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服务贸易

2024-09-24

新时期我国服务贸易(精选10篇)

新时期我国服务贸易 篇1

摘要:近些年来,中国林产品贸易额增长速度很快,在世界木质林产品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林产品贸易国。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居民消费等方面,林产品需求与日俱增。林产品进口贸易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优化林木资源配置、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林产品的国际贸易是中国国际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比重不大,但是对国内林产品市场和消费倾向以及对产业和市场的发展,特别是林业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林产品,贸易政策,出口限制,出口退税

导言

我国是世界林产品生产、消费和进出口贸易大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林产品的对外贸易政策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林产品贸易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中国林产品贸易,而且直接影响我国在林产品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全国林产品贸易格局在深度调整林业国际化进程加快。

一、我国林产品贸易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实行鼓励林产品进口的政策,出口政策较以前也有了很大变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林产品贸易大国,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自从1998年国家对森林实行禁伐、限伐措施后,我国木材采伐量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减少,这就给国内处于低谷的林产品市场一个强烈的刺激,使各地市场的林产品价格有所提升。为了满足国内不断上升的需求,我国对林产品的进口量近些年来大幅度上升。

下页表显示,2014 年中国林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1 388亿美元,其中出口721.98 亿美元,比2013 年增长12%,占全国商品出口额的10.56%;进口677.5 亿美元,比2013 年增长5.71%,占全国商品进口额的8.24%;进口林产品以纸及纸浆、原木、锯材为主,主要来自东南亚、俄罗斯。出口林产品以家具、木制品、人造板和单板、纸及纸浆为主,主要出口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市场,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二、我国林产品贸易政策的演变

我国的林产品贸易体制及政策是建立在中国的特色经济和对外贸易政策基础之上的,在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格局形成的过程中,贸易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林产品贸易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中国林产品贸易,同时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林产品贸易国之一,也直接影响国际林产品贸易格局,因此回顾和分析我国林产品贸易政策的演变就显得很重要。

(一)进口贸易政策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地计划经济体制,我国进口贸易额和出口贸易额都很小,经济交往范围也有限,加入世贸组织前的基本情况是可想而知的。高关税和保护民族企业是此前各国通例,我国也不能例外。因此,进口数量小、地区有限、国家企业专营,是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林产品贸易政策也有了较大的转变,中央计划林产品进口的比例逐年减少,并于1993 年完全取消计划内林产品进口,与此同时多次自主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林产品贸易进一步趋向自由化,进口关税大幅度降低,并逐步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2001 年1 月1 日起,中国林产品平均关税为12.3%,2002 年中国林产品的平均关税已降至8.9%,同时取消部分林产品的非关税壁垒。时至今日,我国现行林产品进口税率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甚至部分林产品关税还低于发达国家水平,降低的余地已经不大,并且除了实行一些小的措施外,我国部分进口林产品已经没有非关税壁垒。

(二)出口贸易政策

我国对林产品出口政策主要包括出口限制政策和以出口退税为主体的出口鼓励政策。在林产品出口限制政策方面主要涉及的是木材资源型的初级产品。例如对于原木和锯材的出口,我国实行严格控制,受配额限制。此外,自2006 年11月1 日起,我国对木片、实木地板和一次性筷子,首次加征出口关税,税率为10%。2006 年11 月22 日起,加工贸易企业以国产木材或以珍贵材作原料生产的板材、家具、木制品等不允许出口。2007 年1 月l日起,取消实木复合地板出口退税。2007 年7 月1 日起,濒危动物、植物及其制品和部分木板及一次性木制品取消出口退税;纸制品和部分木制品出口退税率下调至5%;木家具出口退税率下调至9%。2007 年4 月26 日起,以国产木材生产的木浆、纸制品等不允许出口。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局2000—2014年发展报告和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

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我国对不同的林产品出口实行不同的出口退税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2003 年这段时间,中国对所有木质林产品实行了出口退税。例如对资源型林产品原木、软木及制品实行了5%的退税率;对木片、锯材、单板、家具、强化板、纤维板、纸以及纸质品等林产品实行了13% 的出口退税率;甚至为了鼓励出口,对竹、藤也实行了5%的退税率。此外,我国政府于2001 年在中俄边境口岸实施了进口原木加工锯材复出口政策。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三次调整提高了117 种林产品出口退税率,相当于给林产品企业每年补贴4.1 亿美元。可以看出,无论是出口限制政策还是出口退税政策,都是为了优化我国林产品产业结构,提高林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最终达到出口创汇的目的。

三、我国林产品贸易政策调整的思路与启示

作为林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林业将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同时也将使我国林业进出口贸易进入一个历史性转变阶段,并有将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我国政府应保持冷静,沉着应对,在林木产品的贸易政策选择和安排上形成新的观念和思路。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外贸易政策手段来促进林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实现林产品对外贸易对林业产业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并通过贸易来保证国内相关产业的安全。因此,我国政府必须要做出许多重大的政策调整。

(一)实施有干预的林产品自由贸易政策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林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有了较大的变化,为了适应国际市场上的这些变化,我国政府应该对实施了较长时间的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做出调整,而政策调整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适度干预和有效干预的问题,即实施有干预的林产品自由贸易政策。在保证我国林产品贸易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适度的干预以促进我国的林产品产业发展。与保护幼稚产业的贸易政策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和作为进口替代手段的政策倾向不同,将林业作为攸关环境和资源安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贸易政策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扩大出口和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为目标,是一种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作为出口促进手段的贸易政策。

(二)利用招商引资政策促进林产品贸易发展

实行积极的招商引资政策引导林业利用外资的投向和拓宽林业利用外资的渠道,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外资融资机构;制定林产品的优惠贸易政策,并对林产品贸易企业进行资金扶持,适当减免林业税赋,加速林业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导林业企业不断积累对外投资的知识与经验,鼓励林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林木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以减少国际贸易的成本和风险,规范林业企业在境外的开发行为,设立鼓励林业企业对外投资的专项保险,培养林业企业对外投资所需的各种人才,充分发挥政府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形成中国林业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联盟。

(三)加快林产品的国际认证体系建设

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产品认证已经在中国各个行业得到相应的开展,但是关于林产品的认证体系对我国来说却是一个新鲜的名词,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贸易自由度大幅度提升,我国林产品的出口额不断增加,这就对进口国国内的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越来越多的进口对我国实行了绿色贸易壁垒,如对我国林产品采用严厉的标准,因此就需要在我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林产品国际认证体系,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企业形象、消除绿色壁垒,而且有助于保住和开拓中国林木产品特别是家具在欧美环境敏感市场的份额,同时认证为林业企业参与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综上所述,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林产品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入世给我国林产品贸易带来了稳定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我国更多的林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高了我国企业在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不能盲目乐观,还要看到我国在林产品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不足,需要我国政府相应地调整林产品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保证我国林产品贸易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宋维明,程宝栋.世界林产品贸易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J].国际贸易,2007,(11):47-52.

[2]国家林业局统计处.中国林业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

[3]国家林业局.2012年中国林业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2.

[4]付亦重,程宝栋.主要林产品贸易大国贸易政策新发展及我国对策[J].国际贸易,2012,(3):14-18.

[5]丛磊,李洋,朱江梅.中国林产品出口面临的绿色贸易壁垒[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13,(7):145-150.

[6]侯方淼,宋维明,陈伟,范悦.中国林产品对外贸易政策评价初探[J].世界林业研究,2010,(10):44-48.

[7]张吉国.我国木质林产品对外贸易的特征与国际竞争力之实证分析[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4):19-25.

[8]黄颖利,仓亚楠,李爱琴.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林产品贸易现状及对策分析[J].世界农业,2012,(3):34-36.

[9]程宝栋,宋维明.中国木材产业规模化经营的理论探析[J].林业经济问题,2004,(2):102-104.

[10]杨丽华,尹少华.新形势下中国林产品贸易的困境与对策探讨[J].林业经济问题,2011,(8):294-297.

新时期我国服务贸易 篇2

【摘要】明清两代对图书的检查禁止是我国图书业发展史上的一大特色,图书屡屡遭禁,表明当时由于印刷业的高度发达以及图书贸易的发展,图书在政治上了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在当时,还没有独立的职责明确的图书检查的组织,而必须依靠官僚机构,官僚机构查禁时效率低下,不能作为文字查禁的合适组织。由于图书在当时有较大的印刷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文字狱”是一种政治运动的方式,虽然手段极其严厉,但并不能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所以没有对明清时期的图书业造成致命的伤害,图书印刷业仍然以其自身的方式在发展着,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影响着历史。据此,我们认为,明清两代的图书检查是皇帝或官方的个人行为,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图书检查制度存在本质的差异。【小清新】图书刻版印刷业明清国家检查与贸易

一、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

1.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特点

明清时期,国家对图书进行检查是巩固其统治的一大特色,这种检查并不只是偶尔的,而是经常性的发生。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认为明清时期建立了国家的检查制度,它还远没有像现在一样把图书检查作为对意识形态干预的制度,虽然其监控和干预能力达到了将图书检查的网罗覆盖整个社会的程度。其理由是当时的书籍还没有作为大宗商品流通,另外长久以来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对此加以约束或者明确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处罚,通常只是在皇帝认为该图书的内容或作者对其统治构成某种不利的时候,才动用国家机器对此进行封杀。因此,我们可以据此认定,皇帝或者政府对图书的查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图书检查,它更多的是一种补救性的、扼杀性的后发行为。

2.从几个案例透析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

下面讨论明清时期几件图书检查的案例,以此来说明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情形和所体现的特点,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朝代,在具体的作法上也有所不同,它们是依据不同的文化标准,做出的处置也不相同,但其在逻辑上的特征还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几个个案的分析中透析出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情形。

1.1 查禁《剪灯新说》

《剪灯新说》成书于14世纪中后叶,重印于1420年,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国家并没有要求禁止。只有到了1442年,当时担任国子监祭酒的李世勉上奏皇帝,指责该书“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并忧心忡忡地指出,书中有多有怪诞、色情的成分,引起了许多读书人争相传阅,而舍弃了所谓正统之学的儒家经典,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体系要追求的,如果不加以严厉禁止,恐怕这些邪说异端会一天天强盛起来,从而惑乱人心。

