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共8篇）

第三部门 篇1

1 我国第三部门资金筹集的原则、方式及途径

1.1 第三部门的概念

第三部门这个概念在70 年代末的西方开始形成并流行, 在社会领域影响到非常广泛, 第三部门, 有的称之为“志愿者部门”, 有的称为“非政府组织”, 就是NGO, 还有谓之 “非营利机构”, 即是NPO 。而我国真正对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 的研究则开始于20 世纪90 年代。 “非政府组织”, 也称非营利组织, 是指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1.1 非营利性, 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 的非营利性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第三部门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二是不得将组织财产转化为个人财产。

1.1.2 非政府性, 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 不属于政府组织, 而属于非政府的社会组织。

1.1.3 自治性, 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 不附属于任何其他组织, 能够独立自主的管理内部事务和开展外部活动。

只有同时拥有以上三个特征的组织才是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 , 也就是我国的第三部门。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类别主要有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政党和宗教团体、居民委员会、事业单位等。

1.2 我国第三部门筹集资金的原则

我国第三部门的资金来源筹集的主要原则也就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筹款中的原则主要包括合法性原则、诚实守信原则、紧扣宗旨原则。

1.2.1 合法性原则主要是指我国第三部门资金来源必须是合法的, 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3 诚实信用原则即是一项基本道德准则, 也是一项基本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第三部门 (非政府组织) 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必须讲求信用, 诚实不欺恪守对社会公众的承诺。

1.2.4 紧扣宗旨原则是指我国第三部门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该组织的宗旨以及价值目标。

1.3 我国第三部门筹集资金的方式及途径

现实中, 第三部门的资金来源于几个特定的主体, 一是个人、二是企业、三是基金会、四是政府。

1.3.1个人一直被认为是第三部门进行资金筹集的主要对象, 因为个人捐赠一般都符合第三部门的宗旨及原则, 而且捐款人不设特定的目的, 有利于第三部门自由的组织和开展活动。而企业、会和政府等特定主体在提供资金支持一般都会设定特定的目标, 而且还会明确途径以及方式。比如98年的抗洪、08年的汶川大地震等在这些救灾活动中, 第三部门筹集到了大量资金用于抗震救灾中。

1.3.2企业是第三部门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第三部门与企业企业合作可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实现双赢。第三部门通过与企业合作获得发展资金, 而企业则通过第三部门来扩大自己的对公众影响力。从而占据市场。

1.3.3基金会与个人不同, 基金会只关注某个特定的方面及领域, 因此第三部门在筹集时必须要符合基金会关注的方面和领域才能筹集到资金。

1.3.4政府是我国第三部门筹集资金的重要也是主要渠道, 第三部门从政府筹集资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直接拨款方式、二是间接资助。

第三部门筹集资金的主要方式有个人请求、网上筹集、电视募捐、公益主体活动、遗产捐赠等方式。

1.3.4.1个人请求是第三部门发展早期使用的主要筹款方式, 主要通过个别的访谈等方式向有意愿的捐款人进行筹资。

1.3.4.2网络筹集,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 互联网已近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网络筹款已经成为重要的一种筹款方式, 对第三部门也不例外。

1.3.4.3电视认捐是指第三部门的筹款人通过电视台以电视节目向有意或潜在的捐款人进行筹款的一项重要的方式。

1.3.4.4公益主题活动, 是当前使用较多的一种筹集资金的的方式, 是指第三部门的筹款人通过举办一些大型或者小型的公益活动来号召有意或者潜在的捐款人进行捐赠。比如演唱会、拍卖会等等。

1.3.4.5遗产捐赠是指捐赠人以一定方式明确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第三部门的一种捐赠方式。

2 我国第三部门资金筹集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2.1 从国家层面, 政府对第三部门筹款制度环境不够完善, 对筹款过程的规制不够全面

欧美国家基于对慈善事业的鼓励与支持, 大都会支持或扶持第三部门发展的政策, 比如税收优惠政策、遗产税的征收等。美国规定在财产税和遗产税方面捐款者必须是个人。美国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税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还采用累进税制, 这样能有效的促使个人努力通过向第三部门捐赠或者向其他组织捐赠来回避高额的税费。凡是捐给慈善目的的这部分财产或者遗产可以免税的。而我国对第三部门的研究相比欧美国家比较晚, 政府对第三部门发展的目的与功能缺乏明确的定位,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认识。如我国在税收政策上的优惠方面没有欧美国家的优惠程度不够, 这样难以通过政策引导来使广大社会公众向第三部门捐赠的热情与兴趣, 从而导致社会捐赠意愿不足, 公众参与捐赠的热情不高。其次是我国专门针对第三部门的法律法规目前是没有的, 虽然有一些大体方面的规定, 但不能解决第三部门筹款过程、方式出现的问题, 这也会导致一些第三部门利用非法手段或者超越自己的业务开展违反组织宗旨的一些违法活动。

2.2 从第三部门自身分析, 我国第三部门筹集资金的理念滞后、筹款结构不合理

主要体现在筹款的积极性不足, 面对市场的意识较差, 将筹款等于求人不主动去筹集资金和拓宽资金渠道, 而是消极的等待政府或者其他组织的支持;筹款的手段单一没有以顾客导向的观念, 不会运用市场营销的策略来筹集资金。其次就是第三部门在筹集资金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误区, 比如认为只要第三部门的知名度高, 就可以提高第三部门的公信力, 也就能带来高额的捐款, 不可否认的是提高第三部门的知名度可以相应的提高了其公信力, 也有可能带来高额的捐款, 比如“希望工程”。但是如果有的第三部门通过一些不实的宣传不仅不会提高其公信力更不会带来高额的捐款。他们三者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和逻辑关系。再例如把公益活动与筹款活动等同起来, 认为举办公益活动就是筹集资金, 殊不知第三部门也可以通过举办活动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2.2.1 第三部门的筹款的结构不合理, 社会公信力不够, 还需要提高。对于大多数第三部门而言资金的来源主要由政府资助、社会个人捐赠、企业的捐赠、经营收入等部分组成, 多样化的筹款结构使第三部门避免过渡依赖某一特定的组织, 但是在我国第三部门筹款的结构中, 政府资助的比例占了绝大部分, 而其他的组织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较少。有数据显示2007 年我国第三部门筹款结构中政府资助占49.97%, 会费收入占21.8%, 营业占6%, 企业捐赠占5.63%, 个人捐赠只占2.18%。政府资助在第三部门筹款中占得比例过大, 其他的所占比例都很小, 甚至基本为零, 这样的结构是不合理的, 这样也使我国的第三部门难以独立于政府。其次是我国第三部门的社会公信力不够, 社会公信力是第三部门筹款的核心要素, 如果没有公信力的第三部门是很难筹集到资金的。

2.2.2 第三部门的筹款能力不足, 筹款的数额也比较小, 仍可以提高。一方面我国的许多第三部门在筹款过程中, 没有形成专业化的筹款理念和筹款的意识, 也没有建立起专业的人员队伍和专业的部门;二是大部分我国第三部门依赖通过主持大型的活动, 来筹集资金突发性的筹款比较多, 制度化的筹款比较少, 也缺乏长效的筹款机制。筹款能力的不足使的我国第三部门筹集的资金明显较少, 以我国2010 年我国公募基金会中获得的捐赠收入为宋庆龄基金会, 为10.11 亿元人民币。而非公募基金会中收入最多的是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为6.88 亿人民币, 与美国的相比我国第三部门的筹款数额差距明显。

