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扩张正当其时（精选5篇）
品牌扩张正当其时 篇1
早在胡主席访美前, 观察中美关系的分析人士就敏锐地注意到, 胡主席繁忙的访美行程中包括参观美中西部企业展示会。许多中国企业已在美进行了成功的投资, 更多公司则在寻找投资机会。白宫新闻办公室称, 美中企业间的合作, 是不断扩大的美中商业伙伴关系的基础。中国是美国关键的出口市场, 这些出口创造的工作岗位遍及美国每一个角落, 涉及每一个部门。参与的企业不仅有美国知名的大公司, 而且中小企业的数量也日益增多。
与此同时, 迅速发展的中国企业也对投资美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月6日, 在美国“探路”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出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午餐会时披露, 截至2010年11月底, 中国企业对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44亿美元, 为美国经济复苏和保障就业作出了贡献。《洛杉矶时报》20日在头版头条报道胡锦涛主席对美国访问时指出, 中美两国在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签署的450亿美元商业合同, 将为美国创造23.5万个就业岗位。
加州在呼唤
1月3日, 72岁的美国民主党加州议员布朗宣誓就任加州州长, 接手处理加州高达200多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和超过12%的失业率。布朗向全州人民宣称:未来的4年不会是空头支票。阔别州长这一职务28年来, 布朗第三次执掌加州, 加州华人对布朗充满希望与期待, 指望他在未来4年带领加州共渡难关。布朗拿什么兑现“支票”呢?
面对无论谁上任都烫手的财政赤字, 不少华裔人士认为, 来自中国的投资将是加速加州走出经济困境的催化剂, 值得布朗和加州好好争取和把握。
事实上, 中国正在参与加州高铁项目的竞标。目前已经有8个公司与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将分享高铁信息并决定参与竞标加州高铁工程。美联社报道说, 在所有有意参与加州高铁工程竞标的公司中, 来自中国的南车集团获胜希望最大。因为南车集团不仅希望参与轨道修建和提供动车, 还计划提供资金支持, 甚至希望将来能够参与运营管理。
加州只是一个缩影, 整个美国何尝不期待中国的投资, “拉兄弟一把”。背负高债务、高失业、房地产低迷这“两高一低”的沉重负担, 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难言乐观。执政的民主党中期选举失利, 奥巴马要想在两年后实现连任目标, 必须使经济尽快复苏, 走上正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有经济活力的新兴市场, 中国是美国经济复苏最好的帮手。较之几年前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戒备, 当下美国政经界向中国企业频频摇动橄榄枝, 无不期待中国伸出投资之手。
美国驻北京大使洪博培指出:“中国企业大把钞票在手, 应该成为投资美国经济的来源, 这样的投资有助于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 也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教授鲍泰利曾作为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在北京工作多年, 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对美投资不足, 中国企业缺乏经验只是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国会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有安全上的忧虑, 这种忧虑抑制了中国企业的投资热情, 其实这种忧虑毫无根据。
在2005年, 当中海油尝试竞购加州联合石油时, 美国国会议员曾担心会危及国家安全而予以阻挠, 终致中海油退出竞购。但如今在失业率高企的情况下, 中国的投资无异于雪中送炭。国企天津管道集团将在得州建造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钢管压制机, 创造500～600个职位。太平洋世纪汽车则在去年11月底购得通用汽车旗下的Nexteer, 养活3600多名当地工人。
释放流动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之下, 中美经济互为枕头, 中国投资美国, 自身也有利可图。最直接的收益是释放了流动性, 为热钱分流找到了好的渠道。去美国投资, 等于是筑渠放水, 减轻了国内流动性带来的压力。让美元国债回归美国, 减少资产缩水的风险。
在成为美国公司廉价工厂多年之后, 中国企业近年开始颠覆外包方向, 转而到美国投资设厂。纽约经济研究公司的一项研究成果指出, 在2010年1～9月, 中资在美国的投资计划或并购总金额达28.1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 (IMF) 预计, 2010年中国海外投资将首度超越外国在华新增投资。
