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分工（通用11篇）
社会化分工 篇1
一、文献评述
斯密指出, 追求私利的个人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效率产出。个人理性最终导致了集体理性。同时斯密也指出分工促进生产, 社会分工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斯密并没有详细的论证个人理性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经济学家中, 有人对个人理性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将个人理性的内涵由追求私利扩展到理性预期 (卢卡斯1978, 穆斯1980) , 完备信息 (萨缪尔森, 1962) 以及凸性偏好 (萨缪尔森, 1963) 。并从此出发构建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最终得到了一般均衡的结论。也有人从社会分工出发试图构建新新古典经济学 (杨晓凯, 1984) 。但迄今为止, 没有人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 试图辨析两个概念的内涵以及联系。我们已经知道, 目前经济学关于个人理性的假设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对于决策中的个人, 获得全部相关信息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都必须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他们所能要求的是在信息的完备性与取得信息之间的成本之间做一个最优的权衡。对于决策中的个人, 取得关于决策的全部相关信息也是没有必要的。相对于海量的信息, 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极其微不足道, 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的提高。那么有限的个人理性最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作者拟从个人理性的重新定义出发, 辨析个人理性与社会分工的关系, 以期能够对个人理性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做出解释。
二、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人理性的假设
古典经济学的个人理性假设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1) 自利性。理性的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的人。利益就消费者来说是效用, 对生产者来说是利润。不论何者, 理性的经济人的决策目的就是最大化其目标函数。 (2) 完备性。完备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对于被选方案的信息完备, 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了解所有消费束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对于生产者来说, 他具有产品成本、市场价格和竞争对手的完全信息。第二是具有完美的信息处理能力。消费者有能力解析关于消费束的全部信息并将消费束进行排序, 生产者有能力处理关于产品生产和产品市场的全部信息并选择最优的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
这样的假设对于实际做决策的消费者和企业家来说是十分粗糙的。首先来看自利性。不论从哪方面来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家都不是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社会要求企业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人们也普遍对企业家有着社会责任方面的严格要求。他们被寄希望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扶助更多的弱势群体、对社会公共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企业家本人也乐于做出这方面的贡献。刘易斯曾论述过这方面的典型。在一些文化传统下, 企业家本身担当着部分的社会救助的职责。如果企业家是利润最大化导向的, 那么如何解释他在做出再投资决策得时候进行的这样转移性质的资源配置?因此, 关于自利性的假设是值得质疑的。
其次来看完备性。如果说经济学家对于自利性的假设尚无系统性偏差, 那么他们对完备性的假设则是有系统性偏差的。就信息的完备性来说, 即使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 消费者仍然不能保证可以得到关于所购买商品的全部信息。我举两例以资说明。第一例, 洗发水。在中国市场上有大小一百余种品牌, 上千种洗发水在生产和销售。即使是行业方面的专家亦不能将这百余种品牌都研究清楚更何况是普通的消费者。消费者只知道某种洗发水能够去屑, 某种洗发水能让头发更柔软, 但不知道这些东西里面含有铅、汞等重金属元素, 长期使用会造成严重的皮肤问题。第二例, 奶制品。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以前, 很少有消费者清楚的了解自己每天喝的牛奶里面会含有类蛋白的有毒物质。他们无从了解。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仍有许多消费者不了解自己每天喝的牛奶里面有什么成分。关于商品的信息消费者永远都没有完全的知识。再来看生产者。即使是凭借市场调查进行决策的企业家又对自己市场的了解也不能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在抽样基础上进行的统计只能在某一概率水平上保证统计推断结论的准确性。大多数的市场调查都只选取相当于总体10%到20%的样本对市场特征进行归纳。其置信水平最多达到60%。这就是现实中的情况:不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必须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进行决策。
三、西蒙的“情境理性”
对完全理性的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人涉及。西蒙 (Herbert A Simon) 在其1978年发表于AER的论文《Rationality as s Process and as Product of Thought》中指出:复杂性是人类智慧的本质, 理性选择模型可悲的不完整, 大多数只是基于“情境理性”在进行选择。
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某一情境中, 在此情境中, 他首先会有一个回报预期, 当他做出某项决策之后会得到一个实际的回报, 如果他对实际回报是满意的则认为自己的决策是理性的, 否则他会认为自己不够理性, 进而会修改他的行为方式直到达到满意的水平。 (满意并非效用最大) 他在此过程中不断变的“理性”。所谓的环境造就人, 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都是局部理性的。换一个环境他立刻就不“理性”了。来自经验世界的证据有很多, 某一位勤恳的农夫可能在农业生产上有很高的生产力, 他通过多年的农业生产实践积累了良好的农耕判断力, 所以其边际产出非常高。但是如果把这位农夫配置到百货商场的化妆品促销柜台, 那他的边际产出必然会直线下降。他很可能连一样商品都卖不出去。
之所以人会成为”局部理性”而非完全理性的多面手原因就在于人的理性能力受到来自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约束。有限的生理和心理资源只允许人专注于处理某一种或几种类型的信息。长期专注于一种或几种类型信息的处理会产生信息的沉淀, 也即知识的积累。知识的积累有助于减少信息的接收量同时能够让信息的处理速度更快。在进行情境选择的时候, 人们会倾向于那些已经熟悉的情境, 因为在这些情境里面他的信息处理能力更高, 做出理性选择的可能性更大。不论个体处于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地位, 他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理性。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在某些方面必然存在死角, 而他的生理和心理能力的限制又不允许他迅速将这个死角弥补上。这样他就无法在某些情境中做出理性的决策。
四、个人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要解决个人理性有限性带来的问题还需要将思路从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中引开。个体的局限性决定了自从人类诞生起, 人类就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体。在生产方面, 有限理性的个人无法包揽全部的工作, 因此需要分工。分工并非产生于权威, 分工是自发产生的。具有不同智力天赋和生产经历的个人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逐渐在自己擅长的生产情境中变的比其他人更加理性。而被淘汰的人则继续寻找自己所擅长的生产情境。这样分工逐渐形成。但是受到农业经济封闭性的影响, 分工的规模在农耕文明时期并没有长足的发展。大规模的分工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的大规模应用替代了许多重复性的人类劳动, 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则分配到需要发挥一定能动性和判断力的岗位上。劳动力市场上的自由工人通过选拔进入到自己所擅长的工作情境中开始专门的工作。他在这一情境中积累的经验不断增加, 生产力不断提高。反映在其工资收入上则是收入的不断的增加, 于是他选择一直从事相同的工作。就业的均衡就此形成。当成千上万的工人都通过类似的机制被配置到其生产力相对较高的生产情境中时整个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最优的配置。对于个人而言, 他已经在自己有限理性所能达到的程度内做到了最优的就业选择。对整个社会而言劳动力资源被配置到了具有最高生产力的地方。在消费方面, 有限理性的个人没有对所要消费产品的完全知识, 所以他们只能求助于消费方面的专业权威。这一专业权威就是大众媒体。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大众媒体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生产者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塑造着消费者的偏好结构。消费者最终购买了大众媒体推介的产品并且感到了满意。生产的最多的产品最需要大众媒体的大力推介, 大众媒体的大力推介则造成了大量的需求。大量的需求带来了大量的利润于是更多的厂商进入, 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进入。最终形成了市场的供求均衡。资源就这样被配置到了社会最需要的产品上面。这就是古典经济学最终的结论。而通过个人理性的有限性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摘要：个人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在作出决策时遵循着如下的原则:接受尽可能少的信息。为做到这一点, 有限理性人需要做到在某一方面信息处理的专门化并在其他方面的信息处理上求助于他人。这就是社会分工合作的起源。而社会分工则使得有限理性的个人组成了一个理性的集体。以彼之长补此之短, 整个人类社会才构成了一个正常运转的有机体。
关键词：有限理性,社会分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的差别[J]开放时代, 2002, (3) :77
[2]、[美].H.A.西蒙, 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中译本.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
[3]、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化分工 篇2
一、全文概要
《社会分工论》从结构上分为导言与三卷正文，分别为第一卷——劳动分工的功能、第二卷——原因与条件，以及第三卷——反常形式。
其中导言揭示了写作的目的，作者认为万事万物都存在分工的现象，而分工也是社会最终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从而强调了分工理论的重要性。
第一卷——劳动分工的职能，共有七章。第一章以确定功能的方法为题，以两性关系作为例子引入，指出差异的存在是相互需要的前提，也是有机结合得以形成的关键。而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因此需要法律规范进行相应的约束。
第二章与第三章则是分别以压制法对应的机械团结及恢复性制裁对应的有机团结为主题，论证了一个观点，即在以集体为主体的社会里，是存在以集体意识为社会纽带的现象，社会之所以能够紧密连接在一起必须建立在个人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个性，求同存异的情况下。在这个前提下，个人的意识行为关联着社会共同的利益，因此任何违反集体意识的不当行为都可能会得到一定的制裁。
第四章到第六章为一个连续的论证过程，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群体之间的差距缩小，而个体之间的区别会更加明显，分工的模式会趋于有效率的一致，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必定导致个人意识的觉醒，因此机械团结逐渐无法适应发展变化的社会；相反有机团结则逐步显现出其递增优势，最终会淘汰机械团结成为新型的连接方式。
第七章则是对第一卷的总结，同时介绍了有机团结与契约团结。
