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税模式

课税模式（共9篇）

课税模式 篇1

一、引言

企业年金, 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 旨在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制度。[1]在我国的企业年金, 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是社会养老保障的第二大支柱。从企业年金资金的运行来看, 对于个人而言, 其运行将经历三个环节:雇员交纳费用、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获得回报、企业年金到期向雇员给付。因此, 个人相关的征税领域也与这三个环节相联系:即缴费环节的个人所得税, 基金投资环节的资本利得税和给付环节的个人所得税。

2009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694号) (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相关规定, 除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实际缴付 (包括单位、个人) 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外, 其他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以及超标准的基本保险均应征收个税。企业年金也被纳入到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范畴, 《通知》明确了企业年金在缴费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年金投资收益环节, 我国尚未出台明确的税收政策, 只能参照国家对投资收益的税收规定, 按20%征收资本利得税。关于企业年金给付环节的缴税问题, 据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负责人解释:“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是分项税制, 且对退休工资或退休金予以免税, 不具备将企业年金递延至个人退休给付环节征税的基本条件”。对企业年金在给付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多年实行综合税制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的国家, 其对个人的退休金是征税的, 税务机关不仅具有完备的个人收入信息和健全的征管机制, 而且具有全国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同时, 如果在年金给付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 则税务机关必须在企业建立年金后的数十年随时监控年金的运行, 且保存数十年的个人信息, 从目前看, 税务机关还不具备这方面的征管能力。可见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课税模式为缴费环节和投资收益环节课税、给付环节免税的TTE (E代表免税, 即exempting;T代表征税, 即taxing) 模式。

从国际上看, 在企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环节上, 既有在企业缴费环节征收、在给付环节免税的国家, 也有在缴费环节免税、给付环节征收的国家, 征收环节不是统一的, 每个国家对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环节的选择, 都是与本国的税制和税务机关的实际征管能力相适应的, 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本文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来探讨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 并通过分析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年金的经济收益, 提出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年金课税模式的政策建议。

二、企业年金的涉税环节及课税模式

企业年金即补充养老保险, 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基本养老以及个人的商业养老保险共同构成养老保障的三大支柱。作为养老保险的补充, 企业年金是以员工薪酬为基础, 企业年金费用主要由企业负担, 也可由企业和员工共同负担, 一般个人缴费部分不超过总额的1/2。个人和企业分别按比例提取的金额放在个人账户下, 由金融机构托管, 并指定专业投资机构管理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企业年金普遍实行基金完全积累制。完全积累制是一种远期纵向收付平衡原则为指导的筹资方式, 其特征是建立个人账户, 是年金直接来源于企业和企业员工本身的储蓄积累, 同商业保险的性质相同, 因此企业年金的缴费并未发生实际负担。

企业和个人缴费都记入职工个人账户, 企业年金待遇按个人账户养老金存储额的多少计发。职工符合法定退休条件并办理了退休手续后, 可以从个人年金账户中一次或分次领取企业年金, 退休前如果遇到特殊重大的困难, 经申请核实也可提前领取。企业也可选择在员工退休时将积累的补充养老保险一次性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年金保险, 由保险公司以年金保险的形式定期向退休者给付。

在完全积累制下如何对企业年金进行课税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在企业年金涉税的三个环节中企业年金与个人相关的共有八种征税组合, 其中TTE、TEE、ETT和EET课税模式是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一般形式, 其他类型的征税组合属于特殊情况, 几乎没有国家使用。世界各国都不主张采用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征税, 因为从征税管理的角度看, 尚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不合理性, 而且容易挫伤补充养老储蓄的积极性。因此多数国家采用在企业缴费环节征税、在给付环节免税 (TEE) 或在缴费环节免税、给付环节征税 (EET) 的方式对企业年金课税。

现阶段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企业年金实施EET模式。例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 在欧盟15个国家中就有11个国家用EET模式。显然这些国家为鼓励企业和雇员积极参加企业年金计划, 进而推动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 对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实施免税的税收政策。如英国规定企业年金缴费计划允许税前扣除, 但同时也规定了扣除限额 (DB代计划雇员缴费税前扣除比例为15%, DC计划税收扣除限额随雇员年龄变化而变化, 即雇员年龄在35周岁以下时, 限额为17.5%, 雇员年龄在60-65岁之间时, 扣除限额为40%, 并对企业年金投资收益和免税;但是在个人领取企业年金时要征收个人所得税。[2]

通过部分国家企业年金课税模式的比较, 可以看到多数国家在企业年金的投资环节都是免税的, 只有丹麦、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征收资本利得税, 其中以新西兰缴税额度最高, 为33%, 意大利相对较低为11%, 澳大利亚居中为15%。大部分国家只在企业年金的给付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 以征收此前各环节未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因此可视为延迟征收所得税, 税率则根据各国对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而定, 但部分国家设定免征额如加拿大和意大利。[2]

三、企业年金课税中的公平和效率

(一) 企业年金课税与公平

首先从公平性的角度来理顺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企业年金的完全积累制, 使同一代间年金的差异会更加明显。因为企业年金是以工资、薪金所得额按一定的比例缴纳的, 因此, 工资、薪金的所得差异等于年金所得的差异。考虑到公平性, 无论是工资、薪金所得还是年金所得都应在累进税制下, 对其进行综合课税。在这里我们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应明确所得差异的原因。例如, 由于劳动能力和生产技能的差别而产生劳动收入的差异, 从而形成企业年金给付的差异。因此, 应考虑如何对劳动收入的差异、能力差异进行课税的问题。

第二, 企业年金所得本身由于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异的设想是否妥当的问题。即便是个人账户的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 确定年金本身的差异, 要比确定获得劳动收入的能力差异困难得多。[3]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工资、薪金反映着能力的差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 年金基金的运营收益率, 在个人之间几乎是相同的。因此, 不明确年金收入者高收入的真正原因, 而只是按照纵向公平的原则来课税, 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如果以课税的形式来调节人们之间生涯的不平等的收入差异, 则应对其遗产课征继承税或对其劳动所得课征累进所得税。[4]从公平性的观点看, 在如下的情况下应对企业年金课征累进所得税:一是尚未实施纳税人编号制度下, 向金融资产课征继承税很容易被避税, 因此应对企业年金课征累进所得税。二是由于征税部门很难观测到劳动能力的指标, 因此在现实中继承税和对劳动能力的课税难以实施。如遗产、劳动能力等直接带来所得差异的课税对象不能课以适当的税的状况下, 同劳动所得一样有必要对年金课征累进所得税。因为, 在完全积累制的前提下, 遗产和劳动能力强的人, 同劳动所得一起年金收入也会增多。年金所得与劳动所得一起以累进税率进行课征, 能够间接地矫正不公平。

(二) 企业年金课税与效率

在企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环节上, 主要包括缴费、投资收益、给付三环节的课税。如前所述, 从国际上看, 有部分国家在投资收益环节课税;而多数国家实行给付环节课税, 甚至也有学者提出对高收入者的年金所得应课以重税。我国目前实施的是TTE课税模式, 即在缴费环节和投资收益环节课税、给付环节免税。那么何种课税模式更为符合效率原则呢?

在给付与投资收益环节课税和对其他资产课税相同, 会产生效用损失。如果对为确保老后的所得而付出高额的参保费的高收入者的年金收入按高累进课以重税, 难免会发生税基流失现象, 或者会诱发对企业年金缴费的规避行为, 或削弱企业年金计划的吸引力。因此, 实行完全积累制的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 不仅要考虑公平问题, 而且对于所有资本所得的课税, 也应从长期的视点来进行研究。

完全积累模式下的企业年金所得是同个人的储蓄一样属于资产所得, 因此对其应实行零课税最为理想。因为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 最优税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增长模型中, 技术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 技术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 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政策作用通过技术进步传导到经济增长。切米利 (Chamley) 认为, 如果假定居民的存在具有无限期界, 那么长远看, 最优资本所得税税率应为零, 任何对资本所得的课税都会导致资本投资的跨代扭曲效应。而对劳动课税, 则只会对期内劳动与闲暇的选择产生扭曲, 这与现实中对资本所得应课以重税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阿特卡森 (Atkeson, 1999年) 等通过逐一放宽切米利的假设条件, 检验并支持了切米利的观点, 认为对资本所得课税是个坏主意。当人力资本作为内生投入参与生产时, 其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一起构成了技术进步的基础, 对劳动和资本所得课税会减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 进而降低增长率 (金King, 雷贝洛Rebelo, Picorrino, 1993年, 雷贝洛, 1991年, 皮科尔多, Picorrino, 1993年等) , 所以, 长期中, 对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最优税率都应为零 (巴尔, Bull, 琼斯等, Jones, 1993年, 1997年, 若比尼Roubinill996年) 。

但是, 零课税并不只意味着不课税, 还意味着不发放补助金。如果对资产所得进行零课税, 那么对年金的课税则用消费税和支出税的课税方法课税为宜。首先, 消费税是在消费环节课税, 而支出税是把储蓄作为费用从所得税税基中控除, 只对储蓄所得课税, 即在企业年金给付环节课税。长期以来对企业年金的课税, 如同支出税, 在缴费环节从税基中被控除, 但不同的是在给付环节也是全额免税。这种做法实际上如同向年金储蓄发放补贴。因此, 若想把年金储蓄做为非课税对象, 就得废除在缴费环节对年金储蓄 (企业年金费) 的扣除, 或废除在给付环节的全额免税, 应二者选一。也就是说从效果上看无论是在缴费环节上征税还是在环节上征税其对个人产生的税收效用理论上是相同的, 对现在消费和退休消费的影响也是中性的。

Correia (1996年) 指出根据不同情况, 从效率的观点看, 不仅应对年金所得实行零课税, 而且对年金资产的形成也应给予补贴。例如, 如果企业年金基金积累的外部性并未体现在年金的收益上, 则会出现企业年金基金的不足。这种状况下, 应对企业年金资产给予税收优惠以促进企业年金基金的形成。此种状态下对年金的缴费环节和给付环节都应给予税收优惠。这适用于社会资本稀缺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但是, 如果当社会资本的生产性下降时则这种做法就并不恰当了。[4]

为实现公平与效率原则, 应考虑在企业年金资金运行的各个环节上, 怎样将多种具有比较优势的课税方法有机地相组合的问题。笔者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首先从公平的观点看, 应有效运用对劳动能力的课税方法。但是, 在现实中无法对直接产生不平等的劳动能力进行课税, 因此只有同劳动收入一样对企业年金应设定累进税率进行课税。

另一方面从效率的观点看, 应对劳动所得和企业年金分别以不同层次的累进标准进行课税。《通知》既然选择了企业年金缴费环节课税, 则为使超额负担最小化, 应对劳动所得和缴费环节的企业年金不易实行综合课税, 而应分别以不同的累进标准进行课税, 并且在设定累进层次时, 对企业年金的累进层次应比劳动所得的累进层次要宽松。

