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农业技术推广(共10篇)
农户农业技术推广 篇1
一、引言
我国已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从“一五”时期的19.9%, 提高到目前的51%, 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然而, 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成果应用水平仍然不高,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有30%-40%, 远低于发达国家65%-85%的水平, 很多成果不能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孙政才, 2009) [1]。这说明, 与新时期农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承担的任务相比, 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仍然偏低;与亿万农民迫切的科技需求相比, 农业科技服务供给能力仍然不足;与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相比, 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仍然不强;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农业科技整体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 (张宪法, 2009) [2,3,4]。究其根源, 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户农业技术的需求和政府及科研、推广机构农业技术的供给之间在对接上存在较大差距, 以至造成农业技术应用率偏低, 导致农业技术应用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矛盾。因此, 对当前我国农业技术需求和应用的主体——农户农业技术应用行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农民收入保持了年均6%以上的增长速度, 但这一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提高速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韩俊, 2009) [5], 因此, 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仍是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由于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特别重要而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国内学者对此也作了许多有益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虽然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 但是, 大多研究者都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即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市场化和非农化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 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是主要的推动力量, 这是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后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新变化, 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黄季焜, 2000;张晓山, 2002;温铁军, 2002;盛来运, 2005;姜长云, 2008等) [6,7,8,9,10]。因此, 现阶段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尤其是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研究显得更有突出的现实价值。
对于农业技术应用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 国内外研究者围绕农户是否应用、为何应用、应用制约、应用程度、应用效果等基本经济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 对于农业技术应用与农户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当丰富, 主要围绕农户收入是农业技术应用重要的影响因素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如国外研究者普遍认为, 农户收入是其应用农业新技术的资金保障 (Blasé, 1960;Feder, 1980;Ervin和Ervin, 1982;Herath和Takeya, 2003) [11,12,13]。Thirtle等 (2003) 通过对南非部分区域棉花新技术的应用实证分析得出, 非农收入与技术应用存在显著正相关, 能够成为技术应用的重要资金支持。Smale等 (2001) 利用汇款 (remittances) 作为农户收入的衡量指标, 研究指出, 农户汇款的数额直接影响到其农业技术应用的决策, 这与之前的研究是基本相似的 (Gerhart, 1975;Rochin和Witt, 1975;Demir, 1976;Perrin, 1976) [14]。国内学者研究也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所得出的共同结论是, 农户收入水平或其富裕程度是影响农户农业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如袁飞等 (1993) 以浙江省乐清县为例分析认为, 高收入的农民在技术选择上愿意选择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15]。宋军等 (1998) 研究发现, 农户的富裕程度会影响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 富裕农户往往会选择优质技术和小型技术[16]。廖西元等 (2006) 按水稻生产环节对16个省5 228个农户采用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应用情况调查与分析表明, 农户人均收入影响稻农采用机械化生产技术[17]。李海明 (2007) 分析我国7省28县420 农户对不同类型农业技术的需求, 表明农户家庭经济实力是影响农户技术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18]。然而, 上述国内外研究中存在一个共同问题, 即大都是围绕农户收入影响农业技术应用这一分析路径考查两者关系, 而反之, 从农业技术应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这一分析路径探讨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虽然农业技术应用促进农户收入增长是一个传统的经济学命题, 但是, 基于农业发展新阶段的特点, 此经济命题有了新的内含, 尤其是其传导机制发生了重要的新变化。因此, 探讨现阶段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旨在利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现阶段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 并给出更为精确的估计。文中将采用中部农业大省江西11村939个固定跟踪观察农户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 (panel data) , 构建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ntity and time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 [19], 其中, 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用于消除解释变量之外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村庄文化等不可观测的个体差异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时间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年度时间变量控制宏观经济政策、农产品市场环境等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同时, 通过引入反映农业技术应用状况的虚拟变量用于考查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和动态效应, 其中, 动态效应主要是分析不同年份农业技术应用的影响和变化趋势以反映农业技术应用的时间效应。进而, 本文还利用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非农收入增长的影响, 以验证农户通过农业技术应用节省时间和精力, 促进其更好地从事非农就业以提高非农收入水平, 从而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增长这一间接传导新机制的存在和有效。
