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副作用

权力的副作用（精选10篇）

权力的副作用 篇1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和部门的职能作用, 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由此可见, 经济责任审计是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机关应从维护国家经济秩序、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 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 深入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切实履行审计监督职责, 充分发挥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作用。本文试从目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如何加以解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权力,制约,监督

一、经济责任审计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意义

“有权必有责, 权责必相应”, 权力的背后是厚重的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管理职能, 必然要成为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代表, 对国家负责, 对人民负责。这种公共受托关系的确立, 促生了现代经济责任审计的出现。

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对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所在地区、部门 (系统) 、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进行审计, 客观评价领导干部在依法履行职责、科学民主决策、推动本地区、本部门 (系统) 、本单位科学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业绩。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有利于促进领导干部科学、依法履行职责,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对领导干部开展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客观反映和揭示被审计领导任职期间在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预算管理、科学民主决策、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绩, 促使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履行职责, 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

(二) 促进廉政建设

审计部门作为经济监督部门, 在履职过程中, 通过被赋予的职权掌握责任人经济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对责任人违反廉政的行为可以及时发现, 相关证据可转移给纪检监查部门, 从而震慑违纪违法分子, 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三) 规范财政资金使用与管理

多年的审计实务告诉我们, 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过程中, 收入不入账、坐支收入、日常支出超范围、项目支出与资金管理混乱, 违反“三重一大”等问题还大量存在, 这些问题都要作为经济责任审计发现的问题予以披露, 促使责任单位纠偏改错, 达到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的作用。

(四)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要把财政资金用到实处, 发挥它的最大作用, 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关注财政资金的规范使用问题, 而且对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进行审计。这些审计内容都间接促进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的提高。

二、当前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几点问题

经济责任审计自产生以来, 对于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促进领导干部科学履职、民主理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亦为规范领导干部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诸多原因, 各级审计机关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审计理念相对落后, 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效果

目前, 大多数审计机关受传统审计理念束缚, 开展的经济责任审计仍以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合规性、资产负债的真实性作为主要审计内容。审计人员受到思想意识、业务水平的禁锢, 沿袭以往固有的审计方式、方法和手段, 拘泥于账册、报表呈现的财务数据审计。对于“三重一大”等重要事项、内控制度建立执行情况、依法履行职责、科学民主决策等方面关注不够, 没有紧紧围绕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履行经济责任、促进地区和部门事业发展情况开展审计工作。不能充分体现“经济责任”审计的特点和重点, 很大程度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作用和效果, 难以实现经济责任审计的预期目标。

(二) “先离后审”使审计查出问题难以有效整改

现今基层审计机关进行的经济责任审计, 大多仍以领导干部离任审计为主, 任中经济责任审计尚未广泛开展。这种“先离后审”的审计模式, 不仅由于被审计领导干部任职期间长, 审计工作量大, 加大了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 而且由于被审计领导已经离任, 继任者往往是“新官不理旧账”, 这使得离任审计查出的问题难以得到积极有效的整改, 从而降低了审计效能。

(三) 科学、规范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还未形成

由于缺乏统一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 审计人员对被审计领导进行评价时, 往往是以组织部门、上级主管单位下达的任务指标完成情况和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参考依据, 结合被审计领导的述职报告进行评价。这种片面且带有审计人员主观色彩的审计评价必然影响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规范性。不恰当的审计评价一方面导致不恰当的审计结论和责任界定, 另一方面还影响着组织部门能否正确评价、考核领导干部, 甚至关系到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问题。

(四) 全力配合、通力协作的经济责任审计联动机制尚未形成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涉及面广, 工作量大, 专业性强、社会关注度高。尤其是对于一些重点行业、特殊部门或是存在问题的单位还要进行问效追责和督促整改。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组织人事、纪检监察、财政税务、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大力支持、积极配合、通力合作, 仅凭审计机关有限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手段往往难以深入有效开展工作, 也就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审计效果。

(五)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开犹抱琵琶半遮面

随着一些部门、单位年度预算向社会公开的实行, 审计机关同级财政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也开始在一定范围内、通过合法的形式向社会进行公告。这一举措, 对于促进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执行人大批复的年初预算, 有效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接受社会各界监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可。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 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还未能向社会进行公开, 不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的合力, 难以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

(六) 审计人员素质亟待提高

一方面由于基层审计人员大多出身于财务会计专业, 知识层面的局限, 加之没有注重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 工作中往往只是凭借经验, 通过审阅被审计单位财务会计资料来获取审计证据、得出审计结论、出具审计报告, 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重要事项决策、重点工程建设、重大项目投资审计缺乏应有的深度。无法全面评价公共资金使用产生的综合效益, 无法挖掘隐藏在事件表象之后的深层次问题, 难以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做出科学、客观、公正的审计评价, 更无法从健全体制、完善机制的层面提出有价值的审计建议。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被审计单位的业务量、资金量也在不断扩大, 如果审计人员只凭肉眼和手工查账的方式想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巨大的审计工作量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虽然随着计算机审计技术的推广实施, 审计机关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开发研究了先进的辅助审计软件, 但是由于大多数审计从业者计算机水平不高, 无法最大限度的利用审计软件开展数据分析、疑点查询等功能, 极大的浪费了审计资源, 更制约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效率和效果。

(七) 经济责任审计成果利用有待加强

现阶段, 经济责任审计的成果利用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有些地方还只是把经济责任审计作为领导干部离任的一道程序, 并没有真正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为组织人事部门考察、任免干部的重要依据。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影响了审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经济责任审计对领导干部的威慑作用。

三、解决经济责任审计存在问题的措施

(一) 转变传统理念, 探索经济责任审计方式方法

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要打破传统审计理念, 突破固有审计模式, 转变目前工作中主要围绕财政财务收支、资产负债进行审计, 依靠会计资料分析做出审计结论的审计方法以及就会计论审计的思维模式, 紧紧围绕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开展审计工作。

重点关注领导干部任期内发生的重大经济决策、重要经济事项、重点建设工程, 扎实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通过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财务管理、预算管理、资产管理、内部控制、决策机制和程序以及推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事业科学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审计, 反映和揭示被审计单位存在的各项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 严格督促整改落实, 促进领导干部依法履职、民主决策, 最大限度实现对权利的制约和监督作用。

(二) 推行任中审计, 实现审计监督关口前移

审计机关要大力探索和推行领导干部任中经济责任审计模式, 逐步加大任中经济责任审计比例, 将任中审计与离任审计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和纠正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 把问题遏制在萌芽阶段, 为国家减少或挽回经济损失。通过开展任中经济责任审计, 对领导干部起到提前预警作用, 实现审计监督关口前移, 使经济责任审计真正成为干部监督管理的长期有效机制。

(三) 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提高经济责任审计评价质量

各级审计机关和审计科研机构, 要汲取先进经验, 抓紧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切实可行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 指导一线审计人员提高经济责任审计评价质量, 使审计评价更加科学、客观, 更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包括会计信息的真实、合法、效益性情况;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单位或部门遵守财经纪律情况;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重大事项决策情况;目标完成及经济效益指标情况;个人廉洁自律情等。评价指标可以包括量化指标和非量化指标。量化指标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等。非量化指标如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健全性评价可以分为健全、基本健全、不健全三个等次。对重大经济决策可以从决策程序的规范性及决策执行的有效性两个方面作出评价, 规范性评价指标分为规范、基本规范、不规范三个等次, 有效性评价指标分为有效、基本有效、较差三个等次。

(四) 建立联动机制, 推进审计整改和问责问效制度建立执行

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任重道远, 单靠审计机关一己之力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审计机关要与人大政府、组织人事、纪检监察、财政税务等机构通力合作, 职能互补。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联动机制, 共同推进问责问效和审计整改工作落到实处。尤其要注重发挥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作用, 联席会议应就审计中发现的普遍问题、倾向性问题进行归纳汇总分析。将审计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及时以审计要情、信息简报的形式向党委、政府作出报告。对被审计部门或责任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损失浪费及其他违法违纪等问题, 要依法给与必要的惩戒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 推进审计结果公开, 形成全社会监督合力

审计机关要尽快探索在法定范围内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采用适当的形式、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公告。通过将被审计领导干部任期内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向社会进行公布, 一方面可以促使审计机关对审计查出问题的定性以及处理处罚意见更加严谨, 从而提高审计成果质量;同时还可以提高被审计领导干部对审计查出问题及审计建议的重视程度, 积极整改落实。另一方面, 只有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公布于众, 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合力, 才能使经济责任审计真正成为一项阳光工程。