3 我国第三部门资金筹集的对策建议

3.1 从政府角度, 加强我国第三部门筹款制度化建设,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政府一方面要明确第三部门在筹款中的各种条件、程序、以及在筹集资金过程中权利和义务以及监察管理方面的内容, 加强筹款管理的制度化建设。针对我国第三部门在筹款过程中出现的组织或者个人腐败现象及问题要严格进行处理, 从而实现第三部门在筹款中制度化、法制化的建设;另一方面政府必须要加大对第三部门的支持和扶持力度, 出台一系列有利于推进社会捐赠的政策。虽然我国政府在近几年加大了对第三部门的支持力度, 特别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了我国第三部门很大的优惠, 但是在这方面还可以继续加大优惠力度。不仅这样政府还可以在其他方面加大对我国第三部门的政策支持比如在土地、金融、信贷等方面加大对第三部门的支持力度。

3.2 从我国第三部门自身层面, 我国第三部门在筹款过程中必须要更新筹款理念, 树立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观念, 面向市场, 利用现代市场的经营手段, 从而增强第三部门的核心竞争力, 使其在筹款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

我国第三部门在筹集资金过程中必须要改变一些错误的观念以及误区。在筹款的过程中应该紧紧围绕其组织的宗旨, 在法律规定和允许的范围内, 以社会认可和接受的方式与方法进行活动和进行宣传, 通过唤起公众的捐赠意识, 激发社会公众的责任心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社会公信力从而来影响第三部门筹款数额的提升。2011 年的“郭美美”事件等一些列事件的发生后, 我国第三部门的公信力迅速下滑, 从而导致这几年社会公众对第三部门的信任度严重下滑, 当然也就使社会公众向第三部门的捐赠额下降了很多。所以第三部门内部应当健全自身结构, 完善组织内部的透明化与公开化, 让广大社会大众了解和对第三部门进行外部监督。这样才能使第三部门获得更多的捐款。

3.3 为了提高筹款数额和筹款能力, 以实现第三部门的稳定与发展, 我国第三部门应当提高筹款的专业化水平, 实现筹款结构的多元化

在实现其专业化水平上, 第三部门应该设立专门的筹款机构和培养专业的人才, 对筹款进行专业化的管理。第三部门还应该当改变筹款结构过于单一的问题, 通过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筹款的结构来提高自身筹款能力保证组织自身的运行和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避免筹款单一结构所带来的风险以及维持自身发展和运行的独立性。实现第三部门筹款的多元化结构还必须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拓宽第三部门向外部筹款的渠道, 因为第三部门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靠第三部门以外的其他组织, 拓宽第三部门以外的其他筹款渠道有利于保障自身的运行及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二是实现自身营业收入的增加。在我国总存在这样的观念第三部门就不应该从事营利活动, 其实不然, 第三部门增加营利收入从而来保障自身的运作以及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3.4 提高我国第三部门的社会公信度

第三部门的公信度是社会对第三部门的认可和信任程度, 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我国第三部门的迅速发展对部门的公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部门的存在是以社会的认可为前提的, 所以没有社会的认可第三部门是难以得到长远的发展的。社会公信力强, 得到社会认可程度也就高, 得到的认可程度高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员加入到第三部门中来;社会公信力强就意味着得到社会的支持就大,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金。加强第三部门自身公信力的建设, 让社会更多的了解和支持第三部门的活动, 从而扩大第三部门的社会影响力。特别是在宣传过程中要做到“务实”、“以人为本”这样才会激发社会大众的认同感, 培养社会大众的慈善意识从而保障资金来源持续性。还要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 对于那些不正当影响第三部门声誉的组织就予以淘汰, 维护自身部门的社会公信力。

参考文献

[1]张丽虹.非政府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研究[D].长安大学, 2013.

[2]李庆雷, 陈英, 明庆忠.公共物品供给视角下国家公园发展中的第三部门[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 (07) .

第三部门 篇2

考核发布时间：11.09

考核完成时间：11.23

考核内容：结合所学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写一篇专业论文，题目如下（自动选择其一）

1、实施公共部门人力有效激励的途径

2、双因素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

3、浅论我国的传统用人艺术

4、培训与人力资源开发

5、试论我国公务员培训存在的问题

考核形式及要求：根据所选论文题目，撰写一篇字数不低于2500字的专业论文。提交的论文要求用WORD修改功能，保持原始修改记录。

论文评判标准：

优秀论文的标准（100＞X≥90）

论文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观点正确，论述清晰，逻辑严密；表达准确流畅；有一定的创造性、新见解。

良好论文的标准（90＞X≥80）

论文能较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观点正确，论述清晰；表达通顺；有某些独立见解。

中等论文的标准（80＞X≥70）

论文能较好地掌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观点基本正确，论述较清晰；文字通顺；选题有一定的价值，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

及格论文标准（70＞X≥60）

论文观点、内容论述等主要方面尚符合要求，但缺乏分析概括能力和研究能力；论说基本清楚但不严密、不完整，或者说服力不强；选题有一定的价值，但论文中自己的见解不多。

不及格论文标准（X＜60）

论文论题不能成立或有重大毛病；内容空乏，结构混乱，文字表达不清，文题不符或文理不通；基本观点具有错误或主要材料不能说明观点。

零分

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第三部门研究 篇3

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我作为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Ash Center of Demographic Governance & Innovation）的访问学者在波士顿呆了短暂的半年。

这半年是值得留恋的时光，摆脱了在清华学习时头绪诸多的繁杂生活，来到查尔斯河畔这个美丽、有历史感、人文氛围极浓的城市，进入到相对自主、简单而又丰富有趣的生活状态中。小小的波士顿汇集了哈佛、MIT、波士顿大学等诸多名校，这里（尤其哈佛）恐怕也是全球政、商、学精英最为集中之地，大家争相云集于此，相互交流和汲取，并陶醉于浓浓的人文和知识养分中。

到了波士顿，同一项目学者们的个性和偏好得到充分呈现。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安排生活与工作方式，有的重心在图书馆和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会，有的专注于旁听课程，有的则喜欢奔赴各种社交场合或体验新英格兰地区的风土人情。在这短暂的半年中，我除了旁听一两门课程之外，也走马灯式地参加了各式各样的研讨会、社交活动和聚会（中国人圈子的聚会非常频繁），同时也围绕我当时所关注的NGO参与气候变化议题阅读了大量英文文献，访谈了几家美国的环保组织。

言归正传，回过头来说一说哈佛的第三部门研究。当时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有一个专门的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这个中心还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项目，与不少中国学者和实务界前辈都有密切的联系。有一次我参加豪泽中心的活动，碰巧遇到庄爱玲女士演讲，才知道她正是从这里走出去而回国创办上海映绿公益事业中心的。此外王振耀、袁岳等也在肯尼迪学院接受过学位教育，相信豪泽中心对他们日后的事业也有过影响。

