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有对策

下有对策（共12篇）

下有对策 篇1

摘要：“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是我国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政现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表现形式越发多样化, 而导致此种不良现象出现的原因也随之更加复杂。我国行政决策机制的不科学, 以及分散化的行政监督机制为“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其主要表现为政策敷衍、政策利用、政策附加等。因此, 针对此种不良现象的存在, 我们必须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在加强我国政策执行力度的同时, 逐步完善行政决策机制。

关键词：表现,成因,治理对策

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添工加料”、附加条件的执行。在这种政策执行过程中, 政策执行者往往会为了自身的利益, 而在原来的政策里添加一些符合自身利益的东西, 而添加的这些东西与原来政策内容相悖, 缺乏应有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当政策执行者执行这些不合理的东西时, 大大影响原定目标的实现, 此即通常所称的“土政策”。这些执行者在明里打着理论联系实际、政策执行原则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旗号, 但实际上, 他们却是暗地里自立一套, 谋取私利。

第二, 象征性、“走过场”式的执行。我国的政策制定与执行均属于直线网络系统, 这个系统必须按照一定规则才能正常运转。因此, 下级必须严格执行上级所作的决策, 必须维护上级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有意见、有看法可以利用正规渠道和方式反映。但是在我国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象征性执行甚至抗拒执行的现象。

第三, 改其实质、曲解其义的执行。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往往是由于政策对执行者来说只是部分有利, 因此执行者就仅仅实施这部分对自身有利的政策,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政策无法得到真正全面地贯彻落实, 甚至会收到与政策初衷完全相悖的后果。

第四, 表面一致、阳奉阴违的执行。当执行机关执行的政策对自己的利益有损害的时候, 他们就会制定另一套执行方案, 从表面上看方案的内容与上级政策毫无二致, 但实际上, 方案的精神却与原来政策是相违背的。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成因分析

第一, 政府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 致使政策缺乏合理性。整体而言,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行政决策机制, 但政策制定中科学性和可行性仍有待提高, 具体表现为:

1. 决策机制不科学。

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人大是决策的中枢系统。但是在实践中, 它们的决策权力、职责和范围的划分不清晰, 各自关系不合理, 人大和政府决策职能没有充分发掘。各级行政机关虽已组建由信息、咨询、决策和监督组成的决策系统, 但目前而言, 这一系统并未真正发挥其所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行政决策中对信息收集、处理和应用重要性认知的缺失, 导致信息不畅, 致使信息在传达过程中应具有的准确性、真实性、及时性未能得到很好的实现。此外, 各级党政部门决策研究机构地位尴尬、职能未能充分发挥, 名为辅助决策机构, 实际并未真正履行其应有的研究决策职责。而机制之外, 包括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等发展缓慢, 数量和功能都不完善, 目前而言, 尚不能在政府决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 决策程序不规范。

目前我国行政决策程序不严谨、规章不完整等现象仍较普遍, 不少行政部门和基层组织在行政决策中没有遵循“真实的调查、认真的分析讨论和缜密的论证”等决策步骤, “一言堂”现象严重, 致使决策民主性缺失。 (1) 其次, 地方政府和各部门领导人对于社会同步发展的科学决策理论和技术重视程度不够, 且自身学习能力缺失, 对各种先进的现代决策理论、手段和技术缺乏了解和应用, 这种固步自封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使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大打折扣。

3. 科学的决策责任制度缺失。

责任心淡化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产生偏差行为的渊源, 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科学、有效的决策责任制度的缺乏。具体表现为:决策权力与责任相分离, 决策成败与决策者的利益缺乏直接的联系;决策责任主体不清晰, 这样便会出现“责任扩散效应”, 导致决策失误后责任不明;决策失误责任追究不严, 逃避责任追究缺乏约束机制。

第二, 行政监督机制过于分散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行为产生的前提。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监督机制在我国虽已形成, 但仍不完善, 行政部门在执行中经常出现“政出多门、政令不畅”等现象, 从而为“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行为提供了条件。目前我国监督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监督合力。在监督的实践过程中, 各种监督主体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等方面上, 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不够明确, 不够具体的问题, 这造成了各种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不顺, 同时它们各自为战, 彼此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和联系, 未能形成一个具有“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高效运行”的整体。因此, 监督中出现监督区域的“交叉”或“空白”在所难免, 而在解决问题时, 便出现“多方插手”和“推诿扯皮、无人监督”并存的现象。这就导致了监督的整体功能减弱, 监督机制弱化, 监督合力缺失 (2) 。

2.监督法规不完善, 可操作性不强。行政监督隶属于法制监督, 但目前我国的行政监督法制化程度仍较低。一方面由于监督法律法规空缺。如新闻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监督的相关法律并未出台, 使监督活动法律依据缺失;另一方面在于现存监督规则措词笼统, 标准和可供操作细则模糊, 使监督主体很难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违法违规行为。 (3)

3.专门监督机构缺乏独立性。目前, 具有专门行政监督权的机构如各监察部门等, 多为政府机关的内部机构。就领导机制而言, 其受双重领导——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相关部门, 从而导致了其受多重控制的现实, 独立性缺乏。 (4)

4. 权力机关地位不高, 缺乏督查力。

从法理上说, 权力机关应具有最强独立性, 其监督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 但在现实中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 仍然是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监督措施不得力;手段不配套, 深度不够;监督制约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监督机构不健全, 强度不够。

5. 偏重于追惩性监督, 忽视预防性和过程性监督。

行政监督活动应是一项经常性、持续性的活动。一直以来, 我们过于偏重追惩性的事后监督, 严重忽视了行政非法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发生过程中的控制, 这样就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纠偏于既遂”上, 而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的不完善, 导致出现了过多的行政偏差现象。行政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这系列缺陷, 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现象出现的必然。目前, 我国离实现行政决策和监督机制两者相互协调的目标, 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要做的各方面工作仍然很多。只有实现了两者的协调一致, 才能彻底消除“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三、多角度探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治理对策

第一, 加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是一切社会活动中的主体, 政策的执行落实要靠人来完成, 其包括政策执行者和政策目标所指向的群体。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思想意识的支撑, “思想意识是一套逻辑相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 它提供了一幅简单化的关于世界的图画, 并起到指导人们行动的作用。” (5) 价值观和信念这种内化了的制约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制约方式更加有效, 因为道德意识制约调节的是“理性经济人”的内心思想, 进而影响其行为和方式, 它的作用带有根本性。加强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 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二者正确的利益观和政绩观的塑造。首先得承认追求个人合理利益的正当性, 但同时要认识到利益是一个矛盾体, 包含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 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追求要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 在冲突的条件下, 以公共利益为优先选择。

第二, 完善权力制约体系。人类社会实践说明权力具有腐蚀性, 任何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条万古不易的经验。 (6) 权力寻租导致腐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产生, 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 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遏制地方“对策”行为的核心措施, 必须要以权力约束权力。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原因, 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这种集权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 但过分的集权, 不利于权力的互相监督, 没有监督的权力不能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从现阶段来看, 完善权力制约机制首先要合理分权, 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 以及同级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合理划分决策与监督等部门, 使其互相监督, 尤其是要提高监督部门的独立性, 既保障了政策执行, 又实现了监控有力。在政策领域中, 对权力进行制约不是最终目的, 其最终目的在于用权力来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 减少执行中的“对策”行为。只有权力的互相制约,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惩罚力度, 增加腐败成本, 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 (7) 规范权力运作, 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根本上保证政策的实施。

第三, 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出现, 除了固有的政策执行主体自身行为上的原因, 还有另一个诱发因素, 那就是政策本身的问题。事实证明, “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 (8) 合理完善的政策, 减少违反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 加大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 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 甚至为负, 尽量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合理的公共政策则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来予以保证。民主决策和科学政策评估是保证政策科学性的前提条件。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以及广大政策目标群体的聪明才智, 还要把基层执行人员纳入决策议程。基层政策执行人员来自第一线, 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加上专家学者具有的专业知识结构, 二者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 因此他们的建议往往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同时, 要在政策制定中吸收群众的合理建议, 比如采取进行民意调查、举行听政会等方式广纳民意, 反之, 有可能导致政策脱离实际。

第四, 完善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政策执行监控是保证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 也是减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有效方法。首先, 完善监控主体地位、权力来源与配置。其次, 充分应用现代科技构建政策执行监控系统, 收集处理各种政策执行信息, 建立完备的信息控制系统。最后, 资金、技术设备、人员编制等方面应对监控部门适当倾斜。在监控行动的实施中, 资金、技术设备、人员编制必不可少, 而目前监控部门普遍存在资源不足等问题, 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改善, 避免因资源缺乏产生“下有对策”行为, 保证行政决策得以切实执行。

参考文献

①梁仲明, 王建军.论中国行政决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J].西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3) .

