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规制的路径（精选3篇）
媒介规制的路径 篇1
何为规制?简单地说, 规制就是将既有习惯、习俗和规矩等通过法定程序, 上升为政策法规并且使其得以执行。规制强调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 来规范和约束相关机构的行为。事实上, 我国媒介规制是缺乏监管和过度管制并存。媒介规制, 简单地说就是指“针对媒介而制定的各种限制与鼓励、禁止与促进的政策和法规”。
一、媒介规制的必要性
全球化的侵袭、新技术的飞速发展、跨国媒介集团对信息的垄断、公民社会的诉求等趋势对媒介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实践证明, 完全的经济自由和完全的国家干预都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 传媒行业亦不例外。
市场自由主义者曾经认为, 媒介市场的自由竞争, 可以为社会提供丰富而全面的媒介产品。但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动, 媒介机构不断融合、媒介内容过度娱乐化, 使得媒介市场失去秩序。媒介市场不仅无法通过“无形之手”实现需求与供给的平衡, 而且由于暴力和色情内容的传播, 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政府或相关管理机构有必要对其规制进行重新调整。
二、当前我国媒介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 不恰当的媒介管理形式
由于特殊的体制原因, 我国传媒行业多年来按照行政级次、行政区划分配资源, 使传媒市场形成特有的“井”字结构、平行式结构和倾斜式结构。这样的格局严重阻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传媒市场体系的形成。由于媒介机构与政府的特殊关系, 地方保护主义在媒介规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而使得跨媒介、跨区域的融合受阻。
“从政治上看, 媒介由各级党委宣传部的领导;而从经济上看, 媒介的广告业务主要由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管理。这种错综复杂的管理结模式造成中国媒介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困难。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出发点不同, 造成了管理上的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媒介的这种管理模式, 再加上地方政府的保护性政策, 使得媒介资源无法通过市场的调配实现优化配置, 进而导致媒介资产无法实现规模经济, 限制了整个传媒行业的发展。
(二) 不清晰的媒介产权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产权都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所有, 任何个人或国外组织都不得在我国境内拥有独立产权的媒介机构。各类媒介机构的实际创办者、投资者和主管者是党政部门、群众团体和国有企业等。而全体人民只是虚拟的产权主体, 并不具备对媒介资产的处置权。
虽然上述机构能够以投资者的身份介入媒介经营与管理中去, 但其只是在政治方向上给予领导和监督, 在创办初期给予人力财力的支持。由于主体的虚拟性和产权的模糊性, 导致媒介资产的监管处于真空状态, 媒介产权归属关系 (即财产归谁所有、谁是资产的所有者或者谁拥有财产的所有权) , 以及具体的权利义务安排 (即产权实现过程中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等都没有明晰的规范。
(三) 不完善的政策法规
传媒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需要完备的市场机制作为引导, 同时还要依靠完善的政策法规作为保障。总结世界各国媒介规制的成功经验, 无不是在科学合理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内有序地开展规制活动。但是反观我国媒介规制的相关政策法规, 多是行政性的命令, 而鲜有具体详尽的法律条文。更有甚者, 凭借某个党政部门或是相关部门领导的批条或电话, 就批评责难某一媒介机构或是媒介从业者, 甚至给予没有法律依据的处罚。
这种缺乏规范性和权威性的媒介规制, 再加上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 不仅导致媒介监督政府的职能无法实现, 而且还会降低媒介机构的运转效率。另外, 从具体内容来看, 我国媒介规制更多的是限制性的义务, 而非保障性的权利。例如, 公民的四项基本权利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以及媒介的采访权、报道权至今仍无法得到相关法规的保障, 甚至媒介从业者的人身安全还要遭受威胁。
(四) 不独立的规制主体
能否建立独立的媒介规制主体是解决政监不分、政企不分、监管职能不清等问题的根本途径, 也关乎完善的媒介规制体系能否建立。我国的媒介规制主体并不独立, 而是隶属于政府管理。一方面, 媒介机构要有效地监督政府及其他行政机关的行为;另一方面, 媒介机构又要接受行政机关的管理。可想而知, 媒介机构的监督权已经被架空, 即使能够拥有部分监督权, 监督的深度和广度也颇受质疑。