第二卷——原因与条件，作者在开始讨论分工的原因及群体幸福感的来源，指出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是分工变化的直接原因，而社会密度的恒定增加和社会容量的普遍扩大则是分工进步的原因。之后第三章集体意识不确定性的形成及原因指出集体意识的淡出与法律意识的增强，第四章遗传性与第五章结论则指出了原发性的遗传作用影响了社会功能的分配，总结了第二卷的主要内容。
第三卷——反常形式，主要是通过列举各种分工失常的案例来展开的。第一章失范的分工，通过工商业的危机破产为例，指出不当的分工会割裂科学的统一性，不仅无法产生团结，《社会分工论》读书报告
还会导致失范。第二章强制分工，提出分工常见的另一误区即是个体的分工并非按照个人意愿，而是强制性的安排，从而导致了效率的低下。第三章另一种反常方式则指出了环境的变化会产生变数影响分工的质量，提出了不确定性。而结论作者总结了整部著作一直围绕的话题“社会”与“分工”，指出分工本身的道德性，并认为新的适应社会的道德规范需要被建立。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中不断地被沿用、修正以及争论；这些概念相应地也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进行了纵向的二元划分，研究了社会历史的基本规律。
二、本文论证结构
本书的章节行文基本采用了“总—分—总”的论证方式进行分析，使内容纲目清晰，层次并然。
而总文则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列举个例—探求新问题”的路线，在第一卷分析社会分工的背景，提出社会分工的必要性，第二卷则探讨了社会分工的原因与形成条件，第三卷以反例为主分析分工反常的原因，最后于结论中提出了新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是否应该以新的道德规范去适应团结与分工？
除此之外，作者在写作中也大量运用了各种论证方法，如正反例证、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引用论证、类比论证与下定义等方式，使观点鲜明，案例形象具体，同时使行文流畅，逻辑清晰。
三、本文理论框架
基本概念
功能：劳动分工的分析概念、运动与有机体相应需求的关系。
法人团体：指那些由从事同一种工业生产而单独聚集和组织起来的人们所构成的群体，它为组成团体的人们提供道德约束、职业伦理及规范体系。
机械团结：在劳动分工较低的传统文化中，大多数的社会成员从事相似的的职业，共同的经验和共享的信念使他们相互结合。是相似性的紧密联系。社会是个几无分化的同质体，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是直接的，其成员之间的团结可称之为机械团结。
《社会分工论》读书报告
压制法：建立在犯人的损失与痛苦之上，具有压制性，例如刑法。
有机团结，或译为有机连带，是一个社会学术语，用于描述一种依靠相互依赖的集体意识，当社会有较复杂的劳动分工是，就会显现这一特性。它与机械团结相对。
集体意识：集体意识是指的是成员对集体的认同态度。（与归属感和认同感相联系的现代组织意识）
犯罪：一种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的行为。
说明原则
全文围绕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展开。因而可作为本书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
涂尔干认为，在以共同意识为社会纽带的机械社会里，社会的壮大是以牺牲个性为基础的，在传统社会中，集体意识是维护社会团结的重要作用，而压制性制裁往往存在于机械社会里，以集体利益为出发点，对触犯了集体利益的犯罪行为进行残酷的制裁。但社会分工的逐渐深入使得社会团结的纽带发生变化，集体意识随个人意识的觉醒而变弱，社会分工开始走向更加文明进步的方向，与此相对应的是恢复性制裁，其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使得物权形成的规范形成了统一的系统。
四、本文解释效力
论证结构的合理性：
本书的章节行文基本采用了“总—分—总”的论证方式进行分析，使内容纲目清晰，层次并然。除此之外，作者在写作中也大量运用了各种论证方法，如正反例证、举例论证、对比论证、引用论证、类比论证与下定义等方式，使观点鲜明，案例形象具体，同时使行文流畅，逻辑清晰。
基本概念的适用性：
书中的很多概念，放眼今天仍然有很多借鉴的意义与实用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群体之间的差异在不断地缩小，个体之间的差异却在不断地变大，这源于个体意识的深入人心。因此，当独立意识日益强化的今天，集体意识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原始的“氏族环节社会”在逐渐消失它的地位，并将被新的社会组织给替代。这也正如作者一开头所说，社会并不是因为许多相同的个体而存在，相反，它的存在意味着许多不同元素的集合与相互作用，这种情形决定了在日后的社会发展中，个体的地位如何将逐渐不再取决于他在群体中的连带关系如何，而是取决于他在群体中所具备的功能，这也印证了当前
《社会分工论》读书报告
社会人才紧缺，良将难求的局面。所以，在当前正蓬勃发展的新中国中，拒绝个体觉醒则是拒绝发展，机械团结的局面必将逐渐衰落，有机团结会呈现增长的趋势。
五、思考与批判
一、《社会分工论》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1893年的博士论文，是其开山之作。一开始他就显示了他反对单一的功利主义思维的立场，他指出社会是多元的，是由种种矛盾的部分组成的，是要适应相互矛盾的种种需要的，必须有一种限定与平衡。他选取的题目是一个经济学的对象，但他却要从其中找出非经济的内核来。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劳动分工并不是纯粹经济现象。
而如今，两百年过去，迪尔凯姆的理论虽然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面临的转型问题来说，很有借鉴意义；但放至如今社会阶级矛盾日益紧张的时刻，却略显时代局限性。面对社会矛盾，我们不仅可以从劳动分工的方面思考，更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考量。社会是多元的，也可以是一体的，跳脱出这个界面，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则经常扮演一个整合者、监督者的姿态。要解决新时代独立意识到来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寻求新的道德规范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就像每个时代特有的动荡时期一般，社会要真正适应新兴的团结形式，只从个体评判者的角度做工作不可取，需要综合多方面考虑，进行换位思考，建立独立的个体与庞大的集体之间新的利益交接点，让个人最终能回到社会中进行运作，才能真正长久地解决社会分工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社会化分工 篇3
关键词：社会分工；历史衍进；人类劳动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143-01
当代社会中，社会分工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而分工的核心及本质最终体现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和谐分工是当前社会和谐的根基和保障。
一、社会分工历史衍进
社会分工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向着复杂、从宏观向着微观、从低级向着高级的方向发展的过程。因为所有制的衍进，社会分工表现出了五个阶段性的表征，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社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的分工，从这个五个阶段的分工可以看出不断的向着社会劳动细化及专业化程度的衍进，是从自然分工到自觉分工的衍进过程。
二、社会分工衍进的根源分析
之所以存在社会分工的根源是人类复杂所造成的，需求是人类最大的本性，同时其也是人类是从事社会实践过程中最原始的动力。从人类的个体角度而言，人类的劳动能力及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故这种个体的局限性与需求之间就成为了社会分工过程当中的根源。
1.内在根源分析。我们将个体的局限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叫做社会分工发展的内在根源，人类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从事社会实践，在马斯洛的理论当中指出了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最低的需求层次是生理的需求，最高层次的是自我实现需求。人类的需要就是其本质，是人类求的满足的一种方式，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人类需求是各种社会关系发展的根源及动力。那么要满足自身的需求，就需要进行劳动。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人类的劳动范围及能力都是有限的，表现于劳动产品种类及数量上。当个人无法满足自身需求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社会分工及合作；后来，当然人类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出现了剩余，所以人类能够利用剩余劳动产业之间的交换来获得其他的劳动产品。
2.历史条件根源分析。当社会分工产生和发展后，社会分工的发展就需要建立在剩余劳动产生基础上。
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力较为落后，人类需要依靠大自然中的食物求的生存，而此时的社会分工还不能称之为社会分工，随着石器时代及弓箭的出现，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和利用能力不断加强，出现了剩余劳动产品，种植业、畜牧业的分离，使得人类第一处出现了社会大分工，而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弓箭对于社会分工来说起到的是推动作用。从自然分工衍进到社会分工的进程当中，社会劳动力是重要的推动力，但是只有当社会劳动力到了一定程度和阶段的时候，出现了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才又肯呢个会出现社会分工。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分工是通过人类对自身需求满足的时候出现的，是一种能够更好的满足人类需求的生产，而实际上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以相对剩余价值为基础才会得以实现。
3.交换是社会分工的推动力。马克思指出了若没有社会分工就不会有交换的出现，实际上反之交换也会对社会分工起到推动作用。理论的角度讲，社会分工是无法满足人类多样化需求的，那么交换就会有效的推动社会分工发展。例如农业及手工业就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交换和分工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互为基础和前提、互相促进。
三、社会分工的灭亡趋势
社会发展需要向着公平及正义的方向发展，当前社会分工中的不公正、不公平体现和阻碍了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发展。那么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逐渐灭亡，那么社会分工也会走向灭亡，这是社会分工未来的必然发展趋势。
1.社会分工将逐渐走向科学合理化的分工。从社会分工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讲，分工的科学和合理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从价值理性角度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社会总产品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惠及，使得每个成员都能够享受到公平和公正。而从发展的角度，资源的利用是有一定限定条件的，当社会分工的工具理性带来社会总产品扩大化的时候，就会打破原有的公平和公正，这时候就需要对所有制及分配模式进行修订，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科学性、合理性的社会分工。
2.人类社会要求社会向着公平和正义的方向发展。人类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是一项永恒的主题，这一追求也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价值趋势。当人类进入到阶级社会之后，就出现了剥削和压迫，人在交往当中出现了不平等，而在人类的发展当中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始终贯穿其中。马克思的理论当中第一次将公平和正义建立在以学科的基础上，对社会出现不公的现象及根源归根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而只有将对这种制度进行变革才会使得社会公平及正义得以实现。从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期待来看，当社会公平及正义不断实现，那么社会分工也将会走向灭亡。
总结：
人类劳动社会中社会分工是一种主要的存在形式，在整个社会机体当中，如何将每个成员劳动能力和资源之间实现有机结合，最终实现对物质文化科学、合理、公平及公正的分配，使得社会成员在物质及文化方面实现最大的满足。当所有制形式的变化，社会分工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向着复杂、从宏观向着微观、从低级向着高级的方向发展的过程，是从自然分工到自觉分工的衍进过程，衍进的根源分为内在根源、历史条件根源，同时交换也有效的推动了社会分工的产生及发展，而最终从社会分工将逐渐走向科学合理化的分工、人类社会要求社会向着公平和正义的方向发展来看，社会分工必然会走向灭亡。
参考文献：
[1]高中华.徐岩.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现实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05期.