②陈奇星.试论加强和完善行政监督机制[J].社会科学, 1999 (11) .

③苑晓杰.我国行政监督机制改革的路径选择[J].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 2004 (2) .

④郑宗仁, 王子猷.我国行政监督机制缺失及其改革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 2003 (11) .

⑤ (美) 詹姆斯.安德森.公共决策 (中译本) [M].华夏出版社, 1990 (20) .

⑥ (法) 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上册) [M].商务印书馆, 1982 (154) .

⑦吴官正2006年8月在纪检监察培训班上的讲话.

⑧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人民出版社, 1994 (333) .

下有对策 篇2

伴随着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这一理论日益深入人心，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充分显示了科学理论的强大威力。在各地各部门不遗余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方面存在一些不和谐的杂音，少数领导干部为了部门和小团体利益，借口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破坏了政令的统一和畅通。

本文通过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一现象的表现、成因以及对策进行研究分析，认为“上有对策、下有政策”这种现象是要不得的，我们每个人应该行使自身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使我们的政策得到更加有效的贯彻和落实、让我们的人民群众能更加切身的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关心、得到实惠，彻底走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

关键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级政策；执行；监控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ince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this theory is growing in popularity in promoting sound and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t shows the power of scientific theories.All localities and departments to spare no effort in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re are some localities and departments implement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re are some major decisions and plans discordant noise, a small number of departments and leading cadres to the interests of small groups under the pretext of local andspecial department, set the expense of the central repeated orders, to engage in “policies, under the measures”, undermining the unity and flow decree.Based on the “policies, under the measures”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phenomenon,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at “there are measures under the policy” of this phenomenon is undesirable, each of us should exercis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publictransaction management rights, our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e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e effective, so that our people can be more immediate feel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care, to be affordable, completely out of the “policies, under the measures”the cycle.Key words：“Policies, under the measures”;higher-level policy;implementation;monitoring

引言

伴随着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这一理论日益深入人心，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充分显示了科学理论的强大威力。在各地各部门不遗余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方面存在一些不和谐的杂音，少数领导干部为了部门和小团体利益，借口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破坏了政令的统一和畅通。基于这一现象，本论文通过举例论证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表现、成因及对策进行分析，来阐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短期内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做到臻于至善。

一、令人关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伴随着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这一理论日益深入人心，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充分显示了科学理论的强大威力。在各地各部门不遗余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方面存在一些不和谐的杂音，少数领导干部为了部门和小团体利益，借口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破坏了政令的统一和畅通。

（一）什么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质来说是把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背离。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五种表现。

目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现实中情况各异，具体表现为对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欺骗性”执行、等五种情况。

1、“替换性”执行上级政策。

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政策落空。比如，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多次推出各种举措，但面对频频亮起的红灯，一些地方政府不是想着如何降温，而是采用多种手法，对宏观调控政策“拆招卸力”，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到最后，宏观调控落实在一些地方成了会议对会议、政策对政策、文件对文件的过程。

2、“选择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着眼于为我所用，对政策精神和内容故意曲解，选择政策中对本地方、本部门甚至执行者本人有利的部分来执行，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煤矿生产政策时，注重对煤矿开采带来的经济效益，注重煤矿经济带来的政绩，注重煤矿经济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对这部分政策的执行很到位。但同时，煤矿生产政策中要求地方政府合理利用矿产资源，防止滥采滥挖，保护环境，注重对人员的安全培训等方面由于经济效益不明显，就得不到执行者的重视，一些地方甚至不管不问，致使资源枯竭，矿难不止，影响了国家安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心稳定。

3、“象征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不求神似、只求形似”，落实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方面存在一些不和谐的杂音，少数领导干部为了部门和小团体利益，借口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置中央的三令五申于不顾，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破坏了政令的统一和畅通。

4、“附加性”执行上级政策。

地方政府或部门，根据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出台“红头文件”，本应细化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使之在执行过程中更具可操作性，更好地服务百姓。但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红头文件”却是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土政策”，掺杂着一己之私。某市政府曾发文规定，依法注册且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法定代表人或年纳税500万元以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就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车辆违规不用受罚、子女上学可自由择校、娱乐场所消费不受公安机关检查„„

5、“欺骗性”执行上级政策。

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发展保护支柱产业的旗号，表面上口口声声要加大监管力度，暗地里却为不法矿主和环评不达标企业“开绿灯”、发放“通行证”，充当代理人，纵容不法煤矿和污染企业生产经营，导致国家政令“严不起来、落实不下去”，出现“肠梗阻”现象。尽管近些年来党和政府付出很大努力，三令五申要求关闭不合要求的小煤矿，但有些地方干部的阳奉阴违使这一计划的执行大打折扣。2006年11月25日，发生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昌源煤矿的瓦斯爆炸就暴露了地方政府的监督问题。这是一个已经被煤矿监察局和云南省政府发布公告予以关闭的矿井，却被偷梁换柱，以置换名义保留下来，并且继续生产，以致酿成特别重大事故。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成因分析

导致对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实施主体的因素，也有来自有关部门政策本身配套不够方面的因素；既有执行过程本身的因素，也有政策环境的因素，但归根到底是受“利益”的驱动，利益驱动是消解行政执行力的内在动因。

第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少数领导干部的错误政绩观。

一些地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到底是扭曲的政绩观在作怪。他们有的重近轻远，注重多出政绩、快出政绩，对长远发展缺少统筹谋划；有的重显轻潜，热衷于干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忽视短时间内无法显现成效的工作；有的重硬轻软，喜欢追求硬指标，轻视不易量化的工作；有的重物轻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较少顾及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有的重局部轻全局，只从局部利益出发，不从全局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追求局部利益不惜牺牲全局利益；有的重投入轻收益，只看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多少，招商引资了多少，不看施政成本，不考虑投入与产出比。正是在这样政绩观的支配下，有些地方领导，为获取眼前产值、税收和利润，通过行政干预开“绿灯”，上马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相违背的项目。

第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地方政府本位主义。

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一些地方政府本位主义严重，大搞地方保护主义，以违背中央、国家政策法规的方式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的权力，以达到维护或扩大地方局部利益的目的。不听中央的话才能获得经济增长的利益，这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中很有市场。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甚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损害了法制统一和市场统一，而且削弱了中央的调控能力。少数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过多地介入经济建设领域，妨碍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对于那些具有负“外部性”的问题，如环境污染、安全生产常常是得过且过；对于具有正“外部性”的问题，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则是能放手则放手，甚至把一些公共服务甩给了市场。

3、“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政策本身的缺陷。

政策得到很好执行，前提是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而政策本身的缺陷构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诱发因素。政策缺陷体现为政策的多变、政出多门、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不配套。今天这个部门在自己管辖范围制定一个政策，时过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由另外部门匆忙出台一个政策，这些政策之间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造成政策执行起来普遍性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对新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不奇怪了。煤炭产业经过了80年代的“有水快流”，承包搞活政策，又经历了90年代的企业改制、关井压产政策，政策变化大，使得各主体主观心理预期认为政策还要变化，就促使人们对现在的关闭小煤矿政策持观望态度，执行不彻底；就煤矿生产安全方面来说，《矿山安全法》、《煤炭法》、《安全生产法》和《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等对之都有规定，由于制定时间不一致，互相矛盾。有些条款滞后却没有修改。如，安全生产监管方面：原煤炭工业部制定颁布的技术标准要求：煤矿井下必须使用防爆电器,由于老矿井的设计却无法安装与使用防爆电器,客观上不能实施，为应付达标只好采取“下有对策”；国务院《煤矿安全监察条例》规定的处罚力度过轻，警告，记过缺乏实际意义，并且和人大制定《安全生产法》对煤矿安全事故责任人的处罚力度不一致，这种政策之间的“撞车”为政策执行者各行其是，各取所需提供了条件，造成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避重就轻，无法威慑违法生产行为。

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源于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