(五) 不充分的媒介自律
由于政府不再给予媒介机构全额的资助, 其生存和发展要依靠自己。一些媒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便不顾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将经济利益作为最终目的, 导致虚假新闻、低俗新闻和炒作新闻等不良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有媒介机构迎合少数受众的需求, 而极力突出报道暴力淫秽信息。此种行为不仅降低媒介机构的美誉度和信任度, 长久看来还会失去大部分受众的关注。
媒介机构与政府暧昧不清的关系, 导致媒介机构以及从业者可能会运用自身的影响力作为筹码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具体来说, 为谋取特殊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发布偏向某一集团利益的言论, 或者发布虚假信息以及软性广告信息, 甚至收受贿赂或进行有偿新闻等。毋庸赘言, 媒介寻租不仅削弱了媒介机构的监督权, 更使得媒介公信力急剧下降。
三、未来我国媒介规制的路径选择
通过上文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媒介规制存在诸多问题, 下文笔者将探讨未来的路径选择。
(一) 创新媒介管理模式
政府机构“从过去聚焦经济扩展到强化公共服务与维护社会公平等更为广阔的领域, 并实现经济、社会和公共服务等多项职能之间的平衡;侧重点不再是‘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 而是要明确在应该管理的领域里的角色定位”。根据我国的国情, 媒介机构不可能完全私有化。从长远来看, 可以建立一个涵盖整个媒介领域的产业部门, 包括新闻、出版和文化娱乐等, 制定相互协调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
如此, 不仅有利于从管理体制和政策规划上打破行业壁垒和条块分割, 而且还可以避免部门所有制和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应该投放更多的精力激发媒介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并为其营造良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回归政府社会管理者、资源整合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职能定位。
(二) 明确界定媒介产权
现代企业制度表现出优越的财产权利结构, 使其成为实现媒介产权权责分明的重要手段。媒介产权改革应该在保留部分媒介机构“事业单位”性质的前提下, 逐步发展股份制的媒介机构。在保持国家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的前提下, 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媒介机构的公司制管理制度, 不仅能使国家资产、集体资产和个人资产各有其主, 而且能够实现经营责任明确, 出资者享有与其投入资本额相应的所有者权益。当媒介机构经营不善时, 出资者只承担与其投入额相应的有限责任。
但是在媒介集团推行公司化改制过程中, 必须明确媒介集团与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作为国有资产的经营者, 媒介集团应该拥有对国有资产的独立支配权和经营权。同时, 还要明晰媒介集团与其下属机构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在合法的范围内, 自主经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不受其他资产主体的随意干涉。
(三) 健全相关政策法规
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及意识形态的局限目前无法突破, 也就是说针对新闻传播活动基本原则的立法暂时无法实现, 那么就应该加快制定具体规范和管理各类媒介活动的法规。通过具体的法律条文, 明确媒介规制的范围、主体、方式和监督救济机制等。
具体来说, “要对现行的媒介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规定进行清理, 对于那些与法律、法规或其他上位法不一致或相抵触的, 应尽快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 及时予以修改或废止”。特别要提出, 强制性的行政权力要慎用。媒介立法涉及言论自由等较为重要和敏感的宪法权利, 政府过度的直接干预不仅会招致媒介机构和社会的不满与批评, 而且还会导致规制失效。
(四) 建立独立规制主体
在规制主体方面, 国外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以广播电影电视为例, 美国对广播电视媒介进行规制的机构主要由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公共广播社团和广播管理委员会来完成。英国公共广播电视是其主流媒介, 由政府控制, 国家有权在需要时征用通讯工具。德国的公共与商业广播电视媒介, 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对其之进行规制。