李世勉认为应该查禁此书,然而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禁书的验证和收缴,他提供的办法是要求发动官僚机器进行搜寻、查禁,以此达到阻止此书传播的目的。因此,他在奏折中恳请通过礼部颁布旨令,要求各省的按察司出面,查禁收缴《 剪灯新说》。据此可以说明,在当时,国家的监督机构还不具备这方面的职责。对于如何处置的问题,李世勉说:“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这就相当含混了,实际上,在大明律里,并没有图书检查的条文,对于如何惩治拥有或贩卖《 剪灯新说》只能进行类比援引了。其一,各级官吏能在多大程度上执行这一任务,是值得怀疑的;其二,在明律的礼制部分里,对占星器物、天文图表、御画、玉玺等做出明确规定,这是朝廷专有的器物,禁止民间拥有,但并没有要求图书也要受到审查。其三,指控为编著或收藏蛊惑人心的“妖书”,会受到极刑的处罚,但李显然无法将此书列为“妖书”。

三个世纪之后的1740年,清律对所谓“妖书”的指认更加明确了,书写张贴、谣言歌曲(不管是口传,手写,还是印刷),以及淫词小说都被列人“妖书”的范畴,书籍检查问题开始变得具体而实在,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制书籍越来越方便,使图书的出现与流通逐渐成为统治者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时清律制定了相关条文,在细则中使用了刊刻”、“传播”、“坊肆”和“刻印”等字眼。

1.2查禁《 焚书》、《 藏书》

事实上,明朝的统治者对图书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上一直保持着警觉,印行的书籍在道德上的祸害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张问达对当时著名哲学家李贽的指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李贽于1590 年出版了他的文论、读书笔记和通信集,其中就有《 焚书》、《 藏书》。国子监祭酒张问达在1602 年3 月向万历皇帝上书,指摘李贽的著作在民间流传,混淆视听,已经构成了对年轻一代的毒害。他认为,李贽信奉佛教,排斥儒家的价值体系,不利于维护儒家正统的统治。然而我们注意到,在当时这一社会思潮广为流行,有许多士人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便李贽的危险性显然更大,这是因为他的著述成功出版,有了广泛的传播途径,这势必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张问达注意到了李贽书籍的出现并意识到它可能引起的危害,他说:“近又刻《 藏书》、《 焚书》、《 卓吾大德》 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他认为对李贽书籍应该斩草除根:“不可不毁。”要将李贽的书付之一炬。这一吁请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但焚书之说最后不了了之。李贽的文字依然在印刷发行,被人收藏和阅读。由此导致了在15年之后1625 年的四川道御史王雅量上书要求再次禁书。比张问达更深入的是,他勾勒出禁书的具体步骤——委派称职的官吏严厉查禁有不轨性质的书,同时发出“不许坊间发卖”的禁令。后来,一个叫钱起忠的人发起了印行李贽编著的科考范文集的请愿运动,得到了同仁解囊相助,将其重新刊行于世。

可见,在一个商品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要对图书进行检查以及对贸易流通进行控制,国家并不缺少对付的手段,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实现这一职能,但是,在书籍出版流通以后,采用收缴烧毁私人藏书的办法显然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有从出版和发行环节上进行干预,切断图书贸易的渠道,才能有效解决问题,而明朝的国家机器没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行使这一权利。在清乾隆时期,大量动用“文字狱”的特殊手段,实际只是一种非常措施。自此,属于商品经济行为的图书贸易因其可能发挥一定的政治能量,而进入需要控制的国家层面的范畴,尽管后来的情况表明这种国家掌控往往不是其力所能及的。

1.3编纂《四库全书》对图书的清洗

《四库全书》国家大型书目整理工程,由于该工程的开展,散布全国各地的大量图书涌入京城,这引起了乾隆皇帝对所谓“妖书”的高度关注。对于外来入侵民族,满清政府在掌握政权之后,要竭力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力图居于社会文明的主导地位。1774年,乾隆帝颁发圣旨,警告臣下注意在清朝初期刻印的书籍里,包含有“悖逆诗文”,谕令:“如有诋毁本朝字句,必应削板焚篇,杜遏邪说,勿使贻祸后世。”后来,乾隆皇帝再次颁布圣旨,并下令收缴和禁行此类图书及其刻板。

二、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

1.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特点

明清时期,我国印刷业高度发达。我国有着上千年的印刷历史,流传下来的木版也相当多,印刷技术有所发展,特别是由于文盲工匠掌握了必要的技术,木版刻字的费用急剧下降。私人自行刻印盛行,出版了大量诸如历书、小说等相对中性的大众日常生活用书。16 世纪,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由于印刷业的发展,书籍成本降低,流通量加大,书籍的出版经营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实业家肯定不会放过这一商机,由此促进了商业性印刷业的繁荣。历史学家洪焕春的估算,华中地区的出版印刷业从17 世纪末到18 世纪达到巅峰。18 世纪图书贸易更趋活跃,大量书籍在市面上的流通,私人藏书楼的兴起集中反映了这一状况。

2.从几个案例透析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

2.1从《 闲渔闲闲录》考察明清时期图书贸易

当时私人出版业与商业性图书贸易的相互关联,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明清时期图书贸易的发达。《 闲渔闲闲录》的流通是一个典型。蔡显雇佣了一位刻字匠把《 闲渔闲闲录》制成字版,请书商印刷了120部,蔡显分了20部,作为他刻版的费用,书商则取走了100 部,仅以1部作为印资。书商带着书到湖州出售,并有一部分送人,而受赠人获得书后因为各种原因也有的脱手转卖给他人。后来那些被收回的书,连同蔡显保留的刻印版,被付诸一炬。

还有一个例子,一位不识字的人也参与了图书贸易,可以证明当时的图书贸易走入了寻常百姓的视线。目不识丁的李浩在逛街时看到有人在贩卖被定为“逆犯”的“漳浦庐茂”等“结盟图”、“安良图”的小册子,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生财之道,就买了一本,拿到刻字坊,花80 文钱请师傅刻版,后又加进一座名为《孔明碑记》的石碑上的中的文字,找人印刷后运到浙江沿海地带去卖。后因《孔明碑记》中却含有“煽惑民听”的“隐语妖言”而受到处罚。

然而,书籍的出版发行还是由一些职业人士掌控,由他们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图书贩运流通。沈德潜编辑一部清代诗文集被认定有公然反清内容,遭受清庭的稽查,追缴书籍的命令下达到全国其它地区,而沈德潜是在江苏省生活和写作,说明他的书籍已流传到全国各地,后来在广州抓获一个一个叫周学先的人,他的书籍从江宁带来的。

2.2从“屠、沽小儿”的墓志铭说开去世纪,私人藏书楼大规模兴起,这首先利益于图书贸易的活跃。从1775 年和尚澹归的文字狱调查显示,上一代资助过他印行著述的广东潮州的高家拥有书籍121 种,与他们连姻的翟家藏有书籍68 种。而高家和翟家并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家,那么富家的藏书就更多了。

一个19世纪的学者这样抱怨道: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媛,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允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类。这位学者忧虑的是图书的泛滥,对表达了书籍应为少数精英服务的落后观念。但图书业的发展促进了图书向平民大众化的普及,在教育层次极低的人群中,小册子《祝哀集》在社会广泛流行,反映出来图书对普通百姓的价值。这本图书印于1843年,价格低廉,内容主要是在丧礼上发送给送葬人用的惯用语。

2.3江南刻版印书业的影响

文字检查的历史文献表明,乾隆皇帝以及朝中官员对印刷品的流通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图书广泛流通之类的信息在文献中反复被提及。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江南地区,范围包括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为主的长江下游地区。该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版印刷业也主要集中在江南。乾隆皇帝也认为,这里中央集权国家的抗拒情绪是最严重的,乾隆在旨令中提到:该区域图书生产数量之丰,私人藏书楼和书店的数量之多,大大超过了其它省,甚至两倍以上或更多。江南地区是天下图书的汇聚点,有许多人家藏有违禁图书,而江南商业繁荣为这一地区逃避政府检查提供了可能。文章来源——海内论坛:

参考文献:

[1]安平秋和章培恒.中国禁书简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62~227

[2]谢国祯.晚明史籍考[M]国立北平图书馆1933,(16)12

[3]怀效.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8):134-135

[4]学政全书.卷7,第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新时期我国服务贸易 篇3

一、优化货物贸易结构的指导思想

优化调整货物贸易结构要以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坚持开放引领外贸发展,实施创新驱动增强竞争力,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保持和巩固传统的竞争优势,创造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更好地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

优化调整货物贸易商品结构应坚持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开放引领。要立足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的现实,始终坚持开放发展的思维,在保持外贸合理增长的基础上,切实将发展目标转移到质量和效益上来,注重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创新驱动。实施创新驱动,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要加快运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科技和时尚内涵,稳住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份额。促进贸易与科技、产业融合,鼓励外贸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贸易业态创新,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

协调均衡。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低速增长成为新常态,要注重扩大内需,合理利用外需,使之有效结合,协调发展。在鼓励出口贸易的同时,更加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要逐步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均衡发展。

可持续发展。外贸领域应当按照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的要求,大力发展节能减排环保产品的出口,减少高物耗、高能耗、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的前提下,适当超前布局,渐进提高技术、环境标准国际水平。与此同时,应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特别是非金融领域的现代生产性服务贸易,有效延伸价值链和供应链,提高对外贸易效益。

二、优化货物贸易结构的战略目标

当前,制约我国货物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货物贸易结构不合理,因此,新时期优化货物贸易结构的战略目标应明确为:提升出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创造外贸竞争新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外贸平衡发展。