(六) 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审计人员职业素质

各级审计机关要注重工程审计、环境审计、资源审计、绩效审计等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充实壮大审计队伍力量。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 开展信息化建设, 推进计算机辅助审计, 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迅速建立起一支技术精湛、作风优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审计队伍, 提高审计机关效能。充分发挥审计作为公共资金卫士的重要作用, 为社会经济科学、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七) 强化成果利用, 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震慑作用

强化经济责任审计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加强审计成果利用。一方面要真正使经济责任审计结果作为组织人事部门考察和任免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而不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另一方面对于审计发现的重大或突出问题要实行问效问责。只有这样, 才能够使领导干部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时刻保持自警、自省、自律。充分发挥防微杜渐、反腐倡廉的震慑作用, 使经济责任审计真正成为制约和监督权利运行的长效机制。

诚然, 对于经济责任审计而言, 审计质量永远是其永恒的生命线, 如果无法保证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高质量, 就很难谈到其职能的有效发挥。各级审计机关要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提高效率、强化效能、恪尽职守、不辱使命。深入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构筑起一道有效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坚实防线, 切实担负起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源.经济责任审计监控权力运行的风险积聚效应[J].中国内部审计, 2014, (08)

[2]黄子明.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探讨[J].商场现代化, 2014, (02)

[3]徐姿文.经济责任审计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途径探讨[J].审计园地, 2014, (07)

[4]熊濯钊.经济责任审计若干问题的思考[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4, (01)

[5]郑炜亮.如何加强经济责任成果运用[J].财经界, 2014, (01)

权力的副作用 篇2

一、以高尚的师德引导学生

教育心理学认为，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是长知识、长身体的黄金时代，可塑性和可变性大，模仿性强，而教师的言行举止对学生具有强烈的示范性，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为此，教师应以高尚的师德引导学生。

首先，教师要身先士卒，严于律己。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在平时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做到身正为范，以人格的魅力来影响、感化学生。同时，要积极引导学生对周围的人，包括父母、亲戚、邻居、同学、伙伴等，进行全面的观察、分析、辨别和评判，明白“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道理，并确立学习的榜样。

其次，教师要热爱学生，平等待人。要使学生乐于接受教育，教师和学生就要建立起尊师爱生、民主平等、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尊师爱生是指学生对教师的尊敬和信赖，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尊师与爱生是师生互动的基础。民主平等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在科学知识面前，地位是平等的，在法律和人格上也是平等的.，师生双方目标一致、利益一致、地位相同。教学相长是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应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彼此推动，教学过程是师生互动的交往过程。()所以，教师应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以公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用真挚的情感温暖学生。

二、以渊博的知识熏陶学生

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更新，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身负“既要教好书，又要育好人”重任的思想政治教师不仅要系统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理论和自己所任教科目的专业知识，还要掌握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运用语言的感染力和机智灵活地处理问题的能力。

一般说来，教师的能力强弱、工作成效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知识水平成正比。教师学识渊博，业务精深，面对复杂多样的学生，就能应付自如，有的放矢，因材施教，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例如，对优秀生，可以采取难题共商法、小组讨论法、指导学习法、上台演讲法、实践调查法等。对中等生，可采用“比、学、赶、超”的方法激励他们进步。对后进生，可针对不同类型，分清其“后进”的原因，是属于智力方面的，还是属于非智力方面的，因人施教，具体对待。实践证明，教师学识渊博，业务精深，就能对学生起熏陶的作用，就能科学地教书育人，从而达到以才育人。

三、以效仿的榜样感化学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对学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想政治教师要善于提供效仿的榜样，尤其应注意榜样的正面教育作用，充分发挥榜样的激励导向作用，这对学生的学习成长尤为重要。

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常常以最尊敬、最敬佩的人为榜样。革命领袖、中外名人和科学巨匠、先进人物，青少年喜欢学习和模仿他们，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成为传奇人物。在教学中，教师应抓住学生的这一心理特征，恰如其分地启发、激励、诱导学生向他们学习，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保证他们勤学好问、健康成长。同时，教师必须树立典型，表扬先进。因为学生身边的榜样更具体，更具有实力，更具有说服力。教师要及时给予表扬、肯定，并且在学生当中极力宣传，扩大影响。有了榜样，良好的学习才能尽快形成，思想政治教学也会因此更加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四、以丰富多样的活动激发学生

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改变过去枯燥无味的单一教学模式，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网上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善于利用漫画、诗歌名句、典型事例等生动活泼的教学素材，积极开展小组讨论、竞赛、辩论、演讲、小品等教学活动，使抽象的内容形象化，变得易于理解，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努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在课外时间上，教师要克服片面追求分数的倾向，把学生从沉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放手让其组织和参与各种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集体活动，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思考、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在有益的社会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培养良好的思维能力，更好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总之，思想政治教师的非权力因素，是一种内在的潜能和素质。如果说权力因素是一种“硬”的方法，那么，非权力因素则是一种“软”的方法。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这两种方法，“软”“硬”兼施，有机结合，就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非权力因素的作用。

权力的副作用 篇3

关键词：国家权力；城镇化；驱动

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渗透程度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从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对农村的全面干预到现在基层自治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到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主导作用的凸显，国家权力的每一次使用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正处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过程中，对国家权力驱动作用的分析与研究具有迫切性。

一、国家权力控制农村社会的两个阶段

笔者认为建国以来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力的演变，主要分为两个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到1982年，第二阶段是1982年至今。

1、第一阶段国家权力对整个农村社会的直接控制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通过土地革命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和土地所有制形式，均分地权等措施的推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使共产党迅速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真正实现了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到人民公社时期，对农村的控制达到了顶峰，人民公社既是国家的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服务组织集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服务职能于一体。

2、第二阶段国家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间接控制

笔者在对湖北襄阳麒麟村调研时发现，该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交通比较便利，目前正在进行城中村的改造。在与村委会的干部们聊他们村正在进行的改造时他们说，前几年村支书将村里一个破产的砖瓦厂改成了现在的工业园，每年产值达九百多万元，但是现在区政府说要拆掉这个工业园，征地用来重新开发。村干部说起这个的时候都表示非常的担心，因为村里的很多人都在工业园里上班，如果拆掉了工业园那大家都吃不上饭了。过了几天再去的时候，村支书说：“工业园总算是保住了，政府不拆了。”但是具体是如何让区政府放弃拆掉工业园的，村支书并没有向我们透露。从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一旦国家权力强势“回归”，自治权力虽然有法律上的保障却也不得不立即向国家权力屈服。如果跟上一阶段进行比较，笔者认为国家权力从来没有彻底放弃过深入农村的努力，只是在文本制度上退出了村庄公共权力领域，尤其是在当前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作用更是凸显。

二、城镇化进程中发挥国家权力驱动作用的前提和手段

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卢梭提出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的，由于每个人的力量和自由是他保持自己的生存的主要手段，因此，要怎么做，才能即把它们投入众人集合的大力量而又不损害自己而且不忽视对自己应有的关怀呢？他认为这个新的状态必须是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使每一个在这种结合形势下与全体相联合的人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的自由。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城镇化建设中重新审视这一观点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1、以人为本，维护农民权利是发挥国家权力驱动作用的前提

既然国家权力对于处于变革期的农村社会的控制有其合理性，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将国家权力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而又避免出现人民公社时期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将以人為本，维护农民权利作为发挥国家权力驱动作用的前提。

通过践行以人为本来维护农民权利是确保城镇化能否顺利进行的保证之一。宪法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政府作为的最高出发点理应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不可否认，现如今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合法权利受到侵犯，都是由于各级政府将作为的出发点异化成了完成经济建设指标和上级工作任务，忽略了在这个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维护和对民生的改善，有的政府甚至借城镇化的“东风”掠夺农民，使大量农民不仅没有在城镇化中得到好处，反而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失地农民”。

