修。确保无故障上路，行驶中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本着对公司负责，对职工负责严格管理，不允许出现任何事故隐患。
三、加强安全生产的领导
明确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度、事故隐患排查制度、安全检查制度、例会制度和安全教育制度，认真贯彻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会议精神；定期组织安全学习；从而使职工关心安全、重视安全、支持安全生产工作。
在未来新的一年里，在公司提供的良好环境中，我们会更加努力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及专业知识学习，改正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全面提升全员的综合素质。全厂干部职工共同携手，用实际行动为推动滨州中油建设而努力。
财务资产部
活用超短债 构筑资产安全带 篇6
“承担风险，无可指责，但同时记住千万不能孤注一掷!”著名投资家索罗斯的名言时刻提醒人们，在冒着巨大的亏损风险博弈高收益的同时，永远不要忘了给自己留一份安全的资产作为避风港。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追求低风险的投资者都希望能找到一款既能较好地保障资金安全和流动性，又能获得不错投资收益的产品。理财专家分析，超短债基金是介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之间比较特别的品种，其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相对平衡，是作为资产“避风港”的天然选择。
超短债基金通过严格的设置，大幅度限制了投资组合的范围和组合久期，有效降低了其信用风险、利率风险。由于超短债的组合期限比普通债券型基金更短，一般控制在一年以内，能很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利率风险，稳定地实现正收益。
虽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名，但是超短债基金在国内仍极为稀少，嘉实超短债是国内唯一的超短债基金。嘉实超短债基金不投资股票、可转债，不申购新股，债券组合久期较短，其风险显著低于普通债券基金。在今年债市大跌的背景下，嘉实超短债充分发挥久期较短的优势，积极调整投资策略，稳定地实现了正收益，显著跑赢普通债券基金。
资产安全 篇7
2001年至今，国内外企业财务丑闻频发，内部控制的缺失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各国陆续出台内部控制相关法律法规，如美国萨班斯法案、加拿大coco法案，coso委员会coso报告等。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2008年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年发布配套指引；要求自2011年1月1日起试点施行，逐年递减2014年扩大到主板上市公司执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已成为上市公司的一项要务。《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执行以来，其在广西企业中实施效果如何，有必要进行客观分析广西企业内部控制对资产安全的保障程度。为丰富企业内部控制的实证研究提供数据支持，同时如本文论证了良好的内部控制能促进企业资产安全目标的实现，那么可为政府推动企业构建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二、内部控制制度与企业资产安全的理论关系
（一）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与资产安全相关的规定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三条指出内部控制的五大目标之一是合理保证企业资产安全。《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资产管理》指出，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可以加强各项资产管理，全面梳理资产管理流程。内部控制法律法规的出台期望内部控制能保障企业资产安全。
（二）资产安全与内部控制制度实施效果的关系
外部不利因素和企业自身经营状况不佳导致企业资产出现价值毁损情况。当企业内部控控制体系健全时，企业可及时建立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减少企业资产损失，企业资产安全，从而降低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上市公司，其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应低于其他内部控制质量较弱的企业；即假设H：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计提减值准备的比例越小。为此，本文将用实际数据验证以上理论推论是否正确。
三、内部控制制度与企业资产安全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自《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实施后的2012～2014年度上、深交所广西上市公司为样本并剔除以下情形：一是金融行业公司；二是年中上市或中途退市公司；三是剔除ST类公司；四是营业收入少于1000万元的公司；五是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样本数据66个。
（二）变量定义
1. 资产安全变量。
资产安全目标是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中特有的目标，在企业中表现形式多样。本文从实践出发，认为资产安全表现为资产保值，资产减值越少说明资产安全性目标实现越好，因此以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之和占期初总资产的比重来度量资产安全目标的实现。
2. 内部控制质量变量。
内部控制质量高低的衡量学术界存在争议，衡量标准有以下几种：（1）以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来评价，但目前我国鲜见非标意见，用于评价企业内部控制优劣区分度不大；（2）通过调查问卷来评价内部控制质量（张先治，2004），但调查问卷主观性判断影响研究准确度；（3）对内部控制质量打分作为评价标准（陈汉文，2009；方红星，2013），指数评价法涉及内部控制各环节信息，综合度好、企业间区分度大等优点。本文采用独立第三方内部控制质量评价机构的内部控制指数（迪博内控指数）作为评价内部控制质量的指标，在迪博内控指数中，得分越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3. 其他控制变量。
资产减值计提比例不仅受到内部控制质量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重要变量的缺失将会造成结果偏误，根据已有研究经验，本研究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控制设置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行业等。
（三）研究模型
本文采用O LS回归来考虑相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为检验研究假设，即内部控制质量对资产减值行为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研究模型：
基本本文前述理论分析，预测内部控制指数的回归系数α1小于0，即企业所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计提资产减值比例越低，企业资产越安全；反之亦然。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回归模型中α1的系数为-0.3187，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t=-3.95,5%），内部控制指数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成反比，即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越低，本文假设得到了验证。
同时研究发现，在广西上市公司中，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与所其处行业存在相关关系（α2=-0.0123,t=-2.12），这可能是由于一些行业出台行业内部控制实施指南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从而实现的。而资产负债率与资产减值计提比例未发现显著相关关系（α3=-0.0056,t=-1.11），与前人研究不符，究其原因可能是广西属经济落后地区，资本市场发育程度较低，债权人无法对企业资产安全施加实质性影响。企业规模与资产安全间也未发现显著相关关系，这可能与内部控制制度推行力度有关系，广西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对资产安全的认识仍处于初级阶段，对资产安全保护意识、对内部控制建设力度有待增加。回归结果如图1: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探讨了企业内部控制对资产安全的影响，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实施以来广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方法检验内部控制指数高低与企业计提减值准备多少的关系。通过多元回归统计得到以下结论：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计提资产减值比例低于其他公司，良好的内部控制起到保障资产安全的作用，内部控制资产安全目标得以实现；广西由于地域发展程度，债权人未能对资产安全实施有效监督、企业资产保护意识较弱。行业间资产安全保护效果有差异。
（二）政策建议
在经济新常态下，为更好地保障投资者利益，保障企业资产安全不减值已成为企业维持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企业、监管机构应切实推行企业内部控制的落实。首先，监管机构有必要推动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与实施工作。基于广西企业实际和内控需求，研究典型行业特点、共性风险和控制措施，发布适合于广西企业的行业内控操作指南，为企业开展内部控制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其次，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对防范风险、保障资产安全、提升资产管理水平巨大作用，着力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参考文献
[1]方红星.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J].会计研究.2013(7):63-70.
