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质与量（精选7篇）
市场经济质与量 篇1
摘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质的规定性, 它规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量的规定性, 它明确了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化的程度和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 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市场化程度的统一。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 但从总体上说,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而且这一实践本身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 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 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 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 而分工越发达, 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 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 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 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 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 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 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 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 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 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 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 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 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 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 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 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笔者认为,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 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 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 具体说, 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 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 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 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
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 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 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 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 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 所以, 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 (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 , 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 那么, 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 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 只有相对意义。
笔者认为, 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 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 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 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 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 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 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 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 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提出的测算指标是: (1) 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主权, 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 (2) 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 (3) 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度、非关税壁垒, 直接投资实际额; (4) 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是从商品市场 (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 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 (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 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 (1) 劳动力市场化, 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 (2) 资金市场化, 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 (3) 生产市场化, 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 (4) 价格市场化, 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认为, 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 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 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笔者认为, 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 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 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 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 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 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 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 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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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晓薇, 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 199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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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199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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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忠.对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几种不同判断[J].经济学动态, 1996, (9) .
市场经济质与量 篇2
一个风清人静的夜晚，我在睡梦中被一阵争吵声吵醒。咦？这声音好像来自我们家的客厅，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客厅外，眯眼往门缝里一瞧：哎呀，不得了，原来吵架的是质与量俩兄弟。
它们争论的起因是白天我们买的一盒牙签，买的时候妈妈通过比较买了同样价格，量却相对多一些的一盒。谁知拿回家一用，牙签身材细小不说，还接连断了好几根，为此，妈妈开始发牢骚了，“现在买东西真是越来越难买，质量好一点的价格贵，价格便宜的质量差，唉！”有了妈妈的这句话，质和量心里不服气了，量说：“都怪你，明明是你质不好，把我一起拖下水。”
质也不甘示弱：“是你为了忽悠别人，一直追求数量多，来迎合买家的.心理，这下好了，把我也一起连累了。”
“既然厂家把你生产出来了，你就要挺住，才能保住我们的名声。”量说。
“既要节约成本，又要保证生产数量，而且人们在使用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怜香惜玉的，叫我如何挺得住？”说完，质委屈地哭出声来。
一看质哭了，量更生气了，“你好像还很委屈，你看每次新闻媒体曝光出来，哪一次不是你的问题。像20xx年的苏丹红鸭蛋、20xx年三鹿婴幼儿奶粉、20xx年的双汇瘦肉精和染色馒头等等事件，难道是我缺斤少两，让人们觉得不公平而曝光吗？还不是你质有问题！”
听到这里，质的火气一下蹭上来，“你还讲不讲理了，因为你在明，我在暗，厂家为了体现所谓的公平原则，生产的时候在数量上做到了不缺斤少两，却在我身上做了手脚，有的是偷工减料，有的是偷梁换柱，为的就是你！你量少了人家用眼睛、用计量工具就能检测出来，而我只能通过规定的检测部门才能检测出问题，所以，所做的一切瞒天过海都是因为你，所有曝光出来的问题也是因你造成的！”
此时，两人的火气已快升至沸点，自身名誉保护战一触即发。我正看得紧张，突然，又出现了一个人，自称是“公平”，他说：“你们也别吵了，说到底，你们俩个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缺一不可。正是因为你们俩个只看到自己，才让商人有机可乘，俗话说‘兄弟连心，其利断金’，只有你们团结起来，才能生产出保质又保量的产品，才能让平民老百姓受惠。”听了公平的话，两兄弟似有所悟，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创新：质与量缺一不可 篇3
在2012年的岁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表明，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专利申请国，中国人和中国公司在2011年向专利部门提出52.6万项申请，将近占全球总申请量的四分之一。
对此，我们理应欣喜。
中国自2006年发起的自主创新计划，超过了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以来的其他任何政策措施。自主创新计划的目标是让中国加快速度上升到科技阶梯的更高端。人们对自主创新计划的几乎所有评估，都会把专利申请作为衡量计划是否提升的一项权重─它一方面表露出人们对创新的热情，一方面似乎也决定了创新成果的多寡。
不过世界一体化的发达资讯又给我们传递来另一条信息：在汤森路透发布的“2012全球创新企业百强名单”中，没有一家中国公司的名字上榜。
这家主要根据入选企业的专利资产作为评选依据的全球领先业务信息提供商，评选标准主要由四条构成：专利数量、专利成功注册率、全球专利资产范畴以及所用专利的现有影响。
在入选百强的公司中，我们熟悉的苹果、微软、三星、AT&T和爱立信等都榜上有名。而中国的华为，尽管在2012年上半年超越爱立信，以106亿美元的半年度销售额成为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但仍然无缘名列创新上榜企业。
向食物链顶端的跨越是华为取得的成就，但同时也凸显出，科技的创新对于全球化公司的国际竞争策略的重要性。过去20年，华为依赖残酷的价格战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供应商之一。如今，这家超级公司正在利用其庞大的规模和财务实力在研发领域投入大笔资金，试图在全球技术竞赛的领域超越竞争对手。2012年，华为的研发支出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达到47亿美元，仅略低于世界营收第一的电信设备销售商爱立信，后者去年在研发上的投资为48亿美元。可以看出，华为应该是中国企业中最注重技术研发的，但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相关信息显示，华为在世界电信领域的专利数量和质量综合排名只能排在第18位。
人民网称，中国专利数量虽在增加，但专利数量与质量不匹配，与入榜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海外专利申请或获批数量过少，专利影响力不足。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专利申请量的世界第一，也许中国尚有专利拥有数不俗的企业，但专利授权成功率、专利全球普及率与专利引用影响力这几个指标恐怕要令国人反思。