四、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年金的经济收益

企业年金课税主要涉及企业年金资金运行的三个环节, 根据涉税环节的不同, 课税模式也不同。不同的课税模式下, 给个人和政府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会有所差异。在此对EET、TEE、ETT和TTE等四种课税模式通过举例进行比较, 以分析其对个人及政府经济效应的影响。

所示例子的假设条件:假设某公司采取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模式 (1) , 企业和员工按固定比例进行年金计划的缴费, 缴费额为每月100元即P=1200元/年, 缴费期N=37年, 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为i=4.50% (2) , 所得税率为T1=10%, 投资收益所得税率T2=20%, 投资收益率和税率均保持不变。

(一) EET模式的情况

EET模式的涉税环节为企业年金的给付环节, 而缴费环节和投资收益环节免税, 因此其税前供款额g前和税后供款额g后为: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

由于EET模式在给付环节课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

(二) TEE模式的情况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

由于TEE模式在给付环节免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W=98 325 (元) 。

(三) ETT模式的情况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

由于ETT模式在给付环节课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

(四) TTE模式的情况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H前=I后+g后=46 692+39 960=86 652 (元) 由于TTE模式在给付环节免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W=86 652 (元) 。

把上述测算结果归纳为表1:

通过测算, 发现EET的年金净值与TEE的年金净值相同, 即EET和TEE两种模式的效用相同, 就是说, 在税率相同条件下, 对于个人而言, 在缴费环节课税与在给付环节课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ETT和TTE这两种年金课税模式的效用也是相同的。由此可知, 在给付环节课税改变的只是税收的现金流, 并未改变个人退休后的收益。另外在测算中还发现, EET和TEE的年金净值明显高于ETT和TTE的年金净值, 但其税收负担却远远低于ETT和TTE模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 EET和TEE课税模式与ETT和TTE课税模式是政府取得不同财政收入的原因之一;

2. EET模式和ETT模式原本在缴费阶段就能确定的税收额, 延迟到待遇给付阶段时, 本身也发生投资增值, 政府的税收相应的大于缴费环节课税的TEE模式和TTE模式。也就是说事实上给付环节课税本身不会造成税收的损失, 改变的只是税收的现金流;

3. 通常雇员退休后的年金收入少于在职时工资收入, 因此给付环节课税可以使他们享受更为优惠的税收待遇。换句话说, EET模式和ETT模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

4. 从ETT和TTE模式与EET和TEE模式的比较来看:对个人来说, ETT和TTE模式涉及两个时点, 因此其对储蓄的激励效应小于EET和TEE模式;对政府来说, ETT和TTE模式的税基大于EET和TEE模式, 政府可以减少税收损失。

5. 与ETT和TTE模式相比, EET和TEE模式对投资收益免税, 使得处于某一生活水平的纳税人其劳动所得的纳税额, 不会高于靠资本收益保持同样生活水平的纳税人, 因此比ETT和TTE模式更具有公平性。

五、政策意义

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起步晚, 还属于初步建立阶段。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08年底, 全国已有3.3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 覆盖职工1038万人, 但是我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不高, 所覆盖职工仅占参加全国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截至2008年底,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约1.74亿人) 的6%左右, 而且从建立年金企业所属行业看, 大多集中在电力、铁路、金融、保险、通讯、煤炭、有色金属、交通、石油天然气等高收入行业或垄断行业。因此为鼓励更多的企业建立年金制度, 为职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补充养老保险即企业年金, 政府应当通过制定和实施多种形式的公共政策, 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 而相关税收优惠措施则是其中一种颇具激励性和引导性作用的政策手段。[5]

根据企业年金资金运行的不同环节, 有不同的相应的企业年金的课税方式。但无论是在缴费环节上征税还是在给付环节上征税其对个人产生的税收效用理论上是相同的, 对现在消费和退休消费的影响也是中性的。通过上述的论证, 《通知》所规定的我国企业年金在缴费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在给付环节给予全额免税的税收政策, 即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税收体制, 也符合公平与效率原则。然而对投资收益的课税却有悖于公平与效率原则。

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 由于企业年金的课税环节不同, 企业年金的不同课税模式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个人来说, 在缴费环节缴税而在给付环节免税的课税模式可能会使企业年金计划产生“政策风险”, 也就是说未来的政府有可能不会遵守现任政府关于不在企业年金给付环节征税的承诺, 雇员可能会遭受双重税赋, 削弱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吸引力, [6]成为企业年金发展的瓶颈。因此, 笔者认为应矫正现行政策的负面影响, 取消投资收益环节的课税, 实施给付环节课税模式 (EET模式) , 这不仅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而且又符合税收征税原则。实行EET模式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都不啻为一种好的方式:对企业和个人而言, 实行EET模式对企业有较强的激励作用, 能够调动雇主和雇员积极参与年金计划;从政府财政收支角度而言, 实施EET模式, 不仅成本较低, 不会造成税收损失, 而且EET模式还能使政府在职工退休后能够享有征税权,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企业年金计划的成熟, 政府的税收收入不会因为税基的缩小而减少, 依旧能够确保良好的财政状况。因此, 应重新审视我国当前的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 以长期的视点来选择企业年金的课税模式, 从而促进了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 作为养老保障制度的补充, 减轻了基本养老保险支付的压力, 使其真正起到我国养老保障第二支柱的功效。

摘要：企业年金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涉税环节包括员工缴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和企业年金给付等三个环节。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探讨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 分析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年金的经济收益, 为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年金课税模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公平与效率,课税模式

参考文献

[1]邓大松刘昌平.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2.

[2]王东迸.中国企业年金财税政策与运行[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24-27.

[3]金华, 崔文子.不同筹资模式下的养老金课税[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0 (2) :144.

[4]贝冢启明·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关于人口减少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M].日本东京:中央経済社, 2008.

[5]孙开, 金华.企业年金激励机制探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5) :29.

[6]姜亦峰.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的税收政策讨论[J].生产力研究, 2009 (1) :55.

附加福利课税的经济学分析 篇2

附加福利作为货币工资的一种替代形式，越来越受到雇员的欢迎，在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大。从税收超额负担产生原因的角度出发，对附加福利课税有利于减少征税带来的替代效应，降低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提高税收的经济效率，更好的实现税收中性。

关键词：附加福利；超额负担；税收效率；替代效应 

附加福利的含义

关于附加福利的含义，既没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从理论上讲,企业发放给员工的经济报酬包括工资和福利两大部分。福利包括公共福利和附加福利。公共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提供的以改善、提高公民物质和精神生活为主要目的各种实物和服务，属于基本社会保障的范畴，通常都是免税的。这里所说的附加福利则是指由于雇员已提供或将提供的服务而获得的货币化工资和薪金以外的所有收益①。附加福利应具备以下特征：第一、这种福利是纳税年度内，由雇主、组织、第三方安排或其他相关人士提供给雇员或相关人员；第二，这种福利要与雇员的雇佣相关，因为雇员已经提供或者将要提供服务才能够获得这种福利；第三、这种福利包括任何权利、实惠、服务或设施。附加福利有货币、实物或服务等支付形式,而以实物和服务形式最为普遍。根据国外的实践情况，附加福利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个人用车。指个人因雇佣原因可以将雇主（或其他人或组织）提供的车用于和雇佣无关的方面。

2.放弃债权。债权提供者放弃接受者支付或清偿所欠一定数量债务，且与双方的雇佣有关。

3.提供信用。提供者向接受者提供某种信用时，若之后整个或部分债务因雇佣原因而获豁免。

4. 费用支付。纳税人替接受者支付或偿还一定数量的费用，即雇员由雇主（或其他人或组织）偿还债务。

5.住房。给予某人占用或使用一套住房以作为常驻地的租约或许可，即给予“住房权”。

6.在外住宿津贴。由于雇佣工作关系，雇主向雇员支付津贴，以补偿额外发生的不可扣除的费用，或补偿因要求雇员不在通常住址工作原因而发生的额外不可扣除费用或其他不便。

7.航班机票。由于雇佣关系，一个航班提供者向某雇主（或是航线运营者，或是旅游代理）的雇员提供不可退票的航班机票。

8.膳食费用。由于雇佣关系，由雇主提供给雇员或其相关者作为努力报酬，或依照雇佣协议要求提供的膳食。

9.会餐招待费用。雇主向接受者提供某种会餐招待，包括住宿、旅行等。

10.停车费用。基于提供者的商业或其他建筑物提供的超过4小时的停车，停车场在建筑物的一公里半径内。

11.财产。当一人向另一人提供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且双方存在雇佣关系，该财产首次使用时，则认为发生了附加福利。

12.其他。

税收超额负担视角下对附加福利课税的分析

（一）税收超额负担的产生

一般讲政府征税会产生两种效应，从而影响个人福利水平：一是收入效应，二是替代效应。无论政府征收何种税都会使纳税人的收入减少，这时就产生了税收的收入效应。所谓收入效应，是指在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因个人收入发生变化而对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产生的影响。所谓替代效应，是指在个人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产生的对个人福利水平的影响。正是由于存在税收的替代效应，才产生了税收的超额负担，具体过程可以借助下图分析：

如图，AB为税前预算约束线，税前的无差异曲线i与AB相切于E-1。AC为仅对乙产品征税的税后预算约束线，税后无差异曲线ii与AC相切于E₂，GE₂为个人因消费乙产品而向政府缴纳的税款。为了衡量个人因税收而从无差异曲线i移至ii而遭受的福利损失，我们可以通过等价变动的办法来衡量：即在对乙产品征税前为使个人福利从i移至ii，而应从个人处取走的收入金额。为此，在图中需作一条既平行于AB又于ii相切的预算约束线FD。FD与AB之间的垂直距离ME₄就是等价变动。对个人而言，损失ME₃这样多的收入就相当于对乙产品征税而给个人造成的全部福利损失。显然，个人因税收而遭受的福利损失ME₄大于税收收入GE₂，二者之差为E₂N即为税收的超额负担。

税收超额负担的产生，其实经过了两个变化过程：过E₂点作一条平行于FD的预算约束线JK，无差异曲线iii与JK相切于E₄，预算约束线由AB到JK变化体现了征税带来的收入效应，政府征得的税收GE₂等于个人收入的减少ME₄，资源从个人手里转移到政府手中，此时社会的总福利并没有损失；因为JK过E₂点，所以预算约束线JK所带表的消费水平与AC相同，但JK却与更高的无差异曲线iii相切，这说明由于征税不仅使个人收入从消费者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而且使个人的福利水平额外损失了E₄E₃，这种损失正是由征税改变了征税商品与未税商品的相对价格，带来了税收的替代效应E₄E₄所导致的，因为E₂N= E₄E₃，所以说税收的替代效应是导致超额负担的主要原因。

