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查模式（共10篇）
筛查模式 篇1
恶性肿瘤是当今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成为仅次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类第二大死亡病因,发病呈上升的趋势[1],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治疗恶性肿瘤的关键在于早期筛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本研究利用流行病学的手段,应用病例对照的方法,遴选出本区域内患恶性肿瘤高度的危险因素,市民自测评分,对高危险人群实施GI4P方案干预,并进行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用TAP(肿瘤异常蛋白监测)筛查,对阳性者、早期施用免疫调节剂和中药扶正治疗观察[2],效果可佳。
1 对象和方法
1.1 病例对象
选择在慈溪市内由县级以上医疗确诊,现患恶性肿瘤861人。其中直肠癌136例,肝癌70例,胃癌199例,乳腺癌237例,肺癌173例。
1.2 对照对象
无患恶性肿瘤、无相关系统疾病的相对健康人,与患肿瘤病例同龄(上下相差不超过3岁)、同性别、同居住,按照1∶1个体匹配的原则进行选择。
2 调查的内容和方法
2.1 采用统一编制并经过预调查的调查表
由经过培训考核合格的调查员直接询问被调查对象(存活病例和对照本人或死亡病例的家属)后填写。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有:一般状况(婚姻、文化水平、饮食习惯、烟酒嗜好等),膳食调查(肉类、鱼贝类、蛋类、豆类及蔬菜类等共60余种食品的食用频次和食用量),为提高调查精度,调查中凡涉及膳食部分均采用出示食物模型的方法。患者回答的膳食情况为癌症确诊前1年的状况,对照组回答的内容亦为病例诊断时间前1年的情况。
2.2 资料分析
调查表经统一编码后,由专门人员用Epi-Data软件输入微机,并建立数据库,并运用Stata8.0和SPSS13.0等统计软件包对各变量进行条件logistic回归单因素分析,计算各因素的OR值、95%可信区间及P值。对有统计学显著相关的因素,运用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调整OR值,以分析各有关因素与相应癌症联系强度。
2.3 病例对照研究
遴选出慈溪市患恶性肿瘤的高度危险因素(OR>2)以上,拟定《慈溪市居民健康状况自测表》打分,对高危人群(危险度>60)实施GI4P方案干预,用TAP监测,对阳性者用白介素II或中药扶正治疗。
3 结果
利用现场流行病学的方法对慈溪市境内现患癌症病人及健康者各861人进行病例对照研究,其中861名恶性肿瘤患者中肺癌173例、胃癌199例、肝癌70例、结直肠癌136例、乳腺癌237例,从病例对照研究中,调查数据经SPSS13.0统计软件包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各变量进行条件Logistic回归单因素分析,计算各因素的OR值,95%可信区及P值。对有统计学显著相关因素,运用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调整OR值,以分析各有关因素与相应癌症的联系强度,以明确本地区相关癌症的危险因素。
从肺癌现症患者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本地的危险因素为:吸烟(≥20支/天)、爱吃动物内脏、食糖量高、肥胖、5年前WHR≥0.90(男)或≥0.85(女)、情绪自我调节能力差、容易生气、患慢性肺部疾病(肺结核、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者)。常参加锻炼,常吃水果,新鲜青鲇鱼者为肺癌的保护因素[3]。
从胃癌现症病人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炒菜使用油烟机、吃海蜇(生)、吃白肉与胃癌的发生呈负相关(OR=0.39),胃癌的危险因素为胃十二指肠溃疡、性格A型、情绪自我调节能力差、易生气、平时心情差、食盐渍腌制品、喝高度白酒者[4]。
从肝癌现症病人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患慢性肝炎、父母兄弟姐妹患恶性肿瘤者,吃虾皮(咸干)、泥螺(腌)及精神因素差、情绪调整不佳为肝癌的危险因素;而常吃紫菜(干)、葡萄为肝癌的保护因素[5]。
从患结直肠癌现症病人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发现,炒菜使用油烟机、食新鲜鱿鱼、墨鱼、干花生、瓜子与结直肠癌呈负相关是保护因素;而常吃肥肉、患慢性结直肠炎、情绪自我调节能力差、精神压抑、不喝自来水喝地表水等为本地区患结直肠癌的危险因素[6]。
从乳腺癌现症病人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常吃白肉、新鲜昌鱼、吃虾皮(咸干),常吃西瓜、干果,饮用自来水,哺乳,是乳腺癌的保护因素;而常晒太阳、职业为农民,食高糖食品、霉变食品,常为家庭问题担心,父母有恶性肿瘤史、人工流产和长期服避孕药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7]。经地区五大恶性肿瘤的调查病例对照研究,遴选出患恶性肿瘤的共性危险因素:患慢性炎症性疾病(肝炎、胃炎、肠炎)、家庭父母兄弟姐妹患恶性肿瘤、长期生活无规律、精神自我调节能力差、性格A型的、长期饮酒甚至喝烈性白酒为主、长期吸烟≥20支以上≥10年、体型过度肥胖、BMI≥21、常吃高糖食品、常吃白肉、喝地表水、常用避孕药、常吃霉变食品及腌制品、炒菜不使用油烟机。
把本地区恶性肿瘤危险因素拟分居民肿瘤危险度调查表,把危险因素设定为:有患肝炎、胃炎、肠炎病史(5分);家庭人员父母、兄弟、姐妹患恶性肿瘤者(8分);长期生活无规律(8分);精神自我调节差A型性格者(12分);长期饮白酒(8分);长期吸烟≥20支/天,≥10年(10分);炒菜不用油烟机(5分);体型肥胖BMI≥21以上(8分);常高糖食饮(5分);常喜吃白肉(5分);不喝自来水,喝地表水(5分);吃霉变食品(5分);喜吃腌食品(8分);常吃避孕药、人工流产多(8分),把病例对照研究,对恶性肿瘤保护因素设定为:心情开朗,调节好(-8分);生活有规律常锻炼(-6分);常喝酸奶、绿茶(-6分);常吃新鲜果蔬每天≥500g(-8分);不喝白酒喝适量红酒(-4分);家庭父母年龄高寿≥90岁(-5分);喜吃新鲜海鱼(-5分);常听健康讲座>4次/年(-8分)。根据病例对照,研究恶性肿瘤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请市民前来健康体检时自我填写《居民健康状况测评表》,总分值大于60分者,社区把该对象列为需干预对象。并对该人群进行面对面健康教育和TAP(肿瘤异常蛋白早期监测系统)进行监测[8],对TAP阳性者进行B超和CT复查,建立紧密型的观察和干预机制,使用白介素II100万/日,连续7-10天。或中药扶正治疗,15天以后进行TAP的复诊。并有社区医师进行健康干预心理疏导。经过实施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共对300名教师、160名离退休老干部进行综合测评,总计460名,测评分值大于60有86人,占18.7%。对该人群进行健康教育防癌知识宣传,发放科普材料,并开展TAP的监测,其中监测TAP阳性者26人,阳性率30.2%(26/86),其中老干部10人,老师(高级知识分子)16人,男的25人,女1人,对26名TAP检测阳性者进一步做X光、B超,TAP复检发现1人肺部有大片阴影,后确诊为肺癌,其余25人,均无异常,对25名TAP阳性者进行干预和中药扶正治疗[8]。