选择江西农户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 江西是中部地区典型的农业大省, 也是种植水稻的主产区之一, 该省的农业技术应用与农户收入增长问题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究其原因, 主要在于经历了30年的以市场导向为主线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江西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但是, 农业目前仍处于先进的生产手段与落后的生产手段并存、机械化作业与人畜力作业并存、现代适用技术与传统耕作方式并存的格局。与此同时, 随着农村产业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外出务工经济已经成为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渠道。因此, 研究江西农户农业技术应用促进其收入增长, 尤其是促进其非农收入增长问题, 不仅是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更是反映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村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典型案例。第二, 笔者来自江西, 且一直从事江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对江西农业和农村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与江西相关政府调查和决策部门也有良好的合作研究基础, 拥有江西省2003-2007年连续5年11个固定跟踪观察村、近1 000个固定跟踪观察农户生产、生活情况的面板数据资料。因此, 通过对江西省农业技术应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 可以更加精确地估计和验证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 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和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系统[20]。跟踪观察系统以村为单元, 对村域中的农户实行抽样调查, 以村域中的农户为个体, 对其进行跟踪观察。数据库主要包括农户特征、土地和固定资产、家庭生产经营、家庭收支和家庭消费等方面的详细资料。此系统中涉及江西省的共有13个观察村 (本文所用数据缺失2个村) , 覆盖江西省所有地级市, 具体包括兴国县的回龙村, 上高县的下林村, 九江县的明闸村, 崇仁县的桃里村, 南昌县的甫下村, 余江县的兰田村, 新余市的湾里村, 浮梁县的柏林村, 上饶县的桥下村, 泰和县的龙洲村, 萍乡市安源区等, 总计约1 000个农户样本。
江西, 在经济发展上, 属于中国的欠发达地区, 在粮食生产上, 则属于主产区, 是国家的粮食主要供给地区。该省大多数农户都是兼业户, 即既从事农业生产, 又从事工业、商业等非农生产活动, 选择江西农户为研究对象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和农户收入增长问题, 具有较强代表性。另外, 本文所用数据时间跨度是2003-2007年, 这个时间跨度正是我国农业技术应用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时期, 恰好可以反映出农业技术应用和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现实关系[21]。
基于数据整理过程中产生的误差考虑, 笔者对出现异常值的样本予以了剔除, 同时, 考虑到个别年份少数农户会出现数据缺失, 笔者经过筛选, 最终组成一个包括939个农户、共4 603个有效样本的面板数据, 因此, 所获得的面板数据是非平衡数据。
注:家庭经营主业是虚假变量。
研究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动态效果, 首先需要衡量农户农业技术应用具体的时点和时期, 但已有研究指出, 农户应用农业技术存在自我选择性 (self-selection, Jorge Fernandez-Cornejo等, 2002) [22], 即农户应用农业技术的时机和程度具有较强主观性, 无法准确推知所观察各村农户农业技术应用的具体时间和程度, 因此, 笔者以“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虚拟变量为中间变量来近似反映农户农业技术应用状况, 即如果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则认为其具有应用农业技术较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而其动态效果则通过不同年份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后所形成的影响差异来衡量。其次,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动态影响的研究, 所采用数据的可比性是一个关键问题, 笔者所采用的是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连续跟踪调查的数据, 自2003年修改与完善以来, 这套数据的统计口径是保持一致的, 各年间的数据也具有可比性 (文中所有价值量的数据均依2000 年不变价指数进行了转换) 。再则, 全国固定跟踪观察系统以村为单元, 对村域中的农户实行抽样调查并进行跟踪观察, 加之, 江西省农户在应用农业技术的具体时间上是相对独立的, 因此, 利用这套数据资料进行计量分析能够避免选择性偏差问题。
一般而论, 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因素包含国家宏观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农户个体差异等众多方面, 为了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 需要对其它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因素加以控制。对于其中可观测的部分, 结合江西农户水稻生产的特点, 笔者选取了反映农户生产经营特征的一组解释变量, 包括农户年末经营耕地面积、年末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种稻投工量、购买化肥金额、购买农药金额、家庭经营主业、交通通讯支出 (此变量考查其对农户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 等。而因变量则选取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 (所选取的变量主要统计特征见表1) 。而对于其中不可观测的部分, 笔者通过采用农户个体和时间双向固定效应的方式控制, 即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自然环境、资源条件、村庄文化等不可观测个体差异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采用年度固定效应模型来控制不同年度的宏观经济环境、农产品市场环境等因素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 同时把2003年未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农户作为参照组, 研究2003-2007年间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23,24]。
三、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
面板数据 (panel data) 也称时间序列截面数据 (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 或混合数据 (pool data) , 它是指在一定时间跨度内对相同的个体每年进行重复测量得到的数据, 它允许各横截面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江西11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2003-2007年面板数据, 因此, 笔者将构建个体与时期固定效应模型 (entity and time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 , 并通过STATA10.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估计。