（二）税收超额负担带来税收经济效率损失

在西方经济学里，经济效率是指资源配置效率。即在经济资源稀缺或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充分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安排，以减少的资源投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经济学中，经济效率通常以帕累托效率来定义，即社会分配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分配的改变都不可能使一些人的福利有所增加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已经使社会效用达到最优，这种资源配置状态称为帕累托最优。

税收对经济的调节是在征税过程中发生的，税收会在市场各种经济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由此改变各种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产生税收的替代效应，带来税收超额负担。显然，税收超额负担的存在，使得个人损失的福利大于政府取得的收入，造成了福利的无谓损失，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造成了税收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效率损失 。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方向是相反的，因此税收总效应是否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取决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之间的净效应。在许多情况下，税收的替代效应往往大于收入效应，因此多数条件下税收会产生额外负担就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超额负担形成的原因，可以引申得出结论：超额负担与税基成反方向变化，税基越宽，因差别税带来的税收扭曲作用越小，税收超额负担越小，反之税收超额负担越大。所以各国的税收实践改革的一个趋势就是宽税基，宽税基有利于在保证一定政府税收收入的前提下，使征税形成的效率损失最小化。

（三）对附加福利课税有利于提高税收的经济效率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不难发现，第一，如果对某种附加福利产品或服务免税，会改变附加福利产品或服务与其他未免税产品或服务之间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消费者选择不同商品或服务组合的决策，产生税收的替代效应，带来税收的超额负担，造成效率损失；第二，对附加福利产品或服务免税，相当于对生产这种产品或提供服务部门的补贴，这会造成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配置的扭曲，也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第三，对附加福利免税，会对个人所得税税基造成侵蚀，同样会产生税收超额负担，带来税收经济效率损失。

结论

国外一些学者通过对附加福利进行研究表明：第一、禀赋效用（Thaler1980；Kahneman 等1990）可能使一些雇员更重视附加福利而不是等值的货币。第二，与货币工资相比结构效应（Tversky 和Kahneman1986，Kahneman 等1990）可能影响雇员对附加福利的评价。例如，Green 等人认为，地位虽然是一种非工资特征，但能满足人们一种心理需求，所以对员工地位起到一定提高作用的附加福利（如使用公司价格昂贵的汽车），可能更受员工的欢迎。第三，判断偏差可能使雇员不能断定附加福利的真实价值。正是由于上述一些原因的存在，使得现代员工更看重公司提供的附加福利水平，同时提供满足需求的附加福利也成为众多公司降低人员流动率，吸引人才的主要策略。

在这种附加福利越来越普遍的背景下，如果不采取合理的手段对附加福利课税，就会在更广的范围内改变征税产品和附加福利产品或服务的相对价格，扭曲不同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造成个人所得税税基被侵蚀，降低税收经济效率，破坏税收中性。

注释：

①［英］锡德里克·桑福德：《成功税制改革的经验与问题(第2卷) ———税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1年版。

参考文献：

［1］ 蒋洪主编 朱萍副主编:公共经济学（财政学）［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年3月.

［2］ 白彦锋:企业所得税改革中的计税工资、附加福利问题研究［J］.财贸经济,2008年第2期.

［3］ Harald Dale-Oslen著,张鸣明译:工资、附加福利和工人流动［J］.经济资料译丛,2007年第1期.

［4］ 薛卫国:简论附加福利课税［J］.经济论坛,2004年第21期.

［5］ 陈卫东:澳大利亚附加福利税对我国的启示［J］.税务研究,2007年第6期.

课税模式 篇3

1、税收的功能

税收属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 是分配的形式之一, 而分配关系又体现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分配对生产的决定作用体现在分配对效率有激励作用, 收入分配的方式不仅会直接影响劳动的效率, 也会直接影响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而个人所得税的功能就是调节社会成员收入的二次分配。因此, 个人所得税不但具有财政收入功能, 还具有调节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功能。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直接影响着劳动的主体——劳动者个人的工作效率和从工作中得到效用的大小, 以及如何发挥其收入分配的功能。于是我们讨论对勤劳所得和非勤劳所得的课税模式就显得十分必要。

2、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

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分为三种, 即分类所得税模式 (Scheduler Pattern of Income Taxation) , 综合所得税模式 (Unitary Pattern of Income Taxation) 以及分类综合所得税模式 (Compound Pattern of Income Taxation) 。目前, 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典型的分类所得税模式。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共列举11个征税项目, 各类所得分类征收, 实行差别税率。其中,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适用2 0%的税率, 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劳务报酬所得税率为20%, 并按所得实行加成征收;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20%的税率。对于勤劳所得, 我国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对其课税, 对于非勤劳所得, 则采用比例税率进行课税。

3、勤劳所得和非勤劳所得的界定

勤劳所得, 即凝聚着劳动者社会一般劳动的报酬, 劳动者创造价值, 直接体现劳动价值, 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法中确定的勤劳所得征税对象包括工资、薪金所得,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另外稿酬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由于凝结了劳动者的无差别社会劳动, 也可以视同勤劳所得。非勤劳所得, 也称为被动所得, 即资本投资和运营所得, 是资本运动和增值的表现, 资本间接创造价值, 由于资本在少数人手中, 他们拥有“先天优势”。我国税法中的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是由于运用纳税人的无形资产、不动产、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等的增殖而形成的所得, 属于被动所得。

二、勤劳所得与非勤劳所得课税模式的选择

虽然分类制可以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应适用不同的税率, 分别承担轻重不同的税负, 体现出横向公平的原则;并且广泛采用源泉课征法, 较好的控制了税源, 减少了稽征费用。但分类制很难体现纵向公平的纳税原则, 同时它无法考虑纳税人的负担情况, 课税范围比较窄, 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 从而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 所得来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层纳税较多, 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阶层纳税较少的问题。因此本文要讨论的就是,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情况下, 如何对个人所得税中的勤劳所得和非勤劳所得进行课税的问题。

1、勤劳所得比例税率课征模式的特点和内涵

对于纳税人的勤劳所得, 对其课税的目的应该主要在于实现个人所得税的财政功能, 而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功能, 应该由对被动所得的课税来实现。根据马克思的价值论, 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量,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大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工资薪金等勤劳所得, 就是对劳动者付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补偿, 这不会因为劳动者的不同而改变, 而不论劳动者先天是否拥有资本, 占有资源。因此对劳动所得的课税, 就是要体现出一种横向公平, 充分体现税收的支付能力原则。

累进税率在实践中暴露出其对资源配置和效率的扭曲, 公平性日渐消弱, 税收成本高, 税收流失严重等弊端。因此对于勤劳所得, 采用比例税率课税并且进行源泉扣缴, 可以实现横向公平, 并且能够兼顾效率, 达到税收管理的目标。由于比例税率的累退性, 可以促进劳动者的积极性, 多劳多得, 从而税基能得到涵养, 税收收入也可以由于多劳动部分的而得到补充。对于高收入者而言, 比例课税的避税空间相对缩小, 并且其适用的单一税率比在累进税下的高边际税率低得多, 因而其逃税动机可能降低。对于低收入者来说, 其税收负担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相对于高收入者而言较大, 但是随着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 其税负就会呈现出一种累退的效果, 这对于鼓励纳税人的劳动和促进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良性作用的。

2、非勤劳所得扁平累进税率课征模式的特点和内涵

单一比例税率课征模式有其显著的优越性, 但也存在比例税率的累退性固有缺陷, 用于非勤劳所得的课征, 会削弱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分配功能, 尤其是我国目前采用20%的比例税率对非勤劳所得课税, 没有起到最初应该起到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三、个人所得税比例税率模式和累进税率模式的可行性初探

1、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税制与我国的国情背景

从目前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历史脉络看, 很少有国家实行单纯的分类所得税模式, 而是实行综合所得税模式。综合所得税模式最能体现纳税人的实际负担水平, 对个人所得进行汇总和应用累进税率都符合了按支付能力的原则或量能课税的原则, 并且可以作为社会经济的“自动调节器”。但是综 合所得税制并不是完全适合中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首先, 综合所得税采取自行申报方式, 手续复杂, 对税收征纳双方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这在我国目前的征管水平和征管成本控制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次, 个人所得税既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 也是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的产物, 但是这要求未来在中国实行的综合个人所得税是适宜且必须的, 而且综合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公平税种。

2、个人所得税比例税率模式和累进税率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在现阶段, 由于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较低, 税收征管手段和水平比较落后, 客观上要求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税制模式;从另一个方面看, 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贫富分化已成为我国的突出并且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这就决定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任务是调节收入分配, 实现公平的目标。那么, 对于勤劳所得和非勤劳所得的上述课税模式正好体现分类所得税模式的优点, 可以使个人所得税实现其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扬长避短, 是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理想选择。在勤劳所得部分采用比例税率课征, 在非勤劳所得部分采用较为扁平的超额累进税率课征, 兼顾了效率和公平, 在理论上应该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

四、结束语

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不平衡, 影响因素也较多, 对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不仅仅是一个课征模式的选择问题。为了矫正上述课征模式的缺陷, 我们可以鉴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制中合理的、人性化的方面, 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劳动能力、年龄、教育水平, 对于不同纳税能力的纳税人制定合理有效的扣除标准和扣除范围, 制定恰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其次, 还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口众多, 幅员辽阔, 税源难以控制, 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实际情况;再次, 实施扣除标准指数化, 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造成的影响, 防止税基的侵蚀。这样使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更趋全面、合理。

除了课征模式的选择外, 建立科学合理的扣除制度, 加强税收监管, 也是改革的重心所在。对于整个合理公平的税收制度的制定还需要专家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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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税模式 篇4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传统的古典制所得税模式，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并存，对企业的留存利润征收33 %企业所得税（2008年1月1日起，税率为2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对个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息、红利等资本收益课征20 %的个人所得税,这就产生了对股息的经济性重复课税问题。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所得实际税负率高达46. 4%。（2008年1月1日企业所得税实行25%税率后，实际税负率也高达40%）。重复课税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企业的财务决策和资本结构，并影响到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投资增长。同时，重复课税导致高税负和对投资行为的重税，成为投资领域产生大量避税现象和行为的主要诱因，不利于税收规模的可持续增长和正常税收秩序的维护。如何消除这种经济性双重征税，减少其带来的负效应，是各国税收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不断探索的问题。为此，2005年6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02号），规定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这一政策通过少计应纳税所得额而不是降低税率来减轻针对股息、红利的经济性双重征税，属于所得税一体化方法中的部分计征制。以此为标志，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传统古典制已经动摇，正朝着逐步实现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一、缓解或免除股息经济性重复课税的主要方法

