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临床型

亚临床型（精选10篇）

亚临床型 篇1

本文通过近年来我院误诊的15例“亚临床型”心衰的临床分析, 对“亚临床型”心衰的诊断提出了一些粗浅的看法。所谓“亚临床型”心衰系指尚未出现典型的左心衰 (发绀、端坐呼吸、咳大量粉红色泡沫痰) 、右心衰竭 (颈静脉怒张、肝肿大、下肢水肿) 时的症状与体症[3]。

1临床资料

本组15例, 男性10例, 女性5例, 年龄60～85岁, 平均68岁。有心脏病史者9例, 其中冠心病5例, 肺心病3例, 风心病1例;无心脏病史者6例, 后确诊为风心病4例, 冠心病2例。诱因:劳累及情绪变化7例, 受凉4例, 心率失常3例, 输液过快1例。

2误诊疾病

误诊为急慢性支气管炎6例, 支气管哮喘2例, 肺炎2例, 脑动脉硬化2例, 胃炎3例。

3本组患者的主要临床特点

15例中, 一般体力活动出现心慌、气短8例;夜间平卧后出现干咳、需抬高枕头的5例;晚上睡眠2～3 h后突然憋醒、坐起者4例;白日尿少, 夜尿增多6例;神志恍惚, 嗜睡或烦燥不安者2例;两肺底突然出现小湿罗音7例;心率增快5次/min以上者8例;S3奔马律3例;肝颈静脉回流征阳性2例, 剑突下肝早期胀大3例;V1导联P波终未向量 (Ptfv1) 阳性 (<-0.03 mm·s) 4例, 胸片示双肺中上野肺纹理增粗、心影扩大4例;输液不耐受现象 (输液诱发的胸闷、憋气, 需坐起) 2例。

4讨论

“亚临床型”心衰因其症状体征不典型, 极易误诊, 从本组资料看, 误诊多发生在老年人, 这与老年人记忆力减退, 病史叙述不清有关, 同时由于老年人脑动脉硬化, 发生心衰时大脑对缺氧的耐受性低, 容易出现烦燥不安、反应迟钝、嗜睡等精神症状, 甚至昏迷[1,2,3]。另外早期左心衰竭与呼吸道感染症状相似, 不易鉴别, 所以误诊为急、慢性支气管炎、肺部感染者最为常见。总之误诊原因是多方面的[4],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老年人病史不清楚;②临床症状和体征不典型;③与呼吸道症状相似, 不易鉴别;④对“亚临床型”心衰的临床特点认识不足;⑤忽视了心电图与X线摄片在诊断上的作用。

通过分析, 笔者认为在心脏病基础上出现以下任何条件之一, 无心外原因解释者, 可考虑为“亚临床型”心衰, 如按心衰治疗有效, 基本可以确诊, 必要时可应用氯丙嗪试验[1]。①一般体力活动出现心慌、气短;②夜间睡眠中出现干咳、气短或憋醒, 需高枕;③白日尿少, 夜尿增多, 且体重增加;④精神神经症状:神志恍惚、反应迟钝、嗜睡、烦燥不安等;⑤心率增加20次/min以上, 呼吸增快5次/min以上;⑥两肺肺底突然出现小湿罗音;⑦S3奔马律;⑧肝脏早期瘀血性胀大, 或肝颈静脉回流征 (+) ;⑨输液不耐受现象 (输液诱发胸闷、憋气, 需抬高枕头或坐起, 或伴上腹胀痛及轻度浮肿) ;⑩心电图V1导联P波终未向量 (Ptfv1) 阳性 (P<-0.03 mm·s) ; (11) 胸片显示两肺中上肺纹理增粗, 心影增大, 或看到Kerley’sB线。

防止误诊的对策:对老年体弱患者一旦出现下列情况应高度怀疑心衰的可能:①体力明显下降, 轻微活动即出现心慌、气短、胸闷、出汗、心率快、双肺呼吸音低或闻及干、湿性啰音;②平卧或夜间出现咳嗽、喘息, 昼轻夜重, 多次在夜间憋醒坐起;③食欲缺乏、恶心、腹胀, 餐后呼吸困难;④不明原因的尿少、水肿;⑤突发头昏、烦躁等精神症状而神经系统检查无阳性体征;⑥心电图V1导联P波终末电势 (PtfV1) 增大, X线胸片示肺门阴影增大或出现Kerley B线。不明原因的心率、呼吸频率增快, 心率≥110 次/min, 血压增高, 第一心音减弱或闻及舒张期奔马律。凡出现上述症状之一者, 应及时做心电图、血生化、胸部X线、超声心动图等检查, 有条件者可做急诊床旁BNP检测, 以获得早期诊断, 及时治疗。

本文从基层医院临床角度对“亚临床型”心衰的诊断作了初步探讨, 笔者认为, 如何通过大组标本观察确定“亚临床型”心衰的计量诊断标准, 对提高诊断率很有意义。

参考文献

[1]童浩泉.老年人早期左心衰竭21例误诊分析.临床误诊误治, 1997, 10 (3) :143.

[2]王岳松.晚期心衰的研究进展;医学综述, 1999, 3 (7) :51-52.

[3]姚依群, 罗继征, 崔吉君.心衰对智力的影响;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1999, 17 (5) :58-59.

[4]余国膺.费明汉研究发现超重/肥胖与心衰危险之间关系密切.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03, 21 (5) :46.

亚临床型 篇2

【关键词】 内分泌；亚临床；诊断治疗

前言

“亚临床疾病或状态”是指患者无明显症状和体征，但已出现某些实验室检查结果的异常。有些亚临床疾病或状态，如亚临床垂体疾病、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糖尿病前期、高血压前期、亚临床卵巢功能衰竭等，已被证实为临床疾病的预测因子或器官损伤的危险因素。

1 内分泌临床中“亚临床疾病”的由来

基于检验医学的进步而出现的“亚临床”疾病的名称，始于上世纪70 年代。自上世纪50 年代，由于大型自动化分析仪的出现、实验仪器和试剂的商品化、计算机的应用以及在实验室内采用工业化生产的质量控制模式，使检测方法和检测项目迅速增加，试验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不断的改进，为临床提供越来越多的工具。这在内分泌学领域尤为突出。激素及其相关物质的实验室检查已成为内分泌疾病诊断的关键性指标，同时也使内分泌临床对实验室的依赖性增加。

以还原论和实验求证的模式，在西方医学主流中具有相当稳固的地位，对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坚信不移。因而对试验结果“异常”而没有临床症状的情况常冠以“亚临床”或“疾病前期”的命名。

2 如何看待和处理内分泌临床中“亚临床疾病”

2.1 内分泌临床中“亚临床疾病”是否真是一种疾病 “亚临床”状态能否定义为一种“疾病”目前尚有争议。例如，在美国已将亚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亢列入疾病分类之中，而Monaco则认为这两种状态都不是独立的疾病，其中一部分是轻度甲状腺功能障碍，而另一部分则为正常的甲状腺。“无症状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也有类似的问题。所谓的糖尿病前期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变得模糊。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与生命过程有关的内分泌状态虽然没有冠以“亚临床”的名称，但也有被纳入“疾病”范畴的趋势，并寻求医疗干预，如“原发性矮小症（idiopathic short stature）的GH 治疗、对老年人的激素治疗等。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这类临床状态的认知和价值趋向对是否需要治疗起重要的作用。

2.2 亚临床状态与其他疾病的关系 支持或鼓吹在“亚临床”阶段进行医学干预的理由之一是这一状态可能引起其他的危害。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基于特定的预设进行的，而不是多因素的评估过程，因而其结果有很大的局限性和选择偏倚。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例如，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亚临床甲减与心功能不良或神经精神疾病的关系；低TSH 与骨骼和心肌变化的关系和无症状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与骨折的关系也不明确；糖耐量异常人群中有相当部分可以维持原状甚至自然好转。更没有证据说明“原发性矮小症”与其他疾病有关。还要说明的是，“相关”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这对我们如何理解這一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2.3 “亚临床”期治疗与临床期治疗有无不同 这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坚信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原则，现在已发展到“预防性”治疗并使其合理化。但事实可能并不一定如此。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亚临床”状态的人群中有相当部分是不发展为临床疾病的，因而这部分人是不需要治疗的。Chu 等认为对亚临床甲减来说，需要治疗的只是少数。如果在“亚临床”期治疗与在临床期治疗对病人的最终临床结局并无不同，则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医学干预。但是解决这一问题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对个人做治疗与不治疗的对比，此时个人的认知和意愿起重要的作用。