为什么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取代了最重要的服务职能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是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可利用资源的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延伸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城镇化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这一点乡镇政府是非常清楚的。长期以来，乡镇财政主要靠收取“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及特产税来维持运转，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不能直接再从农民那里获得财政来源，乡镇政府还需要建设一些基础设施来达到上级的要求，为了提升乡镇形象，还需要做一些政绩工程。财政收入的减少和财政支出的增加使得乡镇政府不得不通过增加自筹收入来获得财政上的收支平衡。政府挣钱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卖地，将农民土地以集体财产名义低价征收，在征收之后将土地变为国有财产高价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从农民身上拿回开发成本。可以说这一收入路径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因此，要在城镇化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维护农民权利，应该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和主体性，应该在尊重各方产权的基础上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政府的角色应该是维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各主体的利益和权利，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公正的司法裁决，而不是为了政绩和面子工程与民争利。在涉及国计民生问题时，应尊重人民意见，做好信息的反馈工作，及时进行调整，任何弱小的个人在面对巨大的国家权力时都是无力反抗的，更不能以集体利益为理由侵犯少数公民的利益。这在实际上也是要求国家权力应给自治权力留出一定的生存空间，使基层政治组织能够发挥出代表农民利益的作用。

2、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宏观调控应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减少行政手段的使用

国家权力具有调控能力、支配能力突出的特点，建国初期国家权力主要发挥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到改革开放之后则主要用来维稳和推动改革。而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上所述，国家权力更是较二者有诸多优越性，因此国家权力能够在城镇化中发挥主导作用。国家权力对农村的适度介入有利于维护农村大局的稳定，能够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防止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侵犯农民利益，但是不正当的介入危害却更大。当前，政府在农村社会仍然是具有绝对的权力，对于农村往往是提出一个通行的政策，然后使用行政手段督促下级政府和村级组织去完成。基层政治组织在与基层政府对话时缺少话语权。而事实上，真正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却是基层政治组织，我们在调研中多次听到村支书抱怨当地政府对他们管得过严，没有给他们提供因地制宜发展本地经济的政策空间，导致当地百姓和村干部产生不满情绪。

基层组织相比较而言更了解本地的实际情况，而上级政府往往又是政策的制定者和下级政府工作成绩的评定者。笔者认为，政府在进行城镇化规划时，不应过分使用行政手段实行一刀切，应尊重每一个地区或者每一个村庄的客观情况，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规划。通过使用如税收、工资、信贷等经济手段来拉动地区经济发展。而且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上建立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互馈渠道，保证来自于下级反馈的信息能够及时反映到高层，并从法律层面保证基层组织的合法权利不受上级组织的侵犯。（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 于建嵘.底层立场[M].上海，三联书店，2010.11.

[2] 段绪柱.国家权力与自治的互构与博弈[M].吉林大学，2010.4.

权力的副作用 篇4

关键词：公共权力,市场经济,作用机理

改革开放30多年, 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但我国的市场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 是不完善的市场, 是处于转型时期的特殊市场。在转型期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盲目性, 各种问题纷纷而至, 这就要求公共权力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介入市场去调节这些问题, 例如经济发展问题、农村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民住房问题、治安问题以及人权等。同时公共权力介入市场同样导致了许多问题, 例如公共权力腐败、个人基本权利受侵犯、对个人利益保护不力等问题, 使公共权力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么何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权力, 它都有什么构成内容, 其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都值得我们去探讨。这样在发展的经济基础上研究公共权力的这个上层建筑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公共权力的源起

关于公共权力的起源众说纷纭, 但一般来说起初基本都是把公共权力和权力等同。总的来说, 公共权力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契约说”、“强权说”、“人民主权说”等几个发展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由于古时候人类受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 就必须推选一部分相对比较智慧的人来处理这些涉及每个人利益的日常事务, 以便真正为了人类的公平和正义, 因此大众也就为赋予这些特殊群体一种为大众服务的权力——公共权力。由于公共权力自产生之日就具有天然的复杂性。因此, 要真正理解公共权力的真正内涵, 就必须从权力的发展起源和公共的内涵两个方面说起。

首先, “权力”一词发端很早, 古今中外都有不同的说法, 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概念, 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 “权”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衡量、度量之义, 如孔子说:“谨权量, 审法度, 修废官, 四方之政行焉。”孟子说:“权, 然后知轻重”;二是制约别人的能力, 如早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认为:“贤而屈于不肖者, 权轻也。”后来的法家著作《管子》也指出“欲用天下之权者, 必先布德诸侯”。权力在西方的起源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霍布斯认为, “权力是行动者与行动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行动者的权力与有效的原因是一回事”;罗素认为“权力可以认为有意努力的产物”;摩根索认为“权力这个概念可以包括对另一个人施加控制并维系这种控制的全部内容, 也包括为实现控制的目的而服务的全部社会关系, 从施加暴力到微妙的心理联系等”;马克斯·韦伯亦把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而罗伯特·达尔认为“权力是一种可能发生结果的能力”。美国学者丹尼斯·朗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与其效果的能力”。而罗金斯则认为, “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是一个人让另一个人按其吩咐做事的能力”。在我国虽然对于权力研究的文献不少, 但是从总体上也不外乎说权力是一种能力和工具。如王浦勋教授认为:“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 政治权力拥有对其他社会和政治力量及其政治客体的约束力量。”因此可见权力在何种意义上都是指通过一定的能力去影响别人并取得一定的结果, 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其次, “公共”一词在汉语中是“公”和“共”的合成词, 其一般意义为与“私”相对的, 即“公家的”、“大众的”、“公众的”、“大多数的”。在英语中表示“公共”的含义的“public”具有双重来源:一是希腊词“pubes”其指身体和情感或智力上的双重成熟, 尤其指人们越来越自我关心或自我利益而关注和理解他人的利益。这意味着个体对于自身行为可能给他人造成的后果及自他关系的自觉;二是希腊词“koinon”一词就来源于这个词, 而“koinon”本身又源自“kom-ois”, 意指“care with” (关怀) 。显然, “public”从词源上更为强调一种共同的、集体的关怀。关于“公共”一词的划分标准, 19世纪德国学者洛厚德就提出了“地域基础理论”标准, 而最符合现代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应该是由纽曼提出的“不确定多数人理论”——公共的概念是指利益效果所涉及的范围, 即以利益人的多寡的方式决定, 只要大多数的不确定数目的利益人存在, 即属于公益, 强调数量上的特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价值追求的多元化, 因此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 一项利益不可能使得一定群体中的每个社会成员都得到满足, 所以“不确定多数人理论”也成为公共的标准之通论。

综上所述, 对于公共权力的理解, 只有把权力的含义和公共的内涵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把握对该公共权力的真正丰富内涵, 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理性需要, 使得公共权力内涵更丰富。鉴于此, 我们这样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权力是社会主要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共机构以公共利益为基本出发点, 利用各社会群体赋予的权力, 借助各种合理手段使各方利益达到均衡、实现国家永续发展的一种社会主义制约机制。

2 公共权力的构成内容

2.1 公共权力的主体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主体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拥有主体和权力实施主体构成。对公共权力每一个主体的理解都对公共权力的合理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拥有主体即全社会人民大众, 这是因为公共权力的本质是由人民委托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机构来实现公共利益的社会关系;公共权力的实施主体就是公共机构, 这里的公共机构包括了政府在内的合法公共组织和非营利组织, 公共权力的这两个主体是有机统一的。这是因为, 一方面,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化, 人们的需求也逐渐多元化, 而这些需求却是其个人无法自我满足的, 因此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伞”的公共机构就必须通过运用公共权力来配置公共产品为人民服务, 以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因此也可以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共权力也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商品。按照经济学的观点, 商品的供给与人们的需求之间总是具有弹性。但由于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以人们对公共权力的需求弹性还比较小, 但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人们对民主观念的深入了解, 人们对于公共权力的需求增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 按照公共经济学的观点, 若一种产品由公共机构提供时的边际成本大于由私人提供时的边际成本, 那么公共机构提供这种产品的合理性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而这种合理性的质疑可能直接导致到佥性问题。可是公共机构同样需要人们的监督, 减少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的成本。所以这两个主体之间是辩证统一的, 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导致另一方失去平衡。