（一）股利扣除制是指公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时，将其支付给股东的股利，全部或部分、或特定的百分比，视同费用从公司利润中扣除，以其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计算缴纳公司所得税。股东在取得股利时，应将股利并入当年的其他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此方法下，将股利作为费用准予扣除的比例越高，重复课税问题消除的越彻底。优点在于利润分配部分的重复课税可部分或完全消除，自有资本与外借资金的税负相同，可以消除公司在发行股票与举债两种筹资方式中的扭曲。其缺点在于减税对象为公司，个人股东无直接减税的感受，分配给外国股东的股利亦同样适用，导致在国际税收谈判时处于不利的地位。

（二）双税率制是在征收公司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时，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实行不同的税率。分率制既可以在股东层次实行，也可以在公司层次实行。如果在股东层次实行， 则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按较低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其他所得按正常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在公司层次实行，用于分配股利的公司利润适用较低的税率，留存公司的利润则适用较高的税率。其结果是，分配利润的实际税率低于保留利润的实际税率。双税率法的优点在于可以消除已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间的扭曲，并可减轻股利所得的重复课税现象。缺点在于已分配利润可适用较低的税率，会鼓励公司将利润分配于股东，影响公司自有资本的累积。因此，德国和日本在1990年分别取消了该制度。

（三）股东所得免税制是指股东取得的股利，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全部免于计入应税所得，此方法的目的在于消除股东股利所得的重复课税，同时也可作为吸引、鼓励股东投资的一种手段。台湾1998年以前个人股利所得在27万元以内免计综合所得课税即属于股利所得部分免税法。股利所得免税法的优点在于可减轻或消除重复课税，方法简单易行而且股东有直接免税的感受。

（四）部分计征制是指在公司层次，对分配利润正常征收公司所得税。股东取得的股息按一定比例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确定的计入应税所得中的股息比例越小，股东就股息缴纳的所得税就越少，就越可以消除经济性双重征税。当计入个人应税所得中的股息比例等于0时，就相当于实行了股东免税制。

（五）归集抵免制是指将用于分配股利的公司所得负担的所得税，全部或部分抵免股东阶段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归集制中，公司所得税犹如可以抵免个人所得税的预提税，允许的抵免额为“归集抵免额”。归集抵免额可能是股东取得净股息的一定比例，也可能是公司所得税的一定比例，或公司所得税全额。归集抵免制的优点是，不受公司利润分配决策的影响，不管利润分配或留存，全部课征公司所得税，税收待遇平等，公司所得税课征之后，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可以综合计算抵免，缓解股息的双重征税。但归集制计算复杂，对税务管理水平的要求较高，存在难以管理和操作的问题。

二、世界范围内消除股息经济性重复课税的实践经验

（一）东欧在这方面的改革力度尤其巨大，许多国家对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实行了单一税制，以获得竞争优势，促进投资和经济的增长。中欧和东欧共有9个国家对所得税实行单一税制，即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乌克兰。较低的单一税率，使其中一些国家以前濒于崩溃的经济得以复苏。实行单一税制的这些国家也各有特色，其中进行单一税制改革最早的是爱沙尼亚。1994年，爱沙尼亚总理马尔塔发起欧洲单一税制革命，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率都确定为26%，后来两个税率同步降低到20%。2000年，爱沙尼亚再次改革，将公司未分配的利润免税。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从1995年开始，爱沙尼亚成为外国投资的吸铁石，年均增长率达到5.7%。2004年，罗马尼亚新总统上任不久即签署法令，以16%的单一税率取代原来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率，并于2005年生效。此前，罗马尼亚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最高税率分别为40%和25%。

（二）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采取不同方法以尽量消除或减缓经济性双重征税。各国采取哪种方法，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环境。1991～2000年间，OECD国家采取最多的方法是完全或部分的归集制，约有一半的国家在使用。2000年以后，一些OECD国家消除或减缓经济性双重征税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

从表1可以看出：第一，尽管仍有1/3的OECD国家采用古典制，但这一比例已有明显下降，2001年之前采用古典制的国家为14个，占全体成员国的46.7%，2005年为10个，占33.3%，下降了13个百分点，同时，已有2/3的国家通过采用各种方法来不同程度地消除或缓解经济性重复征税，2001年之前的国家为16个，占全体成员国的53.3%,2005年为20个，占66.7%，上升了13.4个百分点。第二，OECD国家中，采用归集抵免制的国家开始大幅减少，但仍是目前一体化方法中采用最多的。2001年之前采用归集抵免制的国家有15个，占到了OECD的半数，2005年这一数字为8个，占26.7%，下降了23个百分点。第三，OECD国家中采用部分计征制的大幅增加，具有较好的增长前景。2002年之前实行部分计征制的国家只有1个，占成员国总数的3.3%，2005年已达到7个，占23.4%，比2002年之前上升了20个百分点。

三、我国消除股息经济性重复课税的现状、思路及配套措施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对股息征税既要考虑到各国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发展趋势, 又要考虑到跨国公司投资对一国税收收入和税收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 还要考虑到各国的税收协调。目前我国既然已实行了部分计征制, 对股息、红利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便可以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 在国家财政承受能力范围内，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消除重复课税方面的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所得税制，逐步降低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的股息、红利的比例。在征管条件成熟和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允许的时候, 实行归集制度。

（二）逐步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实行综合所得税制。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分别扣除费用，采用不同税率计税。这种税制模式，不能全面地反映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造成应税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缴税或少缴税，而应税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缴税的现象，难以体现量能课税和公平税负的原则，增加了人为偷逃税款的可能性。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应逐步由分类所得税制改为综合所得税制。目前实行归集制的国家，其个人所得税均为综合所得税制，可见该制度不仅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同时还是所得税制一体化的必要组成部分。

（三）健全会计核算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实行归集抵免制，把抵免环节放在个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完善的会计核算制度。这就要求对每一位股东的每笔所得分别计算，其计算非常繁琐，否则，就难以在个人环节准确计算和确定归集抵免数额，也就容易产生通过扩大抵免数额以偷漏税的行为。因此，必须不断健全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完善银行存款实名制，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与居民个人身份证相配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纳税人管理信息联网共享，提高征管手段的现代化水平，逐步实施抵扣制。

课税模式 篇5

一、纳税遵从相关理论

纳税遵从是衡量一国税制好坏、征管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纳税遵从是指依照税法的规定纳税人履行的纳税义务,包括及时申报、准确申报、按时缴纳三个基本要求。学者应用多学科理论分析了纳税遵从的影响因素,为促进纳税遵从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一)预期效用理论与纳税遵从

A-S模型堪称是纳税遵从研究的经典。根据Becker(1968)的犯罪经济学及Arrow(1970)的风险及不确定性经济学理论,Allingham和Sandmo(1972)分析了逃税者所做出的最优决策以及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建立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即A-S模型。据模型可知,被审计的概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被罚款的概率就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就越高。作为理性的纳税人,遵从度的高低取决于他们对纳税检查、法律制裁的认识,以及他们的预期收入。纳税审计概率的增加和惩处力度的加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纳税遵从度。纳税人的选择实际上是在不确定条件下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由于A-S模型的假设前提非常严格,与一些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符,一些学者如Yitzhaki(1974)在此基础放宽假设或引入更多的变量,完善了预期效用理论。预期效用理论分析了纳税遵从成本、遵从成本与收益这一经济因素对纳税遵从决策的重要影响,但忽略了不同税制、社会文化氛围下纳税人个体特征的影响。

(二)前景理论与纳税遵从

20世纪70年代,Kahneman和Tversky创立了前景理论(即展望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纳税遵从行为中纳税人的决策。前景理论假设每个人基于不同初始状况,对风险持有不同的态度。通常,人们对得失的判断往往由参考点决定,处于收益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厌恶者,而处于损失状态时,多数人是风险喜好者。多数人对损失比对收益敏感。纳税遵从行为被看成纳税人在风险或者不确定性条件下不完全理性的现实决策。纳税人将税款的支付视为一种损失而不是收益的减少,就会更趋向于冒险偷税、逃税。因此,前景理论能够解释税收征管中纳税人的非理性行为,当税率增加时,纳税遵从度降低,偷税额会增加;提高预缴税款,纳税人遵从度越高。尽管前景理论能够解释税收征管中的某些行为,但却回避了纳税人是社会人的现实,将征纳双方视为利益和风险的博弈,也没有考虑非经济因素对于纳税人决策的影响。

(三)新公共管理主义与纳税遵从

新公共管理主义是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以市场导向、结果导向和顾客导向为主是其显著特征。按照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思想,“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虽存在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在具体事务的处理程序上应按照服务员与消费者的关系来处理”。税收被看成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纳税人必然会考虑所纳税收与所获得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否等价。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能让纳税人感到“交换公平”,那纳税人就愿意支付税款,提高纳税遵从度。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还会受到诸如政府的信任感、征收程序、纳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可见,纳税遵从受到诸如纳税检查概率、纳税遵从成本、纳税人风险偏好以及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感,纳税是否感受公平及惩处力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与个税课税模式密切相关。建立混合模式是我国个税改革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围绕提高纳税遵从度的个税课税模式的演变。

二、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演变

18世纪末英国首创所得税以来,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相继实行,在20世纪风靡全球。从西方国家个税的发展过程来看,其课税模式存在分类(1803年)、综合(1891年)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1917年)三种模式的依次产生与并存。

(一)分类课税模式

分类课税模式是将个人所得按来源和性质不同分类,分别适用不同的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额的个税征收模式。分类所得税制源于英国,1799年,英国在对拿破仑战争中,为应战争军费之需,首创所得税,1802年因战争停止而停征。1803年随战争恢复征收,将不同来源的所得分A、B、C、D、E五类,采取源泉课征,实行分类征收。按源泉课征既有利于控制税源,又能降低征收成本。但分类征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等额收入的来源不同,相同来源的等额收入次数不同,纳税人所负担的税负就不一样。因此,分类课税模式不利于体现量能负担、公平税负的原则,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只有包括中国、苏丹、也门、约旦等少数国家采用该模式。

(二)综合课税模式

综合课税模式是将个人一定时期内不同来源的所得汇总形成纳税总额,扣除规定项目金额后得到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再根据适用税率计算课征。综合所得税制源于德国,1891年,德国颁布所得税法,采用此模式。综合课税模式税基广泛,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也能充分体现量能课税、税负公平原则。但是,采用该模式要求税务机关能较好地掌握纳税人的收入来源,要求纳税人的纳税意识较强,纳税遵从度较高,否则,不便于对所得实行源泉扣缴,纳税不遵从现象较为严重。目前,采用综合课税模式的有美国、法国、印度、巴西等。