[2]张先治.基于投资者需求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11(3):27-34.
[3]张慧.行业景气度、内部控制与资产减值[D].内蒙古财经大学.2014.
资产安全 篇8
但是由于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主要是由财政拨款购置的, 使用过程中不计成本, 不提折旧, 日常核算没有像企业管理那样严格。平时多数事业单位领导重钱不重物, 只注重对有严格的财务开支制度规定的单位公有经费的管理。比如对经费的开支权限、开支标准、小车油料维修、集体福利等方面的规定较多而且较为具体和明确, 而对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规定不健全, 资产领用没有记录, 手续不完备, 造成固定资产管理责任的不明确。
一、固定资产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管理制度不健全, 资产管理责任不明确。
有些单位没有专人从事固定资产工作, 只是在购入的时候, 会计记一笔账, 其他计划审批、采购与验收、保管、使用、养护及资产报废、损失赔偿等工作都没有详细的规章制度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谁买谁用, 坏了放到一边, 再买一个新的来用。领导重视现金收支, 那是一分一豪都不能错的, 至于固定资产大部分存在就可以了。单位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或不能严格执行。
2. 固定资产账实不符, 反应不真实。
在多数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着固定资产账实不符。其表现:一是接受捐赠及其他渠道等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未在账面上映出来。如由上级主管部门无偿配置的和其他单位调拨的微机、汽车、一些专用设备, 按财务制度规定应纳入单位固定资产账进行核算, 但大多数单位未在账上表现。二是会计人员有意无意漏记固定资产账的现象常有发生。对某些单位为个人配置的手机、移动硬盘、笔记本电脑等归个人使用的公物, 会计人员往往有意无意不计人固定资产账。三是还有些单位的会计人员为兼职或无证上岗, 不具备会计专业知识而无意间漏记固定资产账。四是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改扩建的部分应增加固定资产价值, 但往往账上不增加。部分单位基本建设项目已交付使用, 但因尚未办理竣工决算, 缺乏记账的价值依据, 长期未结转成固定资产进行管理, 形成账外资产。又如部分单位违章搭建简易房, 且产生不小的效益 (房租收入) , 虽为事实房产, 但单位多以违章建筑为由不予入账, 来自其的收入就可随意支配。五是有些会计人员专业素质低, 对于图书、家具及其他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使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质未按规定在固定资产账上反映。这些未入账固定资产, 游离于账外, 失去监管。
3. 固定资产增减变化不严格履行规定程序。
有的固定资产如前所述, 购入不入账, 调拨、接受捐赠也不入账。另外固定资产毁损、报废、变卖、转让时, 不按规定程序报经审批, 不严格履行国家财务制度规定的程序, 没有完整的手续, 处理不规范。有的固定资产报废后, 课题组自行处理, 所得残料收入也不交公。
二、加强固定资产管理的建议
1. 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科学的管理机制。
单位领导必须重视固定资产的管理工作, 进一步提高管理意识, 充分认识到固定资产的流失也是一种失职行为。要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包括计划审批、采购与验收、登记与审核、保管、使用及养护、资产变动及调拨管理、财产清查、损失、丢失赔偿、报废报损、统计报告、监督检查、考核评价和奖惩、租赁管理制度, 以及业务管理规范、规程、标准等。每笔业务都要按程序去办, 不能投机取巧或伺机舞弊。特别要加强对固定资产处置的统一管理, 防止固定资产流失。事业单位处置资产包括调拨、转让、出卖、报废、报损、对外投资等, 资产处置要严格按照“现报批后处置”的程序办理, 先由资产使用单位对需处置的固定资产的基本特征、使用状况、处置原因等作书面说明报单位领导, 领导会同使用部门、专职负责人、财务部门作出处置意见并签署书面意见后, 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告, 并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处置固定资产, 否则追究责任人责任。
2. 强化固定资产监控手段, 完善固定资产的社会监控机制。
健全固定资产验收、监管、领用和监督、赔偿制度。可以采用全面清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法, 及时掌握资产盘盈、盘亏的情况, 并按规定程序及时进行账务处理。领用要登记, 做到账实相符, 账账相符。对固定资产的外流、盗卖、损失、公物私用等要组织职工群众进行举报监督, 对有功人员给予必要的奖励, 对造成固定资产损失的有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对随意侵占、挪用、非法交易以及毁坏、窃取、固定资产的违纪和失职等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对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追究法律责任。
3. 强化固定资产盘点政策。
事业单位每年最少应进行一次全面的资产清查, 起到摸清家底的作用。清查时, 首先核对总账、明细账、固定资产卡片, 核对无误再到各科室核对、清点。各科室资产管理员要给予配合。对盘盈资产要查明原因, 及时补登上账;对盘亏资产要查找原因, 追究责任人责任。对清查出来需要报废、报损的资产, 先由科室打报告, 按规定程序审批后, 再进行处理。单位资产管理员还可根据工作需要, 不定期进行清查或者抽查, 做到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账卡相符。
4. 增加专业培训。
加大培训力度, 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队伍。培训的主要方面有两个, 一是学习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规定, 使管理人员知法懂法守法。二是针对性的业务培训。现在社会经济发展迅猛, 各种政策、法令、规定标准不断出台, 只有经过专门培训, 实际工作的管理人员才能领会政策, 在日常工作中贯彻执行好这些新政策。一些相关学科, 如计算机网络技术、资产评估、审计、税法等也应通过培训, 熟练掌握, 使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不断进步。
5. 大胆引入奖惩机制, 强化国有资产管理者的管理意识。