在美国投资办厂的总成本不一定比在国内高。即使美国人工昂贵, 投资设厂也不是无利可图。在亚利桑那州投资建设太阳能发电站的中资尚德电力, 因采用更先进器材提高了效率, 30名当地工人等于无锡工厂的100名工人, 成本仅多10%。而中国运城制版在南卡罗来纳州买下6.5英亩土地只花35万美元, 若在上海或东莞购置同样面积土地, 费用将4倍于此。此外, 美国电费更为便宜, 而在当地生产的商品又可避免贸易壁垒。清洁能源等行业可享受优惠政策, 企业本土化还可零距离地学习美国市场管理经验。同时, 人民币持续升值也会降低投资成本。
正因为看准美国市场, 万向集团捷足先登。万向美国公司致力于构建涵盖欧美两大洲的万向零部件市场网络, 确立国际品牌地位, 先后在美国、英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加拿大等国设立了销售公司。在1997年8月, 万向美国公司实现了产品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配套, 三年就实现了从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第一家进入美国维修市场到第一家进入美国主机配套市场的飞跃。
熟悉国情规避风险
平心而论, 中企投资美国有一定的风险。投资美国的中企一定要熟悉美国国情, 努力规避风险。
要有游说功夫。美国人喜欢把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 美国国会有一帮人整天盯着中国, 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疑神疑鬼, 动辄抡起管制的大棒。中国企业在美国发现投资新大陆的同时也要关心政治, 防范政治风险。华为在美国的坎坷境遇就很揪心。因此, 中企需要有大智慧, 在进入美国之前一定要想方设法做足游说功课, 游说能使美国国会、政府更了解你项目的目的是有益于当地、无害于美国的, 可以有效地改变有话语权者的态度。
要吃透美国投资指南。美国政府对外资进入非金融领域有严格的制约, 比如阻止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企顺利进入像石油或矿山等资源行业、钢铁业、光纤业这样一些相对敏感的领域。但美国政府鼓励外资在清洁能源等环保方面投资。回避投资的“雷区”, 切入一些不起眼但不是无利可图的领域, 避免触痛美国人的敏感神经, 你就离成功更近一步, 来自中国的资本就会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要有法律意识。在美国投资办厂, 要根据美国的司法程序规避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在美国一旦官司缠身是非常麻烦的, 一是诉讼成本高, 二是审理时间长, 一般企业拖不起、吃不消。因此, 要熟悉美国的司法环境, 熟悉美国的法律条款, 掌握浩繁的经济法规, 不要贸然触法。
要有灵活的退出机制。投资需要胆识, 退出亦需要智慧, 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退出机制, 发现危机端倪, 及时抽身, 保证资金不受损失。
去美国投资, 等于是筑渠放水, 减轻了国内流动性带来的压力。让美元国债回归美国, 减少资产缩水的风险。
放松汇率正当其时 篇2
三个因素中，最值得玩味的就是外汇占款的减少（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的一种形式，其含义是外资流入时按照汇率所换取的本币），而这与中国的汇率政策有着莫大的干系。根据盛松成提供的数据，2015年第一季度，外汇占款为26.82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12月末该数据为27.07万亿，而自有外汇占款数据以来，其最高值为27.3万亿，达到这一数值的时间为2014年5月。从数据上看，外汇占款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
由于目前中国仍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因此外汇占款的减少主要是来源于资本外流的增多。在过去20年，我们已经习惯了外资大幅流入的景象，例如每年成百上千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但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在1994年之前，人民币汇率处于高估的状态，因此外汇储备较少。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人当时研究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汇率可以“先贬后升”。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同时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了50%，此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呈现出连续大幅上升的局面，直至2015年（2015年3月的外汇储备较2014年12月低1130亿美元）。