采用(肿节风、刺五加、冬灵草、北豆根等)中药方,每日一剂,早晚分服,14天后4名TAP阳性者转阴,14名TAP阳性者服中药,28天后全部转阴。其余的6名第6周全部转阴。分析,经过恶性肿瘤危险因素的自测,遴选确定危险度进行系统的、一对一的全方位的健康教育、心理疏导,再加上肿瘤异常早期监测系统筛查,对高度危险,甚至亚临床期的恶性肿瘤进行干预治疗,真正实施了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早控制的目的,并收到了好的效果,加上TAP的早期监测的干预实施,真正使早期的恶性肿瘤早期发现,为控制肿瘤的扩散赢得了时间。
治疗恶性肿瘤的关键在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由于早期肿瘤病人的体症表现不明显,病人很难自觉检查和发现。目前常用的人群定期体检,常规的物理诊断,如X光、CT、核磁共振、B超、红外线扫描等,因受仪器自身特性所限,从理论上讲,其诊断的极限是109个肿瘤细胞(肿块的直径约1cm左右),此时肿块已经形成,治疗已经困难。能否在更早期发现肿瘤细胞的存在,是治疗恶性肿瘤的关键。因为在肿块形成的早期,肿瘤细胞的增殖远远没有中后期迅速,有许多恶性肿瘤的初生期,没有症状和体征,临床上称为亚临床期或临床前期,从发生原位癌起发展到早期浸润癌(由原位癌向附近组织浸润)需要经一年、数年或更长时间,从早期癌发展成中、晚期癌,往往也需要一年或数年时间,在亚临床期,人的免疫系统还没有太多的损伤,是治疗的关键时期。能否在人体的亚临床期就能检测到肿瘤的原发病灶,这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难题,在本研究中采用TAP检测技术,对健康体检人群中进行筛查。
除对群体的高危人群健康干预,同时针对各类长期患恶性肿瘤,靶系统疾病的靶组织择时进行临床深度的追踪,如定期开展B超、CT检查的观察更切实,对个案进行早期的个体分析,对个体开具健康教育处方,针对性地解决个性化的问题。对不愿接受干预的对象和干预教育,不易接受者,请社区医生开展亲友团、名医专家、教授的影响力来进行健康干预实施,使其能配合得更好,使项目能正常地进行。
4 结论与体会
恶性肿瘤是当今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慈溪市恶性肿瘤发病态势十分严峻,且发病呈上升趋势,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8],如何在中国农村寻求一种全新的、实用的、高效的恶性肿瘤早期筛查及干预模式是业内人事亟待寻求、努力的方向。本项目在中国农村社区对恶性肿瘤的早期筛查及干预,采用GI4P方案,使医疗资源得到合理整合,使恶性肿瘤的防治指导更具有针对性,预测更具科学性,预防更具前瞻性,并根据患者的个体特征,指出个体化干预的模式探讨,使每个恶性肿瘤危险对象能全方位地参与,患者享受科学、合理、先进的技术指导干预,使之能及时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和患癌危险因素的困扰,使恶性肿瘤的防治收到效果。
中国农村恶性肿瘤早期筛查,大范围的大样本的在中国农村展开是不现实,也是高成本、低效率的。首先结合本地区的实际,遴选恶性肿瘤的高危因素,通过简捷的自我检查、测评,来最终实现早期的干预,科学的确定危险因素、危险因子等,分值>60者进一步进行科学的TAP监测,通过这一手段,已把大样本、从群体的筛查,集中至局部,从局部群体的TAP监测阳性者的人群中采用GI4P方法手段实施干预,运行成本低、科学高效,符合当前低碳经济社会管理的运行模式,同样起到了早预防、早监测、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肿瘤“五早”防制的理念。
本项目历时三年,在实施中还是碰到现场组织的具体困难和问题,如受检者不理解、不配合等等,相信通过项目不断地运行、推进,受检者的疑问和在运行中的矛盾也会随之化解。在实施征途中仍须不断地努力,探索提高,使农村恶性肿瘤早期筛查及干预项目有新的成果,使中国农村恶性肿瘤早期筛查、干预模式更成熟、完善,能真正服务于中国农村广大的民众。
摘要：目的 寻求恶性肿瘤早期筛查方法,探讨农村干预模式,以控制恶性肿瘤的高发态势。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定慈溪市境内现患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直肠癌病人861人及相对应的健康者861人做对照。确定研究对象的生活习惯、居住环境、职业爱好、饮食卫生、遗传因素、家族史等200个项目,进村入户,面对面实施问卷调查。结果 用SPSS13.0系统软件包统计,分析OR值。遴选出高度危险因素(OR>2以上),拟定慈溪市境内恶性肿瘤测评表,进行自测打分。大于60分者列入干预对象,实施GI4P方案,即指导整合(Guide In-tegerter)、预测性(Predictive)、预防性(Preventive)、个体性(Persondlized)、参与性(Participatorg),具体采取健康教育促进、心理疏导、早期TAP筛查。对TAP阳性的早期实施免疫调节剂和中药扶正治疗、观察。结果 恶性肿瘤高度危险因素有情绪自我调节能力差、A型性格、慢性炎症、溃疡、慢性肝炎、爱吃肥肉、喜动物内脏、咸鱼、咸菜、咸虾皮、吸烟、酗酒、父母有恶性肿瘤史、长期服避孕药,用TAP进行筛查(26/460)阳性率5.65%。实施健康教育干预、休息、复检;以中药和免疫调节剂,5周内全部转阴。结论 农村恶性肿瘤早期筛查及干预模式是目前我国全新的干预方法,其采用现场流行病学和实验流行病学相结合方法和理念,遴选危险因素,结合早期的恶性肿瘤异常蛋白(TAP)检测手段,GI4P方案是科学、简捷、正确、可行的,为我国农村恶性肿瘤的预防干预创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关键词：恶性肿瘤,早期筛查,模式
参考文献
[1]李连发,鲁凤珠,张思维,等.中国恶性肿瘤死亡率20年变化趋势和近期预测分析[J].中华肿瘤杂志,199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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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南峰,邵建华,虞建锋.慈溪市肺癌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07:8(4).
[4]虞建锋,施南峰,陈国华.浙江省慈溪市胃癌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J].疾病监测杂志.2007:22(3).
[5]虞建锋,施南峰.慈溪市原发性肝癌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J].疾病监测杂志.2007:22(3).
[6]叶建杰,施南峰.浙江省慈溪市结直肠癌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J].疾病监测杂志.2007:22(3).
[7]林杰,虞建锋.慈溪市女性乳腺癌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工作[J].浙江预防医学杂志.2008:20(6).
[8]施南峰.肿瘤异常蛋白(TAP)筛查早期恶性肿瘤应用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杂志.2010:26(2).