最初了解豪泽中心即给我留下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与国内研究机构（尤其是我所在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非常不同的地方：一是他们关注的主题与我们非常不同，更为偏重非营利组织管理的微观层面，如非营利组织的战略规划、领导力、筹款等，相比之下我们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等宏观层面；二是他们的研究者和讲师比我们的研究者们有更丰富的实务经历，有不少人都有过在非营利组织的从业经验，相比之下我们的老师们几乎都是从学校中直接出来任教的学院派。我想这两点不同并非说明我们的研究有多落后，而是反映了时代背景和相应的需求有多么不同。国内侧重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因为我们还处在一个思想解放、非营利组织方兴未艾、相关法律法规极其不健全的时代。事实上过去5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第三部门无论在政策环境还是在内部生态上经历了怎样一个跨越式的发展，社会创新以及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管理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研究者的视角从宏观到微观的确也代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回到豪泽中心，后来据我所知由于人事上的问题，该中心现已经合并到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力中心，更名为豪泽公民社会研究所（Hauser Institute for Civil Society）。

然而豪泽中心并非哈佛第三部门研究的全部，事实上在我整个哈佛经历中，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能感受到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这样的话语在哈佛乃至美国社会生活中处于一个多么核心的位置。在国内当我们向普通人介绍我们的研究对象时，大多数人会一脸漠然，而在哈佛似乎人人都可以就公民社会主题和你聊上几句。因此，哈佛的第三部门研究并不只在豪泽中心。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 国际发展硕士（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项目中有一大批学员都来自于非营利组织，Belfer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有不少学者研究国际事务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公共领导力中心的学者们也同样关心非营利组织中的领导力议题。大名鼎鼎的Robert Putnam（《使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作者）、Mark Moore、Tony Saich等几位对公民社会或中国公民社会有研究的学者也在肯尼迪学院任职。在肯尼迪学院之外的政府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哈佛燕京学社等多个研究机构或团体中都有人关注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社会创新议题，尤其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非常多，我在哈佛的半年期间参加了不少相关主题的研讨会或讲座。

此外，波士顿地区的其他高校如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也有第三部门研究的知名学者，例如参与创办ARNOVA（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ary Action，其会刊为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的David H. Smith就是波士顿学院的教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非营利组织密切相关的社会企业、社会创新议题在哈佛学生中受到特别的关注，如由哈佛肯尼迪学院和商学院的学生们组织的社会企业论坛（Social Enterprise Conference）至今已经举办十多届，还有哈佛本科生组织的年度社会企业峰会（Igniting Innovation Summit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至今办了六届。这些活动得到了公益慈善界的大力支持，我在哈佛期间参加过这些活动，深刻感受到社会力量在创新中的巨大潜力和哈佛学生对社会事务的巨大热情。

还想说的一点是在哈佛的中国学生学者群体以及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波士顿的华人群体非常庞大，哈佛更是聚集了众多到此学习或交流的优秀中国学生、学者和高级官员。公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在中国学生学者中是很受关注的议题，难得的是哈佛也汇集了一批来自国内、与第三部门研究相关的学者，因此前文提到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燕京学社经常有相关的议题讨论。

一些以学生为主体的相关活动也在哈佛开展。例如中国学生成立的北岸学社（The North Society），以及中国学生自己推动的SEED项目（哈佛公民与社会创新种子班）。北岸的本意是超越左、右，是波士顿地区中国留学生学习和讨论中国问题的空间。SEED则是一个实践导向的平台，在留学生中发掘和培养关心中国公共事务、愿意通过社会创新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青年领袖。我在哈佛的时候，北岸学社刚刚开展活动，我也曾被邀请去做过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分享，SEED彼时也刚刚在前期筹备中。在这些活动中，中国留学生群体总体上呈现出务实、建设性的态度，并十分关注社会创新的价值，所以他们所思所想以及关注的实践与第三部门研究密切相关。只不过有些遗憾的是，北岸学社的网络交流平台后来似乎被少数偏右的民主人士占据，理性对话的声音越来越少，不知道现在到底如何了；SEED项目在国内的活动似乎也受到一定的压力和限制。我认为在哈佛的中国学生学者群体整体上是开放多元而富有建设性的，在国外能有这么丰富的一个国内学生学者交流群体也是去哈佛的一个好处。

波士顿所在的麻省是美国移民最早到达的地区，波士顿周边便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有自治传统的新英格兰乡镇。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社区居民的自治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宗教组织在社区生活和慈善事业中是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只有在现场的观察中才有真切的体会。遗憾的是我当时的主要关注点还主要在环保组织上，对社区关注不够，也就不能深切地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与草根志愿组织、慈善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蓝煜昕，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浅析第三部门与社会医疗保险监督 篇4

1 第三部门与社会医疗保险监督的概念解读

1.1 第三部门

1.1.1 第三部门的定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成千上万的第三部门组织出现在英、美等一些国家,它们存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以自愿参与、民主管理、非营利为运行基础,涉及环保、医疗、宗教、慈善、教育等方面。美国学者列维特道德提出“第三部门”的概念。第三部门指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志愿性的公益或互益活动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的概念有很强的包容性,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民间组织、社会中介组织、慈善机构等都在它的范围之内[1]。

1.1.2 第三部门的特征。国际社会一般认为第三部门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非营利性。这是其根本特征,一般第三部门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运作过程中不会盈利,而是指该组织不能对其盈利进行内部分配,且组织的经营者也不得将组织的资产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 (2) 非政府性。 第三部门是独立自主的自治组织,通过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机制进行运作,且属于竞争性的公共部门;(3)志愿公益性、互益性。志愿者和社会捐赠是该组织的重要物资来源,它的活动具有社会公开性与透明性,组织成员的活动都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4)自我管理性。第三部门属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部门,它独立于政府部门对它内部的管理之外。它只服从于法律。由于这些特征,对第三部门在医保监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提供了可能。

1.1.3 第三部门在我国的兴起。在我国,第三部门主要指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中介组织等。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第三部门尚是一个“模糊的部门”,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第三部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社团组织数量急剧增加,民办非企业单位迅速发展,志愿者活动以及公民在政府和市场体制外参与社会经济的活动蓬勃兴起,这些都标志着我国第三部门的兴起。

1.2 社会医疗保险监督

1.2.1 社会医疗保险。社会医疗保险是根据立法规定,通过强制性社会保险原则,由国家、单位(雇主)和个人共同缴纳保险费,把具有不同医疗需求群体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再分配,即集资建立起来的医疗保险基金,当个人因疾病接受医疗服务时,由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提供医疗保险费用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2]。可见,社会医疗保险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政府行为,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商业保险活动,而是各类社会主体、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缺一不可。

1.2.2 社会医疗保险监督(以下简称“医保监督”)。医保监督是指享有监督权的监督主体,通过法定的方式,依据法定的程序对医疗保险系统中各方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综合管理过程[3]。具体说,是监督主体依法对国家、单位和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及医疗保险基金、医疗服务供方和需方行为、参保人及参保单位、医疗保险行政管理机构和经办机构及医疗保险工作人员等进行监督管理,以确保医疗保险市场的规范运行,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促进医疗保险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整个过程。

1.2.3 医疗保险的社会监督(以下简称“医保社会监督”)。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和不断完善,我国已经在逐步形成由行政管理部门监督、专职经济部门监督和社会监督三个层次的医保监督体系。其中,医保社会监督,是指由社会医疗保险的有关利益者代表组成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对社会保险经办部门贯彻落实各项医疗保险政策的情况和对基金的具体管理工作进行监督。