美英德等国家的媒介规制经验表明:政府不直接规制媒介机构, 而是通过相对独立的机构完成媒介规制。我国应该建立专门的独立的规制主体, 通过法律明确其法定权利, 从而保证媒介规制的公平性和权威性。
(五) 引导媒介机构自律
强化媒介的社会责任, 依靠媒介机构及其从业者的自律, 或称自我规制, 并非新鲜的建议, 早在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就强调:“希望新闻界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公共责任, 以避免被政府行为强制”, 并建议媒介机构, “接受自己作为相信和讨论的共同载体的责任;承担起在它们的领域中资助试验性的新活动的责任;成员们开展生气勃勃的相互批评;尽可能运用一切手段来提高其工作人员的能力、独立性和效用”。
针对这一问题, 应该构筑有序的媒介自律体系。除了媒介机构内部的规章制度外, 还应建立行业间的自律组织。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 提升公众对新闻的鉴赏力和分辨力, 让公众能够自行区分真假新闻。这需要媒介的规范教育, 带动公众参与。事实上, 如果媒介能够很好地自律, 政府就可以减少对媒介的规制, 进而能够提高媒介规制的效率。
虽然目前我国媒介规制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 但是在放松规制思潮盛行和媒介资本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 我国媒介规制必须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正式的媒介规制体系建立健全之前, 政府应该退出规制主体的地位, 开辟媒介规制改革的试验田。政府应在传媒行业整体发展方向上进行引导, 而不是对媒介市场管得过死, 否则将会贻误传媒行业发展的良好时机。
参考文献
[1]陈富良.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J].上海三联书店, 2001.
[2]喻国明, 苏林森.中国媒介规制的发展、问题与未来方向[J].现代传播, 2010 (1) .
[3]周志忍.新时期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几点思考[J].新华文摘, 2007 (1) .
[4]马民虎.互联网安全法[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3.
媒介规制的路径 篇2
关键词：秸秆焚烧,法律规制,治理
近年, 随着我国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每年夏秋季节秸秆焚烧问题加重了环境污染, 秸秆焚烧问题已经成为显著的社会问题。只有全面分析当前禁烧秸秆的法律政策和综合利用制度, 找到法律规制秸秆焚烧的主要障碍, 通过完善立法和秸秆综合利用制度, 才能有效治理秸秆焚烧难题。
一、禁烧秸秆相关法律政策及其实施效果
在我国,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 都有为数众多的关于秸秆禁烧以及秸秆综合利用的法律规范性文件。截至目前, 各地制定的关于秸秆焚烧治理的政府部门法律文件约有220部之多, 但是这些文件多以通知、办法的形式出现, 依据这些文件来处理焚烧秸秆的行为显然缺乏法律上的依据, 也缺乏法律信服力, 自然也达不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目标。总体上看, 虽然中央和地方分别出台了关于秸秆禁烧以及秸秆综合利用的诸多政策, 但是在禁烧秸秆的管理制度上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
二、影响秸秆焚烧法律规制的障碍性因素
(一) 禁烧秸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关于禁烧秸秆的立法规范性文件的法律位阶不高, 秸秆焚烧行为处罚的主体规定不明, 不利于执法, 禁烧秸秆相关法律法规缺乏明确的实施细则, 可操作性不强。
(二) 秸秆综合利用制度不完善
综合近年国内研究机构和部分企业的研究成果, 目前, 实现秸秆的综合利用主要有以下四种途径, 即:能源化利用 (生产乙醇燃料) 、工业加工 (工业原料) 、种植食用菌 (基料) 、秸秆养畜 (饲料) 以及秸秆还田 (肥料) 。在理论上, 如果这些方法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运用, 秸秆露天焚烧的问题应该会得到有效的解决。然而, 在实践中秸秆综合利用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秸秆综合利用制度不完善。
(三) 禁烧秸秆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缺乏公众参与
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坚持从公众利益出发, 逐步提升公众的参与意识与能力, 职能机构应确保决策程序建议规范、公开透明、结果体现民意, 使得方案具备合法性、科学性、权威性、稳定性等特征, 这样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随意性和不可控性, 才能产生理想的治理效果。就我国目前禁烧秸秆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制定而言, 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公众的参与, 尤其是禁烧秸秆直接利益相关者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