个体与时期固定效应模型 (entity and time fixed effects regression model, Hsiao Cheng, 2002) 的基本表达式为:
yit=C+αi+βitxit+γt+εit
i=1, …, N; t=1, …, T (1)
其中yit表示被解释变量, xit表示解释变量, i表示横截面数据, t表示时间序列数据, βit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截距项为C+αi+γt , 其中C为常数项, αi度量个体效应差异, γt度量时间效应差异, 且截距项αi随个体i变化, 且γt也随时间变化;随机误差项εit代表模型中被忽略的随横截面和时间而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为了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 笔者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具体如下:
LnYit=αi+βitXit+θAdopit+γt+εit
i=1, …, N; t=1, …, T (2)
其中Yit是反映第i个农户第t年收入的因变量 (i =1, 2, …, 939;t =2003, 2004, …, 2007) , 笔者在计量分析中采用了家庭经营收入; αi是农户i的固定效应;Xit是一组反映农户生产经营特征的解释变量, βit为Xit的回归系数;Adopit是反映农业技术应用状况的虚拟变量 (以是否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表示, 即当年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为“1”, 否则为“0”) ; γt为年份t的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笔者所关心的是Adopit的系数θ, 它度量了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25]。
本模型选取的解释变量有农户年末经营耕地面积、年末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种稻投工量、购买化肥金额和购买农药金额等。其选取依据在于, 农户经营耕地面积与其农业收入增长往往存在正相关关系, 即耕地面积越大, 其农业收入增长越高;基于规模经济效应考虑, 农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与其收入增长也呈现正相关关系, 即固定资产越大的农户往往其收入增长越快;现阶段种稻收入虽然不是江西稻农经营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仍然占其总收入的一定份额, 因此, 种稻投工量对江西农户收入增长也是正向的影响;而对于化肥和农药的支出费用则与农户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具体说明见表2) 。
传统观点认为, 农业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农业技术生产效率, 从而增加农户收入, 这是直接的传导机制。然而, 笔者认为, 随着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生了重要变化, 已由原来的直接传导机制转变为现在的间接传导机制, 此间接传导机制即是农业技术应用能够节省农业劳动时间和精力, 便于农户从事非农就业从而增加其非农收入, 最终增加其家庭总收入。因此, 本模型中选取的因变量是农户家庭经营收入, 主要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的平均影响程度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 , 而后文实证模型解释时, 选取的因变量则是农户外出打工收入, 主要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外出打工收入的平均影响程度 (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 。
注:软件每次分析是根据实际采用的样本数给出观察样本数, 与总样本数会有一定的偏差;由于αi 和γt的回归结果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因此, 表中未给出这两部分的估计结果;表中估计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
注:表中估计的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
基于表3中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平均影响是正向的, 且影响显著, 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农业技术应用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平均增长6.5%Fernandez-Cornejo (2007) [26]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他研究得出, 耕地保护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46, 抗虫害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97, 影响尤为显著。需要指出的是, 本模型估计出的弹性值与其估计出的弹性值存在差异, 原因在于其选取了具体技术应用作为研究对象, 而且选取了具体技术应用的概率来衡量农业技术应用状况。如前所述, 结合实际考虑, 运用农业技术应用提高农业效率以增加农户农业收入, 从而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增长这一直接传导机制已经很难解释本模型的估计结果。然而, 农户通过应用农业新技术以节省劳动时间和精力, 更好地促进非农就业以提高其非农收入, 从而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增长这一间接传导新机制却能够解释上述实证结果 (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进一步验证此判断) 。
与此同时, 表3中的估计结果还表明, 除农业技术应用变量之外的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笔者预期的情况基本保持一致。经营耕地面积与农户收入增长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它能够促进农户收入平均增长6.3%, 与农业技术应用的影响程度十分相似;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也是正向的, 但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即平均影响为0.2%;种稻投工量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也是正面的影响, 且其影响度也很小, 即平均影响为0.4%;而购买化肥和农药的支出费用虽然没有与笔者预期的负相关关系相一致, 但其估计系数均为零, 表明购买化肥和农药的支出费用很可能已经不是现阶段影响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主要因素。
为了保证计量模型运行的正确性, 笔者进行了相关统计检验, 即F检验值为8.07, 表明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是成立的;LM检验值为61.96, 表明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随机效应模型也是成立的;而Hausman检验值为160.46, 表明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比个体和年份双向随机效应模型更合理、有效。
为了考察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动态影响, 笔者将农业技术应用虚拟变量拆分为一组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年份虚拟变量, 即Adop-1 (2003年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Adop-2 (2004年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Adop-3 (2005年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Adop-4 (2006年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Adop-5 (2007年农户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如果农户2003年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则Adop-1为1, 而Adop-2;Adop-3;Adop-4;Adop-5均为0, 依此类推[27]。将此组年份虚拟变量加入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 可得:
LnYit=αi+βitXit+θ1 (Adop-1) it+θ2 (Adop-2) it+θ3 (Adop-3) it+θ4 (Adop-4) it+θ5 (Adop-5) it+γt+εit
i=1, …, N; t=1, …, T (3)
其中θI (I=1, 2, 3, 4, 5) 考察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动态的平均影响。
通过模型 (3) 的估计可得出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动态影响程度, 也能够验证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经营收入增长影响的持久性。模型 (3) 的估计结果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 所选解释变量与模型 (2) 是相同的, 且显著性水平与模型 (2) 保持一致, 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也与模型 (2) 的估计结果基本吻合, 而Adop-1;Adop-2;Adop-3;Adop-4;Adop-5前面的系数则反映了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经营收入增长动态的平均影响。具体而言, 在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后的前两年,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是负值, 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026和-0.037, 而从随后的第三年开始,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转为正值, 且逐步增强, 其弹性系数分别为0.033、0.037和0.057。这表明,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影响既有短期的, 更有中长期的, 即短期内对农户收入增长呈现负面影响, 但从总体趋势而言, 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却是正向的。本模型的F检验植和Hausman检验值分别为8.52和36.15, 说明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农业技术应用动态影响进行分析是更合理且有效的。
四、农业技术应用促进收入增长的实证解释
从上述研究结论可知, 无论是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 还是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动态影响, 都呈现出较高的显著性, 且影响的总体趋势是正向的。若深入探究此问题的经济学解释, 即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究竟是通过传统的直接传导机制实现的, 还是通过新的间接传导机制实现的[28,29]?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为此, 仍然运用同样的计量方法来验证[30]。
如前所述, 新的间接传导机制是指农户通过应用农业新技术以节省劳动时间和精力, 更好地从事非农就业以提高其非农收入, 从而促进其家庭总收入的增长。因此, 笔者仍然借鉴模型 (2) 和模型 (3) 的方式, 构建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非农收入增长的影响。但是, 此时选取的因变量是农户外出打工收入, 同时选取年末经营耕地面积、家庭经营主业和交通通讯支出等为解释变量。其选取依据在于, 经营耕地面积与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增长往往呈现负相关关系, 即耕地面积越大越会制约农户外出打工, 尤其是水稻生产领域, 此种负相关关系体现地更为明显;家庭经营主业则直接决定了农户外出打工的收入水平, 其与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增长是正相关关系;而交通通迅支出通常是农户外出打工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且其与农户外出打工收入的增长往往是负相关关系。其它变量的设定、解释与模型 (2) 、模型 (3) 保持一致, 笔者所关心的仍然是Adopit的系数和 (Adop-i) it的系数θi, 只是此时它衡量地分别是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增长的平均影响和动态影响 (此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4) 。
从表4可知, 正如笔者所预期的一样,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增长具有重大的影响, 农业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农户外出打工收入平均增长9%。这表明, 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有极大可能是通过促进农户非农收入增长这一新的间接传导机制实现的。这与Jorge Fernandez-Cornejo (2007) 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 他研究指出, 耕地保护技术应用对农户非农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98, 抗虫害技术应用对农户非农收入增长的弹性系数是1.59, 影响尤为显著Fernandez-Cornejo (2007) 对农户范围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其研究表明, 农户既从事玉米、大豆等农业生产又从事服务、营销等非农就业的范围经济效应平均为0.24, 即相比单独从事农业生产或非农就业, 农户能够平均节省24%的家庭成本。
摘要:关于农业技术应用问题的研究, 大都是围绕农户收入影响农业技术应用这一分析路径考查两者关系, 而从农业技术应用影响农户收入增长这一分析路径探讨两者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为此, 探讨现阶段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由于江西是我国中部地区典型的农业大省, 通过对江西省农业技术应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 可以更加精确地估计和验证农业技术应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程度, 从而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和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有益的决策参考。
关键词:农业技术应用,农户收入,固定效应模型,江西省
农户经营要了解现代农业 篇2
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和不发达农业而言的。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传统农业和不发达农业转变到现代发达农业的过程。实际上,现代农业就是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武装的农业。尽管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条件与情况不同,但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是基本共同的。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一是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装备和较高的投入水平与产出水平;二是高效能的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部门的支撑和效益相对较高的非农产业需求的支撑,并采用现代营销方式,提高农产品商品率;三是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水平,如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等,有一定科学文化素质和经营管理才能的农业劳动者,农民的收入水平接近城市居民水平,生活、居住方式城乡一体化;四是农民组织结构的改善与优化,尤其是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较高的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五是具有良好的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并有着较高的资源转化率。
二、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包括哪几方面?