[2]黄晓锋.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分工的论述及其作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06期.
[3]文喋菊，周国峰.从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看人的全面发展[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05期.
社会化分工 篇4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充分肯定了分工对于市场经济运行所带来的巨大效用的同时, 也提出了分工所造成的不利影响。首先, 他先讨论了分工给劳动力带来的巨大增进,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但是, 分工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他指出, 分工可能使人们思想和行为变得单一、呆板, 因为这样简单的劳动无需人们仔细的思考和多样的知识, 工人们只需要在自己的工序内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斯密所认为分工带来的不利影响到这就戛然而止了。但笔者认为, 分工的不利影响不仅限于对工人和工厂, 其实分工的不利影响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经济, 企业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等各个方面。就拿社会经济方面来说, 分工就造成了政策的不均等, 即政策壁垒。政策的不均等导致的工资和利润的不均等只是表现, 而真正反应的实质则是社会大环境下的权力贫困。
实际上, 这些情况在很多国家都表现的比较明显, 例如十八世纪欧洲的政策壁垒, 一些政策通过阻止劳动和资本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 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自由活动, 从而对行业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当城市的劳动工资很高时, 农村的劳动力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劳动工资。凡是阻碍劳动自由流动的东西, 同时也阻碍着资本的自由流动。此外, 户籍制度也限制了劳动力人口的流动, 从而造成劳动价格的极不平等。一个健康而又勤劳的劳动力, 仅仅由于他是农村户口, 也许就会被剥削各种劳动力机会。
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分工的视角来看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通病, 比如说城乡二元化结构明显,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等, 这些问题的实质都是权利贫困。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
一、土地使用权的权利匮乏
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 国民收入不断增加的今天, 中国的九亿农民所享有到的经济成果相比之下则少之又少, 归根结底为中国农民权利的匮乏。集体农用耕地和其他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都是被限制的, 农村土地不能灵活的流转, 从而降低了土地的使用率;其次, 地方政府通常是土地的征收权行使者, 同时还有着征地补偿指定的权力, 这就导致了被征收土地的一些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可以说, 农民对土地权利的不足使得对土地使用机会的有限, 而有限的机会则影响了农民的生产不足, 从而最终导致了贫困, 事实上, 从农民匮乏权利开始,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机制”等提议。土地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要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就必须加快中国土地改革的步伐。所以, 要在加快推进土地流转中赋予农民更多土地和财产权利。
二、户籍制导致迁徙权的权利匮乏
除了土地的使用权外, 迁徙权的制约也使得大量剩余的农村自由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 从而制约了农村和农民的发展。进城打工的农民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 农民工。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的自由流动权利, 自由择业的权利都受到了束缚。而这些束缚与制约的背后则是更大的权利缺失, 他们在社会保障, 教育, 住房等方面享受不到公共财政的阳光。同一城市的人, 同一单位的人, 同一工种的人由于户籍问题分成了三六九等, 从而造成了同一共公财政下的劳动群众不平等。城乡二元结构被不断扩大, 进而导致了城乡贫富差距。
“让进城农民实现市民梦是政府现在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之一, 为的就是解决城乡二元化结构问题, 解决农民工的权力问题。”它的最终目的是与时俱进, 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现如今农民的权利贫困现象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农村体制、各种制度落后的表现。所以, 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要赋予农民权利, 改革农村体制, 从根源解决问题。
希望中国的政权能在阳光下运行, 让民众得到并享有自己的权利。同时也要建立和健全一些列保障该既得权利的法律法规, 防止权利的二次丧失。政府有义务让同样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公民共享平等的权利, 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正如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中所指明国民财富的意义那样:经济学, 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 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 或者更确切地说, 使人们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 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 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 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现在人们都说中国有钱了中国富裕了, 而只有当财富集中在国民手里时才是真正的富裕。中国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 希望中国在经济起飞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解决权利贫困问题, 解决贫富差距, 让中国真正的富裕起来, 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让全体中国人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
[2][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关于浅析孟子的社会分工学说论文 篇5
一、孟子社会分工学说的基本内容
孟子对社会分工的现象进行了描述和说明，通过其详细的论述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孟子对社会分工必要性的认可，并且还可以透视社会分工背后隐藏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一)社会分工现象阐述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卜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是孟子有关社会分工的集中论述。其中，“君子”指官吏，即劳心者、治人者，即我们所说的脑力劳动者;“野人”指居住于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即劳力者，治于人者，即我们认为的体力劳动者。这段话的意思是，有劳心、有劳力之分，劳心者治劳力者，劳力者被劳心者统治。劳力者依靠劳心者占有的生产资料而吃饭，劳心者依靠劳力者生产的食物而养活。孟子认为，这就是天卜通行的原则。孟子的这些阐述指出劳心者与劳力者是社会最基本的分工，分工的基本内容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问的差别，而分工的依据则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
(二)社会分工的功能
“或劳心，或劳力”“天卜之通义也”。“劳心”“劳力”的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社会分工对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也是必要的。孟子认为，社会分工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要素，要维持人们的物质生活，必须对生产劳动进行必要的分工，同样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有从事于物质生产的劳动者，而且也要有从事于“仁义”之类的劳心者，两者同样都对社会有所贡献，都是在“食功”。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产品有了乘}l余，于是一少部分占有更多生产资料的人脱离了体力劳动，专门从事管理工作，他们就是“劳心”者。而大部分仍然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们就是“劳力者”。“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出现也就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出现。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重大的分工。有了一部分脱离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社会的生产和管理有了秩序，生产效率自然就提高了，同时，社会有了分工，大家各司其职，社会也就稳定了。
(三)社会分工与社会不平等 社会分工必然会导致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认为:“治于人者”不占有生产资料，他只能依靠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得到食物;但是“治人者”却不同，他们占有生产资料，然而不从事农业劳动，因此，他只能是依靠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提供食物。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认为孟子通过这些论述揭示了由于社会分工而带来的不合理、不公正:“劳心者”不劳动而得到食物;“劳力者”终年劳动，还要为“劳心者”提供食物。在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以来，脑力劳动就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而被统治阶级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只能依靠统治阶级生存。统治阶级利用脑力劳动制造出一系列统治手段压制体力劳动者，并利用一些思想愚弄他们。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卜层人民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劳心者”阶层，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一个社会不平等的现实，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上是被全社会人都向往的一个群体，人们很合理地认为体力劳动比脑力劳动低卜，并且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也是必然的。虽然孟子也认为“劳心者”和“劳力者”在社会中各司其职，各自有各自的作用，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现实。因此，社会分工的存在必然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从事不同类型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社会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二、孟子社会分工学说的意义
孟子的社会分工学说不仅首次在历史上指出了社会分工的现实从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今天这一学说也不失其重要意义。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复杂，现代社会的分工表现为各种职业的分工，尽管职业种类复杂多样，但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归结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的分工。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脑力劳动者主要从事上层建筑方面的工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资源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对社会的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每个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很多却不能不说是由这种不平等的分工引起的，每一个社会里，人人都梦想摆脱体力劳动挤进脑力劳动的群体，因为自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来，社会都默认了脑力劳动在社会上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占有的比体力劳动多，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曾出现的“脑体倒挂”现象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病态现象，所以每个社会的人一方面承认“劳心”与“劳力”的分工是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同时都在追逐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而且认为脑力劳动者应该比体力劳动者的报酬多，地位高。所以，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劳力”与“劳心”的分工思想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社会分工的基础，因而他的学说不仅有巨大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认识现代社会的一些现象仍然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三、孟子社会分工学说的局限性