1994年汇改之后，中国无论是在经常账户，还是资本账户，都保持了长时间巨额的顺差，这种现象被称为“双顺差”。假如政府不干预汇率市场，那么人民币汇率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升值，从而降低中国的“双顺差”，这也就是“先贬后升”中的升值。但出于保护出口企业等原因，中国政府采取了小幅缓慢升值的办法，这导致市场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稳定预期，结果带来了更多的外资。市场中出现了大量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涌入消费品市场就引起通胀，进入资产市场就掀起资产泡沫。为此，人民银行不得不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等方法来对冲这些流动性。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执行了资本管制政策，人民币汇率没有实现市场化运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在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等领域的交流都得以大幅提升，资本管制的效果会越来越差。比如我们在过去十年看到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其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是赌人民币升值而流入的投机套利资本。实际上，我们的经济政策决策者更偏好资本流入，而不太情愿看到资本流出。我国的资本管制实际上采取了单方向管制：资本流入，我们放任甚至鼓励;资本流出，我们严加管控。
由于资本管制制度只管流出不管流入，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受到了外界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假如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周期相同，那么引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算不上大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两者之间的周期相差很大，例如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推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中国这边人民币还在稳步升值，利率也高于美国，于是大量资金涌向中国，即使有人民银行的对冲政策，中国依然出现了流动性泛滥的局面，因此说中国被动地引进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假如过去我们是害怕出口企业受不了而没有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那么现在的局面已经很不同了。外资流出开始增多，人民币汇率也从去年开始出现了双向波动的态势，假如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珍贵的机会窗口，以较短的时间去完成人民币的二次汇改，让市场的力量去决定汇率，那么中国将真正拥有自主的货币政策，这对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推进经济转型正当其时 篇3
经济转型有两个含义:一是产业要升级, 二是劳动力素质要提高。二者同等重要, 缺一不可。
目前, 中国在经济结构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过低, 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不发达。“双向城乡一体化”能大大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比重。经济转型中要关注民生问题。
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提出, 为什么推行得相当缓慢, 为什么到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以后, 我们才痛定思痛, 感到经济转型的重要呢?
主要原因在于, 企业作为经济转型的主体, 在经济增长阶段内缺少对国际经济前景的正确认识。例如, 对广东一些出口导向的企业来说, 他们认为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对资源的大量使用, 还可以使自己的产品继续保持销路, 而一旦国际金融危机来了, 国际市场萎缩了, 这时候想产业升级、产品调整就困难了。此外, 企业融资困难加大, 一般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经济转型的。
尽管广东省在2008年和2009年一再强调要“腾笼换鸟”, 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企业处境困难, 为了避免失业率大量提高, 地方上的一些人对推动经济转型也感到力不从心。
由此可见, 我们不但要看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也要考虑到推行经济转型的最佳时机。现在经济回升了, 市场活跃了, 应该说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最佳时机。
2010年春季, 广东出现了招民工难的问题,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 外出农民已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所出来的那批人, 当时他们只考虑收入, 只要城里打工的收入比农村收入多, 他们就愿意在城里打工。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新一代农民工考虑的是成本和收益的对比, 他们不只是考虑在城市打工的收入, 他们也重视到成本, 大家意识到外出打工的成本已经越来越高。对他们来讲, 离家出走这就是最大的成本, 离开妻子儿女, 他们如何生活, 如何照顾她们, 这也是成本。因此, 他们宁可选择就近打工。第二, 如果农民出来打工, 但技术水平又达不到广东企业的要求, 同样广东这边也不需要他。因此可以看出, 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是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