应该出台固定资产管理基础工作规范化考核奖惩办法, 量化固定资产管理目标, 并组织业务人员定期跟踪检查, 严格考评, 对达到规定标准的发文公布并给予表彰, 对违反规定、造成固定资产损失浪费的直接责任人, 视情节轻重, 分别予以处罚, 构成犯罪的,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增强财政部门管理固定资产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摘要：固定资产管理好坏直接影响到事业单位工作的开展。但是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制度不健全, 账实不符等。文章就加强固定资产管理提出五条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固定资产,管理,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李文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的思考.文章来源:河北省东光县财政局
浅议企业无形资产的安全保护 篇9
1 我国对于无形资产管理的缺陷
无形资产一般拥有较高的价值, 使用期限较长, 且没有实物形态, 不易管理。无形资产的安全保护工作往往是财务部门容易忽视的环节, 它没有销售、存货或成本因素对企业效益的影响直接, , 因而一直不被企业重视。我国现阶段对于无形资产管理的制度并不完善,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建立了无形资产保护的专门机构;有些企业虽然建立了, 但并没有真正树立无形资产保护观念, , 制度流于形式。
2 加强对企业无形资产的安全保护
2.1 加强无形资产的档案管理
无形资产档案是企业重要的档案资料。企业应建立完善的无形资产档案管理制度, 防止无形资产档案流失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1) 无形资产包含的范围。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档案通常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等。。企业自创的商誉以及内部产生的品牌、报刊名、刊头、客户名单和实质上类似的项目支出, 不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不纳入无形资产档案进行管理。
(2) 无形资产的整理立卷。会计机构或会计人员所属机构负责定期将应当归档的无形资产资料整理立卷, 编制会计档案保管清册。
(3) 无形资产的保管。当年形成的无形资产档案, 在会计年度结束后, 可暂时交会计管理机构保管一年, 期满后再交给档案管理机构统一存档保管。无形资产档案在会计管理机构临时保管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三年。临时保管期间, 出纳人员不得兼管无形资产档案工作且无形资产档案的保管需要符合国家档案监管制度的有关规定。
(4) 无形资产的利用。企业在使用无形资产时需要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制度, 在进行档案查阅、复制、借出时履行登记手续, 严禁篡改和损坏。无形资产档案一般不允许借阅, 确有特殊需要, 应由无形资产主管人员或单位负责人批准, 并严格按照规定办理相关借阅手续。无形资产档案借用单位应当妥善保管和利用借入的无形资产档案, 确保借入无形资产档案的安全完整, 不得擅自在无形资产档案上涂画、标记、拆装、抽换等, 并按规定的时间归还。
(5) 无形资产的鉴定销毁。企业应当定期对已到保管期限的无形资产档案进行鉴定, 如经鉴定为仍需继续保存的无形资产档案, 应当重新划定保管期限, 保管至无形资产事项完结时为止;如经鉴定为确无保存价值的无形资产档案, 应按规定的程序予以销毁。
2.2 加强无形资产的保护控制
企业应在加强无形资产档案管理的基础上, 强化各项控制措施, 全方位加强对无形资产的安全保护。
(1) 健全无形资产的登记管理制度。企业对验收合格的无形资产应及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 明确产权关系, 确保每项无形资产均记录了详细信息, 以确保有效识别与清查。无形资产使用部门和财产管理部门必须建立按品名登记的无形资产明细账和总账, 记录所有使用和管理的无形资产, 以便查对。企业对经营租赁、借用的无形资产应设立登记簿记录备查, 避免与本企业财产混淆。
(2) 加强无形资产的使用控制。无形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流失和浪费的风险, 为了明确经济责任, 有效控制该风险, 在各个部门使用无形资产之前要对其申领使用过程进行审批控制, 加强无形资产使用要求的审批和授权。各使用部门需使用无形资产时, 应向无形资产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由其主管人员审核批准, 并由负责人员签订使用协议。另外, 无形资产管理机构和使用部门对长期闲置的无形资产应及时合理调配, 充分提高其利用率, 尽可能发挥其经济效益。对已失去使用价值的无形资产, 应及时提出处理措施, 报企业授权部门或人员批准, 经批准后实施处理。
(3) 加强无形资产内部转移的控制。为强化无形资产的日常控制, 提高无形资产的使用效率, 保障无形资产的安全, 企业有关部门应对无形资产的内部转移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控制。无形资产在传递过程中要得到各有关部门的签章证明, 确保无形资产在内部转移过程的真实性和安全性。财务部门应负责审核批准无形资产调拨的价值, 并根据无形资产转移的情况, 建立无形资产增减登记簿并及时登记。
(4) 加强无形资产外部转移控制。出租的无形资产在租出之前应进行汇总归集, 将原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资产通过内部转移程序汇总集中到一起, 减少相应部门的无形资产账簿记录。无形资产出租时, 相关管理人员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 对接近无形定资产的人员进行监督, 防止舞弊。办理完出租手续后, 相关管理人员还应协同有关记录人员修改无形资产的文件资料, 保证记录和实际相符。
(5) 加强无形资产处置控制。企业应建立无形资产的清理制度, 合理评估无形资产的预计出售收入、可回收残值和清理费用等, 获取清理和出售过程的相关发票、单据、评估材料等经济业务的凭证记录, 并将其及时传递给财务部门。
(6) 加强无形资产盘点和核查控制。无形资产的清查盘点是维护财产安全完整的一项重要工作。企业应建立无形资产的盘点制度, 对无形资产进行定期盘点, 或者依据具体情况进行不定期清查盘点。企业应由无形资产管理部门、使用部门和财务部门组成无形资产盘点小组, 对无形资产进行盘点。对盘点过程中发现的管理不善、使用不当、擅自变更产权以及擅自处置等情况, 应及时采取措施, 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依法维护企业无形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总之, 企业应完善无形资产的内部控制制度, 严格要求每个部门和员工按企业制定的财产保护制度执行相应的职责, 加强无形资产的保护工作, 提高无形资产的使用效益。
参考文献
[1]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解读及应用指南[M].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9.
