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企业（精选12篇）
在华企业 篇1
服务业是近期少有的经济亮点之一,民间调查显示,10月中国服务业以三个月来的最快速度扩张。
外媒称,中国经济放缓正迫使跨国企业把中国经济看成更像是一个发达市场,不再为了增长而猛冲,反而专注于优质业务,或藉由投资员工来改善生产力。
据路透社11月6日报道,过去10年,中国多数时候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好似上天送给大型国际公司的礼物。这些公司因别处经济困顿而需要增加收益。
报道称,如今中国正试图重新平衡经济,朝着“新常态”发展。由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代人以来的低谷时期,本季度已有不少企业指称中国是其收入黯淡的原因。
福特汽车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罗礼祥在最近于上海举行的业务会议上说:“我们已进入新阶段,较低增长的新常态,这改变了业务动能,并改变了展望。”
最近几周,从奢侈品零售商博柏利到百胜集团、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及日本机器人生产商安川电机等公司,纷纷把销售疲软和预期下调的矛头指向中国需求疲软。
10月公布的经济数据还显示,日本出口增长大幅放缓,韩国出口下滑,而且也被归咎于中国经济放缓。
建筑业和采矿业等领域的企业受创最重。重型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计划削减资本支出并裁撤约1万个岗位。工业企业巨头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则表示,其在中国的业务明年将下滑多达15%。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两位数增速,吸引外资企业蜂拥进入中国市场,那个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中国政府努力引导经济脱离出口和投资引领的增长模式,各个企业必须重新评估自己的战略。
服务业是近期少有的经济亮点之一
美国盖璞公司(GAP)大中华区总经理阿宾塔·马利克被问及总公司的讯息有何变化时说:“总的来说,可能从‘冲、冲、冲,增长、增长、增长’变为‘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
一些企业的反应是,增加研发投资,以迎合中国消费者日趋复杂的需求。
“我们已重新规划产品,并在创新和改造方面投入了很多,就像在欧洲市场那样。”全球最大包装食品公司——雀巢的首席执行官保罗·比尔克对记者说。此前,该公司曾在10月中旬警告,今年恐无法达到其长期增长目标。
中国政府估计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的消费潜能仍只释放了一半。问题是,消费者尚未填补工业需求下滑所留下的空白。
瑞士工程集团ABB公司首席执行官史毕福称:“消费者支出迅速增长尚未弥补传统工业投资下滑造成的影响。”前不久,该公司公布第三季度净利和营收下滑。
随着中国消费人群年龄、财富和见识的增加,医疗保健行业将成为一个充满潜力的领域。
通用电气首席财务官杰夫·伯恩斯坦在10月提到公司旗下医疗保健科技业务时称:“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仍有15亿人口。他们仍在建造医院。中国民间市场以每季度15%~20%的速度增长。”
瑞士罗氏(制药)公司第三季度在中国的销售逆势增长。它表示,作为公司支柱的癌症药物市场增长强劲,抵销了老旧药品面临非专利药竞争而出现的销量下滑。
该公司负责药物的主管丹·奥戴称:“我们所见的真实情况是,我们公司那些刚开始接触到中国患者的战略产品成长得非常良好,总体来说呈两位数增长。”
汽车销量平平已促使宝马等全球汽车生产商加强培训计划,训练经销商如何从汽车金融、修理及保险中使收益最大化。此前这些经销商的多数收益来自新车销售。
服务业是近期少有的经济亮点之一,民间调查显示,10月中国服务业以三个月来的最快速度扩张。
史毕福称,公司已新开一家服务中心,专供零配件及维护,并提供油气、化学、公用事业、金属、运输及基建行业的咨询服务。
报道称,他说:“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客户并未严重脱离服务业,我们正努力推动服务。”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许多在华外企收入下滑。
在华企业 篇2
作者 天元鸿鼎咨询集团 丙午
随着经济全球化去世的日益加快，国际间商务交往活动日趋频繁和密切，诸多跨国企业开始认识到文化环境对企业发展影响的普遍存在与重要性。当企业跨国经营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与其母国文化截然不同的异域文化，以及由这种异域文化产生的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这些差异会对管理者所固有的管理理念的执行和对新文化的接受程度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跨国企业内部文化的多样性与冲突性并存、对外经营理念的误区等特点成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难点。因此，是否重视文化差异、是否能够跨文化管理、是否能够融入与结合异国文化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对跨国公司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管理问题更是繁重而又难以打理的。诸多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建厂看重的是中国的土地、原材料及劳动力的资源优势，使其能够节省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风俗习惯多样化的传统国家，在雇佣了大量中国员工之后，在管理上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毕竟这些员工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激励方式，处世原则等都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价值观背景为基础，随着跨国公司经营区域与员工国籍的多元化，这种日益增多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导致管理成本的加大，由于企业文化不能够统一员工思想，导致经营目标与发展战略相互矛盾，再加上对中国法律制度的理解不深刻，对异国环境的不尊重乃至破坏，导致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甚至经营失败。
在华跨国企业文化管理中出现“水土不服”现象基本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华跨国企业内部文化的多样性与冲突性并存
1。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冲突性并存
在华跨国企业的员工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又使他们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从而使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冲突性并存。这种特点在合资企业里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大多数中美合资企业中，美国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强调尊重规则和秩序，鼓励发展个性和鼓励创新；而中国则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对企业的贡献及中国化管理所倡导的 “人和”理念。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冲突性是合资企业最高层次的管理难点，它不仅增加企业管理的难度，而且给共同的新的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2。制度体系的多样性与冲突性并存
在华跨国企业尤其是在合资企业的投资各方由于文化差异而在经营管理制度的制定和
执行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以至产生制度体系的多样性和冲突性。比如，跨国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非常推崇制度文化，严格以相关的法制条文、规章制度作为经营的依据。而中国文化强调灵活性，既有孔孟之道中所提倡的“仁爱”观念，主张“仁政”，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凡事讲究综合考虑、因地制宜，所以中国企业在执行规章制度时往往考虑人情、关系因素，较强调管理弹性。两种文化对制度的不同理解往往造成许多在华跨国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的国情，从而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冲突。
3。行为习惯的多样性与冲突性并存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职工各自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由此决定了他们具有不同的需要和期望，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满足其需要和实现其期望的迥然不同的行为规范和行为表现。”由于受不同民族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华跨国企业内部存在着大同小异的行为习惯，有些互补，有些则相互矛盾。诸如像中德合资的企业，德国人做事非常严谨细致、开会严格遵守时间，分秒不差，过时不候，工作中对待问题的态度近乎固执与刻板。而在中国企业中员工对待问题的处理就会比较圆润，做事往往会留有余地，开会能够把握好提前量，即便稍稍迟到，述清缘由也会得到谅解。所以，对于企业的员工行为规范管理，不同文化的职员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按照不同的行为习惯执行，甚至如果与习惯不符或者与员工思想观念相悖，还会遭到集体的抵制与抗议，使其企业文化难以落地。另外，在华的管理者多数为原先所在国的高管，虽然俗话常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但是如果这些“和尚”只会念本国的经，却不会念国外的经，甚至根本读不懂或者不会念，那么在华员工就会像听天书一样不知所云，或者一知半解，这样的管理在执行力与工作效率上就会受很大影响，管理成本无疑就要增加很多，更何况这些外籍高管会有一定程度的地位及民族优越感，不尊重甚至鄙视其他职员的行为习惯，从而导致纠纷和冲突。
二、在华跨国企业对外经营理念的误区
1．降低标准、漠视环境的经营误区
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公司多为生产型企业，而在生产型企业中最难把握和控制的就是环
境保护的问题，而恰恰在本国经营表现良好的企业，到了中国却一改严谨态度，诸如像从事液压挖掘机生产的大型外商独资企业日立建机（中国）有限公司被环保总局抽查出违法超标
排污，从事日化产业的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在合肥开发区被查出外排废水ＣＯＤ超标。其实，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以外地区的环保都拥有良好的口碑。有一家日本公司，其在日本的八家工厂里有七家都达到了零排放，但是在中国却连最基本的排放标准都没有达到。这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降低了环保标准。
有些跨国企业甚至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污染大户。由丹麦嘉仕伯啤酒有限公司参与投资的甘肃天水奔马啤酒有限公司，工业废水直接外排长达十年，给当地人民的饮水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在湖南，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的下属独资企业，因电镀生产线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二十家污染大户之一。甚至像占据着电子产品品牌巅峰之位的苹果公司，也陷入了其在华供应商存在重金属污染的“毒苹果”丑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重要的四个字叫做“天人合一”。在中国哲学之源的《易经》中，就讲述了这个观点，叫天、地、人三才，我们头顶天、脚踏地，中间是人，不三不四就是来自于《易经》，就是说人的，人是处于三四爻之间，如果人超越了这个，跟天地抗衡，就是不三不四。企业也是如此，如果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违背了自然规律，甚至去破坏它，也必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和公众的谴责，从上世纪工业革命时代大量废气排污造成酸雨不断再到1950年伦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酸雾事件，过度的漠视环境，降低排放标准导致了生存环境收到了威胁，而很多在华企业对身在中国的环境保护意识理念不强，在节约成本的利益面前误入歧途，这种做法恰恰是导致其在华发展的最大毒瘤，一旦病发，被公众所曝光，对其品牌和口碑都是巨大的打击，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最终亡羊补牢，悔之晚矣。
2．与中国政策相悖的经营误区
“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开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历届两会所倡导和重申的方针政策，也是中国逐步迈向经济大国，文化强国所要遵循的重要准则。而在华跨国企业往往不重视中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并导致其经营管理中，忽视这一方面的把控作用，文化理念在企业员工的思想意识里不牢靠甚至避而不谈，这些潜在的隐患最终酿成了一个又一个悲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美国康菲石油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一个世界500强排名前10的石油巨头在中国的行径掀起了酣然大波，一时间媒体和公众口诛笔伐，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康菲在山东蓬莱控股的19-3油田漏油事故，经国家海洋局派出的联合调查组调查，事故的根源在于其管理松懈和违规作业，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及违反经核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对重大隐患没有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且消极处理。康菲中国查源堵漏清污工作进展迟缓，采取的大多是临时性、补救性措施。且事后渤海湾渔民赔偿工作再三推脱，置若罔闻，种种在华的恶劣表现使得康菲被公众形容成一家傲慢的跨国公司，无视中国老百姓的权益，漠视中国的生态环境。‘
孔子曾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意思是说君子在船上，黎民百姓好比是水，水可以载着舟行驶，同样也可以让舟覆灭。同样这句话也是大将魏征长对唐太宗李世民说过的话，以此来告诫上位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
康菲石油并没有从这些存在了近几千年的经世之言中悟得道理，在文化管理中缺乏对中国政策和百姓人心所向的把控，以至于在出现事故后非但不能亡羊补牢、将功赎罪，还想与中国政府和人民去争执与抗衡，这种做法无疑不是其在华发展走向衰亡的结果。正所谓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康菲石油如果不能端正态度，妥善解决，那么等待它的，必会是将它轰然推翻的历史洪流。
3．忧患意识与危机管理不健全的管理误区
在华跨国企业的经营发展过程中的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但是，往往很多实力雄厚的企业在经历持续辉煌之后难免会出现骄纵的现象，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渐渐地失去了谦虚和谨慎，以至于丢掉了创业时期的忧患意识与危机管理，在管理中如果不能把危机思想时刻传达与员工，那么企业就会处于市场竞争中的劣势，久而久之，量变引起质变，造成难以补救的后果。
