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契合（精选10篇）
心理契合 篇1
一、全民性与人性化
现代社会,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深刻变革, 生活方式的变化源自人们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而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风行更是将这场由思维引发的变革引向生活的细枝末节。特别是现代电子传媒的发展, 使人人都可以以更加开放也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在公众视线里重塑着自己的形象, 全民参与的热情从未如此高涨, 个性释放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分展示过。在众多传媒中, 电视传媒更是凭借其自身的传播优势, 紧紧抓住受众心理, 推出了能让参与者自由展现自我的“真人秀”节目。
“真人秀” (Reality TV) , 也叫真实电视, 指的是采用纪实的拍摄手法记录自愿参与者在规定的情境中按照特定规则进行的自由而真实的竞争或是体验行为, 从而凸显参与者本身的个性, 并与观众产生互动效应的电视节目。“真人秀”由组织者从普通人当中挑选参赛者, 参赛者在各种游戏规则的限制下完成任务, 胜出者将赢得大奖。当下,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 “真人秀”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真人秀”节目如此火爆, 与它满足了广大受众的需求、契合了受众的收视心理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节目形态的全民性与个性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真人秀”节目是台前幕后、屏幕内外全民性的共同狂欢。
在“真人秀”节目参与者的选拔上, 选手是从普通大众中筛选出来的。选出的节目参与者前一秒还在日常的生活轨迹中运行, 下一秒就被选中, 脱离日常轨迹一段时间, 去过一段非常规的、完全不同于日常情境的生活, 这种生活充满了刺激性和挑战性。以这样的方式产生选手, 给参与者一个惊喜, 同时也给广大受众一个心理期待——每个人都有机会在电视屏幕上展示自己, 所有的受众都是节目潜在的选手。这样的想法和这种存在可能性的真实使得广大受众积极参与电视节目。“真人秀”节目不仅仅存在于镜头里几个选手的“表演”中, 它更存在于屏幕前广大受众的收视与参与中。“真人秀”节目是台前幕后、屏幕内外全民性的共同狂欢。
2.“真人秀”节目的卖点在于“人”的个性化表演。
广大受众追捧“真人秀”, 要看的不是其模式化的游戏规则, 新奇独特的虚拟情境迟早会让受众感到厌烦。“真人秀”的卖点在于它的“人”, 这正是观众真正感兴趣的地方。这些被选手人与广大受众的身份、地位是一样的, 这一点使得受众对选手会有一种心理认同感, 受众会设身处地地关心选手在节目中的表现。这些表现中难免会有“表演”或“导演”的成分, 但选手并不是职业的表演者, 面对节目中遇到的一系列关于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难题, 选手们的真实反应、流露出来的真实情感以及个性化的表演是观众最想看到, 也是“真人秀”节目不流于形式的关键所在。
二、拟真实与娱乐化
1.“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性。
真实是“真人秀”节目的一大卖点。真实意味着较少的人为控制痕迹, 留给受众较大的自由判断空间。“真人秀”标榜真实性与纪实性, 招来不少非议, 受众认为所谓的真实仍有浓重的表演和导演痕迹。事实上, 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 一旦摄像机的镜头对准节目参与者时, 真实就不存在了。因为每一个参加节目录制的选手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将被摄像机记录下来, 被广大电视观众看到, 自己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到最后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选手们的反应不可能全部真实如平常生活一样, 不可能没有表演的成分。既然创设了非常态的游戏情境, 那么选手的表现肯定也是非常态的。“真人秀”节目运用各种手段使矛盾集中、人物个性彰显, 目的就是迎合受众口味。参加节目的选手并非职业演员, 即使有表演的成分也不能掩盖他们鲜活真实的个性特征。“表演”只是强化了、突出了他的个性, 而不是对其个性的伪装。其仍是普通大众中的一员, 镜头记录下来的一举一动、喜怒哀乐都是常人的本能反应, 观众与其有着同样的亲历感, 因此能理解这样的反应和情感。这种心理认同使得观众在明知道有表演、导演成分和特技加工之后仍能接受选手的反应和表演。
2.“真人秀”节目的娱乐性。
“真人秀”节目的真实又不同于纪录片。“真人秀”节目的定位是娱乐节目, 其娱乐性、戏剧性与纪实性相结合, 打破了单纯纪实的沉闷和单调, 抽掉了纪实作品中深沉厚重的理性思索, 注入了轻快刺激的感官体验。“真人秀”节目的娱乐化契合了现代受众的心理需求。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里, 大多数人在电视中寻求的不是理性思索, 而是释放不良情绪, 缓解压力的感官刺激。“真人秀”节目之所以能吸引广大受众, 娱乐化是重要因素之一。“真人秀”节目以纪实的创作手法来满足广大受众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界限日益模糊的时代对真实的渴求, 同时又以游戏化和娱乐化的方式来消解受众对现实生活的心理压力, 从而吸引受众的注意力。
三、参与性与互动性
1.“真人秀”节目的参与性。
相对于结果而言, 当代电视受众更加重视参与过程;相对于强制性的被动接受, 当代电视受众更加重视反馈和互动。受众不甘心只做旁观者, 他们希望更为深入地参与到媒体传播这一过程当中去。“真人秀”节目所体现出的亲历性和互动性则很好地满足了受众的这一心理需求。正如益智类节目中许多观众会和选手一同闯关一样, “真人秀”节目的许多观众也会对选手评头论足, 设想若是自己亲临现场参加比赛会如何与其他选手一较高下。观众以这种心态观看选手的表现。比赛每推进一步, 观众都会同留下的选手一起去经历所有的一切。因为不到最后一刻, 没人知道结果。谁都有可能成为获胜者, 也都有可能在下一轮就被淘汰出局。观众与选手一起等待结果的产生, 一起经历等待的过程, 一起享受过程的刺激和乐趣。观众在观看那些与自己差不多的普通人的表现过程中得到一种补偿性体验。这种收视心态的改变使得受众与参赛选手的心理距离拉近, 受众的参与意识明显增强。
2.“真人秀”节目的互动性。
在“真人秀”节目中, 观众在享受与选手一同闯关的乐趣的同时, 还可以投票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选手在游戏中的命运会受我影响”, 这种想法使观众由被动的接受转为主动的参与。“真人秀”节目重视受众的声音, 充分调动受众的积极性, 将受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节目上来。节目不再仅仅局限于台上, 而是延伸到台下的受众;不再局限于封闭的拍摄现场, 而是延伸到场外受众。节目的空间不是封闭性的, 而是开放性的。受众在这种开放性空间中表达自己, 与选手竞技, 与胜出者一起狂欢。
四、欲望的替代性满足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无法满足的欲望, 有些欲望不能宣之于口, 有些欲望很难有获得满足的机会。于是人们会退而求其次, 渴望欲望的替代性满足。或者说人们并非在现实中, 而是在虚幻的想象中完成了欲望的满足, 体验到了心愿得偿的快感和满足感。“真人秀”节目正是让电视荧幕前受众不可实现的欲望得到了替代性的满足。
国外“真人秀”节目设置的超级大奖是节目的一大卖点, 要赢得巨额奖金, 选手们除了要充分发挥智力和技能外, 有时还勾心斗角、互相拆台, 显示出人性丑陋的一面。“真人秀”节目被引进中国以来, 节目制作者并未将重心放在超级大奖的设置上, 而是将心思花在参赛选手的个性展现上, 这样的本土化之路是符合我国现状的。随着我国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加快, 人们对物质的欲求有所增强, 这也是正常的。但对金钱和物质享受不加限制的宣扬有悖于媒体责任, 也不符合广大受众的要求。人们更加看重的是独特人性的展现和完善。
综上, 电视“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新的、很有潜力的节目形态, 受到众多中国电视观众的热爱和追捧。我国“真人秀”节目要想取得更好的收益, 走出一条本土化之路, 就要把握广大受众的文化消费心理和审美习惯, 并且在伦理道德和节目品位上把好关, 在节目形态上求新求异, 在节目品位上力求平民化、人性化, 将“真人秀”节目制作成具有浓郁本土特色、富有强大生命力的电视节目。HK
心理契合 篇2
Summary是“概述，大意”的意思，具体指学生在听到一篇听力材料后所进行的概括。考生不需要听懂托福材料的每一个细节，但要抓住说话人的思路和框架。这个训练对于托福听力至关重要。练习summary的方法很简单，可以托福听力讲座为材料，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录音结束后，根据大脑记忆和笔记，对全文重点内容进行英文复述，反复练习，直到可以将一篇讲座顺畅复述出来为止。
Dictation是指听写，将一篇托福听力录音中的原文全部听录下来，它是提高听力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准备托福考试的考生而言，最好的听写材料是老托福的lecture。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可以先花一个月的时间将新概念第二和第三册的美英版听写完，然后再来听写lecture。
Intensive listening是指精听。“精听”步骤如下：一边听一边看托福原文，划出自己不认识或似曾相识但反应不过来的词；录音结束，开始查生词，写在原文的旁边，只要写出这个单词在这篇文章中的意思即可；将这篇材料当阅读文章快速精读一遍，彻底看懂；再一边看原文，一边放录音，嘴上要跟读，反复几遍，一直听到可以不看原文彻底听懂为止。精听材料有很多，我最推荐SSS(Scientific American’s Sixty-second Science)，它非常短，但信息量很大，更重要的是，它是托福听力出题的重要来源。
High-quality extensive listening是指高质量的泛听。泛听的“泛”并不指态度的懒散，而是针对整体的要求。泛听的最佳材料有两个：一个是National Geographic(国家地理频道)，另一个是Discovery(探索)。看的时候一定要有英文字幕。每天看，养成习惯，会有很大收获。
Challenging materials是指“有挑战性的材料”。备考托福听力挑战性的材料有这几类：一是美国大学上课的课堂录像或录音，现在很多美国大学已经将许多课堂录像放在了互联网上，这是一个极佳的挑战听力难度的材料。二是巴朗和Ka
契合需要 适时变化 篇3
课堂教学评价表分为“定等评分”和“总评意见”两大部分，按照教学目标、教材处理、教学实施、教师素质、教学效果五个评价项目衍生的二十个小的评价要素来看，这两名教师都很好地达成了教学预期的效度；从教研组参加观课的全体教师对这两位执教者的“总评意见”审视，找不出谁有比较明显的课堂教学问题。细细分析课堂教学评价表，发现这些评价要素虽然非常细致地说明了课堂教学各个环节应该达到的课堂教学要求，并按评分权重分等级进行了细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尽如人意。
一、分值制课堂教学评价表在实际课堂教学评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相对固定的评价结构忽视了课堂教学评价的针对性
一些学校为了省事，往往直接套用别人的课堂教学评价表，并固定下来，使其成为一所学校或者个人意志的替代品。同时又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课的目的，凡是进行课堂教学研究，无论是常规课、优质课，还是研讨课，都用相同的评价表，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导致课堂评价“如出一辙”，显现不出不同课的目的，也难以“针锋相对”、发现问题，课堂特色体现不充分。
2.评价要素的零敲碎打造成课堂教学评价的支离破碎
细化的评价要素排列在评价表上，评价者必须面面俱到。实际上评价者的主要精力应集中在课堂教学的整个场景当中，这样才能在实际课堂教学这一特定环境里咀嚼出课堂的魅力所在，发现个中不足。评价要素的繁琐细碎牵制了评价者的精力，他们往往在评价时瞻前顾后、顾此失彼，上交的评价表最后反映的仅是肢解课堂后累加起来的分数。
3.评分等级的模棱两可导致课堂教学评价难以权衡
很多评价表在“评分权重”下面分等级进行量化，试图拉开距离，粗看“层级森严”，其实很难明确其界限。如我校制订的课堂教学评价表每一权重后面分成四个级别，每个级别分数不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定等。但具体评价时，教师们老在心中盘算：分数等级之间的“分水岭”是什么？以“突出语言训练点”这一评价要素为例，是以语言训练点的多寡评分还是以语言训练点的有效性评分？以有效性为依据评分，是训练点多者分高还是训练点精者分高？模棱两可，很难界定。看似“尺子量课”，实则难以把握。
4.空洞无物的总评意见缺乏课堂教学现场的真凭实据
以我校采用的评价表为例，课堂教学“总评意见”部分，强调的是评价者对课堂教学总体印象的叙述，仅是大而化之的几句评语，只说现象，没有佐证。翻开细读，少有值得玩味、值得反思、旁征博引、还原现场的案例式评说，读不出课堂教学的原汁原味。
二、分值制课堂教学评价表在实际课堂教学评价中的价值思考
分值制课堂教学评价表本身没有错，而且在实际课堂教学评价中具有广泛的实用性。首先，评分条款对评价要求做出了非常详尽的文字说明，是进行课堂教学评分的依据。其次，“评分权重”设定了相应的评分标高，细化了相应等级，简洁明了，非常直观，为评价者进行实时课堂教学评价带来诸多便利，其作用不可否认。