(一)提升出口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创造外贸竞争新优势

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首次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12%。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出口仍基本集中在中低端,质量和效益不高。出口产品主要依赖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的加工组装环节,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的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仍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虽然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已成为我国出口商品的主体,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的产品比重低。据测算,我国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金额比重不足10%。我国很多出口商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手中,如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的对外依存度达到85%,高端核心芯片与电子元器件99%依靠进口,石油化工装备的80%、数控车床的70%,光纤制造设备近100%依赖进口。在2013年我国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61.2%是外资企业生产的,51.1%是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73%是外资企业生产的,65.3%是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以往我国外贸发展主要依靠价格竞争优势,但未来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低成本竞争优势将持续减弱。与此同时,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加剧,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外贸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推出的“再工业化”战略,以及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竞争的制高点等措施,对于我国产业升级造成更大压力,对于我国国际贸易份额的稳定也是一大挑战。因此,推动出口升级,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创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对我国货物贸易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推动传统产业出口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一举成为“世界工厂”。“人口红利”的释放支撑了中国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使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也带来了包括工资、资源能源、环境成本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价格的迅速上涨,我国传统产业出口竞争优势正逐步减弱。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现象突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中国已进入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拐点,且劳动力平均薪资较2010年增长了近50%。IMF预测,2014—2020年,中国人口红利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增长皆会下降。目前,在中低端工业品市场上,中国的出口正遇到制造成本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拼资源、拼价格的增长难以为继,唯有参与更高层次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在价值链较高增值环节上寻找发展空间,才是传统产业出口保持稳定增长的出路所在。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制造业将更加受到各国重视。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反思危机前过度追求经济服务化、虚拟化的教训,开始注重实体经济,大力促进制造业回归,纷纷推出了“再制造业化”战略。围绕制造业振兴,美国政府制定了包括基础设施更新、人力资源提升、5年吸引1.5万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选择美国”计划、“五年出口倍增”等一揽子措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制定了振兴制造业的类似计划。2012年10月欧盟委员会出台新的工业政策(被称之为“新工业革命战略”),拟将工业增加值占欧盟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5.6%提高到2020年的20%。发达国家试图借此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价值环节上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实现振兴制造业的目标。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批新兴经济体也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可以预期,全球制造业供给能力将快速扩张,在需求不振的形势下,未来世界经济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战略昭示出制造业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我国更应该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出口升级,树立制造立国、质量立国理念,创造出口竞争新优势。推动对外贸易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从成本和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促进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

我国人口众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跨入中高收入行列,而中西部地区经济仍较为落后,存在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就业群体。在这些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重要产业,粗加工和简单加工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有进一步做精做细,提高附加价值,满足更广阔市场需求的较大空间。因此,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并不意味着不再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不意味着不能再出口中低端产品,而是要因地制宜,把高、中、低端结合起来,在传统比较优势中增加更多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的含量,延伸出口价值链,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高端价值增值环节上的供给能力和性价比,增强综合竞争力。

2、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升级

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措施,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更加重视新技术研发与新产业发展。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总量、技术储备、人才与产业基础等方面占有明显优势,未来将继续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方向。面对科技创新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新兴国家业不甘落后。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纷纷提出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战略和规划。

我国顺应世界产业和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趋势, 于2010年9月明确提出重点发展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力图通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近年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出口初具规模,部分产品的国际市场地位逐步提升,如新能源产业的光伏产品,高端装备制造的高速铁路等。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产品整体竞争力不强,主要在于出口产品以中低端为主,产品质量低;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国外营销渠道。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相比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在未来面临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形势可能更加严峻。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实施,将制约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展国际市场。我国长期以来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中低端,虽然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却必须依赖进口,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定性阶段。面对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性交汇、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我国要加快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制造、营销等各环节的国际化发展水平,提升全产业链竞争力;在积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着重提升发展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新的比较优势。

(二)积极扩大进口,促外贸平衡发展

长期实施“重出口、轻进口”、“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虽然使我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但由于出口增长明显快于进口增长,形成了巨额贸易顺差,也由此带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能源资源供应紧缺、环境污染严重、人民升值压力加大等诸多问题。2005年以后,我国实施积极进口政策,以缓解贸易差额的过快增长。虽然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但进口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限, 进口的商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是能源、资源等初级产品进口依赖程度急剧上升,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二是先进技术设备进口滞后,未能有效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三是消费类产品进口不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利于消费者福利水平的提高。

与出口一样,进口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进口与出口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等投资品,可以提高国内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进口消费品可以产生消费示范效应,并传导至生产环节,提升国内同行业制造水平,提升出口产品档次、质量。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一方面使我国出口增长和结构升级的压力加大,另一方面也带来加速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实施积极的进口战略,对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缓解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外贸发展的新时期,应该同时发挥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仅要推动出口升级,继续稳定出口,充分发挥出口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引导资源流向的作用,更要积极扩大进口,注重进口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保障战略性资源能源供应和提高消费者福利的积极作用,从而优化进口结构,促进外贸均衡发展。

三、优化货物贸易商品结构的路径

优化和调整目前不合理的货物贸易结构,应以技术和创新为动力,推动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升级,同时,以开放促进进口发挥对国民经济发展更积极作用。

(一)以技术和创新推动出口升级

1、提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增值能力

我国是工业化中期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是竞争优势,也是外贸出口的根本。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使得我国成为第一出口大国,贸易大国地位稳步确立。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优势持续减弱,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也加大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和出口升级的压力。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要注重运用高新技术成果改造传统的出口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以高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提高传统产品的加工深度、技术含量、产品质量和档次,形成一系列国际名牌出口产品,使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由低端走向高端。

2、延伸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链

过去30年,加工贸易在扩大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带动出口型加工组装和配套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加工贸易出口对进口关键零部件的过度依赖,多数情况下采取贴牌生产方式,对促进自主品牌产品,尤其是上游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和增加出口商品附加值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新时期我国要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加工贸易,积极推动加工贸易延伸国内增值链,重点发展研发设计和核心零部件产业,向上游产业链延伸;大力发展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向下游产业链延伸。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增加对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鼓励国内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引导加工企业从原始设备生产商(OEM)向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和原始品牌制造商(OBM)方向发展;鼓励外资企业转移先进技术和设立研发中心,逐步引导我国本上企业以合作和并购的方式掌握核心技术,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3、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

推动“出口升级”,不仅要继续稳定一般性的机电产品出口,还要积极支持具有知识产权、品牌、营销渠道和良好市场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国际市场,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出口快速增长。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鼓励通信、铁路、电站等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让中国装备享誉全球”。大型成套装备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代表了一国的工业制造水平和经济实力。高中国成套装备走向世界也是中国外贸出口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载体,可以落实国家的科技兴贸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加速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4、强化绿色低碳产品出口

过去30年,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在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资源和环境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的经济的社会发展将长期面临严峻的环境和资源制约,尤其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世界主要国家推行低碳绿色发展的大趋势中,节能、降耗、减排,有效保护自然环境,已成为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外部环境的重大战略问题。中国政府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做出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据测算,为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平均每年至少降低3.35%—3.9%。转变贸易增长方式,调整贸易结构,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我国应继续严格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同时,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品出口。

2006年以来,我国先后7次调整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总计1803个产品列入目录,钢铁、石化、有色、造纸等高污染、高耗能及消耗国内资源产业的加工贸易业务已经停止,加工贸易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我国要继续密切跟踪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运行情况。一方面,继续完善已经出台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对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的调控向生产环节延伸,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加快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在追求低碳、环保与经济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节能环保产业无疑具有巨大的优势和发展前景。今后,将重点发展高效节能、先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培育节能环保产业国际化基地,鼓励节能环保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推动出口产品由以单机出口为主向以成套供货为主转变。

(二)以扩大开放促进口发挥更积极作用

1、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进口

大多数新兴崛起的国家基本都无一例外地通过先进技术进口实现赶超,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当前的新兴经济体都是很好的例证。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时期,实施高新技术进口和自主创新并举的战略,是提升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推进工业化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和赶超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综合考虑经济转型升级的稀缺性要素,充分发挥关键要素投入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我国鼓励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设备进口,通过引进高端技术装备,逐步形成我国自主的研发制造能力,促进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构建中国制造业新的竞争优势。

目前,部分发达国家对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实施管制,对我国进口先进技术产品造成障碍。我国要在加强高端技术和设备进口与产业发展规划相结合的情况下,通过加强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战略合作,加大政府间高技术领域磋商力度,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充分发挥先进技术设备在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我国既要努力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先进技术、关键设备、零部件和高精尖产品的管制和限制,积极进口处于价值链高端或下游的高精尖产品和技术,也要适当降低这类高技术产品或先进技术的进口关税, 实现进口的更加开放和自由。

2、稳定战略性资源和能源进口

我国能源、原材料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强化。我国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目前约有60%的石油、30%的天然气、70%的铁矿石和55%%以上的铜、铝需要从国外进口。战略性能源和矿产资源进口依存度的提高,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潜在风险。

随着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全球能源格局的改变,国际资源能源市场争夺战将日趋激烈,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的低价时代将很难再现,我国通过国际市场保障资源能源安全的困难增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不仅令我国进口资源能源付出更多代价,而且存在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可能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因此,要增强对战略性资源和能源的进口,包括矿产资源、石油能源等战略储备资源的进口,并建立这些资源稳定的进口机制,从而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和能源保障。

3、“适度进口”,弥补粮食供需缺口

粮食安全关系国计民生,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核心目标明确地界定为谷物安全,同时增加了通过国际市场弥补粮食缺口的空间。“适度进口”首次被明确为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国人口规模大,粮食需求总量大。一方面,我国粮食产量在连续十年增产之后,资源要素等都已经绷得很紧,生态环境也付出了不小代价,继续增产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我国当前正处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阶段,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粮食需求量还远未见顶。相关机构研究显示,一个农村居民从农村来到城市,适应了城市的食物消费结构后,其粮食的日消费量要增加20%。未来十几二十年,按照我国城镇化发展目标,将有数亿农民变为市民,粮食供给压力会持续加大。

我国的对外开放到了一个新阶段。对农业而言,要从我国的资源禀赋出发,发挥比较优势,更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目前,除北美外,南美、非洲、中东欧、东南亚等地都有很大的粮食增产和出口潜力。在谷物基本自给的前提下,我国完全可以实现粮食进口地域的多元化,降低国际粮食市场波动给国内带来的影响。