作为曾经胶片时代的巨头美国柯达公司破产一事，无一不为跨国企业敲响了一记警钟。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这家百年老字号走到了十字路口：主营的胶卷业务占据了市场半壁江山份额，但“影像数码化”的市场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如何选择？对于处于行业龙头地位的柯达来说，尤为纠结。数码危机没有让柯达清醒的认识到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战略上一再迟疑，导致柯达错失数码转型的恰当时机。等到其2003年下定决心转型，却为时已晚。在昔日光环的萦绕下，柯达安逸了，这种安逸的蔓延最终酿成大患，百年老店也逐渐发现了效率低下、人事冗杂的管理问题。而战略上的失误又使得柯达转型时间跨度之长、困难之艰巨远远超过所有人的想象。亏损、出售业务、裁员、并购扩张„„这些反反复复的煎熬，耗尽了柯达的资金，也耗尽了华尔街对于柯达的耐心。柯达只是安逸了一时，却没想到：代价竟如此巨大。曾经在中国街头随处可见的柯达门店成为了老百姓逐渐模糊的回忆，孟子曾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哪个朝代的更替不是因为上一代君王的不理朝政、整日沉溺于歌舞升平、酒池肉林之中，更何况于这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求生存的企业呢。危机管理并非是企业最高管理层或某些职能部门，如安全部门、公关部门的事情，而应成为每个职能部门和每位员工共同面临的课题。在最高管理层具备危机意识的基础上，企业要善于将这种危机意识向所有的员工灌输，使每位员工都具备居安思危的思想，提高员工对危机发生的警惕性，使危机管理能够落实到每位员工的实际行动中，企业才会做到防微杜渐、临危不乱。
与柯达恰恰相反，20世纪90年代初，波音公司产量大幅下降，为走出经营低谷，波音公司摄制了一部虚拟的电视新闻片：在一个天色灰暗的日子，众多的工人们垂头丧气地拖着
沉重的脚步，鱼贯而出，离开了工作多年的飞机制造厂。厂房上面挂着一块“厂房出售”的牌子。扩音器传来：“今天是波音时代的终结，波音飞机公司关闭了最后的一个车间„„”画面反复播放。这则企业倒闭的电视新闻使员工们强烈地意识到市场竞争残酷无情，市场经济的大潮随时都会吞噬掉企业，只有不断进去、创新、拼搏，企业才能在经济大潮中乘风破浪，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否则，虚幻的模拟倒闭就会成为企业无法避免的事实。
这一充满忧患意识的片子播出后，波音公司的员工们每个人充满了危机感而变的更加努力工作，企业也不断的创新，员工人人都真切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以此激发员工的忧患意识和不懈奋斗的精神，终于企业迎来了大发展，以后波音一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跨国飞机制造商。
在华领导企业董事会调查 篇3
2006年9月底，在海思哲公司的帮助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历时近一年的 “在华领导企业的公司治理”大型调查活动结出硕果。中国公司治理的现状如何？董事会制度究竟怎样？与发达国家的公司管理相比我们还有哪些缺陷？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我们发起了这项大型调查活动，整个访问的框架为研究当前在华领导企业在董事会组成、人事架构、权力分配、策略等方面的经验，最终在董事会的规模与架构、董事会成员的评估以及激励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的激励与评估等方面收获颇丰。
从2005年春天开始，研究小组开始了对50余位大型企业总裁的深入访问，这是目前中国第一次以实证方式对公司治理进行研究，研究对象都是在华大型知名公司，包括外资企业，如花旗银行、通用电气、阿尔卡特、福特;国有企业，例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康佳、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还有私人企业，如荣事达、嘉兴城市商业银行等。访问对象皆为公司高管，包括董事会主席、执行总裁和首席财政官。访问涉及区域广泛，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浙江、山东和安徽等省市。通过对比研究和分析，对中国公司治理的现状得出了较为客观的数据。
董事会制度作为中国公司治理核心内容，成为本文的中心议题。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董事会的规模最好控制在7－15人，奇数胜于偶数，最后才能形成多数意见而达成共识，大多数企业选择9位董事。
根据上市公司的管理要求,董事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一是独立董事,那么独立董事会是怎么来的？调查发现，大多非为市场中搜寻而来，一般为推荐人士，要么是股东代表,要么是有合作关系的比较熟悉的合作伙伴，有时候也有通过业务关系在市场中搜寻而来的有名望的专业人士，但在中国企业中这个指标数值较低，只占10%。主要还是由大股东、控股股东推荐。这就出现了矛盾，独立董事应该维护小股东的利益，如果是来自大股东和董事会主席的推荐，这些独立董事又如何能够维护小股东的利益？目前中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一产生就是受限制的，和主要的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
也不仅是独立董事，董事会的任命也存在这个问题。不同的投资人在企业中的利益是不同的，政府在国有企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往往大的国有企业中，政府是唯一或者主要的所有人，因此国有大型企业的董事会成员都是按照由高到低的组织程序委任，政府牢牢控制着国有企业。那么，政府任命的董事是不是真正具有经营能力和竞争力以实现企业做大做强的梦想？
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或董事会成员，很多是退休或将要退休的政府官员，有一些人具有长期的管理经验，但他们往往是在垄断的企业或者行业从事高管工作，能否胜任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个大问题。因此，由国资委和组织部共同决定的董事长、董事会主要成员和公司高管，实际上限定了国有企业经营人才的搜寻范围。我们在国有企业中看到的跨国人才是有限的，竞争能力也是有限的。
调查中发现，48%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受访者将不考虑雇用外籍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只有26％的人考虑采用，其中68.8％的受访者考虑在三年之内启用外籍经理人;相反，外企却越来越倾向于把雇用中国职业经理人纳入议事日程，70.5%的外资企业正在考虑雇用中国经理人管理企业，而且87%的人打算在三年内实现，只有29.5%的受访企业并不打算雇用中国经理人。
对于私有企业来说，我们看到诸多企业家族特征显著，家族企业的特征有利也有弊，利在其效率很高，如果董事长和主要的股东既敏锐又聪明，牢牢抓住机遇不放松，很多民企创造由小变大的奇迹就成为了可能。但中国的家族企业也有不利的一面。中国有句话说“富不过三代”，还有句话说“能共苦不能同甘”，这是存在于中国家族企业中的两个主要问题。
发达之前大家能一起打拼，但发达以后就容易引起利益的争夺。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一些民营企业中出现了股权回购现象。之所以说“富不过三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企业都有这样的现象，当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提高管理质量，往往聘请外部的职业经理人。但是事情进展往往不那么顺利，许多职业经理人进入家族企业中以后，或者不能真正利用自己的角色，或者陷入家族利益的争斗，或者难以融入家族企业文化，市场化的竞争能力表现不足，家族企业难逃发展瓶颈。好在是目前民营企业家的第二代中，许多人开始接受正规的管理教育，这也许是民营企业利好的因素。
对于在华的外资企业而言，其公司结构一般是由其母公司决定，其企业文化也由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决定，控股公司的董事长，无论是美国的、欧洲的还是日本的，往往不太具有决策权，代表着信息的沟通，起着上传下达的作用。或许其中的某一个董事长在决策具体问题，其他大都主要担当沟通功能。
在外资企业中，对其高管的评估往往由市场决定，对董事会负责，由业绩说话。而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评估往往是由国资委担当，国资委的目标是保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是对国有资产的汇报，而不是对投资者的回报。尽管利润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相比较中国国有企业而言，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更为市场化，更与国际接轨。它们对决策更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市场份额。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资产很庞大，为了追求当年的营收目标,很可能忽视长远的目标而只看眼下，保本就好，不去追求市场份额。
调查还发现30%的企业没有对独立董事进行过评估，独立董事往往流于形式。由于缺乏激励机制，这些独立董事一般只是发挥咨询的功能和形象大使，而不能承担真正的责任，比如企业增资扩股能否与证监会沟通，比如企业发布年报能否真正监督。也就是说，今天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有相当比例的独立董事，但远远低于我们希望的标准水准。
目前，许多公司开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动机不一，据统计，出于遵守法律规章以及政府机制的要求占到57%，为了学习职业经验与优化决策制定的占32%。独立董事来源主要为大学或研发机构、猎头公司、相关领域的公司、政府等，背景分布为工程或技术、经管、法律、财务或审计，比例分别为16%、14%、18%、36%。其角色主要是决策和咨询。
究竟如何提高企业管理质量，从宏观上讲，坚持完善市场经济和政企分开的原则，完善经济政策改革，培养更多的职业经理人，促进立法以及法律实施，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是上策;从微观上讲，完善企业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内部则建立明确规整的架构，调整均衡权力、责任和利益，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保持知识积累，引入内外部审计与监督体系，才是正途。
在华企业 篇4
一、企业文化及跨文化的涵义
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学术界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创立、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包括企业管理中的硬件与软件、外在文化与内在文化两部分。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创立、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意识、习惯等领域的文化现象。企业管理界普遍认为,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形成, 并共同遵守的企业目标、价值观、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等。
跨文化 (Cross-culture) 。当两种或更多的文化碰撞在一起时, 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状态, 蕴涵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特有文化交织和融合所形成的现象和状态。
二、在华外企、合资企业跨文化发展历程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越来越多, 在华外企、合资企业跨文化管理在中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照搬母国管理模式, 按西方现代管理模式进行管理, 制定了严格的工作规章制度, 管理人员大多是西方国家空降过来。第二阶段是文化互渗阶段, 双方进行了有目的的文化交流、渗透和整合, 日常流行文化欣赏、语言、饮食等方面相互渗透, 逐渐认知了解和接受对方文化, 完成了人力资源从外籍化到本土化的转变。第三阶段是文化相互融合阶段, 有待进一步从低层次向深层次的融合, 彼此吸收对方的优异文化、相互弥补、共生相济, 进行深层次的文化融合。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及中西方行为准则差异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作为东方文化的发端, 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与企业文化相关的主要特性有三方面:一是重义轻利观念,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舍生取义”, “不义之财”, 这些重义轻利的观念对于引导员工追求更高境界有较好的益处;二是中庸之道观念, 反对过犹不及, 重视和谐, 主张维持现状、否定变革,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辩证地利用中庸之道积极和消极的作用;三是重伦理道德观念, “忠孝、仁义、三纲五常、克己复礼”等为伦理的核心思想体系, 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 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充分重视其作用。
(二) 中西方行为准则差异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同一行为有不同的含义, 同一行为在不同文化中也可能不一样, 同一心理过程可能表现为截然不同的行为。如在合资企业中, 中方员工对外方员工表示友好的方式可能是与其拉家常, 但外方员工可能会把这种关心视为对他人隐私的窥探, 是不礼貌的行为, 并使外方员工不适。中方、西方由于文化上的差异, 员工的观念和行为在企业管理、职业行为及日常交往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体现在以下方面:
金钱观念:西方员工主张金钱万能, 而中方员工主张金钱并非万能;
成功观念:西方员工主张自我实现, 而中方员工主张团队成功;
时间观念:西方员工主张守时、快节奏, 而中方员工相对散漫、和缓;
沟通方式:西方员工采取直接明了, 而中方员工表现为含蓄、模糊;
竞争观念:西方员工强调突出竞争, 而中方员工强调和谐;
家庭观念:西方员工强调自由主义;而中方员工家庭观念强;
契约观念:西方员工强调以法律为准绳;而中方员工以道德、伦理为准则。
四、在华外企、合资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存在问题
文化传承的不同, 影响着管理的实践。一个在某些特定文化环境中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方式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的运用, 可能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目前在华外企、合资企业企业文化建设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价值观融合不佳
由于员工的不同价值取向, 导致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样的情形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 并将导致文化冲突与摩擦。目前在华外企、合资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始终未能较好地解决中西方价值观的差异问题。
(二) 企业文化建设缺乏艺术性和权变性