冯.梅特和冯.豪恩把政策执行界定为“为了实现先前的政策决定中所确定的目标，接受有关政策指导的公共部或者团体所采取的行动”。简而言之，政策执行就是把政策付诸行动。但是“想当然的认为政策付诸实施的过程十分简单，一定会达到决策目标是错误的”[7]在现实中，政策得不到贯彻实施甚至成为一纸空文的情况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政策执行过程中会受到权力、利益和人的思想意识等主客观方面的干扰，所以必须对政策执行加以监控。监控的效果决定于监控组织的权威性大小，监控资源、监控信息、监控体制的完备情况。但是，煤矿安全生产的监控部门面临的却是监控的权威、资金、技术、人力、信息资源的严重不足问题。这就造成实际工作的几个工作人员监督几十甚至几百个煤矿，信息缺乏、检测设备落后，安全生产监控政策执行起来流于形式。甚至在煤矿事故的处理中，监察部门只有建议权，权威性不足，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实质制约性，且容易受权力干扰，导致一些政府和大型企业在政策的执行中大搞“对策”行为。

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治理对策。

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在于各地、各部门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使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保证政令畅通，真正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

（一）树立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基本前提。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好“政绩为谁创”的问题，始终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切实解决农民增收、企业改制、劳动就业、征地拆迁以及教育、医疗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实际成效创政绩。其次要解决好“创什么样政绩”的问题，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来创造政绩。再次要解决好“靠什么创政绩”的问题，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科学把握本地区本单位发展 基础、优势条件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并在具体工作中加以贯彻。

（二）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关键所在。

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来保证，而民主决策和科学政策评估是保证政策科学性的前提条件。民主化决策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既要发挥学术性团体、专业性咨询机构的作用，更要整合政府不同机构内部各种“智囊团”的作用，使不同部门制定的政策通过“智囊团”这一桥梁得到相互协调、配套，增加政策执行的预期性和稳定性。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只有通过科学决策形成合理完备的公共政策，减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加大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几率，才能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

（三）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核心内容。探索建立干部政绩的科学考核机制，是推动各地方、各部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抓手。要抓紧建立内涵更丰富、指标更科学、设计更完善的政绩考核体系，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内容都要纳入考核体系。对干部考核评价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财政收入的多寡，还要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要在政绩考核中增加群众评价的比重，改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绩评价体系，融入企业、社会团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评价意见，使政绩评价主体多元化，彰显企业、社会团体和群众意见在官员政绩评价当中的重要作用，使地方官员在注重政绩和升迁的同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多考虑公众需要和公众利益。

（四）完善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重要保证。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篇3

前几年，给农民打白条盛行，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为此，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严禁给农民打白条。政策出台后，当农民再卖粮时，某地收粮官员对农民讲：“现在政府不允许打白条，我们这里有账，卖多少，你们自己记着。”政策是有了，但农民依旧拿不到钱，依旧无奈，原来还有张条，现在连张白条也没了。如此落实、执行中央政府的规定，农民恐怕很难为这样的政策叫好、喝彩。这些政策执行者的智慧十分令人“钦佩”，与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有得一拼。让他们去写冷幽默的剧本，或许能更尽其才。类似的冷幽默，不胜枚举。

就说高速公路收费吧。根据相关规定，高速公路按还贷公路收费，收费期限为十五年，特殊地区最多不超过二十年；按经营性公路收费，收费年限最多为三十年。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立项时定为“政府收费还贷公路”，那就意味着其不该以营利为目的，贷款全部还清后就应停止收费。这条路建成于1993年，迄今已满十五年，且贷款早已还清。

当人们质疑现在继续收费的合理性时，首发高速的副总却扬言，“机场高速公路就是收上一百年费也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还声称“高速收费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好一个“有利于”！难道一条没有收费站的高速路，通行速度比设置了收费站的路还要慢？亏他还是堂堂一个管路的官儿！令人费解的是，多年来，对于首发高速的种种言行，各级政府居然都默认了。

无独有偶。当百姓翘首以待国家还贷型二级收费公路取消收费时，却发现319国道浏阳杨家收费站，从2001年起，一直借故在106国道上设置路障，将原本该在106国道上行驶的车辆逼到319国道上，以强行收费。若不是赶上了一年一次的“3?15”被曝光，这高速费估计也得收上一百年！

说到路，不由得又想起了停在北川某政府大院里的兰德酷路泽。此车名气不小，因此引起的风波也不小。其实，甭管多穷困的地方，也甭管多不起眼的政府机构，都或多或少拥有这样的名车，对中国百姓来说，原本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只是这一次，此车是属于北川的。北川，2008年特大地震的重灾区。地震周年未到，震区百废待兴，对于那些在地震棚中熬过冬天的受灾群众来说，兰德酷路泽真的像官员们解释的那样是“必需品”吗？

民间流行一句话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的是中央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总是遭遇变形。究其原因，或许很复杂，但我认为，政策之所以出现变形，是政策的执行者心里根本装不下老百姓。本届政府强调民生，下面的各级政策执行者，如果心里没装着百姓，只为自己的乌纱帽，为利益奔忙，恐怕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了。

下有对策 篇4

首先是象征性的执行。高校政策的执行属直线网络系统, 高校政策的颁布执行需要经过学校领导班子的通过并颁布, 系院领导、老师, 最后到学生进行执行, 这个系统正常运转必须按照一定规则来, 下级必须严格执行上级所作决策, 必须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 有意见、有看法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进行反映, 反对越级现象, 但同时也必须严格按上级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执行。

其次是选择性执行。政策的实施必定会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这种执行的现象往往是由于政策执行者根据自身有利的部分予以实施,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政策无法得到真正地贯彻落实, 甚至收到与初衷相悖的绩效。例如, 学校举行英语和计算机竞赛, 举行这些竞赛的目的是督促各院系同学认真学习, 同时对他们的成果进行检验, 因此, 参加竞赛的人员要分为推荐的学生和随机抽的学生。可是, 在现实生活中, 各个院系在准备这些竞赛的时候, 参赛人员很大程度上都变成了推荐学生。

然后是替代性执行。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于政策对执行者没有益处, 或者说是执行人员主观意识上对政策的排斥, 此时, 他们就会制定表面上与上级政策一致, 实际上却与之相违背的实施方案。例如, 每周进行的团日活动。学校举行团日活动的目的是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增强同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是, 学校在制定团日活动主题的时候未能真正按照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久而久之, 主题离实际越来越远, 因此, 团日活动逐渐挂上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招牌。

最后是附加性执行。在这种政策执行过程中, 政策执行者往往会添加一些原政策所没有的东西, 而添加的这些东西往往是不合理的, 不可行的, 但执行者为了自身的利益把它们加进去, 使这些不合理不可行的东西变成了合理的可行的, 这样也就会影响原定目标的实现, 这就是"土政策", 他们口头上喊的是政策执行原则将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 实际上是自立一套, 谋取私利。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是执行主体或者政策指向的目标群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 一味强调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利益而对原政策的支解曲解。然而在高校中, 政策执行走样的问题屡见不鲜, 究其原因,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根本原因。在学校中, 人们之所以从事政治经济活动, 其根本的动因在于人们实现自己或系院利益的要求, 因此, 利益的争夺较量成了这一系列对策的基本点。

第二、权力寻租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键原因。政策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执行人员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执行人员一方面扮演着系院代理人的角色, 充当公共角色;同时又作为普通一员, 充当私人角色。公共角色要求其代表系院利益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政策, 然而, 应然判断终究不等于实然判断, 理想的行为规范和行政实践之间毕竟存在一定差距, 由于“经济人”理性的存在, 政策执行者也在时刻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执行方式, 由于制度的不完善, 这种角色错位极有可能导致权力寻租。

第三、政策制定导致的缺陷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原因。政策得到很好执行, 前提是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 而政策本身的缺陷构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诱发因素。政策缺陷体现为政策的多变、政出多门、政策缺乏科学性, 不完整, 不配套。今天这个部门在自己管辖范围制定一个政策, 时过不久, 情况发生了变化, 又由另外部门匆忙出台一个政策, 这些政策之间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 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 造成政策执行起来普遍性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

第四、监督机制不完善, 执行主体自身监督意识较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管理体制原因。。美国著名行政学家艾莉诺!奥斯特罗姆指出, “在每一个群体中, 都有不顾道德规范, 只要一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因此,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必须完善监督机制。我国监督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自身监督意识是较弱、制度欠缺等方面的原因还存在监督乏力的现象。

通过以上对高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分析, 我们提出一些改善高校政策执行走样的对策。

(一) 制定的政策应具有公平性、明晰性的特点。任何政策的出台需要进行慎重的权衡, 然而首先需要考虑的即是公平性, 公平并不是要求绝对的公平, 而是对执行对象来说应是相对的公平;而明晰性是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政策必须是明确、清晰, 不能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含糊笼统的政策容易引起政策被曲解, 导致政策执行失败。