[2]会计档案管理办法[S].2015.
[3]杨志勇.关于资源税改革的若干思考[J].地方财政研究, 2011, 11.
[4]张海莹.我国资源税改革的意义、问题与方向[J].当代经济与管理, 2013, 4.
[5]刘宁.推进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思考[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 2.
[6]张肖飞.财经类高校《财务分析》课程案例教学改革研究[J].商业会计, 2013, 01:119-121.
[7]刘颖.高等学校财务分析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02:203-204.
海洋档案数字化资产安全风险管理 篇10
海洋档案是从事海洋事业诸项活动的相关记录和重要凭证,不仅囊括了海洋管理、科研数据、海洋调查、资源开发、交流合作等多方面内容,而且也是我国海洋事业形成决策、指引工作的基本依据。 随着海洋工作的日益拓展,关于海洋档案的科学利用及有效需求必将日趋增强,而海洋档案工作的数字化水平,将直接关系海洋档案信息资源的服务质量。
经过多年的努力,海洋系统各单位基本上已开展了档案数字化工作,海洋档案数字化成果已成为国家海洋事业的重要资产。档案管理系统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海洋档案管理整体工作水平,也对海洋历史档案进行了抢救性保护。但海洋档案数字化在提供高效快速服务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如何保障海洋档案数字化资产,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的特性分析
1.对软硬件系统的依赖性。我们知道,有别于传统档案信息以人工可识别的记录符号直接记录于纸张等载体上,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是以数字编码的形式记录于电子载体上,有时为了安全保密等因素的考虑还往往进行压缩编码、加密等处理,人的肉眼根本无法识读,即是在高倍显微镜下也只能看见记录的痕迹而无法读懂它们的含义。只有在配合了相应的软硬件及解密的情况下,人们才可以从机器的输出系统上窥得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信息的全貌。同时, 对机器设备的依赖性还表现为另一个含义,即技术的更新、软硬件设备的升级也会导致原有的信息无法识别。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信息对软硬件的依赖性给今后的安全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存储的高密度性。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信息无论是以磁盘、 磁带还是光盘进行存储,其存储密度都大大高于过去的各种信息介质。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信息存储的高密度性一方面为我们节约馆藏空间,扩大馆藏容量带来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对载体的保护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因为任何一条轻微的划痕都有可能导致数以千计的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信息遭到破坏。
3.信息与载体之间的可分离性。传统的档案,信息被固化在某一载体上,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实体”,使之具有明显的原始性特征。而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信息则可以以非实体形式进行加工和管理,这种可分离性造成了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信息的易于更改,而且更改后可不留痕迹;易于复制,而且分不出原件和复制件。同时, 也使得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信息能够在网络环境下自由流动,易于传输,读者可以通过通信线路在异地调阅或形成文件。信息与载体之间的这种可分离性,给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信息的安全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在保护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实体不受破坏, 信息内容不被更改的同时,还必须保障网络通信的安全,因为在网络环境下,信息在任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被截取、中断、篡改和伪造,如何保障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信息的安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三、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的安全风险分析
海洋档案数字化副本存在如下安全风险:首先是海洋档案数字化的系统依赖性安全隐患,因电子载体与硬件、软件及操作平台具备不可隔离的依赖性,致使档案信息在耐久存取或可读层面存在安全隐患,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应用和安全缺陷;第二是海洋档案数字化信息迁移过程的隐患,因电子媒介存在硬件与软件更新的现实,致使海洋档案数字化信息在考虑耐久保存的前提下,必须选择相应的保存环境,而迁移过程中出现的海洋档案数字化信息丢失现象,无疑会破坏海洋档案的真实及完整性;第三是网络本身的安全隐患所产生的系列问题,如恶意站点对海洋档案信息的拦截、读取、破坏及篡改等;第四是网络攻击带来的安全隐患,网络环境的开放性决定了档案工作具备不可规避的攻击特质,一旦出现系统缺陷或漏洞,势必会成为网络攻击的选择目标;第五是重要海洋档案缺少异地、异质备份保管管理机制,无法保障重要档案的绝对安全;第六是人为因素产生的安全隐患,海洋档案数字化存在人为性、操作性特质,档案管理人员因意识、知识及能力存在缺陷,一旦出现有意、无意的更改或销毁,定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第七是法律法规制度缺失的安全隐患,虽然档案数字化已成趋势,但尚未形成一套科学适用的管理制度和标准体系;第八是保密问题的安全隐患,缺失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电子档案信息安全防范体系,不利于隐患的及时发现和排除以及严防档案损毁和泄密事件的发生。
四、海洋档案数字化资产安全管理的对策研究