但是课堂教学不是机械操作，不可能完全用数字说明，尤其是对于语文学科这样情感充沛的课堂来说，常常充满变数，要么荡漾出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彩生成，要么冲杀出一些难以调控的小意外，往往导致预设的三维目标不一定能在一堂课中圆满实现。但如果执教者在这堂课中和学生一道就生成的资源巧妙合理地演绎占据了大量课堂时间，挤占了其他目标的达成时间，这样的课堂一味呆板地按照评价表来评分，也许还不如“按部就班”上课教师的分高；或者执教者在这一节课中巧用机智化解与课时目标关系不大的“意外”，影响了课堂目标的完全实现，是否也得不到高分呢？因为很多评价表对“目标达成”“教学机智”等各个方面都是分项评分，这样的课堂评价处理就会造成评分中的“跷跷板”现象，局部的细节评判导致的是整体评分的滑落和丢失，综合来看就失衡了。
常言道：看不出问题的课堂恰恰说明有问题。一节课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对多数教师而言，从整体上把一节课处理圆润都不难做到。为了迎合相对固定的课堂教学评价表所追求的课堂教学价值取向，教师们都学会了“趋利避害”，借助评价表，对各项评分条款精斟细酌，使自己的课堂教学尽力符合评价表。如此一来，很多不能生搬硬套的环节实行“拿来主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语文教学理念被牵强附会地显摆出来，课文内敛的韵味被放大外化，课堂越来越没有语文的独特之美。冰冷呆板的评价条款无形地“指挥”许多教师在上课展示中“依葫芦画瓢”。向着同一方向发展的课堂教学评价，促使课堂教学更加大众化、 模式化，失了个人风格，没了课堂本色，少了课堂灵魂。很多教师在这样的评价模式中丧失进取动力，找不到课堂教学的发展方向，课堂教学研究陷入低效循环。
与课堂教学相伴而生的评价表，应该具有鲜活的生命。只有让分值制课堂教学评价表紧贴一线教学实际，紧跟课堂研究的需要，不断改进和优化，才能赋予其长久的生命力。
三、在变化中寻找分值制课堂教学评价表不断前行的生长点
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课堂教学也时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评价表理应做到随时为课堂教学服务。
1.契合需要，灵活设计
课堂教学评价表是课堂教学的“晴雨表”，直接反映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艺术、专业素养，同时它也是学校教育科研的“风向标”，关系到学校教育教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学校要摆脱套用、模仿之心，结合实际，根据教育科研和课堂教学的需要，勤于研究，设计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评价表，便于突出不同课的研究目的。例如，常规课评价表要在评分条款的制订和评分权重上强化教师课堂教学的常规意识；竞赛课评价表要在评分条款的制订和评分权重上突“优”显“强”，如课堂教学的随机处理能力，个人鲜明的创新意识等；研讨课评价表要在评分条款的制订和评分权重上增强研讨的主题观念。根据需要，努力削减共性评价，凸显课堂主题，聚焦评价核心。只有用不同的“尺子”才具有评价的针对性，评价才会更灵活，效果才会更显著。
同时还要通过课堂教学评价活动，进行实践检验，征询教师意见，对评价表不断调整和改进。
2.简化项目，优化策略
分值制课堂教学评价表的主要缺陷是评价项目过于繁多，让人眼花缭乱，看似要素越细越具体，实则越细越难把握。其实，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评价表上的很多项目可以融合，如变“分散评价”为“集中评价”，化“静态评价”为“动态评价”。像文中所述我校评价表中的“教学目标”“教材处理”“教师素质”“教学效果”这几项只需放在“教学实施”这一个项目来考察，因为教学实施的整个动态推进过程就足以评判教学目标是否落实，教材处理是否恰当，教师素质是高是低，教学效果是优是劣。这种“一线串珠”推及其余的评价方式，会使评价表更加简约，使评价者更能聚精会神。
3.淡化等级，明确差异
我们都有这样的观课经验，每每欣赏到美妙的课堂教学，会打心眼儿里觉得好，但究竟为什么好，大多难以言表。同时，每一节课堂教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即使某一点处理得不是非常完美，只要来得真实，无损好课堂之好。设定等级来打分，是为了拉开差距，辨别优劣，但难以奏效，明确差异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分值制课堂教学评价表在设计时可以变“评价等级”为“差异区分”，只设定权重上线，或者增设附加分值，着力“思想辐射”，做到评价时理念方向清晰，差别辨识明朗，调动评价者的主观能动性，破除评价者的揣测心理。
4.展示案例，有理有据
为了避免“总评意见”的漂浮不定，还原真实的课堂教学现场，应该侧重“案例式评议”，必要时可以把听课笔记附在其中。一方面，设计的评价表在所出示的分值后面可以设置相应的“原始环节栏”，以便“一针对一线”。另一方面，把“总评意见”部分变换成“微案例评说”，可以结合实录说“长”论“短”；或者设置成授课教师的“亮点观察”，发掘教师的教学个性，突出“与众不同”之处。这样，可以大大消弥评价者在课堂评价时的随心所欲，做到“心有所系”，重点关注，来路清楚。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好的课堂教学评价表也不可能是没有缺憾的，唯有用变化的姿态不断求索，才能让评价表更趋成熟、不断完善，为教学所用。
心理契合是企业和谐的节点 篇4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 党第一次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写进党的正式文件, 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企业的和谐与稳定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员工是企业宝贵的人力资源, 是企业活力所在,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实施以来, 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得到了法律进一步的细化和规范。但真正能体现企业凝聚力的, 是企业与员工在心理上的契合, 这是二者发自内心的一种相互认同、自觉形成的一种心理承诺, 彼此会为对方追求的目标付诸最大努力, 也就是说, 心理契合是企业和谐的节点, 是最终实现企业的和谐与发展关键所在。
二、共生关系是企业与员工形成最佳心理契合的动因
美国著名管理心理学家施恩教授提出的“心理契约论”认为:企业的成长与员工发展的满足条件虽然没有通过一纸契约载明, 而且因为是动态变动的也不可能加以载明, 但企业与员工却依然能找到决策的各自“焦点”, 如同一纸契约加以规范。即企业能清楚每个员工的发展期望, 并满足之;每一位员工也为企业的发展作出全力奉献, 因为他们相信企业能实现他们的预望。
虽然“心理契约论”是以合同的语言进行描述的, 但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企业与员真正能形成最佳心理契合的原因。企业与员工虽有相互矛盾的一面, 但更重要的又存在着一种利益“共生”的关系。企业是全体员工的“生命共同体”, 这是企业凝聚力的根基。
企业是经济生产、员工生活的场所, 其目标是企业成长和员工发展双重目标的统一。但它更是员工实现自我、成就自我的场所, 当员工的个人需要与组织需要统一起来、把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统一起来的时候, 就是二者间形成的最佳契合点的时候, 企业应充分提供条件, 最大程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实现企业的和谐发展。
三、员工是形成最佳心理契合的主体
当企业与员工都有形成最佳心理契合的需求时, 无形的心理规约就能使双方都会为兑现这一心理上的承诺而付诸努力。员工个人会在动态的条件下不断的保持与企业的良好关系, 把自己视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 将个体的发展充分整合到企业的发展之中。但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各不相同, 因而个性也不尽相同, 为了很好地兑现承诺, 这就要求员工不断完善自我。
1. 要有健康的心理。
必须充分了解自己个性, 培养自己乐观向上的健康心理, 包括情绪稳定、意志坚强、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适应性好、开朗乐观等;并且能够自我调节、合理宣泄不良情绪。
2. 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要做到“敬业、奉献、诚实、守信”, 能不断调节自己的欲望, 使其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
3. 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要为企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不要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划分得过分清楚, 善于在工作中发现、纠正和解决问题, 减少、杜绝不必要的损失。
4. 要有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把自己打造成行家、专家。
只有做到了以上几方面, 作为心理契合的主体一方的员工, 才能为企业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四、企业是形成最佳心理契合的主导
1. 最佳心理契合的形成, 必须以科学的职业生涯管理为前提。
所谓职业生涯, 是指一个人一生工作经历中所包括的一系列活动和行为, 组织
●张建群
生涯发展是组织生涯管理和个人生涯计划活动相结合所产生的结果。把个人的生涯计划和组织的生涯管理两者结合起来, 通过组织内生涯发展系统以达到组织人力资源需求与个人生涯需求之间的平衡, 能创造一个高效率的工作环境。
马克思认为, 人所奋斗的一切, 无不与他的利益有关。在企业中, 员工追求的利益既是一种经济利益, 从长远来说更是一种良好的职业发展。员工选择一个企业发展, 往往是以追求良好的职业发展为目的的。一个优秀的员工如果得不到发展, 他的选择只会是跳槽, 另谋高就, 在一个市场化的经济社会中尤其如此。
2. 最佳心理契合的形成, 必须以完善的培训体系为保障。
一个员工长期在一个企业里工作, 可能不会始终从事一种工作或一个工种, 往往要经过多次工作调换。通过在工作中职务轮换的方法, 使员工们得以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业务, 并得以提升, 从而扩展员工们职业生涯的发展道路。员工培训配合生涯设计是加强员工成就感和工作满意度以及对企业忠诚度、阻止企业人才外流的好办法。
3. 最佳心理契合的形成, 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基础。
工作环境指的是人文环境, 是能让员工能够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企业管理者要及时发现与处理员工工作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实际问题, 这些问题如不加以妥善处理, 就会产生思想问题, 进而影响工作的精神状态。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要善于诱导, 让员工在企业中能够找到一条发展道路, 把自己的全部身心融入到企业的发展中, 奉献全部智慧。
4. 最佳心理契合的形成, 必须以企业文化为依托。
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能创造出一种奋发、进取、和谐、平等的企业氛围和企业精神, 成为全体员工塑造强大的精神支柱, 形成坚不可摧的生命共同体。
员工把自己的工作自由与权利交给企业安排, 是因为他们相信企业的管理者能实现他们的预望, 能提供与之工作绩效对称的发展。否则这种平衡是不能维持的。建设以人的能力为本的企业文化, 实现人尽其能, 人尽其用, 高效开发员工的能力与潜力, 无疑会增强员工努力工作的热情与信念, 激发企业与员工共同信守各自对应的“承诺”。因此, 这种企业文化的建设要求企业及其管理者应为员工的能力发挥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有效机制、正确的政策和宽松的企业氛围。要求建立一个以能力发展为价值导向的企业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还要求每个企业员工把能力最大限度地正确发挥作为自己价值追求的主导目标, 并积极为此而努力。在这种文化之下, 企业领导与员工上下同欲, 使经营理念得以落实、使命得以实践, 实现人与事的理想结合。
五、结束语
形成最佳心理契合的过程是实现人力资源的自主能动开发的理想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与员工会自动形成一种心理承诺, 彼此会为对方追求的目标付诸最大努力, 从而避免了企业与员工个人之间由于拥有的所谓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工作效率的缺失, 是企业减少管理费用、提高管理效率、开发人力资源潜力, 实现企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李娜, 王集令.论和谐文化及其与和谐社会的价值契合[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4)
[2].刘莹.企业文化与员工心理资本契合影响因素分析[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1)
传统与现代的契合 篇5
“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中国源远流长的笛乐文化从河南舞阳的贾湖骨笛、浙江余姚河姆渡的骨哨等考古发现，中国的笛管类乐器已有八九千年的历史。东晋桓伊奏柯亭笛，唐代李謩擅吹笛，笛管乐器在宫廷雅乐和燕乐里都不可或缺。宋代戏曲兴起，明清时期昆曲、京剧、丝竹乐也相继盛行，竹笛一直都作为戏曲伴奏和乐队领奏，真正在舞台意义上的独奏形式在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形成。中国笛乐艺术一路走来，经历了多个重要阶段，在20世纪更得以高速前进，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以往的历史进行总结、沉淀与归纳。观照前人走过的足迹，可以让我们对未来的步伐走得更有信心。2014年11月17—26日分别在北京和广州举行的 “笛箫—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第二届中国竹笛音乐节”就是在这个历史文化的大环境下，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中国笛箫艺术研究中心与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竹笛专业委员会所承办的大型竹笛艺术与学术活动。