2.4 用何种方法治疗 这一问题应该考虑造成“亚临床”状态的原因、治疗对病人结局的影响以及病人的意愿。例如，碘致的亚临床甲减或甲亢，应该停止过多的碘摄入，而对糖耐量异常和代谢综合征用改变生活方式方法取得的成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亚临床内分泌疾病”的处理中，激素替代治疗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应该指出的是，对人群的预防决策与对病人个体的处理决策由于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例如对女性绝经期的激素替代治疗就应该根据病人要解决的问题区别对待。激素替代治疗还应该考虑激素可能的负面效应。例如，外源性甲状腺素可能对骨骼结构产生负面影响和可能出现的毒性反应，如忧虑、心动过速、左心室肥厚等；维生素D 并不能改善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的症状但可能使病人出现焦虑、恐怖等精神症状；雌、孕激素对血凝和心血管疾病以及乳腺癌的影响等。不适当的激素替代治疗还可以走向反面，如过度的治疗使甲亢变成甲减、甲减变成甲亢；垂体腺瘤变成垂体功能低下等。

3 结语

亚临床状态本质上是一个实验室诊断，而由于试验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使这种实验室诊断也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要全面的认识和解决“亚临床内分泌疾病”的问题因而还必须解答诸多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基础与临床的密切合作。在未能完全的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对于这类“疾病”我们应该采取慎重和理性的态度。

参考文献

［1］滕卫平. 开展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临床研究［J］.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4，20（2）93 - 95.

［2］Moons KGM，Biecheuvel CJ，Grobbee DE. Test research and diagnosticresearch［J］. Clin Chem，2004，50（3）：472 - 476.

［3］Scakett DL，Haynes RB. 诊断研究的构想［J］. 英国医学杂志（中文版），2003，6（3）：185 - 188.

亚急性型猪肺疫的临床诊治 篇3

1 发病及流行特点

(1) 该病多发生在春夏之交或夏秋之交的季节交替时期, 而且常在天气忽冷忽热或连阴雨天过后容易发生。 (2) 体重30kg以上的架子猪和50kg体重以上的育肥猪发生较多, 孕猪也有发生, 但断奶前仔猪发生较少。 (3) 发病猪常表现为突然减食或食欲废绝, 体温多在40.5~41.5℃之间。病初病猪出现气喘和间歇性咳嗽, 有的以腹式呼吸为主。尿量少呈淡黄色, 排稀糊状粪便。病程稍长者出现便秘或先便秘后稀便。可视黏膜潮红, 鼻镜干燥。病程在4~5d以上者在少毛区皮肤可见发红或大片红斑, 耳边发绀。 (4) 给病猪注射退热针后, 开始吃食或食量增多, 但次日又不吃食。一般经4~5d后猪群开始陆续出现死亡, 此时发病猪数常占猪群半数以上。

2 剖检变化

病变主要在肺部、气管和喉头。肺出现气肿和水肿, 有大叶性肺炎变化, 常见道暗红色的肝变区。喉头及气管、支气管有炎性充血、水肿变化, 喉头肿胀, 伴有出血点。肺门淋巴结肿胀、出血, 有的可见胸膜上有纤维素渗出, 病程长的病例可在心外膜及冠状脂肪处见到出血点。

3 防治措施

(1) 对发病猪群和受威胁猪群用猪肺疫单苗做紧急预防接种, 用量为50kg体重以下猪1头份, 50kg体重以上猪2头份。 (2) 对发病猪用抗生素 (如青霉素、链霉素、林肯霉素等) 或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 同时配合应用退热药物, 连用2~3d。 (3) 在应用上述药物的同时, 拌料给予各种维生素等有助于提高疗效。

4 讨论与小结

亚临床型 篇4

【关键词】补铁治疗；亚临床缺铁状态；效果

【中图分类号】R1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44-5511（2011）10-0106-01

铁是人体正常生理活动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之一，铁缺乏症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一种营养不良性疾病，全球约有20多亿患者[1]。按照WHO估计，铁缺乏的发生率大约为贫血的2.5倍，某一年龄段如有10名儿童患缺铁性贫血，就会另有10-30名儿童处于尚未出现贫血的铁减少阶段[2]。铁减少期和红细胞生成缺铁期称为隐性缺铁[3]，隐性缺铁即亚临床铁缺乏，多见6-24月小儿。进行小剂量间断补铁治疗，是预防缺铁性贫血的重要手段。2009年1月-2011年3月，我院采用硫酸亚铁冲剂治疗亚临床铁缺乏小儿，取得了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月-2011年3月在我院就诊发现血清铁蛋白（SF）、红细胞游离原卟啉（FEP）降低的6-24月小儿82例作为研究对象。正常值参考范围：血清铁蛋白（SF）含量为（50.83±33.09）μg/L，红细胞游离原卟啉（FEP）含量为（489.44±219.61）μg/L。

1.2治疗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将82名调查对象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采用硫酸亚铁冲剂（含铁量10mg/g）进行补铁治疗，<12月者1 g/次/d，12～24 月者1g-2 g/次1 次/d，口服，服药时间8周；同时<12月的婴儿均予以添加加强铁的营养米粉；12～24 月婴儿均予以添加含铁丰富的食物如动物肝脏、猪血、肉类等。对照组仅予以添加含铁丰富的营养米粉及食物，不进行任何补铁治疗。

1.3统计方法

采用t检验及χ2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儿的年龄、性别构成、治疗前血清铁蛋白（SF）、红细胞游离原卟啉（FEP）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干预组与对照组基线情况比较

*两组性别构成完全相同，故未进行假设检验

2.2补铁治疗的效果

经过补铁治疗后，干预组治疗前后血清铁蛋白（SF）、红细胞游离原卟啉（FEP）的差值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2。干预组血清铁蛋白（SF）、红细胞游离原卟啉（FEP）达到正常范围的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3。

表2干预组及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清铁蛋白（SF）、红细胞游离原卟啉（FEP）的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前数据见表1

表3干预组及对照组患儿治疗后血清铁蛋白（SF）、红细胞游离原卟啉（FEP）达到正常范围的比例

3讨论

亞临床铁缺乏的阶段血红蛋白尚未发生明显变化，但人体在尚未出现贫血症状时，就会引起做功能力、身体素质和智能行为的改变呈现疲劳状态[4]。铁缺乏导致整体代谢发生异常，其重要性甚至超过缺铁性贫血本身。尤其是快速生长的婴幼儿，对铁缺乏的承受和应变能力非常脆弱。血清铁蛋白检测是诊断铁缺乏的重要指标，红细胞游离原卟啉也是反映铁缺乏较重要指标。干预组及对照组小儿均予以添加含铁丰富的营养米粉及食物，但造成铁缺乏的主要原因是与当地饮食习惯及对添加含铁丰富食物的依从性差有关，本地多食自制的营养米粉，含铁量不及加强铁的营养米粉。对于如动物肝脏、猪血、肉类、木耳及芝麻酱等食物很少食用或几乎不食用，而摄入频率较高的食物为米、面、蔬菜及水果等。这些均与对照组血清铁蛋白、红细胞游离原卟啉的差值低于干预组有一定的关系。

本次研究通过比较补铁治疗组及对照组干预前后血清铁蛋白、红细胞游离原卟啉的变化，探讨补铁治疗在改善婴幼儿亚临床铁缺乏阶段的效果中的作用。通过补铁治疗，干预组治疗前后血清铁蛋白、红细胞游离原卟啉的差值高于对照组，并且干预组血清铁蛋白、红细胞游离原卟啉的干预后达到正常范围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补铁治疗对改善亚临床铁缺乏的状态，提高血清铁蛋白、红细胞游离原卟啉的有明显的效果。

4 结论

综上所述，婴幼儿缺铁的发生有多种原因，本研究通过硫酸亚铁进行铁干预，对亚临床铁缺乏状态采用间断补充铁剂，取等了满意的补铁效果，表明及时发现与纠正亚临床铁缺乏是降低缺铁性贫血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陈开玉. 营养性铁缺乏症的调查分析[J].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2010,11(6): 619-620.