1.管理对策研究。海洋档案数字化建设需具备较强的管理技术水平和安全制度措施。因而,首先要强化档案人员的业务培训力度, 不断拓展专业知识面,提高综合素质,以确保其技术能力的适应性要求。毋庸置疑,档案数字化是网络信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向,作为档案人员要有责任感和危机意识,不仅要具备严密的防范思维,更要具备自觉的保密安全意识。而作为档案管理部门,要抓好各项档案管理制度的完善和落实,采取积极有效的奖惩机制,以调动和激励档案人员的工作热忱,使其内化为自身职业素养的道德操守。为切实加强电子档案安全管理,我国出台了《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档案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指南》、《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档案数字化推进过程提供了制度保障。就海洋档案的发展而言,新时期下要结合实际,在贯彻落实国家相关规定的同时,不断完善海洋档案安全应急、保密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标准,从而使档案管理安全可行。
2.网络对策研究。首先是硬件安全问题,为确保档案数字化安全运行,需做到专人专用,包括计算机设备、移动存储设备等,需制订专人操作制度,且在设备选择上,要尽量规避“新”技术或产品的盲目追捧,务必确保设备的保密检测前提。其次是操作系统问题,作为网络安全的重要基础,操作系统安全包括了病毒监控、入侵排查、 、 防火墙设置及运行监控等重要基础内容,而这一过程需充分考虑我国实际国情,不仅要兼顾选择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源代码的公开对象,更要确保定期行为的安全扫描和检测,此外还需强化身份识别、技术方案验证、网络管理和监控、安全审计跟踪等相关措施。第三是杀毒软件对策问题,要切实转变由被动向主动的安全防御意识,不仅要确保定期的安全查毒和调整病毒防范策略,而且要兼顾网络机器的在线预警强化功能,一旦发生状况,以便管理人员及时应对;第四是内外网安全问题,应使用加密设备,并采取监控、隔离等措施,确保网络安全。
3.信息对策研究。首先是数据一致性及完整性的保护,为防止磁盘故障、机器断电、病毒感染及其他事故而产生信息数据缺失,原则上可采取完全备份和增量备份相结合、定时备份与异地备份为辅助的方式予以处理,确保备份的实时性与容错性;其次是海洋数字化档案的记录载体保护,应确保其规避电磁干扰、光纤干扰、防尘及腐蚀性气体的破坏,而且档案管理人员需强化责任意识,尽量规避不当操作;第三是数字签名及验证,为保证信息的完整性、不可抵赖性,可采取电子签名、电子印章、指纹技术、数字证书等予以规避;第四是信息加密技术,可针对信息收发双方建立必要的加密措施,以确保涉密电子信息内容的非公开性;第五是双套归档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即海洋数字化档案与纸质档案的同一性保存;第六是数字化档案的销毁工作,要切实规避可能存在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第七是强化系统预警功能,一旦发生系统安全事件,档案管理人员可及时做出影响分析,并根据事件等级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从而规避安全隐患。
资产安全 篇11
应运而生：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平台的现实意义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盘活货币信贷存量的要求，支持银行信贷资产规范、高效、有序流转，有必要搭建我国统一的银行业信贷资产流转平台。2013年下半年，银行业信贷资产流转业务试点工作正式启动，顺应、契合了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需要：
一是盘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缺乏安全有效的存量资产流转机制，造成大量信贷资产沉淀在表内，商业银行在贷款规模和资本约束下，难以形成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近年来，国务院多次强调要“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李克强总理2015年4月在银行机构考察时指出，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贷款流转等方式盘活存量资金，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实体经济，使金融与实体经济共享发展红利。开展信贷资产流转业务，盘活沉淀的信贷资源，一方面，通过分散转移银行信贷风险，刺激商业银行提高信贷投放力度，从而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等金融服务薄弱环节的支持；另一方面，为新增贷款腾出空间，将盘活的信贷资金再次投入到实体经济的发展中，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二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金融市场体系的迫切需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要求，为信贷资产流转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首先，构建规范化、阳光化的信贷资产流转市场，客观上将促进和丰富我国金融市场的层次和内容；其次，在间接融资比重仍高于直接融资比重的背景下，有序的信贷资产流转市场吸引机构投资者参与其中，有助于实现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沟通，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最后，信贷资产流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选择，有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信贷资源的再配置，对推动金融创新、深化金融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适应宏观审慎监管要求，深化银行业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搭建与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是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共识，除了用好货币供应量、利率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外，还需要引入创新手段、改进原有金融监管政策和工具，将提高金融机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开展前瞻性拨备管理等微观手段放在宏观管理的框架中。而这些举措都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银行业自身转变经营理念，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提升资产质量。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平台则为银行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一定的市场条件和手段。一方面，能够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管理资产的能力，支持金融机构更好地加强资产负债综合管理；另一方面，能够开拓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增加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逐步转变商业银行以利差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促进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支持银行业的改革发展。