经济转型有两个含义, 一层含义是:产业要升级, 要采取新技术、新工艺, 节约资源, 重视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 走低碳经济、绿色经济道路。另一层含义是:劳动力素质要提高, 要符合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的要求。二者同等重要, 缺一不可。
目前, 中国在经济结构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过低, 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不发达, 因此就业问题不好解决, 内需也因服务消费小而不易扩大。“单向城乡一体化”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缓解, 但“双向城乡一体化”的作用更大些。所谓“单向城乡一体化”, 是指农村人口进城居住、生活和就业。城乡一体化最终应当是双向的, 即不仅农村人口进城, 也包括愿意到农村、山区去生活、工作和投资的城市居民也可以如愿以偿。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城乡一体化都是按双向流动处理的, 中国迟早也会如此, 不过这是城乡一体化第二阶段的事情。
之所以说“双向城乡一体化”比“单向城乡一体化”的作用大些, 这主要是因为“单向城乡一体化”只解决进城农民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服务消费, 而“双向城乡一体化”还会扩大城市居民在较高层次上的生活、工作和投资所带来的服务消费。对服务消费需求的增加, 必然导致服务供给的相应增加。需求创造供给是一般经济规律, 供给创造需求是现代服务业的常见现象, 即先由现代服务业提出某些服务项目, 然后需求相继被激发出来, 进而供给和需求出现相互推动的效应。“双向城乡一体化”之所以能够大大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比重, 正因为它是在较高层次上提高了人们对服务消费的需求, 并相应地增加了服务的供给。
金饼收藏正当其时 篇4
很多集币爱好者对我国近年来发行的各种现代金银纪念币耳熟能详，但对古代的金饼知识却知之甚少。金饼其实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圆形金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众所周知，黄金自古以来就是财富的象征，其自身具有天生的货币职能。我国早在商代就已开始了黄金的冶炼，在河北嵩城商代中期遗址、河南安阳殷墟都曾先后出土过黄金块和小片金叶。战国时期的楚国金版（因金版上有“爰”字，被称为爰金）是我国最早的黄金货币，当时的市场交易是根据货物的多少将金版分割使用。据考古资料介绍，金版的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原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疆域内，战国时楚境多产砂金，砂金的含金量高，浇铸出的金版成色也大都在90%以上。楚国金版上的印文也多与楚国有关，目前存世数量最多的郢爰（“郢”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邑，“爰”是重量单位，可用来交换时计量）就是在楚国都城所铸造。
我国目前已发现战国时期的金版、金饼有多种，主要有：郢爰、陈爰（“陈”原是陈国的都城）、鄟爰（“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国）、鬲爰（“鬲”是楚国地名历阳）等七八种。金版主要流通于我国古代的南方地区，而北方黄金货币的形制最早仿贝币，以后逐渐被金饼所取代。战国时期的金饼大都呈圆饼状，正面经过锤击，中间内凹，边缘突起，背面凹凸不平。战国金饼存量稀少，弥足珍贵，十分罕见。在安徽阜南三塔、河北燕下都、满城贾庄、陕西临潼、北京怀柔等地曾偶有出土。战国金饼大致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种：大型，直径约4.2～6.4厘米，重约250克左右；中型，直径约2.8～3.5厘米，重约60克左右；小型，直径约1.7～2.1厘米，重约15克左右。
西汉金饼，走俏拍场
秦统一中国后，销毁了六国的货币,并将货币分为二等，规定以黄金为上币、半两（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立法。秦朝和西汉初期的黄金货币形制除金版外，大都以金饼为主。西汉金饼，一般不作流通使用，只是作为贮藏、赏赐、馈赠、进贡、赎罪和大额支付等用途。当时的金饼形制大多是圆形薄饼状的，在底部还刻有各种文字或记号。计量单位有斤、两、株等。陕西兴平、临潼两地的古城遗址都曾分别出土过秦代金饼；西汉金饼则相对较为多见，流通地域也比较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曾出土过西汉金饼。
据统计，我国国内西汉金饼的存世数量要比战国时期的金饼多，且体积和重量也要大一些。这些金饼，直径通常在5.6～6.5厘米之间，重量各不相同，其中最重的达462.2克，最轻的也有207.57克，平均重量约为250克，即汉制一斤左右。若按当时的比价计算，一枚金饼约值万余枚“五铢”铜钱。当时粟米价每石约合70枚铜钱，而百亩良田的年收入也不过万枚钱而已，由此可知，黄金作为上币在当时是多么的珍贵。至汉武帝时期，黄金货币的形制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铸造马蹄金与麟趾金，这两种金币形体较大，形状很像马蹄。自魏晋以后黄金作为货币的功能逐步减弱，而白银的地位则日益上升。黄金货币虽已成为稀罕物，但在以后二千余年的历朝历代中，仍时有各式金铤、金锭和金币铸造，则是存世量更少，在民间更为罕见。