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质与量 篇4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 但从总体上来说,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 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 (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 、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 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 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 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 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 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 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 这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 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 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 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 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 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 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 而分工越发达, 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 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 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 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 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 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 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 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 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 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 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 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 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 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 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 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 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 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 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 具体说, 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 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 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 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 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 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 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 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 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 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 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 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 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 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 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 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 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 自主从事交易活动, 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 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 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 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 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 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 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 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 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就不可能做出统一的结论。所以, 他认为, 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 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 所以, 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 (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 , 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 那么, 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 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 只有相对意义。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 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 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 会给人一个错觉, 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 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 所以, 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 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 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 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 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 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 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 既包含过程, 也是指一定的标准, 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 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 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 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 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 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 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 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 一般认为, 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 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 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 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 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 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 高位估计是65%, 中位估计是55%~60%, 低位估计是60%。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新世纪5年~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
参考文献
[1]陈文通:如何正确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N].北京日报, 2002～04～19
[2]陈宗胜: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 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1999 (, 5)
《质与量的战争》读后感 篇5
物资管理部 徐迎兴
公司自开始推行“第一次把事情做好”，“好”字本身就是包括了“质”与“量”的概念，只有在规定时间高质量的完成了规定量的工作，才能说得上“好”。公司也一直在强调“埋头干活，还要抬头看路”，如果方向错误，再怎么努力都是枉然。我们在做实际工作的时候，达到目的有很多选择的路，但至关重要的可能就几步，如果能恰如其分的把握住关键，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开展任何工作都需要设定目标，并仔细考虑过程中的重要控制要点，不同方法达到的不同效果等，这和当下我们公司现在学习川崎中的“凝神观察，持续提高”如出一辙。
分清线条，做好梳理。所有工作都有轻重缓急之区分，毫无疑问，最重要，最急的事摆在第一位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必须有步骤，有条不紊的去完成，很多重要但不急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分清线条，做好梳理，到最后成了最重要最紧急的事情，国人一直在强调“好事多磨，慢工出细活 ”一定有他的道理，“急”出来的东西不一定不好，但是“慢”出来的东西好的概率一定很高。学会梳理，分清轻重，一定有助于缓解“质与量”的矛盾，从而提升质的高度。
不断学习，不断总结。随着市场的变化，公司的战略重心和管理思路都是有调整，跟上调整的步伐，才能顺势而上，才能游刃有余，不断学习，不断总结是前提。现代的知识飞速更新和进化，陈旧的思维和理念与高效率的工作节奏已经脱节，“埋头苦干”是成功的基本条件，但它却不能保证成功，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升工作效率，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沉下心来用心去感悟工作的点点滴滴，不断的进行总结工作中的好和不好，好的去坚持，不好的去改正，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升工作中的“质”。
“标准在脑中，质量在手中，客户在心中”
修船事业部 郭建强
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最为基本的道理――质量的目的绝不在于我们如何宽容问题，如何整改问题，也不在于我们如何妥协、如何折腾，更不在于我们如何不断地博弈。质量的目的，在于我们如何想办法去更好地根除问题产生的原因，想办法去预防问题的产生。
“一次把事情做对”，就要统一标准意识。公司把“标准在脑中，质量在手中，客户在心中”作为质量管理的理念方针，辩证的阐述了，只有掌握了标准，才有可能做出好品质;只有做出好品质了，才是服务客户的具体体现，客户才会从心底里认可和接受我们，顾客才有可能回头。所以，好品质=回头客!
书中的另外一个观点，“质量意识的背后是成本”也引起了我的共鸣;有专家统计分析过，中国的船舶修造业，有30%以上的成本是浪费在返工上面的，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质量意识不高造成的，目前修造船市场持续低迷，国内外大批的船厂纷纷倒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质量问题影响进度，甚至是质量问题所带来的成本居高不下，所以，现代的修造船市场，就是技术、质量和成本的竞争，在同样的条件下，谁的意识到位，质量过关，谁能降低成本，谁就有可能生存下去。现在集团公司都在倡导“学川崎”，南通中远川崎，其“三高一低”的造船水平，即“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高、产品质量高、资源消耗低”是它能在船舶市场独领风骚的原因。要提升，必须学其理念，学其精神，学其模式，认真研究规范标准，强化质量意识，才会想办法一次把事情做好;作为我们修理改装本身，短平快是行业特点，保安全、拼效益是企业使命，更要强化各级员工“一次把事情做对”意识，以及“返工就是最大的浪费”意识，不断提升工作质量，不断的取得客户信任，借用南通川崎的一个质量管理理念：“质量做好了才有可能取得客户信任，而客户信任又是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的!”跟“质量意识的背后是成本”是相通的!