四是规范信贷资产流转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迫切需要。信贷资产流转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银行创新业务，近年来市场上对信贷资产流转的需求越来越多。但银行之间单独谈判，信息封闭，风险难以充分暴露。通过统一规范的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平台的服务支持，有助于改变长时间以来信贷资产流转市场“有需求无平台、有交易无标准、有市场无规范”的局面，有助于推动我国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规范化、阳光化、标准化。通过促进信贷资产的直接流转，有助于降低银行信贷的行业集中度、区域集中度和借款人集中度，有助于推动我国银行业风险的有序转移，对于建立金融风险与收益共担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银行风险防控能力、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积极探索：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平台的不懈努力
自平台设立以来，在制度建设、系统保障、市场培育、市场监测等多个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致力于推动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
（一）强化规则制度，致力于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规范运作
自平台设立起，就将信贷资产登记流转的规范化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了信贷资产流转试点的基本交易制度，组织签订了信贷资产流转的“主协议”，统一了相关合同标准格式，确保试点工作的稳步推进。2015年7月和2016年4月，中国银监会相继发布了《关于银行业信贷资产流转集中登记的通知》和《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明确了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以下简称银登中心）应承担信贷资产流转集中登记职能，并具体组织开展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相应地制定了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实施方案和业务细则，明确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具体流程与相关要求。目前，银行业信贷资产及其受（收）益权转让所需的各项业务规则已涵盖登记、交易、信息披露、市场监测与报告等各个环节，极大地增强了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规范化。
（二）实行集中登记，致力于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标准化
标准化是金融市场规范交易的前提和保障，这既是监管部门的要求，也是信贷资产流转市场自身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第一，通过对信贷资产要素的标准化、格式化记载，分配唯一可识别的资产代码，防止出现重复交易、风险隐蔽等问题，确保交易资产的唯一性，从而使非标准化的信贷资产变为具有一定标准化属性的金融产品和交易标的；第二，集中登记有助于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可促进信贷资产流转的阳光化、透明化，有利于资产的再次流转，提高信贷资产的流动性；第三，通过集中统一的登记流转平台，实现资产交易全过程的持续记载，保证信贷资产在任何时点不“悬空”，从而保证交易结算的公允性；第四，集中统一的登记机制，将所有的信贷资产流转都置于监管视野之中，为监管工作提供有力抓手，助力于监管的全局性和精准性，提高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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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平台功能，致力于提高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系统保障
为了给信贷资产流转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基础设施平台，银登中心依靠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和研发经验，对平台业务系统功能持续进行优化升级，形成了集中登记系统、资产流转平台、统计监测系统，能够为信贷资产及其对应受（收）益权产品的登记流转提供良好的服务支持与技术保障。其中，集中登记系统已实现远程登记功能，市场机构通过客户端即可提交登记材料；资产流转平台提供协议转让和挂牌转让等流转方式，可帮助市场成员寻找交易对手与优质资产；统计监测系统可定期推送业务数据及统计分析报告，提供差别化统计监测服务。
（四）重视市场培育，致力于扩大信贷资产登记流转平台的覆盖面
为尽快拓展市场，提高信贷资产登记流转平台的影响力，先后组织了多期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业务培训班，并通过座谈调研，向市场宣传监管政策，了解市场各方诉求，与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好的业务互动。银登中心通过官方网站（www.yindeng.com.cn）、微信公众号（“银登中心”）、微信群、客服热线等多种渠道和方式及时发布市场动态信息，加强机构间信息交流，促进交易意向达成，信息披露机制日趋完善。截至2016年3月末，在平台开立的信贷资产登记账户已逾300户，开户机构包括了各类银行机构、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还包括了银行理财计划、信托计划、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等非法人产品。目前，已开展的信贷资产流转通过债权直接转让、债权收益权转让、信托受益权转让和资管计划收益权转让模式，实现了信贷资产的有效流转。在市场机构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信贷资产流转市场正初具规模并稳步发展。