2.2 公共权力的客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客体是指公共权力主体作用的载体, 因为公共权力的主体具有双重性, 他们正是由于在公共权力客体的反作用下形成了有机联系。经过研究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客体即为公共产品或者公共制度。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拥有主体一般来说也是公共产品的需求者, 如果其自己生产或者提供自己需要的一切产品或者服务, 则必然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是自己不能保证自己不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 即自己没有能力生产或者自己提供自己需要的产品或者对社会产生了正的外部效益, 导致自己提供这种产品的成本大于公共组织统一提供这种产品的成本, 导致别人的利益受损, 造成别人决不允许其行为和意志的贯彻。因此社会主义公民依靠公共组织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公共组织如果不能够履行提供公共产品的基本职责时, 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会受到社会的广泛怀疑。

由此可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客体 (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制度) 是公共权力的两个主体共同作用的对象, 同时也是由于公共权力的客体导致了两个主体的有机统一。

3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是在社会资源稀缺的条件下,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产生了广泛的社会需要而且不断膨胀, 由于人们都彼此处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中, 这样就产生了不同群体为了获得稀缺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矛盾, 市场配置资源的条件难以有效的利用资源, 代表政府的公共权力就会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和配置方式进行调控, 使用的工具就是公共权力, 而且是可量化的公共权力的标准, 这样才能使社会利益中的矛盾达到均衡, 使社会各群体都能和谐共处。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图示:

3.1 公共权力作用机理的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对于社会主义公共利益的分配格局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具有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作用:纵向的作用机理主要是指公共权力的拥有主体 (同时是公共产品的需求者) 和实施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横向的作用机理决定了公共利益的分配格局;纵向的作用机理是指根据不同的公共权力的客体而进行作用的, 纵向的作用机理会决定公共利益的流向。但不论在什么方向上,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利益方向都应该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1) 公平性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和我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二条都明确提出了关于“人人平等”的条款, 可见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 而公民的平等首先表现为享有权利的平等上, 权利的平等进一步显现在公共利益的分享方面, 而公共利益能否实现, 关键取决于公共权力能否公平执行。因此, 公共权力作用机理的配置格局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人权的重视程度和宪政的发达程度。

(2) 整体性原则。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分配和实现有特别的意义, 而公共利益就是整体的体现, 如果仅体现特定群体的利益, 就变成了一种特权, 因此公共权力在配置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整体性原则。这是判断公共权力能否公平均衡公共利益的主要依据。

(3) 法制化原则。无论是公共性还是整体性, 一般来说都是人的一种主观判断, 而要真正做到以上两点, 就必须具有容易执行的量化标准, 并且这个量化的标准必须要以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规定, 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权力 的使命落到实处。

3.2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决定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格局和流向, 而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却直接决定着公共利益能否实现, 因此,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机理, 对于公共权力的两个主体和客体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机制, 才能使公共权力达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呢?

(1) 公共权力必须依据宪法来进行。

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公共权力在没有正确指导原则的情况下, 必然会变成泛滥的暴力。所以在现代宪政体制之下, 必须要把宪法作为一切公共权力配置的依据和标准, 只有这样, 公共权力才能达到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2)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必须可量化和标准化。

这就要求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要通过一种契约关系达到对不同利益需求的保护与均衡, 因此, 无论何种层面上都要求公共权力把保护公共利益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就要求公共机构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建立可量化的标准和具体实施的操作步骤, 无疑这是非常必要的, 并且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在运行中非常缺乏的。

(3) 公共权力的作用机理必须有公开独立的实施流程。

公共权力的实施流程是通过实施主体运用各种合理手段达到资源公平配置的过程。其发生作用的过程就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 而公共产品提供过程必须要透明、公开。只有这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使得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才能使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的配置让需求者找到现实上的需求。

4 结 论

资源的稀缺和利益的冲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要有政府公共权力来进行调节和约束, 这样才可能使矛盾达到均衡, 社会才能和谐共融, 这是必不可少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也只有这样公共权力才能真正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实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公共权力才可能真正的让享受权力的人民得到实惠。

参考文献

[1]卢梭.政府论 (上, 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2]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刘圣中.私人性与公共性[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4]郭润生, 宋功德.控制—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历史使命[J].中国法学, 1997 (6) .

权力的副作用 篇5

很久以前，山羊家族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在这众羊之中，头羊的儿子智利格外聪明伶俐。随着时间的流逝，智利也一天天长大，渐渐成为一只健壮的公羊。然而，不知在哪一天，这宁静的乐土不再宁静了。由黑熊、大灰狼、狐狸组成的强盗团伙经常肆无忌惮地袭击他们，使羊群整日处在惶恐不安之中。

对此，众长老和头羊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来除掉这伙强盗，但都失败了。终于，头羊积劳成疾病死了。临死前，他把保护羊群的任务交给了年轻有为的.智利。但智利并未直接上任。他痛定思痛，苦思冥想后，提出要把首领这个位置让给强盗窃案团伙，叫他们三个推选出其中一个首领来领导羊群。众羊们闻讯非常不解，有的甚至还大骂他是出卖他们，是“羊”奸。但智利咬咬牙忍辱负重坚持这样做，他说，你们以后会明白的。众羊叹息说：“我们山羊家族就要完了……”

黑熊、大灰狼、狐狸心里清楚，谁要是当了头领，就拥有整个羊群的指挥权，这里面的好处可多得去了。他们吵着要当头领。黑熊说：“我在团伙中力气最大，做的贡献也不小，这头领应该让我当。再说……”大灰狼不服气地打断说：“你有什么能耐！我在这团伙中最凶猛，咬死的山羊也最多。你们说这头领还不该我做吗？”狐狸一听，不耐烦地说：“你们都别争了，这头领我当才合适。因为我在这团伙中是大多星，出的点子最多。”三个家伙都为头领这个位置吵得不可开交。它们见明争不行，于是就开始暗斗。

黑熊首先起了杀机，他趁大灰狼不备，朝他猛扑过去。大灰狼早有防备，一下子就闪开了。黑熊张开粗大的手掌，又一次吼叫着朝大灰狼扑去，大灰狼也不甘示弱，露出锋利的牙齿，目光凶残地盯着黑熊。终于他看出了一个破绽，朝黑熊身上一跃，将锋利的牙齿插进了黑熊的脖子，黑熊顿时鲜血直流。大灰狼尖锐的牙齿狠狠地咬住黑熊的喉咙不放，黑熊无计可施，最后死了。大灰狼又向狐狸摩拳擦掌，可是狡猾的狐狸早就提防着大灰狼，并准备借机除掉对手。他挖好了一口陷阱，并在上面铺盖了一层树枝，然后就轻手轻脚躺上去假装睡觉。大灰狼不知是计，蹑手蹑脚朝狐狸逼近。狐狸将眼眯成一条缝，观察着大灰狼的动静。大灰狼看到狐狸在睡觉，欣喜地使出全身的力气朝狐狸猛扑过去。狐狸看到大灰狼已上钩，正要逃离陷阱，谁知却被树枝绊了一下。说时迟那时快，大灰狼已扑到了他身上，两人一起落入陷阱中，被尖竹扎死了。

听说黑熊、大灰狼、狐狸都死了，众羊们这才明白了智利的良苦用心，大家簇拥着智利，高兴地唱呀，跳呀……从此，大草原又恢复了平静。

《写权力的600字作文：权力的魔力》

权力的副作用 篇6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 它所滋长的每一个毫厘问题, 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引发社会的颤动。因此, 培植由“自由”雨露滋润的漫布发达高等教育每一块圣洁土地的“大学自治”、“学术权力”、“教授治校”之花, 并备加呵护是非常必要的, 以免“橘生淮北”, 努力营造和谐的大学组织结构中的权力氛围, 支持并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众所周知, 大学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系统内部特有的子系统, 在其内部权力运行过程中, 有着自己独特的权力结构体系。至于这一权力结构体系究竟包含哪些权力类型?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在大学组织结构系统中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本文试图从逻辑上、学理上探讨权力的内涵, 阐发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概念关系, 以期在和谐的命题之下, 寻求大学组织内部权力运行的协调。

大学权力的文化审视

澄清大学权力的内涵, 明晰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说, 应该都是一件彰显理性而又特别愉悦的事情。很显然, 科学的推定和缜密的逻辑将会显示其强大的读错功能, 使得因为轻信习惯而滋生的认识错位昭然若揭。追根溯源, 我们首先应该探问一下, 究竟权力是什么?