2 第三部门:医保社会监督的新视角

第三部门的兴起也是社会需求的产物。是转变政府职能,化解社会矛盾,联系政府与公民感情的重要中间力量。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家与社会分域而治和民主行政、社会行政等先进理念的引入,以强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以自治和公民参与为价值取向的第三部门不断涌现,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监督职能。而且,随着独立于政府、企业之外,非营利的第三部门的逐渐自我完善,它将成为医保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

2.1 开拓了医保监督的途径

医保监督是一种起源于维护社会医疗保障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需要的公共权力。有效的监督是促进社会医疗保险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但由于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流程由同一部门完成,监督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其成效是不显著的,所以,探索建立健全由政府机构、参保居民、社会团体、医药服务机构等多方代表参与的医疗保险社会监督组织,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管理、服务、运行的监督成了完善医疗保障发展的必需。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在政府和企业、企业和市场、企业和企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它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性,将民间的零散呼声转变为团体的诉求,从而对医保系统中各方的行为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将分散的、自发的群众监督组织起来,可有效地解决专门监督机构的人员不足和群众监督软弱无力的问题”[4]这是对医保监督体系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2.2 培育了公民的监督意识

公民意识状况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影响着人们行使权利的深度和广度。医疗保险基金是广大参保职工的“保命”钱,基金的合理使用和健康运行是公民监督的内在驱动和理念支撑。第三部门可以成为公民参与医保监督的载体,可以通过利益表达、舆论监督等方式顺利实现对医保基金运作的有效监督。同时逐步培养公民的监督意识、民主理念和法治精神。

3 当前中国第三部门在医保监督中面临的问题

3.1 缺乏足够的独立性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第三部门是通过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且在资金、组织、职能、管理方式上都严重依赖政府,甚至依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关发挥作用,扮演着承接政府逐步退出并转交给社会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角色。我国第三部门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自我定位、内部结构、运行机制、资源调配和人员使用等方面还很不成熟,经验积累少,独立运行自我发展的水平不高,而且,我国现在实行的行政挂靠体制不仅使第三部门缺乏独立性,抑制其组织活力的发挥,第三部门与政府行政的这种畸形关系也养成了第三部门组织的发展惰性,滋生了仰仗行政权力承接垄断公共服务的不良习气。这种独立性的缺失对于医保监督是极为不利的。

3.2 制度化水平比较低

我国第三部门在对医保监督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制度化水平不高,缺乏有效的稳固的操作渠道,这使得第三部门的医保监督行为是零散的、短暂的,缺乏规模性和持续性,这样的监督其深度和广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3.3 缺乏多元化的整合

我国第三部门在医保监督过程中缺乏对多元化监督的有力整合,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影响了监督的实效性。第三部门自身就是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的领域,通过第三部门可以将对医保监督的社会力量有效汇集起来。从社会监督的角度上看,我国对医保监督的方式是多元化的,包括公民个人监督、社会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等。但是,这些监督目前都还没有形成一个密切联系、有机结合的整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立体监督系统,原因就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整合主体。

4 实现第三部门对医疗保险有效监督的建议

在发达国家,第三部门不但拥有得到法律保障的监督权,而且还有具体实现这种权利的途径。具体来说,实现第三部门对医保有效监督的建议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4.1 加强监督立法,明晰第三部门医保监督的法律地位

监督需要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第三部门要对医保进行有效的社会监督,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建立一整套严密合理的法律,规范公益事业的发展和公益组织的行为,从法制化层面保障第三部门对医保监督的落实。

制定第三部门进行医保监督工作的法律法规并且细化,从而达到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增强其监督的独立性,提升第三部门监督的权威性。鉴于第三部门在社会政治生活、医保监督体系中的作用,在国家监督法的体系框架内,进一步明晰第三部门在法律中的监督地位,应把他们列入与国家机关监督主体同等重要的位置。增强第三部门监督的独立性,政府自身应逐渐放宽对第三部门组织的人事任免、组织上的控制,还“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组织”、“民间组织”的本来面目。第三部门监督的法律地位的明晰、监督的独立性增强、监督权威性的提升,是实现有效医保监督的重要前提。

4.2 引入专业化、规范化的民间监督组织及评估机制,实现医保监督社会化

社会公众对医保监督的前提是“知情”及有个是非判断标准。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障碍及单个独立的公民和社会组织自身精力和能力的有限,社会个体事实上无法有效做到对医保的监督。培育专业化、规范化的第三部门性质的民间监督组织,如半官方或民间的中介性或学术性的社会评估机构,可以从组织设计上保证社会公众监督权的实现。

在我国,要实现对医保监督的社会化,可以考虑引入专业的评估机构和科学的评估机制。具体来说,可以在政府有关部门(发改委、社保局、卫生局、医保局等)的大力支持甚至参与下,组建相对独立并具有学术权威的评估机构。社会评估机构主要任务是运用收集的信息和建立的评估体系对医保制度运行进行定期评估,并向社会公布评估的结果,供社会监督。在这其中,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评估机制及其体系是关键。科学规范的评估机制及其体系是采用定量和定性的指标体系,定期或不定期对医保政策制定及运行进行各种评估。可以聘请国内外的评估专家担任顾问或理事,在参考国外已有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开发形成合乎中国国情的医保评估指标体系,并构建相应的法律的政策框架。

通过第三部门性质的中介组织或学术团体开展的评估,形成对医保制度运行开展科学评析和公示的机制会成为政府加强医保监督管理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

4.3 加强引导,正确定位,提升第三部门自治力,实现有效监督

我国第三部门发展还处在初始阶段,目前虽有数量众多的第三部门,但普遍存在着行政色彩浓、机制不健全、服务不规范、成员素质不高、外部监督不力等问题,难以真正发挥社会管理主体的功能。因而,第三部门作为医保监督的主体之一,一方面应以政府为主导,积极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实现对多元化监督的有力整合;另一方面立足于提升第三部门自身的组织能力和治理能力,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否则同样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同时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剥离第三部门的行政依附关系,充分发挥其在医保监督中的作用,完善医保监督体系,使我国医保事业走上一条健康、有序、高效的道路。

摘要：社会医疗保险监督是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作为监督主体之一的“第三部门”,对医保监督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第三部门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监督缺乏独立性、制度化水平比较低和缺乏多元化整合等问题。从这个现状出发,提出相关的建议和举措,来加强“第三部门”在社会医疗保险监督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第三部门,社会医疗保险,社会监督

参考文献

[1]王亚丹.浅析第三部门与我国社会保障的社会化问题[J].科技创业,2006(7):149-151.

[2]章晓懿.社会保障:制度比较[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188-192.

[3]吴涛.浅析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险监督机制[J].理论界,2006(2):219-220.