中远海运重工南方地区的修理改装资源改革重组在即，改革重组后，将成为广东中远海运重工华南地区最大的修理改装基地，体量是变大了，但如何做到华南地区最强?毋庸置疑，做好品质是首要前提;这就需要管理层及施工方有统一清醒的认识：我们仍然处在质与量的战争当中，目前战争还非常胶着，难分胜负;而我们也非常清楚，最终只有品质做好了，才是可能做到最强，我们也坚信，最后取胜者必定是品质，广东中远海运重工修理改装业务必定可以做到华南地区最强!
提升质量的四个方法
经营部 张策
一、“零缺陷”就是第一次把事情做对。
俗话说：“马壮车好不如方向对”，这句话的典故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即方向错误，再怎么努力都枉然。我们在完成工作时，如果能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关键，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在开展工作前我们需明确工作的目的，仔细想想做这项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希望藉此得到什么结果，这样做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并与领导和同事一同讨论，再决定整个方向及流程。
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在我们完成日常的任务时，如果在工作过程中再花时间去寻找所需的资料或工具，只会事倍功半，徒增出错的机会。事前即将一切所需都准备好，即取即用。如随时准备好“最新”的信息：“资料”的随时更新与增删，可以让我们永远掌握到最新的讯息，并随时将它做好整编、归类等的工作，以供我们随时掌握最新的状况，并可迅速做出正确的思考判断。随时将自己的知识、经验、技能等，做好转换成工具的观念，以便随时可以拿出来运用，或重新组合，以便缩短时间、提高效率，增加更多的成功机率。因此在我们理清需要做的事时，事先做好计划表或者在“小本上”随时记下要做的工作至关重要。
三、权衡主次：“事以类聚，物以群分”。
养成把握重点，循序渐进，集中力量的习惯，决定次序，从最重要的事情着手。我们必须先决定哪一项工作比较重要，必须优先去做;那些比较不重要，可以缓办。不考虑优先次序所产生的另一结果，常是一无所成，而且被拖延或耽搁的事情，等之后再提出时，往往已失去时效性。
四、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
当今时代，知识的更新和进化如此之快，陈旧的思维和理念与高效率的工作节奏已经脱节， “苦干”是成功的充分或基本条件，但它并不能保证成功，今天我们还要聪明工作，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升工作效率及创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日常工作中我们需要沉下心来用心感悟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主动学习、参加培训课程，甚至只是默默观察别人怎么做，都能从中学习到新知与技术，再消化出更有效的做事方法与解决问题之道。成长的快慢与成长的心有关，因此我坚信，只要能够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用心吸取营养，不断总结，才能质与量两者兼得。
如何提升设计效率
技术部 陈剑亮
设计团队里面基本存在着三种角色，决策、执行和控制。
决策效率的提升可以通过不断收集已有项目的资料，关键的物量信息、工时信息、设计标准、项目执行基准等等，最主要的是要脱离经验判断的模式，把大量的信息转化成数据，以数据来说话，以数据来做决策。当所有的信息都转换成数据后，决策者需要把数据归集、分析，把大数据优化加工后成为决策的基本前提，决策的效率往往影响整个项目的成败。
执行效率的提升，团队精神尤为重要。团队精神和标准化是控制执行力、执行效率的法宝。首先，在团队里面营造互助和积极向上的氛围，以鼓励代替责备，以帮助提高替代末位淘汰。特别是在有设计人员进度无法跟上平均水平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不让其掉队;其次，把设计团队的管理单位划小、划细，每个管理单位树立一个典型人物，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把整个团队的设计水平不停拔高;标准化，很多人对标准化嗤之以鼻，认为这个只是表面功夫。恰恰相反，我认为标准化在提高效率方面起到最为根本的作用。标准的形成和彻底执行，影响着整个队伍的效率，也影响着整个设计质量，如果可以随意发挥不遵循标准，那最后的结果必将是毁灭性的。重复错误会频出，某个人会屡次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没有执行标准，而是按照自己的习惯动作来做设计了。
控制的效率提升。控制就是执行过程的监督和控制，不使偏离原来既定的轨道。这需要管理者有非常清晰的头脑以及灵活应变的能力。尽量减少多余的动作，一语中的，解释到位，力求用最简单的言辞来阐明问题。避免对设计人员的过多干扰，不要认为不停地提要求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其实这个往往是你自身的问题，是应该在决策阶段就完成的事情。
提升服务质量，树立服务品牌
服务车间 李伟京
服务工作要量，更要质!没有质的保证，量再多，效果都不一定好，最终还有可能会成为负面的影响。三供班供电的过载，损伤的不仅是电气开关和电缆，更是服务的质量和生产的效率!在以服务保障为核心工作的服务车间，如何提升水上移靠泊及进出坞工作、物流运输工作、三供保障工作等车间三大板块的业务服务质量，以切实做到提质增效，并逐步树立具有车间特色的服务品牌?