(三)混合模式

混合模式是由分类模式与综合模式的优点合并而成,实行分项课征和综合课征相结合的课税模式,按具体操作的不同可分为交叉型和并立型两种。交叉型模式是对纳税人的各项所得按照规定税率分别计征进行源泉扣缴后,再汇总纳税人纳税期间的全部所得,当应税所得额超过规定标准,则按累进税率计征,并对已纳税款准予扣除。这种模式只要求高收入者年终进行纳税申报和汇算清缴,而低收入者不要求。混合模式是在分类模式基础上再综合课征,对全部所得加征了一道累进税。并立型模式是将各项所得分为经营所得和非经营所得,对经营所得实行综合征收,非经营所得实行分类征收。属于综合征收范围的,按照规定的纳税期限预缴税款,在年度终了时汇算清缴,多退少补;对分类征收项目,所征收的税款为最终税款,不再列入综合计征范围。采用这种模式,一项所得要么是综合征收,要么是分类征收,两者是并立的,不存在交叉。该模式更趋向于分类课税模式。混合课税模式既体现了量能负担原则,又坚持了差别征税,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日本、英国等。

总的来看,大多数国家个税经历了一个由分类所得税制———混合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的发展过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综合征收与分类征收相结合、以综合征收为主的课税模式,只有少数国家采用分类征收的课税模式。可见,个税课税模式的演变趋势是综合所得税制。这种演变既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体现社会公平,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纳税人感受到纳税公平、量能负担,从而提高纳税遵从度。

三、围绕纳税遵从推动混合模式实施的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充分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差距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受到诸如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代扣代缴单位责任心不强、纳税人收入难确定等因素的制约,混合模式的个税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中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指出,个税矛盾须在综合与分类框架内解决,并提出个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渐进式方案。可见,实施混合模式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在改革推行中才能更好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一)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

混合模式是分类模式基础上“嫁接”的综合申报,是支付单位的代扣代缴义务加上纳税人的自行申报。为防止代扣代缴人不认真履行义务或与纳税人合谋等问题,应该加强对代扣代缴人的规范与管理。税务部门应定期对扣缴义务人进行培训,明确其代扣代缴义务,规范扣缴税款与申报程序。同时,通过广播、电视或网络等渠道,税务部门及时向扣缴责任人传递最新的政策信息,解答各种疑问,以帮助扣缴义务人履行扣缴义务。

自行纳税申报目的是收集个税纳税信息,培养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提高纳税人的自行申报能力,为实行混合模式创造条件。一方面,要扩大自行申报的范围。体现在收入、财产和消费方面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鉴于财产税的缺失性、流转税的累退性,个税就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当然手段。因此,在现行纳税人自行申报基础上,需要扩大申报范围,如将拥有别墅、高档小轿车和游艇以及购买贵重首饰和高档手表作为申报项目。另一方面,可以将按月征收的个税改为按年征收,分月预征,年终汇算清缴;将预缴的税款看成是收益的减少时,纳税人更趋向于依法纳税。按年征收既可以调节纳税人各月的税收负担,也能保证税款的及时入库,提高纳税遵从度。

(二)完善费用扣除机制

目前我国个税采取的是与收入无关的定额扣除方式,工薪所得每月扣除3500元。这种扣除方式既未考虑家庭负担情况,也没有考虑个人的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更缺乏合理的调整机制。因此,要推动个税向混合模式转变,应完善费用扣除机制。一方面,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个人申报还是家庭申报的区别主要在于扣除费用项目不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许多经济行为、社会行为是以家庭为单位发生的,抚养子女的教育支出、赡养老人的医疗支出、住房支出等。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用于居住、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支出由1994年的23.13%增长到2013年的43.80%,年均增长近14%,可见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近年来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达到1.9人。以家庭为单位申报能够考虑到收入与负担的配比,更能体现个税的促进社会公平能力。另一方面,建立费用扣除的调整机制。费用扣除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纳税人可支配收入,与当期的消费水平密切相关。因此,费用扣除与消费价格指数相关联,实行指数化调整,减少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直接根据通胀水平进行年度动态调整后进行扣除。

(三)建立全国统一的个税征管信息系统

国务院法制办起草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突出亮点就是明确了纳税人识别号(简称个人税号)制度的法律地位,自然人纳税人将拥有个人税号。《征求意见稿》规定,纳税人签订合同、协议,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动产登记以及办理其他涉税事项时,应当使用纳税人识别号。另外,《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规定,办理不动产登记需要提交个人税号。个人税号的强制使用,使个人的收入情况、家庭需要抚养和赡养的人口数量、纳税人的健康状况、医疗、教育、保险以及财产情况都能通过这个识别号加以汇总和查询,为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个税征管信息系统垫定了基础。个税征管信息系统应该涵盖纳税申报、财产收入、代扣代缴、汇算清缴、补退税等子系统。税务部门在受理纳税人的年度申报,调取纳税人日常纳税记录,并与银行、证券、工商、海关、保险、房地产、期货等部门的信息进行比对分析,判断申报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从而做出补、退税处理。建立个税征管信息系统能够完善个税征管机制,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促进混合模式的个税制度的建立。

(四)优化纳税服务

进一步优化纳税服务应做好以下工作:一是采用多样化的服务手段。目前,我国的纳税服务手段主要包括办税服务厅、税务门户网站、12366纳税服务热线、在线访谈、纳税人学堂和微博、手机短信服务和微信公众服务平台。这些手段于税收宣传、申报提醒、纳税咨询和办理纳税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这些服务通常是对一般问题的解答,而个税的纳税问题通常具有个性化特点,这样很难满足不同纳税人的需要。为此,可借鉴美国在提供个性化服务方面的经验。美国每月要在各地举行“问题解决日”面对面的服务、优化电话服务平台(将纳税人的电话录入纳税人编号,纳税人的基本情况、行业特点、纳税记录和以往的电话咨询记录均在咨询系统中一目了然)、与纳税人通信等方式提供服务,能够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税务部门应该进一步优化12366热线的功能、建立纳税服务QQ群、志愿者一对一服务等,努力提供“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的涉税服务,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二是优化办税流程。自行申报要求纳税人将各个收入项目及其应纳税额、已缴税额加以汇集,还要将其还原为税前收入。但是,大多数纳税人并不清楚应税项目及其标准,将自己一年内的各项收入整理并准确申报的难度较大。为此,要结合《税收征管法》的改革,不断梳理涉税业务流程,改变完善业务运行方式,提高流程运转的质量和效率,降低纳税遵从成本。首先,税务部门应该通过信件或邮件的方式将年度汇总后的收入总额、应纳税额、已缴税额进行告知,同时应该附有关于纳税申报程序的具体说明。其次,纳税人根据通知及其说明到办税服务厅申报纳税。办税服务厅应提供“一站式”服务,通过一个窗口能够完成个税的申报业务。另外,还应该利用网络技术,开通网上办税服务厅,实现网上办税与实体办税功能同步,方便纳税人办理申报事项。优化办税流程,既能节约纳税人的时间与金钱,又能提高纳税人的满意度,降低其遵从成本。三是进一步推行税务代理制度。鉴于部分纳税人受到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局限或者出于自身的需要,税务机关应当鼓励和提倡其依照税收法规,寻求社会中介服务组织进行税务代理。四是加强纳税服务考核与监督,建立纳税服务绩效考评。纳税服务考核和监督对象包括税务部门和税务人员。税务部门应加强对纳税服务规范2.0版的落实情况,将运行情况纳入税务机关绩效考核范围,并设计相应的指标体系,建立纳税服务绩效考评。税务人员的考核坚持内外考核与监督,进行综合考核和排序,并与奖惩、评先评优挂钩,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纳税服务持续改进,纳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五)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既可以防止纳税人抱着侥幸心理不如实申报,又能提高纳税人的自行申报的积极性。税务部门可以根据自行申报的纳税人的收入来源不同、证明材料是否完备、能否进行正确申报、是否存在虚假情况等依据,将纳税人划分不同的级次,对于能够正确申报且经检查无虚假申报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对于基础比较差,不能进行正确申报的纳税人,可进行相应的培训,帮助其逐渐熟悉申报的程序及流程;有虚假申报的则是关注的重点,一旦发现严惩不贷,同时以公开纳税信用记录作为辅助手段,通过提高纳税人违法的预期成本,建立纳税人自愿遵从的激励约束机制。

摘要：我国早已确立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改革目标,但由于个人收入难确定、纳税遵从度不高,税收征管能力不强等问题较突出,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纳税遵从度,加强征收管理是实现目标模式改革的必由之路。本文从纳税遵从视角,提出推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课税模式实施的建议。

关键词：纳税遵从,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

参考文献

[1]刘畅:《试论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转变的主线》,《税务研究》2012年第12期。

课税模式 篇6

因此当前我国应该尽快完善对两融业务监管体系的构建,对融券交易各环节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课税,可以有效地控制融资融券业务的热度和交易规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调控方法。但就目前而言,目前仅有新西兰、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融券交易设计了课税制度,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有效的课税规则,不同国家对融券业务的各交易环节的应税项目所属的认定各有不同,这不仅可能造成跨国融券业务的双重征税问题,也不利于各国之间资本的自由流通。我国目前应尽快确定融券业务的课税规则,使两融业务和证券市场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

一、融券业务的基本交易环节

依照我国《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规定,融券业务是指在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和融券方双方签订合约,证券公司向融券方借出证券,借方向证券公司支付一定的保证金或者担保物。融券期间,借券方可自由选择将证券卖出,到期后融券方必须向证券公司支付融入证券的使用费并归还所融证券或与所融证券等价的证券。此外,如果在融券期间发行该所融证券的公司分配股息或红利,则融券方还需向证券公司支付与分配股息或红利相当的补偿费用。

融券业务的主要交易环节可以用图1表示:

贷券方与借券方首先签订融券合约,合约中规定好融券费用、时间等具体内容,贷券方向借券方转让一定期限内使用标的证券的权利,借券方向贷券方支付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或者担保物。在融券期间,借券方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与第三方自由的交易证券获取收益(这是借券方进行融券交易的主要目的)。到期后,借券方将证券归还,并支付给贷券方合约事先规定好的证券交易费用作为其转让证券的补偿。值得一提的是,到期后借券方向贷券方归还的证券并不要求一定是贷券方转让给借券方的标的证券,也可以是与标的证券数量、种类相同的其他证券。由此可见,融券交易中既存在着借券方与市场上的第三方间的正常证券交易,也存在着贷券方与借券方之间的信贷交易,融券业务兼具普通证券交易和信贷交易的双重特征,是证券经济业务和借贷业务组合创新的产物。