(二) 完善政策执行机制。首先应落实责任追究机制。通过建立责任制对其行为进行控制和规范, 同时要明确执行对象的职位职责、权利范围、能力要求等状况, 将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 对政策执行偏差、执行误差, 甚至违背政策、对抗政策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给予有依据的惩罚措施。强化政策执行者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三) 加强监督、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政策执行监督制度。实行政策执行公开化制度, 增强政策执行活动的透明度。同时完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沟通协调机制, 建立专业性的沟通协调机构, 建立双向沟通的通常渠道, 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和横向沟通顺畅。

参考文献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 篇5

曾经有一道公务员面试真题是这样的：两代会期间，有代表反映某些地方存在着“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现象，请谈谈看法。

对于这样一道题想必各位考生都并不陌生，这反映的是一个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问题。至于其原因、其对策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真正让大家关心的是何时才能走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圈。毕竟在中国这样的现象还不胜枚举，“祸国”必然“殃民”，所以这种现象必须从根本上进行遏制。

自广西河池市朝阳煤矿突击提拔7名矿长助理下井带班的消息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披露后，便引起了舆论轩然大波，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实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或明或暗，一直是屡禁不止。其实靠出台一项政策，就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这或多或少存在空想主义的色彩。因为一项好的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经过层级的交接，必然会出现一些偏离初衷的问题。所以要想让政策落到实处，若没有强有力的执行，与更强有力的监督，定会有人从中钻政策的空子，正应了俗语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举无疑会让人民的利益备受损失，无疑会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再一次受到挑战。

又如高考(论坛)加分政策，这本来是不拘一格选人才、打破了“唯课程论”的一项非常好的举措，但是这项好的政策却被人们再一次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了解读和执行，“武术冠军”、“奥数冠军”等称号席卷中国的高考市场，这突如其来的旋风式的荣誉称号，无非都是为了响应这一政策，谋取自身的利益，这样一种以利益为导向的行为必然会让我们选拔综合型人才的初衷再一次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这样的现象使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永远有对策与之进行赤膊的较量，也使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么如何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和真实性，首先，就需要执行者和监督者要主观上明确自身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要从思想上意识到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其次，客观上就需要我们的制度要更加完善，这个制度要保证我们的监督更加到位，反之惩治也应该更加到位。最后，监督不是一个人的事，我们一直在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监督的主体，是监督的主力军，所以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一定要善于行使手中的权利，不要个人自扫门前雪，更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定要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行使自身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让我们的政策得到更加有效的贯彻和落实、让我们的人民群众能更加切身的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关心、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初衷。

下有对策 篇6

当领导发觉制度不得执行,有漏洞可钻时往往就定下更严格的规章,加上更多的报表,增加更多的检查,但“亡羊补牢”后,羊照亡不误,甚至变本加厉:一、更多的弄虚作假,每个领导都有“填表专员”,每个组织都有“填表办公室”,平常报上去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业绩与政绩,直到纸包不住火了,爆出一个又一个的大弊案或大危机。二、规定多了,制度定得太细太严,反正没人在乎,甚至没人搞得清楚,所以正式的规章制度被晒在一旁,大家都是照着潜规则行事。越是如此,法越没有尊严,组织越没有威严。领导看着事情越来越失控,就继续下政策、定法规,陷入怪圈,却加速了“法治”的破产。譬如,我们的矿厂安全规范并不少,但就是矿难频频,上面干脆下令要领导也下矿坑,结果就有矿厂一天之内升了七个矿工作“领导”。

这就是“现代管理”的迷思。

很不幸,我们社会上充斥对西方现代管理的误解,这类以控制为管理,以法治取代伦理规范,去社会、去关系化的主张,富士康办到了,但阻止不了权力的集中与滥用,也阻止不了原子化的个人的绝望与跳楼。更多的企业在学这套管理时,却面对了中国人厉害的化解之道,陷入怪圈之中。

以震后重建中的亲身体验的事情为例。“5.12地震”后,一些大公司的领导有心作一些公益,所以会对灾区提供一些立意良好的重建计划,但一旦经由手下的员工到灾区一搅和,公益就变成了公关,甚至变成了“公意”(公关+生意),这使得地震后的灾区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表演场。

道理很简单。在组织理论中,西蒙提出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是员工的真实作为,上面领导看不到,上面能看到的就是一些统计数据,而一家企业绝对不会建立一个收集灾后服务“志愿者”的绩效的评鉴系统(更何况很多绩效也没办法变成绩效评估系统中的统计,这正是为什么奥斯特罗姆提出多中心理论的原因),毕竟这不是一个企业的日常业务,而企业领导也不会有时间亲自到灾区,直接在第一线指挥,直接观察“志愿者”的工作。所以员工就会发觉,最好的对策不是服务灾民,取得绩效,而是取得媒体注意,甚至造假“忽悠”媒体。这个对策最容易引起领导注意,带给领导良好的印象。如果企业也抱着公关的目的赈灾,对这种灾民没得益处只有公关的行为就更会睁一眼、闭一眼,间接鼓励了造假搞公关的对策。

我还发现,参与公益活动,成为“志愿者”的公司员工中,虽然不乏真有爱心的人,但许多是伪“志愿者”,他们不过将其作为晋升的台阶—公司领导频繁出现在灾区,报名赈灾的员工反而能有更多的机会见到高层领导,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得到赏识和提拔。公司推进赈灾的政策,很快就被下面人为己营私的对策化解,这是官僚组织的本质,员工看上不看下,关心的是领导的感受,而不是灾民的感受。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企业并不合适直接从事公益事业(除非领导亲自参与,也下来当志愿者),毕竟企业本身是一个利益导向的组织,本身与公益事业的目标并不一致。正途是找一个真正在服务弱势团体卓有绩效的专业单位,捐钱,然后监督,因为这些单位的目的、价值观及绩效评估系统都是为公益而设计的,参与的志愿者也多半是真有爱心,把公益当事业的人,比较不会以公关作为对策。

下有对策 篇7

关键词：政策,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

虽说“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但很多事情还是证明, 人们的聪明才智可谓无穷无尽, 用之不竭。“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这一现象就是恰如其分的举证。从字面上理解,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反映的是从上至下的政策执行过程。然而, 如果深究其因, 其动因不仅仅来源于行政执行, 而且也藏匿于行政决策和行政监督。

1 行政决策

如果政策使得下级有对策可依, 有空子可钻, 有机可乘, 那么是不是该追根溯源, 思索政策本身的原因?我们不能奢求一项本身就含有缺陷的不科学的政策得到良好的执行, 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 行政决策对于此现象有不可小觑的责任。

1.1 是否稳定

行政决策绝不是灵光一闪、突发奇想的孤立想法。正如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府所高度追求的一般, 行政决策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为, 更得保证它相对稳定的状态。“政策的执行重要一点就在于政策主体对政策的认同, 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 有利于政策的实施”。如果上级的政策都朝令夕改, 那么政策执行者认同感降低, 对策自然也油然而生。

另外, 决策没有在新与旧之间, 宏观与微观之间, 主体与具体实施细则之间体现很好的衔接和配套, 也是不稳定的表现。

1.2 是否科学合理

行政决策的原则中, 有一条便是科学预测原则。决策的科学合理性在于决策的现实可操作性, 既要符合客观条件和要求, 也考虑执行中人力、财力、物力的资源支持情况。同时, 决策还要能针对客观存在的主要矛盾, 使得决策有现实意义。若制定的政策缺乏现实意义, 没有针对性, 没有根据现实社会反映客观存在的情况, 甚至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缺失实践基础, 都是不科学、不合理的。例如“赶英超美”的政策目标, 高得不切实际, 高得令人无限遐想, 尔后的惨痛教训也犹如烙印在心。

1.3 是否公平

行政决策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 一切以人为本。既然如此, 那么均衡地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和价值就尤为关键。忽视和损害任何一部分人利益的政策都将失败于相应对策的阻碍。

1.4 是否明晰

行政决策的明晰性要求决策能确保被准确清晰地理解, 在职责、权益等方面严格限定, 不容想象曲解的空间。毫无疑问, 缺乏明晰性的政策有很大的发挥余地, 对于“经济人”假设的人类来说, 趋利避害是天性, 在一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政策中, 选择性理解利于自身利益的倾向来执行, 是为己牟私利, 也是按政策行事。由此可见, 政策本身不明确清晰是“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重要始作俑者。

2 行政执行

行政执行是落实行政决策的根本途径, 早在开篇笔者就提到“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从字面上就很明显地反映出是从上至下的政策执行过程。执行是灵活的, 也是复杂的, 其中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偏离决策设定的正常轨道。从行政执行的角度理解“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动因, 有助于剖析政令不通的直接症结。