三、完善秸秆焚烧法律规制的对策措施
(一) 建立健全禁烧秸秆相关立法
我国目前自中央到地方虽然已有了禁烧秸秆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最高层级的当属《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 其在法律渊源上属于部门规章, 法律位阶上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其中对焚烧秸秆的规定较为笼统, 缺乏具体细化的执法规定, 这就给基层的执法带来极大的不变, 也导致了在禁烧秸秆的实际执法中其影响力和执行力较低,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要想通过法律手段有效规制秸秆焚烧问题, 首要任务就是完善禁烧秸秆的相关立法。
(二) 完善现有秸秆综合利用制度
我国目前有关禁烧秸秆的立法和政策制定的法理依据是国家和政府以保护公共环境基础, 为了公共利益而禁烧秸秆。单纯依靠法律的“禁”, 虽然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治标不治本, 最终解决秸秆焚烧难题还是要靠秸秆的综合利用。这就需要不断完善我国现有的秸秆综合利用制度, 配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实施, 才是根治焚烧秸秆的难题。我国目前是通过能源化利用 (生产乙醇燃料) 、工业加工 (工业原料) 、种植食用菌 (基料) 、秸秆养畜 (饲料) 以及秸秆还田 (肥料) 的综合利用方式, 国家也鼓励农业生产者和企业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对秸秆进行有效的综合利用。
另外, 在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的过程中, 不应该忽视市场的作用, 国家还应该制定对秸秆综合利用的激励机制。秸秆利用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如果能够改变控制焚烧秸秆的难题, 让秸秆综合利用制度发挥巨大作用, 开创一个健康有序的秸秆综合利用生态市场, 实现农民、企业和政府三方共赢的局面也未尝不可。这就要求我国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层面上对建立、推进秸秆综合利用制度提供指引性的规定, 对如何具体的建立秸秆综合利用激励机制明确予以规定。
(三) 加强公众参与禁烧秸秆相关立法和政策的制定
面对秸秆焚烧的难题, 在各级政府加强管理力度的情况下, 秸秆焚烧仍然屡禁不止。国家和政府面对秸秆焚烧治理难题, 选择了运用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为主要治理手段, 但是一系列禁烧秸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时缺乏公众的参与, 过于急功近利并忽视了部分公众利益。我国长期以来的主导思想是重视社会利益, 轻视个人利益。所以, 作为我国政府部门来讲, 如果想要彻底解决秸秆焚烧的难题, 有效推进禁烧秸秆的全面实现, 就必须全面衡量公众利益, 并从公众利益出发, 保证相关公众在相关其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以民意为支点, 坚持公开透明, 这是确保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取得最佳治理效果的有效保证。
综上所述, 禁烧秸秆能够改善环境问题, 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本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 在这个过程政府中必须要妥善处理各方利益, 有效承担起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 赢得各方的支持, 才能有效地解决秸秆焚烧难题。要切实有效地解决我国目前秸秆焚烧的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努力, 国家要从立法上为禁烧秸秆提供法律支持, 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合法性基础, 广大农民也要提高环境保护意识, 在有效的秸秆综合利用制度下, 做到禁烧秸秆, 实际落实秸秆的综合利用。在禁烧秸秆立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 以及在完善秸秆综合利用制度时, 应保证公众的参与, 切实考虑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只有通过多种综合管理途径对焚烧秸秆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当前难题, 并且实现政府与农民双赢的局面, 做到禁烧秸秆并促进秸秆综合利用, 减少大气污染, 改善环境。
参考文献
[1]冯伟, 张利群, 庞中伟, 郭淑珍.中国秸秆废弃焚烧与资源化利用的经济与环境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 2011, (6) .
[2]陈秀萍, 吴宜恒.秸秆焚烧行为治理的法律对策探析[J].行政与法, 2016, (1) .