第三部门 篇5

板块：内建

一、现况描述：

礼仪队内部建设日臻完善，在校会各大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公关实践部联系密切，但是紧密程度需要再加强。礼仪队有着严谨的工作安排，每周固定的事项有值班，例会，训练，另外还有系统的化妆培训，是校会一支严谨高效的队伍。

二、优势加强：

坚持每个星期有规律的例会，培训，值班。让礼仪队成员融入校学生会中，负责起校会的责任，锻炼更全面的能力。

部门中有男礼仪，包括队长也有男队长，这是校会礼仪队的优势和特点，要加强对男礼仪的培训，扩大男礼仪的规模，提高男礼仪的质量。关于男礼仪的提升初步构想：人数：大约4人

加强男礼仪的培训，培训由智杰负责。在宣传扫楼阶段着重对校会男礼仪，扫楼，定点摆摊由333男礼仪着正装展示。在校会各类大型比赛中，男礼仪可以2人一组引领嘉宾，负责外联，使得活动更加具有气场，更加正式。同时，在校会的活动里，男礼仪是校会的重要劳动力，在礼仪外推中，也可以起重要作用。

增加男礼仪出礼仪的次数，熟悉活动的流程和礼仪要点，同时男礼仪

要参与到化妆培训当中，要学会自己化妆。学习领带的基本打法和西装的着装，使得男礼仪更加规范。

要求：身高180cm左右，体型匀称，相貌端正，谈吐自然。

三、缺点改进：

1.部门干事来自不同学院，有共同时间的交集少，导致成员很少有机会集体出游或进行活动。

2.常规的训练时间在中午，尤其在夏天，下午满课，会影响中午休息，常规活动在晚上进行最佳。

3.校会其他部门对礼仪队了解不够深，对礼仪队在活动中重要性不够重视。活动工作安排当中应该明确礼仪需要做的工作，相关负责人与礼仪队负责人做好沟通（包括场地，引领嘉宾，路径，颁奖方式……）

4.礼仪队内建逐步完善，但也有需要更加完善的地方。加强经验分享和资源共享。成立礼仪队成员的通讯录，详细的资料档案便于外推；另外，队长每次观看干事出礼仪，及时总结干事上交的工作汇报，把工作经验放在群共享改善礼仪质量。

5.加强干事们之间的沟通，礼仪队单周内部自己开例会，双周和公关实践部一起开例会，便于更早融和，养成积极发言的习惯，也有利帮助公关实践部减少工作量，锻炼礼仪队成员。另外，每个月组织一次旁听例会，礼仪队成员和其他部门成员可以多加交流，并了解校会的动态。

6.礼仪队常规训练时间改在周五晚上或者周末晚上，精神饱满可以让训练达到最佳效果。

7.礼仪队的化妆培训不够系统，如果校会资源允许，可适当增加化妆培训，请专业人士对礼仪队成员进行系统培训。

四、板块创新：

模特队的建立

板块：外推

一、现状描述：

礼仪队成立时间不长，因此外推处于起步阶段。外界对校会礼仪队了解不够多。

二、优势加强：

已经建立了部门微博，有一定的基础。

三、缺点改进：

1.微博长时间没有更新，最新的礼仪队动态不够完善，要紧紧抓住微博，微信平台，让外界了解校学生会礼仪队。

2.能代表礼仪队成员水平的摄影作品基本无，给成员进行一次外景拍摄，并在微博等平台进行宣传。

3.校学生会礼仪队出席各种对外活动，商业礼仪兼职少，应积极寻找礼仪兼职或外界活动，让校会礼仪队走出校门，与校艺术团礼仪队平分秋色，让校会礼仪队也能成为华师礼仪组织的代言。

4.通过已有的华师礼仪系统通讯录，联系各个组织，各个社团，各

个院系的礼仪队，进行经验交流或者联合举办化妆培训，甚至可以举办一次礼仪大赛，展示各礼仪队的特色服装和精神风貌，交流礼仪心得，兼职信息。取长补短，完善校会礼仪。

第三部门 篇6

关键词:社会阶层结构 利益格局 第三部门 影响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and under the benefit pattern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 third department’s influence research

Zhao Dongxia Zhao Mengdi

Abstract:Along with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reforming,our country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benefit pattern has had th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appeared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 and the social unbalanced phenomenon.In explains or melts this constitutive property contradictory and in the unbalanced process,China’s NGO has displayed the unique superiority and the influence.It may compromise the society to be contradictory,maintains social the fair justice;Provides the public service and the equal opportunity for various benefits community,the atonement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dual malfunctions;Between promotion society various social strata and government,between social stratum interior communication,conformity society resources;In addition,is also displaying the early warning and the coordinated function in the processing public crisis aspect.

Keywords: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Benefit pattern Third department 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F06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5-0081-03

1.社會阶层结构嬗变中的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复杂的大转变,发生了高速度、大规模的社会分化。经济制度、资源分配方式、社会结构形态变革引发阶层关系的显著变迁,城市社会阶层结构最终形成了以暴富阶层和特权阶层为核心的上层社会、以白领为中心的中层社会、以农民、城市下岗工人和部分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为核心的下层社会。这种阶层结构改变了原来的阶层关系,打破了原来的力量均势与阶层关系运行规则,而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力量均势没有形成,使得阶层关系更加错综复杂,阶层认同与阶层地位合法性得不到确立,常常引发阶层关系矛盾问题。表现在:

1.1 利益需求矛盾。伴随着我国多种经济成分的进一步发展,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追求从单一、平均化向差异性和多层次性转变,矛盾更多集中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共享的需求。如下岗职工、进城的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不仅关注自己的再就业问题,也关注社会保障和制度上的平等与公正。现代“白领”阶层除了要求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外,还追求机会的平等和更多的民主权利。一些富裕阶层除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外,也寻求政治资本。但是,中国政府当前的经济实力无法惠及各阶层的利益需求,学费过高、分配不公、医疗改革不到位、看病难、社会保障覆盖面小、房价高等问题使弱势群体的不满加剧;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通货膨胀的出现,利益诉求机制的不完善使“白领”阶层稳定性与民主性很弱;而强势群体在强调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环境下,其特权受到监控,目的难以达到。

1.2 社会生活矛盾。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不同,使其具有不同的社会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社会财富的追逐和阶级意识的强化造成阶层间的矛盾和对立日益加深。如一些企业主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任意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克扣拖欠工人工资,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违法经营、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欺骗消费者,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利用非科学手段使用资源,他们甚至花钱买“官”,大肆行贿腐蚀党政干部。另外,中上社会阶层收入一般较高,其高消费、高奢侈的生活方式引起下层社会成员的极度反感,尽管他们有权对财产进行自行支配,但我国的传统文化主张互助互爱、勤俭持业,致使人们在思想和心理上排斥新的社会阶层。因此,近几年我国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加,各类刑事犯罪总量居高不下,暴力犯罪层出不穷和社会黑势力的日益猖獗,以及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冷漠与歧视等等,都凸显着我国社会阶层间矛盾的严峻性。

1.3 观念意识矛盾。原有的社会阶层社会责任感较强,阶层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当,社会转型、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打破了文化体系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引发了人们观念、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以及非意识形态的变化,文化的矛盾是建立在经济、社会矛盾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新的社会阶层同原有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差距,使人们在收入、职业、社会地位上存在不平等,导致其受教育程度大大不同,因而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冲突,多种异质文化共存于当代社会,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深深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文化的矛盾多种多样,如排他主义同集体主义、享乐主义同艰苦奋斗的精神等,这种种的矛盾都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领域主流文化同许多非主流文化间的排斥,引发了一系列的观念意识矛盾和问题。

2.利益格局调整中的社会失衡

失衡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人类社会要不断向前发展,失衡是必然的。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新的社会阶层涌现,社会各种构成要素在不断变迁和重组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种种不协调、不均衡的现象,而新的社会整合、协调等机制尚未建立,社会利益格局在调整中凸现失衡的危机。