孟子的社会分工学说像其他很多思想家的思想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孟子虽然指出了社会分工对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性，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当时社会分工出现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也就是人与人之问关系的基础，因而“劳力”与“劳心”的分工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而孟子更多是从社会分工对于社会的功能来论述社会分工出现的必要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时的统治者的利益。其次，孟子并没有把社会分工看成是历史的产物，而看成是永恒不变的法则“天卜之通义也”。以历史的观点来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者流动的障碍在不断减少，而且，社会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在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减小的可能性也在增加，社会的分工越来越表现为职业之问的分工。更进一步说，劳心、劳力的分工未来必然会消逝的。孟子的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由于劳心与劳力分工的不平等引发的阶级不平等现象的合理性作了辩护。
从分工到融合 篇6
关键词：分工；融合；贸易；大流通
一、从分工到融合的理性分析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分工深化是解释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线索，也是劳动力效率之所以上升的根源。但是，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种新的提升经济效率的模式正在形成，它突破了边界的束缚。使要素与要素之间、产品与产品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也即形成了一种互相融合的趋势。如果将迄今为止以分工为基础的时代称为“斯密时代”，那么有着融合趋势的时代就是“后斯密时代”。
1、现代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分工是各经济主体对于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的一种确认，是“理性人”最大化自身所拥有财富的收益的选择，是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这一经济运行基本准则的体现。按照不同的时间阶段。以及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标准，我们可以将分工的具体进程做以下四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是分工的初级阶段，发生于相对宏观的产业体系之间，也即三次大分工的进行。随着农业从游牧业的分离、手工业从农业的分离，以及商业从手工业的分离，维系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三大主要产业体系已经形成，构成了最基础的分工体系。
第二阶段是分工的中级阶段，发生于相对微观的产业部门之间。根据不同资源禀赋所导致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动力，李嘉图的“酒与布”模型便是很好的诠释。在现代社会。产业部门间的分工已经逐渐延伸到产业内部，从“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包括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从“产业间贸易”发展到“产业内贸易”。
第三阶段是分工的高级阶段，发生于微观的产品内部。即所谓的“产品内分工”。这也是技术进步条件下专业化程度日益提升、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必然趋势，是资源禀赋优势进一步明确的结果。一架波音飞机的制造。需要70个国家来共同完成，通过信息化途径实现各参与主体之间的联系与协调。实现细化的任务分解和多进程同步管理。
第四阶段是分工的预期阶段，发生于更为微观的要素内部。被称为“要素内分工”。这一名词的提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可，主要是因为“要素”的定义难以统一。目前主要的观点认为，要索内分工实际上就是中间产品的分工，某些不具备生产成品能力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中间产品的制造来参与国际分工。
在分工各阶段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比较优势”的思想始终贯彻于分工的深化进程之中：二是贸易始终与分工紧密相联，并随着分工的深化而不断扩大贸易范围和贸易规模。因为越是细致的分工，越是专业化的生产，就越是需要扩大与其余分工主体的联系(盛洪，1992)。
2、融合是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在分工已经向要素内深化的趋势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正在悄然兴起。它源于分工，却不同于分工，但同样有着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作用。这种模式可以被命名为“融合”，与分工从宏观到微观的发展趋势相反、它是从要素融合到产品融合，再到产业融合，遵循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趋势。
要素融合是指将不同的生产要素融入传统的生产流程之中，使之产生新功能、新用途。其根源在于持续的创新。例如，手机刚一出现时的功能仅限于通话，但目前的手机已经融合了媒体播放、网络登录、游戏娱乐等多种功能。
产品融合是指原本相互独立的产品结合到一起，形成功能的多元化。这相当于要素融合的高级形式：要素融合的新产品的多元化功能仅只是存在，难以上升到“专业化”的高度；产品融合并不妨碍“专业化”的实现，各种功能均会有优于独立产品的表现。从发展趋势和速度上来看，手机、多媒体播放器、便携式电脑等电子产品有望最先达到这一阶段。
产业融合是“融合”在目前的最高阶段。不仅有技术创新的需求，在制度与组织方面同样具有创新需求。这与旧有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模式不同，不是盲目求全，而是在垂直融合与水平融合，突破了产业边界与企业边界，以更加灵活地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例如，包括金融业、工业、商业在内的不同企业跨越不同地域和产业部门，为了同一个市场目标联合在一起，在融合中实现分工。即通常所谓的“敏捷化制造”，或者更为高级的“虚拟企业”、“动态联盟”。
3、需求型经济是融合产生的根源。融合不是对分工的否定，而是在分工基础之上的发展和延伸。大量融合型创新产品和新兴企业的出现，就像交叉性学科弥补跨越学科领域的研究空白一样，弥补了大量跨越产业部门的需求的空白，相当于根据这些原本难以满足的融合型需求专门定制了产品、建立了企业，是更高层面上的分工深化。
实际上，从分工到融合的发展，有着必然性的根源，那就是需求型经济时代的来临。在供给型的经济时代，供给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大部分消费者受技术水平、经济状况、收入条件的制约，没有选择的主动权；在需求型的经济时代，需求的“拉动”作用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随着技术的发展、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需求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对既有的供给现状产生不满，促使和“逼迫”了新型企业与产品的出现。
因此，融合就是一种顺应时代变迁的趋势，围绕着需求的满足这一中心而存在，在要素与要素之间、产品与产品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形成融合，而由此产生的新要素、新产品、新产业，又是针对更细化的领域的新分工。这种新分工与传统分工不同，不是内部的不断深化，而是跨越了固有的界限，通过创新实现外部的不断拓展，将原本模糊的需求，在融合中明确为实际的供给。总之，随着供给型经济向需求型经济的过渡。从分工到融合的发展已成必然。
二、融合条件下的贸易发展新趋势
1、贸易基本形式的新发展。贸易可以被理解为交换的集合，而交换即为贸易的最基本形式。在现代社会，交换已经跨越了“以物易物”的原始阶段，而是向着“交易”的方向发展，运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并辅以信贷杠杆、金融工具，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行为，扩展到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通过分析融合条件下交换主体、交换规模和交换作用的变化，即可判断出融合条件下贸易基本形式的新发展。
交换的参与者是遵循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的各经济主体，互为供给方和需求方。在融合条件下，一些比较优势相雷同的经济主体将被迫退出交换，而融合了多种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的经济主体将成为交换的主要参与者，并提升交换质量，增加交换所得。
交换的规模包括交换的参与者数目、交换的频率和交换的单位总量。这三点与分工深化呈正向关系。由于融合
可被理解为更高层次、更细化的分工的体现。因此一方面会有融合中形成的新要素、新产品、新产业加入到交换当中，一方面交换的频率和交换单位总量都会因为新交换对象的兑现而提升和增加。因此，融合将扩大交换的规模。
交换的作用等同于贸易的作用，是最基础的调节供求矛盾的方式。在融合条件下，由于时代经济特征的演变。交换的作用主要向需求方倾斜。更加突出了其反馈需求变化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在参与交换的各经济主体中，势必会因为分工的深化而出现专门承担交换功能的中间性组织。那么。这一中间性组织如何参与融合以及如何在融合中充分地发挥以交换联结供求的作用，理应成为关注的重点。
2、贸易得利分配方式的新发展。贸易的目的非常直接，即为贸易得利。无论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企业与企业之间，或者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得利都是相互间进行贸易的根本目的。
这里就存在一个贸易得利分配方式的问题，因为利益的分配方式会决定合作方式，直接关系到贸易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融合条件下，产业间的融合能够产生一种称之为“虚拟企业”或“动态联盟”的跨越地域和产业部门的新型组织，为贸易得利的分配方式带来了新的发展。
实际上，分配利益所得就是在“利己”和“利他”之间获得一个平衡。虽然“理性人”时刻以“利己”为根本准则。但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来看，“利己”与“利他”并不矛盾。因融合而产生的“虚拟企业”由数个成员企业组成，互相之间往往没有任何产权上的联系，所以契约约束对其非常重要，尤其是关系到其存在稳定性和存在时间的利益分配契约，会直接影响“虚拟企业”的解散与否。
通过以贸易价格为关键变量的简单博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融合条件下的贸易得利分配可以存在同时兼顾“利己”与“利他”的次优解，虽然仍无法满足贸易双方同时的利益最大化。但相较其余的均衡解而言。这一结论无疑有了更多的帕累托改进。不过，达成此次优解的前提是，贸易的参与者，也即“虚拟企业”的参与者。必须将为对方做出的妥协和让步明确为契约的约束。在贸易发生之前，就以此约束为行为准则。类比现实中的贸易，就相似于WTO中的种种仲裁原则及法律条文。
3、贸易发展的新趋势是“大流通”。由于融合是需求型经济时代的产物，所以贸易的功能在其中显得格外重要。不仅要具有媒介交换、时空调节、促进生产、满足消费的传统作用，还要能够对需求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并力求达到引导和激发需求的目的。因此，结合贸易与其它产业部门间的融合情况，我们可以将贸易的发展新趋势以“大流通”的定义进行概括。
流通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其狭义理解就是产品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在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移动的过程，而广义理解则是上述的“大流通”，是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内的社会资本循环与再生产的过程。但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其具体表现形式均与贸易一致。即通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移动。将供给与需求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只是二维平面的相交曲线，那么流通或贸易就是在三维平面联结供求的中间环节(晏维龙，2002)。
在融合条件下，跨越国界的贸易随着参与者结构的升级、规模的扩大、利益分配方式的理论改良。以及调节供求功能的格外凸现。已经超越了贸易的最初定义。它承担了如上所述的“四流合一”的职能，通过纵向与横向的融合，将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各经济主体全部囊括进来，在以需求为核心的经济时代中起着主导作用。
所以，在融合条件下去理解和判断贸易的发展新趋势，就必须上升到广义的“大流通”的高度。从引导社会经济循环的角度进行研究。
三、我国适应贸易发展新趋势的对策建议
1、从参与分工到参与融合。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即正式加入了国际分工进程之中，但由于技术、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在大部分产业只能固守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处于分工的低端。获利颇微，只能以数量弥补质量，但又因此引起大量的贸易摩擦，并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因此，我国迫切地需要摆脱被动承受分工的旧有模式。而加入到主动融合的创新模式中来，运用多种要素、产品及产业的融合，从“比较优势”进化到“竞争优势”，一方面增加国际贸易得利，一方面使自己区别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避免劳动力成本的恶性竞争。实际上，由于贸易独特的多元融合性质，我国可以考虑在贸易环节的竞争优势的确立，因为就“微笑曲线”来看，从流通环节获得的利益，完全不逊色于技术环节，零售龙头“沃尔玛”雄踞于500强的榜首就是典型的例证。
2、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这是一个被反复提起的论题，发展中国家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就是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禀赋向技术和资本禀赋的发展。就我国的基本国情而言。发展出动态比较优势并非不可能。但在一定阶段内不会是一个涉及所有产业部门的发展，势必有轻重缓急之分。另外，技术的优势培育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但对某些产业来说，相对更为便利的制度和组织改进，也有着不亚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贸易产业正有着这样的特性。因此，将资本倾斜于贸易产业的扶植，并辅以制度和组织的创新，将会在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培育中另辟蹊径。
社会化分工 篇7
《社会分工论》的内涵
在《社会分工论》中，“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两个范畴是涂尔干用来研究社会团结而划分的，是为了说明个人与社会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了全书的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机械团结”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差异很小，集体成员有相类似的特质;由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分化，这样的社会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似性和相同性是以集体湮没个性为代价的;个人的行动总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和集体的;社会与宗教结为一体，宗教观念渗透了整个社会。“机械团结”的一个明显的客观标志是“镇压的权利”，即对差别性的、异质性的强制压抑。这种团结的形式对应的是原始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氏族社会，氏族中的各个成员都是可相互替换的，“你见到了一个美洲土著，你就见到了所有的美洲土著。”“有机团结”则是发达社会的产物，它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基础之上的一种社会联系，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社会上个人与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变得错综复杂，社会的基本任务以各种曲折的方式由人们共同来完成;专门化分工发展的结果导致相互依赖性的增长。作者将“有机团结”的社会与具有各种器官的动物有机体进行类比分析，体现了明显的有机论色彩。他认为：一方面，劳动越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另一方面，个人的活动越专门化，他就越成为个人。我们在完成本职工作时，还要符合法人团体共同遵循的习惯和程序。与此同时，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所承受的重任已不再像承受整个社会那样沉重了，社会已给了我们更多自由活动的空间。所以，社会部分的个体化越鲜明，社会整体的统一性也就越大。