[2]WHO/UNICEF/UNU. Iron deficiency anemia: assessm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a guide for program managers. Geneva, 2001:1-132.

[3]向伟，主编.儿童保健知识问答.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8：310-311.

亚临床型 篇5

关键词：奶牛,子宫内膜炎,临床型,亚临床型,不孕症,机制

子宫疾病是奶牛产后常见的产科疾病,根据产后子宫内细菌感染的严重程度和临床表现,可将子宫疾病分为产后子宫炎、子宫积脓、临床型子宫内膜炎和亚临床型子宫内膜炎[1]。其中临床型子宫内膜炎和亚临床型子宫内膜炎最为常见。奶牛临床型子宫内膜炎表现为产后21天时或更长时间后在阴道内出现脓性分泌物,或产后26天阴道内出现黏脓性子宫分泌物; 子宫颈直径 > 7. 5 cm,无全身症状出现。奶牛亚临床型子宫内膜炎表现为产后细菌感染引发炎症, 导致生殖性能显着降低,患牛阴道无子宫脓性分泌物的出现[2]。子宫疾病不仅会引起患牛疼痛、产奶量减少,更严重的是引发奶牛不孕,直接减少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利用。因此,了解临床型和亚临床型子宫内膜炎引发奶牛不孕的相关机制,对临床上有效控制奶牛不孕症的发生、减少由其带来的经济损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子宫内膜炎的发病机制

奶牛产后子宫通常会被一系列细菌污染,但并不总是发展为临床疾病。疾病的发生取决于病原体对子宫黏膜的黏附、定殖或向上皮细胞的渗透或细菌毒素的释放。子宫内膜炎的发展也取决于奶牛的免疫应答、病原体种类和数量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可被胎盘滞留、难产、产双胞胎 和死胎等 风险因素 打破[3]。

1.1细菌感染

大肠杆菌和化脓隐秘杆菌是从牛感染的子宫中分离得到的最常见细菌,同时也分离出了一系列的厌氧菌,如普雷沃菌属、坏死梭状菌、核梭杆菌[4]。子宫内膜大肠杆菌的感染先于A化脓性链球菌和牛疱疹病毒4型( Bo HV - 4) ,并与临床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5]。分娩后第1周,大肠杆菌进入生殖道,会对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轴产生不良作用,引起子宫疾病[3],对生育产生影响。然而,最严重的子宫内膜病变是由A化脓性链球菌所引起的[3]。子宫内膜中分离的A化脓性链球菌菌株表达致病基因plo,该基因编码胆固醇依赖的细胞毒素pyolysin。pyolysin在细胞膜上胆固醇富集的区域聚集形成孔隙,导致细胞渗透死亡。pyolysin在体外容易杀死子宫内膜腺上皮和基质细胞[6]。此外,A化脓性链球菌、坏死梭状菌和普雷沃菌属的细菌协同作用,加重了子宫疾病的严重程度[6]。细菌所引起的子宫感染可能受三个因素影响: 1) 分娩时机体防御功能受到抑制; 2) 分娩过程中组织损伤有助于微生物的黏附和侵袭; 3) 恶露与胎盘滞留为细菌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4]。

1.2病毒感染

Bo HV - 4是牛分娩后引发子宫内膜炎的惟一病毒[3]。和其他疱疹病毒一样,Bo HV - 4可以建立潜伏感染,特别是在巨噬细胞内,病毒感染往往并发细菌感染,从而引发子宫疾病[3]。此外,该病毒与子宫内膜细胞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能快速复制和杀伤上皮细胞或间充质干细胞[5]。在牛子宫内膜间质细胞上,病毒的复制被前列腺素和脂多糖( LPS) 迅速激活[5]。Bo HV - 4在子宫内膜炎上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值得进一步研究。

1.3宿主的生殖道免疫防御

子宫内膜对微生物的初始防御依赖于先天免疫系统,包括Toll样受体( TLR) 、抗菌肽( AMPS) 与急性期蛋白( APP) 。一旦免疫系统被激活,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直接触发炎症反应,这与大量涌入的中性粒细胞相关。然而许多奶牛分娩后,中性粒细胞的功能会降低,这可能会诱发子宫疾病。TLR识别特定的微生物成分的分子模式,通常称为病原相关分子模式 ( PAMPs) ,其10个家族成员在多种哺乳动物的免疫细胞中广泛存在。子宫内膜表达TLRs 1 ~ 10,纯化的上皮细胞中可表达TLR 1 ~ 7和TLR 9受体,基质细胞可表达TLR 1 ~ 4,TLR 6,7,9和TLR 10。TLR1、 TLR2、TLR6识别细菌脂质,如脂磷壁酸,而TLR3, TLR7,TLR8及TLR9识别核酸。TLR4识别来自革兰阴性菌的LPS,TLR5结合鞭毛蛋白[7]。防御素是AMPS的主要家族成员,它们对黏膜免疫尤为重要。 整个子宫内膜可表达舌抗菌肽( LAP) 、气管抗菌肽 ( TAP) 、牛中性粒细胞 β - 防御素( BNBD4、BNBD5) 和牛 β - 防御素( BBD19、BBD123和BBD124) 以及钙结合蛋白( S100A8、S100A9和S100A12)[8,9,10]。黏蛋白 - 1( MUC - 1) 是一种上皮细胞糖基化的跨膜蛋白,具有防御子宫内膜微生物的作用。研究表明: 当上皮细胞经LPS刺激后,上述抗菌肽的表达量均上调[12]。APP在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下由肝脏产生,牛产后最初几周外周血液中其浓度增加,然而在体外培养的牛子宫内膜细胞中没有检测到APP[3]。

2子宫内膜炎对生育潜在的影响机制

先天免疫反应似乎是解释子宫疾病影响生育机制的关键。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及卵泡细胞在生殖道先天免疫防御抗微生物感染中发挥主要作用。

2.1子宫内膜

微生物感染子宫内膜后引发持续的炎症反应,引起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的分泌、嗜中性粒细胞的涌入及上皮细胞完整性的破坏[1]。这些变化扰乱了子宫内膜的内分泌功能,并且与精子的输送和受精卵的附植互不相容。例如胚胎滋养层细胞在炎性环境下数目显著降低[11]。

探讨子宫内膜病变的机理需要对牛组织中的上皮细胞或间质细胞进行分离[3]。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表达的特异性受体复合物包 含TLR4、CD14和MD2,能结合LPS[3]。大肠杆菌或LPS刺激子宫内膜细胞触发炎症反应,以肿瘤坏死因子( TNF - α) 、一氧化氮合酶 ( NOS) 和前列腺 素内过氧 化物酶2 ( PTGS - 2) 的转录表达和前列腺素的分泌增加为特征。此外,抗菌肽TAP和LAP及MUC - 1也增量表达[8]。T. Swangchan - Uthai等[10]用100 ng /m L LPS触发混合生长的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和基质细胞时发现: LPS处理24 h,17个候选基因TLR4信号( TLR4, CD14) 、细胞因子( IL1B、TNF) 、趋化因子( IL - 8,CXCL5) 、抗微生物肽( LAP,S100A8,S100A9,S100A12 )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1,MMP13) 的表达上调。