二、融券业务税制设计中存在的争议

借券方获取证券后进行自由交易获取的收益属于正常的证券交易收益,并按照常规的证券交易收益所得进行征税是没有异议的,目前关于融券业务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贷券方向借券方交付标的证券发生财产转移是否构成应税事实、借券方向贷券方归还证券时支付的借贷费用、融券期间发行证券公司分配股息红利时融券方向出借方支付补偿费用的所属应税类型的判定这三个交易环节上。

(一)交付标的证券是否存在课税义务的争议

标的证券的交付行为包括了合约签订后贷券方向借券方的初始转移和在合约到期时借券方向贷券方归还证券的最终转移两个环节。

在双方签订融券合约后,借券方不仅取得了合约规定的标的证券,同时也取得了一定时期对标的证券的所有权,如果从法律角度而言,证券所有权的转移使得贷券方的资产规模减少,借券方的资产规模增加,借券方应该为获得证券而产生的财产规模的增加缴纳所得税。但是从经济角度而言,虽然在签订融券合约后贷券方需要转让标的证券,但是在合约到期时借券方会归还该标的证券或与之类型相同、价值相同的同类型其他证券。此外,对于在融券期间发行公司分配的股息或者红利,借券方也会支付相应的补偿费用,双方的实际资产总额和可支配财产的范围并未因融券交易的发生而发生变化。所以从经济角度还是法律角度判定证券交付行为直接决定了证券交付是否存在应税事实,这是当前融券业务课税的主要争议之一。

(二)融券交易费用所属课税类型的判定

借券方融入证券需支付费用给贷券方,贷券方获取的收益即融券交易费用。这是贷券方进行融券交易的主要动因,也是其从融券交易中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目前对这部分来源所属应税类型的看法存在诸多争议,若融券双方是借贷关系,融券合同具有借贷性质的话,则贷券方获取的收益属于利息收益,其税收设计应该按照利息所得进行课税。但是我国税法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均有指出:利息收入,是指将资金提供他人使用但不构成权益性投资,或者因他人占用资金而支付的费用,主要包括存款利息、贷款利息、债券利息等收入。由于在融券交易中贷券方所提供的是有价证券而非货币资金,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融券交易费用并不符合利息所得的上述定义。如果把融券行为定性为动产的租赁关系,则此收入应该按照租金所得进行课税,但是与租赁不同的是,融券合约到期时借券方只需归还与标的证券相同价值、相同类型的证券即可,而根据法律规定,租赁行为需要归还该特定的标的资产,不能用其他与之价值相同,类型相同的资产代替。因此,各方就其所属课税类型争执不下。

(三)补偿费用所属课税类型的判定

根据我国税法规定,若标的证券的发行公司进行了股息、红利的分配,则持有该证券的个人投资者应按照个人股息、红利所得以税率20%进行纳税,并根据所持证券时间的长短享受股息红利的税收优惠;符合条件的企业持有者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为免税收入。从表面上看,若该标的证券进行融券交易,由贷券方交付给借券方后,借券方只是代理贷券方取得该收益,补偿款项依然可以视作该标的证券的发行公司直接支付给贷券方的股息对其进行课税处理。但是在融券合同签订后,该证券的所有权也随之发生了转移,在融券期间标的证券发生的所有收益也属于借券方所得,所以在借券方将该标的证券转移给第三方后,已经产生了支付交易,因此补偿费用课税不能简单的被定性为收益转付行为,特别是在借券方将标的证券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后,这已经可以算作款项支付行为。因此,贷券方在获得该补偿性款项后还能否按照股息所得纳税存在争议。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持有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12 个月以上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若贷券方获取的补偿费用被定性为权益性投资收益,视作发行公司直接支付给贷券方的股息,按照股息所得课税就可以享受该条款规定的税收优惠,所以补偿费用能否被定性为股息所得对于融券交易双方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融券交易收益而言非常重要。

三、争议的解决及课税制度的构建

目前已经对融券业务进行课税的国家对这几个方面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此当前我国可以借鉴不同国家对融券业务的税制设计并结合我国税法现状对融券业务制定最行之有效的课税模式。

(一)交付标的证券行为的税务处理

融券业务与证券回购业务从表面上看非常相似,但二者在本质上存在着很大区别。证券回购交易是指持有证券的一方在卖出该标的证券给买方的同时,规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双方按照约定的价格再进行反向交易的行为。其实质为证券买卖业务。所以,对于证券回购交易所取得的收益,其属于正常的证券交易行为,在我国当前完成金融业“营改增”后,应按照“金融商品转让”课征增值税。但对融券业务而言,贷券方只是将标的证券借予借券方并到期收回,双方并没有发生买卖行为,而是一种借贷关系,期间虽然发生了所有权的变更,但是到期后借券方会将标的证券归还,因此双方的资产总额均未发生任何改变,融券交易不属于证券买卖行为。

目前西方国家对融券业务中证券交付是否属于应税行为的态度也各不相同,只有新西兰和比利时两国对交付证券进行征税,而英国、美国等国家均认为这不具备税法意义,故无纳税义务。

根据所得税法中规定,经济活动需要满足经过市场交易、存在价值增值这两方面要求才能构成应税事实。在融券业务中,贷券方与借券方转让标的证券,虽然标的证券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但是借券方没有按照该标的证券的市场价格进行支付,贷券方也未取得新增价值,不能算作市场交易,双方也未实现价值增值,因此,对我国而言,证券交付环节不构成应税事实,不应进行课税处理。

(二)融券交易费用的税务处理

各国对融券交易费用的课税处理虽然略有不同,但是基本都秉持对其征税的态度,融资融券业务税务立法较为完善的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认为融券交易的双方是一种动产租赁关系,将融券交易费用视为租赁所得,如果贷券方为金融机构,则将其计入“动产所得”或“营业所得”。若为非金融机构则按照其他所得进行课税。而新西兰、西班牙等国却认为融券交易费用是借券方对贷券方的资金和承担风险的补偿,将融券交易认定为借贷活动,对其按照利息所得进行课税处理。

对我国而言,虽然在所得税相关条例中指出利息所得只来源于货币为标的物的债权,但是在我国2015年最新修订的《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中第十三条指出,证券公司在向客户融资、融券前,应当与其签订载有中国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必备条款的融资融券合同,明确约定融资、融券的额度、利率(费率)、利息(费用)、期限的计算方式。这在实质上就是将交易费用视作利息对待。而且OECD税收协定范本对利息来源的规定更为宽泛,范本的注释中指出产生利息的来源除现金资产外,还包括政府债券和货币形态的有价证券等。所以,我国可以借鉴OECD税收协定范本,在税收法定的基础上,从法律角度对利息来源包含的内容进行扩展修订,将融券交易费归入贷券方利息的税收范畴,并入证券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按照25%的税率征收。

(三)补偿费用的税务处理

从其他国家对融券业务的课税规则设计来看,对于补偿费用的课税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补偿性款项能否依然具有股息红利的属性而视作股息红利对其进行纳税。对此,西班牙、德国和爱尔兰等国严格以所有权的归属作为确定应属课税类型和纳税主体的课税标准。认为补偿费用不能作为股息课税,因为标的证券的发行公司分配股息或者利息只能被持有该标的证券的持有人取得,对于标的证券的贷券方,由于此时标的证券已经被转出,其所有权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所以贷券方取得的补偿费用不能被视作股息进行课税,而与融券交易费用一起被视作借出证券所取得的回报,按“动产转让所得”进行课税处理。相反,爱尔兰和英国则将补偿费用直接视作标的证券的发行公司直接对贷券方分配的股息或利息,按照股息进行课税,并可以享受本国税法规定的对股息的税收优惠。

在融券交易中,融券交易费用是借券方因在融券期间获得标的证券的处分权和收益权而对贷券方给予的证券租赁费用,也可以看作贷券方转让标的证券所承受风险的补偿,这部分费用是双方可以在合约中进行规定的。而补偿费用是因为在融券期间标的证券发生价值变化借券方支付给贷券方的替代性款项,而非贷券方直接从证券公司获取的收益,因此像爱尔兰和英国一样对补偿费用直接视作贷券方的股息收入按照股息进行课税显然已经不符合经济实质。由于补偿费用的支付发生在标的证券的发行公司分配股息或红利的情况下,其费用的多少取决于发行公司,无法在双方签订的融券合约中加以估计和规定,但是在融券期间一旦发行标的证券的公司分配股息或红利,借券方又实实在在享受到了标的证券产生的收益,因此可以把补偿费用视作随机发生的租借费用即融券交易费用,在本质上与具有租借性质的融券交易费用相同,不享受税收优惠,应该与融券交易费用一起按照利息收入并入证券公司所得,按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对贷券方进行课税。

摘要：融券业务的蓬勃发展是2015年我国证券市场大涨的重要推力,同时也是近期股市频繁震荡波动的主要导火索,对融券业务课税不仅是对两融业务的完善,同时也有利于降低证券市场的风险。当前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对融券业务课税的设计,着力解决交付标的证券是否存在纳税义务、贷券方获取交易费用和补偿性款项所属课税类型的判定等难题,建立行之有效的课税制度,使得融券业务更加健康发展。

企业清算所得课税:问题与对策 篇7

对企业清算所得进行课税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它不仅能保障股东、债权人、职工等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 而且能防止国家税款的流失。但是如何加强管理, 防止国家税款的流失?这就需要找出“病因”, 然后“对症下药”。在实务中, 企业清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非常多, 下文仅从清算义务、债权人监督、、注销与清算, 这三个角度进行探讨。

1、企业清算义务缺乏强制性。

对企业清算义务的履行, 我国现行法律虽有所规定, 但对不履行清算义务的企业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却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法律法规对清算义务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约束力, 即使其不履行清算义务, 也只需对债权人因此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清算与否全凭清算义务人的良知。清算义务人完全可以钻法律不健全的空子, 逃避法律的制裁。

2、清算缺乏债权人的监督。

企业清算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最后机会 (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清算除外) , 企业的清算过程理应有债权人参与和监督。然而, 在非破产清算中, 对于债权人参与企业清算的权利该如何行使、怎样保障等问题法律几乎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事实上, 我们经常会发现由于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企业清算公告的次数、公告所需媒体覆盖范围以及逾期申报债权的补救措施, 许多企业在债权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已清算完毕。

3、企业未清算或清算失实而已注销。企业法人注销登记时必须经过清算并出具清算报告。但是没有经过清算就被注销登记的情况在现实中大量存在, 清算时逃漏税款, 出具虚假清算报告的现象也不少。多数企业能够在注销这一环节偷逃税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税务机关不参加清算, 无法对申请注销税务登记纳税人的清算实施有效监督。