“‘中国竹笛音乐节是中国音乐学院竹笛专业建设的展示平台。竹笛专业在20世纪中叶纳入到专业音乐院校的课程中，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应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合理的剖析与审视。20世纪中叶，中国音乐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西方音乐教育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不论在音乐理论课程、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等方面，融入了许多西方的甚至是原样照搬，在教学课程中缺乏与自己文化相匹配的教学内容，缺乏对自己的历史背景、文化特征进行相应探究，自身应该怎样建设与完善的方向，一定的盲目性导致中国音乐发展缺乏延续性、前瞻性。时下都在强调建立自身文化价值观，那么中国音乐的自身价值观在哪里？应该怎样建立？我认为也应该得到重视和讨论的时候了。”在2012年第一届“中国竹笛音乐节”获得巨大成功后，笛箫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竹笛乐团音乐总监张维良就已经开始思考筹备第二届音乐节，并探讨第一届与第二届之间的关系与脉络：“第一届的‘中国竹笛音乐节，从回顾意义来说，有现代的竹笛乐团作品，也有传统的山西二人台和潮州音乐，更有室内乐形式和协奏曲形式，是以过去一个世纪的归纳、总结、浓缩精华作为总体概念。第二届与第一届的不同点是在于我们试图宏观地去看21世纪竹笛音乐是否有更多可以拓宽的路子，有更大的追求方向。”
二
这次竹笛音乐节举行了4场专题音乐会，从这些音乐会可以看出竹笛音乐发展的几个走向：竹笛专业教学的实践、青年竹笛演奏人才的培养、竹笛曲目的不断创新、笛管乐器的改革、中外笛乐文化的交流。这几个方面并不是分割开来，而是与时并进，而且会有交流与互动。我们可以从11月17日晚上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音乐厅举行，由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竹笛专业学生领衔主奏的“笛韵薪传——优秀学生交流音乐会”以及11月26日晚于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厅举行的“吴音粤韵：张健竹笛协奏曲音乐会”去进行讨论。前者完整地展现了全国三大音乐学院竹笛专业教学与演奏的总体实力。从演奏者所选奏的曲目，可以看出21世纪竹笛专业教学的走向。冯子存的《挂红灯》、赵松庭的《早晨》和《幽兰逢春》、简广易的《喜看丰收景》代表了年轻一代对上世纪50—70年代由演奏家自己创作笛乐独奏曲的继承与吸收；詹永明改编关铭的《蓝花花》，易柯、易加义、张宝庆的《阿诗玛叙事诗》和刘文金的《鹰之恋》是改革开放后十余年间，笛乐由较小型的独奏曲演化为协奏曲，并有专业作曲家参与创作的代表作；郭文景的《愁空山》、唐建平的《飞歌》是中国恢复高考后自行培养的优秀作曲家运用所学之理论，破格而创新之作；钟耀光的《胡旋舞》、王建民《中国随想No.1——东方印象》则反映了千禧年代竹笛乐曲在创作手法和技术难度上的最新发展。
“吴音粤韵：张健竹笛协奏曲音乐会”由张列执棒广东民族乐团协奏。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杨青谱写的《竹语》，由张维良创作的富有浓郁潮汕曲风的竹笛新曲《粤之海》与富有粤味的双笛与乐队曲《冬阳》更于当晚作世界首演。《竹语》是张维良于2013年委约杨青创作的，应张维良的要求，杨青把一些广东音乐的素材运用在作品中。乐曲的第一句基本上是以广东音乐作为动机，再慢慢演化出去而有所发展，他也把苏州评弹结合在一起。在创作手法上，他在尝试一种较为新颖写作方式，以线条多于和声语言，集中在弦乐与高、中、低音弹拨乐之间的对位。在竹笛出现的时候，乐队淡淡地烘托，到竹笛演奏完之后，乐队再出来，两者交替进行对话。《粤之海》则是张维良把他岭南文化的想象和感悟体现在作品中，他认为广东人是强悍与细腻兼备的，乐曲中加入潮乐名家王培瑜演奏的潮州二弦与广东民族乐团打击乐声部主奏的潮州大锣鼓正显示了这种刚柔相济的人文风情。这场音乐会把江南与岭南笛乐文化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尤其对岭南地方乐种如广东音乐、潮州音乐跟竹笛在创作和演奏上的结合做出了不少全新的尝试，丰富了岭南笛乐的多样性。
“笛韵薪传”，就是指中国竹笛表演艺术从民间走进学院，经过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从冯子存、赵松庭、陆春龄等老一辈竹笛艺术家被调进音乐学院，到培养出张维良、詹永明、戴亚、唐俊乔等中生代接班人，他们分别执教北京、上海三所主要的音乐学院，把上一代的经验，融合自己的学习所长，传道授业，与地方院校的专业教师共同努力，为国家培养出一代一代的青年竹笛演奏人才，“70后”的张健就是这个教学系统的典型例子。他也是教学与演奏能力兼备。“笛韵薪传”音乐会中的多位“90后”优秀学生陈昀颖、王俊侃、范临风、马云鹤、冯天石等则代表了年青一代坚强的后续力量。19日晚上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的“笛箫传天籁——中国竹笛乐团音乐会”更是竹笛表演艺术由独奏、协奏走向合奏形式的最佳展示。音乐会精彩纷呈，竹笛乐团组曲《月、日、光》、钢琴与竹笛乐团《夕阳箫鼓》《The Dizi in My Life》等六首作品各有特色。张维良重新编配的《鹧鸪飞》、在英国首演的《莽原》以及青年作曲家崔权创作的组曲《乡音》令人耳目一新。他们深谙竹笛乐团在音响、音色等方面的独特性，巧妙地运用作曲技法，把竹笛无可取代的优势通过竹笛乐团完美地呈现出来。在《鹧鸪飞》的快板里，张维良一改以往伴奏按着拍子演奏的模式，把独奏与竹笛乐团以竞奏的方式来演绎这段高速循环呼吸乐段；崔权在《乡音》中以竹笛轮奏取代和声写法，加上大量运用竹笛传统的装饰技巧，取得显著效果。
三
除了音乐会之外，这次竹笛音乐节也举行了13场学术论坛，先后由星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兼系主任谭炎健，四川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兼系主任易加义、张维良，福建泉州南音乐团演奏家王大浩，台北琴园国乐团团长林谷珍，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唐俊乔，杭州铜音竹笛合作社社长董雪华，洞箫制作家陈强岑，扬中长鸣乐器厂厂长常敦明主讲，内容包括笛箫在广东音乐、福建南音两个地方乐种的运用和演奏特点，十孔笛、低音洞箫、木竹合成笛三种改革乐器的制作经验与实践，传统与现代笛乐之间的传承、发展和反思，两岸笛乐文化的交流与展望以及竹笛选材、维修和产业的发展现状。论坛涵盖面广、讨论深入，从一根竹笛引发出多角度和大范围的思考，激发了人们对竹笛音乐与外围学科的持续性探索。与会者大多是来自全国各个地方院校和文艺团体，能够一次接收如此海量的信息，对于促进地方笛乐文化的发展具有莫大的裨益。四位来自海外的音乐家也担任主讲。新加坡笛箫制作家黄德成以竹笛吹孔形状、管体内外径、管口校正三方面说明竹笛制作质量与发音科学性的关系；日本尺八演奏家福田辉久与其三味线演奏家夫人杵屋子邦讲解了两种乐器的历史，并示范了演奏技法与乐曲，引起了在场众多尺八爱好者的强烈兴趣。美国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作曲教授Joel Hoffman对他特别为中国竹笛乐团量身定做的《The Dizi in My Life》作出深刻解读，他详细地解说了乐曲的创作动机与音乐素材，更展示了如何利用竹笛乐团中每一把竹笛在音色上的微小差异去营造特别的音响效果。这些学术讨论涉及竹笛教学、乐器制作与改革、乐曲创作、中外笛乐交流等多项问题，而18日晚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音乐厅举行的“中日箫笛与尺八的对话”音乐会就针对这些议题作出了回应。王大浩演奏的《望明月》带领观众感受中正平和的南音世界；日本横笛名家西川浩平一人坐奏的《翔Kakeri》，人笛合一的内在张力制造了强大的气墙，接着由张维良演奏的《潇湘水云》则以柔劲见长，绵延不断的箫音极具穿透力，与中央民族乐团一级演员吴琳的箜篌作出点线交融。其后日本尺八演奏家福田辉久缓缓步出舞台，《鹿の远音》彷佛是对大自然的呼唤；张维良为陈强岑亲制的低音洞箫创作并世界首演的《故乡——巴彦淖尔》深沉又深情，与《鹿の远音》异曲同工，均是人对天地万物的文化诠释。张维良的双箫合乐《咏秋》与金田潮儿的筱笛、尺八、三味线三重奏《音声三态·I》呈现了两国乐器自身的和谐与共融；压轴的《春之海》更尽显中日管乐器的特点，各种极具个性的乐器，在张维良的编配下却奇妙地融为一体，领奏乐段又能继续展露个性。在这场两国音乐的对话当中，中国与日本的竹管乐器作出了深度的交流。日本尺八源自中国，与南音洞箫同根共性，两者亦各自保存了自身的传统，然而尺八与横笛的美学观念与文化价值与1950年代开始的当代笛箫音乐却有所不同。近年不少音乐家也正在努力地追求笛箫本身的内在涵义与价值，这种音乐对话有助于深化和巩固之。
四
张维良在回顾这次“中国竹笛音乐节”的各项活动时，特别指出从音乐节多场音乐会中所带出的思考：“‘笛韵薪传——优秀学生交流音乐会就是要给年轻一代机会，让他们去展示高超的演奏水平，这次参与演出的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的优秀学生，他们分别都在各类比赛上获得过大奖，我们对这群下一代寄予厚望。这次演出既可以让他们得到锻炼，又能够不断地寻求到更多的可能性，使他们可以开拓视野。中日两国的传统音乐名家王大浩、福田辉久、西川浩平、杵屋子邦等趁着‘中日箫笛与尺八的对话音乐会的机会聚首北京，意味着要发展必先要注重更多更好的继承，如果没有传承，就不会有发展。”他也以“笛箫传天籁——中国竹笛乐团音乐会”上演之多首新作品作为例子，来说明中国竹笛乐团的创新性：“比方说Joel Hoffman的《The Dizi in My Life》、崔权的《乡音》以及我创作的组曲《月、日、光》里面，无论在音乐与演奏方面都有大量崭新的概念与元素，以竹笛乐团的形式来呈现，是一种艺术上的突破。”至于“吴音粤韵”音乐会，张维良指出：“独奏者均来自吴国天地，有由我友情出演，充满弹词风格的《花泣》，而张健演奏的作品，如我的《行云流水》和杨青的《竹语》则呈现广东粤味，《幻》是张健对自己笛乐艺术的表现和思考，到了整场音乐会的主题，就是我创作的协奏曲《粤之海》。”
综合而言，两届“中国竹笛音乐节”各有不同，第一届是一个纵向性和具有历史性的回顾与展望；而综观第二届，四场音乐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美国、日本、新加坡等海内外的竹笛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制作家主讲的13场高端学术论坛，能够看到第二届“中国竹笛音乐节”的宗旨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具有前瞻性以及横向复合的视野。正如习近平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 “追求真善美”和“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一样，21世纪的中国笛乐文化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迈步向前，在更好地继承优良传统的同时，并试图寻找更多的可能性，以拓宽它的表现力，使竹笛音乐在历史的长河中更显无穷的生命力。
杨伟杰 中国音乐学院竹笛表演艺术博士候选人，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
心理契合 篇6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契合
现如今,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从国际的局势来看, 随着政治的多极化发展, 学生正在面临着西方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从国内的形式来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 我国就业形势日趋多样, 大学生面临着政治信仰、价值取向等极大的考验, 他们的心理以及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从高等教育的自身来看, 随着教育的不断改革, 高等教育已经走出了“精英教育”的阶段, 进入到了普及化的阶段,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各个方面应针对新形势, 做出全新的变革。在新形势下, 如何才能指导学生在心理、思想等方面适应新的要求, 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断探索的难题。本文认为, 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结合, 是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
一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
1.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我们常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其实就是一种对思想进行宣传的行为,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 另一方面, 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是一定的阶级为了实现目标而进行的教育实践。从侧重面来讲, 思想政治工作更侧重对思想层面的教育, 尤其是对结构层次的教育, 重视对人的世界观的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 在于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如今在全新的形势下, 高校应针对学生发展的变化, 运用科学知识,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