我国的外企、合资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相比早期有一定的进步, 但是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仍然出现了诸多不尽人意的问题。从最初的全盘照搬西方企业文化导致水土不服的现象, 到其后的中西企业文化互相渗透出现的文化冲突依然, 尽管目前我国的外企、合资企业提倡中西文化融合, 管理层做了大量的努力,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仍然是不尽人意。主要原因是, 在企业文化体系的精神层、制度层、物质层和行为层等方面的具体建设中缺乏艺术性和权变性。
(三) 跨文化沟通不畅
在华外企、合资企业在中国经历一定时间的发展, 双方职业人士有了一定交流沟通, 并通过定期的职业培训, 有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在进行跨文化沟通时仅局限于较浅层次的沟通, 对于深层次的沟通依然不畅。比如, 在华外企、合资企业管理实践中很少有双方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组织, 对于中国员工的“聚餐文化”, 西方的管理者依然是很难理解。
五、在华企业跨文化管理下企业文化建设的建议
跨文化管理中如何实现中西企业文化相生共融、相互促进, 解决当前企业文化冲突加剧的现象, 管理者在企业文化建设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应该体现出灵活性、权变性和艺术性。
(一) 企业文化精神层建设应体现多元文化
企业文化精神层的建设应注重中西企业文化的结合、融通。在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最高目标、企业精神和企业道德等方面均应体现多元文化的特点。
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核心价值观虽然是相对稳定的部分, 但是也应随企业的发展及时进行更新。通用电气 (GE) 的跨文化管理成功一面值得在华的企业借鉴, GE业务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 连战连胜130多年, 其“开放包容”正是多元文化的核心体现, 1985年, GE提出了5条价值观, 1999年, 在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的推动下, 不仅改写了六西格玛的重点, 而且重写了通用电气的价值观。
企业最高目标。在企业最高目标的制定应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和条件进行客观全面的专业分析, 有必要请专门的机构如咨询公司、研究机构等进行专业分析, 以求企业最高目标的制定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
企业哲学。企业哲学作为来华外企 (合资企业) 其经营理念是对母公司的传承与发展, 应体现悠久的良好的价值理念。如美国联合利华经营理念“小即是美的”, IBM公司“沃森哲学”经营理念之一“必须尊重个人”, 充分体现了长期经营所得的经验总结和升华。
企业精神、企业道德方面以中方传统文化为侧重点。企业精神的设计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在华外企、合资企业的土壤是中国, 其企业精神的设计必须植根于中国, 为中方员工所能理解和接受, 直接翻译过来的企业精神很难为中方员工。企业道德的设计必须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体现中方传统文化的特性。比如近年报道的在华外企行贿丑闻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现在大多数在华外企、合资企业也强调“和谐”的经营理念, 就是对中方传统文化最好的理解和吸收。
(二) 制度层建设应突出刚性、强化“硬”管理
制度层是企业文化其他层次实现的保障, 没有良好的制度层, 企业文化其他层次均成为空中楼阁和纸上谈兵, 制度层的建设应突出刚性、强化“硬”管理, 应做到以下三方面:
1、一般制度要“硬”。
科学管理主要依靠刚性管理, 中国企业文化管理普遍欠缺的就是科学管理, 在生产管理制度、服务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产品销售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奖惩制度的制定必须强化刚性和科学, 中资员工接受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时间较短, 传统的“中庸之道”、“差不多”和“和谐”的思想很容易影响企业一般制度的制定。同时, 可以借助计算机信息系统和人机监控系统等现代化管理手段开展“硬”管理。如惠普公司在中方的企业对办公用品进行了科学的计算和量化, 新入职员工领用的钢笔数均经过科学计算并明确的规定。这就是科学管理成本观念的细节体现。
2、执行要“硬”。
健全的制度构成了严密的管理机制, 成为企业成功的有力保障, 但必须落到实处才能产生效力。企业文化在变革的过程中, 会遇到个种阻力, 因此, 执行必须强硬才能避免企业文化成为口号和一纸空文, 必须做到三点:一是组建稳定的领导队伍, 推动文化变革, 仅有部分领导的决心, 而没在领导团队中达成共识, 企业文化变革会很难推进, 必须有一个稳定的领导团队;二是组建稳定企业文化管理部门, 负责专职推进;三是设计严密的绩效评价体系, 负责定期考核, 及时奖惩。
3、特殊制度“硬”中有“软”。
为体现制度的刚柔并济, 对于某些特殊制度或非程序制度的制定可以兼顾中方文化特征, 如总结表彰会制度、领导员工对话机制的制定可以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三) 物质层建设应体现企业自身特色
企业文化物质层的建设应兼顾中西企业文化, 体现企业自身特色。物质层是企业文化的表层部分, 是精神层、制度层的载体, 折射出企业的经营思想、哲学、作风, 应这种体现企业的特色, 为全体员工引以为豪, 产生凝聚力和归属感。在企业名称、标识方面, 应具有创造性, 形式易记易认且寓意深刻, 符合企业性质和产品特性, 文化上能满足中西方风俗习惯和语言习惯, 比如“埃克森”标志的设计就是举世公认的好标识, 从创意到设计花了三年的时间, 从音到形, 在世界各国语言都认为是无懈可击的完美标识;在企业厂容、厂貌、周边环境、建筑风格、办公环境, 应体现多元文化的特征和高标准的追求;生产工艺设备应采用新技术、节能环保的高端产品;产品的设计、包装、营销应体现健康、绿色的营销理念;企业文化、娱乐、体育设施均应表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
(四) 行为层建设应注重多元文化相生共融
行为层企业文化建设应注重中西方企业文化相生共融、互相学习, 方式方法均应具有权变性和灵活性。行为层是指企业大部分员工在生产经营活动、学习娱乐过程中所形成的日常活动文化, 包括企业风俗、宣传、人际关系、文体活动所产生的文化, 是企业精神和价值观的动态体现。行为层企业文化建设应做好以下三方面:
1、以人为本。
人是企业文化的主体, 中西方企业文化均注重塑造人、培养人, 东方管理的精髓就是人本管理, 注重人的内心、满意度、幸福感、人际关系的和谐。比如几年前一些外企的法定放假, 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十一”长假、中秋节等传统节日, 导致很多中方员工的不满和反对。外企在尊重个人方面, 摩托罗拉公司的做法值得借鉴, 摩托罗拉公司提倡“尊重个人”, 其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全员参与企业决策, 鼓励团队合作, 并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职业培训机会、晋升空间以及员工福利等方式, 达到肯定员工尊严的目的。
2、全员参与。
应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 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不同文化的人参与其中, 让员工参与企业文化的建设, 共同沟通, 有利于员工理念的转变, 参与的员工越多, 不同文化的隔阂就越少。一些外企的做法值得提倡。通用电气 (GE) 设有一个培训中心, 在培训中心员工和总裁可以面对面辩论, 表达不满和提建议, 设立以来, 累计达20多万员工参与了活动。在戴尔公司企业文化规定:全体员工有权自由表达看法和进行直接的沟通, 沟通方式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在组织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间游弋, 并不局限于固有层级的沟通方式, 如某高层管理者有“只能在同层级间沟通的想法”, 戴尔会立即采取行动压制这类想法的滋生和蔓延, 并亲自询问任何员工。戴尔以自身实际的行动诠释了“全员参与”的重要性。
3、构建学习型组织。
通过学习能改变偏见达成共识, 消融不同文化上的冲突, 形成良好企业风俗和人际关系。创建了学习形组织的企业, 才是最有活力的企业。如, 微软公司的创始人盖茨十分注重创建学习型组织, 他主张通过全体员工相互学习以达到资源共享的目标, 通过共享的方式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 只有学习型的组织才能保持永远的活力。
摘要：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和企业跨国经营日趋深入,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冲突表现尤为突出。如何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的文化冲突摩擦, 成为跨文化企业管理中最迫在眉睫的问题, 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企业文化建设, 在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 建设的艺术性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企业文化,跨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James.F.stoner, R.Edward Freeman, Daniel A.Gilbert Jr..Management.Prentice Hall
[2]张德.企业文化建设[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3]马晶梅.跨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策略研究[J].北方经贸, 2006 (2)
在华企业 篇5
行社会责任
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外资企业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及生产技术引入中国的同时，也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引入中国。
2008年，对中国来说是极为不平常的一年――无论是席卷华南的冰雪灾害，还是撼人心魄的汶川地震，无论是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还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都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不仅亲眼目睹而且亲身参与了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也比以往更广泛、更深入地履行了社会责任。
经过30年的历练和发展，更由于过去一年的不凡经历，外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形势，也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五大新形势提出挑战
中国政府日益重视
近年来，中国政府参与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持续增强，这种能力反映在宣传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以法律约束并监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2008年1月4日，国资委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要求中央企业带头全面履行社会责任。同年9月9日，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指引(草案)》，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履行社会责任设立了底线标准――括但不限于26项中国法律法规和19项国际公约。《指引》倡导社会责任有缺失的跨国公司改善自己的行为，鼓励在华跨国公司做得更好。
2008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开放合作，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应该在市场运作中采取谨慎，稳妥、负责任的态度，充分顾及整个经济平稳运行，认真应对各种风险和隐患，主动防止因自己经营不当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冲击。这是每一个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正式阐述中国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立场，引起了广泛关注。
此外，各类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会议、论坛、评奖活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政府对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及鼓励更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用意。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外资企业在华履行社会责任不再可有可无，也不再浅尝辄止，而是有方向、有规则、有监督的系统工程。
经济危机的影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波及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衰退已呈不可逆转之势。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削弱了许多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甚至使他们陷入财务困境。一些百年历史的大公司相继宣告破产，更是严重打击了企业界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是否还要履行社会责任?应该怎样制定今后的社会责任方案?这成为摆在跨国公司面前的一项严峻课题。
对此，安利公司全球总裁德-狄维士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企业的经营理念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企业的某一项战略。否则，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企业业绩不好，企业很可能会放弃社会责任这样的战略。
金融危机发生后，渣打银行中国区负责人曾?Z璇明确表示，“渣打不会削减既定的CSR项目，不仅不会减少，可能还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经济波动的时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的不期而至，不仅考验着跨国公司在华履行社会责任的决心和诚意，也考验着他们在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水平。对成熟的企业来说，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一种信念，这一信念不应该因为经济危机而转变或动摇。面对经济危机，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更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与政府和社会共度时艰，共同创造危机之后的繁荣。
值得一提的是，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缺失责任监管，或者说是由于不负责任的企业唯利是图而引发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企业如果过分追求利润、不能切实履行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将给这个世界乃至其自身带来怎样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本土企业不断成长