找到病源就需要对症下药, 笔者针对上文讨论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

1、明确企业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可以从行政、民事、刑事三个层次规定其清算责任, 以此来督促清算义务的履行。在行政责任方面, 对于不履行清算义务的企业, 公司法可以规定由企业工商登记机关对其进行警告并责令其自警告之日起1 5日内组织清算, 如果限期内仍未清算可对股东处以一定数额罚款, 相关税务机关直接对其进行清算。在民事责任方面, 股东未履行义务对于债权人利益造成严重损害时, 可以比照侵权责任, 要求股东对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刑事责任方面, 股东不履行清算义务情节特别严重, 已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时, 可以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 对义务主体产生更大的威慑力。此外, 还需规定在清算结束后, 企业股东须对清算期间的事项负责,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加强债权人的监督。

债权人也是企业清算时最好的监督者。在企业清算开始时, 应当设立债权人会议, 由债权人会议选举产生的债权人会议代表对企业行使监督权。同时, 法律赋予每一位债权人都有了解企业清算情况, 就资产处理方案和债务清偿情况向清算组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假使企业清算期间持续时间较长, 清算组应定期向各债权人或债权人会议汇报企业清算的进展情况。最后清算结束时, 企业清算报告必须经全体债权人书面认可, 并将其作为企业注销登记的必备法律文件。

3、强化企业清算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的监督作用, 要求主管税务部门必须参与企业的清算过程。对注销企业的清算过程进行监督, 并对以往涉税情况进行稽查。同时强调纳税人在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注销登记之前, 必须先办理税务注销登记。

其次, 加强税务部门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税务部门应与工商和公安部门加强合作, 将企业代码作为统一的纳税人编码, 三者同时对企业的经营、清算、注销等情况进行监督。发生重大偷骗税行为后, 便于公安部门及时抓捕责任人。根据纳税人编码, 工商部门可防止有重大偷骗税行为而注销的企业的法人代表重新注册新公司。

最后, 加强对注销企业的账簿、完税凭证等纳税资料的管理。对擅自销毁账簿、完税凭证等纳税资料的纳税人加大处罚力度。在法律上规定税务部门对注销企业有事后追溯权, 根据企业的规模和性质规定追溯期。

参考文献

[1]、钟三宇.论公司解散清算僵局的成因及其司法救济[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6) :883-886.

[2]、徐伟, 李玉文.我国企业清算制度的主要缺陷及完善[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8 (3) :30-31.

[3]、顾向东.浅谈法人企业在注销过程中常见的三个税务问题[J].财会学习, 2008 (5) :54-55.

[4]、张晓琛.论公司清算障碍的原因及预防[J].法制与社会, 2009 (7) :152-153.

[5]、徐伟, 李玉文.我国企业清算制度的主要缺陷及完善[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8 (3) :30-31.

“大小非”减持收入课税政策研究 篇8

在现有的“大小非”解禁安排下, 2006~2011年我国资本市场将逐步实现股票全流通。针对“大小非”解禁期减持收入征税的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讨论。2009年, 国家税务总局采取了两大措施应对“大小非”减持问题:2009年9月部署了全国范围内“大小非”减持企业税收专项检查工作;2009年12月会同财政部和证监会出台了《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明确个人转让限售股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以“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问题为研究对象, 首先分析“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思路, 然后以此为依据对现行征税方案及替代方案进行评价与比较, 最后提出若干改进建议。

一、对“大小非”减持收入课税的理论依据和操作思路

1.“大小非”减持收入的实质和国际课税惯例。

“大小非”减持收入实际上是股票转让收入, 显著区别于企业生产、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营业收入, 股票转让差价收益是典型的资本利得。

由于理论上资本概念含糊不清, 因此清晰划分资本利得的界线并据此开征一般资本利得税在现实中并不可行。股票转让收益更宜从利得角度来理解, 其实际上只是导致了货币增加, 并没有增加实际价值, 相对生产、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收入而言属于“消极收入”。

对于所得征税, 最为广泛的依据是“香兹-黑格-西蒙”提出的综合所得的概念, “综合所得是指一个人在给定的年份中的年消费支出与其个人净资产价值的增长额之和, 即:I=C+△NW。其中, I代表年收入, C代表消费, △NW代表净资产价值的年变动额。”综合所得的概念表明, 股票转让收益属于个人净资产价值增长, 因而应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 但依据综合所得征税, 无论资本利得是否实现均要征税, 相关的综合成本 (含人工成本等) 均要扣除。

目前, 各国均依据自身特殊国情确定税收制度。对股票转让收益征税, 往往是将其纳入资本利得税课税范围或纳入企业所得税税基。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国家常采用列举法或排除法将股票转让收益纳入征税范围;将股票转让收益纳入企业所得税税基的国家, 则多通过特殊条款或税率将其与一般收入区分开来。

2.“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的操作思路。

(1) 对经济效率负面影响最小化。“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是对“大小非”股票减持收益征税, 按所得性质而言, 属于股票买卖差价即资本利得, 显著地区别于企业日常经营所得。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由于发展的紧迫性和资本的稀缺性、重要性, 一般不对资本利得征税, 以避免其妨碍资本积累和形成, 从而防止其损害经济效应, 影响经济增长。因此, 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对新兴证券市场仅征印花税而不征资本利得税, 成熟的证券市场才征资本利得税。目前,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属于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证券市场尚是一个新兴市场, 对“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的主要目的是积累资本, 使之对经济效率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2) 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突出, 2007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8, 近几年来不断上升, 实际已超过了0.5, 超过国际警戒线 (0.4) 。收入分配是影响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 直接关系到亿万民众全面的小康社会建设以及社会的稳定。“大小非”减持过程中财富分配效应明显, 笔者以2010年1月20日股价来估算, 大约400多户企业的平均减持收益超过500%, 形成了“暴利”效应。“大小非”限售股的初始成本很低, 尽管非流通股支付了股改对价, 但依然不影响解禁股上市流通获取超额收益, 因此对“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衡。

(3) 有利于抑制股票集中抛售。“大小非”解禁股数量众多, 集中抛售可能导致股市崩盘。按照限售股解禁安排, 2006~2010年我国资本市场累计解禁15 034.5亿股;2010年10月到12月底, 两市共有涉及341只个股的3 946.48亿股限售股解禁, 以2010年9月17日收盘价计算, 解禁市值将高达3.43万亿元。如此大量的限售股若集中抛售, 必会给证券市场造成巨大的震荡, 股市将难以承受。2008年以来中国股市的低迷与“大小非”解禁压力不无关系, 因此对“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对股票集中抛售有抑制作用。

(4) 有利于增加税收收入。税收的首要功能是组织财政收入, 对“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必定会增加税收收入。就单一课税对象而言, 税收的再分配效应依赖于征税总量, 课税收入越多, 再分配效应越显著。对“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的财政功能与收入分配功能相一致。

二、“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现行政策及其不足

1.“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现行政策。

在现行税收政策下, 我国按减持限售股的不同主体分别适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企业减持限售股收入征企业所得税, 个人减持限售股收入征个人所得税。

企业减持限售股收入, 按照企业所得税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 属于财产转让收入, 减持收入扣除相关成本费用, 纳入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减持限售股收入, 按照《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167号) 的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 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适用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2. 现行税收政策的不足。

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征收的条件下, 对个人减持“大小非”限售股收入征所得税等同于替代方案——资本利得税。因而, 在此仅探讨企业减持“大小非”限售股收入的征税问题。

(1) 在组织税收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有限。现行对“大小非”减持收益征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在组织税收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上的作用有限。由于将减持收益纳入企业综合所得征税, 因此减持收益可用于补偿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所得产生的亏损, 同时又能参与享受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这样既不合理又存在政策冲突, 还使得征税率偏低。为证明这个问题, 笔者选取了某市38家减持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发现对“大小非”减持收益的实际税收征收率 (减持收益缴纳的所得税款/减持收益) 仅为4.21%, 远低于企业所得税25%的法定税率 (2008年之前为33%) 。

(2) 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将企业日常经营所得与“大小非”减持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不利于真实地反映企业管理水平, 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里, 仍以上面选取的38家减持“大小非”企业为例, 其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63.81%来自“大小非”减持收益。由此可见, 除去这部分减持收益后, 大量的减持企业实际处于亏损状态。

(3) 妨碍资本的积累和形成。税收调控作用通过有差别的税收待遇来实现, 对“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是对“大小非”减持收益的非公平税收待遇, 歧视资本利得。因此, 对“大小非”减持收益征企业所得税妨碍了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形成资本, 同时, 通过税收将一部分资本转化为税收退出资本市场, 也妨碍了资本的积累。

(4) 税收政策对限制集中抛售效果不显著。现行“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政策对何时减持的税收待遇相同, 因此对集中抛售行为并没有形成有效抑制, 对延期出售也没有形成有效激励, 所以, 现行对“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政策, 对解决集中抛售问题效果并不显著。

三、“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的替代政策及其预期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见, “大小非”减持收益的实质是资本利得, 对其征税的主要替代方案是征资本利得税。

1.“大小非”减持资本利得税方案。

(1) 对“大小非”减持收益单独征收资本利得税, 不再并入企业综合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

(2) 鉴于当前税收政策对应纳税所得额依然采取历史成本计价, 因此建议在确定应纳税额时, 应允许“大小非”减持收入扣除初始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计税依据。

(3) “大小非”减持资本利得税税率可参照个人减持20%的税率和企业所得税25%的法定税率确定;“大小非”问题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问题, 税率可按十年逐年递减10%的方式确定, 十年后不再征税。

2. 预期政策效果。

对“大小非”减持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将更有利于组织税收收入和强化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实行征收资本利得税后, “大小非”减持收益既不会出于需补偿企业日常经营所得亏损而避免征收, 又不会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如果将“大小非”减持收益的征税率从4.12%提高到25%, 相应的税收收入将增长5倍左右, 而其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效应都将得到有力的强化。

“大小非”减持收入实行资本利得税税率可推行按十年逐年递减10%的制定政策, 以鼓励企业延期减持“大小非”限售股, 对防止集中抛售股票具有显著效应。同时, 只要企业在十年内不出售股票就不再征税, 可鼓励资金留在资本市场, 促进资本的积累和形成, 最终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四、小结

综上所述, 对“大小非”减持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更符合我国实际, 也更能保障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大小非”问题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问题, “大小非”减持收入征税问题带有显著的中国色彩, 可以将“大小非”减持收入征资本利得税作为临时性税收政策, 十年后不再征收, 这样也能避免开征新税种的困难。

但从长远来看, 应研究将资本利得税扩大到所有的股票转让利得, 通过股票资本利得税统一资本市场税制。

参考文献

[1].靳万军.从“大小非”征税看税收征管理念变革.税务研究, 2010;6

课税模式 篇9

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分为个人和家庭两类。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单位的选择, 决定了个人所得税的调节点, 直接关系到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及税率结构的衡量标准, 进而影响税制公平性, 是一个国家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税制实践来看, 两种纳税单位均有国家采用, 英国、日本、中国等国家以个人为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 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以家庭为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变革的原因分析