2. 心理健康教育的内涵
心理健康教育, 其实就是运用一定的心理学原理, 对学生的心理上进行基本的理论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满足社会的需要, 还能够帮助学生正确地发挥自身能力、挖掘潜力, 并对情感和理智进行合理的平衡, 对于各种刺激性的反应也能够合理面对, 从侧重点来讲, 心理健康教育更侧重于对自我调控能力的培养, 这种能力的培养, 是学生的行为与心理的统一。在高校教学过程当中, 心理健康教育的任务是对心理健康的宣传以及对高校学生进行心理咨询, 并使学生的心理防范能力得到增强, 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3.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
从基本的目标上来看, 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都是服从社会培养人才的目标, 两者均是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从职能上来讲,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是互相衔接的。在实际的教育过程当中,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互相融合, 一方面, 这两者的问题经常一起出现, 这就需要两者的互相协作;另一方面, 在心理学当中, 一些原理需要思想作为中介, 因此, 教师应熟悉学生的情绪, 只有这样才能够增强教育工作的时效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整合的必要性
1. 心理健康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
人的认识过程由对自然的感知逐渐上升为思想意识, 引发对社会的思想认识和情绪变化, 进而形成完整的思想, 然后通过思想对行为进行支配、反作用与心理影响。从心理以及思想的认识过程来看, 心理活动是思想活动的基础。第一,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具有道德和社会行的人, 一方面对其教育效果受到个体环境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还要受到个体心理因素的制约。第二, 要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首先应具备健康的心理。一个人要形成良好的品质, 应能够正确认识自己, 并有良好的交际能力, 恰当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只有这样才能够接受教育者的要求。第三, 一般而言, 心理健康的人都有着美好的心灵, 健康的心理能巩固良好品德素质的作用。
2. 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完善和扩充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不管是心理健康教育还是思想政治教育, 在育人的目标上, 这两者是有一致性的。从高校的角度来看, 不管是哪一种教育都应服从我国学校培养人才的目标, 其任务应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心理健康教育侧重心理层面, 思想政治教育侧重思想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 进行思想、品德的教育;而心理健康教育侧重对与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以理想、品德为前提, 由此来看, 两者的教育内容是具有一致性的。但在具体的内容上, 两者各有侧重, 心理健康教育主要包括对学生学习、择业等方面的指导, 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从培养学生整体素质的目标来看, 两者相辅相成。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 学校应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 这对扩充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3. 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延伸和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从教育方法上来看,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方法有交叉, 也有不同。两者的侧重点各不相同, 心理健康教育侧重体验, 一般来讲, 高校多用讲座、心理辅导的方式对学生的个体能力进行调节, 达到增强学生心理素质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由外而内, 一般来讲,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多为正面说服或者是品德评价, 其作用在于改造学生的思想, 使学生的素质得到提高。将两者结合, 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更加丰富, 并增强学生对教育者的信任。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整合的途径和方法
1. 教育观念上的整合
要将两者结合, 首先要求教育者在教育观念上将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对当前高校思想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特点有深刻的了解, 认识到心理是道德的基础, 素质是心理的前提。将政治思想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 是社会的需要, 也是高校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 应突破传统观念, 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 使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互相促进。
2. 目标与内容上的整合
从目的上来讲, 思想政治与心理健康教育是有共同目的的, 但从侧重点来讲,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又有着不一样的地方。教育者应在把握好侧重点的基础上, 围绕目标, 将两者进行整合。在内容上,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一定的交叉性, 就目前来讲, 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往往一起出现, 因此, 应该从实际出发, 解决这些问题, 教育工作者应学习相关的心理知识, 将两者做到有机整合, 真正能够有效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由于大学生复杂的心理以及教育本身的局限性, 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进行有机地整合, 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基础、政治教育为核心, 促使大学生的心理品质与政治、道德共同发展, 在新形势下, 拓展政治教育, 不仅有利于解决学生的实际问题, 也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有利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贯彻落实, 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效果。
参考文献
[1]玄成贵.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3 (4)
[2]李晓东、王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误区[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青年工作论坛) , 2003 (5)
[3]孔嵩峰、张崇生.关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思考[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青年工作论坛) , 2003 (6)
心理契合 篇7
关键词：心理咨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
心理咨询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的职业指导运动, 发展到今天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其在医学、教育、婚姻、职业等方面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而教育则是咨询心理学家的主要工作领域。“美国从小学到大学都设有心理学家小组。新生入校对环境适应不良、学生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升学、选择学校和专业、儿童智力不足或情绪异常以及发生不良行为、家长、教师在教育孩子上遇到了困难等, 都可由心理咨询人员进行辅导。”[1]上世纪80年代心理咨询开始走入我国高校, 目前我国几乎所有高校都建立了心理咨询机构, 成为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高校又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由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四大系统组合成的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2]它必然要遵循大学生心理、思想品德形成、变化与发展的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规律。借鉴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法能够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然而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 其研究的内容、理论、方法、过程、目标及评估各有侧重, 如何找到两者的契合点, 使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叠加的正效应, 这是高校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共同话题。对于这一问题, 笔者试图从文化角度去探解心理咨询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破解二者契合的难题, 从而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有效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一、高校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契性
2005年1月,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 是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培养高素质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 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3]心理咨询通过了解大学生的心理状况, 增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从而发挥其潜能, 促进其发展, 这也是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可见, 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相契性毋庸置疑。