听力筛查别错过 篇2
做父母的，都希望宝宝耳聪目明，可是有些宝宝生下来听力就有问题，若不及时发现，很可能错过最佳的治疗期。
听力损伤(也叫听力损失、听力障碍)是常见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国内外新生儿双侧听力损伤的发生率约为1‰～3‰。
正常听力是儿童进行语言学习的基础，儿童在1岁以前完成牙牙学语的过程，2～3岁是口语发育的关键时期。有听力损伤的儿童如果不能在1岁以内被发现，将会失去及时康复的大好时机。仅凭一般的常规查体和父母的观察，很难在孩子1岁之前发现他们的听力损伤问题，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会造成孩子语言障碍，因此我国民间有“十聋九哑”之说。
听力损伤会直接导致孩子语言、情感、心理和社会交往等能力的发育迟缓，对儿童的成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目前一些大城市(如北京市)开始实施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以便于及早发现、诊断和治疗新生儿听力损伤，使听力损伤的儿童告别聋哑，能够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
先进的听力筛查
现在的听力筛查，远不是一个小闹表就解决的事，而是更为先进的检查方法。目前主要应用电生理测听和行为测听，不同的医疗保健机构根据自身情况下选择听力筛查设备及相应的方法。
电生理测听
常采用耳声发射法和听觉诱发电位。耳声发射是一项无创伤性的检查方法，操作简单、快速，是近年来比较常用的一种听力筛查方法，主要用于检测内耳耳蜗是否有损伤。听觉诱发电位：也称脑干测听，通过孩子头皮上的电极记录儿童对声音刺激产生的电位活动，了解儿童听力有无损伤以及损伤的程度。听觉诱发电位操作比较复杂，但是它既可以用于新生儿听力筛查，也可以用于诊断性测查。
行为测听
方法是通过听力筛查仪发出声音，观察孩子的反应。新生儿如果听到声音，一般会有一种或几种如下表现：全身抖动、两手握拳、前臂迅速屈曲；眼睑肌肉收缩；孩子快醒时，听到声音后会睁眼或将半闭的眼睛睁大；吸吮的新生儿会停止吸吮；皱眉或皱眼睑；呼吸加快或屏住呼吸。4个月以上的孩子听到声音后，眼睛或头会转向发声的方向。如果新生儿没有以上表现，则表明新生儿听力可能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
除了以上专业的听力筛查外，家长也可以在家中观察孩子听到声音后有无转头，听见大的声响吓哭、喜欢摇铃等表现。此外，孩子如果睡眠过分安静，不怕吵闹，或语言落后于同龄儿童，家长要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到医院就诊，了解孩子听力是否正常。
新生儿听力筛查未通过怎么办?
第一次听力筛查没有通过的孩子，在出生后42天内进行第二次筛查，仍没有通过的孩子转听力检测中心接受听力诊断(如儿童医院、聋儿康复研究中心等)检测。
有听力损伤的宝宝怎么办?
对于有听力损伤的宝宝，父母们千万不要放弃治疗，而应尽量通过专业治疗帮助他们恢复听力，如果听力不能恢复或好转，要通过其他途径让孩子听到声音，学会说话，接受教育，回归社会。
在哪里做听力筛查?
对于新生儿，可以通过三条途径进行听力筛查。
1在医院分娩的普通新生儿，由分娩医院在出生72小时后进行听力筛查。
2收入急救病房的新生儿，在出院前由收治医院对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
3没有在分娩医院接受听力筛查的新生儿，在分娩后30天由社区产后访视医生对其进行听力筛查。
筛查模式 篇3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400例无偿献血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42例, 女158例, 年龄为18~50岁。
1.2方法。干式化学检测方法:在献血之前使用毛细血管定量吸取末梢全血30μL, 进行滴加测试检测区域, 随后将其放入到仪器中进行检测, 并读取结果。而实验室采用速率检测方法。抽取献血者抗凝血5 m L。将血液充分混匀后进行离心处理, 分离血浆。使用自动化系统检测系统检测并记录ALT检测结果。在进行精密都测试的时候提供正常血清 (PNU) 与病理血清 (PPU) 。所有的研究对象均采用干式化检测方法和速率检测方法。同时通过计算比较两种检测方法测定的CV。
1.3统计学分析:在本次研究中涉及的所有数据都需要经过SPSS17.0软件展开统计处理。同时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将t检验原理来对比分析资料。经过对比后产生的各种不同数据报告结果。就需要应用统一的χ2来进行检验。如果检验的结果并未超过0.05, 那就说明这种检验结果不具有代表性,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检测结果显示, PPU组两种ALT检测结果并不存在差异性, 数据不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 ;在对PPU组进行检测的时候, 检测结果显示干式化检测方法监测效果明显优于高速率检测方法, 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 ;并且干式化检测方法检测CV的时候发现其检测结果高于速率检测方法, 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 , 见表1。
3讨论
在献血者献血之前进行ALT初筛, 可以有效降低血资源浪费。受到环境与调经的影响, 街头采血的ALT初筛结果与实验室检查结果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这样造成献血者被淘汰与血液报废的情况比较多。在检测的过程中干式化学检测方法使用的是丙酮酸氧化酶。将检测样本滴到检测的区域后, 就会自动的扩散到反应的区域。在检测的测试条上就会出现显色剂与反应物质在样本ALT的作用下发生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在640 mm的波长下检测并读取相应的检测结果[2]。在实际检测的时候会发现, 干式化学检测方法与速率检测方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 为保证献血者前ALT的初筛结果与实验室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减少献血者流失与不必要的血液报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本次研究活动展开的过程中, 选取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400例无偿献血者为研究对象。所有的研究对象均采用速率法语干式化学方法检测ALT, 比较两种检测结果;与此同时取正常值组合PPU组, 分别应用两种检测方法检测密度。检测结果显示, PPU组两种ALT检测结果并不存在差异性, 数据不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 ;在对PPU组进行检测的时候, 检测结果显示干式化检测方法监测效果明显优于高速率检测方法, 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 ;并且干式化检测方法检测CV的时候发现其检测结果高于速率检测方法, 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 。这样的结果与相关报道结果相一致。即便干式化学检测方法精密度要低于速率检测方法, 但是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与认为操作具有一定的联系, 同时受到街头献血的影响, 精密度结果受到影响。有研究人员指出, 干式化学法所引起的检测误差对实际工作影响较小, 反而可提高献血者献血后ALT检测的合格率[3]。
综上所述, 在检测ALT的过程中, 采用干式化学方法进行检测, 具有操作简单、快捷、结果可靠等特点, 对采血结构进行无偿献血者的ALT筛查具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摘要：目的 研究探讨不同检测模式对献血前丙氨酸基转移酶 (ALT) 筛查结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400例无偿献血者为研究对象。所有的研究对象均采用速率法语干式化学方法检测ALT, 比较两种检测结果;与此同时取正常值组合PPU组, 分别应用两种检测方法检测密度。结果 检测结果显示, PPU组两种ALT检测结果并不存在差异性, 数据不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 ;在对PPU组进行检测的时候, 检测结果显示干式化检测方法监测效果明显优于高速率检测方法, 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 ;并且干式化检测方法检测CV的时候发现其检测结果高于速率检测方法, 数据符合统计学差异 (P<0.05) 。结论 在检测ALT的过程中, 采用干式化学方法进行检测, 具有操作简单、快捷、结果可靠等特点, 对采血结构进行无偿献血者的ALT筛查具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无偿献血,干式化学,速率法
参考文献
[1]赵建鹏, 杨秀萍, 刘晓丽, 等.干、湿化学方法检测献血者ALT比对分析[J].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2010, 5 (17) :124-125.