个人所得税具有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两大职能。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 会在个人所得税的两个职能中进行权衡, 以实行不同的税制目标。现阶段,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还不足以成为筹集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 主要承担着调节收入分配, 实现再次收入公平的职能。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1994年开始至今一直以个人为课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弊端也凸显出来。一方面, 现行的以个人为课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中采用统一的免征额及税率表, 在征税过程中形成对已婚纳税人和单身纳税人计算个人所得税时都扣除相同的免征额和使用相同的税率表, 由此产生了横向不公平;另一方面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课税单位, 对具有相同收入的个人征收相同的税, 未将纳税人的负担人数和纳税人纳税能力的影响考虑在内。而低收入家庭的纳税人负担人数更多, 纳税能力更低, 形成了对低收入人群的逆向调节, 拉大了不同收入阶层纳税人的收入差距。从这些层面上看, 个人所得税并没有产生良好的调节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下的公平税制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首要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 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的变革势在必行。

二、影响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变革的因素

税制建立之初影响课税单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是当时的社会价值观, 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并不直接联系。但随着税收理论和税制实践的不断完善之后对纳税单位进行再次选择时, 则主要是四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即经济发展水平 (包括经济的发展阶段、劳动力供给的情况) 、税制环境 (包括一国对公平税制的要求、征税效率、对税源的控制力、以及不同税制设计因素之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等) 、社会状况 (包括社会价值观、妇女运动的兴起、一国的人口结构、维持婚姻家庭的稳定性等) 、学术研究 (包括税收理论的发展、国际税收改革趋势、国内学者对本国税制的看法等) 。

(一) 经济发展水平

现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 比2007年增长了9%, 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至335353亿元, 比2008年增长8.7%。从就业上看, 我国正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时期, 而且我国劳动力供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无需通过税收政策进一步刺激市场劳动力供给, 在税收政策上适当的鼓励已婚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 也可以缓解劳动力供给过剩的问题。

(二) 税制环境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 加强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 实现“再次分配公平”, 是目前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通过实现税收调节收入的“再次分配公平”来推进社会公平。建立公平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三) 社会价值观

现代社会中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人们会更多的去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 但这并不与家庭责任感、家庭伦理观相冲突, 我国是家庭意识比较浓重的国家, “共财共居”的家庭观依然是我国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

(四) 学术研究

国内许多学者提出, 我国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下, 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所得税量能负担的要求。当前国内学者已对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选择问题做出大量全面深入的探讨, 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部分学者对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公平性作出分析, 深入探讨我国现行税制基础上采用家庭为纳税单位的难点, 也有部分学者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税制设计, 为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选择提出了可借鉴的政策建议。

从整个宏观背景上看, 以家庭为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的经济、税制、社会、学术背景条件均已具备。从税制背景上看, 公平是个人所得税税制建立的首要目标, 国内学者认为以家庭为纳税单位更能体现税收公平, 而且将家庭作为个人所得税调节单位更符合我国的基本社会价值观的要求。

三、借鉴国际经验, 构建我国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个人所得制的设想

美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较完善的。1913年美国个人所得税建立至今一直以家庭为课税单位, 并不断调节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减轻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带来的负面作用。笔者认为, 我国应借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制, 以“分类设计、自主选择、量能负担、适度调节”为原则, 建立以家庭为课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

(一) 分“家庭”类型设计税前扣除

1. 合理划分“家庭”类型

个人所得税中的“家庭”可以分为两大类:有配偶家庭和无配偶家庭。有配偶家庭是由一对已婚夫妇为主体组成, 夫妻二人共同承担家庭的责任与义务。无配偶家庭则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单身个人 (包括离异的个人) 以及户主两类。单身个人是指未婚 (或离婚) 且不需要抚养子女的个人, 其个人收入主要用于个人的消费和储蓄, 不用负担其他人的生活。有供养的个人是指单身但需要抚养子女的个人, 例如寡妇、单亲家庭, 纳税人的收入不仅要满足自身的需要, 还需要负担子女的生活。

根据我国目前基本情况, 同时也为避免税制设计过于复杂, 在税制建立初期, 可以将纳税人划分两类:单身纳税人和已婚纳税人。已婚纳税人的认定以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为基础。单身纳税人则是指成年、未婚且有独立经济来源的个人。

2. 分类设计税前扣除

纳税人取得的毛收入经过税前扣除调整后应该能真实的反应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包括两方面:成本费用补偿和家庭生计扣除。其中成本费用补偿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个人扣除和成本费用扣除。个人扣除是用来补充纳税者的基本能耗, 是劳动者简单再生产的必要费用扣除。成本费用扣除是用来补偿个人为取得收入而花费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家庭生计扣除是依据纳税人家庭状况、婚姻状况、子女人数等情况设计的, 用来补偿家庭生活开支。单身个人和已婚夫妇相比, 衡量其税前扣除时主要有两方面的差异:第一, 家庭生活会产生规模效益, 从而减少平均生活成本, 而个人却无法获得这种家庭生活带来的规模效益;第二, 已婚纳税人的负担大于单身个人的负担, 已婚纳税人需要更多的家庭支出来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

我国可以参照美国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做法, 在税制设计中: (1) 考虑到家庭生活会产生规模效应, 而减少了生活成本, 在个人扣除时“已婚联合申报”的个人扣除额小于“单身申报”的个人扣除额的两倍; (2) 考虑到家庭的负担大于单身个人的负担;而在家庭生计扣除的时候根据家庭结构考虑到家庭的拖累因素, 根据家庭结构, 使已婚者具有更高的家庭生计扣除。

(二) 赋予申报方式自主选择权

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以个人为课税单位, 采用源泉扣缴的方法来征收个人所得税。为了在转变为以家庭为课税单位后形成良好的过渡机制, 宜采取自由选择申报的方式来缴纳个人所得税, 使已婚夫妇更多的选择权来自行决定采用联合申报或者分别申报。

需要注意的是, 已婚分别申报并不等于单身申报。已婚分别申报是折半乘二法的应用, 已婚分别申报的税率表中每一纳税级次的级距是已婚联合申报的一半, 但不等于单身申报的级距。以美国的税制为例, 2006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共分六级, 单身申报和已婚分别申报前两级的级距是相同的, 从第三级开始出现差异。因为已婚纳税人分别申报, 只是申报方式上给已婚纳税人更多的机动性, 并不改变以家庭为纳税单位这一基础, 不能因为已婚纳税人自己申报自己的个人所得税就将其当做单身纳税人对待。

(三) 量能负担、适度调节的原则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体现在中低收入阶层税收负担相对过重, 所以在税制设计时需要注意, 尽量减轻婚姻处罚对中低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的侵蚀。在税制公平基础上, 保持对婚姻的基本中性, 并通过适度调节, 尽量减轻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婚姻处罚。

1. 精细设计免征额

个人所得税已婚联合申报的免征额小于单身申报的二倍时就会产生婚姻处罚。所以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免征额的设计以纳税人实际的生计费用和成本费用为基础, 并且使已婚纳税人分别申报的免征额与单身申报的免征额相同, 已婚联合申报时的免征额设置为已婚分别申报的二倍。

2. 适度调整级距和边际税率

婚姻处罚和婚姻补贴的分布受级距和边际税率的影响。级距越短, 纳税人就越容易跳到下一纳税级次, 就越容易获得婚姻处罚或者婚姻补贴;边际税率的累进程度和婚姻处

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分析

■/何帆贺林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个人资产的大量增加, 从平衡收入差距的现实需要出发, 是否应该开征遗产税已成为社会及学术界研究争论的热点。本文围绕这一话题, 在正视我国开征遗产税所面临困难的基础上, 对遗产税的开征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遗产税可行性分析

一、我国征收遗产税的意义

遗产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死者留下的遗产征税, 国外也称“死亡税”。它是以被继承人去世后所遗留的财产为征税对象, 向遗产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征收的税。

(一) 征收遗产税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过大, 促进社会的稳定

由于遗产税只针对少数极度富裕的人征收, 而且税率相对较高。因此, 通过开征遗产税抑制了富人财产全部流入下一代, 有效防止了后代好逸恶劳的行为。此外征收遗产税对平衡社会贫富差距和实现社会公正以及对树立社会自我奋斗意识也有重要的作用。

(二) 征收遗产税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罚、婚姻补贴的分布正相关。为了减轻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婚姻处罚, 应当适当扩大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中前几个纳税级次的级距, 并对边际税率累进程度做出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 现阶段我国的税务机关很难全面掌握纳税人的收入、家庭人口构成、个人财产等各方面的信息, 税收征管水平也明显滞后, 这些因素成为制约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瓶颈。虽然从1994年金税工程一期到现在, 税收信息化建设逐步成长起来, 但我国的税收信息化建设仍处在成长初期, 不能适应当前税务工作的要求。税收信息化建设是税收征管的有力支撑。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 建立完善的纳税人家庭信息系统和收入监控体系, 加强对税源的监控力度, 防止税收流失, 是保障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变革, 实现我国个人所得税税负公平的关键。

华工作定居, 其在我国的遗产可以免纳遗产税。相比较而言, 我国居民在海外的遗产不少需缴纳遗产税, 这样不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同时也不符合税收对等原则, 长此以往, 我国在国际税收领域将处于不利地位。因此, 开征遗产税可以扭转这一不利影响, 维护国家利益。

(三) 征收遗产税有利于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

遗产税给富人们提供了一个合理避税的机会, 就是捐赠于公益事业的遗产免征遗产税。这样一来, 富人们可以通过投身公益事业来避免其继承人缴纳巨额的遗产税, 不仅为后人省下了一大笔遗产税, 也带来了良好的个人及社会效益。

(四) 征收遗产税有利于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

由于遗产税在设计时立足于较窄的征收范围和较高的征收水平, 因此那些冒着风险聚敛财富的贪官污吏在死后向税务机关申报遗产时, 不仅难以说明其遗产来源, 而且会为其后代增加巨额税负。通过这种现实分析, 他们就不会顶着触犯法律的风险去做得不偿失的事情了, 对贪污腐败也起到了良好的遏制作用。

二、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现状

遗产税在我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新中国

摘要：本文概述了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变革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变革的因素, 提出了构建我国以家庭为课税单位的个人所得制的设想。

关键词：课税单位,个人所得税,税负公平

参考文献

[1]马君, 詹卉.美国美国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税务研究, 2010 (1) .

[2]宋传江.实行以家庭为申报单位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思考〔J〕.中国财政, 2009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