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首先否认了孔德所说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是人类知识进步的结果，指出它并非如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所认为的是人们不断追求物质幸福的愿望，进而证实了分工的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容量和社会密度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社会之所以出现分工，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即增加了社会容量;但仅仅是增加社会容量还不足以引起分工，还需要社会密度的改变。社会密度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度和强度，即关系密度。只有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容量与社会密度同时达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分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仍然采用相同的职业方式维持生存，那么就会因为争夺有限的资源而引发激烈的竞争。“两个有机体越是相似，就越容易产生激烈的竞争。正因为它们有着同样的需要，追求着同样的目标，所以它们每时每刻都陷入一种相互敌视的状态中。在竞争中总会产生胜负。竞争中的失利者“要么被人淘汰，要么进行改革，除此以外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改革本身就意味着必须确立一个新的专门领域”。有了新的专门领域，“各种不同的职业可同时存在，不相互侵害，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就像动植物一样，“它们之间的差别越大，就越不容易发生斗争。”由此，“社会的成员越多，这些成员的关系就会更加密切，他们的竞争就会越残酷，各种专门领域也会迅速而完备地产生出来。这样，劳动分工就会一步步地发展起来，最终导致了以高度劳动分工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形成。涂尔干对分工原因的论证充分体现了他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说：“劳动分工是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也是一种比较平心静气的解决方式。幸好有了分工，不然竞争对手就会把对方置于死地，不能共同生存下去。在某些同质性较强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个人都是注定要被淘汰的，然而正因为有了分工的发展，这些人才能够自保和幸存下来。”
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社会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使社会团结的类型由在古代社会占据优势地位的“机械团结”，过渡到在现代工业社会占据优势地位的“有机团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机械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衰微，“有机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增强的过程。因为一方面，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步削弱和瓦解着“机械团结”赖以存在和维持的前提条件，分工程度的提高使人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个体的独立意识也越来越强，于是集体意识要维持其强势地位也越来越困难，由此建立在集体意识控制力基础上的“机械团结”势必逐渐衰微下去;另一方面，劳动分工在削弱了人们之间传统联系的同时，又以另一种新的方式并且在一个比以往更高的程度上，将人们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一种比以往更高的程度上感受到社会团结的存在，这条新型的社会团结纽带就是由劳动分工的发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在职能上的依赖。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作用，形成有机团结。”
和谐社会中团结与竞争的意义
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我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通过对分工的详细论述，阐述了“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相互关系及其分别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1.分工发展为实现和谐社会，提供了兼容共生的社会资源
民族、宗教、党派、阶层是国家重要的社会资源。在这些社会资源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共存、共生于一个社会之中，各有各的生命力。和谐社会应为各类人谋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提供生存发展的条件，从而把各种社会资源联合起来，形成合力。和谐社会应是各种社会资源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衡的经纬交织的公民社会。和谐社会以实现社会的动态和谐为条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联结形式是由分工形成的团结———“有机团结”。劳动分工的发展促使社会系统功能分化、多种信仰并存、多级阶层同在。它们运行在各自的生命轨迹，而又相互牵制，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共同意识的模糊化和个体意识的突显，而这正是“有机团结”的主要特征。
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里，要使社会各部门的功能专业化与人的多元化发展相适应，各部门就必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将彼此制衡的各种社会资源在使用中加以协调，为个人的多方位发展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2.分工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社会控制的“防火墙”，是社会发展的支撑点。社会在发展的同时，社会规范也在更新。更新后的社会规范依然是推动社会整体前进的推进器。社会规范的内容很广泛，包括风俗、道德、法律、纪律、宗教等。作为典型规范的法律与劳动分工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受分工影响的社会团结，涂尔干认为，其本身也是“一种整体上的道德现象，它是非物质性的，但并非只具有一种纯粹的潜在状态，而是通过一种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形式就是法律。“正因为法律表现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形式，所以只要把不同的法律类型区分开，就能够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团结类型。同样，法律完全可以对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特殊团结做出表征。”
表现“机械团结”的法律制度具有强制性特点，它将违反和触犯共同意识的行为视为犯罪, 视为对社会整体的威胁，而非对特定个人的冒犯。惩罚的目的不是纠正越轨行为，而是通过宣泄集体激情以“治愈”越轨行为的伤害。刑法是典型的强制性法律，在“机械团结”的社会占据主要的法律地位。而在“有机团结”的社会通常实行恢复性法律。这种法律基于审慎的理性，比较宽容，其目的是维护原有关系，将被破坏的关系修复还原。犯罪行为不再视为对整个社会的威胁，而仅仅是对被侵害一方权利的损害，惩罚是基于数量的、合理补偿的考虑。常见的恢复性法律有民法、商业法、诉讼法、行政法和宪法等。两种法律制度相比，显然是恢复性法律更深得人心，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功能。“有机团结”的社会比“机械团结”的社会进步，其中显著的一点就表现在法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已由强制性法律让位于恢复性法律。这也体现了“有机团结”的社会具有人性化的特点，有利于激发成员遵循社会规范的主动性，更有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和谐。
3.分工发展促进社会结构合理化，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
所谓“合理”，是说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就是子系统之间有一个较匀称、较均衡、较稳定的关系。这些子系统通常是指人口结构、阶级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地区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的框架。社会结构合理是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结构不合理，必然会把社会距离和社会矛盾拉大，与此相应社会张力也大。社会张力一大，社会冲突一触即发;反之，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距离适当，社会矛盾也会较小，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的难度较小、成本较低，和谐社会就建成有望。
涂尔干认为：“分工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凝聚力，而且也为社会确定了结构特性。”在分工出现以前或是分工不发达的阶段和地区，社会结构是一个由彼此相似的同质环境共同构成的体系。与之相应的社会团结是“机械团结”，共同意识借助确定的中介机构以施展个人的影响力。一般来说，“机械团结”这一纽带不仅无法像“有机团结”那样把人们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它也不断松弛。社会纽带越松，外在因素就越容易介入社会中，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不是相互依赖的，而是各自有完整的社会生活。社会只要求每个成员必须具有同样的信仰和行动就可以了，并不介意外在因素对社会的介入，也不在意社会内部组成部分的增减。然而，这些不安定的因子总是或多或少地对社会施加影响，如果统治者以强制性手段对之进行镇压，尚能维持高压性的社会稳定。可一旦这些因子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矛盾逐渐增多，政府难以应付，整个社会的均衡将被打破，面临动荡混乱的危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刚性的社会结构，社会缺乏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这种社会结构是不合理的，和谐社会不可能产生于其中。
与上述社会结构显著不同的，就是分工促进下的“有机团结”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它是各种不同机构组成的系统。涂尔干认为：“其中每个机构不仅都有自己特殊的职能，而且它们也都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相互协调、相互隶属，共同结合成一个机构，并与其他机构相互制约。”在这个类似于有机体的社会系统里，各部分都已彻底分化，一旦有新的因素卷入，就会扰乱原有的和谐状态，破坏原有的各种关系。因而，社会为了维持原有的平衡，不会轻易让外界因素介入;即使介入了，社会也能对自身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以维持原有的均衡、稳定状态。而这正是建设和谐社会所需的具有弹性、合理的社会结构。
建设和谐社会，应彻底地从计划经济的“机械团结”转向市场经济的“有机团结”，如此方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有机团结”的社会并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对外界因素加以甄别地吸收和排斥。威胁社会稳定、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因素被排除在外，而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则允许进入，使其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引导社会发展。
社会化分工 篇8
在历史的长河中, 关于分工的思想源远流长, 其中有很多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这些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中,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她是人类分工思想之树上开出的最绚丽的花朵。
一、社会分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重要而又缺失的一部分
从柏拉图、色诺芬, 经过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斯宾塞到边尔凯姆, 人类对社会分工的探索在不断的深化, 并且获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然而, 真正解开社会分工之谜的不是以往的这些著名大师, 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只有马克思和思格斯才第一次对分工做了系统科学的考察, 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分工理论。
(一) 分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分工的考察, 对创立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是经过严密科学论证的有机联系的理论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 既有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国家等这些基本范畴, 同时也有在其中起联结作用的中介范畴, 分工正是这样的范畴。
分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 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因为生产力通过分工才引起了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社会关系的变化, 正是分工使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范畴联结起来、运动起来, 使得系统地描述客观历史进程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 要说明社会结构, 揭示蕴藏其中的内在矛盾, 发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必须具体地分析社会劳动分工。