全球农业资源和粮食供给增长潜力仍然较大,不会出现因实质性的供给不足导致全球粮食危机。这意味着,今后中国若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来满足国内结构性需求,从理论上讲,不会出现无粮可买的情况,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近年来全球粮价持续上涨、剧烈波动,新兴经济体巨大人口基数带来粮食需求的增长;生物能源的迅猛发展导致全球粮食供求紧平衡常态化,使粮食低价时代难以再现。高涨的粮价通过进口传导到国内市场,已对国内市场形成较大压力和影响。今后若粮食进口继续增长,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的传导作用将更加突出。这既是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是中国今后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难以回避的根本风险。

我国要确定适度进口的规模和比例。总体来说有三个标准:首先,粮食进口量不能威胁到全球其他国家的粮食安全,不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为代价;其次,粮食进口量不能把国际粮价的波动传导到国内;第三,粮食进口量不能导致国内生产萎缩,不能伤害国内粮食的生产能力。因此,要加强对粮食进口的调控。要实现粮食进口国的多元化,防范过度集中的风险。

4、进一步增加消费品进口

进口消费品能够起到消费示范、扩大消费领域、形成消费热点、改善消费质量、调解消费方式、促进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开拓新的消费市场的积极作用。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结构将做出相应的升级调整,对高质量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将快速攀升。2013年我国人均GDP有望突破8000美元。中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过渡的时期,消费结构的升级是大势所趋。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消费品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

目前,我国消费品进口在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仍偏低,代表消费需求的最终消费品进口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照联合国商品贸易BEC[]分类,2013年中国消费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例仅为11.9%。与世界主要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处在最低水平。因此,要通过进一步扩大消费品进口,提升国内消费结构,改善居民消费水平,提高消费者福利。

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市场细分的要求,增加部分高档消费品进口。帮助国外供货商改进在华营销策略,贴近国内消费者需要和承受能力,积极扩大中高档消费品、新型家居用品和名牌商品进口,扩大符合安全、健康标准的高品质食品和保健品进口,扩大教育、科研、体育和休闲等用品进口。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迈向 2020年的中国外贸发展战略”(12&ZD054)〕

新时期我国服务贸易 篇4

1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进一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大战略决策。入世以来, 我国不仅按照入世时所作的承诺, 逐步深化了各方面的改革, 而且还扩大了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一系列的重大举措,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内外环境的重大变化。

从国内来看, 我们很大程度上履行了入世时所作的承诺, 市场化改革全面开展, 生产者和消费者均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他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自主决定生产、消费的数量和结构, 极大地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拉动了国内农产品需求, 使农产品供应链得到了大幅延伸。从国外来看,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有效地降低了过去面临的种种非市场化歧视, 大幅度地降低了农产品进入海外市场的壁垒。同时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 为进一步吸引国外投资和技术转让创造了条件。这些变化是我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得以扩大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 我国还制定了一系列对农业的支持政策, 有效地缓解了农产品市场扩大开放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造成的不利影响。

入世前, 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主要是服从和服务于保障国内供给和稳定市场价格的需要, 农业丰收了出口自然随着增加, 反之, 农业歉收了进口则会相应扩大。在入世前的15年中, 农产品出口表现为是小幅缓慢地增长。入世后, 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增幅, 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279.1亿美元急剧上升到2014年的近2000亿美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 如果将欧盟看作是一个经济体, 早在2011年时我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和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

2 现阶段我国农产品贸易表现的基本特征

2.1 农产品质量总体水平不高, 国际竞争力不强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 农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有耕地面积有121公顷, 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8%左右, 居于世界第三位。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 特别是近些年, 农业生产实现了“十二连增”, 粮食总产量超过5亿吨, 是世界上第一产粮大国。但是, 相对于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而言, 我国的农产品总体质量不高, 国际竞争力不强。特别是近年来,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世界市场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人们越来越更多地关注农产品的质量。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不高, 致使农产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 如, 农药残留超标、重金属超标、农产品食品安全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

2.2 农产品进出口增长失衡, 结构不合理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量大幅增长, 2013年达到了1867亿美元。但是, 在总量增加的同时, 结构却不十分均衡, 主要表现为农产品进口增速先大于出口增速, 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从2003年至2013年, 我国农产品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11.1%, 而进口增长率达到了24.2%, 农产品进出口增长严重失衡。同时, 仅就出口而言, 我国农产品的结构也呈现出明显不合理的现象, 主要表现为农产品的加工化程度低。我国的出口农产品主要是大豆、花生等初级农产品, 土地投入密集、加工层次较低、附加值不高, 在国际贸易中牌较低层次, 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3 技术性壁垒和绿色壁垒问题突出, 制约了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在国际贸易中, 农产品贸易的壁垒主要表现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目前, 虽然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但是由于各国发展水平同, 大都制定了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措施, 特别是在农产品贸易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技术进步方面, 一些国家农业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 在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在绿色壁垒方面, 欧盟制定了最为严格的农药残留标准、WTO对制定的农产品检测标准甚至对产品的纯度和标签都有严格的要求。而由于我国在农业生产环境标准制定、农业资金投入、农产品研发创新等方面与农业发达国家相距甚远, 所以所面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更为突出。

2.4 反倾销案件频发, 已成为我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障碍

农产品反倾销是进口国对出口国农产品所采取的行政性抵制措施, 主要是对出口国的农产品征收进口税和附加税。在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 各主要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都面临着争夺国际市场和保护国内市场的双重压力。为了保护本国产业, 尽快实现经济复苏, 各国大多都采用了反倾销的手段。在世界范围的反倾销的贸易摩擦中我国深受其害。到2014年我国在农产品贸易领域遭受到的反倾销案件近60起, 主要分布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农产品出口国, 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损失严重。

3 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基本趋势

3.1 我国农产品贸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强烈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农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环节从国内扩展至国外, 生产要素和农产品的跨国流动、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成为普遍现象。农业生产的国际化主要沿着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及其消费的国际化、农业生产活动的国际化、农业收益分配的国际化三个发展阶段逐步深入。入世之后, 为了履行入世承诺我国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外市场的联系, 基本形成了农产品贸易全面开放的格局。这直接为中国公司对我国农产品市场的渗透创造了条件。跨国公司的这种渗透不是直接的投资于农业生产, 而是主导全球农产品供应链。由于我国农产品的国际贸易起步较晚, 市场化程度较低。我国外向型的农产品贸易企业不得不借助于跨国公司作为进入世界市场的跳板, 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从属地位。

3.2 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恶化

随着农业国际化向纵深发展, 我国农产品贸易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是开放的贸易机制限制了我国对农业的保护政策, 致命我国失去保护的农产品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出现了下降的态势, 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成本增加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一方面, 由于国际市场对农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 为了应对日益严格的国际标准, 我国农业生产的投入不断加大, 出口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另一方面,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和工业化的深入, 高质量的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由于农业人力资本投入不足, 致使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

3.3 农产品贸易逆差逐步扩大

我国农产品贸易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近年来, 我国农产品贸易进出口均有大幅增长, 但是增幅不一致, 进口增幅明显大于出口。2004年我国农产品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从此以后, 贸易逆差成为常态, 并且逆差规模越来越大。2013年, 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额超过500亿美元, 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贸易逆差国。这种逆差对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将产品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4 建议与对策

4.1 进一步提高农产品质量, 增强国际竞争力

要加强农业生产的宏观调控, 采取多种手段, 努力提高农产品质量。一是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 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监管。不断增强对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含量等指标监测的广度和深度。二是制定严格的农产品生产标准, 从产地环境管理、产品质量管理、产品检验检疫等各个环节提高农产品质量。三是加强农产品生产的科技投入, 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 提高劳动生产率。四是推进农业专业化经营, 处长农业生产产业链, 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提高国际竞争力。

4.2 合理优化农产品出口结构, 扩大市场范围

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对农产品出口结构进行优化。一是充分发掘我国特色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着力发展那些技术力量雄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 提高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二是借助“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乘势扬优, 推动农业企业“走出去”, 在国际市场上开展竞争与合作, 开拓新的效益增长点。三是开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走集约化和专业化经营之路, 针对细分的国际市场, 瞄准进入的领域, 扩大市场的范围。

4.3 整合农产品产业价值链, 提升农产品进出口管理能力

要对我国分散的农产品价值链进行深度整合, 强化管理, 发挥整体优势。一是对农产品生产环节进行调整和优化, 以市场为导向, 强化农产品生产上下游企业的联合, 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二是加大农生产加工企业的技术和资金投入, 促进新产品的研究开发, 以独特的产品、知名的品牌、优异的质量打开国际市场。三是按照国际游戏规则, 提高进出口管理水平, 以缩小逆差。合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提高处理贸易摩擦和纠纷的能力和水平, 营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环境。

4.4 正确处理倾销与反倾销的关系, 站稳国际市场

正确理解倾销与反倾销案件成立的条件, 做到既要防止外国到我国来倾销农产品, 也要消除外国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反倾销隐患。一方面, 要不断完善我国的国际贸易法律法规, 制定完整的反倾销政策体系, 树立开放竞争的大国形象, 敞开胸怀欢迎世界各国的农产品。另一方面, 要树立正确的贸易意识, 参与公平、公正、公开的国际竞争, 杜绝遭到反倾销的起诉。同时, 积极发挥进出口行业协会的作用, 加强与各国的沟通和协调, 建立和谐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 减少贸易的国际摩擦, 推动我国农产品站稳国际市场, 并取得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田维明等.入世以来我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发展情况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13, (11) .

[2]周道.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失衡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J].现代营销, 2015, (6) .