[2]卢春柳, 张翙.2种干式化学分析仪用于献血前ALT筛查的性能验证[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13, 19 (6) :107-108.
早期筛查,挽救听力 篇4
我的女儿Riley很不幸地成为听力障碍患儿中的一员。可惜的是，最初我和我先生没有能及时发现。像所有的新手父母一样，我们只顾忙着为宝宝喂奶、换尿布，观察她的呼吸，却从没考虑过她是否能听得见。因为我们没有带她去做听力筛查，所以直到她18个月大时，我们才知道她患有严重的耳聋。
这是美国儿科学会提高新生儿听力筛查、诊断和干预效果项目成员，Brown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Betty Vohr主任的亲身经历。新生儿听力障碍已成为美国目前最为多见的先天缺陷疾病，据美国儿科学会统计，每1000名新生儿中就有1～3名伴有不同程度的听力缺失。而95%有听力障碍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听力却都正常。美国儿科学会提出，进行广泛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在3个月前及早诊断出孩子是否患有听力损伤，及早干预，对于他们将来的健康发育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什么要尽早筛查？
听力的发育和语言的学习紧密相关，一般来讲，孩子重要的语言技能学习会在3岁前完成，这个时期是孩子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Vohr医生介绍说，大脑听觉通路和语言中枢的发育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随着他对外界发出的视、听信号的接收反应而逐渐形成的。有家族遗传性耳聋的孩子，父母会从孩子一出生就通过比划动作与孩子进行沟通，所以孩子从小就学习这种视觉语言，大脑相应的发育也就慢慢建立了。
相反，如果孩子没有较早诊断出患有听力缺失，父母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孩子得不到相应的语言刺激训练，就无法促进其大脑的发育。人的大脑就像一台大型的、会自动编程的计算机，孩子能够接收到的感觉传入信号越多，他的大脑建立复杂信号连接的功能就越强，语言的发育也就越好。因此，孩子能够早期接受到相应的语言刺激是非常重要的。
辛辛那提儿童医疗中心助理副教授、研究儿童发育的Susan E.Weily医生谈到，早期听力检测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医生能够了解该如何帮助有听力障碍的孩子进行语言训练和与人沟通。尽早进行检查，可以避免孩子将来出现语言发育迟滞和由于沟通、社会交往障碍而带来心理上的痛苦。
听力检查，在睡觉时进行
听力检查十分安全，可以在宝宝睡觉时进行，而且不会给宝宝带来任何痛苦。听力测试的方法一般有两种：耳声发射（OAE）和听觉脑干诱发电位（ABR）。
耳声发射（OAE）是将一个小的发声探头放在宝宝的耳朵里，通过探头接收到的从耳蜗（内耳到脑干的神经通道）外毛细胞反射回的声波来记录结果。而使用脑干听觉诱发电位（ABR）是把一些可粘性电极片放置在宝宝头皮上，将声音发射至宝宝耳朵里，通过脑干接收到声音信号后反射出的电波来进行测试。
Vohr医生告诉家长：“这两种检查技术都不需要宝宝做出任何主动的回应，这在听力检查上是一项重大的突破。而在这之前，听力检查是通过一个噪声发声器发出声音，然后根据孩子的反应或心率的变化来记录结果，这种检查方法缺乏敏感性和特异性。现在这两项检查都不会对宝宝造成伤害，操作也都十分容易、快捷，并不需要宝宝特别的合作。”
发现问题怎么办？
如果初筛怀疑孩子存在听力障碍，还需要安排第二次检查。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就一定会永久性耳聋，因为有很多原因可能会导致听力正常的宝宝在做听力筛查的时候没通过，比如外耳道有积液、孩子扭动、探头放置不合适、测试环境嘈杂或检查人员缺乏经验等。
但如果第二次检查仍有问题，家长应该尽早带孩子到有相关经验的专业耳科医生（听力学家）处进行检查。
如果孩子被确诊为听力缺失，应由耳鼻喉科医生对孩子做进一步检查，医生会根据孩子耳部的解剖结构判断孩子是否适合配戴助听器或者骨传导助听器等装置。
具体的治疗方案取决于孩子听力缺失的类型：
传导型：由于堵塞导致声音无法传入内耳，如被液体、耳垢或是异物堵塞等。
感音神经型：耳蜗受损。
混合型：既有传导型问题也有感音神经型损伤。
听神经病：是一个相对新的名词，是指外耳、中耳、耳蜗相对完整，而听神经向脑内传导的通路出现损伤。
Wiley医生提醒家长，无论采取哪种治疗方案，家长都要比对待听力正常的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那将会是人生一段崭新的旅程。
治疗越早，效果越好
新生儿听力检查是保证宝宝将来能够正常学习语言和进行有效交流的第一步。早期发现宝宝的听力障碍问题，可以进行早期干预，避免等到孩子2岁时才意识到他无法正常交流，越早干预，效果越好。及时发现孩子的听力问题，家长也能够及时采取行动，使家庭承受的压力相应减少，家长不会觉得他们行动晚了，还有机会选择适合孩子的有效的治疗方案，并采取相应的沟通方式，而不会感到时间太紧迫。
筛查模式 篇5
关键词：35岁～59岁农村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筛查,管理模式
为了切实维护广大妇女的健康权益,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严重危害妇女健康的乳腺癌、子宫颈癌 (以下简称“两癌”) , 以保障妇女健康。农村妇女“两癌”筛查是国家出台实施的一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民心工程, 对提升农村妇女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1 对象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
1.1.1 选择筛查点从化市各街镇医疗机构及市中心医院共12所医院为筛查点。
1.1.2 筛查对象以从化市农村户籍35岁~59岁妇女进行子宫颈癌、乳腺癌自愿免费筛查者为对象。
1.2 筛查方法
1.2.1 宫颈癌筛查方法
行妇科常规检查和宫颈醋酸/碘染色检查。宫颈醋酸/碘染色检查方法参照《广东省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技术培训手册》。
1.2.2 乳腺癌筛查方法
行乳腺临床检查和高频B超检查方法, 诊断标准参照《乳腺癌筛查与诊断技术手册》。
1.2.3 筛查流程
宣传动员→筛查登记→开展筛查→结果反馈→筛查异常结果转诊追踪→筛查可疑病例的诊断治疗→信息管理→质量控制。
1.2.4 筛查技术人员的培训
所有参加筛查的技术人员均须经过广州市或从化市妇幼保健院统一培训与考核, 均持有“两癌”筛查考核合格证。
1.2.5 筛查信息收集
使用广州市妇幼保健院统一印制的《农村妇女免费“两癌”检查档案》。
2 结果
2.1“两癌”筛查的完成指标率
宫颈癌筛查任务数为55 000例, 参加筛查55 477例, 筛查率为100.87%;乳腺癌筛查任务数55 000例, 参加筛查55 580例, 筛查率为101.05%。
2.2 妇科病及乳腺良性疾病患病情况