农业现代化就是实现大地园林化、操作机械化、农田水利化、品种良种化、栽培科学化、饲养标准化和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打破以小生产为特征的自然农业的局面;二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逐步取代笨拙落后的生产技术和传统经验;三是由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从事农业,使劳动技能和创造力大为提高;四是在充分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比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挖掘土地和气候资源的增产潜力;五是采用现代化的经营理念管理农业,实行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生产,充分发挥人类智慧的能动作用。
三、何谓立体农业?其主要类型有哪些?
立体农业,又称层状农业,是着重于开发利用垂直空间资源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主要内容有:根据不同生物物种的特性进行垂直空间的多层配置;自然资源的深度利用,主产品的多級、深度加工和副产品的循环利用;技术形态的多元复合等。立体农业分异基面和同基面两种类型。异基面立体农业指不同海拔、地形、地貌条件下呈现出的农业布局差异。同基面立体农业指同一块田地上的间混套作及兼养动物、微生物的立体种养系统。合理的立体农业能多项目、多层次、高效率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提高土地的综合生产力,并且有利于生态平衡。
四、什么是现代生态农业?其基本内涵是什么?
现代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的复合体系,是按照生态经济学原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建立起一种适应现代化生产和生活方式,既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又能合理利用资源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它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基础,充分利用传统农业的技术精华,保持持续增长的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土壤肥力、持续协调的农村生态环境以及持续利用保护的农业自然资源,实现高产、优质、高效、低耗之目的,逐步建立起一个采用现代科技、现代装备和现代管理的农业综合生产体系。
现代生态农业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8个方面:一是在现代食物观念引导下,确保国家食物安全和人民健康;二是进一步依靠科技进步,以继承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精华和吸收现代高新科技相结合;三是以科技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为主,逐步发展成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农业现代化生产体系;四是注重保护资源和农村生态环境;五是重视提高农民素质和普及科技成果应用;六是切实保证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七是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有利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八是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把农业和农村发展联系在一起,推动农业向产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和生态化方向发展。
农户农业技术推广 篇3
电脑农业的全称是电脑农业专家系统推广应用工作, 它是当代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自1996年开展以来, 取得了显著成效。郭大孝 (2003) 在文章中指出, 湖北省把电脑农业推广作为新时期民族地区科技扶贫的新举措, 电脑农业专家系统成为农民“留下不走的好专家”、“生产管理的好帮手”、“脱贫致富的金钥匙”。许志宇、王伯章 (2003) 认为, 电脑农业是农业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脑农业对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升华、农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增收、缩短东西部地区的差距都有很重要的作用。范勇、黄伟秀 (2005) 通过分析贵州省农业信息体系框架以及其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 得出要以电脑农业为突破口, 全面启动农业信息化工作的建议。王小君 (2005) 以西部民族地区电脑农业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 认为电脑农业作为一种全新的农业耕作方式, 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 但受到当地信息技术设施及农民科学生产观的严重制约, 需不断加强农业科技教育, 提高农业科技队伍整体素质。