(二) 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分工现象时, 始终坚持了抽象与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方法。
分工思想虽然源远流长, 但是经济学科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并不多。英国古典经济学对分工思想的贡献多半属于对前人原创思想的阐释和发挥, 一方面多停留在经济学视角讲分工, 另一方面多是单单从某一个具体的问题或者某一个问题具体的一方面来分析分工。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开始从哲学的视角, 从“社会历史理论”的视角来考察分工, 把分工置于社会关系的视域中加以分析, 将分工与所有制、社会关系联系起来, 以此来揭示历史演进与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种视野更开阔更深厚, 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分工理论的独特视角和深刻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社会分工的历史作用, 并在大量著作中对分工进行了阐述和研究。但是长期以来, 对马克思恩格斯分工思想的研究多局限于经济学领域, 而忽视了作为社会历史观的一般现象的分工所具有的一般社会特征。分工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却成了缺失的内容。
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分工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的考察是系统地, 形成理论的, 这在人类分工思想史上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也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价值。
现实社会中, 分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为人类社会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丰富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内容;分工也破坏了自然平衡、社会平衡, 继而引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激化了个人与集体利益的矛盾, 异化了各种社会因素。为正确地使用好这把“双刃剑”, 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汲取有益经验, 需要正确认识和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
(一) 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科学发展, 实质是消除城乡差别下的旧式分工
马克思早已指出,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一种分工, 这种分工是旧式分工的一种, 旧式分工的消除有其消除的历史条件。我们现在要逐步消除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旧式分工, 消除城乡差别, 正是符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的内容。
现阶段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 逐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 根本上要靠经济的不断发展。因为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结果,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分工的发展就意味着职业类型的增多, 这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要求不谋而合。
逐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 实质上就是进行城镇化建设, 使农民逐步变成市民。从分工的角度看, 就是使体力劳动者逐步转变为脑力劳动者, 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二) 科技兴国的国策实质是逐步消除体脑分工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肯定体脑分工的积极作用, 但是也提出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消除体脑的分工。消灭分工就是消灭使个人“异化”的生产技术性分工和使广大劳动人民“异化”的体脑分工。而消灭这两种分工, 就要靠大力发展生产力, 一方面社会总产品极大丰富, 个体劳动者不再为吃、喝、住、穿而发愁, 从而不必终生局限于某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直接劳动生产;另一方面, 生产技术性分工越发细化, 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大为缩短, 从而为充分发展劳动者的自由个性, 消灭脑体分工创造了条件。
而我国科技兴国的国策提倡尊重技术, 尊重人才, 提高劳动者素质, 正是遵循了马克思的分工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尊重技术, 尊重人才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生产力, 从而尽快达到消除体脑分工的历史条件。提高劳动者素质,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实质上是不断提高脑力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 也是为尽快达到消除体脑分工创造历史条件。
(三) 要学会利用分工, 消除旧式分工
1、从实际出发, 创造由自发分工转变为自觉分工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旧式分工有其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 旧式分工的消除需要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才能成为现实。我们就要学会利用旧式分工的积极的一面, 努力使这样的历史条件尽快实现, 达到消除它的目的。合理的分工, 即高于经验层次的、自发的分工, 已经上升到科学层次的、自觉的分工, 是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从实际出发, 科学利用合理的分工, 有利于创造由自发分工转变为自觉分工的条件。
2、经济发展要注重发挥区域分工优势
不论是新农村建设, 还是县域经济建设, 还是国家的经济建设, 发展经济都要注重发挥区域分工的优势。对任何区域而言, 无论区际资源配置, 还是区内资源配置, 都是受区域分工规律支配的, 区域分工决定了各个产业部门产品的收入弹性和生产率增长率以及产业锁链作用的差异, 决定了各个区域部门比例和国民经济区域结构的动态变化。而区域分工又是由区域的资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决定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学会运用马克思的分工思想, 做好内部的分工规划, 发展所谓的特色经济。
(四) 处理好参与国际分工和实现自身发展的辩证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 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 国际分工发达的国家在国际贸易地区分布中居于主导地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深刻的影响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对外贸易方向、商品结构。马克思的分工思想也提出:即使经济技术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国家, 在国际交换中, 虽然它们所付出的实物形态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 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从而节约了社会劳动, 获取经济利益。所以有很多人认为, 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 马克思的分工思想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国际分工是旧式分工的一部分,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 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 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所以对待国际分工、参与国际分工, 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要认清楚自己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特点是大量出口廉价商品。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其合理性, 今天, 其弊端日益显现。而且, 由于资源和环境的破坏, 也使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因此, 不能产生要盲目的一味“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要根据自身实际, 合理的参与国际分工, 以参与国际分工为手段, 以实现自身发展为目的, 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
摘要：分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 也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的、系统的社会分工理论。但是,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分工理论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缺失的一部分, 其重要性一直未被合理的挖掘、开发、重新复位和重新认识。本文简要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分工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同时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分工理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也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分工,历史唯物主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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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分工 篇9
1 横向合作维度下政社合作的职责分工
1.1 政府的选择性支持与选择性控制
“选择性支持”的实质, 与其说是在类型上对社会组织开展的一种有选择性的支持, 还不如说是在功能上对社会组织的一种选择性的支持, 也就是在漠视甚至压制社会组织公共利益表达功能的同时, 单维度地支持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提供功能。作为对这样一种“选择性支持”的制度环境的回应, 社会组织在生存策略的选择上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压缩公共利益表达功能, 而专注于政府所支持和引导的公共服务领域。之所以要压缩公共利益表达功能, 是因为这样做特别适合于“选择性支持”的制度环境, 是化解体制性压力、获取体制性支持的生存策略。如果社会组织能够避开有争议或者敏感的政治议题, 而专注于提供那些政府没有意愿或者没有能力提供的公共物品, 地方政府倾向于容忍它们的存在。
1.2 社会组织的公共利益取向和自身能力提升
各类社会组织亦应有对自身的理性认知, 明确向社会宣示自己无意、也不可能取代政府的地位, 不涉入政治活动, 更不应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社会组织应该在公共服务中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位置, 不要逾越自己正常合理的工作范围, 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对政府起到互补、监督的作用, 更多承担一些准公共产品和地方公共产品的提供任务, 与政府构成一种错位互补、相互促进的关系。
2 横向合作维度下政社合作的角色定位
社会组织是政府的伙伴和助手, 能够帮助和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和薄弱之处, 因此, 政府与社会组织应该建立平等、紧密的合作关系。
2.1 政府角色定位———推动者和合作者
首先, 确保目标保持一致。不同的组织必须形成能够整合行动的有效网络。所有这些都要求采用新方式和新技能。为此, 政府不仅要对公共机构的内部动力充分了解, 还要对第三方机构的激励结构加以认识, 学会如何管理好复杂的网络, 在相互依赖的体制中如何与社会组织学会合作, 如何构建奖励机制以克服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 以及如何为难以估计的后果建立一种责任分担感。
其次, 确保监督有效到位。依靠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 会导致公共机构的控制力减弱, 如何加强对这些组织的监督, 也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又一难题。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执行机构实际上掌握着更多的信息, 他们在如何提供以及怎样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问题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
最后, 确保“增量”真正发生。未来的政府是积极、主动、非官僚化的, 它运用市场的力量, 鼓励社会组织扮演过去政府承担的部分角色, 使社会组织共同分担营运的风险, 协助政府处理公共事务, 促进政府机关提高行政效率。
2.2 社会组织角色定位———助手和伙伴
首先, 社会组织应成为政府的有力助手和新型合作伙伴。社会组织被称为是政府管理在社会领域中的“毛细血管”, 因此, 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应该建立互补的合作关系。社会组织能够在政府无法充分发挥作用或不应发挥作用的领域弥补社会管理的不足和空白, 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 又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政府的调控机制与社会的协同机制之间是可以联动的, 政府的行政功能与社会的自治功能是可以互补的, 政府的公共管理力量与社会的自我调节力量是可以互动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完全可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合力。
其次, 社会组织应成为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重要力量。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供给渠道的多元化, 应该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取向。政府是公共服务的责任主体, 但并非唯一的提供者, 社会力量也可以积极参与进来。因此, 应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以合作、承包等多种形式参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提供的优惠政策, 形成多方参与、共同发展的良性格局。积极培育社会组织, 重点发展和规范各类行业协会、公益慈善组织和基层服务组织等,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
3 横向合作参与者对社会组织的价值期待