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的论文 篇5

一、当前世界服务贸易总格局

1.服务贸易发展速度加快,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在增大。1970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不过710亿美元,1992年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达1.01万亿美元。达到1.44万亿美元,,世界服务贸易额增长到2.415万亿美元,增长11%,占世界贸易的19.3%。服务贸易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比重有了一定的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七分之一,上升到现在的五分之一。

2.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根据WTO的统计数据,发达国家的服务出口占全球服务出口的75%,而服务进口占全球服务出口的72.5%。20,国际服务贸易出口排名前十位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中国、荷兰、印度共占国际服务出口额的54.2%,其中除中国和印度外都是发达国家。年,服务贸易进口排名前十位的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中国、荷兰、爱尔兰、印度共占国际服务出口额的53.3%,其中除中国和印度外都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地位趋于上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服务出口年均增长要快于发达国家,比重已经到30%。在发展中国家里,亚洲(主要是东亚)服务贸易发展尤为迅速。在亚洲服务出口中,海上运输业发展强劲。发展中国家还在旅游、劳务出口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3.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贸易壁垒并存。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服务贸易总协定》,WTO成为统辖当今国际贸易中货物、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的重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将在世界范围内正式推动实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通过服务贸易的逐步自由化来促进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不断进行多边谈判,将世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发展到—个新的阶段,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准人程度。同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服务业,纷纷采取诸如入境限制、技术壁垒、外汇管制等非关税壁垒措施。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壁垒重重,但正向自由化方向发展。

4.服务贸易的技术、知识密集化趋势明显。世界服务贸易以高新技术为载体,服务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新兴服务行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经济行业,其中技术、信息、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最快;其他如金融、运输、贸易、管理咨询等服务行业,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2005年,中国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为812亿美元,占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的3.4%,排在第9位;商业性服务进口总额为853亿美元,占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的3.6%,排在第8位。2005年,美国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为3533亿美元,占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的14.6%,排在第1位;商业性服务进口总额为2887亿美元,占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的12.2%,排在第1位。可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但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目前国际服务贸易量一年是4775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665亿美元,只有世界水平的7%,这和中国贸易大国的地位十分不匹配。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特点在于:1.中国服务业还集中在传统服务业上,而在全球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咨询、邮电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服务行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规模很大,但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因此对社会化的生产者服务需求不足;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消费为主,对消费者服务的需求不足。2.服务业发展滞后,但增长迅速。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不到GDP的三分之一,而且服务业素质较低,不利于服务出口;而根据前面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对进口的净影响的分析可知,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尚不到转折点。3.商品进出口规模都较大,但中国企业不注重发掘货物贸易蕴含的服务贸易的机会,因此尽管商品出口规模较大,但没有充分带动服务出口;相反,发达国家善于利用这一机会,在向中国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服务。

三、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的利弊分析

1.中国服务业开放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已经在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而且在今后几年,中国吸引外资增长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中国在20到间服务业FDI的平均流入量为128.05亿美元,20存量为2597亿美元;服务业占年FDI总流入的24.7%,占总存量的31.4%;将履行入世承诺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因此在吸引更多的服务业FDI上有很大潜力。服务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约为60%到70%,而中国不到40%,在引资中不到四分之一。

2.中国对自身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应当有个清醒的认识。信息化技术带来了国际服务市场结构的变化,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市场向当代的技术密集型服务市场转换。像专业行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银行和保险服务、现代健康和教育服务等,已构成当代服务经济的主要内容,逐步超过传统上的以人力服务为主的低资本密集和低生产增长的服务,而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角。而传统的以非技术服务人员输出为主的工程承包服务市场呈停滞和下降趋势。中国劳动力成本虽然低,但技术素质较差,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活动,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虽然高,但从事的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创造的价值高。因此,我们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素质。3.不同行业开放程度不同,受到的影响也有差异。(1)大部分商务服务的限制很少。中国在计算机及相关服务方面基本没有限制,这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利益很大的`一块业务。另外,中国对摄影、会议、翻译等服务没有限制;2005年全部放开广告服务;对办公机械和设备的租赁,也只限制提供者的全球资产总额(500万美元)。中国对会计、审计和簿记等专业服务的限制也较少,税收服务和管理咨询服务,前允许合资,以后可独资;建筑设计、工程和城市规划服务在前允许合资,以后可独资。

(2)对销售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交通运输服务等领域的开放程度也比较高,限制较少。承诺在20取消对特许经营和无固定地点的批发或零售服务。中国不限制外国个人受中国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邀请或雇佣到中国提供服务,也允许外商参与合作办学,但合作办学的领域不包括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教育等特别教育服务,以及初等和中等义务教育。

(3)中国对建筑工程、通信、金融、保险等领域市场准入的限制较严。在建筑工程服务方面,外商参与的业务范围局限于:全部由外商投资或者外国赠款建设的项目,国际金融机构资助的项目,外资超过50%的项目和中国建筑企业因技术困难不能独立完成的项目(外资可少于50%),完全由中国投资但中国建筑企业难以独立完成的项目。中国对现有中国邮政部门专营的服务有一定的保护,对外商参与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服务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允许外商在不损害中国对音像制品内容审查权的情况下同中国同行合作,从事音像制品分销(电影除外)等。

四、中国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的应对方略

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融入国际服务贸易体系的关键在于更多地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开放市场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国的服务贸易才能繁荣,中国的服务业也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国际市场上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中国的服务企业能正确把握市场脉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因此,中国必须正视逐步开放服务市场这一现实。

为了尽可能减轻各种负面影响,并积极利用国际服务市场,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能力,中国今后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推进企业制度改革,深化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形成国内生产者服务的大市场,以需求带动生产。同时,内部服务市场化还可以加强服务市场的竞争,从而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

2.中国的服务业立足点应当放在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上,顺应消费结构的演变,大力发展消费者服务,使消费者服务多样化、高级化,增强抵御国外竞争的能力,而不是单纯为了出口创汇、增加收入;

3.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建设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扶持服务业的发展,尤其要注重改善服务业内部结构,使服务业的发展符合现代化和信息化趋势,在以信息服务为主的新型的服务市场上占据竞争优势;

浅谈新时期的国际贸易教学 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对于国外资金、技术不断引进的同时,也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原则,扩大对外的经贸往来。在2001年,经过我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和谈判,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为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世界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伴随着我国政府入世以来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专业人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国际贸易专业课程在很多学校都开始开设,如何在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是我们国际贸易学科教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我们学校在新时期应该怎样开展我们的教学呢?

一、教师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俱进

国际贸易学科的学科特点是要求教学的理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必须要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学生在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才能很快地适应工作。但是,我们很多教师都是毕业于专业的院校之后就直接从学校走上了讲台,这就意味着很多专业的教师理论知识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但是他们的实践的工作方面的阅历可能就略显不足,而当前这个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和知识的发展更新速度是非常快的,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从事专业教学活动的同时,务必要加强自己的专业知识的及时的学习和积累;同时,教学最终是服务于生活的实践,据此我们一定要多关注生活,多关注国内、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新变化,敢于走出课堂,走进我们的经济生活中,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

二、结合学生实际、创新教学方法

新时期的学校教学,是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实现学生的最优化的发展是我们学校教学工作的最终目标。而随着学生的不断变化,学生的实际情况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因此我们一定要结合学生的发展实际,不断调整我们的课堂教学。

国家贸易学科的知识,经济学的内容占很大比例,这对于知识储备相对较差的学生们来说,在知识的理解上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我们教师一定要结合学生实际和教学内容不断地创新,尽可能地做到“复杂知识简单化”,这样才会使学生真正学会、学透。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向学生传授抽象的专业理论知识,也要密切联系日常生活,有条件的话,带领学生走进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从事对外贸易较多的行业或者企业,鼓励学生亲自调查、了解,从而加深专业知识的理解。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也要采取多种途径让学生学习、掌握知识。除了教师的教授过程,尽量多采取互动式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大胆参与、敢于质疑,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就会很好地锻炼自己的能力,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同时,要进行以能力为主线的教学内容综合化改革,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实际,形成任务驱动或案例引导、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合一的教学模式,以实际业务对象为背景,以解决典型进出口实际问题为目的,以先进教学设备为手段,以双师型教师队伍为支撑,切实提高学生的应用技能。建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方法多样、教学手段先进、培养途径开放的一种教学模式。在我们的教学创新过程中,一定要结合新课程改革标准的要求,重视学生、关注学生,一定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开展教学活动,这样的教学才是有效的,才可能是高效的。

三、加大订单培养的力度

我们学校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学生经过科学、有效的学校教育之后,能够很好地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如何能够培养出将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的合格毕业生,是我们每一所学校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学校教育的一大问题就是学校教学和社会实际需求的脱节,这就导致学生可能在学校学习过程中,理论知识学得比较不错,但走向社会工作岗位后,无法适应自己的工作岗位,究其原因,就是教育与需求的脱节造成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为了更好地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专业外贸人才,我们很多学校都在大力发展订单式培养人才的模式。选择与学校有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大中型公司和企业,作为产学研合作伙伴,扩大订单培养规模,双方一同进行人才培养,增加学生在公司、企业接受现场教学的比例,安排学生参加企业实际生产、营销、出口具体工作任务。让学生尽早介入企业公司实际工作,融入公司企业文化,提高职业道德、团队精神、综合素质,与公司企业建立牢固的人才供需关系。这样的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有着较强的专业技能,同时也有着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这样当他们离开学校,走上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之后,很快就能适应新环境。

四、培养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具有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才。在传统教育下,可能学校更加关注的是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但是学生其他方面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可能往往会被学校忽视。新时期我们学校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我们学校教育要重视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

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中,我们要力争最大程度地促进学生在思想品德、基础知识、专业素质、心理品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课程体系改革要注重处理好当前职业岗位所需知识与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系;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培养学生的主体精神,变学生被动的学为主动的学、创造性的学;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品质,懂得尊重和信任;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欲望,注重学生创新才能和创新人格的培养。

五、深化双语教学改革

伴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显著,国家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所以在学校教育中对于外语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而从我们国家贸易专业来看,对外语教学的要求更高,这与我们的学生将来的工作内容是密切相关的。