在国内，西汉金饼出土较多的一次是在1999年12月，西安东北郊潭家乡北十里铺村曾一下子出土西汉金饼219件。形状如扁的半球型，面微隆起，背面内凹，凹面大都有文字、戳记和符号。如：“黄、长、吉、马、租、千、金”和“V”等。此外，西汉金饼陆续还在山东、湖南、江苏、河北的墓葬和窖藏中也都有发现。这类西汉金饼除各地博物馆外，在民间也藏有一些。目前，在各地拍卖会上所见的金饼也大都以西汉金饼为主。自2005年以来，在北京嘉德、北京诚轩、北京翰海等拍卖公司举行的钱币拍卖会上，都曾出现过西汉金饼的身影。
存量稀少，潜力巨大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圆形金币——金饼，无论是从文物考古、鉴赏收藏还是从投资增值等方面来看，金饼的价值均不容忽视。但是，与目前一些动辄拍出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的明清金银锭和清末民初的机制银币相比，问世更早、存量更少的金饼拍卖价并不高，其潜在的市场价值尚未被市场充分挖掘。如早在2006年11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秋季拍卖会上，一枚直径为6.2厘米、重249克、背面刻有文字的西汉金饼，估价约10～12万元，最终仅以11万元成交；5年后，在2011年北京华夏藏珍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仲夏拍卖会上，一枚金色纯正、重253克，估价约10万元的西汉金饼，最终也只以14.95万元成交。5年间，国际黄金价格涨了很多，各种金银币的价格也翻了数倍，但西汉金饼的价格却并没有涨升多少，其价值明显被市场低估。与存量稍多、体积较大且较厚的西汉金饼相比，战国时期的中小型金饼则较为罕见，其成交价也相对高些。如在2010年北京诚轩秋季拍卖会上，一枚保存完好、直径为3.3厘米，重量仅61.5克、估价约2.5万元的战国时期中型金饼，经过数位买家的角逐，最终以超过估价一倍多的5.6万元落槌。
政府绿色采购正当其时 篇5
目前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把环境保护的因素放在经济发展总体评价指标当中。环境保护因而成为政府采购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因素，“绿色政府采购”概念随之提出。在当今许多国家的政府采购政策中都增加了“绿色采购”的内容。WTO政府采购协议(2006年新版)中明确环境保护将成为政府采购中考虑的因素。在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中，新增了缔约方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给予特别的考虑。在授予合同的评估标准中也提及了关于环境特征的考虑，同时在技术规格条款中新增了关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新条款。与原协议相比，新协议更加明确地支持和鼓励在政府采购政策和实践中考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2003年《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我国政府采购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政府采购规模保持了快速增长，由2005年的2927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7000多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年平均增长26.1％，资金节约率约11％左右。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规模的增长，政府采购已经从单纯的支出管理手段上升到宏观的政策工具，政策功能的发挥已经成为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追求的一项重要目标。
2003年出台的《政府采购法》把保护环境作为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重要内容。2004年，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制定了《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明确要求通过政府采购，优先采购节能产品。随之出台《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要求，空调、冰箱等6大类产品要优先采购节能产品。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在消费环节，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实行环境标识、环境认证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2006年10月，《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正式发布，该意见于2008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