2.1 利益主体多元化。首先,原有的利益主体不断分化和重组,形成许多边缘性或集合性的利益主体。如农民阶级中真正的农民正不断减少,许多农、林劳动力逐渐进入其他利益群体;工人阶级内部也分化为机关干部、企业经营者、普通职工等不同利益群体。其次,新的利益主体形成。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他们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培育出来的,对其自身利益的认知比较明确,利益意识敏感,在整个社会利益体系中占有自己的利益位置。正由于各利益主体之间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获利方式不同,在他们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并产生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如农民工进城后,他们享受不到同等的公民待遇,在就业、生活、子女入学等方面付出了很大代价,劳动与报酬的失衡、身份与职业失衡使他们无法与城市社会融合。即使在城市,体制外的非正规就业人员、下岗工人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也远远偏低。而新利益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开拓者与受惠者,为保障自身的利益也寻求政治资本,但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使他们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可以说一些利益主体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却没有公平分享改革的成果,“被剥夺感”由此产生,导致对获益群体产生不满甚至敌对情绪。

2.2 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城乡、地区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马太效应”,即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一般来讲,国际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0.4,而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这个标准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国家发改委在2006年2月5日发布的《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的报告中显示: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城乡差距更为明显,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为4:1(除各种隐性收入以外,实际在6:1以上)①。利益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的不等上,还体现在政治参与的差距上。由于经济收入低下,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能力明显不足,使得物质财富逐渐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力量,许多私营企业、外商等收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凭借自身的经济力量影响政府决策,而政府往往为其提供便利,弱势群体由于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或无效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引发思想和文化上的裂变和分歧,相对利益较低地群体心理承受能力降低,不同利益主体在心理上处于对立状态,降低了社会认同感,“分配不公”、“腐败”现象滋生,导致社会失衡。

2.3 利益诉求具体化。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不同社会成员依据自身的经济地位和利益关系,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诉求也更加具体。如信访作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意的渠道之一,数量不断增多。同时,群体性事件数量也大幅增加。中国社科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显示,从1993年~2003年间中国1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由1万增加到6万多,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307万,涉及领域广泛分布于医疗、教育、住房以及下岗失业、土地征用、环境污染等。由于各诉求主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文化程度和意识存在差异,城市人群和社会上层利益主体的诉求较为充分,而农村人群和基层群众的诉求往往不畅通,受理不力。当然,多元的利益诉求全部满足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但一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体均衡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提出的意见和要求长期得不到表达,各种不同意见和对立性情绪得不到合理的释放,利益主体将被迫采用一些极端的形式,党群关系紧张,社会中仇官、仇富心态进一步恶化,各种暴力性冲突等形式的政治参与也随之出现,很大程度上挫伤了群众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2.4 利益协调滞后化。利益协调是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诉求具体化,利益关系问题成为我国内部的主要问题之一。如劳资关系、干群关系、农民和城市阶层关系、农民和政府工作人员关系等,协调阶层关系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转型期,新制度、新秩序尚未建立和完善,社会中仍然缺乏对分配不平衡的矫正机制,税收、社会保障等制度也在不断的调整和形成中,成熟的、公平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还在探索。因此,面对变化了的阶层结构与阶层关系状况,国家未能及时在制度对阶层关系的职能、角色、地位与利益进行充分确认,也未能及时地协调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结果是在社会不断进行格局调整的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權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生活质量差距较大等都会导致社会失衡,威胁着对社会的稳定发展。

3.社会变革中第三部门的影响

社会阶层嬗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利益格局调整所产生的失衡,以及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全球问题的日益严峻等作为直接原因促使NGO迅速成长,为NGO提供了最主要的社会条件和客观需要。其中以“白领”为主的社会中间层具有发展NGO所必需的公民意识、契约精神、公益观念等,使NGO获得了相应的人力资源。因此,据统计,2002年,转登记的和未登记的NGO有140万多家;到了2004年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28万多个,其中社会团体近15万个,比上年增长5.4%;民办非企业单位13.3万个,比上年增长6.7%;基金会902个;而到了2006年,民政部发布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指出,目前我国NGO数量比上年度增加10.6%,总量已达到35.4万个②。这表明,NGO已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力量,与市场、政府共同构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并非中文固有的词汇,作为一个外来语,它是指有别于政府组织(第一部门)、营利组织(第二部门)的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总称。也有学者将之称为第三部门、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它主要提供部分公共物品与服务,强调个人奉献、成员互益等价值观念,具有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治性、非宗教性等重要特征。它广泛分布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领域里,如社会服务(44.63%)、调查与研究(42.51%)、行业协会与学会(39.99%)、文化与艺术(34.62%)、法律咨询与服务(24.54%)、政策咨询(21.88%)和扶贫(20.95%)等③,发挥着聚、立、推三方面的基本社会作用。聚就是NGO不仅能聚集一批热心公益的志愿人员,而且它还能发挥利益与资源聚合的社会功能,把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多元利益表达出来,同时通过有效的社会动员积聚影响政府的决策。如中国汶川地震中NGO在第一时间迅速聚集来自四面八方的资源和人力,与政府并肩抗震救灾,表现出了强悍的力量。立则是NGO通过自身的行动支持社会的多元格局,维护人们的多元利益,培养民众的作风,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同时弘扬以人为本的社会正义,保障普通百姓的基本人权,如活跃在世界各国的数以万计的环保组织。而推指的是NGO能够推动政府和国际组织关注那些因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而遗留的社会问题和各种矛盾,促使它们做出合理的决策,建立良好的制度,同时通过自身的功能调和甚至抑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如针对弱势群体的扶贫组织。

由此可见,NGO作为第三部门成为当今社会发展最快的领域,它不仅有效补充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的内在缺陷,具有许多积极的社会作用与政治作用,而且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与利益格局变革时期也有着独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3.1 破解阶层结构变革中的难题。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政府支持成立的国内最大的扶贫NGO,在该基金会的带领下,相继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NGO,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它们所开展的活动像“希望工程”、“母亲水窖工程”以及“烛光工程”,改变了一大批失学儿童的命运,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唤起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帮助西部贫困干旱地区妇女和群众解决饮水困难,帮助贫困农村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张淑琴女士所创办的“儿童村”,专门救助服刑罪犯子女,到目前已救助了300多名孩子;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及其下属的“艾滋病工作网络”、“爱心家园”、“红丝带之家”等和各地方艾滋病防治协会对流动人口等高危人群开展了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心理咨询、行为干预,对HIV感染者、艾滋病人及其家属开展了爱心关怀活动。另外,有些NGO还直接吸收弱势群体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如中国工会,十分关注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把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员组织到工会中来,这类NGO不仅能帮助弱势群体自立自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而且也从根本上减少贫困人口,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中层群体更加关注机会的均等和民主权利的实现,NGO可以将该阶层各利益主体的需求传达给政府,反映“白领”阶层的愿望和意见,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持,使中层群体切实感受到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同时将政府的政策传达给该群体成员,在政府和中层群体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保障信息及时、顺畅的沟通,这也成为中层群体机会均等的前提。此外,NGO在环保方面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如由梁从诫、杨东平等人创办的“自然之友”,作为一个民间环保团体,保护了许多濒临绝种的动植物,在它的呼吁与宣传下,藏羚羊、滇金丝猴避免了绝种的厄运,紫荆山林区也幸存了下来,大大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3.2 调整利益格局失衡的问题。NGO的资金三大来源之一的社会捐赠可以促进资金从上层群体向下层群体的流通,从而提高社会底层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社会下层群体也可以接受NGO为弱势群体提供的各种扶贫服务,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在NGO的协调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在社会中得到控制,将中下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源头上得以准确的反映;单个的公民利益诉求往往不会引起社会的重视,有的甚至只能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像“工青妇”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将占人口一半的工人、青年、妇女的诉求传达给政府,保证公众意愿的传递,这比公众个人具有更强的政治表达能力。随着NGO地位的不断提升,国家也越来越重视NGO所传达的民意,使各个群体真正的承担起了利益表达的主要角色,发挥出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NGO使组织间的冲突更容易得到调节,组织间的对立容易达成妥协,起到维护各个组织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实际利益的作用,使全社会形成容易对话、妥协的氛围,既起到维权作用又推动了民主化建设的进程,促进社会和谐程度的提高。