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第一, 心理咨询要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 而心理学又是思想政治教育依托的学科之一, 二者都需要借鉴心理学的一些原理和方法开展工作。第二, 二者互为基础, 互为条件, 相互补充。通过心理咨询了解大学生心理、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实际问题, 减少思想和行为障碍, 从而为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心理条件。试想如果一个大学生有巨大的心理压力, 时常焦虑, 缺乏积极的情感和坚定的意志, 心理调适能力低, 那么对其进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心理咨询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资料与素材,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科学性,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 也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途径。反过来, 思想政治教育又有助于心理咨询目标的实现, 通过对大学的人生态度, 使其生活得更有意义, 更具幸福感。第三, 从工作现状上看, 目前, 高校心理咨询室大都设在学工部、社科部或者思政部, 许多心理咨询人员往往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背景。高校思政课教师能够在教学第一线上针对大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往往同时兼任班主任工作, 因而能够及时掌握大学生“心理晴雨表”, 做到把心理、思想、品德、政治、法律工作融合在一起。另外, 高校学工部、就业处及思政部等经常齐力开展各种活动, 如开展职业规划与指导、心理讲座、心理测验、开通心理健康热线、微博等, 齐抓共管学生的心理问题。这一系列活动体现了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实际工作中的有机结合, 二者在高校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有力地促进了大学生个体的成长, 推进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断发展。
二、高校心理咨询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文化障碍
“心理咨询在英文中是counseling, 是指受过专门训练的咨询人员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以及技巧, 对那些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有一定困难的人提供帮助、指导、支持, 找出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摆脱困境的对策, 从而帮助其缓解心理冲突、恢复心理平衡、提高环境适应能力、促进人格成长。”[4]从这里可以看出, 心理咨询包括三个主要因素:咨询者、来访者以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咨询者运用心理学理论与方法, 在学习、工作、生活、交往等方面, 通过了解那些人格健常但心理又有负担的来访者存在哪些不适应, 从而使来访者在认识、情感、态度、思想和行为等方面能够发生变化, 提高适应能力, 更好地适应环境。“为建立高质量的咨询关系, 实现个体的成长与改变, 无论是在何种理论指导下的咨询, 都必须对咨询者、来访者、咨询过程中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这三个重要因素给予足够的重视。”[5]如果从文化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必须承认, 20世纪80年代走入我国高校的心理咨询毕竟起源于西方, 而东西方又分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 双方在具有某些共性的同时, 又分别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质。这就决定了心理咨询必然关涉文化之维, 其在中国高校的运用与发展, 必然要求三个因素, 首先是实现本土化。
(一) 心理咨询的本土化问题
首先, 心理咨询者作为一个职业工作者, 必须要经过专业心理咨询的学习和训练, 掌握咨询理论, 具备专业技能, 同时还要具备优秀的人格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另外, 高校心理咨询者的实际咨询工作要受到他的生活经历、个性特征、受教育程度、心理咨询的技巧与经验等众多因素的影响, 在心理咨询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出自己的文化特质。东西方咨询者与来访者由于隶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 因而分别具有各自的特点。西方人相较于东方人更注重个体, 崇干涉的方式。东方人与西方人相比更注重集体, 个体的行为往往被放到社会关系中去考量。有的咨询者时而就扮演成说教者, 在咨询过程中干预过多, 违背了心理咨询的中立性原则, 这样并不利于心理问题的解决。在对于心理咨询的认知上, 东西方也有不同。在西方, 不论是咨询者还是来访者, 普遍认为心理咨询是一种自我解压和放松的方式, 来访者不回避心理问题, 咨询者又能很好地坚持保密原则, 心理咨询的接受度和信任度都非常高。在东方, 如果有心理问题时, 许多人都不愿意去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 即使那些真的来到咨询机构的来访者, 大都不愿意直接把自己的问题告诉咨询者。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 来访者对咨询者诉说自己的心理问题, 就仿佛是在上帝面前忏悔, 这样咨询者与来访者之间沟通起来比较顺畅, 而东方文化则是一种耻感文化, 来访者如果把自己的问题向咨询者倾诉, 就如同把自己的耻辱暴露出来, 因而咨询者与来访者沟通起来相对比较困难, 心理咨询的效果也欠佳。因此, 对于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咨询者, 由其主导的心理咨询过程和结果必然要带有各自的文化特质, 而起源于西方的心理咨询要实现本土化, 则必然要求咨询者熟知或者具有我国文化基因, 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咨询者。
其次, 在高校心理咨询过程中, 对于来访问者, 要把他们放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中去分析和考察, 做到“因材施询”。在现阶段, 从来访者角度看, 高校心理咨询的对象主要是处于青春期的在校大学生, 大多为“80后”、“90后”, 是生理和心理上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群体, “成长的烦恼”时刻伴随着他们。就大学生自身特点而言, 他们既感性又理性, 既合作又竞争, 既有迷茫又尚追求, 既求独立又依赖性强, 既要展现自我又要包容他人。就其生活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正加速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 在市场经济体制选择的过程中, 各种矛盾凸显。可以说, 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 除了遗传上述东方人特有文化基因外, 在当下他们又处在选择与被选择的地位, 家庭、学习、恋爱、工作等无不打上这个时代的烙印与变迁。在变动的年代与年龄里, 一些心理调适能力不强的大学生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 如果不及时解决将影响其个体的成长与未来。而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必然要立足于我国大学生自身的特点及当前社会的特点, 立足于当前我国的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心理咨询,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进大学生的心里, 使心理咨询发挥有效功能。
再次, 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要实现本土化。“20世纪90年代, 心理咨询开始在中国被广泛关注, 心理咨询理论作为心理工作者手中的利器, 完全是舶来品。尤其是被治疗师所津津有乐道的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个人中心疗法、现实疗法、合理情绪疗法等无一不带有及某些特定的反映及行为方式。这种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咨询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的心理问题。”[6]人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体, 进行心理咨询时, 要注重生物视角下人类心理和行为方面共性的同时, 更要注重社会视角下人类心理和行为内隐的文化特质, 实现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
因此, 在心理咨询过程中, 不论是对咨询者、来访者, 还是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 都要从本土的文化基因中去考察, 这已经成为各国心理咨询界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同样也是我国高校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有机契合所要突破的文化障碍。
(二) 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异之处整合之必然
高校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共同的目的, 即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 提高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但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毕竟属于不同的学科体系, 二者存在着众多的不同之处:从指导原则上看, 前者坚持非指导性原则, 后者坚持指导性原则, 前者坚持价值中立, 后者必然坚持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取向;从内容上看, 前者侧重于心理健康的普及与教育, 后者更强调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从方式方法上看, 前者侧重于倾听, 后者侧重于灌输;从目标上看, 前者侧重于促进心的发展, 后者侧重于灵魂的塑造。二者本身存在的上述差别, 致使心理咨询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障碍成为某种必然。
(三) 思想政治教育朝向生活化与生命化的诉求
长期以来,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够健全和完善, 主要体现在:多限于理论教育, 过分突出政治性功能, 对主体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重视不够, 忽视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个体价值的实现。在实际生活中, 出现了部分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与调适能力差, 理想信念缺失, 价值取向偏差等现象,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另外, 在社会转型期信息来源的多样化, 导致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也更为隐秘, 这些都是影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因此, 要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困境, 提高实效性, 必然要求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转变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不合理机制, 使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更具人文性, 成为走向生活化与生命化的教育, 成为真正走进大学生内心的教育。借鉴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法, 能够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感性的同时, 又更具理性,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当前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咨询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同时也提示了二者实现有机契合所要突破的另一大障碍。
三、基于文化维度, 增强高校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契性
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政治觉悟处于大学生综合素于心理咨询提供的数据和资料, 同时又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和提升。因此, 在实际工作中, 高校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既不能相互替代, 也不能绝对对立, 而是应该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求二者的有机契合, 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促进大学生的全面成长与成才。