首先，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以学川崎为引领，进一步夯实班组化建设举措，致力于打造钻石服务团队。夯实班组技能竞赛工作，努力提高员工的操作技能。通过充分策划、准备，规范技能竞赛的方案，拓宽技能竞赛的思路，组织车间各班组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开展丰富的、多元化的技能竞赛活动，以通过比、学、赶、超的行动，提高员工的操作技能，增强员工的创先争优意识，营造良好的安全、优质、高效服务的氛围。
其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设备是服务车间工作的宝剑，状态良好的设备，是提升服务质量，树立服务品牌的物质保障。一是夯实设备自主安全管理，保障设备安全运行，即根据中远海运重工及公司关于起重设备管理的要求，结合车间的实际，不断优化起重设备风险管理、合规保证、绩效管理、日常检查维保、应急管理、事故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提升车间设备组、司机班、起重班等班组设备自主安全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充分结合近年来设备维保的实际，进一步梳理、优化设备维保的作业基准，使得作业基准更加接地气、更加可操作，确保设备维保工作更加安全、更加高效。三是进一步扎实设备预维修工作，即扎实设备每月停机半天保养、设备一保二保的工作，定期保养、定期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潜在的问题，逐步改变“救火”式的被动状态，变被动维保为主动维保，努力提升设备的性能。
谈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质与量的关系 篇6
一、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中出现的数量与质量关系问题
当前, 在学生党员的具体发展过程中, 在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上出现的现象有:一是片面地要求质量, 而忽视了发展数量;二是单纯地追求数量, 而放松了对质量的要求。为了追求数量, 不惜降低标准, 以牺牲质量去追求数量, 导致党员发展质量有所下降。这样质量与数量之间就面临着一种矛盾:抓质量, 数量较难上去;而抓数量, 质量则较难得到保证。其中, 抓数量、忽视质量的现象相对普遍, 原因是高校发展大学生党员工作量较大, 工作程序繁多, 而党建工作者人手太少, 发展学生党员执行过程不够规范, 对学生党员的后续教育管理不到位。如何有效解决这一矛盾, 在保证党员质量的前提下增加党员的数量是高校党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学生党员发展的数量与质量关系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 在党员这个统一体中, 党员质量是基础, 党员数量是保障, 两者相互依存, 相互制约。党员数量的多少标志着党存在和发展的范围及规模, 党员质量的高低则体现着党的性质, 真正决定党的性质。党员没有了党所规定的质量, 就失去了党员存在的价值, 党员数量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而党员如果没有一定的数量, 党员质量也变成孤立的, 抽象的概念, 党组织也就不可能得以发展壮大。质量的保证和数量的提高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关系, 不是说质量要得到保证, 数量就一定会缩减, 质量的体现需要一定的数量为基础;也不是说数量提高了, 质量就一定会下降, 数量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两者要协调一致, 避免片面追求数量而放松质量, 也要防止孤立地追求质量而限制了发展数量。
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中, 在数量和质量关系上, 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把党员质量放在首位, 严格遵循“坚持标准, 保证质量, 改善结构, 慎重发展”的方针, 根据所在院校学生的实际情况, 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 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 坚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严格履行入党程序, 把符合条件的优秀大学生吸纳到党的队伍中来, 不断增加发展学生党员的数量。保证了党员质量和数量, 党的事业才能兴旺。
三、扎实做好学生党员发展工作, 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赢”
发展学生党员是高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政策性很强, 要求工作者非常严肃认真的对待, 要处理好党员发展中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增加发展学生党员的数量, 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赢”。
1、加强党务人员配备与培训。
党务工作人员, 尤其是党支部书记, 其自身素质的高低、党性修养、理论水平和从事党务工作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工作的开展和成效, 关系到学生党员发展的质量。随着支部的不断细分, 党支部建立在年级或班级, 要求有更多的业务素质高的党员来从事党务工作, 也需要我们从多种渠道选配支部书记。一是共青团干部和政治辅导员担任党支部书记, 学校要坚持把共青团干部和辅导员担任支部书记的培养、考察、选拔与培养青年党政后备干部结合起来, 与学校人才培养的总目标结合起来, 使他们成为学生党建工作的主力军;二是选拔党员班主任和教师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 学校可以出台相应措施, 通过课时减免或补贴的方式给予鼓励;三是要充分发挥学校关工委老党员同志的积极性, 使他们成为一支可靠的编外党务工作者, 协助学生党支部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支部书记的培养方面, 可以通过建立支部书记岗前谈话制度, 对支部书记工作提出要求, 定期对支部书记进行理论培训和工作指导, 开展“怎样做好支部书记”等主题教育活动, 交流党务工作经验, 召开党员发展工作专题研讨会等方式, 努力提高支部书记的理论水平、业务素质和实践能力, 不断创新支部工作的新方法、新思路。
2、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设。