3.3 处理公共危机的影响。我国公共危机除了传统的自然灾害和生产性危机外,各种群体上访事件、群众性对抗事件、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等危机发生频率不断提升,政府自身很难及时控制危机的发生,而且在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公共危机事件的传播速度加快、波及范围更广,甚至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此时,政府更显得力不从心,若处理不到位,容易在各社会群体中造成不满情绪的蔓延。NGO能有效地弥补政府在这个方面的不足,并显示出自身特有的优势。首先,NGO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前具有预警作用。大多数NGO来源于基层群众,具有较强的群众性和民间性,如社区也是NGO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及时将居民的各种信息传达给政府,方便政府决策,也能将政府的决策第一时间传达给公民,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在危机发生之前,同民众直接接触的NGO可以第一时间稳定民众情绪、树立共同信念,有利于他们对政府危机管理工作的理解、支持与配合;同时,NGO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于本领域的公共危机的发生NGO体现出超前的预见性和敏锐的洞察力,与政府不同,NGO并未受到思维惯式的约束,在处理公共事务上比较灵活,给社会治理营造比较稳定的环境。其次,NGO可以化解公共危机带来的矛盾。公共危机发生时,NGO能有效的调整自己具体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针对危机的程度和性质做出反应,提供多样化而不是政府般的的整齊划一的服务④。一直以来,NGO为社会提供的各种服务为各层群体提供了诸多便利,NGO具有较强的民众动员能力和社会公信力,其成员一般具有较强的使命感、责任心,其成员一般热衷于其所开展的事业,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来讲较政府具有较高的服务效率和质量⑤,在弥补利益协调滞后的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张晓军、齐海丽.和谐社会语境下的非营利组织发展:www.ahnpo.gov.cn

②中国NPO服务网.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ngo.org.cn/cn/member/stat/detail.php?id=19

③王名、贾西津.中国NGO的发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35

④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⑤马小伟.NGO: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当然主体[M].经济理论研究,:123

参考文献

[1] 何蕊蕊.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关系的变迁与失衡.社科纵横,2007(12)

[2] 吉宏、杨太康.略论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的嬗变及其矛盾.经济问题,2007(10)

[3] 臧冬娅.关于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及其协调机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6(11)

[4] 孙健.建立利益协调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7(6)

[5] 孙岩.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政治参与.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2)

[6] 杨莉芸.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建设和谐社会的对策.科技信息,2008(2)

第三部门 篇7

关键词：第三部门,公共政策评估,公共政策

1第三部门的发展现状

第三部门是随着人们对黑格尔、哈贝马斯的公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产生的。在现代社会里, 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中存在着三个既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的领域, 在实际的活动中他们的主体又分别是第一部门 (政府组织) —第二部门 (市场或盈利组织) —第三部门。所谓第三部门, 是指以提供准公共物品为主要取向, 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 不具有强制性, 实行自愿和自治式运作, 独立于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

第三部门的特点有准公共性、非盈利性、非强制性、民间性、独立性和组织性。这些特点使得第三部门能够承担公共服务职能, 为社会成员提供两种服务, 即中介服务和直接服务。第三部门服务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契约外包、特许权、辅助制、购买券、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形式。同时第三部门还能填补政府功能空白。成长于市民社会的第三部门恰恰体现了社会的“自由”和“多元化”价值, 能够适应并有效地满足社会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并可弥补政府组织官方色彩过浓、行动僵化等弊端。

2第三部门视角下我国政策评估的问题分析

(1) 政策评估主体存在缺陷。

现阶段我国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以官方为主, 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参与, 忽视作为政府行为相对人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评价, 导致进行意愿表达以及利益诉求的公共政策评估主体单一化。这是不符合利益多元化的现实的, 评估反映的只是一部分人的需求, 许多群体的利益得不到诉求, 也就导致在评估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 各评估主体的权利不对等。突出的表现就是评估的参与主体在权力、信息掌握量上不对等。

(2) 政策评估机制不健全。

我国采用的主要是非正式评估和内部评估两种方式, 这是有很多弊端的。非正式评估的范式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 它采用的主要是定性的方法, 虽然具有速度快的特点, 但是经常受到但受政治气候和政府官员素质影响较大, 科学性、客观性难有保障, 也容易出现偏颇。而内部评估方式则更不可避免的造成政策评估结果的失真。

(3) 政策评估的现实困难。

首先, 资料经费的短缺。这是困扰我国政策评估的两大难题, 而资料和经费恰恰是进行政策评估的基础, 经费拨款的不到位严重影响了评估的效果。其次, 信息反馈的困难。我国缺少社会信息的收集机构, 接受社会的反映得能力较差, 对于社会信息的收集不充分。

3第三部门对解决评估缺陷的可行性分析

(1) 第三部门弥补评估主体的缺陷。

评估过程中评估主体有着不独立、单一、不专业等特点, 而第三部门的特征正可以弥补这些缺陷。首先, 第三部门是独立于政府而存在的, 不再政府的体制之内, 作为政策的评估主体是能够好的保证评估的客观性可科学性;其次, 第三部门所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泛, 覆盖面达, 它的多样性能能够使政府更有能力满足社会的不同需;另外, 绝大多数的第三部门都是专业的组织, 这位使得第三部门能够更有效的参与到政策评估过程中, 从专业的角度分析公共政策。

(2) 第三部门可以弥补当前我国评估方式的不足。

第三部门具有非盈利性、中立性、自主性、灵活性、创新性、参与性和低成本性的特征。如果能够购将第三部门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估主题, 那么这些特点可以改进评估的方式, 弥补我国的非正式评估和内部评估的不足。第三部门的草根性, 使其更贴近平民百姓, 能够更灵活地对服务对象的需求做出弹性反应, 缓解和解决社会不公等问题。另外, 第三部门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能够有组织的科学利用社会资源去完善公共政策, 创新政策评估的方式。

(3) 第三部门可以解决政府评估中的现实困难。

当今社会已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政府已不再是唯一合法的公共资源供给者了, 第三部门也逐渐成为政府合法性的资源供给者之一。第三部门的公益性和志愿精神, 能够使更多的人参与和关注公共生活, 能够整合与动员各种社会资源, 形成强大的社会资本, 填补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的资金不足, 以推进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它所掌握的信息可以减轻政府收集信息资源的压力, 它的灵活性能够更好的适应多变的政策环境, 适时作出改变, 这都是在政府的官僚体制下所很难达到的。

参考文献

[1]杨和焰.公共管理视域中的第三部门:功能、优势及困境[J].公共管理学报, 2004, (3) .