唐启明 (2007) 重点讨论电脑农业推广对民族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推动作用, 并提出电脑农业推广为民族地区探索出了一条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帮助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子, 是推进民族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 对民族地区发展现代农业具有借鉴意义。闫贺新 (2008) 认为, 电脑农业的实施增强了广大农民、农业技术人员对信息技术促进农业发展的认识, 是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的成功典范, 开拓了我国农业信息化工作的思路, 成为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催化剂。李忠斌等 (2011) 通过对利川市的实地调研及对调查数据和事例的分析, 运用计量分析和定性描述, 认为电脑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较大的贡献, 是民族地区重要的扶贫方式, 能产生较好的扶贫效果。
湖北省鹤峰县自2002年被列为全国电脑农业技术推广试点县以来, 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主题, 以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产业信息化建设, 提高农民科技意识和素质为重点, 大力实施电脑农业推广应用工程, 在建成全国民族地区电脑农业试点示范县的基础上, 以中央和省级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为引领, 整合各方面投入, 以发展现代农业, 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目的, 以建设走马镇汪家堡村、太平乡四坪村两个电脑农业示范村为重点, 围绕生态种植和生态养殖两个重心, 利用网络捕捉致富信息, 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 实现了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基于鹤峰县在电脑农业应用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 我们前往鹤峰县进行实地调研, 研究鹤峰县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的主要做法及成功经验, 形成体系化的分析, 以期能对其他地区的农业科技推广起到借鉴作用。
2 鹤峰县电脑农业基本情况
鹤峰县是少数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人口占71.19%, 达15.8万多人, 境内除汉族外, 有土家、苗、白、蒙古、回、壮、朝鲜等多个少数民族, 同时, 还有两个全省独一无二的散居少数民族乡、村——铁炉白族乡和三家台蒙古族村。由于鹤峰县边远偏僻, 山大人稀, 交通不便, 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尤其是基础设施非常薄弱, 严重制约着当地人民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 发展经济的任务非常艰巨。
鹤峰县是全国民族地区电脑农业专家系统推广应用的16个试点县之一, 自2002年3月中旬正式启动试点推广工作以来, 开发和推广了10多个电脑农业专家系统;在9个乡 (镇) 、8个龙头企业、80个行政村、60个专业示范村、1.2万户农民中织成了一张“电脑农业”推广应用网络;在种植产业中累计推广面积达1万hm2, 在养殖产业中累计推广数量达2.5万头 (只) 。至2012年, 全县电脑农业专家系统推广应用的产业, 共计新增产值5500万元;增加农民纯收入2200万元, 人平增收160元;增加税收650万元;增加出口创汇850万美元。
目前, 全县已有18个电脑农业科技服务站, 覆盖全县9个乡镇, 辐射全县三分之一农村地区的6.5万农民;服务站全部配备了电脑, 安装了电脑农业专家系统, 配套了相关的农业技术光碟和农业技术图书。据统计, 2012年全县电脑农业科技服务站通过电脑农业专家系统为农民提供农业技术服务5.2万人次。
在建设“硬件平台”的同时, 鹤峰县以“人脑”为依托, 把完善“电脑农业”推广机制作为主要“软件平台”来建设。在“电脑农业”启动后, 就建立起行政和技术保障网络, 成立了以分管县长任组长,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电脑农业专家系统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 抽调专人组建了县电脑农业办公室, 并分设课题组、组织组和实施组;试点乡 (镇) 分别成立了“电脑农业”推广应用领导小组, 设立了电脑农业办公室和课题专家组。每个试点产业在试点乡 (镇) 全面推广的同时, 确定了示范村、示范基地和示范户, 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推广应用行政和技术保障网络 (图1) 。
3 鹤峰县电脑农业取得的成绩及经验
3.1 取得的主要成绩
3.1.1 电脑农业为农业龙头企业增加了新的动力。
鹤峰县的长友公司、白果茶厂、有德公司等8家民营龙头企业均为电脑农业示范推广企业, 其中长友公司、白果茶厂、世为公司由湖北省民宗委投资30万元安装了电脑监控管理系统, 电脑农业在龙头企业的推广应用, 不仅提升了公司科技管理水平和基地农户的科技素质, 而且也拓宽了各公司产品信息渠道, 提高了企业利税率。2011年, 8家示范企业的利税总额达到4550万元, 比2010年增加近550万元。如长友公司、白果茶厂等龙头企业, 通过电脑农业安装了监控管理系统, 对生产、加工流程实现了全程监控和管理,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益。
3.1.2 示范产业效益明显增加。