在宫颈癌筛查的55 477例次中, 妇科疾病患病17 921例次, 患病率为32.30%。其中细菌性阴道病占首位, 患病率为21.58% (3 212例次) , 其他患病率依次为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宫颈炎、滴虫性阴道病、子宫肌瘤、淋病等。
在乳腺癌筛查的55 580例次中, 乳腺疾病患病11 554例次, 患病率为20.79%, 其中乳腺增生占首位, 患病率为11.30% (6 278例次) 。
2.3 宫颈癌前病变及“两癌”的患病情况
在筛查的适龄妇女中, 发现宫颈癌前病变患者214例, 患病率3.86‰;发现宫颈癌31例, 患病率5.59/万。发现乳腺癌49例, 患病率为8.82/万。
2.4 患病妇女诊治情况
宫颈癌筛查后建议病理活检1 596例, 实际活检1 241例, 活检率为77.76%;高危病例转诊有276例, 治疗212例, 治疗率为76.81%。乳腺癌筛查建议钼靶检查2 916例, 实际钼靶检查2 321例, 钼靶检查率为79.60%;建议活检221例, 实际活检193例, 活检率为87.33%;可疑病例转诊221例, 治疗193例, 治疗率为87.33%。
3 讨论
3.1 广泛宣传, 营造“两癌”筛查活动氛围
为了能够顺利开展“两癌”筛查工作, 得到社会的认同, 我市妇联、卫生局和中心医院通过印刷海报、宣传单、广播电视等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该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深入到各镇、村开展专题巡讲;村村张贴“两癌”筛查海报;向适龄妇女派发《子宫颈癌和乳腺癌防治手册》, 市政府还专门组织召开了“两癌”筛查试点工作启动会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使群众了解了“两癌”筛查的好处, 并积极参与筛查, 为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3.2 充分调研, 制订“两癌”筛查工作方案
市卫生局和妇幼保健机构根据省、市的《农村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方案》制订了《从化市农村妇女免费“两癌”筛查方案》, 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 并多次组织召开政府和医疗机构院长会议, 同时统一配备医疗技术人员和配置阴道镜和乳腺高频B超等设备。
3.3 领导重视, 给予政策支持与保障
专门成立了主管市长为组长, 以街镇政府和有关局主管领导为成员的“两癌”筛查工作领导小组, 多次召开协调会议, 研究部署该项工作。市财政拨出专项资金, 购置筛查设备和保障工作经费, 市妇儿工委和卫生局按月进行督查, 有力地保障了工作进度。
3.4 加强培训, 抓好“两癌”筛查关键环节
对参加筛查的医疗技术人员进行市区两级培训与考核, 把好筛查质量和信息收集关;对各街镇妇女主任和计划生育专职干部进行培训, 把好组织动员关。
3.5 明确分工, 落实责任和质控
市卫生局和中心医院做好街镇政府与筛查机构的沟通工作, 统筹安排各街镇的筛查启动时间及进度, 随时掌握动态。街镇政府领导负总责, 妇女主任、计划生育专职干部亲自抓, 以村为单位, 采取分片逐户进行摸底调查, 登记、宣传和组织;筛查机构保证每个环节的人员、房屋、设备、技术到位。严格落实市镇两级的质控制度, 做到有问题及时发现, 及时指导, 及时纠正。
3.6 建立高危病例转诊绿色通道及上报制度
建立“两癌”筛查技术小组, 中心医院每周1~周5接收可疑病例进一步检查的患者进行检查与治疗, 并做专门登记, 将检查诊断、治疗结果反馈给筛查机构, 并对可疑病例进行追踪随访, 督促其进一步诊治。
3.7 建立“两癌”筛查信息上报制度
运用计算机录入所有的筛查信息, 每周上报前一周的工作量, 每月进行汇总上报到市卫生局、市政府督导办及广州市妇幼保健院, 年终汇总数据分析, 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
总之, 通过我市上下共同努力, “两癌”筛查工作如期完成,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广泛宣传和动员是做好“两癌”筛查的关键;各级领导的重视及人员、经费、设备到位是开展两癌筛查的保障;抓好专业队伍培训, 提供优质服务是保证“两癌”筛查质量的基础。从而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 多部门配合, 医疗资源统一调配, 全体社会参与”的妇女病防治管理模式, 有力保障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
4 建议
筛查模式 篇6
关键词：敏感性,高风险人群,唐氏筛查
唐氏综合症存活下来的患儿在智能方面明显落后于正常儿童, 并具有特殊面容, 且生长发育严重受阻, 同时有多发畸形[1]。唐氏筛查即对母体血清进行采集以检查甲胎蛋白、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及游离雌三醇的含量, 以此来评判胎儿患有唐氏症的危险程度[2]。 本次就早期及中期唐氏筛查的敏感性及高风险人群进行研究。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13 年1 月~2015 年4 月本中心产前检查孕妇63451 例, 年龄18~47 (28.8±2.7) 岁, 孕周9~20 (15.1±2.89) w。 从孕妇静脉中采2ml血液进行血清分离, 放置于-20℃冰箱内, 由专门负责人员在1w之内进行收集检测。 所有研究均在经孕妇知情同意签署相关文书后进行。
1.2 研究方法将孕妇分为25 岁以下、25~35 岁、超过35 岁三组, 9~13+6孕周的孕妇行早期唐氏筛查;14~20+6孕周的孕妇则行中期唐氏筛查。
1.3 观察指标对不同年龄段的孕妇各孕周筛查出的高风险率进行观察, 敏感性观察使用的是检出率及假阳性率作为指标, 将年龄是否超过35 岁、家族史、习惯性流产史、唐氏儿生育史、接触辐射、服用致畸药物及病毒感染史作为高风险人群对比的观察指标。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1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对得到的数据用 χ2检验。 当P<0.05 时表明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年龄段孕妇各孕周筛查高风险率检查阳性率为3.97% (2521/63451) 。 年龄在25 岁以下、25~35 岁及35 岁以上各组孕妇筛查高风险率组间差别明显。 年龄超过35 岁孕妇所在组高风险率最高。 见表1。
注:与组内比较, *:P<0.05
2.2 孕早期与孕中期唐氏综合征筛查敏感性对比假阳性率一定时, 孕早期的检出率均比孕中期高;检出率一定时, 孕中期出现假阳性率均比孕早期高。 见表2。
2.3 早期、 中期筛查高风险人群具体情况对比年龄超过35 岁、有家族史、病毒感染史的孕妇中期筛查更易发现高风险;习惯性流产史、服用致畸药物史孕妇早期筛查更容易发现高风险;有过唐氏儿生育史及接触辐射的孕妇早期和中期筛查发现高风险的结果差不多。 见表3。
3 讨论