近年来，中国的本土企业不断成长，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以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中远集团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在节能减排、绿色办公、清洁能源、社区建设、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业绩，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标杆企业。与此同时，以南都公益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基金会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开始步入正规化，制度化、常态化。
据统计，中国共有超过120家各类企业在2008年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数量前所未有，发展速度惊人。
从总体上看，中国本土企业与外资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和专业性方面，正在不断缩小差距，并逐渐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下一阶段，外资企业如何面对本土企业的强势崛起?是否能够继续领跑?人们拭目以待。
公众期望值高企
长期以来，带有倾向性的舆论宣传为跨国公司罩上了眩目的光环，令中国公众对外资企业普遍怀有敬意和好感，因此也常常出现公众期望值过高的情况。去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一些世界知名的企业就遭遇了“跨国公司铁公鸡排行榜”事件――捐少了不行，捐晚了不行，捐了没说也不行。一时间，中国公众近乎苛刻的态度及咄咄逼人的气势令外资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深感尴尬和无奈。
从理性的角度看待这一事件，仅以某次赈灾捐款的数额来判定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是没有道理的，反映出目前中国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中国公众如此激烈地抨击跨国公司的“吝啬行为”，也表明他们对于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责任抱有很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有时是不切实际的。
寄予厚望也好，不切实际也罢，这毕竟是来自中国民间社会的真实的声音，客观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公众群体的情绪和心态。任何希望在中国长期开展业务的跨国公司，都必须对此充分重视和仔细研究，同时也应该籍此审视和提升自身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丑闻引发信任危机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媒体关于外资企业的负面报道有所增多。这其中既有久未解决的老问题，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技术保密等，又有近期暴露的新问题，如质量安全、商业贿赂，利润转移等。凡此种种，逐步褪去了多年以来罩在外资企业头上的光环。经济危机爆发后，山东、广东等地集中出现了外资企业非正常撤离的情况，一度在当地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中国公众对于外资企业的信任危机。
尽管上述现象只是个别公司所为，但必须看到，这些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在华外资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声誉，使外资企业在华履行社会责任面临十分不利的舆论氛围。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善意的举动都有可能被视作“心虚”，“作秀”，甚至是“伪善”、“赎罪”。如何应对和化解这种不利局面，一方面考验着外资企业的危机处理能力，另一方面也迫使有意在中国长期发展的外资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必须做得更扎
实、更持久。
五大新趋势指明方向
内容与形式更趋丰富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这个词组最早是由美国人谢尔顿在1924年提出的，指企业不能仅以获取利润为唯一目的。还应照顾到雇员，消费者，债权人、社区、环境，社会弱势群体及整个社会的利益。经过80多年的实践，这一概念从外延到内涵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企业社会责任绝不简单等同于慈善公益活动，而是要求企业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诚信交易、社区责任、信息披露等方面付出更大努力。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以与自身产品直接相关，但应赋予新的视角和内容，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有一项已经实施了半个多世纪的政策，即禁止向12岁以下的儿童销售带气饮料和富热量的软饮料。2008年，该公司扩大了针对儿童的广告与营销政策的适用范围，使其涵盖了所有饮料。该公司在传统广告领域的所有营销信息都将不再以12岁以下的儿童为直接目标受众，从而使父母或者监护人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更好地为他们的孩子选择饮料。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也可以与自身产品无直接关联，只是在大方向上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相一致。以美国3M公司为例，2008年他们在中国参与的社会责任活动包括：保护普氏野马，高校学生创新论坛暨研发探秘活动、森林多重效益项目、淡水保护项目、“零碳排放”暑期音乐会、“绿色办公”项目等，涵盖范围极广。
方式上更加因地制宜
企业社会责任存在很强的地域特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参照体系有很大差异，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也会有所不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标准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历史传统，文化特征密切相关。中国学者徐尚昆和杨汝岱通过调研得出结论，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西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既有共同的部分，也有各自独特的部分。其中，共有的维度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以人为本”和“公益事业”；中国独有的维度有“提供就业”，“商业道德”和“社会稳定和进步”，而在西方企业极为重要的“股东权益”和“平等”两项在中国企业调查中未被提及。另外，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反映出经济转轨时期的特征。
跨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公司对此深有感悟。去年发生汶川地震后，许多中国员工建议将捐款汇入民政部的救灾账户，伦敦总部却有不同的观点一一原因是企业的捐赠对象绝对不能是政府部门。而在中国，救灾资源必须由政府及其主管的民间机构进行调配。这几天的延误令阿斯利康公司身陷窘境，一度被列入跨国公司“铁公鸡”榜。后来，该公司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吴浣苓女士急中生智，向总部作出了无奈的解释――“民政部是那些慈善协会的爸爸”。最终，伦敦总部特批的600万元善款于5月21日被捐到中国慈善总会，2500美元在震后第一天经由外商投资协会原研药分会，捐至中国红十字会，而员工们个人捐赠的共计113万元，捐至民政部。
在西方国家，如果一家公司在灾难发生后宣布自己捐款，并公开捐赠额度，会被认为是借机牟利。按照惯例，企业的捐赠情况只在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说明。2008年5月，国际包装业巨头利乐公司总部共拨款3000万美元，计划一半用于救助缅甸风灾，另一半用来救助中国汶川地震。利乐公司在缅甸没有对外公布，但考虑到中国特殊的舆论环境和民众心理，选择在中国公布。出于现实需要，自5月下旬起，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也开始逐一登记属下会员企业的捐赠情况，发送给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和媒体，并在其官方网站首页每日更新。
更少急功近利，更多长期行为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来，中国政策稳定、市场繁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令外国投资者信心倍增，许多知名的大公司已做好在此长期发展的准备。相应地，他们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减少了急功近利的做法，更加注重长期行为，愿意与中国社会共同成长。如美国摩托罗拉公司早在多年前就喊出了颇能打动人心的口号：“做中国社会的好公民。”
2007年6月，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做出了一项长期承诺――在饮料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多少水，就以安全的方式向大自然返还多少水。该公司将主要在三个方面落实这些措施：减少饮料生产中的用水；循环利用饮料生产过程中的用水；补充社区及大自然的水量。
雀巢(中国)有限公司在云南合作咖啡农场也是经常被提到的一例。1989年，该公司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个长达14年的协议，并在这份协议中承诺：雀巢按照美国现货市场的价格收购咖啡，作为农民利益的保障，上不封顶，而下设最低收购价格。同时，该公司提供技术人员、种苗甚至免费农具贷款，并承诺不拥有土地，不拥有固定资产。
这些做法不仅将社会责任与企业的专长紧密结合，而且将企业的发展与中国人民的福祉长期结合。
注重与本地专业机构的合作
社会公益事业绝非凭借一己之力即可完成，需要专业机构的支持和参与，特别是本地专业机构贡献的智慧、人脉和专业知识，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出于成本、效率，效果和影响力等多方面的考虑，越来越多的外资公司在华履行社会责任时不再自行其是，而是倾向于与本地的专业机构合作，综合双方的优势和资源，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百事中国公司联手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同推出全国性的、长期的公益项目――“百事明天”农民工子弟助学计划：阿斯利康中国公司与复旦大学附属耳鼻喉科医院联合发起全国“爱鼻日”健康教育活动；可口可乐中国公司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保护长江流域的淡水生态系统。这些活动都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
中国渐成全球社会责任的重点和榜样
以往，跨国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习惯于沿用总部所在国既定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满足于向企业的全球社会责任报告提供部分本地数据。随着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攀升和发展潜力日益显现，部分跨国公司开始选择中国作为其在全球履行社会责任的重点和榜样。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变化。
2008年10月11日，美国安利公司首次在全球公开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将发布地选择在中国北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安利(中国)公司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领先于全球的其他分支机构。据悉，自1995年进入中国起，该公司与各地分公司在每一财年都有专款用于履行社会责任。截至2008年6月底，累计投入人民币达2.5亿元，实施项目4100多个。美国安利公司希望通过其在中国的社会责任实践给全球其他分支机构做一个好榜样。
总之，在华外资企业应该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努力将母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传统，优势、资源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创新和突破，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与此同时，中国从政府到民间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除了保持开放心态和快速发展，还要改善国内的政策环境，舆论氛围及提升专业服务水平。
日资企业在华投资出现拐点 篇6
6月20日下午，中国日本商会在北京长富宫饭店举行《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6年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中国日本商会会长古场文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兼白皮书调查委员会委员长田端祥久向记者介绍了白皮书的情况，以及过去一年日本在华企业的现状。
日资企业在华投资规模缩小
在中国努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并扩大经济规模的进程中，日资企业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白皮书披露了一组数据：在贸易方面，2015年日本在中国的各出口对象国中位居第二，金额达到1357亿美元;进口位居第三，金额为1430亿美元。对中国来说，日本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进口零部件等材料以及机械等设备，在国内进行加工，再将加工后的产品向全世界出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进口的核心部件以及机床等主要来自日本。
在投资方面，进驻中国的日资企业为23094家，占外资企业整体的7.9%，在各国在华企业数排名中位居榜首。日资企业直接或间接雇佣人数约超过1000万人。
但是，这份《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6年白皮书》也显示，2015年日本对华投资额为32亿美元，同比减少25.9%，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从未来对华投资的意愿上看，希望扩大投资的意愿出现持续下滑的势头，特别是出口型投资下降明显。
近年来，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消息不绝于耳。2015年2月5日，知名日本企业西铁城集团在华重要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解散，并突然通知与全体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这一突袭的解散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并引发了人数众多的工人集体谈判，此事还被认为是日资撤离中国的标志性事件。
同样是在去年，松下电器计划将日本本土以外生产的波轮式洗衣机迁回至日本静冈县袋井市工厂。大金工业公司计划进一步把投放日本国内市场的家用空调生产从中国迁回位于滋贺县的工厂。夏普计划在栃木县矢板市工厂和大阪府八尾市工厂分别生产更多机型的液晶电视和冰箱，推进回迁。日本知名服装品牌优衣库也在加快撤离步伐，2015年7月，优衣库在入驻京东仅三个月后，就选择关闭旗舰店。