综上所述, 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更高层次上的有机契合, 必须突破二者之间的相契之障:一是实现心理咨询的本土化, 使心理咨询的三个因素, 即咨询者、来访者和心理咨询的理论与方法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质;二是整合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相异之处, 找到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化相通性, 使二者相得益彰;三是在文化比较与碰撞中使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走向生活化与生命化, 提高其有效性。基于文化维度, 成功实现以上三个突破, 增强高校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契性, 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实践问题。2005年《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中, 已明确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重点强调要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去, 并且提出了做好心理咨询工作的主要任务、方式方法与途径。与此同时, 强调要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切实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等多方面的具体要求, 这个纲领性的文件已经成为新时期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指导性文件, 表明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契具有了实践意义。
总之, 高校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契既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不论是心理咨询还是思想政治教育, 它们毕竟是属人的, 而人是知、情、意、行的统一体, 人是有生活的, 而生活本身就是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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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于鲁文.心理咨询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49.
心理契合 篇8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发展, 尤其在加入WTO以后, 东西经济板块不断碰撞, 各种西方思潮的相继涌入, 打破了我国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 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造成巨大影响。大学生正处于青春躁动期, 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 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新环境, 其思想认识容易出现困惑和偏差。而思想和心理是紧密相关的, 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必然会对大学生的心理产生影响, 致使大学生在学习、恋爱、人际关系、择业等方面产生心理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成长成才。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育人工作的两个主要方面, 在各自的领域和工作范围内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但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空白区域, 成为二者间的一个断点, 将二者分割开来, 思想政治教育只关注学生的思想问题, 而心理健康教育只关注学生心理问题, 各自为战。但实际中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问题是相互交织的, 这就造成目前大学生的一些思想和心理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影响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和高校的育人工作。因此, 必须对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进行本土化的探索, 才能使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问题得到切实有效解决, 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的可行性
1. 二者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
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离不开其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 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基础之上,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才能不断完善和发展。心理健康教育隶属于心理学理论体系, 主要以心理学相关学科知识作为其理论依据, 但是二者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的任务始终是为我国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这就决定了二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渊源, 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所谓的全面发展, 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让人的德、智、体、美等诸方面充分、自由、和谐地发展, 最终成为“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
2. 二者在教育内容上具有相容性。
心理健康教育是使大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知识, 维护心理健康的同时, 致力于开发潜能, 培养良好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素质, 在学习生活中塑造健全人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 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而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实质上也是健康人格的养成过程。不论是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养成还是健康人格的塑造, 都离不幵知、情、意、行等心理过程, 二者不断完善直至知行统一, 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和健康人格的塑造便都成功实现了。
3. 二者在教育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心理健康教育旨在培养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优化心理品质,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从微观层面关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基本问题, 工作性质细腻。心理作为思想的基础, 对思想起着协调作用, 只有健康的心理作为前提, 大学生才能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从社会宏观角度, 帮助其解决社会倾向问题, 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以正确的价值观作指导, 大学生心理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增进心理健康水平。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各自具体的目标和出发点不同, 但是它们的本质都是以人为主体, 培养人、塑造人、成就人, 其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只有二者相互配合, 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契合的路径
1.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 主张以人作为教育教学的出发点, 顺应人的禀赋, 提升人的潜能, 充分地尊重人、理解人、肯定人、丰富人、发展人、完善人,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需求, 培养人的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 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应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以学生为主体, 坚持共情性原则, 关注学生的心理需求和思想动态, 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相结合。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关注学生生活的一切方面, 生活即教育, 教育即生活, 主体的融入与回归, 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契合更进一步, 感染力和号召力不断增强。
2.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心理健康知识。
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运用性和渗透性极强的教育活动, 但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如单纯注重知识的灌输忽视实践的运用, 使其演变成另一种“填鸭式”的理论灌输, 偏离设置该课程的初衷。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主要途径, 其正面的理论灌输教育方式往往会引起大学生的反感。所以针对二者各自的不足, 应该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渗透, 不仅可以弥补二者的不足, 还能促进二者的契合。首先,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应该多注意一些隐性的与大学生心理相融合的教育因素, 比如友好的师生关系、融洽的课堂气氛、巧妙的教学设计、灵活的教学方式、高尚的人格魅力等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环境设计, 可间接的对大学生的心理和思想产生影响。其次, 在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过程中应该对大学生进行层次性分类, 针对不同年级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渗透不同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 对大一新生应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多渗透一些基本的心理健康知识, 大二、大三的学生可以穿插考研、学习、恋爱等方面相关内容, 大四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多加强就业指导。通过心理健康知识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的渗透, 使思想政治教育更贴近学生实际, 提高教学效果。
3. 始终倡导发展性的价值取向。
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让大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的,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一直重视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而心理咨询一般不会涉及到“价值”, 因为心理咨询是从西方引入我国, 注重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国家心理咨询一直坚持价值中立原则, 不会对被咨询者的价值观进行干预。但是大学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表现出来的价值矛盾和困惑是引发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 心理健康教育也应在充分尊重大学生的前提下, 对他们表现出来的偏离社会规范的价值取向, 进行适度的引导和干预, 使其重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可见, 坚持用共同的价值观引导, 正是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契合的另一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23.
[2]张加明, 潘春波.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实践路径[Z].学习月刊, 2011, (8) :94-95.