唐氏筛查于孕9~13w (早期) 及孕14~21w (中期) 进行[3]。经现有研究表明, 年龄超过35 岁的孕妇是孕有唐氏儿的高风险人群[4]。本次研究通过对大样本的收集与分析发现, 年龄超过35 岁的孕妇高风险率明显比年龄在25~35 岁以及25岁以下的孕妇高, 这与现有研究情况相符[5]。但唐氏儿的产生还与其他很多因素有关, 这些因素导致早期筛查与中期筛查出的高风险性也不同, 本研究就最常见的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发现, 年龄超过35 岁、有过家族史及病毒感染史的孕妇在早期筛查中更容易发现高风险, 而有过习惯性流产史及服用致畸药物的孕妇在中期筛查中更容易发现高风险。
血浆蛋白A与胎儿及胎盘发育有关, 妊娠时期胎儿及胎盘会抑制血浆蛋白A的升高[6]。 血浆蛋白A作为筛查指标基本不受孕周的影响, 其变化趋势是底端为16~17w的U型抛物线[7]。 甲胎蛋白是胎儿的特异性球蛋白, 孕周为6w时其值快速增高, 到13w时达到最高值, 之后呈下降趋势[8]。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在经受精以后就会到达母体血液, 并以很快的速度增殖直到孕8w, 之后其浓度呈缓慢降低的趋势直到孕20w左右, 先天愚型的胎儿其母体中此激素呈现持续性升高的趋势[9]。游离雌三醇一种雌激素, 是由胎儿胎盘产生的, 先天愚型胎儿母体血中其值降低, 原因是胎儿的肾上腺皮质发育不好, 致使其值减少[10]。 本次研究以假阳性率、检出率作为筛查敏感性的指标, 就这四种物质进行检查, 发现孕早期检出高风险率比孕中期高, 而孕中期检查出现的高风险假阳性率比孕早期高。 由此说明, 唐氏儿的确诊还应进一步使用羊膜腔穿刺等相关检查, 尤其是针对孕中期的孕妇。
唐氏筛查被认为具有方便、无创伤性等优点, 能够有效减少盲目侵入性产前诊断使用率, 但在孕早期与孕中期检查出唐氏儿的敏感性及高风险人群不同, 结果表现为高风险的孕妇还需行早期绒毛活检及中期的羊水穿刺等相关检查进一步确诊, 以达到减少唐氏儿出生率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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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模式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4年12月在我院接受宫颈液基细胞筛查的患者1180例作为研究对象, 年龄22~48岁, 平均年龄 (39±3.4) 岁。所有患者均为自愿接受宫颈液基细胞筛查, 且均具有性生活史。所有患者经临床诊断均排除急性阴道炎、妊娠、子宫切除术等, 符合临床研究标准。
1.2 方法
1.2.1 采集标本
所有患者在标本采集前24 h内无性生活, 取膀胱截石位, 借助宫颈刷、窥阴器等临床工具, 将患者宫颈暴露, 利用棉球将子宫表面的分泌物和血迹擦拭干净, 同时在宫颈内插入特制宫颈刷, 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5周后, 迅速取出, 将搜集到的细胞放置于特定的保存液中[2]。利用标准的试管将经过漩涡震荡处理后的细胞搜集, 同时在试管外壁填上具有患者个人信息的条形码。将采集后的细胞液进行程序化处理, 制成细胞涂片, 同时使用医用酒精固定和巴氏染色, 进行细胞学诊断、封片、阅片和出具诊断报告。所有上述流程均严格按照TBS报告方式进行。
1.2.2 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测
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 借助全自动超波液基细胞学检测技术进行宫颈液基细胞筛查, 筛查工程中按照TBS国际癌症协会推荐的细胞分类诊断系统出具报告, 其中包括评估标本的满意度, 重新取材不满意标本。其中满意标本是指细胞涂片具有5000~8000个清晰可见的鳞状细胞, 且不少于10个保存完整的鳞状化生细胞或宫颈管细胞[3]。按照TBS国际癌症协会的分级标准, 将满意标本分为阴性和阳性两种, 其中阴性是指标本中不存在上皮内病变或恶性肿瘤细胞;阳性是指按照由高到低的分级标准分为腺癌、鳞状细胞癌 (SCC) 、LSIL、鳞状上皮高度病变 (HSIL) 、ASCUS。
1.2.3 阴道镜检查和宫颈活检
在宫颈液基细胞检查出的异常细胞患者, 均在1周内接受阴道镜检查。将3%醋酸和复方碘液涂抹在子宫颈上, 如在阴道镜检测出镶嵌、异型血管或点状白斑结构, 且在患者复方碘液试验呈现 (-) , 则表明细胞异常。对于阴道镜检查呈现异常的患者进行宫颈活检。宫颈活检主要针对阴道镜图像异常部位, 且进行多点活组织检查, 其中阳性是指宫颈活检报告显示宫颈上皮内瘤变不低于Ⅰ级;阴性是指患者活检报告显示为湿疣或慢性炎症。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1.0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检验, 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数 (%) 表示, 采用x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
2 结果
经统计发现, 1180例患者中涂片满意1103例, 满意率达到93.5%, 其中宫颈液基细胞检测出异常涂片147例, 异常检出率为12.5%;在147例异常涂片中, ASCUS 98例, LSIL 26例, 人乳头状瘤病毒17例、HSIL 9例、SCC 3例;另外还包括细菌性、念珠菌、放线菌、滴虫等微生物感染73例。147例异常涂片标本中, 接受宫颈活检126例。在宫颈液基细胞检测和阴道镜活检共同检测下, 总符合率为81.7% (103/126) , 其ASCUS、LSIL的符合率分别为82.8% (72/87) 、83.9% (26/31) 。见表1。
3 讨论
宫颈癌和乳腺癌均为致死率非常高的恶性肿瘤, 且在女性群体中呈现出多发趋势。而定期进行宫颈筛查, 做到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是预防和治疗宫颈癌的重要手段[5]。但是在实践中, 由于患者缺乏对宫颈癌的认识和筛查, 一旦发现患有宫颈癌, 通常被诊断为晚期, 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期。通过本文研究发现, 宫颈液基细胞筛查在宫颈癌的检测过程中, 能够有效提高涂片质量。涂片制作过程中, 细胞液取自宫颈外口及宫颈管内细胞, 细胞均匀分布在涂片上, 提高了细胞形态结构的观察效果, 从而有效进行宫颈癌筛查。随着宫颈液基细胞筛查逐渐得到推广与应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宫颈癌在早期发现后, 可通过早期治疗, 降低宫颈癌、宫颈浸润癌等疾病的发展, 从而降低死亡率。本文研究发现, 在宫颈液基细胞检测和阴道镜活检共同检测下, 总符合率为81.7% (103/126) , 其ASCUS、LSIL的符合率分别为82.8% (72/87) 、83.9% (26/31) 。由此可见, 宫颈液基细胞筛查结合阴道镜活检能够显著提高宫颈癌的检测率, 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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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梅天琼, 郑丽波, 郭玲.宫颈液基细胞筛查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临床应用[J].中国实验诊断学, 2011, (7) .