日本的一家调查机构每年都发表进入中国企业的名录，去年12月出版的最新一期加进了“撤资企业”名录。据这家机构统计，2010年从中国撤资的上市企业有12家，2013年已增至76家，是3年前的6倍多。
不只日资企业，其它一些知名外资企业，如耐克、富士康、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则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日企撤资原因多种多样，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今年1月发布的题为《“新常态”结构调整下在华日资企业的经营状况》的研究报告显示，关于缩小业务或是撤退原因，回答“销售额减少”的企业有67.1%，“采购成本、人工费等成本增加”为63.6%，“发展潜力小”为36.4%。
但是，中国日本商会会长古场文博也表示，尽管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规模在缩小，但并不是每个行业都缩减投资额。他表示，2015年是日资企业对华投资战略发生转变的重要拐点。从出口型企业来说，中国的优势在逐渐减弱;但从另外一方面，内销型企业则将中国视为有潜力的市场。日资企业期待在消费领域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
实际上，超过一半的日本企业是处于盈利状态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每年实施的“亚洲、大洋洲日资企业活动实况调查”显示，针对2015年年度营业利润回答为“盈利”的在华日资企业比例为60.4%，虽然同比减少3.7个百分点，但仍连续3年超过6成。
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对话
这是日本在华商会连续第六年发布白皮书。自2010年起，中国日本商会制作并发行《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白皮书》。白皮书针对中国日本商会及中国各地商工会的法人会员，共8894家日资企业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2016年版白皮书共计28章483项建议，由约50位活跃在对华业务第一线的中国日本商会会员企业的专业人士撰写而成。
白皮书调查委员会委员长田端祥久介绍，2015年，商会向中国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部门约90个政府机关发送了白皮书，并展开了对话。如在2015年6月至今年3月之间，与商务部亚洲司、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合作司交流;去年，商会领导还与地方日本人团体展开合作，与黑龙江、湖南、湖北等省的政府领导对话，并直接递交白皮书。
在2015年的白皮书发布后，商会提出的多个主要项目依照建议的方向得到了改善。比如说无纸化通关有所进展，通关周期缩短;外国企业和海外文化创意产品的限制放宽，准入障碍被废除。
同时，白皮书也为未来一年提出三点建议，包括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对外开放新体制。田端祥久说，2016年建议的诉求依然延续了去年“确保公平性”的整体理念，三点建议与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方向相一致，相信其中的很多内容可以为中国政府具体实施改革提供参考。
在华企业 篇7
GE、三星、沙特基础工业等国际知名外资企业将中国企业作为其风险投资的重要选择。新一轮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区别于以往, 不是看中低廉的生产成本, 而是看中中国企业在新材料、新技术方面研发能力的不断提升。
“创新中国2016国际论坛”11月14日在上海举行, 与会企业代表多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和风险投资部门负责人。他们表示, 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聚焦点将在新材料、新技术等“硬科技”, 工业与信息智能技术的结合将推动制造业发生颠覆性变化。
近年来, 受制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提高等因素, 一些外资企业选择撤离中国市场,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外资企业的研发和风险投资团队却在加快在华投资的步伐。
11月14日, GE、三星、沙特基础工业等外资企业与上海市宝山区政府共同合作参与的创投基金正式启动运营, 基金主要投资领域将为新材料及应用, 投资对象以创业为主, 海外技术引进为辅。
外资企业之所以对在华投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是因为一些新材料、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领域, 国内外差距并不大, 而随着中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以及科技研发和应用人才队伍的不断壮大, 在中国投资“硬科技”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GE研发副总裁克里丝汀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GE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有60多个实验室, 专注于寻找新材料, 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步给GE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制造业创新的未来在于数字和物理世界的融合, 信息技术创造的可能性最终还是要通过制造业来实现。
她举例说:“比如, 3D打印技术展示了数字和实体的结合, 这项技术使得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周期可以缩短15%, 可能几周就有新产品推出, 但最终是要通过新材料和机器来将点子变成现实。”
然而, 相对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 专注于新材料、新技术的“硬科技”的研发应用周期将更长。沙特基础工业风险投资总裁拉吉夫表示, 新材料的研发周期可能是10至15年, 但这是非常正常的周期。“我们通常不会选择周期在3至5年的技术创新, 因为有的技术很复杂, 注定不可能很快投放到市场, 但这样的技术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制造业需要回归本源, 就是质量和创新, 这是德国企业给我们的启示。”菲尼克斯电气中国区总裁顾建党说:“直至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 德国企业依然坚持认为, 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在于技术, 而不是商业模式, 因此战略投资者将更加关注材料、机器和信息等颠覆性创新项目。”
研发投入投放在哪里决定了一个企业能够走多远。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徐子瑛表示, 近5年来, 上海的制造业企业正在转型发展, 当前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集中在集成创新和应用创新, 而国外的一些科技实力较强的企业则更关注基础工业研发。未来,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将是上海重点发展的方向。而钢铁、船舶、化工等传统行业也有待于借助新技术实现转型发展。
在华企业 篇8
一、价值链扩张的相关理论
(一) 自有品牌
零售企业自有品牌在国外又称PB (Private Brand) 自有品牌、PL (Private Label) 自有标签和SB (Store Brand) 店家商标, 从不同角度, 自有品牌被赋予不同的定义。
根据自有品牌的特点, Hoch对自有品牌定义是:唯一一个可以包含整个卖场产品种类的品牌;唯一零售商可以完全自主决定销售方式、存货规划等决策的产品;一定是放在最醒目的货架, 且不需支付上架费用, 可以将产品价格折扣100%转至消费者身上的产品。
欧洲零售行业协会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中把零售业自有品牌定义为:凡是消费者产品是以配销商利益为着眼点, 并且以配销者的名字或商标为名, 透过配销者自己的市场通路销售出去者为自有品牌。美国自有品牌制造协会网站对自有品牌的定义是:自有品牌产品包括所有零售商品牌的商品。这一品牌可以是零售商自己的名称, 或是零售商专门创立的名称。 对零售商而言, 它们可以通过自有品牌产品来提升销售量, 以及获取顾客忠诚度, 因为自有品牌使得零售商和其他竞争者产生了差异化, 自有品牌可以加强零售商的形象并巩固其与消费者间的关系。零售商认为:消费者可以在任何地方买到制造商品牌的商品, 但只能在他们的店里买到该自有品牌的产品。
(二) 价值链及其发展
1.价值链。
价值链概念最早是由Poter在其 1985年出版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 认为企业的价值链 (如图1所示) 是以独特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的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包括内部物流 (采购、存货等) 生产, 外部物流 (库存和分销) 、销售和营销以及服务 (交易商支持和客户服务) ;辅助活动包括基础部门 (计划、财务、信息服务、法律) 的技术开发 (研发、产品设计) , 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企业各种生产经营活动, 都是围绕企业创造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展开的。竞争者价值链之间的差异决定了竞争优势的差异。
来源:Porter, M:《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Kogut1985年年用比较优势原理分析了价值链各环节的空间布局与国际范围内产业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他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 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 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链条上, 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 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等。” 与波特强调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的价值链观点相比, Kogut的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2.产业价值链。
Kaplinsky在波特的价值链模型基础之上进行了扩展, 把企业间的联系考虑进去, 包括产业间价值链和产业内价值链。按照Kaplinsky的观点, 产业价值链是指以某项核心资源为基础, 以价值增值、创造为目标的、具有相互衔接关系的涉及原料采集和运输、设计研发、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分销、售后服务等若干纵向企业价值活动的集合。不仅企业内部存在价值链, 一个企业价值链与其他经济单位的价值链也是相连的, 任何企业的价值链都存在于一个由许多价值链组成的价值体系中。但是, 企业价值链是一种纵向结构, 由上而下进行控制;而产业链是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外化。企业价值链研究的是企业内部的活动, 而产业链与产业价值链研究的是企业之间的活动。
3.全球价值链。
随后通过许多学者的完善, 将价值链分析扩展到全球商品链, 并进而创建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 涉及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 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当前, 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 (UNIO 2002) 。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角度从过去单纯地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扩展到全球价值链, 强调不同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价值链合作的重要性及其关联。
4.虚拟价值链。
Jefferey, F.Rayport 和 John, J.Sviokla 于 1995 年提出了开发虚拟价值链的观点, 认为当今每个企业都在两个世界中竞争, 即管理者可感知的物质世界及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 后者指电子商务这一新的价值增长点。两条价值链增值的过程基本上是不同的。实物价值链是由一系列线性连续的活动构成, 虚拟价值链是非线性的, 有潜在的输入输出点, 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和分布的矩阵。在波特的价值链中, 信息只是被看作是一系列价值增值活动中的支持元素, 信息技术只是产生价值的辅助因素, 而其本身不是价值的来源。而Jefferey, F.Rayport和 John, J.Sviokla则认为虚拟价值链任一阶段都包含创造价值五项活动:收集、组织、选择、合成和分配信息, 通过这些活动收集的原始信息可以增加价值。这里, 由于价值链扩张是向企业外部的延伸, 因此。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产业价值链。
二、跨国零售企业在华价值链扩张理论研究现状
零售行业的价值链, 是“原料—生产加工—经销商—零售商—顾客”。从零售业价值链的组成来看, 除了零售企业本身以外, 零售业价值链既包含上游供应链——制造商和经销商, 又包含下游消费者。目前, 关于零售业价值链的研究非常有限, 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 零售业价值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冯智敏 、邵西梅分析了零售企业价值链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认为零售业的价值链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选择价值, 包括企业最优规模选择、开店地点选择等。二是提供价值, 包括商品采购、商品物流、商品组合与定价等。三是顾客价值, 包括售后服务、购物环境、商品陈列、促销、广告等一系列零售活动, 为顾客提供消费途径。 贾平从企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如何优化零售企业价值链并建立支撑体系, 认为零售企业价值链由基本活动要素 (包括后勤进货、生产运营、后勤发货、销售、服务) 和支持性活动要素组成 (包括技术、采购、人力) 。陈丽清在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基础上对我国商业零售业的发展进行研究。
陈春花、赵海然在其著作《争夺价值链》中描述了跨国分销零售商与中国消费群在价值链下游部分的现象, 论述了跨国零售集团吸引消费群的经营手段、方式和原因, 并深入探讨跨国零售集团为维护自身发展的利益与中国制造商之间产生的矛盾和所追求的共同利益。
(二) 零售业价值链的理论探讨
王淑翠认为, 零售业价值链既不能简单套用波特的产业价值链, 也不能完全照搬海斯凯特等人的服务——利润链, 而是集成二者的复合价值链。
三、结论
目前的研究大多从企业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对零售企业的价值链进行, 很少从产业角度研究零售业价值链, 更没有关于跨国零售企业在华价值链扩张行为的研究。因此, 作者认为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跨国零售企业的扩张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张闯, 夏春玉, 汪旭晖.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的店铺布局与市场选择——基于28家跨国零售企业的实证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06 (5) :40-48.