大肠杆菌、A化脓性链球菌外毒素、Bo HV - 4、细菌DNA和脂质影 响前列腺 素分泌前 列腺素E2 ( PGE) 而不是前列腺素F2α( PGF)[6,8]。与健康动物相比,大肠杆菌感染动物子宫后,其外周血浆中含有高浓度的LPS和PGE,但不是PGF[12]。子宫内膜外植体、上皮细胞和间质细胞在LPS刺激下也主要分泌PGE,这种效应不受催产素的影响。前列腺素分泌从PGF到PGE的这种调控对生育很重要,因为前列腺素对子宫内膜功能的发挥起着多重作用,黄体溶解的启动是由催产素刺激子宫内膜上皮细胞产生PGF作用的结果。而PGE在免疫以及内分泌功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EP2和EP4受体控制炎症[3]。 总之,子宫内膜细胞似乎在雌性生殖道的天然免疫防御中起重要作用,这也是内分泌功能的调节。

2.2卵泡和黄体

奶牛分娩后发情排卵障碍和黄体期延长往往会引起奶牛不孕[3]。奶牛生殖道感染后优势卵泡( CL) 生长慢,外周血浆雌二醇或孕激素的浓度降低,因此不太可能排卵。在随后的研究中,优势卵泡的生长缓慢,排卵减少,特别是与子宫腔中大肠杆菌的存在有关[13]。这时动物即使排卵,卵泡的大小没有明显不同,但排卵后5 ~ 7 d外周血浆孕酮浓度较低。在健康奶牛的卵泡液中没有测量到LPS浓度,奶牛患临床子宫内膜炎时LPS高达0. 8 μg/m L,而亚临床子宫内膜炎奶牛产犊后40 ~60 d有中等浓度的LPS[14]。

排卵率降低可能与子宫感染后对下丘脑、垂体或卵巢功能的影响有关[3]。现已证实,大肠杆菌LPS处理牛羊后会使GnRH和LH的分泌减少。然而子宫内注射LPS并不总是破坏LH的分泌,子宫疾病不会影响LH的浓度。卵泡膜细胞将胆固醇转化为雄烯二酮,然后穿过卵泡基底膜,通过颗粒细胞转化为雌二醇。用LPS处理卵泡膜细胞不影响雄烯二酮产生或细胞存活,但是从生长或优势卵泡收集的颗粒细胞分泌的雌二醇减少[14]。无血清初级卵泡膜和颗粒细胞培养物已被用于研究卵巢机制,卵巢机制所依据的临床研究认为: 子宫感染与雌二醇分泌减少相关[14]。

有研究报道,当体内孕酮浓度正常时,奶牛对子宫细菌感染具有较强的耐受性,当其浓度降低时,子宫则表现的较为敏感。牛子宫疾病会延长黄体期,可能与子宫疾病影响黄体细胞功能有关。子宫内膜前列腺素从PGF到PGE的转换可破坏溶黄体的机制。 在反刍动物,PGF溶解黄体,而PGE是促黄体生成。 使用子宫内膜外植体,分别用催产素和LPS处理, PGE∶ PGF的浓度比例分别为0. 45和2. 75。此外,经LPS处理后再用催产素处理子宫内膜细胞,没有反向分泌PGE的倾向[12]。总之,LPS诱导的促黄体PGE优先积累,而不是溶黄体PGF,提供了一种机制来解释子宫内膜炎奶牛黄体期延长。

奶牛患子宫疾病时,外周血浆孕酮浓度较低[13]。 低浓度的孕激素可以降低胚胎存活率[3]。孕激素的分泌依赖于LH作用于黄体细胞和PGF反作用于黄体细胞[15]。然而,用LPS刺激牛黄体细胞会使孕酮分泌,但高浓度的LPS刺激会减少细胞存活率[16]。 目前尚不清楚孕酮分泌是由LPS直接作用于黄体细胞还是细胞因子间接介导引起的。事实上,更可能是黄体细胞对一系列细胞因子高度敏感进而引起孕酮分泌。黄体也似乎与适应性免疫系统关系密切。牛的黄体实质细胞也表达与抗原递呈途径有关的物质, 这种物质能促进黄体实质细胞与T细胞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在黄体期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迁移到牛的黄体很好的证据,这些细胞在维持黄体功能和黄体溶解中发挥作用。这些免疫相关细胞在LPS刺激后产生的细胞因子可能介导黄体细胞分泌孕酮。此外,血管内皮细胞是黄体的主要细胞成分,也响应LPS的细胞位点,这些细胞也可能参与了LPS对黄体的作用[3]。

除了子宫疾病对卵巢功能的影响,激素也对免疫有影响。黄体期孕酮浓度抑制免疫反应,使子宫更容易受到细菌感染。研究表明: 孕激素抑制LPS对体外培养子宫内膜细胞的免疫反应。当黄体功能发生后,子宫注入细菌,奶牛也更容易发生感染。当体内雌激素水平升高时,子宫的免疫机能上调,很难建立试验性子宫感染[17]。然而,这些观察结果所依据的机制尚不清楚。外周血或牛子宫中性粒细胞的功能并没有因为得到外源性雌二醇而上调,也没有被孕激素所抑制。

3结论

亚临床型 篇6

1 资料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截取我院2009年1月至2012年1月共50例SCH合并DM患者 (合并组) 及同期住院的DM无SCH患者50例 (DM组) 。合并组:男19例, 女31例;年龄39~78岁, 平均年龄 (52.5±2.5) 岁;病程3个月~5年, 平均病程 (2.1±0.6) 年。DM组:男18例, 女32例;年龄37~79岁, 平均年龄 (51.6±1.9) 岁;病程5个月~6年, 平均病程 (2.5±1.1) 年。两组患者间一般资料差异性对本组研究无干扰性意义。

1.2 研究方法

两组所有研究对象在住院或门诊就诊过程中, 积极明确病因, 行相关疾病检测, 并排除相关鉴别诊断。2型DM及SCH均符合WHO1999年糖尿病及甲状腺亚临床功能减退的诊断标准。

1.3 评价指标

对2组患者中的临床表现、收缩压、舒张压、脉压、TT4、TT3、TSH、TC、LDL-C、FPG、餐后2小时血糖情况行比较分析。

1.4 统计方法

将本组研究中所关联数据录入SPSS13.0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行t检验, 如结果提示P<0.05, 差异存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间血压情况比较:

两组对比提示收缩压及脉压联合组均高于DM组存统计学意义, P<0.05舒张压差异无意义。详见表1。

2.2 两组患者间实验室检查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比较提示TSH、TC、LDL-C联合组较DM组均升高, 差异存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检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2。

3 结果

3.1 临床对SCH的定义为TSH持续性增高同时FT4 (游离甲状腺素) 正常, 在临床表现方面具不典型的特点。据流行病学相关调查报告[2]:亚甲减发病率为3%~10%, 澳大利亚相关调查为女性的2型DM患者中, 亚甲减发病率为9%, 约旦在2型DM患者中行甲状腺自身性免疫疾病相关研究中, 亚甲减发病率为5%。在最近对2型DM患者筛查报道中出现甲状腺异常中以SCH较为多见, 平均发病率5%~9%, 在TSH异常总人数的50%, 女性较男性多见, 应用胰岛素控制血糖者较口服治疗者多见, 常提示于TPo Ab具正性相关联系。本组研究与报道基本相符。

3.2 TH (甲状腺激素) 常在物质代谢的多个不同节段发挥作用, 其功效为脂蛋白脂肪酶的受体产生刺激性效应, 提高脂肪的代谢速率, 脂肪活化、降解、合成转变循环加速明显, 分解常处于大于合成状态, 伴随甲减状况时TH清除率随之降低, 血清中的低LDL (密度脂蛋白) 清除颗粒有效速率被有效延迟, 故在血清学检查中LDL水平提示升高, 血清中的TC检测亦处于高度表达水平。笔者综合近年来在SCH的血脂相关性研究中提示LDL-C、TC水平对比正常甲状腺功能者升高明显[3]。结合本组研究结果, 联合组TSH (8.3±4.3) mu/L, TC (5.0±1.1) mmol/L, LDL-C (3.0±0.8) mmol/L;DM组TSH (1.9±1.0) mu/L, TC (4.2±1.1) mmol/L, LDL-C (2.2±0.7) mmol/L。两组患者比较提示TSH、TC、LDL-C联合组较DM组均升高, 差异存统计学意义, P<0.05。本结果与既往研究文献记载一致, 故在2型DM合并SCH患者中TC及LDL水平升高较为明显。