创新驱动：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平台的历史使命
银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平台的设立具有重要的宏观战略意义，有利于丰富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中相关子市场的功能。未来平台将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服务模式、创新交易系统、创新金融产品，更好地为我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服务。
（一）推动服务创新，引领信贷资产流转市场规范化发展
一是推出更丰富多样的交易模式。交易模式的多样化有助于市场成员各取所需，进而提高市场的活跃程度。在已有的交易模式外，将根据市场成员需求，逐步推出竞价拍卖等交易模式。
二是推出更贴近市场的结构产品。随着参与信贷资产流转业务的投资者日趋多元化，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收益偏好也不尽相同，这就需平台推出结构化产品，使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通过投资不同层级的产品，承担风险并获得对应的收益。
三是引入专业化服务机构。根据市场成员的需求，引入评级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保险公司、信用增进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由市场成员在创设产品或交易时根据需求自行选择和组合，增强市场规范化和灵活度。随着信贷资产流转业务的不断发展，还将进一步推出信息产品与估值服务，通过市场中形成的信贷资产连续报价，形成市场公允价值，既可以作为市场成员交易的参考，又能有效防范道德风险。
（二）推动系统创新，构建互联互通的多层次金融市场
为满足信贷资产等债权类资产的旺盛流转需求，各地方金融资产交易平台纷纷推出信贷资产流转或类信贷资产的产品与服务。然而，多平台格局下的市场割裂减少了市场透明度，降低了交易效率，不利于监管机构对全市场情况的及时全面掌握。基于此，平台将在多方面进行创新，推动互联互通的多层次市场形成。
一是构建对接多交易平台的资产登记账户体系。平台作为独立的第三方集中登记机构，通过与各地方交易平台的系统互联互通，实现信贷资产等债权类资产的集中登记与账户统一管理，逐步实现通过单一资产账户在不同地方交易平台开展流转交易，同时满足投资者对各类资产进行集中管理与查询的需求；地方交易平台则可将其平台上的交易者范围扩展至全市场所有参与者，从而极大地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二是设计形成统一的系统数据接口标准。金融市场中的基础设施机构是市场所有参与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有能力也有义务推动市场标准的建立。为提高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标准化程度，提高交易效率，减少沟通成本，平台将利用集中登记的市场地位，组织市场参与者共同研究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业务标准与数据标准，并通过系统数据对接的方式，引导地方交易平台及机构投资者逐步采纳此标准，共同推动信贷资产流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推动产品创新，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一是推动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规范化与阳光化。近年来，不以债券形式存在的债权资产市场发展极为迅速，监管部门将这些资产定义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信贷资产也属于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目前，非标准化债权市场规模越做越大，有的还脱离了监管视野；有的为了规避监管，通过引入各种通道，使金融交易的链条延长，融资成本增加，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其客观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需要更灵活的融资方式，金融机构也需要更灵活地配置资产，因此这类债权资产有着天然的市场需求，潜在发展空间巨大。而从产品特性和要素上看，这类债权资产其实与信贷资产基本一致，平台将致力于这类非标资产的发行、交易过程的规范化，并且能够使这类金融资产重新回到监管视野，成为满足实体经济合理融资需求的金融工具。
二是推动银行业不良资产流转方式的创新。随着经济下行，商业银行面临着较大的不良资产处置压力，不良资产的市场化处置已成为商业银行的普遍诉求，已有商业银行私下以多种方式进行了不良资产市场化流转处置的探索。顺应市场的迫切需要，银登中心将积极调研汇集市场需求，研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新方式，为商业银行探索一条方便高效、依法合规的不良资产处置新渠道。
特约编辑：李婧
责任编辑：印颖 罗邦敏
资产安全 篇12
新制度不仅对会计科目进行了相关修改, 同时对特殊经济业务和事项允许采用权责发生制进行核算, 使得我国事业单位会计不仅能反映预算执行情况, 同时也能反映事业单位的财务状况。新制度在固定资产核算上较旧制度而言, 主要有以下修改:
第一, 新增“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从而清晰地反映了上报及审批程序。其一, 旧制度中对出售、置换换出、报废、损毁、盘亏固定资产相关会计处理为:借记“固定基金”科目, 贷记“固定资产”科目。而新制度中, 按照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按已计提折旧金额借记“累计折旧”科目, 按固定资产的账面原值贷记“固定资产”科目。实现或批准时, 借记“资产基金”科目, 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其二, 对于盘盈固定资产的情况, 旧制度中按重置价值, 借记“固定资产”科目, 贷记“固定基金”科目。新制度中借记“固定资产”科目, 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报经批准后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 贷记“资产基金”科目。
第二, 增加了对自行繁育的动植物的核算, 规范了事业单位自行繁育动植物相应的账务处理。自行繁育动植物在旧制度中未曾提及, 新制度将其纳入“固定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并明确规定了相关账务处理流程。在动植物未成熟前, 应借记“固定资产 (未成熟动植物) ”科目, 贷记“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 相关成本及费用等借记“经费支出”科目,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等科目。在动植物达到可使用状态时, 借记“固定资产 (成熟动植物) ”科目, 贷记“固定资产 (未成熟动植物) ”科目。