[2]郎咸平.模式——零售连锁业战略思维和发展模式[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6:343-347.
在华企业 篇9
关键词：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特点,教学方法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的学情优势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的特点是学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想保持汉语教学的有效性, 就要从具体学情出发, 制定有针对性的汉语教学方案。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明显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汉语教学的学情优势是:其一, 大多数韩国在华企业职员的汉语培训, 采用集体培训方式, 有着明显的强制性和目的性;其二, 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深刻的联系, 在语言学习方面有相同点, 使得汉语教学的难度有所降低;其三,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对汉字的结构较熟悉, 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更容易入门。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的特点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的特点, 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1. 学习主体的特点
(1) 教育背景。韩国一直将文化作为教育的重点, 秉持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一般情况下,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能够参加汉语培训的大都拥有大学以上的学历, 往往是企业高层管理者, 大多数都掌握了两门以上的外语, 学习汉语有正确的学习态度、较强的语言领悟能力。
(2) 年龄。参加汉语培训的韩国在华企业职员, 多数在30~50岁, 无论是个人的人生经验, 还是对汉语的学习, 都处于一个稳定、成熟的状态。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 往往难以凭借自然模式, 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知识基础和理论认识。
(3) 学习压力。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相比,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学习汉语的目的性更强———实现与中国人正常的交流和沟通, 更好地满足工作和生活的需求, 没有汉语水平考试的压力, 培训时间较短, 可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学习汉语。
(4) 课堂表现。韩国在华企业职员希望可以在课堂上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看法, 乐于开展讨论, 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留学生的课堂表现完全不同。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年龄往往偏大, 在知识构成和社会经验方面可能超过教师, 所以在学习过程中不会对教师产生畏惧感, 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5) 性别。韩国在华企业参加汉语学习的职员, 男性多于女性, 多数都是理工科专业毕业, 汉语专业毕业的职员很少。
2. 教师主体的特点
不同于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汉语教学, 教师应在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起到不同的作用。
(1) 教师在教学之前, 应掌握学员的整体情况, 如学员所在企业的内部工作情况、学员的心理状态、学习动机等。这是因为班级是由学员所在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依据学员的职务和工种设置的, 教师应根据学员不同的情况和特点, 因材施教。
(2)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的世界观、社会经验、智力水平等都与本国学生不同, 因此, 教师应传授学习汉语的技巧, 不能采取“满堂灌”的方式, 积极做好学习引导工作, 提升学员运用汉语的能力。
(3)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不仅仅代表的是培训机构的形象, 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应注重姿态和用语, 做到大方得体。
(4) 充分掌握学员所在企业的类型、性质、工作内容等信息, 是教师有效开展汉语教学工作的前提。只有这样, 教师与学员的互动才更有效、更有亲和力, 更能够满足韩国企业汉语培训的需求, 教学质量也会不断提高。
3. 课堂教学的特点
不同性质的韩国企业、不同的学员, 在课堂教学中必然呈现不同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属于典型的小班教学, 一般为2~10名学员, 教学活动可在小型会议室或办公室进行。
(2) 学员往往需要在工作之余学习, 或是上班前, 或是下班后, 不会出现全天学习的情况, 课程时间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
(3) 因教学时间有限, 教师要想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会在一定时间内讲解大量的知识点, 并且有较强的针对性, 有时候是以话题的形式开展, 以保障学习内容的集中性。这种教学方式既可使学员更好地掌握汉语知识, 还可节省时间。
(4) 普遍将口语教学和语法教学作为重点和难点, 这是因为在职培训的目的性很强, 课堂成为学员练习说汉语的有效途径。
4. 选择教材的特点
选择教材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 教材与教学主体生活的相关性。
(2) 教材与教学目的一致性。教材不仅应保障能够引导学员进行日常汉语学习, 还应成为促进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应注重几点:其一, 尽可能的利用韩国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资料, 依据实际情况, 自主设计教材, 增强其实用性。例如, 利用网络信息资源, 采取数字化信息方式制作教材, 以使教材与企业的业务相互关联。其二, 组建汉语语言小组, 对教材进行评价, 并及时对教材进行调整, 使教材符合语言学习规律、教材体系不断完善。其三, 科学设计教材内容, 做到以人为本, 将学员的工作、生活、家庭等信息纳入其中, 实现教材的综合性, 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方法
根据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的特点, 应采取相对应的教学方法, 以使教学活动有效开展。
1.严格审查汉语教学机构的资质
一般情况下, 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培训都需要聘请外部的教育教学机构。从某种角度上讲, 汉语教学机构的质量将影响培训的质量。对此, 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根据汉语教学培训的目的, 选择在韩国人学习汉语方面有教学经验的机构, 并对其进行分析, 制定详细的合作方案。
(2) 从多个角度考核培训机构的资质, 如师资力量、合作精神、培训期限、培训价格等, 在此基础上将其纳入培训体系中。
(3) 注重人力资源部门与培训机构之间的合作, 提供其需求的资料信息, 以便更好地执行教学方案, 保障教学过程符合企业发展规划。
2.建立有效的汉语培训考核机制
虽然韩国在华企业职员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没有压力, 但是不表明不需要进行考核。考核主要是对培训机构、学员形成制约。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积极与培训机构进行沟通, 制定详细的考核机制, 并将其纳入培训合同体系中。
(2) 培训结束后, 对学员的学习状态进行考核, 并且记录在案, 反馈给学员, 以使学员了解自身存在的问题。
(3) 将学员学习汉语的结果纳入其个人绩效考核中, 以此激励学员更积极地参加汉语学习。
3.营造良好的汉语学习的企业氛围
语言学习需要具体的情境。韩国在华企业职员能否熟练运用汉语, 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锻炼。从这个角度讲, 韩国在华企业有必要将汉语学习纳入企业文化建设中, 营造良好的汉语氛围, 为职员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企业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鼓励职员在日常工作中使用汉语交流, 摆脱母语的束缚, 营造工作语言汉化环境。
(2) 举办各种汉语活动, 如汉语辩论赛、汉语会议等, 以此激发职员学习汉语的热情。
结论
针对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的特殊性, 培训机构应找到实现汉语教学有效性的切入点, 采取有效措施, 改善汉语教学方法;研究教学活动与企业业务之间的关系, 使教学活动朝着生活化、专业化、综合化、效能化的方向发展。随着韩国在华企业职员汉语教学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 教学质量和效益将不断提高, 并且成为促进中韩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关秋红.浅谈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高教版) , 2009 (4) .
[2]吴艳.对外汉语教材的生词注释研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3) .
[3]赵瑾.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理论与实践之探讨[J].开封大学学报, 2005 (3) .
[4]周洁.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模式的改革[J].考试周刊, 2011 (4) .
[5]张瑞朋.关于汉语学习网站建设的若干问题探讨[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 (6) .