2.1 各环节机制的不完善

行政执行机制的不完善体现在各个环节。首先, 指挥无力, 政出多头, 权责配置机制的不明, 造成各方利益难以均衡, 也纵容繁多林立的各方执行者相互推诿。其次, 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 信息不对称, 使统一指挥没有了基础, 增大了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同时, 缺乏良好的信息反馈机制, 偏差得不到及时纠正, 更助长了恣意主观、独断专行的倾向。最后, 行政决策毕竟是深思熟虑、蕴涵深意的, 这注定着行政执行也不可能是独立单一的。于是, 各部门的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就需要强大有效的行政协调机制。缺乏协调的政策执行, 就会降低政策执行的效率与效果, 造成各谋其政的局面。

2.2 执行主体的利益偏差和素质能力

本身为人类的我们, 总是很容易理解利益是一股强大的驱动力。每当我们探讨许多问题时, 也会很自然地会考虑到利益在其中充当的重要角色。同样, 思索“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对利益的追求正是政策执行主体的内在驱动力。人们之所以遵守政策, 或违反它, 或演变着执行, 一定在于政策表现出某种利益, 而执行者趋利避害的天性会很自然地将这利益与自身相结合。政策分配的利益总做不到全面均衡、完全“价值中立”, 这不均不等的利益偏差, 使自利、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执行者竭尽所能地想出五花八门的对策, 但方向基本一致, 都是朝着利于自身利益而行。上述的利己思想可以归为天性, 也可定为素质。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 如果没有必备的科学人文素养, 公正高洁的品德, 以及一定的执行能力, 将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

2.3 目标群体

政策的完美执行不光依靠执行主体的态度, 还要看是否满意于目标群体。相对于行政执行主体的认同感, 目标群体的认同程度更重要, 因为目标群体才是政策实施的土壤, 要是大多数行政主体相对于少数执行者的对抗发生, 那么政策执行的阻力可想而知。通常情况下, 目标群体对政策的顺从程度既与目标团体衡量政策的成本利益有关, 也与政策对目标团体行为调适有关。如果目标群体认为政策于己是有益的, 那么自然就容易接受和支持;如果政策损害了其群体利益, 就会得到抵制与对抗。

2.4 执行的客观条件

对于政策的执行, 除了考虑人的因素, 还有对客观条件的把握。这其中就包括政策基础、财政能力、信息资源、执行文化。政策基础为行政执行创造了前期宣传效应, 营造了便利的思想环境, 助于实际工作的展开。财政能力是政策执行者执行活动中各项经费开支的有力保障。执行经费要做到不奢华, 又不缺乏, 始终是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要求。丰富可取的信息资源, 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灵活高效的执行文化对于执行机构来讲, 强化了执行观念和意识。缺乏这些客观条件, 都将造成执行失误。

3 行政监督

行政监督旨在提高行政效能, 促进行政机关廉政建设, 确保公共利益。监督体制存在缺陷, 势必会为“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滋生提供条件。

3.1 内部监督

“吾日三省吾身”, 作为个体, 我们都很难做到自省和反思, 更何况一个利益相关的行政机构内部。内部监督的效度有限是由于其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同一内部, 同一相关利益群体, 往往不能形成一个公正严密、运行高效的有机监督整体。因此, 监督工作中难免出现无人状况, 削弱了监督的整体效能, 导致了内部监督机制弱化, 甚至缺失。

3.2 外部监督

外部监督中法制监督法规不完善, 且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相关权力机关的权威地位没得到体现, 强度和深度都不尽如人意。与此相比, 社会监督更广泛, 也更有成效, 来自公众和舆论的压力使监督落到实处。但是, 社会监督的力量毕竟有限, 只能反映普遍正义。除此之外, 外部监督局限于追惩性监督, 做不到预防和过程的控制。

4 政策建议

4.1 思想文化建设, 提高人员素质能力

社会由人构成, 行政由人管理。所有的行政环节都以人为活动主体, 从思想意识方面进行引导, 比任何制约机制都有效。优良的整体文化氛围, 正确的价值观, 无私的奉献精神, 始终以人为本, 把人民的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自然避免了因利益而起的各种冲突。无论是属于行政系统哪一层级的人员, 都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和能力。严于律己, 恪尽职守, 行政决策主体制定出科学、合理、稳定、公平、明晰的政策, 行政执行主体严格、准确、无误地执行, 行政监督主体公正、公开、严格地监督, 每种角色各尽其职, 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4.2 完善各方面机制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呈现出各方面机制的不完备, 因而, 明确权责配置机制, 加强上下级、同级间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 保证信息反馈机制的良好运行, 以及拥有完备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法制机制, 确保一切有法可依, 依法而行。

4.3 社会公开化

行政政策既然是为实现公共利益, 那么就应该落实公众意志, 听到社会的声音, 强调社会的作用, 真正做到人民自己当家做主, 公众民主自主地参与决策, 主动乐心地接受和支持执行, 并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系统, 杜绝消极的“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状况。

参考文献

[1]祁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政策执行的相关分析[J].法制与社会, 2008 (3) :170.

下有对策 篇8

矩阵对策也叫二人零和对策, 其对策中有两个局中人, 每个局中人仅有有限个策略可供选择。每一局的对策均有确定的得失值 (赢得值) , 且同一局的两个局中人的得失值之和为零, 局中人双方针对对方所采取的策略相应地制定最有利于自己的应对策略, 双方激烈对抗。在矩阵对策中, 如果局中人的支付矩阵中有鞍点, 选择鞍点对策是最优的策略, 若无鞍点, 则需要选择混合策略, 混合策略是纯策略在空间上的概率分布。

1 矩阵对策中混合对策问题的数学模型

设局中人A分别以x1, x2, …, xm的概率混合使用他的m种策略, 设局中人B分别以y1, y2, …, yn的概率混合使用他的n种策略。

当A采用混合策略, B采用纯策略bj (j=1, 2, …, n) , A的赢得为, 依据最大最小原则, 有

其中C= (cij) m×n为局中人A的支付矩阵, vA为A的赢得值。可以将该问题转化为线性规划问题, 则局中人A、B的最优策略的数学模型为:

该线性规划问题的求解运用lingo非常方便。

2 lingo求解举例

甲乙两人用“石头, 剪刀, 布”游戏决定胜负, 双方规定:石头胜剪子, 剪子胜布, 布胜石头。问他们两人如何做, 才能使自己获胜的可能性更大。

分析:该问题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 通常在客观条件无法定胜负的时候采用。游戏中甲的支付函数如表1。

容易看出, 该问题是一个二人零和对策问题, 没有纯最优策略, 只能求相应的混合策略。

甲的支付矩阵, 依照上述模型, 求甲的最优策略的LINGO程序如下:

结果表明, 甲以1/3的概率出石头、剪刀、布中每种策略的一种, 其赢得值为0, 用同样的方法求乙的最优策略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这个结果说明, 在“石头、剪刀、布”游戏中, 如果不考虑参与者的习惯、互相了解程度等其他因素, 游戏是绝对公平的。

3 结束语

运用lingo求解矩阵对策中混合对策问题非常方便。不同的矩阵对策问题只是支付矩阵不同, 只改变支付矩阵即可求解。另外, 无论矩阵对策有无鞍点, 都可以用线性规划的方法, 运用lingo软件求解。

参考文献

[1]曾庆红, 杨桥艳.基于LINGO软件的数学规划模型求解[J].保山学院学报, 2010 (02) .

[2]钱业洪.矩阵对策混合策略解法概述[J].数学学习与研究, 20113 (5) .