3.3 在SCH患者中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常处受损改变, 直接结果为使内皮依赖血管舒张功能改变, 而这一生理功能的变化是使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 该现象被临床工作者广泛接受。在笔者临床工作中, 对未行有效、规范化干预的SCH患者作血管造影, 提示为明显改变为动脉粥样硬化, 进一步支持SCH加重了年龄相关性的心肌梗死及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

3.4 笔者结合本组研究对象的血压监测中得到提示, 联合组收缩压 (150.6±2.3) mm Hg, 脉压 (72.5±3.3) mm Hg;DM组收缩压 (135.3±10.3) mm Hg, 脉压 (57.1±14.7) mm Hg;两组患者间血压差异存统计学意义。SCH患者虽血管阻力升高, 导致舒张压出现增高, 但同时因存在心输出量的下降, 血压常维持平稳状态。在此同时, 伴随的以脉压、收缩压升高为主要表现的动脉僵硬改变明显提升, 冠状动脉灌注及左室功能逐步下降, 心血管事件出现风险随之显露。故对2型DM合并SCH患者应积极调控血压, 维持血压循环的稳定, 积极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率, 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度[4]。

3.5 在2型DM合并SCH患者发病率增高, 其临床表现差异性大, 且存在临床症状不明显的特点往往临床医师容易重视, 一旦甲状腺异常并发于DM患者体内, SCH可反作用于蛋白质、血糖、脂肪代谢, 导致促进DM及其并发症的出现或进一步恶化, 故在DM患者中应更为重视对甲状腺功能的筛查, 做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对2型DM患者在接诊时对TSH行常规检测, 且在每年DM患者门诊随访过程中复查一次。

3.6 综上所述, 在SCH合并2型DM患者中存在临床症状、体征不明显的特点, 临床接诊过程中漏诊情况较为常见, 如对SCH合并DM加大注意程度, 可使患者病情控制更为良好。

摘要：目的 探究在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SCH) 合并2型糖尿病 (DM) 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 截取我院2009年1月至2012年1月共50例SCH合并DM患者 (合并组) 及同期住院的DM无SCH患者50例 (DM组) , 比较两组患者间临床资料的差异性。结果 两组患者比较提示TSH、TC、LDL-C、收缩压、脉压联合组较DM组均升高, 差异存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SCH合并2型DM患者临床症不明显, 提高临床关注度, 争取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对病情控制极其有益。

关键词：2型糖尿病,临床,特点,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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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临床型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择血清抗HEV-Ig M阳性者54 人,平均年龄(41.25±11.10)岁,男女人数比为40∶14,进行随访观察。观察对象均为2011 年3 月—2013 年3 月在北京铁路局天津铁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预防性健康检查的从业人员。同时按照年龄、性别、工作单位等基本信息一一对应的原则,选取抗HEV-Ig M阴性者54 人作为对照,平均年龄(44.11±12.53)岁,男女人数比为42∶12。所有观察对象经调查均排除现症肝炎及相关疾病史。进行随访观察时部分病例有遗失,初检时抗HEV-Ig M阳性者有54 例,24 个月后追踪到的病例有36 例。

1.2 方法

1.2.1调查

调查方式为面谈,经过统一培训,按照统一的要求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姓名、性别、年龄、家庭地址等)、工作单位、肝炎病史、肝炎病史时间、是否接触过肝炎患者及肝炎流行区等。对54 名抗HEV-Ig M阳性者进行跟踪观察,观察时刻为初检时、初检后1、2、3、6、12、15、18 及24 个月后。

1.2.2实验室检查

对于每个研究对象在进行调查的同时采集5 ml外周静脉血,分离血清。检测血清标本中的抗HEV-Ig M和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对抗HEV-Ig M阳性者进行跟踪观察。对初检时、初检后1、2、3、6、12、15、18 及24 个月后的ALT、抗HEV-Ig M和Ig G及粪便HEV RNA水平进行检测。

粪便标本用Trizol法提取HEV RNA:将50~100mg粪便标本加入1.5 ml离心管中,加入1 ml Trizol裂解液,盖紧管盖,激烈振荡15 s,室温静置5 min,4 ℃12 000 g离心10 min;取1ml上清置于新的1.5 ml离心管中,加入200 μl氯仿,仪器振荡混匀15 s,静置3 min;4 ℃ 12 000 g离心10 min,吸取上层液体,转入新1.5 ml离心管。加入等体积异丙醇,颠倒混匀室温静置10 min,12 000 g离心10 min,弃去上清;加入1 ml75%乙醇,颠倒洗涤,7 500 g离心5 min,弃去上清,倒置于吸水纸上,弃尽液体,加入30 μl DEPC-H2O溶解RNA。以二乙基焦磷酰酶(DEPC-H2O)作为阴性对照品,使用荧光PCR试剂盒进行HEV RNA进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TFQ -PCR), 结合Taqman技术,对HEV的特异性RNA核酸片段进行荧光PCR检测。

1.3试剂及仪器

1.3.1试剂

抗HEV-Ig M和抗HEV-Ig G检测应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试验方法,试剂盒由北京万泰生物有限公司提供;ALT试剂盒(IFCC推荐修正法)由上海执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HEV核算测定试剂盒(荧光PCR法)由上海之江生物科技公司提供;所有试剂均有外部质控保证。

1.3.2仪器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使用SUNRISE酶标仪:由瑞士TECAN公司提供。生化指标检测使用日立HITACHI 702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由日立公司提供ABI 7000 多色荧光PCR仪。

1.4统计学分析

应用Microsoft Excel 2000 对分组状况及实验室检测结果等进行录入,经核对无误后用SPSS 18.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抗HEV-Ig M阳性组和阴性组ALT水平、ALT异常率及抗HEV-Ig G阳性率的比较

两组人群血清中ALT和抗HEV-Ig G异常率和阳性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2.2抗HEV-Ig M阳性者血清中ALT、抗HEV-Ig M和Ig G及粪便中HEV RNA动态检测结果

对54 例抗HEV -Ig M阳性者进行随访观察,对初检时、初检后1、2、3、6、12、15、18 及24 个月后几个时间点的血清中ALT、抗HEV-Ig M和Ig G及粪便HEV RNA进行了检测,计算其阳性率,结果见表2。经统计计算,ALT异常率在不同时间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93,P>0.05),抗HEV-Ig M阳性率、抗HEV-Ig G阳性率在初检后90 d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95;34.14;P<0.01),粪便HEV RNA阳性率在不同时间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21,P>0.05)。

3 讨论

3.1 HEV感染状况

抗HEV-Ig M代表HEV的新近感染。本研究显示,54 名血清中抗HEV-Ig M阳性者,ALT水平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血清中抗HEV-Ig M阳性组ALT轻微升高者有5 人,异常率为9.26%,与阴性对照组(16.67%)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果证明辖区内绝大多数HEV新近感染者没有产生明显的临床症状,符合亚临床感染的定义。亚临床感染,又称隐性感染,是指病原体侵入人体后,仅引起机体产生特异性的免疫应答,不出现或仅出现轻微组织损伤的情况,因而在临床上不显现明显症状、体征,甚至生化改变,仅在血清学检测出病原的特异性抗体时才被发觉。相关报道证实,从业人群中大量存在此类亚临床感染者,其肝功能指标与特异性血清学检查结果并不一致[5]。此外从本研究数据发现,抗HEV-Ig G和抗HEV-Ig M阳性率不并行,有超过半数的抗HEVIg M阳性者抗HEV-Ig G阴性。相关文献对急性戊肝研究发现,HEV感染后抗HEV-Ig G阳转时间比抗HEV-Ig M晚,这种时间差可以造成抗HEV-Ig G与抗HEV-Ig M的不一致[6]。本研究支持这种推断,同时结果证实亚临床感染者和急性发病者有着相同的血清学表现。本文数据显示,抗HEV-Ig M阴性组抗HEV-Ig G阳性率可达31.48%,与抗HEV-Ig M阳性组46.29%的阳性率无显著差异,证明辖区内健康人群中大量存在戊肝既往感染者,如果单纯以抗HEV-Ig G来诊断HEV感染状况缺乏特异性,必须结合抗HEV-Ig M进行分析。