筛查模式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719名学龄前儿童 (男397名, 女322名) 均为幼儿园儿童。
1.2 检查方法
使用Suresight视力筛查仪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屈光筛查, 检查结果分屈光正常与屈光异常眼。
1.3 学龄前儿童
Suresight视力筛查屈光异常标准[2]:近视绝对值≥0.50D、混合散光均定为屈光异常, 远视性屈光异常标准:3岁儿童球镜≥+2.50D, 或柱镜≥+1.25D;4岁儿童球镜≥+2.25D, 或柱镜≥+1.25D者定为屈光异常;5～7岁儿童球镜≥+2.00D, 或柱镜≥+1.25D者定为屈光异常。
1.4 分析方法
按年龄分4组:3、4、5、6～7岁组, 按性别分男性组、女性组, 以人数为单位进行统计分析。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5.0统计软件, 以人数为统计单位, 采用构成比及χ2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以P<0.05为显著性标准。
2 结果
2.1 玉林市城区幼儿园儿童不同年龄组屈光异常比较
使用Suresight视力筛查仪对不同年龄儿童719例眼进行屈光筛查, 3岁组检查199例398眼, 屈光异常55眼, 占13.82%;4岁组检查277例554眼, 屈光异常66眼, 占11.91%;5岁组检查169例338眼, 屈光异常36眼, 占10.65%;6～7岁组检查74例148眼, 屈光异常21眼, 占14.19%;各年龄构成比,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 (自由度=3, χ2=2.25, P>0.05) 。
2.2 玉林市城区幼儿园不同性别儿童屈光筛查比较
使用Suresight视力筛查仪对学龄前男性儿童397名794眼进行屈光筛查, 屈光异常96眼, 占12.09%;使用Suresight视力筛查仪对学龄前女性儿童322名644眼进行屈光筛查, 屈光异常82眼, 占12.73%;女性比男性稍高, 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著性 (χ2=0.13, P>0.05) 。
3 讨论
本研究调查显示, 3～7岁儿童屈光异常眼综合为12.38%, 性别眼别间差异无显著性, 屈光异常是儿童弱视的重要因素, Suresight视力筛查仪是美国伟伦公司出品的一种携便式屈光检查仪, Suresight视力筛查仪检查散光性弱视是敏感的, 因为人眼散光屈光度及轴向主要因素是角膜各子午线不同的曲率, 散光轴向主要是由角膜具有最大屈光力与最小屈光力的主子午线曲率来确定的, 散光屈光度及轴向与睫状肌麻痹是否充分关系不大[3];根据朱德海、甘晓玲[4]报道, 使用Suresight手持验光仪进行自然状态下与散瞳检影验光检查比较, 球镜屈光度和柱镜屈光度呈高度正相关, 认为Suresight手持验光仪对屈光普查和流行病学调查有较好的使用价值。儿童弱视是可避免盲及视力损害的范畴[5], 如何发现弱视儿童是儿童眼保健, 防盲治盲工作者值得探讨的问题, 深入社区幼儿园, 使用儿童视力箱对幼儿园儿童进行视力检查, 对不会看视力表及不合作视力表检查儿童, 使用Suresight视力筛查仪检查是发现屈光不正性弱视儿童的简便方法。
摘要：目的 了解学龄前儿童屈光异常状况, 为儿童弱视防治干预措施提供资料。方法 使用Suresight视力筛查仪对3～7岁719名学龄前进行进行屈光异常调查分析。结果 屈光异常的年龄分布3、4、5、6～7岁分别占13.82%、11.91%、10.65%、14.19%, 屈光异常的性别分布, 男性女性分别占12.09%、12.73%。结论 综合3～7岁儿童屈光异常眼为12.38%, 性别、年龄间差异无显著性。
关键词：Suresight,视力筛查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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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筛查总结 篇9
我院对20岁以上妇女至门诊就诊者常规作宫颈刮片检查，及对所属区直单位每1～2年进行普查普治，受检率自60％上升到85％。本文为1983年1月～2002年12月统计筛查资料分析，20年中共查20～55岁妇女109 501人次，发现宫颈癌73例(占98．64％)，腺癌2例(占1．36％)，其中67例至今存活。近5年发现5例中，除1例外都属亚临床癌，如不作筛查是不能发现的。
结 果
宫颈癌发病的下降：宫颈癌患病率，20年中下降94．5％，宫颈癌发病率下降94．8％(年龄标化统计)。
不同临床分期的宫颈癌患病率下降情况: 宫颈癌Ⅳ期近20年未发现，III期近10年未发现，II期15年来下降97.3％，I期下降84．9％，原位癌下降84．0％。以原位癌及I期为早期，II~Ⅳ期为晚期，晚期宫颈癌所占百分率逐阶段(20年分成每5年1阶段)下降，4个阶段依次为21．8％，17．0％，8．2％，3．0％。最后5年仅在1997年发现1例II期宫颈癌，近4年中已无晚期宫颈癌。因此，间隔1～2年的定期筛查控制晚期宫颈癌效果特别好。
宫颈癌发病年龄的变化：将20年分4个阶段分析，子宫颈癌的发病年龄正常在40岁以后。各阶段宫颈癌患者的年龄中位数依次为47．7岁，45．2岁，42．6岁，39．9岁，20年来宫颈癌患病年龄前移7．8岁。40岁及以上与40岁以下宫颈癌率之比逐阶段下降，各为21．6∶1、5．3∶1、4．9∶1、4．6∶1，可见连续普查普治后，宫颈癌发病年龄越来越集中到40岁左右。连续普查后，各年龄组妇女，不论宫颈浸润或原位癌的患病率都有明显下降。将20年作对比，浸润癌患病率40岁及以上与40岁以下各下降95．6％，91．1％，原位癌各下降100％，86．1％，因此下降幅度在40岁以下者没有40岁及以上者大。虽然子宫颈浸润癌的总体发病率和死亡率已有明显下降，但子宫颈癌患病的“年轻化”却十分明显，且呈上升趋势。
宫颈不典型增生:1998~2002年共查得158例宫颈不典型增生，患病率为84．0／10万，同期宫颈癌患病率17．5／10万，两者之比为4．8：1，不典型增生比宫颈癌患病率高近5倍。
宫颈不典型增生与原位癌患者的年龄分布：不典型增生自25～55岁都有发病，CIN I~II的高峰发年龄为20～25岁，CINⅢ的高峰发年龄为30~35岁。35岁及以下共144例，患病率149．6／10万，比35岁以上14例、15．2／10万高近10倍，同期原位癌年龄都在35岁及以上，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上升。可见CIN的发病要早于子宫颈浸润癌。
宫颈上皮内瘤变(CIN)治疗结果：158例上皮内瘤变中，3例CIN III、16例CIN II、139例CIN I，除手术治疗40例外，保守治疗组118例(113例CIN I、5例CIN II)，包括中西药物局部上药、电熨、冷冻、微波、激光等。用一般消炎上药组57例。后二组治疗后的随访比较：前组好转率90．2％，后组59．6％(P<0．01，有显著差异)。一般治疗组中有1例1年后恶化发生原位癌，1例2年后发生浸润癌。
宫颈癌之生存率:67例宫颈癌症2002年随访，随访率100％。5年生存率为95．9％，10年为93．2％，15年为89．9％，20年为85．0％，其中晚期宫颈癌生存率5年82．9％，10年77．7％，15年75．0％，20年为75．0％(生命表法统计)。
讨 论
普查虽能控制晚期浸润癌，显著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但I期浸润癌仍有发现，原因可能为：
①细胞涂片筛选中还有一定比例的假阴性。巴氏涂片的筛查或细胞学检查的质量至关重要，筛查的起始年龄和间隔时间的确立也非常重要。医生应该有一个理念或习惯，即对所有到妇科门诊就诊者和各种体检者，都应建议她们做细胞学检查，有高危因素者尤应行检查、处理及随诊[1]。②受检率未达100％，有遗漏可能。③可能存在着一类宫颈癌，进展很快，本组也观察到非重度宫颈不典型增生，随访1~2年发展成为原位癌与浸润癌。宫颈癌患病率显著下降的原因：①普治宫颈癌前病变(不典型增生)，预防病变向癌发展。②普治外生殖道炎症。③做好妇女四期卫生及性交卫生。我们在有均衡对照组的宫颈癌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宫颈炎尤其是中、重度糜烂，不注意月经期卫生和性交卫生与宫颈癌有关。近年来很多研究证实，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是子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主要致病因素，使年轻宫颈癌患者有明显上升趋势[2]。人乳头瘤病毒50％是性传播，50%是交叉感染。从子宫颈癌前病变发展成宫颈癌大约需要10年，因此，对宫颈癌前病变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减少宫颈癌发病率的重要措施。如果早期发现及时治疗，治愈率可达100%。