第三部门 篇8

一、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法律的适用———以人权保护理念为视角

李步云先生认为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 要认识人权概念则必须从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视角研究。人权从本来意义上讲是“应有权利”, 即人按其本性所应当享有的权利;法定权利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制度化;实有权利是指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的人权。[1]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 阐明了人权体系的主要支柱, 即自由、平等和休戚与共。[2]人权象征着人类价值的永恒。人类文明基本精神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人权的概念和内容也在不断丰富发展。人权的前提、基础和核心是平等, 因而具有普遍性。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首先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 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平衡和协调。无论是科学发展观思想还是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都体现出了人权保护的理念。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 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 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 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 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为公安交警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2004年颁布并实施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公安部发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公安部104号令) 。除此之外,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均相继出台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或规定, 如《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2006年通过, 2009年和2012年两次修正, 以下简称湖南省《办法》, 本文探讨的对象主要是2009年修正中的)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等等。

但是, 前述法律、法规中关于交警部门调处赔偿纠纷的规定较为原则, 缺乏专门性的法律规定, 特别是缺乏调解的指导原则, 调解的方法和法律依据不够妥当、健全, 甚至有的当事人对调解的公正性产生质疑, 例如, 在调解阶段, 因部分当事人往往难以提供完税证明、劳动合同和暂住证或居住证等, 容易产生因受害人农村或城镇的身份而“同命不同价”的问题, 有的误工费、营养费等也难以得到支持, 如果涉及保险公司, 则保险公司多认同人民法院的裁判, 一般不参与或认同公安交警部门的民事调解, 如此调解难度则更大;对于赔偿比重较大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调处时一般也不予支持;有的义务人不履行调解协议书, 权利人不得不提起民事诉讼, 这就增加了诉讼成本, 等等。由此, 我们建议在人权保护理念的框架下, 构建交警部门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指导思想, 健全调解方法和法律依据,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调解机制创新。

二、关于湖南省《办法》第三十七条的正确理解和适用———以人权保护理念为视角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2009年修正) 第三十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能及时了结的, 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或者事故车辆所有人应当提供有效担保;不提供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的需要扣留有关事故车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妥善保管被扣留的事故车辆,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针对该条规定 (2009年修正前为第三十五条) ,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委员会和湖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专门作出了释义。以供省内交警部门执法适用根据该释义, 对于扣车的目的和时间是如下阐释的:

(一) 扣车的目的是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或者已经实现, 如出现提供担保或者双方协商一致并支付赔偿金等情况时, 没有必要再扣车,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依法及时发还车辆。应注意的是, 这里的扣车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扣车目的不同。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扣车, 目的是为了收集证据。因此, 至勘验、鉴定完毕, 应及时发还。

(二) 按本条规定的扣车, 扣留多长时间, 不能统一规定, 扣车截止时间应以交通事故是否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了结”作为界定标准。所谓“了结”, 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的处理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完自己的法定职责, 分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后, 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共同申请损害赔偿调解, 这时,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法定职责已经履行完毕,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最后一日仍未提出调解申请的, 即可视为“了结”;二是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后, 在法定期限内共同提出损害赔偿调解,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主持调解达成协议或调解终结, 达成协议或调解终结即可视为“了结”。交通事故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了结后, 即使没有提供有效担保,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也不应再扣留事故车辆, 而宜及早告诉受害一方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通过法院的裁决继续扣押事故车辆而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3]

前述释义为正确理解和适用该办法第三十七条提供了必要的指导, 也体现了对人权的切实保护, 特别是对受害人权利的保护。但是, 下列情况中, 如果交警部门错误地理解和适用该条款的规定, 极有可能导致对人权的侵害:

第一, 赔偿纠纷的当事人收到事故认定书后, 如果在法定期限内均未交警部门提出调解的, 即交警部门对该案的法定职责已经履行完毕, 也就是说本案已经“了结”, 符合解除扣留措施的条件, 不应继续扣留车辆。如需财产保全而继续扣留车辆, 应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交警部门则无此类职权。

第二, 如果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 则表明该案进入了司法程序, 也就是说交警部门在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之时就丧失了调处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纠纷的基础和法律依据, 此时不应继续调处, 并立即解除扣留车辆的强制措施, 否则, 交警部门就将自己当做了人民法院, 任意地将行政权扩大至司法权, 侵犯当事人的财产权利, 这完全与依法治国和“法治湖南”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

三、湖南省《办法》 (2009年修正) 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合法性质疑

该办法属于湖南省的地方性法规, 该办法第三十七条的立法宗旨和内容是交警部门基于交通事故调处的需要而可以扣留有关事故车辆。但是, 该规定是合法性是存在质疑的:

(一) 扣留事故车辆是属于限制他人财产权的行为, 应由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和实施的法律来做出规定, 根据《立法法》规定和原则, 该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应当根据上位法规定来制定;而作为地方性的法规内容的第三十七条在立法上并未得到上位法的授权和许可,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扣车, 目的是为了收集证据, 并未对为了处理交通事故赔偿纠纷而扣车进行授权和许可, 纵观《道路交通安全法》, 不管是在伤者抢救治疗期间还是交警主持调处期间, 都没有规定交警部门可以扣留事故车辆 (因收集证据需要另当别论) , 其它一些地方也无类似规定。该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也与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相悖。

(二) 该办法第三十七条授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有赔偿责任”一方的事故车辆, 此与《道路交通安全法》法律规定相抵触。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规定, 公安部门的职责是“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这是一种行政管理职责, 是一种行政权。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对于交警部门的调解和提起民事诉讼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该《办法》第三十七条授权交警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时扣留事故车辆, 极有可能使得交警部门主持下的当事人之间自愿调解变成了事实上的强制调解, 这显然违背了立法本意。

同时, 交警部门在主持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处过程中, 法律未赋予其扣留事故车辆以便调处争议的行政权力。因此, 湖南省《办法》规定交警部门在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问题存在争议时扣留事故车辆的权力超越了法律的授权, 实际上就是以行政权取代了司法权。

因此, 湖南省《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合法性是存在质疑的, 难以作为执法依据。交警部门以此规定来作为限制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 是执法效力当然也是令人质疑的, 也是非常容易侵害人权的。

四、结语

我们应当把人权保护的理念和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理念贯穿到交警部门调处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的全过程。如何切实地保护人权?体现人权保护理念的法律和依据则是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 正确理解和执行法律则是有力的保证。2012年3月31日, 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按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根据该决定, 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发生交通事故的, 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 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 可以扣押事故车辆, 但是应当妥善保管, 以备核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不能及时了结的, 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或者事故车辆所有人应当提供有效担保。”此时明确了扣留车辆的目的, 即“收集证据的需要”, 这将有效避免在实践中交警部门为了调处交通事故纠纷而无限期的扣留车辆的错误做法, 体现了对人权的保护;同时规定“有赔偿责任的当事人或者事故车辆所有人应当提供有效担保”, 也彰显了对受害人的人权保护和关怀, 但何为“有效担保”、担保为何种类型、担保期限如何等问题仍然是围绕人权保护而展开的问题, 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