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主要从事外贸企业和其他外贸相关企业的国际贸易业务工作,在将来相应工作岗位上,所处理的事务和所操作的业务基本都是用英语进行的,这需要在学校教育教学中,一定要重视学生的英语能力的培养,关注学生的专业英语技能的培养,也要关注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要尽量试行双语教学试点。现在,教师一半用英文一半用中文授课。今后,随着学生对外语教学慢慢适应,逐渐地过渡到用全英文授课,要求教师用英文进行编写授课计划,学生用英语回答问题,通过双语教学,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尤其是专业英语水平。

总之,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我们学校教学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对学生进行培养,提高学生正确履行外贸业务的能力,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尽快适应现代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乐于实践,最大程度上调动教师“教”与学生“学”的积极性。二十一世纪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应根据市场变化,积极探索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法,为社会输送高素质、实用型人才。

新时期我国服务贸易 篇7

关键词:服务贸易,趋势,应对策略

1 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1)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加速化。

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来临后,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活动, 也需要获得全球化的贸易、金融、通信、运输等服务, 一些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浪潮。

(2) 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中呈现出的不平衡性。

第一,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较大。

据调查, 全球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国, 依次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西班牙、中国、意大利、荷兰、爱尔兰;十大服务贸易进口国, 依次是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中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和荷兰。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服务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存在高额顺差。

第二, 服务贸易的行业差距较大。

在国际服务贸易中, 金额较大的有旅游、运输、保险、金融等, 虽然从发展趋势上看旅游、运输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的比重有所下降, 但其总量还是非常可观的。而新兴的服务贸易主要表现在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行业, 如高附加值服务行业在服务贸易总额中占比重略有上升, 但总量较少。

第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出口的则主要是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产品。这类产品的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更新速度快, 因而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发达国家能获得顺差。同时, 发达国家不断把高污染、高耗能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循环使得服务贸易在结构、产品和地域上的不平衡性更加加剧, 难以获得均衡发展。

(3) 国际服务贸易的信息化、高科技化趋势越加明显。

技术革命的更新, 促使国际贸易呈现出知识化和高科技化的特征。

2 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1) 起步晚, 但发展速度快。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第三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为对外服务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使我国对外服务贸易有了较快的发展。

(2) 服务贸易体系基本形成。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 我国服务贸易有了很大发展, 一些新兴服务业从无到有, 服务贸易体系基本形成。从服务贸易进口上看, 已经形成了以金融业、零售商业、旅游业、民用航空运输业、房地产业、租赁业、专家服务和咨询业、基础电讯业为主的服务行业;从服务贸易出口上看, 已经形成了以国际旅游业、国际金融业与保险业、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国际运输业为主的行业。

3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1) 服务业总体规模小, 发展水平落后, 国际竞争力不足。

2008年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471亿美元, 进口额为1589亿美元, 进、出口额都位居全球第五位,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9%, 而美国占全球的比重为14%, 是中国的3.6倍;英国为7.6%, 德国为6.3%, 法国为4.1%。说明中国的服务贸易虽然在总量规模上有所增长, 但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说,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服务贸易整体的国际竞争力还处于劣势。

(2) 服务贸易长期以来处于逆差水平, 自由化程度不高。

从进出口结构看,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中国服务贸易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顺差转为90年代的逆差, 并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近年来, 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呈逐步扩大趋势, 但服务贸易的逆差说明中国只是一个贸易大国, 还不是贸易强国。

(3) 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 企业竞争力不足。

目前, 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远洋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产业和部门, 而在全球服务贸易量最大的金融、保险、通信、咨询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行业, 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同时, 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单一, 传统服务行业仍占主导地位。

(4) 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逐渐丧失, 宏观管理力度不够。

我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 但是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有待研究。

4 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应对策略

(1) 立足比较优势, 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第一, 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战略, 调整和优化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国家应当从产业发展战略的高度, 尽快制定服务业的整体发展战略。如对服务贸易企业尤其是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 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 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 提高中国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力。第二, 进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 提高服务消费比重。政府和企业应努力引导居民优化消费需求结构, 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第三, 正确处理好服务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中国服务企业必须“走出去”, 立足国内市场的同时, 拓展国外市场, 积极构建服务贸易自由区,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第四, 建立有利于服务出口的投、融资环境。加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程度, 降低服务业市场准入条件, 放开包括银行、邮电通信业在内的市场准入, 引入竞争机制, 尽快打破行政垄断, 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加入, 促进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加快发展。第五, 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 从根本上提升服务业竞争力和发展水平。

(2) 有步骤、分层次地放开国内服务贸易市场, 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一是分行业有选择地进行开放。积极推进旅游、水上运输等领域利用外资试点;扩大国内商业、外贸、会计、法律咨询的开放试点范围;有步骤、有控制地进行开放金融和通信领域的试点。二是分地区有选择地开放。我国各地服务业发展并不均衡, 东南沿海地区尤其上海、深圳, 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地区较大, 应在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方面先行一步;在后进地区, 可通过试点试验, 减少开放服务贸易市场的风险。同时, 要适当加快对国外第三产业的投资, 通过设立服务行业的海外机构, 拓宽服务贸易发展的渠道。三是努力构筑科学高效运行的管理体制。服务贸易涉及金融、保险、电信等诸多服务业部门, 这就需要建立中央、地方、部门、企业之间统筹协调, 相互联动的管理体制。

(3) 强化服务企业竞争力。

为了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必须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 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建立有效的企业经营激励机制的同时, 还要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 构建一套有效的企业发展的约束机制。

(4) 加强和改善服务业宏观管理。

第一, 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扶持力度。第二, 积极鼓励利用外资发展服务贸易。第三, 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5 结论

面对服务业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主体的新趋势, 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发展服务贸易的新思路, 一方面结合中国的“走出去”战略, 鼓励中国的金融业、旅游业等服务业加大海外投资;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如建立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体系, 实施服务贸易品牌战略等, 像发展货物贸易一样来发展我国的服务贸易, 将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作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韩可卫, 林云华.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制约因素与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 2009 (6) :48-50.

我国新时期服务型政府创建的研究 篇8

所谓服务型政府, 是相对于管理型、权力型、命令型政府而言的, 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 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内, 通过法定程序, 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应对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的新要求, 进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它们表现在:

第一,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新的形势要求政府经济职能要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和直接投资管理项目向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转变。把不该管且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企业、社会组织, 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增强企业和整个社会的活力与效率。同时, 应该由政府办的事情, 政府必须切实负起责任, 不折不扣地办好。

第二,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长期以来, 我国在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中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社会结构的调整也落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今后逐步扭转城乡、区域发展的差距,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向人民提供更加健全和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等等, 都要求政府转变管理方式, 在履行好经济监管、市场调节职能的同时, 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社会提供系统性、制度性和可持续性的公共服务。

第三,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许多进展, 积累了不少经验, 但总的看来, 行政管理体制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 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设服务型政府能够很好解决政府管理中为谁服务、谁来服务、服务什么、怎样服务等问题, 因而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第四,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 有利于促进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自觉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 提高我们社会制度的竞争力, 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增强防范各种外部冲击和风险的能力, 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2 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现状

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向市场经济下的“有限政府”转变, 是关系到民计民生、国家发展的大事, 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攻坚战。以往的改革, 重点是政府自身精简机构、减少人员、提高效率。然而进入新时期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就不是一般的政府职能转变, 而是要实现政府转型。这意味着政府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 要承担更多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

但是, 传统和习惯以及原有机构体制缺陷, 必然会使改革面临困难。比如政府有些部门在角色定位方面, 存在人员的越位、错位、缺位甚至失位现象。还有政府信用危机, 如干群关系紧张, 干部作风不实, 贪污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等。

在职能与权限授予方面, 也普遍存在利益政策化, 获利途径审批化, 审批方式复杂化等问题, 这说明政府有关部门对权限行使还缺乏有效监管与制约。

政府转型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 是必然会触及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的。新的改革后, 部门会整合, 职能会合并, 很多问题会一并浮现出来。其中, 部门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障碍和攻坚关键。

所以, 政府转型要成功, 须有政府、专家和企业、消费者的共同参与和评议, 否则,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只会流于形式, 甚至被一些利益集团扭曲。

3 创建服务型政府的途径

综合的考虑上述问题, 快速、高效地实现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需要加强以下一些途径的建设:

3.1 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建设服务型政府, 首先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所谓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不仅是指公务员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 更是指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强烈的服务意识。在应对社会问题和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时, 他们能够主动、高效和公正的予以调查和处理。消除个人的、非理性的和感情的因素, 维护社会公正与正义。为此政府应当做好加强培训工作, 搞好公务员的政治、理论、文化学习和业务培训, 不断提高其整体素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同时还要建立长效机制。依据国家公务员条例和有关规定, 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 建立和完善竞争择优的选拔机制、符合社会需要的培养机制、开放灵活的流动机制与贡献相适应的激励机制, 把公务员队伍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3.2 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管理就是服务”, 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原则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建立“小政府、大服务”、运作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放松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规制, 增强各级政府的回应性、自主性和灵活性, 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

计划经济条件下, 政府审批项目和程序过多过杂, 甚至乱收费、乱罚款, 同市场经济要求以及WTO规则是背道而驰的, 而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行政许可法》的出台, 要求政府必须规范审批行为, 将不符合行政许可法、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行政审批坚决废止或取消, 对于非政府审批不可的要规范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这将大大推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进程。

3.3 建立公共财政, 逐渐提高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

公共财政是保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有效进行公共服务, 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减少社会风险危机、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 社会私人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费用比例过高。可以说, 相应减少公众接受公共服务时所支付的成本, 也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指标之一。

3.4 树立廉洁型政府形象

廉洁从政, 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加强廉政建设, 杜绝腐败现象, 真正做到用权为公、执政为民。依靠立制和教育突出人民民主, 树立政府形象;强化和利用民众监督实现公众参与, 以此来减少和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蔓延;对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政府官员, 要坚决严惩, 实现专政的权威性。

3.5 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

公共服务社会化是指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 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这样政府通过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利用和管理, 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 专心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的建设, 真正做到“掌舵, 而不是划桨”, 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总之, 服务型政府不仅仅是一种理念, 更重要的是一种制度结构。它的基本内容也不仅仅是几条便民利民的措施, 而是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全面发展观。建立服务型政府, 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科学的政治行政体制及其长效机制, 最终实现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

参考文献

[1]蔡放波.政府管理模式改革的必由之路[J].山东人事, 2003 (12) .