[3]赵亚洁.农村秸秆污染治理法律规制探析[J].辽宁农业科学, 2015, (2) .
[4]陆丽娜.秸秆焚烧中的农民行为逻辑与政府管控策略分析[J].前沿, 2015, (4) .
[5]陈蒙蒙.秸秆焚烧的法律规制[D].苏州:苏州大学, 2014.
媒介规制的路径 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实施路径,技术创新,政策工具
一、低碳经济模式内涵与特点
“低碳经济”这一理念始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考虑。随着实践的进展, 低碳经济的内涵不断得到拓展,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对低碳经济的理解。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 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经济形态上讲, 简单来说, 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 以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影响为基本要求, 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目的。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效技术、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 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这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
二、技术创新视角下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探讨
“科技将决定能源未来、科技将创造未来能源”。从科技角度讲, 我们在重新认识自然资源价值的基础上, 要重视资源生产率革命, 一方面依托现有最佳实用技术, 推动产业升级, 实现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另一方面在循环经济、低碳经济领域寻求技术突破, 以更大限度提高资源生产率。只有将资源生产率置于技术发展的中心地位, 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 才有可能减少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真正实现科学发展[2]。
从技术超越的角度来实现低碳经济, 简单来说就是开发新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 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 更多地回收废物和产品, 并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处置残余的废弃物。具体来说, 主要包括以下技术:
1. 替代、再利用或减量化技术。
所谓替代技术就是指开发新资源、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 替代原来所用的资源、材料、工艺和产品,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减轻生产过程中环境压力的技术;再利用技术就是延长原料或产品使用周期, 通过反复使用来减少资源消耗的技术;减量化技术指在用较少的物质和能源消耗来达到既定的生产目的, 在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的技术。
2. 资源化或能源化技术。
资源化技术就是通过对重要元素的循环代谢分析, 将在生产消费中产生的废弃物变为有用的资源或产品的技术;能源化技术可分为常规能源利用技术和新能源利用技术。新能源利用技术有太阳能、核能、地热能、氢能、风能利用新技术等, 常规能源利用技术即开发节能新技术。
3. 制造、建筑、生物、化学和材料领域开发绿色或节能技术。
例如, 开发“绿色再制造技术”, 既通过对报废产品进行修复、改装、改进或改型以及回收利用等一系列技术措施或工程活动, 使其保持、恢复可用状态或加以重新利用;开发“节能、环保建筑技术”, 即控制建筑物的体型系数节能设计技术, 采用各种高效保温的节能技术, 加强冷桥部位的保温构造设计, 设置“温度阻尼区”技术等;开发“生物炼制技术”, 即用生物质来生产能源和各种化工产品与生物材料、生物质制氢技术。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生物质为原料利用热物理化学方法制取氢气, 另一类是利用生物转化途径转换制氢, 生物质能转换技术。生物质能源是一种可持续利用的清洁能源;实行“绿色化学技术”, 绿色化学技术中最理想的是采用“原子经济”反应, 即原料分子中的每一原子都转化成产品, 不产生任何废物和副产物, 实现废物的“零排放”;新材料技术被誉为“高技术的基础”, 是介于基础科技与应用科技之间的应用性基础技术。
4. 绿色消费技术。
绿色消费技术主要是指在生活消费领域中, 对公众性资源进行综合循环利用的技术, 对生活垃圾进行合理的分类、处置及再利用, 尽可能不造成或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
中国还应重点瞄准低碳能源和低碳能源技术, 积极开展研究开发和示范工作, 以期在低碳经济上占领技术制高点。低碳技术广泛涉及石油、化工等多个领域, 包括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高附加值转化、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传统技术的节能改造、碳捕获与埋存技术等[3]。
三、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阐释与政策工具设想
现有的产业经济学目前产业经济学中关于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有以下五类, 下面做简单探讨。
1. 基于市场失灵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