剖析现状共商对策 篇9

周成根：我先谈谈汽车物流的概念吧。什么是汽车物流?汽车物流是指汽车供应链上原材料、零部件、整车以及售后配件在各个环节之间的实体流动过程。广义的汽车物流还包括废旧汽车的回收环节。汽车物流在汽车产业链中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汽车物流是实现汽车产业价值流顺畅流动的根本保障。

中国储运：汽车物流与汽车工业紧密相连，在这条产业链上，从初始的采购原材料到消费者把车开回家，无不与物流有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几位嘉宾是汽车零部件供采购商，那么在你们的工作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周婉婷：谈到汽车物流的问题，我可以举马瑞利(中国)的例子。马瑞利(中国)在2012年的4月份启动了物流整合工作，一开始只是针对马瑞利动力的上海工厂，芜湖工厂、芜湖车灯、广州电子，这几个是当时业务量最大的公司，但运输量比较分散，所有物流都是隶属于每个工厂，每个工厂都按照自己的需求做了一个物流供应商的选择。所以它们都有各自的供应商，一共有21个供应商。出于价格因素的考虑，当时选择的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供应商，为此我们也对物流运输进行了分析。仓库在今以后的整合中，也会跟随物流做进一步整合。

这次整合物流，设有几个目标，第一个是对马瑞利业务进行整合。原来马瑞利各个工厂产品线相对非常独立，基于中国整个管理层对公司的形象要求，希望能够把所有业务进行整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要降低成本提高物流的管理效率，这是我们的核心。当时由于油价不断上涨，物流价格也在上升，而较大的物流公司的管理成本也比较高，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仍然设立了这个目标。而且考虑到运输过程当中总会发生一些意外———因为原来的供应商没有风险管理的能力，我们在过去几年里发生过很多异常情况，所以又把风险管理作为我们这次物流优化的一个目标。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汽车物流制造业的信息化水平仍然很低。销售预测、生产计划、采购计划、物料筹措、物流跟踪、仓库管理等方面的计算机管理系统不够完善，准确率低，与供应商和第三方物流服务公司之间的接口更是有待完善。

周成根：汽车物流是涉及面最广、技术复杂度最高的领域之一，而零部件物流配送又具有物流系统良性运作并持续优化的关键作用。汽车制造厂商一般采取的是外协零配件、流水线式装配生产模式。汽车制造所需的零部件有一万多种，零部件配送是一项繁忙复杂的工作。汽车制造厂商需要大量专用的运输和装卸设备以达到“准时生产”、“测试组装生产”和“零库存”三个方面。目前，国内汽车物流领域的现状是小部分制造商能够进入测试组装生产，但库存一般为1到3个星期，而真正能做到1个星期的并不多。

例如，DHL敦豪做零部件的汽车物流商主要通过海运与空运两种方式;海运方面主要问题是船公司开慢船，把到港时间拉长了，从而造成库存成本的增加。在汽车制造业里，通常是工厂交货(Ex W)，在海上途中的货物库存算在买家的库存里。海运到港日期(ETA)通常不准，可能早到2天，也可能迟到5天。在业界，能准时到达港口的船只少于65%。

由于欧洲、美国经济不景气，造成从中国出口的集装箱减少。在欧美地区没有足够的空箱流转，今年第一季度，因为没有空箱而没及时赶上船的情况较普遍。

空运主要问题是，货代不能及时应付突变事件。到上海、北京及香港的航班很多，但能直飞到其他城市如长春、重庆的不多(尤其是货机)。从欧美到中国的客机一天大概有两班，货机通常只有一班。如果错过了最后提货时间(Cutoff Time)，可选择的航班并不多。危险品通常只能用货机，选择更少。

从运输上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运输工具都是在不违反法规的前提上进行竞争。如不会违法改装卡车，加宽加长车架，或超载驾驶。国内整车运输普遍有改装加宽加长或超载的问题，而发达国家很重视卡车定期保养，以确保车辆安全。法律也严格保护驾驶员和其他公路使用者。其他设施，如仓库大体上差异不大。国外非常重视培训，以安全操作为本，再加上一些专业培训。

目前汽车物流信息化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借鉴其他汽车消费大国的经验，我觉得外包更合适汽车物流未来的生存。外包实现了，信息化水平自然提高。

中国储运：最近看到物流企业一些案例，都说目前物流成本呈上涨趋势;造成成本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若要从宏观经济层面讲有哪些原因呢?

蔡进：从宏观的经济运行上讲，一个是成本偏高，整个社会物流的总成本是比较偏高，在比较高的水平之上，近两年还有所增长。从2011年我们所统计到的中国物流成本占GDP比重是17.8%，是历史上最低水平，我们也很高兴。但是到了2012年以后这个成本回升了，到18.18%，到今年一季度增长水平还会提高。

所以说经济运行的成本提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从我们对企业的监测来看，企业集中反映的问题也是成本，这个跟过去几年不一样。过去企业主要反映的是资金紧张、资源紧张，以及需求比较偏弱等等。高成本成为物流企业的瓶颈，包括资金成本、劳动力成本、管理成本、物流成本。这个问题在近几年中不断演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认知能力也是不断进步。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摆脱过去传统的以规模经营获取效应，正在考虑如何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扩大自己的盈利空间，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另一个是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国无论是从投资、消费、出口需求来讲，至少从一季度情况看，保持着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长水平。所以说供需的矛盾主要方面不是需求，而是在供给，根本的问题是产能在某一个阶段里释放过大，造成供需不平衡。

所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正在寻求一种过剩经济下如何实现供需平衡的运行机制。

我个人认为，汽车物流企业直接与大环境紧密联系，并直接受此影响，那么中国经济运行首要解决的就是成本过高挤压了利润空间问题。归纳起来，解决这两个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突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不仅仅是速度。

中国储运：汽车产业链的两端，一边是采购，另一边是整车运输，今天的嘉宾有很多是汽车零部件采购商，您如何看降低成本这件事?

刘飞：中国的生产成本、劳动力成本很低，所以外资企业选择在中国采购汽车零部件。据了解，哈曼国际50%业务都是在中国，但这个数字不是永远都是这样的，今后公司的采购将会越来越全球化。现在讲本地化，但是这个本地化不是指在中国，而是指在客户所在的地方。这将是一个新的趋势，外资企业考虑的不仅是低成本，而是最佳成本。最佳成本不一定是在中国，不是为中国购买，而是从中国采购，这个对于国内供应商来说是一个很大挑战。

讲到总成本所有制，讲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关税，从中国采购然后运到欧洲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日本地震、泰国洪水，可以看到危机的发生率比以前更高，这是必须要面临的事实。

在中国必须要思考这样的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找到什么样的潜在市场?怎样才能具备非常好的制造技术及完善的供应链的优势?我认为首先在于创新，哈曼国际既做汽车品类还做其他消费品类，从技术角度而言是一家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公司。供应商不乏中国供应商，实际上中国供应商也拥有非常强大的创新能力，希望找到新技术，希望为客户创造新的功能和新的价值。而有一些供应商在这方面就比较欠缺。

其实现在汽车物流企业都需要降低成本，主机厂每年都希望进一步降低成本，因为每年汽车销售价格都在呈现下调的趋势。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提高效率，同时在产品开发和生产、业务模式当中都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因此这个领域的中国供应商也应该专注于创新。

其次，需要沟通。有这样一个案例，哈曼在寻找VIV的供应商，有一个日本供应商和一个中国供应商，两个供应商都提出了同样的方案，创意类似，但是这位日本供应商的销售人员是一个英国人，他们沟通能力非常好，哈曼的工程师一听就懂他们想要说什么，而中国的供应商却没有做到良好的沟通，结果可想而知，哈曼企业觉得日本供应商更具有竞争优势，能力好像比中国供应商强一些。

所以，我们如果想进军全球市场的话，沟通非常重要，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不是只会说外语就可以了，沟通有着丰富的内涵。所以说创新和沟通在我看来非常重要，除了质量、效率、成本、技术以外我们还要关注创新和沟通。

中国储运：从企业角度讲，导致物流成本增高还有那些原因?又将如何去解决呢?

周婉婷：导致中国汽车物流供应链流程长、库存高的另一个原因是国产件供应商过于分散。中国幅员辽阔，供应商分布在全国各地，沿海城市几乎都有汽车零部件制造厂，从海南到东北，汽车物流供应链长达数千公里，这给汽车物流带来很大的不便。而且由于干线运输的可靠性差，各个整车生产厂附近都会租赁仓库储存较高的库存，以保证生产线上的供应。这不仅增加了流程时间和物流成本，而且也大大降低了系统的柔性，如果库存管理不够完善，有时甚至会出现零件的积压和报废。

在信息数据处理方面，由于信息系统的不够完善，库存管理成本升高。目前许多生产厂的库房仍采用人工信息管理的方式，这不仅意味着较高的人工成本，同时由于信息的实时性差、供应链流程时间长也会导致急件空运现象，这也是中国汽车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入厂零部件物流还是自己配套，但是随着核心企业更加关注整车核心的设计、制造能力，现有的物流部门会逐渐独立出来，单独运作，或将物流业务外包。今后，汽车物流企业的存在将更多考虑如何降低经营成本，如何使整车厂与零部件生产企业之间建立起信息“绿色通道”，让信息化程度更高，避免由于信息滞后所造成的零配件产品的积压和盲目生产。物流企业也要向精益物流方向发展，参考发达国家的优秀生产模式，如日本丰田公司精益物流系统。

精益物流是以精益生产思想为指导的，能够全方位实现精益运作的物流活动。精益生产是起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一种生产管理方法，其核心是追求消灭包括库存在内的一切“浪费”，并围绕此目标发展了一系列具体方法，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产经营管理及物流体系。精益物流系统基本框架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准时准确的全方位信息化流程。

中国储运：如果运用供应链的理念解决汽车物流存在的问题，那么诸位嘉宾，您有什么好的办法?