《汉语大词典》解释“权力”是“①权位、势力;②指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力量” [1] ;《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解释是“①政治上的强制力量;②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2] ;台北中华书局的《辞海》则给予“权力”这样的解释:“权力谓威权势力, 具有操纵指挥之效用者也”[3] 。从以上三种定义我们不难推定, 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扎根的“权力”含更多“强制”和“支配”之意。当我们把注意力投向西方人的“权力”定义时, 我们会俨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注解。《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 是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美国心理学家、高等教育学者詹姆斯·费舍尔认为:“权力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多端, 只有把有意无意、必然与偶然的因素结合在一起, 才能对别人施加有效的影响。”[4]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斯·朗在其近著《权力论》 (Power: Its Forms, Bases, and Uses) 中提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和预见效果的能力”[5] 。由此不难发现, 在西方学者的视野里, 权力更多地倾向于“有效的影响”和“能力”。权力 (power) 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用作能力 (capacity) 、技巧 (skill) 或禀赋 (talent) 的同义语[5] 。因此,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背景下映衬的“权力”意识, 其差异如泾渭之水, 让人了然于心。我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君臣父子, 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里对“权力”高山仰止, 心悦诚服地接纳与施展着“权力”的强制与支配。而反观在自由平等的鼓噪声中滋生的西方化的“权力”, 则充满着自然生长的“威信”和“影响”的成份。

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环境里的不同的“权力”心理内涵的诠释中, 我们可以发现, 在我们转译西方主流文化的某些概念时, 可能会在不经意中产生了某种文化意识中深层次的误解。由此而来的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会不会在我们的转述中产生文化上的偏见和曲解呢?

其实, 在西方, 无论高等教育中的大学“学术权力”, 还是“行政权力”, 都必须是徜徉在自由的氛围, 聆听自由的声音, 必须以更加“温文尔雅的”、“协商的”、“尊重的”方式出现。否则, 一切权力都可能被弹劾, 甚至被颠覆。所以, 在他们看来, 权力本身并不是资源, 只是参与者为了产生“预期效果”而对资源 (不管是个人资源, 还是集体资源, 诸如财富、官职、声望、技巧、知识) 的动员和调度。然而, 在我们的视线里, “权力”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的样子, 是神圣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因此, “权力”就是一种特别不可枯竭的资源, 就必须有役使的对象, 有支配的领地, 有强制的力量。正是这样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主体似乎对此消彼长的“领地”和“力量”心领神会, 情形更加剑拔弩张, 更加对立矛盾, 而缺少了太多的“协商”与“尊重”, 甚至即使是以“教师自制”与“民主管理”为特征的“学术权力”也会浸染强制蛮横的作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就曾经抨击过这种学术权力的异化和滥用的现象:“对科学创造最大的障碍常常来自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已经有了自己的学术框架, 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现, 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对他们学术权威的挑战。这在全国许多科研机构都是这样, 在‘家族制’普遍的高校尤其如此。学术权力的发挥不再基于学术认同与理解的基础之上, 而是像行政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关系那样, 可以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 要求一个比自己学术职称低或学术资历浅的学者服从自己的观点或见解。”[7]

逻辑意义上的追问:两种“权力”概念的关系

文化因素的差异而生成的对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上的歧义, 直接导致了在高等教育的现实中对两种权力的操作失当。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实际上不对等的关系对等化, 东方式权力的森严令人心怵, 成就了两种权力的对立模式;其二是将“学术权力”纳入“行政权力”之中, 主张两种权力的并不互为矛盾, 甚至完全包含, 取其一便能得其二;其三是因学术腐败现象而引发对“学术权力”的规戒与控制, 主张削弱“学术权力”, 预防学术权力寻租。反思三种操作误区, 我们会发现, 进一步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概念之间的关系, 将有助于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组织结构里的权利分配与协调。

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 它可分为真实概念和虚假概念。那些歪曲客观事实的虚假概念只能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国内研究者大多数认为, 学术权力就是学术人员所拥有和控制的权力;同时把高校行政人员享有的权力称之为行政权力。行政权力来源于行政职务和身份资格, 约束和服从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科层的、刚性的、领导型的、官方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成就和学术修养, 沟通和对话是其基本特征, 其特性是平等的、松散的、自觉的、民间的[8] 。在概念的理解和划分上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 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二分的概念来使用, 并以此来思考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这一概念内涵上的对立导致了高等教育实践中, 诸多研究者, 特别是高等教育管理者因慑于两种权力之争的敏感, 而疏于思考, 甚至直接回避这一问题, 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重视“学术权力”, 尊重“学术自由”, 体现“教授治校”上长期徘徊, 裹足不前。

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究竟是不是二分概念呢?如果不是, 那又是一对什么样的概念呢?

在逻辑学的视野里, 纷繁复杂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无异于四种, 它们是全同关系、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综上所述, 学者们对“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理解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种概念是属于交叉关系, 还是全异关系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待高等教育权力结构的理解, 甚至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从目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来看, 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地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看成是一对互为对立的二分概念。事实上, 全异关系的概念在逻辑学上是指那些在外延上完全不同的概念间的关系。那么,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外延是不是完全悖逆呢?我们不妨研读一下马克斯·韦伯和约翰·S·布鲁贝克的经典分析, 应该可以觉悟出其中的道理。韦伯曾在《作为职业的学术》的演讲中说道:“大学教师谁也不喜欢那些关于聘任的讨论, 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不过, 我可以说, 在我了解的无数事例中, 毫无例外地存在真诚的愿望, 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9] 很明显, 这里的“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就是要让制度化的行政权力来管理类似于教师聘任这样的学术事务。布鲁贝克则更加诙谐地牵引出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在现代高等教育中挥之不去的联系, “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 就越有必要用政治的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 不能完全交给教授们决定”[10] 。

显而易见,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是一对全异关系的概念, 当然, 也就决然不是对作为全异关系中的一种形态的二分概念了。因为二分概念是在外延上完全不同, 且外延之和等于上位属概念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由韦伯、布鲁贝克的经典论述我们既然可以明晰两种权力概念间存在着交叉关系, 而且它们的外延也不能构成上位属概念“大学权力”之和。一般认为,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四种权力关系: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政治权力和其他利益群体权力等[11] 。

诚然,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从逻辑概念上来考察, 它们既不是包含关系, 也不是全异关系, 所表现出的形态应该是交叉关系。

现实的契合: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交集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 使得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趋于行政化、层级化, 高等学校的学术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学术权力遭受挤压。在高等学校里, 行政机制代替学术机制, 行政管理代替学术管理, 行政群体代替学术群体, 进而蔓延出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的令人沮丧的现象, 甚至导致学术群体的集体失语, 造成学术管理的世俗化, 严重影响了学术的独立性, 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

从前文的“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定义我们可以了解两种权力的内涵, 但是如何能解析出作为一对交叉概念的重叠部分呢?厘清这一部分的交集, 寻找“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契合点, 相信将有助于我们从思想观念上摆正学术权力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大学的职能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在理念、内涵、职能、形式都在不断拓展和变革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 大学呈现出“多元化巨型”的特征。就如布鲁贝克“战争意义太重大, 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 这一转变赋予了大学权力结构新的内涵, 同时也赋予了学术权力新的内涵, 进而使得“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交叉重叠, 给两种权力的制度化配置提供了空间。这一点, 我们通过解剖学术权力的内在结构便可以了解它与行政权力的交集所在。

伯顿·克拉克把学术权力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12] 。我国学者颜丙峰认为, 学术权力包括学术民主管理权力和学术行政管理权力两种, 学术民主管理权力是指教师民主管理机构和教师所享有的依据学术的特点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规律, 管理学术事务与活动的民主协商自主权;学术行政管理权力是指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所行使的, 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术事务的制度化的法定授予权 (颜丙峰, 2004) 。笔者同样认为, 学术权力的内涵是多元的, 广义上的“学术权力”是指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力, 它应该包括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学术权利 (academic right) 、学术权威 (academic authority) 三个部分。狭义上的学术权力 (academic power) 也就是颜丙峰提出的“学术行政管理权力”, 正因为如此,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交叉。

浏览西方学者的著作, 我们也会经常地发现“学术权力”、“行政权力”这两个概念, 但是, 在对它们的使用上, 却并不是作为对称概念的。西方学者用二分法分析学术权力时, 所指的是大学里的教授 (教师) 权力 (faculty power) 与行政人员权力 (administrative power) 的对立与矛盾。可见, 完全意义上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互契合部分, 有着相得益彰的关系。