学生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状况如何, 直接决定发展党员的数量和质量。如果入党积极分子数量少, 发展党员就缺少挑选的余地;如果积极分子素质不高, 就会影响新党员的质量。只有不断加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的建设, 经常保持一支数量较多、素质较高的入党积极分子队伍, 党组织讨论接收学生党员, 才会做到经常化, 并且有较充分的选择余地, 发展党员工作的方针才能够真正贯彻落实。因此, 高校党组织应早选苗、早培养。从新生入学教育抓起, 通过团组织生活、新生军训、个别谈心和学习党章等活动, 积极向学生宣传党的基本知识, 激发他们向党组织靠拢的政治热情, 启发他们自觉提出入党申请。要在“播种”和“选苗”的基础上, 将一批基本素质好、已递交入党申请、有培养发展前途的学生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并及时组织他们到院系党校和学校党校接受入党培训, 同时通过“压担子”、“交任务”加强实践锻炼, 使他们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
3、全面规范并严格履行入党手续。
发展党员, 从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养、教育、考察, 到慎重确定发展对象, 吸收为预备党员, 最后到预备党员的再教育和办理转正手续, 这些工作环节的根本目的, 无不在于实现发展党员的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发展党员的程序比较繁多, 但关键是要从最基层做起, 一是要确保入党积极分子从团内推优的基础上产生, 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积极分子的群众基础;二是要实施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入党积极分子向组织汇报思想的方式, 避免思想汇报的形式化;三是在较大的范围内召开好群众座谈会, 了解群众对入党积极分子的真实评价;四是开展党员发展的相关公示制度, 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群众的监督;五是支部书记大会讨论发展对象能否入党时采取票决制度, 保证支部内各党员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进一步把好入口关。
4、做好大学生党员的继续教育和管理工作。
在学生党员的发展过程中, 少数学生党员在入党前表现很积极, 入党后对自己的要求有所下降, 极个别的党员身上出现了“入党前拼命干, 入党后松一半”的现象。因此, 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必须要抓好对新发展的大学生党员的继续教育管理工作, 要使他们懂得组织上入党是进步的新起点而非进步的终点。高校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党员的继续教育。要求青年学生党员要继续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当前, 特别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理论意义, 用理论武装头脑, 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党组织要通过党员谈话、思想汇报、群众评议来了解这些学生党员的思想、工作、学习和履行党员义务情况, 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批评教育、帮助改正;另一方面高校要加强对党员的日常管理, 建立学习生活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监督考察制度, 教育督促学生党员按一名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自觉进行党性锻炼, 提高党员自觉服务意识。在班级和宿舍实行党员负责制, 给他们压担子, 每名学生党员都要帮助1~2名思想不够进步或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 使学生党员在创建文明宿舍、先进班集体等校园文明建设活动中争当排头兵,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感染、影响并带动更多的学生向党组织靠拢。
四、结语
发展学生党员是高校学生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 随着大学生总体规模的大幅度提高, 大学生党员比例也相应有所提高,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处理学生党员发展的数量与质量这一关系问题上, 高校应始终保持清醒理性的头脑, 把培养和壮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和提升党员质量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 在保证大学生党员质量的前提下, 不断壮大大学生党员队伍, 这对于保证我们党的事业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式教育阶段跨入大众化教育阶段, 各高校都在不断加大学生党员发展力度, 学生党员的数量有了明显上升, 但也带来党员质量的某些问题。高校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学生党员发展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增加发展学生党员的数量, 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赢”。
关键词：高校,学生党员,数量,质量
参考文献
[1]冀晋安.大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中“质”与“量”的辩证思考[J].科技咨询导报, 2005.3.
[2]宣玉梅.浅谈高校学生党员的质量与教育问题[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4.4.
市场经济质与量 篇7
一、财务困境研究主要观点评述
基于对财务困境的界定,当前在财务困境的界定上有很多不同的表述,笔者将主要观点整理表述如表1。
从上述对财务困境的界定中可以发现,研究思路主要有两条:其一是说明“什么是财务困境”,如Altman(1968)的破产清算、国内大多数研究者的“ST”便属于这一类。其二是通过分析财务困境的共性特征给出“财务困境是什么”的界定,典型的有Carmichael(1972)、Foster(1986)和我国学者谷祺和刘淑莲(1999)的界定。
(一)对“什么是财务困境”相关研究观点的分析评述
毫无疑问,“什么是财务困境”的研究路径有助于研究的迅速展开,通过总结既定范围内研究对象的相关规律并形成结论,从而对财务困境的认识及相关研究和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什么是财务困境”思路在其本质认识上的不足也很明显。正如人们很难简单地由香蕉、梨、苹果等个体水果的特征得出水果是多汁且美味的植物果实这一结论,破产清算、“ST”、债券拖欠不偿付、银行透支以及不能支付优先股股利等基于“什么是财务困境”思路构建的定义,事实上难以有效揭示财务困境的本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是财务困境”的研究思路虽然都包含有资金运动失衡,但不能形成资金运动失衡这一总结性结论;虽然都根源于需要得不到满足,但难以说明需要的性质和资金的供需不平衡的程度特征。