第一, 公平性。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 是有效保护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各种权利的关键, 也是政府依法行政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关键。公平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原则, 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社会权利关系的道义追求。它是围绕尊重和实现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而形成的一个多维的社会范畴, 主要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
第二, 效率。高效率和高绩效意味着能够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管理的目标, 意味着要重视金钱的价值、重视时间的价值、重视结果的价值、重视服务的价值。评价社会组织效率高低, 往往通过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等多个因素来衡量。
第三, 信任。信任既是公民基于信念的道德选择, 也是基于理性的认知判断, 并在公民与社会组织的交往过程中具体形塑。公民的信任从根本上源于公民对于政府代表、彰显和维护公共价值的信念与期待。公民对于公共价值的认同是一种道德信任, 它基于“善的和必要的”价值判断, 并通过公民与政府的情感联结构建了稳固的信任基础, 这种产生于认同政府的公共目的与公共价值的信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摘要：政府是社会场中永远的行动者, 其与社会将不断相互渗透, 两者的边界也会趋于模糊而难以区分。在实践场域中, 社会工作一方面在嵌入原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服务体制中, 同时, 政府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嵌入到社会工作的载体即社会组织中。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一种相互嵌入、双向嵌入的关系。
社会化分工 篇10
高兹认为, 在前工业社会中, 人们的劳动和生产等行为都是遵循着一种“够了就好”的基本原则, 人们能够用自己所生产出来的适量的东西满足自己的需要, 而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 当人们可自由地决定其各种需求和工作程度时, 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 工作到自认为满意时为止, 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 ‘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 ‘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 而是一个文化范畴。”[1]但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让情况变得大不相同, 人们的生产行为从满足自己的消费转为迎合市场, 人们开始学会计算与核算, 经济理性就发端于此。
在高兹看来, 资本主义的生产追求利润、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增值的最大化, 而这种增值往往需要消费和需求也达到最大化, 想要达到这种最大化又需要增大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 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人的异化、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资本主义的管理者注重怎样使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 而不是重视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与自然的相互平衡、生产活动与人的生活的相互协调、力争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产品以及努力使劳动成为一种快乐的事情。”[2]高兹还提醒我们, 尽管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在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进行环保工作的不得已和有限度以及有利可图, 他们只是转换方式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扩大化, 使其资本变相增值, 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综上, 在高兹看来, 经济理性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 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其基础是计算和核算;其特征是计算;其原则是效率至上、越多越好;其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危害是造成人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化和物化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高兹要求限制经济理性的作用范围, 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高兹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二者的统一。所以, 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就提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选择就是建立先进的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 社会主义运动就限定其目标为限制经济合理性, 并且使经济合理性从属于更高合理性。”[3]这里的更高合理性在高兹看来就是生态合理性。
高兹认为, “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 来取得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 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1]其动机是保护生态环境, 追求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其主张劳动是人与自然得以实现和谐的桥梁;其反对非理性而没有限度地追求高消费和消费的越多得到的幸福感越大的传统观念;其要求人们注重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要重视精神生活, 在自主性、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生态理性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高兹认为要实现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就要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 就要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所说的生态重建是要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整体变革, “具体包括从产品的设计 (产品必须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复的) 到消费再到物质循环, 包括生产和能源改造的一切形式, 并要在化学工业、运输和农业方面进行生态重建。”[3]
高兹认为生态重建有两种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 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在高兹看来, 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一方面要满足其利润最大化的需要, 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合理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使生态效益最大化, 这两者是根本不相容的, 不可能在一种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中进行生态理性为主的生态重建, 故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重建, 这种方向的生态重建必然会走向失败。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是以生态必要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中人们的技术、社会关系、生产消费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与资本主义存在很大不同, 牵涉到了范式的转换, 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合理性真正从属于了追求非定量的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生态合理性。因此, 高兹主张人们应该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在阐述生态重建的同时也说明了其与环境主义和“非工业”乌托邦的区别。
高兹认为, 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环境主义。在他看来, 环境主义只是一种局限于体制内的环境保护的要求, “它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施加束缚和压制。但这些束缚和压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不起任何作用, 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使其经济理性的作用领域进一步扩张。”[4]环境主义与生态重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后者要改变前者的对经济理性适用范围的扩大, 它要实现环境主义所不能达到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造。
高兹还阐述了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也不同于绿党的“非工业”的乌托邦。在他看来, 这是一种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乌托邦, 它认为社会体制应该单一化、简单化, 它设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全盘抛弃工业技术、功能专业化、劳动再分化和商品交换的, 只需要少数人组成小团体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来维持自己生存的稳定秩序。而生态重建相对于“非工业”的乌托邦的反对工业文明则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一种范式转换, 而且生态重建不否定技术, 而是希望技术的改革和创新应该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重建服务。显然, “非工业”的乌托邦与生态重建存在本质的区别。
三、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造成人的异化
高兹看到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弊端———使劳动和人发生异化。在他看来,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 最大多数的手工劳动正在被消除, 劳动在不断被技术化和自动化的同时逐渐走向消亡。高兹认为,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 不仅劳动发生异化, 更值得重视的是劳动者也处于异化状态。他认为,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所有异化的根源所在”,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就是对人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传统社会工人工作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其一, 工人被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即所谓的科技工作者“在设定生产程序时, 其实就是变相帮助统治者维持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科技工作者对体力工人进行领导和控制……事实上科技工作者和体力工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已经形成”[5]。其二, 由于某些工作任务被机器所取代, 劳动生产原本作为劳动者的自主性行为, 却由于科技发展变成了一种受外界支配的行为。工人发现自己的劳动失去意义, 劳动热情退去, 劳动受到压抑。并且, “在一些发达工业中, 技术工人别无选择地被那些枯燥无味的工作所束缚, 他们只能遵从于那些机器的指令, 进行着没有自主性的劳作, 即使机器是在他们的监视或者指导之下进行运转的。脑力劳动者在失业、挫败以及工作技能的弱化中体会到他们自己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的更加严重的异化”[2]。其三, 劳动分工使得一个工厂往往只生产一个或几个部件, 原来的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变成由几个相距甚远的多个生产单位组成, 造成生产专业化和决策的集权化, 使工人进一步分化, 使工人自治自决成为泡影。
因此, 高兹重视马克思的把劳动分工视为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观点, 赞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把劳动者变成了畸形物”, 把工人“变为一个局部的工人”, 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 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的观点[6]。而且, 高兹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前提已经妥协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其一, 工人的劳动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言。正因为他们是对社会行动没有力量的阶级, 没有掌握权力的手段, 所以更加意识不到需要这样做。其二, 劳动再也不是工人自己的主观上的行为。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办公室等等场合地点, 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早已被设置的行动, 它要从属于机械的运作而进行, 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处发挥。”[7]可见, 资本主义的劳动是遵循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和经济理性而强行压迫给劳动者的, 人的劳动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 即科学技术的掌控和奴役。人的能动性丧失了, 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 劳动的真正意义被抹去, 人们在这种压制性的劳动分工中变得异化。