综合以上观点可见, 学术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内隐着诸多行政管理的要素和成分, 对整个学术权力的实施起着规范、推动的作用。这些要素和成分的存在, 使得“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出现了共生的交集, 也为在和谐大学中两种权力和谐并存, 相得益彰, 提供了可能性。

权力的和谐:大学事务的制度化诉求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 表现在以“科层制”架构起来的组织性, 以及以学科、专业、“学问”营造的“无序状态”。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内的基本活动是学术活动, 而学术活动是根据学科来进行组合的, 由此形成了分裂的专业, 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 并不太严格的学院或学部、系或讲座层次。”[12] 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这一特征, 使得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大学既要行使以“学术自由”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权力, 又要行使以制度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权力, 二者共生共存于大学组织之中。眺望世界著名大学, 纵观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 无论是美国、英国, 还是德国、日本, 它们都无一例外地直面这一事实, 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尽管它们的做法在模式上疏有雷同, 却都较好地在动态中解决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纠葛, 推动了大学的发展。

既然大学的权力结构有自己的特殊性, 既然两种权力有着相互交叉的交集, 那么, 研究这种特殊性, 依据大学的本质, 明确两种权力的运行机制, 用制度化操作来保障权力的行使, 这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大学普遍采用政府的行政化科层制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渗透到大学管理的方方面面。196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大学暂行工作条例 (草案) 》就规定了“大学的专业设置、变更和取消, 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学校必须按照教育部制订或者批准的教学方案、教学计划组织教学工作;课程与学科体系的重大改变, 学校规模的确定与改变……必须经过教育部批准。”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 1998年10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会议, 提出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 认为应把高等学校的“自治”作为应对世界高等教育变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原则之一。1998年, 我国颁布了《高等教育法》, 明确规定高等学校享有招生, 学科、专业设置、调整, 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 对外文化科技交流合作, 人事, 财产管理等7项办学自主权。也就是说, 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法律保障。应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要求, 规范学校的外部环境, 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 剥离行政特权生存的土壤。

在和谐的视野里看大学的各种权力行使, 我们不免要把目光停留在权力空间里的弱势群体——学术权力。要还学术权力一片朗朗晴空, 首先就应该用制度化的学术机制保障学术权力的行使。学术机制是学术事务及其管理中组织机构、人员和制度的总称。学术机制是学术权力体现和运行的载体, 学术机制的健全与否对学术权力的运行和实施起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要健全学术委员会制度, 明确学术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 确保专家学者参与学校事务抉择的权力。在美国的大学权力结构中, 权力的界限是明晰的。董事会主要对学校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评议会几乎包揽了学术事务的决策权。美国大学内部既有发达的科层组织, 行政权力也是彰显于外的, 但是以教授评议会为代表的学术权力仍有效地控制了大学的学术事务。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借鉴的分权模式。

其次是健全管理运行机制, 它是协调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的保障。要让学术权力行使公开透明;建立行使学术权力的回避制度;保证权利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同时, 制订形成行之有效的学术道德和规范体系, 加强监督, 形成有效的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充分发挥学术管理作用, 推动学术权力的扎实运行。

大学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 有些大学因理念的先进而著名, 有些大学则因制度的规整而显赫。出现这样的非线性、不同步的发展, 是大学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和大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毋庸置疑, “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10] , 但是, 要在纷繁的现代大学日常事务中找到行使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截然界限, 那是徒劳无益的。然而, 我们也绝对不能因噎废食, 应该在动态的“学术自由”的呼唤和相对静态的大学制度的适应上, 不断调整, 勉力前行。

摘要：“权力”概念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诠释存在着差异, 从西方文化中舶来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了不同的内涵;“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在逻辑上是一对交叉关系概念, 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通过制度化的规制, 在科层制管理的中国大学里可以加强学术权力的行使, 构建和谐大学。

关键词：权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谐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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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119.59.

[11]刘静.高等教育系统的权力及其结构分析[J].中国电子教育, 2007, (1) :20-23.

权力的副作用 篇7

关键词：权力,网络组织,依赖

一、引言

权力是一个人类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凡是有序的组织活动中都存在着权力问题。对权力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Aristotle和Machiavelli等,但他们都没有把权力现象放在组织中进行研究。权力一词最早由Emerson提出,主要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在网络组织研究领域里,很少有学者将权力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权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互动、关系和行为的基本驱动力,同时还是个体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

一般认为,权力是为达到欲求结果的可用力量或潜在力量。Weber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一般来说这种机会来自于两个方面,一种是正式权力,即由领导者的合法身份和恰当能力而形成的指挥他人履行职责的法定权力,笔者称其为显性权力;另一种是非正式权力,即主体由于占有某种优势或拥有某种资源而享有的经济权力,笔者称其为隐性权力。如果一个组织非常需要一种专门知识,而这种知识在这个组织中又非常稀缺,并且不存在可替代的知识来源,那么这个组织将会高度依赖掌握这种知识的其他组织(马迎贤,2005),进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组织就拥有很高的权力。

二、韦伯权力理论启示

Weber对组织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的研究而得出的权威结构理论。在研究过程中,他基于“个人为什么会服从命令,人们为什么会按他们被告知的那样去行事”这一问题对权力和权威进行了区分,指出权力是无视人们反对,强迫人们服从的能力;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Etzioni概括出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即强制性权力、有报酬的或功利主义的权力,以及规范的或具有特性的权力,这些权力分别以肉体伤害、物质奖惩,以及荣誉性称号的操纵为基础。Follett把组织当作“综合统一体”,认为,权力的概念已不再是“控制”的权力,而是“共有的权力”,并指出,组织领导人必须知道如何“提高组织的权力,而不是突出哪一个人的权力”。根据Follett的观点,笔者认为可以将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加以研究,进而推导出网络组织权力理论。Weber等人的权力理论对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将其引申到跨边界的网络组织之中,在新的背景下给予重新解读,则会对新的经济实践提供有益的帮助。

Weber的权力理论重点在于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对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并未涉及,但将其权力概念广义化之后可知,不仅单个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存在权力关系,组织之间也存在权力关系。从经济权力关系上看,企业间的作用往往不是完全对等的,占有某种优势的企业凭借其优势而对缺乏者产生影响,以获取经济利益。在此,笔者将占有某种优势或价值资源的组织称为制约主体,把不具备某种优势或资源的组织称为被制约主体。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等关系的存在,被制约主体为了不受控于制约主体,就会想方设法与其建立合作关系,以保证其在缺乏资源时可以借助这种关系而得到其所需资源,甚至还可以站在制约主体的优势地位,对其他被制约主体施加影响和压力,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笔者将权力定义为“制约主体凭借其拥有的比较优势或价值资源而对被制约主体施加影响的力量”。

三、网络组织权力分析

1、企业获取权力的途径

(1)创造依赖关系。权力和依赖是密切相关的,依赖是权力的对应面,最具代表性的关于组织间权力和依赖的理论阐述是Pfeffer和Salancik在1978 年合著的《组织的外部控制:一种资源依赖的视野》。权力来源于依赖关系,在这种依赖关系中,制约主体能给被制约主体提供其缺乏的资源,因此被制约主体依赖于制约主体,这就是经济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占有优势或享有资源的制约主体拥有较大的权力,可以对被制约主体发号施令并获得被制约主体的顺从。要创造这种依赖关系,组织就要了解对方需要的资源,进而努力去获得这些资源。比如对方需要得到某种信息,而如果组织提前通过某种方式得到这种信息,那么它就具有了对方对它的依赖关系,进而获得了相应的权力。但是,单个企业仅靠自己的“单打独斗”是很难获取这种依赖关系的,尤其是力量比较单薄的小规模企业。这种通过创造别人对它的依赖关系而积聚的权力是暂时性的,一旦对方获得了所需资源或具有了某种优势,这种权力就自然消失了。而且,被制约主体也可以通过对依赖关系的了解来设法寻找替代性的依赖资源,以降低或摆脱对制约主体的依赖,从而提高自身的权力地位。