(二)对“财务困境是什么”相关研究观点的分析评述
应该说,Carmichael(1972)关于财务困境是履行义务受阻的认识有可取之处,即较好地概括了财务困境具有的不能履行相应职责的共同特征。不过将履行义务受阻作为财务困境的定义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表现在:
第一,受阻义务的内涵认识上存在不足,没有涵盖全部义务范围。Carmichael(1972)所定义的义务范围包括流动性不足、权益不足、债务拖欠和资金不足四个部分。其中,流动性不足指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履行短期义务时遭遇困难;权益不足指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不足,留存收益呈现赤字,或者总负债大于总资产(即负权益);债务拖欠指公司不能偿付负债,或者违背了贷款条款;资金不足指公司受限于或者无法获得各种额外资金。不难看出,上述研究所涉及的义务范畴基本上局限在偿债义务之内。但实际上,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和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并不等价。我们只能从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推导出企业即将或者已经陷入财务困境,但不能由此得出只要企业能偿还到期债务,便不会陷入财务困境。事实上正如谷祺、刘淑莲等Foster(1986)和Karen Wruck(1990)对于财务困境的定义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财务困境的资金运动特征。不过遗憾的是,Foster的标准实际操作性不高(3),Wruck的标准虽然具有可操作性,但以经营现金流和到期债务作为依据同样陷入了债务义务的覆辙。
综上,笔者认为当前界定在财务困境质与量的认识上都存在欠缺,而且这种欠缺对财务困境相关研究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二、财务困境质的规定性
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是事物的内在属性。从逻辑上讲,要获得一事物质的认识或者给出该事物的定义,必须先掌握该事物的属概念或上位概念,即弄清楚它“属什么”以及它与不同属事物之间的根本区别或与同属事物之间的共同之处。对于财务困境到底“属什么”理论界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为此考察财务困境的属性便需从财务困境同属事物以及同属事物的共同本质入手。
(一)财务困境的同属事物
分析财务困境的研究实践可以发现,无论是从“财务困境是什么”还是“什么是财务困境”展开的研究,无论是成因、预警或预测还是困境成本、困境治理研究,又或是以财务失败、财务危机、企业失败或者财务困境等概念为标题进行的研究,它们所锁定的研究对象都具有以下特点:或者面临破产、清算或股票被特别处理;或者在债务上存在拖欠或延期;或者主要经营产品销售额锐减、多年累计营业利润为负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进一步结合财务困境的相关定义(表1),笔者认为财务困境的同属事物是企业运营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财务异常或困难。
(二)财务困境同属事物的本质特征
财务异常(或困难)在属性上同时包含财务、异常(或困难)两方面的属性。财务本质上属于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异常、困难的基本特征是不符合一般规律和情况、处境艰难,因此综合两方面的属性,财务困境的属性应包含资金运动不正常、资金不足两个方面。进一步结合财务困境概念的既有研究,可以发现财务困境同属事物的本质特征是资金运动失衡、资金供给难以满足资金需要。
由表1可以看出,研究人员在对财务困境进行定义时运用到了以下概念和内容:破产或受《破产法》第X、XI章保护、清算、企业(公司)失败、债信不足或债券拖欠(延期、违约)、不能支付优先股股利或者取消或减少股利、无力支付上市交易年费、专门为持续经营所需的营运资本而筹集资金、主要经营产品销售额锐减、多年累计营业利润为负、股票被特别处理,以及大规模重组或裁员等。虽然上述概念或内容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不过综合分析后不难得出,上述内容实际上隐含着资金运动失衡、资金供给难以满足对资金的需要这一共同特征。
首先,破产、清算,企业(公司)失败隐含了资金运动失衡、资金供给难以满足对资金的需要这一特征。破产与企业失败是企业所处的一种特殊经济状态,在此状态中,作为债务人的企业已无力支付其到期债务,最终不得不倾其所有以偿债务;清算则是破产企业依法对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的一种司法偿债程序。破产、清算、企业失败的一个重要前提和特征是资不抵债,而资不抵债从资金运动或财务的角度看则意味着资金运动严重失衡、供不应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其次,股票被ST同样也隐含了这一特征。根据沪深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上市公司状况异常期间的特别处理》的规定,只有当公司存在下述情况,公司股票才会被特别处理(即ST):一是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二是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其股东权益低于注册资本,或者因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导致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基本中止,以及公司涉及可能赔偿金额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诉讼等其他异常情况。而资不抵债、生产经营活动基本中止无疑包含资金运动失衡、资金供不应求这一特征。
再次,无力支付上市交易年费、无力支付到期债务或费用、不能支付优先股股利、需要为持续经营专门筹措资金或者大规模调整运营方式与结构等具体表现形式也显然表明资金运动出现了问题,难以满足相关用途的需要;营业收入锐减、利润为负也表明公司在主营方面存在收不抵支,当金额达到一定程度势必导致资金运动出现失衡,供给难以满足需求。