第三, 增加了“固定资产”科目的备抵科目累计折旧, 从而使报表能真实反映固定资产价值。旧制度中未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使得固定资产价值在未核销前一直以历史成本进行计量, 导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被高估。新制度引入了“累计折旧”科目, 并且在计提折旧时直接冲诚相关净资产, 兼顾了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的需求。相关账务处理为:借记“资产基金固定资产”科目, 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第四, 增加了固定资产分期付款或扣留质量保证金的账务处理, 完善了固定资产的核算内容。此部分为新制度中新增内容, 在取得固定资产时, 按照固定资产成本, 借记“在建工程”或“固定资产”科目, 贷记“资产基金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科目;按已实际支付的价款, 借记“经费支出”科目, 贷记“财政拨款收入”等科目;按应付未付的款项或扣留的质量保证金等金额, 借记“待偿债净资产”科目, 贷记“应付账款”或“长期应付款”科目。
第五, 固定资产分期付款及扣留质量保证金账务处理存在缺陷。新制度对于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或扣留质量保证金时按照确定的固定资产成本记入“固定资产”科目, 笔者认为该处理方法欠妥。分期付款购入固定资产具有融资性质, 直接以本期及未来各期应支付的金额入账会导致固定资产价值被高估, 因此建议按照各期支付价款的现值确认固定资产入账金额。
二、加强国有资产安全及其配套制度建设的思考
(一) 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 审计终结之后及时整改
1.健全内部管理机制, 促进规范运行。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不规范、部分重大决策事项不符合规定等是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 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内部管理薄弱是这些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审计要注重监督与服务相结合, 一方面要抓紧落实问题整改, 另一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查找深层次原因, 要着力促进企业加强管理, 完善企业内部制度, 推动企业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 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建设性作用。
2.促进国家加强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国家审计要发挥其职业优势, 加强对同类问题和同类型审计信息的综合分析, 通过对审计情况的概括总结, 从完善机制、体制、制度角度进行深入思考, 从现象到本质、从微观到宏观寻找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提出促进制度完善、规范市场秩序、强化经营管理、防范风险的建议;加大审计成果的开发力度, 做好企业重大经营问题归纳及未来风险的预测, 通过审计报告、审计信息宣传和专题报告等多种渠道反映, 提高审计成果的层次, 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二) 国有资产安全的其他配套制度建设
1.完善管理者业绩考核制度, 加大违法犯罪的惩戒力度。无论是企业改制重组, 还是经营管理不善, 或者是决策失误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企业管理者都难辞其咎。究其原因, 除了管理者违背客观规律, 不顾国家政策, 缺少风险意识外, 对企业管理者缺少监督, 对其经营业绩的考量不够科学, 对其过失或违法行为处罚偏轻等, 是导致管理者敢于冒险, 触犯法律的主要原因。建立问责制度, 加大对管理者过失处罚力度, 对以非法侵占国有资产为目的的犯罪行为, 加快赃款赃物的追缴效率, 扩大罚金的适用范围, 加大刑法惩处力度, 增强企业管理者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2.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外部监督作用, 构建全方位的监督体系。《企业国有资产法》从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四个层面规定了对国有资产的监督, 建立了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预防体系。要充分发挥国资委在履行出资人职责方面的监督权限:一是在国有资产处置的批准、核准或备案工作中, 加强国有资产流失重要环节监督, 维护所有者权益;二是完善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办法、薪酬管理制度、国有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等,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落实到位。审计机关要全面贯彻审计署十二五规划的要求, 加强对国有企业资金、权力和责任的审计, 将审计关口前移, 从事前、事中介入国有企业重大投资、企业改制、重组及股权转让等行为的审计监督, 加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的审计监督, 主动防范国有资产流失。
3.加大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 规范其执业行为。在进行资产重组、股权转让等资本运作时, 企业与中介机构串通作弊、弄虚作假,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会计师事务所不认真履行职能, 对企业的会计资料没有进行必要的函证、重算、分析等审计程序, 直接就企业提供的会计报表等财务资料, 出具无意见的审计报告。再比如, 评估机构不履行评估程序, 对企业提供的资料不根据市场价值加以分析估计, 而是按照企业的意图, 随意抬高或压低国有资产价值。对此, 必须加大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 规范其执业行为。
参考文献
[1]成倩.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探析[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