(2)建立网络组织。寻找那些具有独特优势或价值资源的组织,与其建立网络组织,就可以共享网络中其他成员所拥有的价值资源,从而提升自身对网络外部组织的权力地位。网络组织中存在多种依存关系,物质、信息、技术等资源在网络成员之间沿着某种或多种方向流动。比如企业集群,单个企业势单力薄,而一旦形成集群就可以借助集群优势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再如连锁经营,可以凭借其大量采购而获得低成本优势,加盟店可以分享总部的品牌、服务、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降低经营风险,对于那些独立门户就具有很大的“权力”。网络组织要求合作各方必须具备比较优势,通过比较优势的聚合形成综合实力,发挥后发优势(孙国强,2001)。正因为每个结点都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每个结点都有相应的权力,结点之间可以相互制约,长期保持这种权力关系。另外,建立网络组织不仅可以获得优势,还能保护自己原有的优势。Thompson认为,依赖性组织(被制约主体)的董事会可以通过参与所依赖组织(制约主体) 的竞争与合作策略来保护自己组织的技术核心。他和Mc Ewen(1958)确立了组织之间合作关系的三种类型,即联盟、商议和共同抉择。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互动增强了各自的创新能力,也提升了整个网络的竞争优势。

2、网络组织权力探源

(1)网络组织形成诠释。网络成员基于获得更高权力之目的而加入网络组织,网络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彼此的产品具有较高的异质性,为了获取彼此的异质性资源,成员间相互依赖、共存共荣。它们在技术、信息等方面相互交流,使其在网络中沿着某种或多种方式流动,为网络成员所共享。网络成员通过频繁的相互联系,可以彼此了解对方实力大小,进而可以明白自己在网络中的权力和地位。网络权力是一种在成员间的交往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是组织法定授予的,而是被成员自觉认可的。由于网络成员各方拥有资源的量与质存在差别,因此依赖关系并非对等,拥有资本、技术、信息、管理水平、品牌、市场关键或稀缺资源的企业在网络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景秀艳,2008)。网络权力较高的成员往往以不太明显的非形式化或不甚强烈的方式施加自己的影响力,达到所欲达到的目的。它们常利用自身在某方面的优势对权力较小的企业施加影响,以此来获取经济利益,权力较小的企业有很强的依赖性,害怕失去与大企业继续合作的机会,就会主动或被动地采取措施以维持双方的合作。因此,景秀艳(2008)认为,网络权力来源于网络企业之间资源或能力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网络企业之间虽存在“共存共荣”的依赖关系,更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等级关系。

(2)网络组织权力特征。网络中各成员由于依赖而聚集在一起,一个成员依赖于另一个成员,两个成员也可以相互依赖,当一个成员的依赖性大于另外一个成员时,权力变得不平等。所以,网络组织中存在着权力大小的分配,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核心企业处于网络组织的中心地位,能更多地从所联结的合作者那里获得外部资源,更可能比非核心企业得到新的信息并更早地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也意味着更高的地位与“权力”(孙国强,2005);第二,在结构洞中充当“桥”角色的成员有机会获得两种异质的信息流,可以将潜在的信息、利益转化为经济利益,并凭借对信息流等的控制在网络中保持较高的权力(Burt,1992);第三,有些结点虽不处在网络中心也不在结构洞中充当“桥”角色,但其拥有的核心能力无法被其他结点即有的资源所替代,同时也难以被其他结点所模仿,甚至还对网络整体竞争优势的提升起着关键作用,那么这些结点也拥有较高的权力;第四,有些结点可以获得预先信息进而预测未来事件的发生,将不确定性事件化为确定性事件,提高了其他结点对它的依赖性,也可以增加它们的网络权力;第五,拥有良好信用和声誉的结点能获取网络外其他行动者的信任并能吸引其加入网络,相对其他结点而言驱动力较强,所以权力也比较高;第六,结点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能力、对网络组织创新的贡献是决定结点在网络组织中地位与权威的重要依据(林润辉,2004),亦即,网络中信息加工能力强、对网络创新贡献大的结点,也具有较高的权力。由于各结点的动态学习能力存在差异,其占据的比较优势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各结点所拥有的关键资源的重要性、稀缺程度及不可替代性强弱也会随时间而变化,因此,网络组织的权力分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网络结点拥有某种比较优势就可以获得相应的权力。但加入网络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可以止步不前,各个结点要努力保持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否则其权力相对于其他网络成员会越来越小,受控于其他结点,甚至被网络淘汰出局。网络中每个结点都必须努力强化和凸显自身比较优势,才能与其他结点“势均力敌”,从相互制约中受益,同时也能使自己保持持久的有效活力和生存发展的能力。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每个结点都要努力朝着网络中心迈进,一个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企业被认为可以享有更多更有效的资产流、信息流和权力流,而这些都将成为竞争优势的资源来源(阎海峰,2000)。

四、未来展望

权力的副作用 篇8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阶段, 宏观调控的乏力以及经济发展中的投机行为可能进一步激化本就紧张的用地供需矛盾。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中央采取了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 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实施了城镇化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及生态退耕工程等重大措施。非农用地的扩展与农用土地资源的占用将不可避免, 如果规划及控制不力, 新一轮“圈地”浪潮很可能再次掀起。

一、“平衡模式”之政府规划权的规制

1. 加强城市土地市场管理

“2008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通知要求必须长期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根本方针, 严格土地管理。”土地是人类的发展之基, 土地问题能否得到切实的解决, 不仅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 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加大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城市土地规划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也必须以我国城市土地资源的存量现状做为规划工作立足点。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各种建设用地的需求也随之不断增加, 在城市土地需求量加大的同时, 城市土地市场的管理也极易出现混乱。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违法违规用地, 如有些地方违反城市土地规划方案, 以“以征代租”等方式对城市土地未批先占、先用, 擅自扩大或改变规划土地的用途及范围。因此, 要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 必须彻底改变城市土地粗放利用的现状, 大力促进集约节约用地。

2. 加快监管机制的建设, 完善监管体制

城市土地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对城市土地调控与引导的重要责任, 享有城市土地空间的幵发利用等方面的最终决定权。规划主管部门手握如此巨大的权力, 如果不在法律层面上加以严格的限制与约束, 就极易导致少数领导干部难以抵挡金钱的诱惑, 出现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 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与实施要求行政许可旳做出必须公开透明、公平公正、高效便民, 对达到许可条件的申请, 主管部门必须依法给予许可。为了尽量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 必须加大对城市土地许可事项监管力度。只有不断地对城市土地规划监管机制进行创新与完善, 才能更好地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加快建立并完善城市土地规划动态监管的长效机制。监督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城市土地规划的实施进行检查, 利用诸如卫星遥感等现代监督技术扩大对城市土地规划实施的监测视角。对不按照城市土地规划方案实施的行为, 应及时的发现并加以制止。对监督检查所收集的各类信息经过整合之后, 应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同时, 加大对于未经法定程序对城市土地规划方案进行修改行为的执法力度, 对违法、违规的相关责任人应严肃查处并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 加强城市土地规划的检举与惩处力度

《城乡规划法》对城市土地规划中违规行为的制裁与判罚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特别在六十九条中指出:“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通过加大对城市土地规划的管理力度, 严格规范城市土地规划的编制程序与审批程序, 进一步确立城市土地规划在其专业领域内的权威地位, “依据公正、公开和便民原则, 完善土地规划管理听证制度, 明确违反规划处罚办法, 增强土地规划执法力度。”在规划的实施阶段涉及到的行政许可、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法律的规定, 在核发规划许可证、实施行政处罚时发生的争议, 可以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加以解决。如在此过程中造成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 国家应依法对当事人进行赔偿或作出适当补偿。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规划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应予以加强, 对于其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发现并尽早纠正。针对规划主管部门随意修改规划方案、违规审批等行为, 应严格规范规划主管部门的权限和审批程序, 并对其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利益相对人权利如果受到侵害除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外, 还应享有检举投诉的权利。

二、“平衡模式”之公众参与权的有效加强

1. 提升城市土地规划中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

目前有关城市土地规划的法律法规中, 公民参与制度的法律地位还比较低, 在城市土地规划的主干法律中, 对公众参与制度作出系统详细规定几乎没有。在《城乡规划法》中虽然有所提及, 但也只对规划编制主管部门提出了非常原则性要求, 远远不足以使公众参与行为形成一项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的目的是使城市土地规划制度更加科学合理, 公众参与应被视作是城市土地规划编制的指导原则, 应将其具体地写入法律, 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在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中, 应做到在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骤都有公众的意见参与其中, 包括规划立项, 规划方案的编制和规划方案的最终出台与规划的实施等。