四、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一方面使得工人失去劳动自主性, 造成其本身及劳动发生异化;另一方面又摧毁了工人的阶级意识, 使其失去革命战斗力。技术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门化使得一些工人被驱赶出生产部门, 成为潜在的或现实的失业者, 他们的生活处于雇佣状态, 没有稳定的工作场所, 劳动变得随机和间断, 长此以往, 这些雇佣者的劳动延伸到社会各个阶层, 使其原有的阶级意识淡化, 但又没有被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同化, 他们长期没有主导性的阶级意识, 这样, 他们逐渐成为“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 (the post-industrial neo-proletariat)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 他们又衍变为“非工人的非阶级” (non-class of non-workers) 。同时, 高兹指出:“社会分工下产生的非阶级不应被理解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 而是应该指被用来排除经济理性和外部强制的实现个人自主活动的阶级。”[8]在高兹看来, “非工人的非阶级”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劳动分工的否定, 并认为它将成为工人进行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主体。
高兹认为, 工人应该采取自下而上的劳工战略来实现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劳动场所应该成为革命的发源地, 因为只有在生产的地方工人才是最直接地经受资产阶级专政、被其统治和分化, 只有在那里, 工人才会作为一个具有向心力的自决的集体而存在。不仅如此, 高兹强调要重视工会作用, 工会应该掌控劳动场所和生产过程, 维护工人的工资要求、劳动条件要求等等, 使工人可以对企业甚至社会做出决定, 使得企业的劳动生产、分工、收入等方面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发展。通过这样, 工人通过合法的斗争, 逐步地参与到了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 工人的自由自决也顺应得到实现, 自治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建成。
高兹希望未来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能够靠劳工战略来实现, 而且他指出这一愿望的实现还应该以如下工作为前提:公平地分配劳动岗位。面对劳动岗位紧缺的现状, 高兹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将减少掉的岗位交给一部分职业精英, 而让他们去雇佣被驱赶出去的工人, 职业精英以廉价即可获得较好的劳动力, 被驱赶的工人也可以获得被雇佣和重新获得劳动的机会;二是将现有的劳动时间缩短, 减少到每天两个小时, 这样, 尽管劳动岗位少了, 但也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从事劳动的机会。不仅如此, 高兹还对未来的生产方式做了这样的描述:“工人将自由地以下述方式安排自己:在某个时期, 任何人可以在同样的企业多多少少地劳动标准的二十四小时, 他们也可以自由地具有二至三个非全时工作, 例如, 春天从事建筑业, 而到夏末从事农业, 也就是说, 可以学习不同的技能和从事不同职业。”[9]
综上, 高兹设想“非工人的非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主张以劳动场所为争取社会主义劳工战略的开始, 强调公平分配劳动岗位和人们自由安排劳动时间的重要性, 最终达到克服人及劳动异化的目的, 建立工人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五、简评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的批判既有合理之处也有值得商讨的地方。
高兹的生态理性的论述体相对于一些单纯从生态危机表面进行分析的研究, 是从生态危机的深处寻求根源。并且他详细阐述了生态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以生态和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阐明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见地深刻, 具有说服力。他的生态理性的论述提醒人们跳出经济理性这个不公正的理性旋涡, 进入和正义、自由和人性相联系的生态理性, 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理性, 充分体现了启蒙理性的深刻含义。
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特点。他在面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问题时过度强调人的异化, 只看到了人们的劳动开始依赖于机器, 看到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其用来控制人们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内容的手段, 过多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分工及社会分层日益细致之间的矛盾, 夸大劳动分工带来的社会等级制关系, 而没有较好地处理好劳动分工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 没有正视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和生产效率提高等好处。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太多单纯以人为出发点, 偏重从人本主义和伦理价值的角度出发批判问题, 而没有把人放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因此, 他得出的种种结论也不免会有偏颇之处。
摘要：高兹认为, 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源于利润动机, 而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 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是其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 高兹又认为,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其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是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紧密相连的, 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造成一切异化, 尤其是人的异化, 故他也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进行批判。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两者进行改造的设想, 即建设以生态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进行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关键词：高兹,经济理性,生态理性,劳动分工,自由自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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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分工落实方案” 篇11
3月2 6日, 为了贯彻落实《规划》精神, 做好下一步的实施工作,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主持召开会议, 对《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实施工作做了研究和部署。包括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财政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等36个部门和行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规划》出台后, 行业很振奋, 企业很期待, 但关健在于落实。建议落实要有具体的时间表, 国家发改委要加强督促检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崔忠付参加了此次会议, 并代表行业协会进行了发言。
多位参与此次分工会议的人员均向本刊记者透露, 这份涉及33个部委、3个行业协会参与的分工方案在会议上已被原则通过, 文件即将下发, 但分工情况还要报国务院办公厅备案。
“《规划》的事情一直在向前推进, 而分工落实方案的确定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步, 这说明《规划》的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都有了具体落实的归口, 下一步就要看这些部门的推进进度了。”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汪鸣告诉本刊记者。
伴随着春风拂面, 走过春寒料峭的北京已是一片春意盎然。而对于正处于寒冬的物流业来说, 《规划》分工落实方案的最终确定, 也使其走出严冬、迈向繁荣的脚步越发快了起来。
“大”部牵头
本刊记者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 分工方案就《规划》的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进行了详细分工, 共计52项。其中, 前32项是对《规划》中所提出的“十大主要任务”进行的分工, 后20项则是针对《规划》中所提出的“九大保障措施”进行的分工。
按照业务归口管理的分工原则, 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商务部等与物流关联度较大的部门均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此次分工方案中的“大户”。其中, 国家发改委更是成为了重中之重。
值得一提的是, 分工方案的最后一项还特别提出, “建立由发改委牵头、各有关部门参加的落实《规划》工作小组, 而该工作小组由相关部门的一名司 (局) 级干部为成员, 一名处级干部作为联络员, 负责沟通情况, 协调《规划》落实过程中的相关事宜。”
记者注意到, 由于国家发改委各有关业务司局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本次分工会议, 因此在分工方案中也有对发改委各司局的分工描述, 共涉及包括经贸司、产业司、经济运行局、基础司、环资司、价格司在内的11个司 (局) 。 (详见《表一》)
在国家发改委之外, 工业和信息化部得到的分配任务达到18项, 交通运输部达到16项, 而铁道部、商务部、则分别领到10项、13项任务。 (详见《表二》)
具体而言,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参与到“扩大物流市场需求”、“推进物流服务的社会化”、“加快物流企业兼并重组”、“推动重点领域物流发展”、“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衔接与协调”、“提高物流信息化水平”、“完善物流标准化体系”、“加强物流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等八项“主要任务”, 以及“改革物流管理体制”、“完善物流政策法规体系”等两项“保障措施”。
而交通运输部则涉及到了除“加快物流企业兼并重组”、“优化物流业发展的区域格局”之外的八项“主要任务”, 以及“改革物流管理体制”和“完善物流政策法规体系”等两项“保障措施”。
铁道部将参与除“加快物流企业兼并重组”、“优化物流业发展的区域格局”和“加强物流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之外的七项“主要任务”, 以及“改革物流管理体制”和“完善物流政策法规体系”两项“保障措施”。而商务部的分工则涵盖了除“加快国际物流和保税物流发展”、“优化物流业发展的区域格局”、“提高物流信息化水平”和“加强物流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之外的两项“主要任务”, 以及“改革物流管理体制”、“完善物流政策法规体系”、“制订负责专行规划”、“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等四项“保障措施”。
“小”部快跑
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和商务部五部委一肩挑起的同时, 包括教育部、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国土资源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卫生部和人民银行在内的其他九个国务院组成部门也承担着各自在落实《规划》当中的任务, 只不过相比前述五家部委而言, 他们的任务较为分散, 数量有限, 仅为《规划》中“主要任务”或“保障措施”中其中的一项或几项。
教育部负责加快物流人才培养, 发展多层次教育体系和在职人员培训体系;科技部负责大力推广集装技术和单元化装载技术, 发展大吨位厢式货车和甩挂运输组织方式, 推广网络化运输;完善并推广物品编码体系, 发展可视化技术、货物跟踪技术和货物快速分拣技术, 加大对RFID和移动物流信息服务技术、标准的研发和应用的投入;加强物流技术装备的研发与生产, 鼓励企业采用专用物流技术装备。
公安部将负责发展多式联运、集装箱、特种货物、箱式货车运输以及重点物资的散装运输等现代运输方式;推动汽车和零配件物流发展, 建立科学合理的汽车综合物流服务体系;积极开发和利用运输领域新技术, 加强物流信息系统安全体系研究;规范运输、货代等行业的管理, 促进物流服务的规范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打破行业垄断, 消除地区封锁, 依法制止和查处滥用行政权力阻碍或限制跨地区、跨行业物流服务的行为, 并参与到抓紧解决影响当前物流业发展的土地、税收、收费、融资和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部将负责落实加大国家对物流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支持力度, 培育一批服务水平高、国际竞争力强的大型现代物流企业, 以及加快实施物流业九大重点工程, 对涉及全国性、区域性重大物流基础设施项目, 适当安排中央和地方预算内建设投资给予支持。
另外,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卫生部、人民银行等部门都在落实分工方案中承担一至两项不等的任务。
机构紧随
与此同时, 包括国资委、海关总署、银监会以及国家粮食局在内的16个由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 以及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组成的机构, 也在分工落实方案中有所体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作为行业组织, 在分工方案中也被多次提到。过去几年来, 在推动“物流统计”、“物流标准”、“物流教育”等行业基础性工作上,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都积累了非常深厚的行业基础。
其中, 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发改委、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负责完善物流业统计调查和信息管理制度, 加强物流统计基础工作, 贯彻实施社会物流统计核算和报表制度。
国家标准委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这样一来, 在制订物流标准专项规划这一工作上,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同样, 教育部本科学校物流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物流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秘书处均设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多年来, 在加快物流人才培养、发展多层次教育体系和在职人员培训体系、强化职业技能教育、开展物流领域的职业资质培训与认证工作中,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亦贡献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