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认为, 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使得市场难以完全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充分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从而出现市场失灵。为了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最优, 就必须借助政府干预来完成。现代市场失灵理论认为, 市场不能解决的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问题也需要政府出面化解。政府干预经济领域的扩大, 既说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也对政府管理效率有了较高的要求。经济学理论以外部性和公共品性质来解释能源环境领域的市场失灵, 经常采用的是政府管制、税收、补贴、碳基金等手段。政府管制就是政府通过制定严格的产品能耗效率标准逐步淘汰现存的高碳产品, 并对进口贸易商品确定并认定其能耗标准;碳排放税就是政府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种;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 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是目前普遍看好的政策工具之一, 有望成为撬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向低碳经济的杠杆;补贴又称为“反税收”工具, 其作用与税收的负激励作用相反, 是起到正向激励的效用, 诸如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给予补贴等等;碳基金就是通过设立基金来促进碳排放和促使开发商采用低碳技术, 例如中国目前设立了清洁发展机制基金 (政府基金) 和中国绿色碳基金 (民间基金) , 以支持低碳发展的资金需要[4]。
2. 基于产权理论的低碳经济政策工具。
这一观点认为, 在处理外部性问题时, 市场失灵与产权紧密相连, 效果最优化的实现依赖产权的分配与界定。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交易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最有效率的污染控制手段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
3. 基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理论的低碳经济政策工具。
是指为了克服能源节约与碳减排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和复
杂的委托—代理问题, 依据激励相容机制理论设计的政策工具, 包括自愿协议、标签计划等具体措施, 用以激励厂商和消费者主动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自愿协议主要指发达国家一些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强烈的企业, 通过自愿承诺减少碳排放或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以实现减少政府管制的目的。标签计划、ISO14000认证等均属于激励信息公开的政策工具。企业通过这些认证能够在社会上树立起自身“碳中性”和“碳生态足迹为零”的良好“低碳”形象。
4. 基于不确定性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
凯恩斯将不确定性牢牢地置于经济各阶段的中心, 并指出“不确定性的预期”在消费、投资及货币政策三大规律中起着决定作用。在低碳经济政策工具研究上, 对于不确定性碳排放和企业责任测度, 成为低碳政策工具的重要内容。
5. 基于生态工业学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
生态工业学通过把生态学、经济学和工业组织理论联系在一起, 研究工业系统的能源物质流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低碳经济发端于生态经济, 将范围从生产延伸到消费领域, 以源头预防和全过程管理替代末端治理的模式。这类政策工具主要倡导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在国外发达国家生态工业园区, 已经成为能源环境和发展政策的关注焦点。2009年5月, 科技部社发司、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成立了低碳科技示范专家组, 提出了《低碳经济科技示范区工作方案》。据此方案, 科技部将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行业进行试点和示范, 建设低碳经济科技示范区。在示范区开展技术推动和完善推广, 通过可复制的模式探索, 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低碳发展[5]。
实现低碳经济, 还包括一些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 在相关法规修订过程中, 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条款, 逐步建立起应对气候变化的法规体系。
总的来说, 通过技术创新手段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的根本途径。要求通过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新机制, 引进、消化、吸收先进适用的低碳技术, 参与制定行业能效与碳强度的国际标准、标杆, 使中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低碳技术、设备和产品达到国际先进乃至领先水平。要求按照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 研究提出中国低碳发展的技术路线图, 促进高能效、低碳排放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 逐步建立节能和能效、洁净煤和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自然碳汇等多元化的低碳技术体系;加快对燃煤高效发电技术、CO2捕获与封存, 高性能电力存储, 超高效热力泵, 氢的生成、运输和存储等技术研发, 形成技术储备, 为低碳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从政府政策规制上讲, 采用经济、立法和行政等政策手段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长效机制。近期将提高能源效率放在优先地位;进一步实施计划生育、节能减排、植树造林、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等政策以及实现碳税、碳金融等手段;中远期 (如2030年) 利用价格、排放权交易、自愿协议、能源服务公司等经济手段, 形成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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