2. 明确界定公众参与权的主体范围

公众参与的代表选择是否到位成为影响公众参与效果优劣至关重要的因素, 其中公众参与代表的数量、类别、专业素质等因素都会影响公众参与的有效性。理论上公众参与代表的人数越多, 其有效性就越高。但是在公众参与制度在真正实施过程中不可能让每一位公民都参与其中。为了提高规划效率, 使规划方案更加的科学合理, 在实际的规划过程中应实行公众代表参与制度。公众参与应该让利益相关群体的公众代表参加, 可以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规划领域的专家代表、群众团体居民委员会代表等等。对于代表的选取方式, 普通公众代表可以采用自主申请、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 专家代表则由规划主管部门邀请出席。另外, 要对代表候选人进行定期更新, 以保证参与的公众代表不会成为为少数部门搞“形式主义”的听证会“钉子户”。同时, 按照人群、团体的不同在评价阶段赋予其不同的权重等级, 确保公众参与的客观公正。

3.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保障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是公众参与城市土地规划的先决条件。只有当参与者对规划方案有了充分的事先了解, 才能有效的行使公众参与权, 因此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决定着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城乡规划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但是信息公开应不仅仅限于规划草案的公示, 而应是城市土地规划全过程所涉及的所有关乎公众利益信息的公布。国际公共参与协会认为“公众参与的核心价值在于公众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具有发言权;公众参与能影响决策;公众参与过程促进各方交流, 并满足所有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的需求;公众参与过程挖掘并促进所有被决策影响各方的参与;公众参与过程让参与者自行决定自己如何参与。实现这些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向参与者提供足够信息, 使得参与者能够进行实质性参与。”城市土地规划在我国更多是采用政府牵头、规划主管部门主导、其他相关部门予以配合的规划模式, 公众从规划编制的一开始就缺乏有效的信息供给。如果城市土地规划的全过程都处于政府“闭门造车”状态的话, 公众参与到规划实质部分的道路或许将会越走越远。

三、结语

权力的副作用 篇9

1 发挥班主任权力,督促学生自觉学习

由于高职学生的入学成绩比高中生学习成绩稍差,学习习惯也一般不好,为了尽快使他们掌握知识打好基础,必须加强管理措施,督促他们学习。课堂学习要依赖任课老师的工作,课后复习就要求班主任切实做好工作。所谓管理就是一个人或部分人来指挥,组织与协调更多人的活动。班级管理的好坏是关系到班级的学风,直接影响班级的学习成绩。在班级的管理中,班主任首先要掌握一个导向,以勤奋学习为荣,调动全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根据班级成绩水平来制定班级的学习计划,并针对每个学生制定适合个人的学习措施;利用优带差,学习小组等方式组织学习活动;利用各种方式来指挥监督来检查学生的计划完成情况。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好三个原则:一是要分析学生,要分析学生的知识水平、成长背景、行为思想和性格爱好,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掌握个体差异做好因材施教,使得策略的制定符合班级实际情况。二是要关爱学生,对学生来说,班主任的认同是一个来自自己长辈的关爱和期许,要让学生感觉到自己是受到班主任关注的,无论成绩或者生活,势必学生会好好表现以得到来自班主任的认可,以实现自己在班级中的归属感和成就感。三是要恩威并施,要树立自己班主任的权威性,表扬自觉学习的行为,批评不认真的行为,不过要注意方法,不能让表扬成为骄傲的理由,也不能让批评成为学生的负担,这两种手段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学习。

2 利用非权力影响指导学生身心发展

班主任能施加的非权力影响主要通过其个人素质、知识、能力、情感的潜在的因素来实现。个人素质首先要求有师德,具体表现在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热爱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实事求是,有正派的工作作风及道德与自我完善能力等。知识和能力要求具有一定专业素质,知识主要包括文化知识、专业知识、法律知识以及思想政治水准等相关知识,能力指的是科学决策能力、协调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情感因素是指班主任能体贴关心学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感情融洽,能使学生产生亲切感的因素。具体实施对策:一是要端正自身言行。班主任是学生的榜样,班主任要具有乐观的生活态度,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班主任的个人魅力直接影响一个班级的班风。在良好的班风熏陶下,学生们会自觉思考如何实现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促进完善人格的形成。二是要善于与学生沟通交流,及时了解班级动向和学生思想波动。这对班主任下一步决策很重要,而信息的获取沟通最重要。班主任要善于做学生思想工作,并且放下身段,处于平等的角度使学生愿意吐露心声。班主任要本着关爱学生的态度来做工作,学生才能在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班主任的情真意切、关心爱护,才能在心理上产生情感依赖并接受建议。

3 倡导人性化自主化管理

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是管理的核心与动力,必须发挥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与参与精神,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这种现代教育管理理论的指导下,人性化的管理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它则体现了人本思想,把学生作为班级管理活动中的主体,有利于学生自主、自律及民主与意识的增强。这种管理模式需要建立班级精神并用班级精神来联系学生,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使学生将自身行为、情感、思想与班级精神一致,自觉营造健康向上的氛围。班级的自我组织是实现自主管理的条件,班级生活学习的决策权力赋予全体学生,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当然学生自主绝不等同于凡是学生做主,否则会成为一盘散沙。想要实现人性化自主化管理,需要班主任在建班之初做大量的工作,如了解班级每位同学的能力、性格、优点、缺点,尽可能开始时就实现班委会成员的合理化,因为班委会的不稳定会直接导致班级的不稳定,而班委会发挥的作用会直接决定自主化管理的成败。当一个有着强大凝聚力的班级自主管理组织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班级每一位学生都会感觉到自主与进取共存。班主任不必再事事都参与,只是在必要时候予以指导就可以。学生因由于自我参与而把班当作自己的家,从而形成一个温情脉脉,以家庭为荣,为家做贡献的组织。在这样的班级氛围中,学生是容易接受班主任教育的。

4 把握权力制约和自主发展的度,实现和谐管理

每一个班级的成长轨迹都不会是一条直线并且都是与众不同的,班主任要时刻不忘自己作为掌舵者的身份。过分的自由和一味强调班主任的作用的班级管理策略都是不正确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掌握度,使用两种结合的方法实现和谐的管理。班主任要具备科学的决策能力,深刻敏锐地观察和分析问题,统筹兼顾地安排班级各项工作,全面周密地考虑问题,既不能打压学生的参与班级管理积极性,也不能放任班级风气朝不好的方向发展。这需要班主任时刻注意班级情况,并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机智敏捷、因势利导随机应变地处理各种意料之外的问题,并能够协调任课教师、家长、社会等各种教育力量,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因素,为班级管理服务。

班主任是班级的直接管理者,要想把权力影响和非权力影响运用得恰如其分,其实是对班主任能力的最高要求。看似人性自主的班级管理模式下,处处都融入了班主任的心血。学生们在其中既得到了知识,又得到了融入社会的能力基础,在一个自由的空间下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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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的权力 篇10

精英人物能在公司里安心工作自然是好事, 他们能吸引更多的人才, 也是事业发展的中坚, 我们强调这些因素, 也是由于人才因素的重要性。殊不知, 这里蕴藏着一种危机。

精英的权力过多, 往往会阻碍别人的行事机会。精英分子身兼数职, 往往会使领导者忽视自身接班人的培养, 并会使公司的领导层出现断层。

适时地调整职位是必要的, 尽管我们认为用人要有任期, 但更要强调任何职位都不是终身的, 它并不专属于某个人。要防止一些员工出现的骄傲心理, 否则在关键时刻他很有可能会要挟领导者。

哈赫特是全世界公认的“连锁商”之父, 他的用人哲学很值得借鉴。哈赫特在他上任之初就先问自己, 他应该做哪些别人未做、同时又是对公司有长期贡献的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 他想为公司培养明天所需要的人才, 为公司建立一个长期的班子。这位总经理的做法是:当有人告诉他, 某位主管离不了某人时, 哈赫特就立即将某人调开。他说, 主管少了某人, 这不是主管不行, 就是某人不行, 甚至是两个人都不行。因此, 他要挖掘出真正的问题, 调走其中的一人, 对全盘性的用人大有益处。

如果是主管不行的话, 他可以重新任命, 如果两个人都不行, 就一起换掉。只有这样, 才能在内部形成竞争机制, 防止庸人占据重要位置, 也防止少数精英人物的垄断, 使有才能的员工无法获得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