注:HEV—戊型肝炎病毒;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注:HEV—戊型肝炎病毒;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3.2人群中HEV感染相关指标异常率的动态变化

有关HEV感染后机体相关指标的动态变化情况,目前主要从急性戊肝感染者及动物实验获得。资料显示,戊肝潜伏期约为2~9 周,一般在第4 周开始出现转氨酶升高的临床症状,在第6 周即可恢复正常。此时(潜伏期末和急性感染初期)传染性最强,粪便中HEV RNA含量最高。HEV引发抗体反应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统计显示,感染后2~4 周就可以检测出特异性抗体,包括抗HEV-Ig M和抗HEV-Ig G。急性戊肝抗HEV-Ig M出现要稍早于ALT,其峰值出现时间基本与ALT峰值一致。抗HEV-Ig G稍晚于抗HEV-Ig M出现阳转[6]。对急性戊肝患者随访观察发现,在发病后1~8 周时(感染后4~11周) 抗HEV-Ig M阳性率达到峰值,可达80%以上;抗HEV-Ig G最迟在发病后8 周内(感染后11 周)全部阳转[7]。粪便HEV RNA在血液中HEV RNA被清除后仍有2 周的排毒期,排毒时间从感染后第7 天可持续到第50 天以后[8]。

关于戊肝亚临床感染者相关指标动态变化的研究较少,究其原因,由于亚临床感染者缺乏明显表现,临床分期难以界定,无法划分出明确的感染时间,起病时间和排毒时间。因此,不易从指标本身的水平入手进行调查分析。本研究选择戊肝感染相关指标在人群中的异常率,以初检时间作为起点进行观察,统计后发现,其结果基本与急性戊肝的病程一致。由于绝大多数亚临床感染者ALT活力并不升高,所以其异常率在随访的不同时间段内没有显著差异。从仅有的几例ALT活力轻微升高患者的时程表现来看,ALT异常率与抗HEV-Ig M阳性率的变化基本一致,但持续时间要短,在初检后90 d内全部转为正常。其中有1 例随访发现初检12 月后ALT活力又有升高,原因为影响ALT的因素很多,尚不能证实与HEV有关。抗HEV-Ig M和抗HEV-Ig G为戊肝的特异性抗体,统计分析显示,二者的阳性率在不同时程内变化有显著意义。与急性戊肝的动态变化相比,亚临床感染者抗HEV-Ig M持续时间要长,有4 例抗HEV-Ig M持续阳性达2 年以上。不排除试剂盒中特异性吸附造成的假阳性可能,因为相关报道指出,万泰公司生产的试剂盒采用的是获专利的E2蛋白作为构象型抗原,与Genelabs、科华等其他试剂厂家以为基因型1 型HEV结构区内ORF2 和ORF3 重组蛋白或合成肽作为抗原差异较大[9]。但有证据证实,戊肝有慢性化的可能[10]。从统计结果上可见,初检以及初检后3 个月内抗HEV-Ig M和抗HEV-Ig G阳性率变化最为显著。在此时间段内,HEV新近感染者有半数以上抗HEV-Ig M转阴,而抗HEV-Ig G有90%以上阳转,同时这一时段内粪便中能检测到HEV RNA。与急性戊肝的动态变化的报道基本一致,证明初检90 d内是亚临床感染者血清相关抗体变化最显著的时期,也是诊断戊肝的关键时期。

3.3目前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和防控建议

临床诊断戊肝依据WS 301-2008 《戊型病毒性肝炎诊断标准》,将戊型病毒性肝炎分为急性戊肝无黄疸型、急性戊肝黄疸型、戊肝急性肝衰竭、戊肝亚急性肝衰竭4 种类型,诊断原则明确说明要依据流行病学史、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进行综合诊断,因为戊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表现与其他急性肝炎极其相似,确诊依赖于特异性的血清学检查[4]。然而,亚临床感染者由于缺乏明显的症状,临床分型和分期难以把握,完全参照《标准》诊断戊肝并不实用。近年来,各地都出台了本地区范围内的操作标准,但基本都比照《戊型病毒性肝炎诊断标准》,以ALT作为筛查首选指标,ALT异常者再作甲肝抗体和戊肝抗体检查[11]。本研究显示,亚临床感染者粪便标本中能够提取出HEV RNA,证明HEV亚临床感染者具有携带病毒的能力,并且能够成为病毒的传播者,而且绝大多数(90%以上)没有肝功能损伤症状(ALT处于正常范围),即使ALT有异常也处于低程度增高,缺乏临床意义。如果以肝损伤的生化指标作为戊型病毒性肝炎的筛查手段,无形中会漏检大量亚临床感染者。且造成ALT升高的因素有很多,如以ALT作为首选筛查指标,势必会增大劳动成本。从本研究结果上看,以抗HEV-Ig M和抗HEV-Ig G作为筛查首选指标,更具有特异性。且此两项指标时间变化差异显著,比较适宜实际操作。必要时结合粪便中HEV RNA检测及血清生化指标,可以有效杜绝亚临床感染者漏检的可能。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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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临床型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住院的T2DM患者共350例, 男184例,女166例。 所有患者诊断均符合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T2DM诊断标准。 根据患者是否曾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诊断或通过病史、心电图和心脏多普勒彩色超声等结果, 由两名指定的心内科主治医师会诊对CHD进行确诊 。 排除标准为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ree triiodothyronine,FT3)或游离甲状腺素 (free thyroxine,FT4)异常 、目前或曾经患有甲状腺疾病 ,可能引起TH代谢异常的疾病如垂体瘤、 垂体功能减退, 目前或曾经服用可能影响甲状腺功能药物、慢性肝脏或肾脏疾病等。

1.2 研究方法

1.2.1基本资料和检测指标记录患者性别、年龄、病程、 身高和体重等基本资料,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BMI测定:专人使用固定的体重计于清晨空腹时测量所有受试者的身高、体重并计算BMI(kg/m2)。 受试者晚餐后禁食10~14 h,次日采集空腹静脉血检测患者血脂和血糖相关指标, 包括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in,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in,LDL-C)、 三酰甘油 (triglyceride,TG)、 空腹血糖 (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 和糖化血 红蛋白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Hb A1c)。 甲状腺功能指标包括FT3、FT4和TSH。

1.2.2仪器和设备血脂和血糖相关指 标检测采 用DADE-Behring RXL全自动生化分析仪,TC正常值为3.62~5.70 mmol/L,HDL-C正常值为1.03~1.55 mmol/L, LDL -C正常值为1.81 ~3.36 mmol/L,TG正常值为0.56 ~2.26 mmol/L,FPG正常值为3.9 ~6.1 mmol/L。 Hb A1c检测采用Sysmex HLC-723G7全自动Hb A1c分析仪,正常值为4%~6%。 甲状腺功能指标检测采用美国雅培i-2000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FT3、 FT4和TSH的正常值分别为1.71~3.71 pg/m L、0.70~ 1.48 ng/d L和0.35~4.94 μU/m L。

1.2.3分组方法根据是否合并CHD进行分组, 将患者分为CHD组和无CHD组, 两组分别为107例和243例。 根据TSH是否异常进行分组,TSH<4.94 μU/m L为甲状腺功能(甲功)正常组,TSH≥4.94 μU/m L为亚甲减组,两组分别为322例和28例。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正态分布资料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 两样本均数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采用Logistic回归进行危险因素分析。 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CHD 组与无 CHD 组一般情况和临床数据比较

CHD组与无CHD组年龄、病程、LDL-C、Hb A1c和TSH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或P < 0.05)。 其余指标间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1)。