2011年, 鹤峰县电脑农业已在8大企业、9个乡镇、10大产业示范推广应用, 茶叶、烟叶、牲猪等支柱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茶叶种植面积达0.73万hm2, 烟叶种植面积达0.37万hm2, 牲猪饲养量达22万头, 分别比2010年增加15%、19%、20%。
同时, 结合各地实际, 鹤峰县还推广了魔芋、薇菜、箬叶、香菇、布郎李等特色产业专家系统, 增加了农民增收渠道, 示范产业效益均提高了15%以上, 2011年示范农户增加收入1950万元。如茶叶产业, 2003年由电脑农业投资10万元, 实施了茶叶专家系统的“三机” (即机修、机采、机防) 技术措施, 到2011年已有4500多户茶农自己投资购买频振式杀虫灯、机修、机剪等机械设备, 开展“三机”技术管理达到2000多hm2, 每667m2增收达320元, 大大提高了鹤峰县茶叶生产水平和茶农的经济效益。
3.1.3 随着电脑农业科技知识的普及, 现代农业生产理念已深入人心。
村民杨万贵告诉笔者, 一直以来他都以传统方式进行栽培玉米、产量难以提高, 但自从玉米专家系统在当地应用后, 他家建了一个10m3的沼气池, 用沼渣、沼液替代化肥, 结果作物长得十分茂盛, 收入大幅度提高。“种地用电脑, 玉米长得好”, 已成为当地老百姓传唱的佳话。
3.2 主要经验
3.2.1 注重组织建设。
鹤峰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电脑农业专家系统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 并设立了县电脑农业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民宗局, 由民宗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备齐全, 有专职工作人员, 有岗位责任制度。全县9个乡镇也成立了电脑农业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长为各乡 (镇) 长, 办公室主任由乡 (镇) 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兼任, 有1~2名专职工作人员。
3.2.2 注重推广建设。
一是创建了鹤峰电脑农业网站、容美镇电脑农业网和铁炉白族乡电脑农业网。2011年, 鹤峰县电脑农业网重新改版升级, 开辟了工作动态、电脑农业、农业科技、农业专家、病虫情报、病虫图库、专家系统、科技视频、企业之窗、农业标准、天气预报、供求信息等板块, 其中网络版专家系统28个, 具有方便、快捷、共享、指导性、实用性等特点, 深受广大农民朋友和科技人员的欢迎, 改版升级以来, 点击率已达13万多人次。
二是建立了完善的技术推广网络体系。县科技局、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茶叶局等涉农部门设立了电脑农业办公室, 组建了各专家系统顾问 (课题) 组, 负责各专家系统本地化改造, 并由各乡镇农技服务中心组织技术力量推广应用。截至2011年已创建电脑农业示范村65个, 示范基地18个, 示范大户20个, 示范户120个。
3.2.3 注重电脑农业培训。
一是电脑农业进入学校课堂。鹤峰县的太平民族中学2003年2月率先在学生中推广电脑农业, 根据该乡实际, 学校制定了发展规划, 配备了辅导老师, 开设了茶叶、生猪、香菇、水果、山羊、中药材六大产业专业课, 建立了教学学习基地。学校将电脑农业列为常规教学内容, 保证每班每周一课时的培训时间, 并将此工作作为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学校先后印发了实用技术指导卡3000余份, 收到信息反馈卡1000余份, 学生在基地实习700余人次, 辐射了全乡17个行政村, 60个村民小组, 33个重点示范户和2000余农户。太平民族中学将电脑农业专家系统引入中学教育这一独具特色的推广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功, 通过给学生开设电脑农业课, 使电脑农业以学生为纽带迅速在广大农户中推广开来, 达到了推广速度快、推广成效高的目的。
二是创新电脑农业培训方式, 提升电脑农业专家系统推广应用水平。在电脑农业推广应用过程, 中培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地县政府创新培训方式, 以乡镇农技服务中心为依托, 各乡镇专项技术培训达10期以上, 培训人员10000人次以上, 发放技术指导卡15000份以上, 咨询指导25000人次以上, 并建立了培训、咨询、指导档案;同时, 与各涉农部门合作, 大力开展联合培训;与民族学校合作, 通过学校教育进行培训;与外地科研单位合作, 利用“外脑”开展培训;与各行业协会合作, 开展专业技术培训;由各服务站点直接向农民咨询、查询、指导等, 培训形式不断丰富, 培训方式不断创新。2011年还组织全县204名村支部书记开展了一次大型的电脑农业知识宣讲活动, 提高了电脑农业在鹤峰县的知名度。据统计, 2011年, 全县开展各产业专家系统技术培训126期, 参训人数1.45万人次, 咨询指导1.56万人次, 网络查询1.8万人次, 发放技术指导卡5.75万份, 技术光碟153盘, 有力推进了电脑农业各专家系统的推广应用。
3.2.4 注重软件开发及应用。
鹤峰县在开展示范推广和系统测定试验的基础上, 围绕当地农业支柱产业、特色产业专家系统进行二次开发, 使之不断更新和丰富。截至2012年拥有各类支柱产业、特色产业专家系统35个, 其中中科院版21个, 网络版11个, 一点通3个, 二次开发和提档升级12个。
4 鹤峰县电脑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电脑农业专家系统存在的问题
4.1.1 专家系统是传统单机模式, 数据动态化、时效性、实用性不强。
调查小组走访到燕子乡向建宏家中, 发现电脑农业系统还只是单机系统, 虽说电脑已能联网, 但是使用过程中只能利用单机系统里面的资料, 而单机专家系统的资料毕竟有限。随着农村生活的提高, 除电脑农业示范户以外, 其他很多村民也购买了电脑, 具备了一定的电脑知识 (见表1) 。所以, 实现单机和网络同时运行服务, 是今后电脑农业发展的方向。