40岁及以上者，宫颈癌患病率比40岁以下显著高，下降幅度40岁以下显著较小。提示40岁左右是危险年龄，建议任何有3年以上性行为或21岁以上有性行为的妇女应列为筛查对象。所有具有性活动的女性每年都要做宫颈细胞学筛查，防患于未然。此外，注意性卫生也是减少宫颈癌的危险因素之一。有部分使用男用避孕套作为计划生育措施，从性传染的角度看来，对预防宫颈癌是有利的。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筛查起始年龄可考虑为25～30岁；经济欠发达地区，筛查起始年龄应放在35～40岁。对于有多个性伴侣或经常有不洁性行为的高危妇女人群，筛查起始年龄应适当提前。筛查间隔应每年普查1次，连续2次细胞学筛查均为正常者，可适当延长筛查间隔时间，40岁以下普查时间可适当延长或2年1次，但对40岁以下妇女，初普查2年应每年查，以后再延长普查间隔时间[3]。
参考文献
1 朗景和．子宫上皮内瘤变的诊断与治疗．中华妇产科杂志，2001，36(5)：261-263
2 郎景和．迎接子宫颈癌预防的全球挑战与机遇．中华妇产科杂志，2002，37(2)：129-131
筛查模式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整群选取55885例孕中期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病例主要来自2008年1月1日—2014年11月1日期间该院产科门珍, 年龄在17~47岁之间, 身体健康。孕周为14~21+6周, 单胎妊娠。随访数据来自四川省产前诊断中心数据库中该院数据, 包括细胞学诊断数据及电话随访数据两部分, 两者合并为“随访”数据。该研究使用的患者数据不涉及患者个人隐私, 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批准。
1.2 方法
1.2.1 筛查方法
孕中期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试剂盒、实验仪器均来自广州丰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试剂盒包括甲胎蛋白及游离β-h CG试剂盒, 检测方法为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实验仪器为半自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唐氏综合征和神经管缺陷产前筛查软件来自珠海艾博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唐氏综合征妊娠综合风险切割值为1/270。以孕妇预产期年龄35周岁为界将其分为预产期年龄<35周岁组以及孕妇预产期年龄≥35周岁等两组。统计指标包括唐氏综合征的发病率、筛查实验的唐氏综合征妊娠检出率、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等。
1.2.2 统计方法
数据分析采用办公软件Microsoft office中Excel2000。检出率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 发病率、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比较采用U检验。
2 结果
2.1 筛查、诊断及随访数据
见表1。从表中数据可以算出该院参加孕中期唐氏筛查预产期年龄<35周岁孕妇所占比例为99.30% (55495/55885) , 年龄≥35周岁孕妇只占比例为0.70%。年龄≥35周岁组筛查阳性为24.36%, 远高于预产期年龄<35周岁组的7.10%。细胞学诊断率均超过50%, 总的随访率为86.06%。
2.2 唐氏综合征群体发病率、筛查检出率、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比较
见表2。由表可见, 唐氏综合征发病率在低龄孕妇组为3.14/万, 在高龄孕妇组为28.70/万, 两者存在极显著差异 (P<0.01) 。唐氏综合征筛查检出率、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等指标, 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注:*与≥35岁组相比P<0.01。
3 讨论
关于唐氏综合征群体发病率, 该研究中高龄孕妇组显著高于低龄孕妇组, 这与国内一些报道[4,5]一致, 但发病率数值偏低, 但接近并高于李科生等[3]报道的2.41/万的唐氏综合征群体发病率数据。该文收集分析了1997—2007年中国出生缺陷监测网在全国范围内调查的住院分娩580余万例围产儿资料。参加监测的医院分布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470余所, 病例来源包括城市、农村、沿海、内地及边远地区, 这在当时属全国性较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报道唐氏综合征发病率数值较高的一般都是国内的大型三级医院。分析这其中可能存在入院率偏倚, 即这些大型医院有较大机会获得高风险孕妇就诊, 因为国内各省市只有少部分大型医院才有产前诊断资质, 中小医院的唐氏综合征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孕妇特别是预产期年龄≥35周岁高龄孕妇都要向这些医院转诊。因此, 这些大医院这方面的数据有可能会偏高。而基于全国出生缺陷监测网的数据也就可能更接近真实情况。当然, 这其中也可能存在诊断水平不同导致的差异。
国内一些报道[6,7,8,9,10,11]孕中期唐氏综合征血清筛查效率方面, 高龄孕妇组高于低龄孕妇组或者高于未做血清筛查高龄孕妇组, 但这是以其较高的假阳性率为代价的。该研究结果显示, 高龄孕妇组与低龄孕妇组相比, 虽然在检出率 (100%vs 60.00%) 和阳性预测值方面 (3.70%vs 0.56%) 前者均高于后者, 但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 这或与样本量有关, 总之, 在筛查效率方面, 高龄组不会低于低龄组, 因此, 将预产期年龄大于或等于35周岁的高龄孕妇纳入孕中期血清学筛查确有必要。英国、美国产前筛查临床指南相继取消了对孕妇年龄的限制, 也是基于既往的临床筛查数据[3,4]。
该研究的局限:高龄孕妇组病例数偏小, 难免产生抽样误差, 但由于国内临床指南标准的出台, 高龄孕妇组病例要收集到较大的样本量也比较难。
总之, 该研究数据及目前一些文献研究数据以及英国、美国产前筛查最新临床指南, 都支持将预产期年龄大于或等于35周岁的高龄孕妇纳入孕中期唐氏综合征血清学筛查。它可以在不明显降低检出率的情况下, 较大地降低参与有创检查孕妇的比率。从而从总体提高孕中期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的效率。
摘要：目的比较低龄及高龄孕妇在孕中期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中的筛查效率。方法 整群收集该院2008年1月1日—2014年11月1日间55 885例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及随访数据, 根据孕妇预产期年龄将其分为预产期年龄≥35周岁组以及预产期年龄<35周岁组, 比较两组唐氏综合征的发病率, 以及对唐氏综合征的检出率、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结果 高龄孕妇组唐氏综合征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低龄孕妇组 (28.70/万vs 3.14/万) , 而在唐氏综合征检出率 (100%vs 60.00%) 、特异度 (78.61%vs 93.60%) 、阳性预测值 (3.70%vs 0.56%) 及阴性预测值 (100%vs 99.99%) ,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高龄孕妇组唐氏综合征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低龄孕妇组, 而在唐氏综合征检出率、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筛查效率,预产期年龄,高龄孕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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