心理契合 篇9
一、抓住学生心理, 引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小学生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 自制力差, 一节语文课是否能充分吸引学生, 关键是要抓住学生的心理, 精心设计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
1. 设计精妙导语, 激发学生兴趣心理
导语是一堂课的切入点, 好的导语, 是一块磁铁, 能牢牢抓住学生的心理, 可以唤起学生强烈的“求知”的欲望, 将他们引入知识的海洋。激起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强烈的兴趣, 使接下去的教学进入佳境,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插图、对联、谜语、故事、音乐歌曲、对比、创设情境、设制悬念等。如《草原》一课的教学, 在课的开始, 用大屏幕出示草原的美丽景色, 再配上音乐, 简述课文内容, 为学生创设了浓厚的情感氛围, 使学生很快进入了情景, 奠定了课堂的基调, 从而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2. 提供成功的机会, 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课程标准指出, 学生是学习语文的主体。在语文教学中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习惯, 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鼓励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然而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 长期受到家长的溺爱, 养成了任性的性格, 受挫能力较差。尤其在农村交通不便, 经济落后, 学生见识少胆小怕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孩子们在面对困难、面对挫折方面, 表现出克服困难的勇气不足, 学习上缺少自信、害怕困难, 加之学习成绩很不理想, 信心严重不足, 心理自卑, 放弃学习, 自认为难以学好的心理阴霾时时存在。苏霍姆林斯基这样告诫我们教师:“成功的快乐是一种内在的情绪力量, 它可以促进时时学习的愿望。请你记住, 无论如何不要使这种内在力量消失, 缺乏这种力量, 教育上的任何巧妙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因此, 对学生的某些行为或某个方面取得的进步特别满意时, 可以给孩子一个特殊的奖励, 如加分、颁发奖品, 等等。还要多给学生激励性、鼓励性的评语, 如“好极了!”“就是这样! ”“我为你自豪! ”“真不错! ”“太棒了! ”“精彩极了! ”等美好的话语。我们只有把这些话语毫不吝啬地献给学生, 学生就会增强自信心, 自觉地排除各种干扰,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使之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动力, 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中, 极大地提高课堂效率。
3. 重视课外延伸, 开启学生的好奇心
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是语文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 它对开启学生的好奇心, 开拓学生的视野, 丰富学生的知识、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平时, 我们在教学中, 除了经常向学生介绍古今中外勤奋好学的名人故事,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阅读课外书之外, 还在每节课上安排了课前5分钟的读、讲活动:即每节课上拿出3 ~5分钟的时间, 让1 ~2个学生读自己在课外看到的文章, 讲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长期坚持下来, 全班学生都能体验读讲活动的乐趣。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 又锻炼了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同时, 根据儿童的好动和好奇心, 根据现代学生的心理特点, 尽可能多方面、多渠道地选择构思新颖、视角独特, 既富有新鲜知识、又能怡神悦志的材料。鼓励学生自主选择材料。材料的来源应该是多途径的, 除了读各种各样的书籍, 还可以“读”现代高科技产品, 如光盘、电脑网络中的相关信息, 让学生在课外阅读的天地里自由驰骋, 使学生感受语文知识无处不在, 从而领悟学习语文的重要性。
二、还原学生的天性, 让学生在心动中学习
新课标明确指出, 教师的任务就是创设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诱导学生投入到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去, 并以其亲身生活实践为基础, 从中体验并获得做人的基本道理, 真正使学生在情感、能力、知识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语文课堂上要多一些童趣, 还原学生的天性, 让学生在心动中学。这样可以拉近师生的距离, 让师生共处自然、真实、和谐的情感氛围中, 让学生的童真、童趣如美丽的水花, 飘飘洒洒的弥漫着课堂。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要扬长避短, 减轻学生学习的负担, 往往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样的课堂学生心灵舒展, 童心无限, 还原学生的天性, 语文学习充满了乐趣。然而,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 有许多的语文课雅气过足, 成人味较浓, 远了童心、童趣, 缺乏孩子全身心参与的活力。因此, 我们认为, 语文课要契合儿童心理, 符合儿童认知, 营造儿童情趣。一句话, 要具备儿童精神, 为孩子的生命成长服务。
总之, 我们只要采取多种多样、行之有效的形式, 去抓住学生的心理, 还原学生的天性。充分利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只有让学生学得主动、学得积极, 才能真正把学生推到学习的主体地位, 学生才能觉得学习语文是一件快乐的事, 高兴的事, 才能使课堂高效。
参考文献
[1]语文课程标准.
“自然”与“作为”的契合 篇10
在创造力处于旺盛状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半期，沟口写作了一系列与中国哲学史关键概念有关的论文，即收入《中国的思维世界》一书中的文章。这部分讨论在沟口生前尚未结集，原因是他认为还有一些需要做的研究没有完成，而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尚存在他不满意之处，需要进一步打磨加工。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永远无法完成了，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文字中谨慎地寻找和建构沟口思索的轨迹。这部未完成著作中的部分论文在沟口身后由岩波书店结集出版，本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了相关内容。本书在沟口思想史研究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它提供了沟口对于中国长时段历史构想的结构，也暗示了沟口思想史的基本轮廓。
对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理”、“气”、“道”、“自然”、“心”等一系列概念，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哲学研究界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沟口的思考与此并不完全重合。虽然他同样对于概念有着精细的边界意识，但是显然，他更关注的是这一系列哲学概念在其形成与传承的过程中与不断变动的历史脉络之间的互动纠结关系。沟口绝不信任概念之间在用语上的类似性，他总是在观念与观念史、观念与同时代史这双重关系中考察概念的内涵。在前一重关系中，他注目于概念在传承过程中所发生的流变，考察同一个概念在观念史的演变中产生的新的意义，以及它与其他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在后一重关系中，他敏感地追踪着每一个具有生命的概念在它所产生的时代中的定位，并在时代关系中讨论概念的内涵。这两重关系的结合，构成沟口对于哲学概念的思想史追问：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会产生这样的观念系统？这样的观念系统与中国历史的肌理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早年沟口尚不拒绝使用“近代”视角考察中国近世历史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一个现象：中国的“天”观念高于王朝统治的权威性，它自古以来就构成对王朝正当性的制约，这不仅使得中国民间社会对于王朝兴亡和天下兴亡采取不同的态度，而且使得历代皇帝即使以“天子”自称，也无法逃避江山易主、王朝易姓的命运。天的权威性不仅在于它赋予皇帝以天子的现实权威，同时也在于它通过社会通行的天谴观念以及天谴事应模式对天子的责任进行监督乃至惩罚。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宋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天谴观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天人相关走向了天人合一，而且其重心从天转移向了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人愿意，完全可以继续向前推进，最终走向天人分离，如同欧洲中世纪神人分离那样，建立独立于天的、自足的人间世俗世界。但是，中国历史没有进行这样的选择，在确立了宋代的“天理观”、完成了把认知的重心从天转移到人这一过程之后，中国历史通过天谴修德、天理修德的方式，重新建立了天与人合一的政治体系。其结果，在明代以后，“天”仅仅是作为人的秩序能力的先天性而内在化于人了。但是问题的要点在于，这种以人为重点的天人合一并未导致中国人脱离天的束缚，相反，这种内在化于人的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它不但打破了王朝统治的自足性，使得地上的王国不能成为它自己存在的根据，同时也把历史上天谴事应论仅仅要求皇帝履行的道德责任推及整个统治系统，扩大了对于王朝政治运作体系的整体道德压力。天人合一，无论是利用它以强化皇帝权力的正当性，还是反过来达到监督皇权的目的，这种看似对立的立场其实都借助了同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传统社会不承认皇权的绝对权威性，只有天或者天理，才是最高的权威;无论是通过确立天的权威性来维持统治还是反过来监督施政乃至推翻统治，这两者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联想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替天行道”等等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说法，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绝非仅仅是士大夫关起门来自家消费的奢侈品，它是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思想结晶，是植根于中国历史之中的现实政治智慧。
在沟口的中国思想史结构中，天理观念和天道观念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中国人在世俗政权之外安排了从“天”到“天理”这样一个制掣机制，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政治理念，这就是对于政治的道德要求。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个难题，基于世俗政权与神权分离这一历史现实，西方世界得以相对分离地对待政治与道德的纠结关系，这种处理方式固然精细化了对于政治本身“必要恶”的认知，也推进了关于如何通过抑制政治中的恶而在现实操作中尽可能地“向善”这一政治学内部的伦理思考，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政治与道德的分离为强权政治提供了更大的合法空间。而在中国，这个分离是不具有正当性的。至少在思想上，中国社会对于政治的这种道德诉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使得人们可以对于政治直接提出道德要求，而不必要在政治内部把道德诉求转化为“最小限度的恶”。换言之，在认识论层面上，中国社会对于政治的要求是向善的，它体现为对于“天下为公”的向往。