2.2 亚甲减组和甲功正常组的 CHD 患病率比较

亚甲减组和甲功正常组的CHD患病率分别为53.6%(15/28)和28.6%(92/322),亚甲减组的CHD患病率明显高于甲功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9)。

注:CHD:冠心病;BMI:体重指数;TC:总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G:三酰甘油;FPG:空腹血糖;Hb A1c:糖化血红蛋白 ;FT3: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FT4:游离甲状腺素 ;TSH:促甲状腺激素

2.3 T2DM 合并 CHD 的危险因素分析

将是否合并CHD作为因变量,将年龄、病程、BMI、 TC、HDL -C、LDL -C、TG、FPG、Hb A1c、FT3、FT4和TSH作为自变量,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Hb A1c、 LDL -C和TSH均是T2DM合并CHD的危险因 素 (OR = 1.148,P = 0.031;OR = 1.592,P = 0.003;OR = 1.494,P < 0.01)。 见表2。

注:T2DM:2 型糖尿病;CHD:冠心病;Hb A1c:糖化血红蛋白 ;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TSH:促甲状腺激素

3 讨论

目前T2DM在我国以及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以慢性血糖升高为主的代谢性疾病。 它能够造成人体组织和器官的功能发生改变,从而容易合并以血管病变为主的多种并发症。 T2DM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包括胰岛素抵抗等多种因素均参与其发生和发展。 目前大血管并发症仍然是导致T2DM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T2DM导致血管病变主要和慢性血糖升高有关, 血糖升高能够增加血液黏滞度和凝固性,还能够促进血小板(platelet,PLT)膜磷脂释放花生四烯酸, 血栓素A2的水平增加并加速PLT的聚集。 血糖升高对血管内皮细胞也具有直接损伤的作用,它不仅能够引起血浆渗透性的增加,还能促进PLT的凝聚。 长期的高血糖可导致蛋白发生非酶促糖基化反应并形成糖基化终末产物,可使纤维交联并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T2DM患者外周组织靶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出现胰岛素抵抗,由于对胰岛B细胞的反馈刺激作用增强,使胰岛素分泌增多,还会出现高胰岛素血症。 高胰岛素血症能够加强肝脏脂肪合成酶的活性,促使游离脂肪酸转变为LDL-C等。 高胰岛素血症还能诱导平滑肌细胞的生长和增殖并向内膜迁移。 T2DM患者会出现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在动脉血流压力的作用下, 血管内皮会产生损伤,PLT在损伤部位黏附聚集, 同时免疫复合物也会在血管内皮沉积, 在补体共同作用下引起血管壁通透性的增加,从而使胆固醇和脂蛋白在动脉内膜下浸润,促使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 T2DM患者如果伴有酮症、高血压或高血脂时还能加重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导致动脉出现更严重和广泛的粥样硬化。 TH是调节机体能量及物质代谢的激素,包括T3和T4。 约20%的T3来源于甲状腺,其余80%由T4转化而来。 T4来源于甲状腺, 33%~42%的T4是经过外周组织中5'-脱碘酶脱单碘后转化为T3。 FT3和FT4是实现TH生物效应的主要形式并能更好地对甲状腺功能进行评价。 研究发现T2DM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明显高于健康人群,因此T2DM已被认为是CHD的等危症之一[4,5]。 由于T2DM与CHD的发生关系密切,CHD目前已是导致T2DM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6,7]。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以及亚甲减的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胰岛素抵抗,并且甲状腺疾病也能够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8,9,10]。 研究发现T2DM患者合并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发生率明显升高,可以达到健康人群的2~3倍[11]。

本研究发现与无CHD组相比,CHD组患者的年龄更大、病史更长,并且Hb A1c和LDL-C水平升高更加明显,说明CHD组的T2DM病情控制不佳,血糖升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引起心血管疾病的发生[12]。 这些发现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13]。 本研究还发现CHD组患者TSH水平与无CHD组相比明显升高。 TSH升高可以提示今后发生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风险增加,并且当TSH在2.0~4.0 μU/m L时就可能已经存在内皮功能受损的情况,此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就已经明显增加。

本研究对亚甲减组与甲功正常组进行比较,发现前者CHD的发病率较后者明显升高。 研究表明亚甲减能够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增加其病死率[14,15]。 对T2DM合并CHD的危险因素分析中发现Hb A1c和LDL-C是危险因素,这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6]。 而本研究发现TSH升高同样是T2DM合并CHD的危险因素。 研究表明亚甲减患者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或心肌梗死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它与高血压、吸烟、高胆固醇血 症和T2DM均是发生 心肌梗死 的危险因 素[16]。 甲状腺功能减低能使参与脂蛋白代谢的受体和脂蛋白脂肪酶的活性下降, 引起脂蛋白清除减慢,极低密度脂蛋白、LDL-C和TG升高而HDL-C降低[17]。 亚甲减还能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加速T2DM进展从而增加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发生[18]。 但是由亚甲减引起的内皮功能障碍经左旋甲状腺素替代治疗后均能好转并恢复正常[19]。

T2DM的慢性并发症主要是大血管病变 ,而亚甲减也是发生CHD的危险因素之一。 积极治疗亚甲减, 对降低T2DM合并CHD的患病率具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在T2DM的诊治过程中,不仅应积极控制血糖和防治并发症的产生, 还应该重视对甲状腺功能的评价,以便能够更好地控制T2DM的病情和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出现。

摘要：目的 研究2型糖尿病(T2DM)合并冠心病(CHD)与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亚甲减)的关系。方法 选择2013年1~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住院的T2DM患者350例,根据是否合并CHD分为CHD组和无CHD组,根据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分为甲状腺功能(甲功)正常组和亚甲减组,对CHD组和无CHD组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并分析T2DM合并CHD的危险因素。结果 CHD组的年龄、病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糖化血红蛋白和TSH均明显高于无CHD组(P<0.01或P<0.05)。亚甲减组CHD的患病率[53.6%(15/28)]明显高于甲功正常组[28.6%(92/322)](P=0.009)。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糖化血红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TSH均是T2DM合并CHD的危险因素(OR=1.148,P=0.031;OR=1.592,P=0.003;OR=1.494,P<0.01)。结论T2DM合并CHD患者的TSH明显高于无CHD的T2DM患者。T2DM合并亚甲减患者的CHD患病率明显高于甲功正常患者,TSH升高是T2DM合并CHD的危险因素。

亚临床型 篇9

【关键词】亚急性湿疹；地虎糊膏；消炎癣湿药膏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5）06-0051-02

湿疹属于过敏性疾病，可由多种内外因素引起，其临床症状为丘疹、红斑、脱屑、渗液等，一般采用外用药物治疗[1]。虽然西药外用制剂短期疗效较好，但由于该类药物含有激素，长期使用会产生激素依赖性皮炎，患者对其有所顾虑，不易接受。近年来，由于中药学家对中药外用制剂的深入研究，提出对亚急性湿疹患者实施中药外用制剂治疗，不但疗效显著且能够有效减少副作用的发生[2]。在本次研究中，笔者对我院48例亚急性湿疹患者实施地虎糊膏治疗，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年1月于医院治疗的96例亚急性湿疹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临床皮肤病学》[3]中所提出的亚急性湿疹的诊断标准，根据采取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对照组27例男性，21例女性；年龄38～70岁，平均年龄（50.8±9.7）岁；发病部位：23例躯干四肢，17例躯干，8例四肢。观察组31例男性，17例女性；年龄40～70岁，平均年龄（52.4±9.6）岁；发病部位：24例躯干四肢，15例躯干，9例四肢。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病部位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納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中医辨证分型属于脾虚湿蕴证；年龄在15～70岁之间；对本次研究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急、慢性湿疹患者；服用避孕药者；哺乳期、妊娠或准备妊娠者；合并有心、肝、肾等重要器官严重原发性疾病者；对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入院治疗前7d使用过皮质激素或抗组胺类药物者。