周成根：供应链的理念是指“总成本”(TotalCost)，其考虑范围有零配件包装、托盘、订单模式、库存管理、破损、废料、库存成本等。当前汽车制造企业与汽车物流衔接上不能算顺畅，阻碍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公用平台让主机厂、配件供应厂、物流公司分享信息。主机厂内部各个部门步伐不一致，如采购员在谈判时忽略了包装费用，导致供应商的包装材料不够牢固，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破损;工程师在设计包装时没有考虑打板和集装箱内部构造，造成不能完全利用集装箱装载能力;计划员对供应商下达订单时，没有考虑物流运输优化。

周婉婷：汽车物流零部件的品种多，尺寸和其它物理特性差异大。为优化汽车物流体系，实现包装、运输、仓储和装配线供应的一体化，发达国家的汽车物流行业通常都会采用标准化和专业化的物料容器具，这不仅能实现搬运技术和仓储的机械化，运输装卸的合理化，同时对产品的质量保证也至关重要。而中国汽车物流行业在物料容器具的使用方面与国外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优化卡车的空间利用率，干线运输通常采用纸包箱包装，这就意味着装卸车是以人工操作为主;而各个整车装配线上要求物料采用物料容器具，因此需要在中间库对纸箱包装的零部件、配件进行改包装作业。这一过程会造成很高的劳动成本，同时对零件的质量也会带来不良影响。目前，虽然个别整车生产厂在推广物料容器具的使用，但是由于各个厂家的标准不统一，同一种物料向不同的整车生产厂供货时需要采用不同的物料容器具，这不仅导致供应商投资的巨大浪费，同时也使得推广工作难以开展。

中国储运：创新和转型是当今的潮流，在汽车物流这个领域怎样去促进企业转型发展呢?

周成根：国内大多汽车物流公司其实是主机厂的下属公司。这个模式造成了垄断，下属公司(汽车物流公司)在母公司(主机厂)的保护伞下，很难优化及创新。母公司因为有了下属公司，不觉得有必要更加深入了解物流成本———反正花在物流的钱还是进了自己的口袋。我认为，国内汽车物流公司应该从现有下属公司身份转为独立公司，然后开发其他客户，引入非母公司职业经理人，以脱离对母公司的依赖。

周婉婷：如果用马瑞利公司的经验来看，整合是一大趋势，原来各个物流公司各方面合作伙伴都是五花八门，最后我们按照集团的要求谈判，所有的战略伙伴都达成一致的合同条款。再有一点，原来因为物流部门跟采购部门相对非常独立，物流部门碰到很多问题，他们也没有反映给采购部门，采购也没有积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物流是公司非常头痛的问题。在整个物流整合过程当中，要使物流团队跟采购团队非常紧密地在一起工作，会对后期的物流，选取的供应商在实施阶段非常顺畅。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一轮的整合基本上算是结束了，现在整合的工厂仅仅是4个，今后还会有新的整合。整合后，预计公司的车灯会在今后二三年里增长4倍，因此对物流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对于供应商的要求，希望在后期通过沟通、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提高供应商危机管理的水平，与我们马瑞利公司今后的发展息息相关。

可借鉴的对策 篇10

京东物流

《中国制造2025》已经为我国未来十年新的工业革命作了科学的规划,其中涉及到在一些产业领域大力推广工业机器人的问题。大型电商企业京东集团正在试水以无人机送货提速农村物流。虽然这个设想还处在实验阶段,但这对于破解物流企业的用工荒会有一些启发。

2016年2月,京东研发体系物流实验室在江苏宿迁展开了一系列无人机送货实验,对无人机送货的流程、飞行调动系统、设备需求、人员分工等方面进行了缜密的测试。据悉,此次测试主要集中在完成从配送站到乡村推广员的商品传递,目标是解决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需求。京东无人机配送测试的成功意味着京东正在对传统配送方式进行颠覆性的创新,寻求将物流配送行业从劳动力密集型向科技导向型转变的可行性突破。

截止2015年年底,京东已经拥有了700多家县级服务中心,约有15万推广员,覆盖全国27个省12000多个乡镇的近15万个村,如果采用无人机配送技术,不但企业可以破解用工荒的问题,还能为农民提供出色的购物体验。

深圳物通

深圳市物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物流技术开发与运用的高科技企业,对怎么解决用工荒问题,该企业总经理方加弟说:物流企业应该以更加开阔的思维考虑如何降低“综合成本”,考虑如何从劳动密集型的业务模式摆脱出来。对此,方加弟给出了4个可资借鉴的方案。

一是优化流程减少差错、节省劳动力。例如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沟通,可以节省传真、电话,甚至是人员递送文档的劳动量。再比如将需要质量管理、财务、人事、各个业务部门(操作、车队、仓储、客服等)、运营总监等部门人员的参与才能彻底处理完毕的问题进行流程的持续优化。

二是用技术代替劳动力。物流自动化技术的运用在节省劳动力方面是立竿见影的,使用自动传送带可以节省搬运人员;使用巴枪可以减少数据录入人员、提高计数、交接效率;使用RFID技术可以减少计数人员;使用立体自动化仓库可以减少仓储搬运人员;使用自动分拣系统可以节省分拣操作人员,等等。

三是通过招聘、培训、激励等技术,提高员工工作效率。要把好招聘关,招聘计划和工作要与岗位需求相匹配,寻找到最具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同时要加强对在职员工的培训,持续的在职培训让员工不断得到提升;人事部门应该对公司的每一个员工进行全面的测评,考虑各个岗位任职需求,寻找最合适的人才放到最合适的岗位;要随时掌握员工心态变化,探寻影响员工积极性的因素,及时调整员工心态。

四是构建企业核心团队。人员流动性大是物流行业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物流企业只要核心团队稳固并能够持续壮大,其他员工的流动就不会对企业的稳健经营构成威胁。在IBM,任何级别的管理人员想要得到晋升或是轮岗,都必须培养至少一名接班人。如果你的接班人不能胜任,你就不能离开本岗位,当然也不能晋升。这个做法值得物流企业借鉴。

顺德伯渡

物流企业的用工荒一般集中在节假日前后。近年来,有些电商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断制造诸如“双十一”、“双十二”这样的网民节日,每当此时,对于快递物流企业而言总是最尴尬的时候,不少快递企业不堪重负,甚至因人工不足而出现“爆仓”。如何解决这些骤然出现的用工荒问题,广东顺德伯渡服务外包营运管理有限公司则采用了“人力外包”的做法。

“翻案”之下有文章 篇11

日本对佛教的接受，并非“直餐梵晌”，而是通过汉译佛典的媒介进行间接接受或二次接受。但是，中国人接受佛典，也并非全盘照收，而是进行了再塑，即按照中国文化的口味挑拣、改造。这样，佛典到中国，首先是在翻译上被改造了一番。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传统决定了其文字风格上的特点，即含蓄暗示，叙事者留下空白，让阅读者驰骋自己的想象能力。“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精约省简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特点。而佛典原本是为宣教而设，因此必须举一反三，以故事的奇异性与趣味性吸引观众，并故意放缓叙述进度。这对中国读者来说，未免过于冗滥臃肿。翻译家、高僧道安所说“五失本说”，即由此而出。然而，不习惯是一回事，翻译是另一回事，虽有抵触情绪，又安可彻底改头换面？于是，佛典的这种近似民间叙事方式的风格，便逐渐影响中国文学。志怪小说的诞生，一改中国传统的史经叙事风格，就是佛典影响中土文学的结果。不过，志怪小说尽管迥异于传统的史经文学，但毕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脉，因此仍然不免要受“词约义丰”的制约。俟志怪小说传到日本，这种叙事方式上力求详尽、丰富、生动的特点，越发张扬。虽受益于中国文学却不受其掣的日本物语，因为同样以市井百姓审美乐趣为标准，因而又把佛典的叙事风格恢复。因此，可以这样说，日本人虽非“直餐梵晌”，但却又在叙事方式上得到了佛典的真谛。这种“否定之否定”，虽然奇异有趣，却亦合情合理。因为任何翻译，本不可能将原文全貌通盘再现，如意大利人所谑称，译文如妇女，坚贞则不美貌，貌美则不坚贞。总之，任何译作总会浸淫本土文化的精液，诞生出惹本土父母喜爱的宁馨儿来。