[2]周志忍.当代西方行政改革与管理模式转换[J].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5 (4) .

[3]沈荣华.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思路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 2004 (1) .

我国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与贸易 篇9

1. 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特点。

明清时期, 国家对图书进行检查是巩固其统治的一大特色, 这种检查并不只是偶尔的, 而是经常性发生。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就认为明清时期建立了国家的检查制度, 它还远没有像现在一样把图书检查作为对意识形态干预的制度, 虽然其监控和干预能力达到了将图书检查的网罗覆盖整个社会的程度。其理由是当时的书籍还没有作为大宗商品流通, 另外长久以来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对此加以约束或者明确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处罚, 通常只是在皇帝认为该图书的内容或作者对其统治构成某种不利的时候, 才动用国家机器对此进行封杀。因此, 我们可以据此认定, 皇帝或者政府对图书的查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图书检查, 它更多的是一种补救性的、扼杀性的后发行为。

2. 从几个案例透析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

下面讨论明清时期几件图书检查的案例, 以此来说明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情形和所体现的特点, 虽然这是两个不同的朝代, 在具体的做法上也有所不同, 它们是依据不同的文化标准, 作出的处置也不相同, 但其在逻辑上的特征还是一致的, 因此, 我们可以从几个个案的分析中透析出明清时期图书检查的情形。

第一, 查禁《剪灯新说》。《剪灯新说》成书于14世纪中后叶, 重印于1420年, 在社会上流传已久, 国家并没有要求禁止。只有到了1442年, 当时担任国子监祭酒的李世勉上奏皇帝, 指责该书“假托怪异之事, 饰以无根之言”, 并忧心忡忡地指出, 书中多有怪诞、色情的成分, 引起了许多读书人争相传阅, 而舍弃了所谓正统之学的儒家经典,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体系要追求的, 如果不加以严厉禁止, 恐怕这些邪说异端会一天天强盛起来, 从而惑乱人心。

李世勉认为应该查禁此书, 然而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禁书的验证和收缴, 他提供的办法是要求发动官僚机器进行搜寻、查禁, 以此达到阻止此书传播的目的。因此, 他在奏折中恳请通过礼部颁布旨令, 要求各省按察司出面, 查禁收缴《剪灯新说》。据此说明, 在当时, 国家的监督机构还不具备这方面的职责。对于如何处置的问题, 李世勉说:“有印卖及藏习者, 问罪如律。”这就相当含混了, 实际上, 在《大明律》里, 并没有图书检查的条文, 对于如何惩治拥有或贩卖《剪灯新说》只能进行类比援引了。其一, 各级官吏能在多大程度上执行这一任务, 是值得怀疑的。其二, 在明律的礼制部分里, 对占星器物、天文图表、御画、玉玺等作出明确规定, 这是朝廷专有的器物, 禁止民间拥有, 但并没有要求图书也要受到审查。其三, 指控为编著或收藏蛊惑人心的“妖书”, 会受到极刑的处罚, 但李显然无法将此书列为“妖书”。

三个世纪之后的1740年, 清律对所谓“妖书”的指认更加明确了, 书写张贴谣言歌曲 (不管是口传、手写, 还是印刷) 以及淫词小说都被列入“妖书”的范畴, 书籍检查问题开始变得具体而实在, 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 印制书籍越来越方便, 图书的出现与流通逐渐成为统治者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时清律制定了相关条文, 在细则中使用了刊刻”、“传播”、“坊肆”和“刻印”等字眼。

第二, 查禁《焚书》、《藏书》。事实上, 明朝的统治者对图书在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上一直保持着警觉, 印行的书籍在道德上的祸害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张问达对当时著名哲学家李贽的指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李贽于1590年出版了他的文论、读书笔记和通信集, 其中就有《焚书》、《藏书》。国子监祭酒张问达在1602年3月向万历皇帝上书, 指摘李贽的著作在民间流传, 混淆视听, 已经构成了对年轻一代的毒害。他认为, 李贽信奉佛教, 排斥儒家的价值体系, 不利于维护儒家正统的统治。然而我们注意到, 在当时这一社会思潮广为流行, 有许多士人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 但李贽的危险性显然更大, 这是因为他的著述成功出版, 有了广泛的传播途径, 这势必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张问达注意到了李贽书籍的出现并意识到其可能引起的危害, 他说:“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 流行海内, 惑乱人心。”他认为对李贽书籍应该斩草除根:“不可不毁。”要将李贽的书付之一炬。这一吁请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但焚书之说最后不了了之。李贽的文字依然在印刷发行, 被人收藏和阅读。由此导致了在15年之后1625年的四川道御史王雅量上书要求再次禁书。比张问达更深入的是, 他勾勒出禁书的具体步骤———委派称职的官吏严厉查禁有不轨性质的书, 同时发出“不许坊间发卖”的禁令。后来, 一个叫钱起忠的人发起了印行李贽编著的科考范文集的请愿运动, 得到了同仁解囊相助, 将其重新刊行于世。

可见, 在一个商品化快速发展的时代, 要对图书进行检查及对贸易流通进行控制, 国家并不缺少对付的手段, 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实现这一职能, 但是, 在书籍出版流通以后, 采用收缴烧毁私人藏书的办法显然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有从出版和发行环节上进行干预, 切断图书贸易的渠道, 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而明朝的国家机器没有相关的职能部门行使这一权利。在清乾隆时期, 大量动用“文字狱”的特殊手段, 实际只是一种非常措施。自此, 属于商品经济行为的图书贸易因其可能发挥一定的政治能量, 而进入需要控制的国家层面的范畴, 尽管后来的情况表明这种国家掌控往往不是其力所能及的。

第三, 编纂《四库全书》对图书的清洗。《四库全书》是国家大型书目整理工程, 由于该工程的开展, 散布全国各地的大量图书涌入京城, 这引起了乾隆皇帝对所谓“妖书”的高度关注。对于外来入侵民族, 满清政府在掌握政权之后, 要竭力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 力图居于社会文明的主导地位。1774年, 乾隆帝颁发圣旨, 警告臣下注意在清朝初期刻印的书籍里, 包含有“悖逆诗文”, 谕令:“如有诋毁本朝字句, 必应削板焚篇, 杜遏邪说, 勿使贻祸后世。”后来, 乾隆皇帝再次颁布圣旨, 并下令收缴和禁行此类图书及其刻板。

二、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

1. 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特点。

明清时期, 我国印刷业高度发达。我国有着上千年的印刷历史, 流传下来的木版也相当多, 印刷技术有所发展, 特别是由于文盲工匠掌握了必要的技术, 木版刻字的费用急剧下降。私人自行刻印盛行, 出版了大量诸如历书、小说等相对中性的大众日常生活用书。16世纪, 中国商品经济发达, 由于印刷业的发展, 书籍成本降低, 流通量加大, 书籍的出版经营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实业家肯定不会放过这一商机, 由此促进了商业性印刷业的繁荣。据历史学家洪焕春的估算, 华中地区的出版印刷业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达到巅峰。18世纪图书贸易更趋活跃, 大量书籍在市面上的流通, 私人藏书楼的兴起集中反映了这一状况。

2. 从几个案例透析明清时期的图书贸易。

(1) 从《闲渔闲闲录》考察明清时期图书贸易。当时私人出版业与商业性图书贸易相互关联, 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明清时期图书贸易的发达。《闲渔闲闲录》的流通是一个典型。蔡显雇佣了一位刻字匠把《闲渔闲闲录》制成字版, 请书商印刷了120部, 蔡显分了20部, 作为他刻板的费用, 书商则取走了100部, 仅以1部作为印资。书商带着书到湖州出售, 并有一部分送人, 而受赠人获得书后因为各种原因也有的脱手转卖给他人。后来那些被收回的书, 连同蔡显保留的刻印版, 被付诸一炬。

还有一个例子, 一位不识字的人也参与了图书贸易, 可以证明当时的图书贸易走入了寻常百姓的视线。目不识丁的李浩在逛街时看到有人在贩卖被定为“逆犯”的“漳浦庐茂”等“结盟图”、“安良图”的小册子, 他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生财之道, 就买了一本, 拿到刻字坊, 花80文钱请师傅刻板, 后又加进一座名为《孔明碑记》的石碑上的文字, 找人印刷后运到浙江沿海地带去卖。后因《孔明碑记》中含有“煽惑民听”的“隐语妖言”而受到处罚。

然而, 书籍的出版发行还是由一些职业人士掌控, 由他们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图书贩运流通。沈德潜编辑一部清代诗文集被认定有公然反清内容, 遭受清廷的稽查, 追缴书籍的命令下达到全国其他地区, 而沈德潜是在江苏省生活和写作, 说明他的书籍已流传到全国各地, 后来在广州抓获一个叫周学先的人, 他的书籍是从江宁带来的。

(2) 从“屠、沽小儿”的墓志铭说开去。18世纪, 私人藏书楼大规模兴起, 这首先利益于图书贸易的活跃。从1775年和尚澹归的文字狱调查显示, 上一代资助过他印行著述的广东潮州的高家拥有书籍121种, 与他们联姻的翟家藏有书籍68种。而高家和翟家并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家, 那么富家的藏书就更多了。

一个19世纪的学者这样抱怨道:能中一榜, 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 身衣饱暖, 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 幸不允即灭, 假使尽存, 则虽以大地为架子, 亦贮不下类。这位学者忧虑的是图书的泛滥, 表达了书籍应为少数精英服务的落后观念。但图书业的发展促进了图书向平民大众化的普及, 在教育层次极低的人群中, 小册子《祝哀集》在社会广泛流行, 反映出来图书对普通百姓的价值。这本图书印于1843年, 价格低廉, 内容主要是在丧礼上发送给送葬人用的惯用语。

(3) 江南刻版印书业的影响。文字检查的历史文献表明, 乾隆皇帝以及朝中官员对印刷品的流通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图书广泛流通之类的信息在文献中反复被提及。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江南地区, 范围包括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为主的长江下游地区。该地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出版印刷业也主要集中在江南。乾隆皇帝也认为, 这里对中央集权国家的抗拒情绪是最严重的, 乾隆在旨令中提到:该区域图书生产数量之丰, 私人藏书楼和书店的数量之多, 大大超过了其他省, 甚至两倍以上或更多。江南地区是天下图书的汇聚点, 有许多人家藏有违禁图书, 而江南商业繁荣为这一地区逃避政府检查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安平秋, 章培恒.中国禁书简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2]谢国祯.晚明史籍考[M].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3.