在华企业 篇10
怎样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国际经营学研究领域一直受关注的重要课题[1,2,3]。因为,进入模式的选择与企业的资源投入、风险承担、市场渗透、控制水平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全球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成为更复杂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兴未艾。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外的相关研究多数以发达国家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而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视角的研究还为数不多。
综观国内,关于企业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早期以怎样吸引、利用外资为目的而进行。2000年以后,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国内学者也开始更多地从投资流出国的角度对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探讨。但是,目前的国内研究,定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即使是实证研究,又以二手资料为基础数据,多为经济、产业层面的探讨,缺乏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和验证。不可否认,这与目前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尚处初始阶段、对外投资结构中避税类投资所占的比重较大的客观事实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尽管在中国国内拥有不同国籍、行业和规模的众多外商投资企业,而且研究这些企业的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对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具有深层的借鉴意义,但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此的关注显然不足。
因此,本文拟以对华投资的韩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甄别和检验其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决定因子。从而在学术上弥补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基于企业战略视角的实证研究较少的不足,并为研究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借鉴和参考;在企业实务方面,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实践提供借鉴和启示。
2 理论考察
早期代表性的海外投资理论有:Hymer和Kindleberger的垄断优势理论[4,5]、Buckley & Casson和Rugman的内部化理论[6,7]。垄断优势理论偏向于解释在国内具有垄断优势的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而内部化理论是利用市场不完整性和与之相伴的交易成本来解释企业的海外投资。显然,两个理论因片面地强调了垄断优势的拥有和市场不完整性动因,而不足以全面地解释企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海外投资决策,但是也为之后的海外投资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之后,Dunning对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进行了整合,并将投资对象国的区位因素也考虑进去,提出较全面的海外投资折衷理论。他主张,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由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tion)、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来决定,因此也被称之为OLI模型[8]。
交易成本理论是由Anderson和Gatignon [9]提出,是目前在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中应用最广的理论[10]。该理论运用交易资产的特有性、外部的不确定性、内部的不确定性和搭便车等四项要素,解释了海外投资股权模式的选择问题。资产的特有性是指产品的专有性、生命周期所处阶段;外部的不确定性是指东道国的政治、社会风险;内部的不确定性是指企业的国际化经验、与东道国的社会文化距离;搭便车是指不以成本为代价获取利益的可能性。当企业产品的专有性高、生命周期处于初期或成长期,东道国的社会、政治风险低,企业的国际化经验丰富,与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差距大,企业的品牌价值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高控股模式进入;反之,可采取中间或低控股模式进入。
但是,企业的海外投资又是一项战略性抉择,全球市场导向型企业有可能更多地从公司整体战略的角度,选择海外市场的进入模式,而交易成本理论和折衷理论忽视了这一点。对此,Hill,Hwang & Kim主张,对海外子公司的控股水平决定于实现公司全球战略的所需。因此,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不仅要考虑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东道国的区位因素,还要考量企业的战略意图,即进入模式的选择又是企业战略的因变量[11]。Kim和Hwang把企业的全球战略区分为三个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验证了这一点,即产业的全球集中度越高、企业追求全球协同效应的程度越高、企业的全球战略动机越强,进入模式越趋于选择高控股模式[12]。另外,全球化和海外市场进入壁垒的降低,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以获取先进技术、全球品牌等战略性资产为目的,进行海外直接投资[13]。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进入模式的具体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验证了竞争优势、海外市场经验、企业家的能力、组织文化、政府政策、文化距离、市场规模、战略选择等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因子。其中,Ekeledo和Sivakumar从组织文化视角进行的探讨,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组织文化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当企业拥有优秀的组织文化时,不仅可以提高跨国经营的自信感,还有可能出于防范独有利益的流失,而倾向于采取高控股的进入模式。他们进一步通过对美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实证分析得出能够使企业在海外市场维持竞争优势的组织文化,对进入模式的选择部分显著(显著性概率p<0.10)[14]。这一观点,为我们阐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即不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进行海外投资,内部驱动力可能来源于其冒险型或学习型组织文化。
3 研究假设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战略观点和折衷理论可以得到一个理论框架,即企业拥有的资源因素、企业的战略导向和东道国区位因素对国际化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根据这一理论框架和其它先行研究结论,可以设计如下研究假设并进行检验。
3.1 企业资源因素
1)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维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15],冒险投资、善于模仿和学习是东亚新兴工业国(或地区)企业的重要特征。如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韩国企业,虽然在全球竞争中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在知识的获取和学习上具有很强的能力[16]。换言之,善于模仿和学习是东亚新兴工业国企业的组织特征之一,而在合资模式下更有利于从合作方学习到更多的市场知识、管理经验和新的技术等。
假设1:企业的学习型组织文化特征越强,其进入模式越倾向于选择合资方式。
2)差异化优势。
企业的差异化能力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7]。这是因为差异化优势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有助于企业抵消和克服因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外国成本,并能提高企业对跨国经营的自信。另一方面,竞争优势的跨国移转以人力、财力等经营资源的相应投入为条件,为了有效地利用投入资源,势必要对海外子公司采取较高的控股水平。
假设2:企业的产品差异化优势越强,其进入模式越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
3)国际化经验。
拥有较多海外市场经验的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进入目标市场[14]。但是,关于国际化经验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争议较大。如Knight & Cavusgil指出,国际化经验已不再成为企业进行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障碍,企业所具备的国际化的企业家导向性和国际化的市场导向性,可使得企业早期的国际化和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成为可能[18]。另外,国际化经验不足的企业,有可能对合资方式下的经营决策和文化上的冲突,缺乏管理能力和信心,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为此本文设立了如下假设。
假设3: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不显著。
4)公司规模。
中小企业因保有的资金和经营资产有限,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方式[17]。当东道国市场具有很强的市场活力时,大企业倾向于以独资方式进入[19]。因此,规模大的企业可利用的资源丰富,成本分摊能力强,在克服外国企业各种不利因素方面也更具优势,所以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
假设4:企业的规模越大,其进入模式越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
3.2 企业战略因素
Kim和Hwang指出,企业战略是决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12]。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企业中能够追求全球协同效应、在全球范围内调整和部署价值创造活动的,目前还为数不多,因此Kim和Hwang的全球化战略指标无法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企业。
企业海外投资的战略动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市场导向型,是以占据和扩大东道国市场为目的的投资,它是海外投资最重要的动因之一;第二,资源导向型,如获取和利用原材料、品牌、技术等为目的投资;第三,效率导向型,通过生产体系的优化配置,降低成本、保持竞争优势为目的的投资。改革开放初期,对华投资外商企业更多地倾向于利用廉价劳动力,提高价格竞争力,扩大出口为目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水平的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战略导向明显地转向于占据中国内需市场和提高市场竞争地位上。因此,本文把对华投资外商企业的战略区分为,中国本土市场导向型和出口生产导向型战略两个类型。其中,市场导向型战略对合作伙伴所具有的市场营销能力和流通渠道等赋予更大的价值;而出口生产导向型战略,因企业保有海外销售市场不看重本土化营销能力,更强调对企业的控制水平。据此可以设计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5:企业的战略导向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5-1:越是追求中国市场导向型战略的企业,越是倾向于选择合资方式。
假设5-2:越是追求出口生产导向型战略的企业,越是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
3.3 东道国区位因素
1)环境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日趋稳定。但是,在国内尚存市场机制不健全、政策法规有待完善、行政干预等不确定性因素,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进一步演化成为企业的经营风险。因此,企业感知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时,倾向于选择合资方式规避风险。
假设6:东道国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合资方式。
2)规制政策。
东道国政府的干涉和政治上的规制程度是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决定性因素[20]。表现在竞争环境、市场准入和金融政策等方面的不同于内资企业的差别化规制措施,可以变相地提高内资企业的竞争地位,同时又限制外资企业的资源获取,使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而合资方式在社会间接资本的获取上明显优于独资方式。
假设7:东道国对外资企业的规制越严,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合资方式。
4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对华投资韩国制造企业。韩国是新兴工业国,目前尚属发展中国家,而且其企业的国际化历程也较短,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进行较系统的海外投资,因此这一样本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4.1 样本来源
样本来自于韩资企业较集中的京津地区、东北三省和华东地区(上海、山东、江苏)。被调查对象限定为由韩国总部派出的管理人员,这是因为投资决策是由总公司做出。为了提高问卷设计的代表性和适用性,咨询了三名相关领域资深教授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问卷调查采用判断抽样法,以邮寄、传真、e-mail的方式,共发送560份问卷,并回收了158份,回收率达到28.2%。其中,20份因答卷无诚意、无法回访等原因而废弃,有效答卷数为138份。答卷者的职务构成为总经理46名(33.3%)、部长31名(22.5%)、次长/科长50名(36.2%),可以认定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和代表性。
4.2 变量的度量
1)自变量。
自变量度量参照国外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情境化的修改和补充,并采用了Likert5分量表。企业因素中的组织文化,主要参照Sinkula等 [21]用于测量学习型组织的指标,设计了5个提问;差异化优势参照Morrison和Roth [22]用于测量竞争优势的指标,设计了4个提问;国际化经验定义为,对特定国家社会经济环境、商务和文化习惯的了解和体验,在问卷中设计了3个提问;公司规模利用总公司的职工数来测量,并把少于300名的企业定义归为中小企业,而大于300名的企业归为大企业①。
战略导向参照Kwon [23]、Dunning [13]的研究,设计了8个提问。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参照Delios和Beamish [24]的研究和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的调查报告[25],设计了8个提问。(具体的变量构成见表1)
2)因变量。
据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26]的调查,投资于中国的韩国企业中独资企业占75.6%、合资企业占8.6%、合作企业占3.2%,说明韩国企业的对华投资中以上三种方式占绝对多数。因此,本研究的因变量设为独资企业(虚拟变量:1)和合资企业(虚拟变量:0)。
5 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研究模型及研究假设,对所得数据利用SPSS 17.0进行了统计分析。
5.1 样本的特征
样本的地域分布为,北京、天津占23.1%,上海、江苏占29%,山东占22.5%,东三省占25.4%。从投资规模来看,注册资本低于100万美元的企业占得比重为38.4%,101~1 000万美元的企业占33.3%,高于1 001万美元的企业占28.3%。从所属行业来看,电子(29.7%),机械、金属行业企业(12.3%),服装纺织(12.3%),汽车及配件(10.9%)等行业占的比重达65.2%。从母公司规模来看,企业母公司属于大企业的占31.1%,剩下68.9%企业的母公司属于中小企业。
5.2 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
利用多个变量收集的大量数据需要进行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以便对所测项目的妥当性和可靠性进行检验。因子分析就是将彼此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的多个实测变量,转换成少数几个彼此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因子的统计方法。信度分析是指采用同一方法对同一对象进行调查时,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测量项目的因子负荷大于0.50,因子的Cronbach’s α值大于0.60,通过了因子和信度的检验。(见表1)
注:在进行因子分析的过程中,有些观测变量因未能归于相关因子,而被去除。具体的项目有:组织文化中的“不是等级分明的层级制组织”;战略因素中的“规避贸易壁垒”、“学习新技术”;区位因素中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四个变量。
5.3 研究假设的检验
本研究的回归模型因因变量进入模式是用名目尺度(Nominal Scale)测量的,所以适用Logistic回归分析。其回归模型为:P(Yi=1)=1/[1+exp(-a-BXi)]
其中,P(Yi=1)代表选择独资方式的概率;Xi为自变量;B为回归系数;a为常数。具体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第一,企业因素中,差异化优势显著影响独资方式的选择(p<0.01),而且Exp(B)值为2.100,说明差异化优势增加一个单位时,与合资方式相比选择独资的概率增加2.1倍。差异化优势对独资方式产生影响是因为它有利于克服外国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对独资经营的自信。另外,拥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企业,对合资方式有可能造成的专有技术、信息和诀窍的泄露存有疑虑。
注:独资企业(虚拟变量1)共91家;合资企业(虚拟变量0)共47家。