但是问题至此才刚刚开始。沟口并不满足于仅仅为中国思想史打造一个观念框架，他的思想史结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观念性的。因此他继续追问的是，“天”的载体究竟是什么？换言之，天理通过什么、怎样得到体现？
对于天观本身的演变，沟口在学理上把朱熹的论述视为转折性的关键点，而关于天理的载体，沟口则注目于明末时代变动所带来的思想飞跃。他指出：“原本在宋学中，所谓生于天理之中，意味着克服人的气质之欲归一于本然之性亦即天所与的道德律，而到了明末，气质之欲则被看作是人之本然，生于天理之中就是遵循和谐的条理正确地发挥这种本然。”（《天人合一中的中国独特性》）
在早年研读李卓吾的时期，沟口就注意到，在明末思想中，人欲与天理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天理与人情结合成为“天理人情”，意味着人欲获得了承认。这种人欲指的固然是人“穿衣吃饭”等等自然的欲望，但是明末思想史的论述却并非直观地肯定这种自然欲望。即使在李卓吾激进的论述中，人欲也只有在去除了“人意”与“作为”之后才能呈现为本然，吕坤则更直接地把这种本然表述为“拂其人欲自然之私，而顺其天理自然之公” （《呻吟语》卷五） 。但是无论具体表述上有何种差异，就天理不能脱离人欲而空谈这一点来说，明末已经形成了显著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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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沟口无法认同因此就把这种对人欲的肯定视为“个性解放”的思路。他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中已经通过李卓吾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指出明末对于人欲的肯定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对于“个体权利”的肯定;而在他关于天理观等哲学概念的分析中，他推进了这个讨论，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天人合一中“人”的意义。
在《中国的自然》一文中，沟口梳理了“自然”一词从中国古代开始产生之后演变的历史，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看法：“自宋代以降，自然概念与人间的道德性（即本然之性）变得不可分割，可以说这正是当时中国的自然与日本的自然相比很显著的特质。”中国的自然不仅存在于人类之外，它也包含了人间世界。而这种以自然为媒介的人间世界，并非仅仅止于表述人的情感和审美意识的程度，日本的自然正是停留在这个程度：由于日本人意识中的自然是外在于人的，它充其量不过是人类移情的对象，不可能与人间世界发生融合，故无法想象这个概念可以承载人类“当为”的标准;而中国的自然，由于与天理、道等概念相结合，遂成为社会秩序的重要媒介。正是在此意义上，中文的 “自然”承载了日文的“自然”一词所不具备的思想能量。天理自然、自然之道等等概念显示了这样的特征：“这个自然观念，由于包含了道德这一社会性要素，导致了自然规律的社会化，亦即法则性、条理性被社会秩序这一层面重新组合，‘自然’就以当为之名被人为所论证，其结果，无论是否情愿，导致了天的自然向人的自然转换。”
那么，这一自然的道德内涵有可能带来何种社会效果呢？沟口指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正是由于自然这一契机的存在，就不再需要理性和契约这样的媒介了;由此，产生了自然法意义上的调和·自然概念。”这也就是说，中国前近代社会没有产生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要素，并不是因为它的历史停滞，而是因为它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很难套用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加以解释，它的关键环节也是西方现代性理论无法把握的。这个关键环节，就是以自然为媒介而追求的“调和·平等”。沟口借助于明末吕坤的论述指出：“人欲的自然不能被无条件地承认，是因为欲与欲之间存在‘不均’，并由此产生争端。因此，就不能不用‘分’加以协调，这里的‘分’就是条理。”（《天人合一中的中国独特性》）当然，吕坤的这个“分”绝非主张平等的权利，而是以阶级身份或经济力量为前提的、各守其分的秩序观念;明末时期对于社会欲望进行调和这一基本课题，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可能发展为以平等为诉求的社会潮流，不过这个潮流并非突然出现，它实际上是一步步积累起来的结果。例如戴震就曾表述了与吕坤并不相同的天观，把“分”的调和推进为“平”的调和。但是，中国前近代思想史上的种种对立、扬弃并没有妨碍它的原理向着特定方向发展，而这个基本的方向就是，即使在局部产生了道德与政治的分离或者天人的对立，在整体上，中国的前近代思想仍然一直指向“公”的政治原理，它并没有以个私作为基础发展西方意义上的契约或者法，而是始终把“仁”和“公”作为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这个在不平等现实中追求调和的政治理想，是以“天”为核心的理念必然催生的结果，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天观念即使在通过理等观念为媒介转换成了内在于人间世界的秩序准则之后，也仍然具有超越各种人为秩序（例如法律）的“终极权威”特征——这就是中国社会的道德诉求高于法律秩序的内在逻辑。为此，可以说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中国社会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代代传承了天的观念，并且通过理、道、自然等概念与天的结合，使天不断地通过这些媒介内在于人的世界，形成了对于“万物一体之仁”的追求。
沟口指出：“在宋代的中国，尽管自然领域与政治领域发生了分化，但是天却并未从中独立出来，不是不能独立，而是有意识地不让它独立出来。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对于世界认识的选择问题。如果按照希腊哲学的说法，这选择意味着不同的理解方式：世界的本质是在生命、灵魂、心灵中，还是在物质、肉体中？是在物中还是在‘善’中？”（《中国的天·下》）
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意识形态当然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现实，但是不戴西方有色眼镜的沟口却在中国历史混沌的现实中发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从早年的天谴论引发皇帝的恐惧修省到宋以后的天理修德为官僚体系施加的压力，都使得中国的为政者对于民可能“覆舟”的危险性不得不心存畏惧，所以才有了下面这个被沟口引用的说法：
耶稣会士也认识到，中国的君臣关系不能按照欧洲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即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来理解，这一点特别引起法国一般知识阶层的瞩目。在中国，成为君主的第一个资格是不能有君主对国民的优越感，只有不那样自信满满，君主才能被国民赋予国家的统治权。因此，君主常常反省是否还拥有这个资格，谨慎自己不要有傲慢、刻薄的暴君行为（后藤末雄：《中国思想的法国西渐》） 。
后藤描述的十七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这个理想化理解，或许抓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根本之点：假如我们不拘泥于这段话的字面意义，那么，“民为水”、“君为舟”的比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历代君王向天表示自己的敬畏，而当“天”随着历史进程而不断内在化于人的世界时，它不再是不可企及的外在之物，于是，天转换为内在的道德压力;而它的载体不是别的，正是被王朝统治着的“民”。只不过，中国社会并不是通过后藤所描绘的那种西方化的“直接民主”形态完成政治过程的，天理，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换媒介，使得民与君、民与官的紧张关系退到了后台，而“恐惧修省”，则成为前台上重要的政治姿态，它间接地体现着民与君的关系。
或许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论证这一王朝政治姿态的欺骗性，不过在此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谨慎的区分：恐惧修省的思想史意义并不主要在于它本身的现实有效性，而在于它暗示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天谴论在天谴事应说消失之后，一直存活到了清末，而直到今天，中国民间舆论在对一些政治性事件进行判断的时候，仍然会出现有关“天意”的说法。这种无形的舆论压力对于中国政治的实际效果，往往胜过人为设定的制度所造成的结果，因此，恐惧修省的政治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王朝与官僚体制在制度之外应对紧急事务的方式。这种制度之外的政治姿态，间接对应的正是民意这种非制度性因而难以掌控的潜在政治压力，在传统社会，这种压力绝非是主体性的“民间社会”的直接诉求，而是一种以“天”为媒介的潜在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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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朱子学为转折点的中国儒家思想，在经世方面翻开了以道德修养为政治原点的新篇章，而作为思想原理，朱子完成了中国思想的“天”观念从外在绝对权威向内在法则的过渡，它不再是不可企及的彼岸世界，而是内在于此岸各个事物之中的、被分有的法则。以天观为核心，朱子学展开了一系列的概念，形成了有着内在关联的概念群，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置于这个概念群的关系中发展、扬弃、变形，才能具有历史意义，而在这个由一代代思想家传承与修正的思维图谱中，以“天”为中心的概念群形成了有机的制衡关系，制约了中国历史上从前近代到近代的思想走向。
沟口在数篇论文中都对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异议。丸山该书有关朱子学、徂徕学的部分以“自然”与“作为”（即人主体性地改变现实）作为关键词，讨论了二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并把问题进一步推进到了“自然”的前近代特征与“作为”的近代特征这一理论层面。丸山敏锐地抓住了朱子学把人间世界的秩序与天的自然之理结合起来的特征，但是却把这个特征引向了服从超越性的绝对权威的论述;在这个方向上，中国的朱子学整体上被理解为通过强调自然与道德的连续性而主张人的秩序依附于天（即自然）的秩序。这也被视为典型的“前近代”停滞的历史表象。沟口对此提出的异议是：朱子把天分为主宰之天、自然之天、理法之天三个层面，可以称之为超越性绝对权威的仅仅限于主宰之天，而这个主宰之天的历史功能恰恰是天谴论的功能，北宋时期已然确立的“天即理”的命题，实际上已经排除了天所具有的外在权威和超越的、绝对的侧面。
沟口这一异议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丸山设定的“自然”与“作为”相互对立的框架里，无法容纳中国思想有关自然与作为关系的特定内涵;中国儒学的核心就在于自然与作为是高度结合而不是对立的。这种结合从北宋二程那里开始就初露端倪，朱子学则巧妙地将“作为”不动声色地融入“自然”。这个使得自然转化为内在于“作为”的思想理路，经历了历代思想家的激烈论争，最终形成了以和谐为目标的“万物一体之仁”的社会共识。然而这个万物一体绝不是静态被动的对于绝对权威的服从，而是强调“人人”都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和谐状态;它首先意味着对于“专私”的否定。在中国思想史中，正如“人为”一词往往具有贬义一样，不与自然结合的“作为”，在价值上无法居于高位。这个微妙的分寸感与中国社会关于公平正义的理念直接相关，而一旦自然与作为相互对立，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精华将被肢解。为了说明这个无法用丸山的图式进行说明的思想轨迹，沟口必须重新确立关键词。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概念系统：天、理、天理、理气、道、心、诚、公·私、自然（沟口的“自然”与丸山的“自然”具有不同的含义）;它们的相互勾连有效地限定了天和理的边界，一个有声有色的思想世界在沟口的笔下展开。
（《中国的思维世界》，〔日〕沟口雄三著，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