1.3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消炎癣湿药膏（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Z44020427）治疗；该药膏由蛇床子、升药底、升华硫、冰片、樟脑与苯酚组成；用药方法为：一天三次，涂于患处，持续用药21天。治疗组：给予地虎糊膏（武汉市中医医院药学基底研制）治疗，由虎杖、地榆与凡士林组成；用药方法为：一天三次，涂于患处，持续用药21天。

1.4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受损皮肤恢复，无瘙痒；显效：受损皮肤基本恢复，偶有瘙痒，但对日常生活未造成影响；有效：大部分受损皮肤均恢复，瘙痒为阵发性，有时轻有时重，影响睡眠；无效：受损皮肤基无改变，甚至加重，瘙痒剧烈，对工作与睡眠造成严重影响。总有效率=治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1.5统计学处理

利用SPSS 19. 0软件，所有数据输入SPSS系统。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釆用检验。偏态分布的数据表示为中位数，组间比较运用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3.7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3.3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例数治愈显效有效无效总有效率

对照组48111910883.33

观察组4821*14*10*3*93.75

u 2.05

P 0.020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用药治疗后，对照组有2例出现一过性刺激症状，观察组有1例出现一过性刺激症状，表现为局部擦药处皮肤刺痛、灼痛，不需采取特殊处理措施，可继续用药治疗。

3结论

亚急性湿疹是皮肤科常见疾病。中医认为湿疹位于皮肤表浅处，病灶外露，经皮给药，不会受到消化液、胃肠道酶等影响，可以直接作用于病灶，起到祛邪扶正、调和气血、疏通经脉的作用，同时还能通过肌腠毛窍到达脏腑，调和气血、扶正气，快速消除肌肤之疾。对皮肤病患者实施中药外用制剂治疗较西医外用制剂治疗更安全，过敏、依赖性皮炎等副作用的发生率更低，且治疗效果明显。

在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3.7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3.33%，可见地虎糊膏治疗亚急性湿疹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地虎糊膏由虎杖、地榆、凡士林组成。据《本草正》中记载，地榆具有清火名目，止疮毒疼痛的功效；虎杖味微苦，性微寒，归肝、胆、肺经，清热解毒，利湿退黄，散瘀止痛的功效，可用于痈肿疮毒，风湿痹痛的治疗；凡士林则起到湿润肌肤，减少摩擦的作用。另外地榆中含有维生素A，能够促进皮肤再生，有助于溃疡与创面的愈合[4]。前列腺素E可增加皮肤微血管的通透性，而地榆能够抑制该作用。大黄素是虎杖的主要成分，对常见细菌的抑制作用较强。虎杖可使凝血时间延长，减缓血沉沉降速率，从而达到活血化瘀的功效。地虎糊膏是一种糊剂，具有吸水、收敛的作用，将其用于亚急性湿疹的治疗极为合适。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可见地虎糊膏安全性较高，这与金志雄等[5]研究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对亚急性湿疹患者应用地虎糊膏治疗，可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且安全性高，值得临床应用。

参考文献：

[1]吴步炳，桑海燕，郑小晶等.中西药结合治疗亚急性湿疹临床观察[J].中国医药科学，2013，3（1）：106-107.

[2]彭梦龙，戴蜀平，王首帆等.地虎糊膏抗炎作用研究[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2012，32（15）：1217-1219.

[3]赵辨.中国临床皮肤病学[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725-731.

[4]韩秀琴，王娟鹏，张璜峰等.中西医结合治疗亚急性湿疹疗效观察[J].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2012，12（2）：40，94.

亚临床型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病例选自2012年10月—2013年5月在我院住院的129例2型糖尿病病人。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诊断与分型标准。根据是否合并亚临床甲减分为2型糖尿病合并亚临床甲减组 (H组) 和2型糖尿病甲状腺功能正常组 (N组) , 所有入选者排除糖尿病急性并发症、严重感染、严重肝肾疾病、心功能不全、恶性肿瘤和服用过影响甲状腺功能的药物者。

1.2检测指标和方法

所有病人入院后, 测量血压、身高、体重, 计算体重指数 (BMI) 。采集空腹静脉血3 mL, 测定三酰甘油 (TG) 、总胆固醇 (T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 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水平。生化指标采用ROCheP80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所有病人均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检测0min及1h、2h、3h的血糖及胰岛素水平, 血糖浓度测定采用ROCheP800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分析, 胰岛素浓度测定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采用稳态模型胰岛素抵抗指数 (HOMA-IR) 评价胰岛素抵抗程度, HOMA-IR=空腹血糖 (mmol/L) ×空腹胰岛素浓度 (μU/mL) /22.5。24h尿蛋白采用BECKMANDXC800生化仪分析。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测定TSH、FT3、FT4、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POAb) 和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TGAb) 。甲状腺功能正常参考值:TSH 0.27μIU/mL~4.2μIU/mL, FT3 3.1pmol/L~6.8pmol/L, FT4 10pmol/L~23pmol/L。

1.3诊断标准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TSH高于正常参考值, FT4和FT3均在正常参考值范围。糖尿病肾病:24h尿微量白蛋白<30mg为正常, ≥30mg并排除尿路感染、高血压及其他肾脏病、剧烈运动等影响因素, 即糖尿病肾病Ⅲ期~Ⅴ期病人纳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由我院眼科医生通过眼底镜检查进行诊断, Ⅰ期~Ⅵ期病人纳入。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两组间数据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 表示, 两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非参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或比例表示, 两组间的率或构成比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亚临床甲减与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关系。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研究对象的临床特征

H组中男27例, 女36例, 女性所占比例为57.4%;N组中男43例, 女23例, 女性所占比例为34.8%, H组女性比例明显高于N组 (2χ=6.455, P<0.05) 。H组TPOAb、TGAb水平明显高于N组 (z=-1.9 9 1, P<0.05;z=-2.428, P<0.05) , 而FT4水平明显低于N组。两组在年龄、病程、BMI、FT3、TC、TG、HDL-C、LDL-C、HbA1c、HOMA-IR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1。

2.2 Logistic回归分析

亚临床甲减与2型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相关性用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 经校正性别、年龄、病程、BMI、HbA1c、TC、TG等因素的影响后, 合并亚临床甲减是糖尿病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688, P<0.05) 。详见表2。

2.3两组糖尿病肾病及视网膜病变的比较 (见表2)

H组糖尿病肾病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均高于N组, 其中糖尿病肾病的发生率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χ=5.178, P<0.05) 。详见表3。

例 (%)

3 讨论

亚临床甲减是一种隐蔽而持久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 糖尿病病人合并亚临床甲减发病率有上升趋势, 且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本研究中2型糖尿病合并亚临床甲减组中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 与Chen等[7]的研究结果相似。国内外关于亚临床甲减与2型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且结论各异。从现有的研究结论看, 大多数观点认为, 2型糖尿病合并亚临床甲减者糖尿病肾病及心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增加, 而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相关性, 种族差异较大, 中国、韩国等亚洲人群, 存在相关性, 而白种人和高加索人无相关性[8,9,10]。本研究发现亚临床甲减与糖尿病肾病有密切关系, 且亚临床甲减是糖尿病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与上述研究相似, 而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未发现相关性, 可能与本病例较少, 且H组比N组病程及年龄较小, 病人处于亚临床甲减的初发阶段有关。

2型糖尿病临床合并亚临床甲减病人糖尿病肾病发生率增加的机制可能为:甲状腺素不足引起心输出量减少, 外周阻力增加和肾内血管收缩, 使肾脏有效血流量降低导致肾小球滤过率及肌酐清除率下降, 或者亚临床甲减可引起机体交感神经兴奋, 儿茶酚胺分泌增多, 肾有效血流量下降;也可能为亚临床甲减引起血脂异常及机体自由基清除能力下降, 导致肾脏损伤。多项研究表明, 亚临床甲减与自身免疫机制密切相关, 肾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多种抗甲状腺自身抗体及抗原的影响相关[11,12]。本研究中H组TC、TG、LDL、TPOAb和TGAb水平均高于N组, 且TPOAb、TGAb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