最后,流动比率长期小于1表明企业具有极高的财务风险,一旦短期融资难以为继(这种情况很可能存在),企业极有可能需要变卖长期资产以偿债,其结果将对企业经营和债权人(特别是潜在的债权人)造成不利影响,长此以往势必导致资金运动出现失衡,供给难以满足需求。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资金运动失衡、供给难以满足需要是将财务困境同属事物联系起来的内在纽带。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资金运动失衡、供给难以满足需要恰恰构成财务困境事物与非财务困境事物的本质区别。一方面,资金运动构成财务困境与其他困境的根本区别,财务困境只考察财务运动相关的困难事项,同样其他研究考察的主要也是非资金运动事项;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供求失衡状态才将财务正常、财务异常与财务困境区别开来。因此笔者认为资金运动失衡、供给难以满足需要构成财务困境的本质内涵。
三、财务困境量的规定性
在属性上,资金运动失衡、资金供给难以满足需要反映了财务困境的共性特征,但它却没有明确财务困境的程度边界,或者说供求关系失衡达到什么程度才表明公司陷入财务困境。表1体现了已有界定的标准,然而笔者认为,上述标准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将银行透支纳入困境的研究范畴、作为评判依据不可取。因为,银行透支本身是企业短期融资的一种途径,轻微、短暂、在银行约定范围内的透支应该是企业理财灵活性的体现,并不一定表明企业的资金供求出现了失衡。此外,把银行透支纳入困境的研究范畴,将使困境范围过于宽泛。即便将银行透支纳入财务异常的范畴,银行透支也是相对轻微的、基本可以自愈的财务异常。将这些轻微的、基本上无需采取措施的异常纳入困境范畴容易混淆研究视线,不利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揭示财务困境的主要特征(4),进而不利于财务困境的有效防治。
其次,三年累积营业净利为负、股价报酬率比平均中位数低20%以上,以及流动比率小于1的状况在1～3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内不会逆转等标准,也没有准确描述财务困境量的规定性。以流动比率为例进行分析,其不合理性体现在:第一,以流动比率小于1作为评判尺度不合理。一方面,流动比率是一个静态指标,资金偿付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以一个静态的指标作为动态偿付能力的衡量标准不合理;另一方面,流动比率小于1并不一定表明企业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准确地说,债务能否偿还取决于企业是否具有及时还款能力,如果具有及时还款能力,即使其流动比率远低于1也能保证偿还到期债务(5)。即便从总量上进行考察,流动比率小于1也不表明不能偿债。由于企业的资金处在不断周转运动之中,正常情况下每次周转都可以带来增量的价值(即利润),因此只要企业资金运用效率够高、产品的盈利空间够大,即使是较小的资金(如流动比小于1)也可以创造出较高的支付能力(偿付全部流动负债)。第二,“1～3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时间标准确定不科学。一方面,此标准没有科学客观的依据进行支撑。即使如此概念中所指出的,企业难以持续动用信用筹资进而不得不采取变现长期资产以偿债的方式,也难以推导出此时间标准。而如果此时间标准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那么这一标准也就不能作为财务困境评判的数量边界。另一方面,得到此时间标准的前提,即“流动比率持续小于1的情况下,企业将难以持续动用自己的信用筹资,以至不得不变现长期资产”本身也存在问题。因为这一假定对于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占比很小、流动负债占比也较小的企业并不适用(比如电力企业),从而并不会涉及年限标准问题。
再次,仅以到期债务作为标准也不准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范围过窄。偿债资金需要只构成企业资金需要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可以从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推导出企业可能或者已经陷入财务困境,而不能由此得出只要企业能偿还到期债务,企业便不会陷入财务困境。正如之前分析所指出的,财务困境除了偿债义务之外,其义务范围还应该涵盖生产耗费。因此仅以到期债务不能清偿作为财务困境的衡量标准,则没有将能偿债但因资金不足使得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企业包含其中,不利于财务困境研究目标的达成。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已有标准并不能有效给出财务困境的程度边界。合理确定财务困境量的边界,关键在于合理认识和准确把握财务困境的资金运动本质、资金周转运动特点、资金供求构成以及供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下我们将从资金运动入手,深入分析资金供求的构成及其特点,并结合资金供求的相互关系分析确定财务困境的程度边界。从企业的资金运动中不难发现,企业的资金运动与人体的血液循环无论是结构还是功能都十分类似(见表2)。
基于企业资金运动与血液循环的相似性,笔者发现:在需求层面,企业资金需要包括四种类型,即生产性资金需要(用于购买材料、支付人工,以及支付经营、管理等费用)、偿债资金需要(用于偿还各种债务)、投资性资金需要(用于固定资产和长期资产投资)和股利支付需要(用于向投资者进行支付);在供给方面,企业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即从产品出售中获得的资金、从资产出售中获得的资金,以及外部注入的资金(债务资金贷入和股东投入)。并且受不同类型资金需求的性质、特点以及资金供求相互关系的影响与决定,企业的资金运动中蕴含着一个资金供给量的临界点,如果资金供给量低于该临界点值,企业将不可避免的出现经营困难、陷入财务困境;如果供给量高于该临界值,即使资金供给难以满足需要,企业也不会陷入财务困境。以下进行具体剖析:
由于用途的不同,上述四种类型资金需要的特点、性质并不一致。偿债资金因其用于支付债务的性质决定这部分资金不再参与企业内部的资金循环,其特点体现为金额确定且具有刚性约束。股利支付资金的性质也决定其不参与企业内部的资金循环,不过与偿债资金不同,由于股利的宣告权在企业,因此股利支付资金需要在量上并不固定,存在一定弹性。投资性资金在支出上主要用于购置、形成固定资产和长期资产,受资产特点的影响和制约,这部分资金一旦投出就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全部回收,因此决定投资性资金在性质上属于沉淀性资金,只是部分的参与循环,其主要作用是提高生产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效率;而且在资金需要的数量上也不固定,存在一定的弹性。生产性资金因其主要用途是提供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因此在属性上属于循环资金,构成资金运动的主体,通过每一次的投入和收回维持企业的运作、实现价值创造;在数量上也不固定,管理当局可以根据资金供给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在资金供给方面,上述三种资金供给在性质和特点上也不相同。从产品销售中获得的资金在性质上是一种可控、可持续的资金,通常构成资金的主要来源,其数量取决于当期生产性资金投入、产品的盈利空间,以及经营管理效率;资产出售获得的资金虽然也具有可控性但通常不具有持续性,其数量取决于资产的规模,一般数量较小;外部资金注入则通常不可控,其数量与既有融资数量、资产情况以及企业经营前景息息相关。