[3]怀效.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18) .

[4]学政全书.卷7[M].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8.

新时期我国服务贸易 篇10

1、粮食贸易方式。

“十一五”时期以来,我国粮食贸易方式情况如图1、图2所示。我国粮食贸易方式主要有以下六种:一般贸易、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边境小额、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和保税区仓库进出境货物。在2006—2008年间,我国粮食进口贸易方式主要为一般贸易,并且一般贸易的粮食贸易额呈逐年递增趋势。在所有进口贸易方式中所占的比例也从69.42%上升到77.32%,比例增加将近十个百分点。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呈现下降趋势,降幅为6个百分点。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贸易方式总的贸易额在逐年增加,但是在所有贸易方式中的比例持稳,在8%—9%之间。图2反映的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粮食出口主要贸易方式情况。在所有出口贸易方式中一般贸易所占的比例在75%以上,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贸易的比例各保持在16%左右和4%左右。2008年,进料加工贸易的比例下降到14.93%。另外,从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般贸易、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总共在我国所有粮食贸易中占95%以上。

2、期货贸易。

目前,我国粮食期货交易主要集中于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粮食期货品种则实际上仅有6个——大连商品交易所的玉米、大豆、豆粕、豆油,郑州商品交易的小麦和早籼稻。2006年至2009年9月大连商品交易所成交量与成交金额累计分别为137856.70万手和396175.28亿元。大豆一号成交量在2006—2008年间从1779.41万手增长到22736.31万手,增长了11.78倍,成交金额也随之剧增。与大豆一号不同,大豆二号期货交易量却在逐年递减,2009年9月为止,交易量仅为53.824万手。玉米的交易量也在减少,2006年为13529万手,而2009年9月仅为2717.99万手,同年交易金额仅为0.4558亿元。

3、进口来源国。

从粮食进口来源国来看,“十一五”时期我国粮食进口来源国前五位分别是美国、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其中,从美国进口的粮食占到粮食进口总量的22%以上,在2008年达到了24.58%。前三位国家则总共占到总进口量的50%左右,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例如,2006年我国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的粮食贸易量占粮食总贸易量的比例为43.05%,2007年为46.58%,2008年达到53.89%之多。而其中,我国从阿根廷进口粮食的比例增幅最大,年均增幅2%左右。此外,马来西亚在我国粮食进口总量中的比例保持稳定,2008年有明显增长(2006年11.86%;2007年11.74%;2008年14.98%)。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统计信息。)

4、运输方式。

我国粮食贸易运输以海路运输为主,占80%以上,铁路运输次之。粮食运输费用与石油价格密切相关。粮农组织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粮食运输费用上涨幅度超过80%。到2008年11月,随着国际油价的下跌,国际干散货运费下降了90%。但个别航线运输价格仍然上涨迅猛,如从巴西运至我国的大豆海运费就上涨到120美元/吨,同比增长98.5%。

二、“十一五”时期我国粮食贸易存在的问题

1、贸易方式单一。

第一,贸易方式单一。一般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达到70%以上,加工贸易占10%—20%左右。我国从2004年开始成为粮食净进口国,2005年之后,我国粮食进口上升到3000万吨区间以上,并呈逐年递增趋势。粮食进口依存度的增加意味着我国对世界粮食市场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来自世界粮食贸易市场的各种风险都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而贸易方式的单一性,就将我国粮食贸易暴露在国际政治风险、外汇风险、价格风险以及供应风险等风险中。

2、大豆进口对外依存度过高。

在我国所有粮食贸易中,大豆贸易的比例最高。而我国大豆进口量占到了世界上大豆出口量的1/3,意味着我国大豆自给率低于50%,有将近一半多的需求都依靠进口解决。我国进口大豆来源国主要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这三个国家分别位于北美洲和南美洲,表明我国大豆进口来源地比较集中。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对世界市场依存度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旦来自北美、南美国家的大豆供应因不可预知的因素急剧减少,易使我国大豆加工业的供应链受到冲击。例如,2004年7月阿根廷农业部长就表示要限制对中国关于大豆与石油的进口,并与巴西和美国一起制定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略。

3、粮食贸易未有体现“大国效应”。

粮食进出口的“大国效应”是指一个大国的粮食进出口总量变化对世界粮食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现象。我国虽然是粮食贸易大国,却没有体现出相应的“大国效应”。结合我国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分析,由于我国小麦贸易量很小,在小麦的进口市场上不能表现出大国效应。但是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大约占世界大豆出口量的1/3,而我国大豆贸易在技术操作上和国际尚未接轨(主要指期货市场),交易不活跃,是国际价格的跟随者,没有体现出“大国效应”。

4、粮食贸易存在逆向调控。

从理论上讲,粮食进出口本应起到调节国内粮食供需和平抑价格的作用。但是从我国历年的粮食进出口数据来看,粮食贸易有逆向调节国内粮食供求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粮食丰收的年份反而会增加进口,而在歉收的年份进口却减少。例如,2005—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从48402万吨稳步上升为52850万吨,净进口却也从2227万吨同步上升到3663万吨,出口反而在减少,2008年全年出口量仅为235万吨。这种逆向调节意味着,我国粮食进出口并没有对国内粮食市场起到稳定作用,反而起到了加大国内粮食市场波动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与我国的粮食进出口计划的制定滞后于粮食供给周期,在制定粮食进出口计划时,缺乏当年产量和需要量的超前信息。

5、期货市场功能未充分发挥。

目前我国上市交易的粮食期货品种只有6种,很多粮食价格风险没有转移的场所和机会,因而无法反映粮食整体市场价格信息,也远远不能满足众多需要生产经营者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规避粮食现货市场价格风险的需求,大大制约了粮食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功能。而美国目前约有27种农产品期货合约和23种期权合约,期货市场对于农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此外,目前现有的粮食交易品种主要集中在大豆和小麦,交易品种的有限性限制了期货市场交易量,粮食交易品种在规模上极不平衡,高的(大豆)占市场份额近70%,低的(小麦)只占18%。交易规模与有关现货品种对它的要求相比还很小,资金、风险在个别品种上较为集中。

三、“十二五”时期粮食贸易转型及战略方向

1、利用WTO的有利条件。

WTO所赋予发展中国家的有利条件,以及《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关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农业特殊保障条款和《农业协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赋予的特殊和差别待遇都是我国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另外,WTO例外原则中以发展中国家资格的有利条件可以对农产品进口进行调控。同时,应扩大我国粮食在世界市场的份额,扩大与欧盟、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凯恩斯集团(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等14国)及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

2、主要依靠自给,适度进口。

我国粮食的消费应主要依靠自给,在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的前提下,适当利用国际粮食资源,在合理的限度内,适当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调节国内粮食的丰歉,调节粮食进出口品种,达到粮食的供需平衡。有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分散政治和价格风险,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进出口结构,增强竞争力。

3、合理制定粮食进出口计划,实现调控目标。

一方面把粮食进出口权较完整的交给大型粮商,随时根据市场的情况来对进出口计划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应有效利用期货市场的预期价格信号对未来的粮食供求形势进行较为理性的判断。

4、建立完善的粮食储备制度、流通体系。

根据国内人多地少的状况,我国应建立和完善粮食储备调节体系。构建一个有效的粮食风险调节组织、建立和完善粮食风险调节基金、完善粮食的最低保护价格制度。另外,为了避免粮食贸易的波动,中国也可以在沿海地区建立粮食保税区或保税仓库,以吸引外商来这里建仓储粮。同时应完善专用粮食物流方式。建设粮食的运输、装卸与储备的技术和设施,全面提高粮食的流通效率。

5、签订长期合同,稳定粮食进口贸易。

在进口粮食的策略上,应与多个主要粮食出口国家签订购买粮食的长期合同,以稳定粮食的进口数量和价格,并要采取分散进口的格局,允许各省区的公司直接与国外签订合同,进口粮食,以加快进口粮食的决策速度和减少外汇风险及价格风险。

6、健全粮食市场,争取大宗贸易定价权。

为了减弱我国粮食进出口中定价权弱势带来的不利影响,应该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国内期货市场体系,首先要在控制期货交易违规行为和外资操纵的前提下,适当降低入市交易门槛,迅速壮大粮食期货交易队伍,加快拓展粮食期货市场覆盖地区。从短期来看,面对粮食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趋势,政府的调控策略应能够充分适应不同粮食品种定价能力方面的差异性,使得国内粮食的生产、流通、储备与国际粮食贸易之间具有充分的协调性和互补性,最大化地降低贸易定价权缺失带来的不利影响,使我国在粮食进出口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Bryan Lohmar、Fred Gale、Francis Tuan、Jim Hansen:China’s Ongo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Challenges remain after30years of reform[J].Economic information Bulletin,2009(4).

[2]刘笑然、郭缨蔚:中国粮食安全、供求平衡与宏观调控[J].中国粮食经济,2003(2-3).

[3]朱晶、钟甫宁:市场整合、储备规模与粮食安全[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4]朱泽:中国粮食安全:实证研究与政策选择[D].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1999.

[5]肖国安:中国粮食安全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6]马晓河、蓝海涛: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J].中国发展观察,2008(9).

[7]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N].经济参考报,2005-03-28.

上一篇:金融市场改革路径研究下一篇:第三方物流配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