组织文化的回归系数与研究假设相同,为负数,但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说明,学习型组织文化更多地对以发达国家为投资对象的技术资源获取型投资产生影响。国际化经验对进入模式统计上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很多并不具备国际化经验的韩国中小企业,倾向于以独资方式进入中国的现象相吻合。母公司的规模对进入模式的选择统计上不显著,而且其回归系数为负数。究其原因,有以下两方面,①在现实中,韩国中小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②不少韩国大企业出于获取市场的目的,利用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①。
第二,战略因素中,市场导向型战略显著影响合资方式的选择(p<0.01)。而出口导向型战略显著影响独资方式的选择(p<0.10),而且,Exp(B)值为1.411,说明出口导向型变量增加一个单位时,与合资方式相比选择独资的概率增加1.411倍。东道国市场导向型企业倾向于选择合资方式,是因为开辟新市场需要具备营销能力、流通渠道和市场知识等,而在合资方式下可以共享合作方的这些资源。而作为出口生产型投资,因其市场在国外不需要具备本土化的市场开发能力,强调对公司采取高的控制水平。
第三,区位因素中,东道国环境的不确定性对进入模式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政策环境已非常稳定,这些因素对外资企业不构成经营风险。但是,规制政策显著影响合资方式的选择(p<0.05)。这表明目前在我国社会经济环境中,还存有不利于外资企业发展的障碍性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体现在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金融政策上的规制和对经营活动的干涉等方面。
6 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首先通过理论梳理构建了关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模型,之后通过对在华投资韩国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收集一手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本研究构建的以企业资源因素、战略因素和东道国区位因素为统计变量的研究模型,适用于阐释新兴工业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第二,研究假设2成立,即企业的差异化优势越强,其进入模式越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第三,研究假设3成立,即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不显著;第四,研究假设5-1成立,即越是追求市场导向型战略的企业,其进入模式越是倾向于选择合资方式;研究假设5-2成立,即越是追求出口生产导向型战略的企业,其进入模式越是倾向于选择独资方式;第五,研究假设7成立,即东道国对外资企业的规制越严,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合资方式。
本研究作为新兴工业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实证研究,对我国及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具有如下的启示和借鉴。第一,本研究的模型可以应用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但是有待于开发如“关系”等更多情景化变量,提高模型的说服力。第二,拥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企业可以以独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这有利于专有技术和资产的保护及其利益的独享。但如以开辟东道国市场为目的时,与独资相比合资方式可能更有效。因为,在合资方式下通过共享合作方的市场资源和流通渠道,可以更加快速、有效地开发东道国市场。第三,如海外投资以利用廉价劳动力、出口生产为目的,采取高控制水平的股权模式或独资方式更为有效。第四,东道国环境的不确定性较高、对外资的规制较严时,合资方式有利于共担风险、提高企业的国民形象,还可以通过利用合作方的资源规避政府规制。
最后,在本研究,国际化经验未对进入模式产生影响,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Knight & Cavusgil的对于一些新生企业,经验、资本、人力资源和有形资产的不足,已不再成为其国际化的障碍性因素的观点[18]。但是,不具备国际化经验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怎样进行国际化有待于进一步商榷。在本研究调研过程中发现,不少韩国中小企业在不具备国际化经验和管理能力的情况下,迫于国内的成本压力和激烈的竞争匆匆选择对华投资,出现破产倒闭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本文还是认为,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前,应重视学习东道国的社会、文化和市场知识,同时还应在投资对象国或与之相似的市场上的直接积累商务经验,这样才有利于克服外国成本(Liability of Foreignness),并与东道国企业同台竞争。
作为不足或研究展望,首先,Knight & Cavusgil [18]所强调的国际化的企业家精神,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国际化模式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本文未能对此进行探讨;第二,学习型组织文化对进入模式的影响,在对发达国家的资源获取型投资上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最后,利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港台等华商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进行探讨,并进行规范化的横向比较研究,得出更多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摘要：首先构建了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模型,之后基于对华投资韩国制造企业的数据调查,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基于企业资源因素、战略因素、区位因素的研究模型,对于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海外投资模式,具有有效性和适用性;企业的差异化优势、出口生产导向型战略对独资方式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市场导向型战略、东道国对外资企业的规制政策对合资方式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谁惯坏了在华避税的跨国企业 篇11
不过，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手段将利润转移至税率较低的国家，是一个普遍做法。专家分析，跨国公司利用国家间的税制差异进行利润转移，不同程度地侵蚀主权国家税基。其中，发展中国家因为税收征管和法律制度的漏洞，更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利润转移的受害者。一些非营利性组织通过初步估算发现，每年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出去的利润高达350亿美元。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进程加速，他们通过跨境的关联交易向外转移利润的问题更加突出。在账面上，直接表现为大面积的亏损。据统计，自2005年以来，全国甚至有55%的跨国公司或外企的年报显示亏损。只不过，我们一边听到跨国公司大喊亏损，一边却看到许多跨国公司仍然不断涌入国内市场。
以前，我们较少看到地方政府部门查处跨国公司避税的案例，但近期有媒体透露，2011年，谷歌在华子公司或业务密切合作企业——咕果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构寻广告公司、谷歌信息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存在涉税违法行为，数额高达4000多万元。
据彭博社调查，谷歌迅速积累的财富，除了从广告等业务中获得，还得益于将其在中国等国家获得的大部分利润通过一种复杂的法律结构转移到一些避税场所，从而使其税率维持在超低的2.4%的水平。
在华跨国公司在国外纳税情况都很好，为什么在中国的避税逃税现象却这么严重？这到底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任何公司都想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跨国公司也是如此。如果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认为避税收益大于避税成本，那么，这家跨国公司就极有可能选择避税。因为跨国公司在国内的避税成本很少，低于它们在国外的避税成本。
当然，从国际上看，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在2009年4月份召开G20伦敦峰会上，众多国家首脑就郑重地提出了重拳打击所谓的“避税天堂”，并列举了哥斯达黎加、菲律宾等4个涉及的国家。
其实，越是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国家，越是重视反避税和反逃税的工作。美国是最早实行反避税的国家。美国规定，企业避税（所得税）净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除如数追缴外，还将处以20至40%的罚款。2008年的数据显示，美国通过反避税调查查补的税款是1000亿美元左右，而当年中国仅有7亿美元。可以说，中美在解决避税问题上存在天壤之别。
此外，避税是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中国地方政府对待在华跨国公司的双重标准，暴露出的不仅是企业自身的“道德感”问题，更多的是反映出中国在相关法律制定和执法力度上存在漏洞，在监管理念、监管方式上依旧落后。监管制度缺失，处罚力度不足，让跨国企业在中国淘金的时候，少了一颗“畏惧的心”，在守法成本高于违法成本的情况下，单纯谴责企业的良心无济于事。
2011年11月，在中国社科院份公布的《2011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一些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评分之低令人吃惊。在回答“外资企业在中国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何在”这一问题时，有25%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被惯坏了”，有64.48%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法律处罚不严，违法成本低”。
跨国公司“被惯坏了”与“法律处罚不严”，这两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结合的。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根子还在于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的认识存在误区：为了地方经济发展，为了招商引资，而放松了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正是这种落后的思维方式使得它们对跨国公司的监管变得消极、被动。
在华企业 篇12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直接利用外国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成效。投资企业与投资金额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而且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我国直接利用外资的企业结构也不断升级, 从刚开始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一步步转向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为主, 跨国在华企业的经营范围也从简单的制造加工不断转向为销售、服务、开发与研究一体化。在此同时, 在华企业在我国市场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依照我国的法律规定, 跨国企业主要有三种模式可以直接投资来进入中国市场: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和合作企业。在实行初期, 合作与合资是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两种重要模式。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独资企业开始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并逐步发展, 以至于到最后独资企业已经逐步取代合资企业, 成为跨国企业进入中国的首要模式, 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独资化发展倾向。
二、在华企业独资化发展倾向的原因分析
从对此现象的研究可以清楚的看出, 跨国企业直接对外投资的结构选择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制约导致的, 是在某些特定的约束下企业做出的最合理的安排。在华企业投资独资化倾向也是由许多种因素共同制约的结果, 这些主要因素包含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一) 从宏观因素来看, 在大的宏观环境下,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市场开放程度提高, 投资的领域也逐渐扩大, 从而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 进而增加了直接投资的信心, 开阔了跨国企业的投资空间, 所以致使许多外商看准了商机, 逐步舍弃合资模式进而转向独资经营。
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给外商独资化提供了信心。外商在刚开始投资时, 我国的政策不明朗, 致使办事效率低下, 市场发育不完全, 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这样对于想要在华投资的外商来说存在着很大的风险。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市场体制不断完善, 而且加入WTO后, 我国的对外法制也日益完善, 市场逐渐与国际接轨, 这使得投资环境大大改善, 降低了风险, 增强了信心。
投资领域的逐渐扩大也给在华企业独资化开阔了更大的空间。投资初期, 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许多领域还受到严格的限制, 对独资方式也较为严格。后来加入WTO后, 我国实行全方位开放, 政府也放松了管制。与此同时出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为独资经营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保障, 得到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 从微观因素来看, 在华企业独资化倾向是跨国企业对于自身的变化和公司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 是及时对全球经济逐步实现一体化做出的合适的安排与调整。
跨国企业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推动了国外经营战略的改变。随着经济的不断全球化, 国家间的交流日益增加, 推进了跨国企业一体化的经营战略。在中国的投资企业地位逐渐提高, 成为一个必要环节, 因此, 随着在华企业战略的不断改变, 在中国进行投资的在华公司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做出一定的政策调整来与适应该公司在全球化战略方面的要求。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华企业自身所代表的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同中国所代表的区域性利益之间出现摩擦时, 跨国在华企业就必须对其子公司进行控制的加强, 以保证其全球性利益的达成。
三、在华企业独资化倾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在开发新市场的过程中, 具体采用的股权结构方式直接与企业具体的归属权、利益的收入与支配权产生联系。因为东道国在开发新市场中所采用的进入方式以及具体的控制度不一样, 因此, 跨国在华企业相对于东道国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不尽相同。所以, 跨国在华企业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出现了独资化的倾向, 必然会对我国在经济领域内的发展以及本土企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带来一定的挑战与机遇。
在华企业独资化倾向带来的机遇带来的新机遇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使跨国在华企业的规模得到扩大, 从而提高其利用外资的整体质量;二是独资公司所执行的本土化战略也给我国与之相关的配套公司带来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三是有助于提升跨国在华企业投资所创造的经营效益。
在华企业独资化倾向带来的机遇带来的挑战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有可能会在某些行业内形成垄断倾向;二是合资企业在发展中逐渐转变为独资企业, 从而使中方的经济等利益遭受损失;三是对内部贸易以及转移价格进行操纵, 造成我国在监管控制方面的难度。
四、总结
在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的过程中, 跨国在华企业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独资倾向。本文从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一种模式的影响出发, 具体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对在华企业独资化的发展因素进行了分析, 并探讨了这种发展倾向对我国企业成长和经济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摘要：近些年来,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在华企业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独资倾向。本文以分析对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一种模式的影响为基础, 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这两个层面上分析了在华企业独资化的发展因素, 探讨了这种发展倾向对我国企业成长和经济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并就此现象提出了对应的建议和策略。
关键词：在华企业,独资化,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裴长洪.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一五”时期利用外资政策目标的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2006 (01)
[2]许陈生, 夏洪胜.试论在华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独资倾向及我国的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5 (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