如果说叙事方式上的变化还只是文化传递表层意义上的变动，那么表层之下内含思想的变化则更有发人深思的地方。在这方面，作者运用的是主题学的比较手段。他选出若干母题，分门别类地作出比较。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母题同一，但在印、中、日本土文学中所表述的主题内容有差异，王着重阐述这些差异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成份；二是外来故事经传入与改造，归入本民族同类母题的主题范畴。对此，王借用日本语习语，称之为“翻案”。“翻案”前后，主题有变，越发可见两种文化的差异。王着力讨论了中国志怪小说“翻案”成日本物语的文化背景。例如，体现在龟鼋之上的“报恩主题”原是印中日三国文学所共有的母题，但在联想区域和象征意蕴上已有较大出入。以中日文学面言，中国志怪小说受佛典影响，又有士大夫的心理阴影蒙蒙其上，因此龟的报恩内容已不止于避洪水救恩主，而且还有占卜恩主仕途的预言。等到这些志怪小说传到日本，龟鼋报恩的故事在物语中就“翻案”成龟、狐、蛇共谋设计，图报国王大恩。这种“翻案”改动，不仅与当时平安朝宫廷迷信鬼神的风俗有关，而且特别显示了日本人崇尚民族的“集体行动性”有关。

明人胡应麟说：“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谈。”(《少室山房笔丛》卷第甘九)社会文化的趋向往往决定一个民族对文化接受的取向与选择。因此，作者也极注重从接受的角度研究三国间文学的影响。从他国传入的文学，往往逃不脱被增添或减删的“厄运”，这种增删并不是译者或翻案人兴致所至，或者是由于某种偶然因素，如翻译技巧所决定，而是因为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需求所决定。因为接受美学虽说着眼于阅读者，但实际上最终起决定意义的仍然是塑造、制约读者的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的文化现实。佛典传入中土，经儒道的改造，便有种种有意或无意的误解；进入志怪小说，由宗教文学转化为世俗文学，变异改动更不必多说；再由志怪转入物语，又经过日本接受者的“翻案”，虽不能说与最初面目殊异，但挪动移位，省略增设得恐使佛陀本人也不敢轻易辨认。作者细细品味上述变化，寻出接受者之所以如此“翻案”的动机，最后落实到文化价值取向问题上，真是“翻案”之下有文章，而这样的文章却不易翻案。

问题及对策 篇12

不少教师往往把阅读教学的重点目标定位在人文感悟上, 却忽视了语文能力的培养。这种目标定位出现偏差的情况并非个别, 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从而导致了阅读教学语文味缺失, 教学效率低下, 学生阅读能力难以提高。

阅读教学目标的定位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是对年段目标不了解、不熟悉。调查中, 我们发现, 在农村小学语文教师中, 不少人没有读过《语文课程标准》。读过《语文课程标准》的教师中, 大都对学段目标不熟悉。我们曾对500名小学语文教师掌握学段目标的状况做了一次测试。测试题较为简单, 如“低段语文教学的重点是什么?”“中段词句教学的要求是什么?”“高段默读教学的要求是什么?”“高段说明文教学的要求是什么?”等, 竟有70%的教师不及格。

教师对学段目标不学习、不熟悉, 备课就没有了方向, 失去了准绳, 教学目标定位就会随心所欲, 想教什么就教什么, 这就难免出现偏差。教学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 决定着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评价的实施, 对教学实践具有导向作用。制订好全面、具体、适宜的教学目标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关键。因此, 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必须要制订有效的教学目标。

一、把握目标重点

语文课程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根据这一性质特点, 语文教学的重点应该是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

第一, 从语文教学的目的来看。《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素养”涵盖两个基本内容:一是“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二是“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那么, 二者应以何者为重点呢?《语文课程标准》又进一步明确指出:语文教学“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因此, 我们应该把培养语文实践能力作为重点, 作为核心。从语文教育的性质和特点来看, 人文素养应该渗透在培养语文实践能力的过程之中。

第二, 从阅读教学的特点来看。阅读教学与一般阅读的目的不同, 阅读教学的目的应该是多元的, 它兼有“立人”“培养阅读能力”和“发展思维能力”三个方面。因此, 阅读教学一定要重得“言”、重得“法”、重得“能”, 把课文作为例子, 用课文来教会学生阅读, 让学生逐步形成独立阅读能力, 并在此过程中, 渗透品德教育、情感熏陶, 让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第三, 从语文课程的特点来看。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而是可以具体化的。这种具体化表现在教材之中, 就是课文, 每篇课文都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具体标志。表现在学生身上, 就是语文能力, 既含语言素养, 又含人文素养。因此, 抓住语文能力培养这个主心骨, 就抓住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就能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根据《语文课程标准》拟定的总目标和年段目标, 语文教师要对阅读教学的年段目标做到6个字:理解、熟记、运用。

“理解”, 主要指把握好学段目标的要点。阅读教学的学段目标分低、中、高三段, 概括起来说有9个要点:1.提高朗读能力;2.提高默写能力;3.掌握词句的能力;4.把握课文主要内容的能力;5.领悟表达方法、体会课文情感的能力;6.学习不同文体的能力;7.搜集信息的能力;8.掌握标点符号的能力;9.课外阅读达到一定的量。以上9个要点在不同年段有不同要求。阅读教学一定要在以上9种能力的培养上下工夫, 花力气。

“熟记”, 指对本学段的阅读教学目标, 要做到烂熟于心。如默读, 高年段强调“有一定速度”, 每分钟不少于300字。词句方面, 要“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去理解, 并学会“推想”。学习说明文, 能“抓住要点, 了解文章基本的说明方法”。记住了, 才能运用自如。

“运用”, 是指能用课标的学段目标指导自己的教学。教师读了任何一篇课文之后, 都应联想到课标学段目标的相关要求, 在课文与学段目标之间搭起一座桥, 从而理性地拟定课文的教学目标和课时目标。

二、整合教学目标重点

当下, 我们教师在确定教学目标时, 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按“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分别确定两三个目标, 目标多而乱;二是一堂课的若干目标往往平分秋色, 没有重点, 没有主次, 目标与目标之间缺乏联系, 工具性目标与人文性目标常常油水分离, 从而造成了课堂教学目标过多、训练蜻蜓点水、花时多而效率低的状况。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要学会深钻教材, 整合重点。整合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步, 根据教材的要求和课文的特点, 拟定若干教学目标;第二步, 在若干目标中选定一个以培养语文能力为核心的重点目标;第三步, 将其他目标渗透在重点目标中协同达成。

如《地震中的父与子》第二课时, 老师们在备课时往往拟定以下几个目标:1.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2.体会重点句子的含义;3.体会父子之间深沉的爱;4.学习作者人物描写的方法。这些目标, 其实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可以把1、2、3、4整合为一个重点目标:“学习作者通过神态、语言和动作的描写表现父子之爱。”教学时, 可以把品味人物描写作为重点, 在“品”的过程中, 必然要朗读, 必然要抓重点句, 必然会品出父子之间深沉的爱。这样教, 牵一发动全身, 重点突出, 主线分明, 工具性与人文性有机统一, 读与写有机结合, 学生将终生受益。

三、巧妙设计重点教学目标

确定一篇课文的重点目标, 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确定为什么教、教什么的问题, 这比怎么教更为重要。因此, 教师备课, 首先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下工夫。

确定重点目标, 有以下四个依据:一是课标拟定的阅读教学学段目标。二是教材的编写意图。教材的意图一般体现在单元提示、文后练习、文中引导、课后练习以及“语文园地”的“我的发现”之中。这套导学助教系统是教师细化学段目标、编织知识网络、理清训练序列的重要抓手。三是课文的特点。一篇篇课文如同一个个人, 其特点是十分鲜明的, 每一篇课文所承载的教学目标都应该带有该文本特有的印记。教材内容是教学内容的载体, 教学内容隐藏在教材内容之中。教师要深入钻研教材, 充分把握文本突出的特点, 找出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某种规律性、可迁移、可概括类化的语言现象。四是学生的实际。即充分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认识和学习能力, 寻找最近发展区促进学生发展, 但不可过分强调实际而把课标拟定的学段目标丢在一边。

确定重点目标后如何落实呢?要整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