此外,尽管企业的资金循环并非完全封闭的回路,存在资金的漏出和注入,但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依然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一方面,资金供给决定和影响资金需要。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当期各种需要所能运用的资金以当期所能提供的资金供给为限,所以资金供给决定资金需要的数量边界;其二,资金供给性质也会对资金需要的类型产生影响,比如不同的债务筹资规模将决定不同的偿债资金需要。另一方面,资金供给也依存于资金需要,不同的资金配置将决定产品出售、资产出售和外部资金注入所能获得的资金数量。
资金供给和需求所存在的上述特点和相互关系,决定企业资金在需要量上必然存在一个最小的、约束性需要量。一方面,企业必须满足偿债资金需要;另一方面,受偿债资金不参与企业内部资金循环和资金供求相互依存的影响,企业还需对生产和投资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支持。因为如果不对材料购买、员工薪酬,以及经营管理等需要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资金支持,企业势必不可能有产品和销售,也就不可能提供持续的资金供给,于是企业只能通过资产出售和外部资金注入获得资金来源以满足偿债的资金需要,其结果势必陷入财务困境或破产倒闭。同样,如果没有研发和生产资料的追加投入,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下企业的产品销售也难以持续,结果也难逃陷入困境的厄运。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企业确如人体一样存在一个维系其生存的最低资金需要量———约束性资金需要量。当然,由于企业资金处于不断周转运动之中,每次周转除收回成本费用之外还将带来盈利(或亏损),因此不同规模、不同经营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的企业,其对生产周转的资金需要量也就不尽相同。这样,不同企业的约束性资金需要量也就不同。不过无论如何变化,这个需要量必然大于偿债资金需要量,具体数值应该以能维持企业最低可持续经营的生产、投资,以及偿债资金需要量为限。
由于约束性资金需要量与企业经营、理财以及生存之间存在的内在必然联系:当资金供给高于这一约束性需要量,随着资金投入周转带来更多的盈利,企业资金运动不会陷入困难,从而不会出现财务困境;一旦资金供给低于这一约束性资金需要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经营必然萎缩,导致资金运转困难,进而导致资不抵债并最终面临破产清算。因此,笔者认为财务困境的数量边界应以约束性资金需要量为限。
四、基本结论与比较优势
(一)基本结论
本文研究认为,目前基于结果状态给出的财务困境界定在财务困境本质认识上存在很大的缺陷,正是由于这种认知的缺陷导致了财务困境研究上诸多问题的形成。无论是从同属事物的共同特征还是不同属事物的根本区别来看,财务困境本质上是资金运动失衡、资金供给难以满足资金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揭示财务困境的内在规律,纳入财务困境的资金供求失衡应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那些轻微的、短暂的资金供求失衡无需纳入财务困境的范畴,财务困境资金供求失衡的下限应是能确保企业维持运转的约束性资金需要量,这一资金需要量随经营规模、管理水平与效率的不同会存在差异,但在总量上必然大于偿债资金需要量。
鉴于财务困境质和量的上述特征,笔者认为财务困境的理论界定应该是“资金运动失衡,资金供给难以满足约束性资金需要”。
(二)比较优势
笔者认为,将资金运动失衡、供给难以满足约束性资金需要作为财务困境的本质属性加以明确十分必要,而且相比于其他观点至少存在以下优势:
第一,对财务困境外延的含盖更加有效。一直以来,财务困境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分歧在于困境外延的确定。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存在多种外延,涵盖从银行透支、股利延期支付到破产清算这一广泛的范围,而且不同研究者定义的外延之间彼此交叉重叠,难以统一。与此相反,将资金运动失衡、供给难以满足约束性资金需要作为财务困境的本质属性,不会存在上述问题,因为一方面资金运动失衡能有效涵盖财务异常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约束性资金需要准确揭示了困境形成的阀值条件,并且有效克服了偿债资金需要范围太窄、偿债加全部经营费用范围过泛等问题。
第二,能有效避免认知偏差,有助于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资金供求及其决定因素等困境形成和化解的核心内容上。财务的本质是资金及其运动,因此在财务方面所有问题的内在实质都离不开资金运动,准确把握这一点对于揭示财务规律,解决财务问题(特别是财务困境问题)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不过也许是资金运动失衡过于直白(直白的东西往往容易为人所忽视),以至于在财务困境研究中资金运动这一本质被研究者有意无意的忽视掉了(6)。其结果造成人们在财务困境的认知上出现偏差,忽视了财务困境形成与资金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导致了财务困境研究上诸多问题的形成。如对于财务困境的形成,理论界找到了许多的成因(包括管理无能、过度经营等),而一旦将其用于指导实践便会发现往往无从下手(7),因此虽然我们找到了财务困境的原因,但我们无法用它们来进行财务困境的预防。相反,在定义中明确揭示资金运动本质则可有效避免这种认知偏差。
第三,有助于找到财务困境的真正决定因素。受认知偏差的影响,已有研究并没有找到财务困境的真正动因。但如果基于资金运动视角,仔细分析资金供、求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则不难发现财务困境形成的内在机理和各相关影响因素的内在联系,进而寻找到真正决定财务困境的因素是约束性资金需要量、有效运转资金量和单位资金的边际贡献等。事实上,其他原因都只能是更高层次影响因素,其最终起作用还得通过上述决定性要素。此外,找到财务困境的内在决定因素便为财务困境预防的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使财务困境的治理可以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