4.1.2 专家系统内容涉及广, 农业地域特点不明显。
电脑农业专家系统里面涉及了白柚、波尔山羊、茶叶、长毛兔、板栗、烤烟、辣椒、李树、马铃薯、魔芋、食用菌、优质梨、中草药、生猪、乌鸡养殖等众多项目, 主要包括病虫害防治、饲养、栽培管理、灌溉、节水等;利用计算机技术将相关内容以图片、文字、声音、图形和视频的多媒体形式表现出来, 让农民易学易懂, 但是这些内容具有普遍性, 农业地域特点不明显, 针对性不强。农业生产与当地的环境条件密切相关, 品种、土肥、水、光照、低温等因素的地区差异很大, 比如茶叶, 有可能每年出现的病虫害不一样, 或者不同地区的土壤、湿度和气候不一样, 采取的措施应当也是不一样的, 而电脑农业系统里面只是对茶叶总体或常见情况进行记载。所以, 电脑农业需要实现专家系统软件的本地化, 把专家的技术和经验与当地的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 制定符合本地的农业技术软件。
4.1.3 信息交换平台缺乏, 区域性公共数据库共享体系不完善。
区域性公共数据库应包括地理信息数据库、气候状况数据库、销售平台数据库。鹤峰县电脑农业专家系统销售平台不够完善, 未能与其他平台对接, 不能形成各产业间的信息交换。调查显示, 对农副产品的销售, 当地大部分家庭还是采用最原始的销售渠道 (见表2) 。汪家堡村一组村民殷远飞是名茶叶经销商, 以前主要是通过熟人介绍, 或者自己出去找经销商的方式销售茶叶, 这样既耗时又增加成本。后来, 他通过家里的电脑上网了解茶叶的市场行情和较大的茶叶经销商, 但是不能确定所查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有一定的风险, 他希望电脑农业专家系统能够建立信息交换的茶叶销售平台, 提供多家茶叶经销商联系方式, 以便及时了解行情, 实现快速销售。
4.1.4 增加产品附加值等加工技术类信息匮乏。
老百姓想学习茶叶加工, 尤其是名优茶的加工工艺, 但专家系统提供的信息极其有限, 不能有效增加茶叶附加值。
4.2 基础设施水平低
从表3中可以看出, 鹤峰县电脑农业推广的基础设施十分的薄弱。到目前为止, 照相机、摄像机、投影仪和扫描仪等基本设备都不齐全, 对今后电脑农业信息的采集、专家系统数据的完善带来不便。
4.3 资金投入相对不足
湖北民族地区财政普遍困难, 拿出大量的资金投入电脑农业推广不太现实。鹤峰县每年电脑农业推广资金, 主要用于电脑的配备、技术人员下乡指导以及专家系统的培训和开发。尤其是专家系统后期的开升级及原始数据的完善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表4可以看出, 从2006年到2010年鹤峰县电脑农业投入的资金一直是30万元, 而推广范围由2006年的6个乡镇、18个村、5400个农户扩大到2010年的9个乡镇、65个村、12000个农户数;面积由原来的666.67hm2扩大到1666.67hm2, 虽然投资总额从2006年的140万增长到了2010年的230万, 但是按照电脑农业推广投入到农户的资金, 平均换算下来, 由2006年259元下降到2010年191元。
4.4 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
政府部门的各级领导对于电脑农业系统的大力推广、宣传以及对部分农户进行电脑知识培训的重视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由于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 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 劳动力的总体素质又不高, 主动获取技术的能力不足, 对于电脑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是极为有限的, 电脑农业系统知识很难有效地普及到每家每户。
从表5可以看出, 当地村民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阶段, 还有就是小学和高中阶段, 中专以上的基本没有, 因此很少有人能熟练运用信息技术解电脑农业, 电脑农业信息技术推广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4.5 部门协调配合不够完善
电脑农业的推广是一项复杂工程, 离不开科技局、涉农部门和农业技术人员的支持和配合。农业部门主要负责农业生产情况资料收集、电脑农业专家系统开发和应用以及农业信息的发布;科技部门主要负责农业科技知识和电脑知识的培训工作;民族部门主要负责综合协调工作。虽然有比较完善的推广体系, 但是从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茶叶局到相应的示范基地、示范学校、专业协会、会员, 具体落实则面临诸多困难。
5 鹤峰县电脑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5.1 技术层面优化升级
5.1.1 加大软件开发力度。
电脑农业作为现代农业实用技术推广的有效手段, 农业专家系统的开发是关键。鹤峰县已有的各类电脑专家系统共28个, 由县民宗委和涉农部门以及中科院的专家联合开发, 但在运用时仍不能满足农民在种植生产过程中的需求。要在基于当地特性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多开发不同种类的专家系统, 跳出单机操作模式, 建立交互信息平台, 并定期对已开发的专家系统进行更新。
5.1.2 强化互联网的推广。
目前很多村民都了解到了电脑网络的好处, 但是网络连接成本太高使很多村民望而却步。调查显示, 村民一年的上网费用要1000多元, 而很多家庭的年收入只有3~4万元, 上网费用占到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3%~4%。降低互联网连接费用成了互联网推广的关键, 应由政府出面与电信、联通等网络运营商协调, 适当降低上网成本, 使更多拥有电脑的村民家庭能通过互联网自主解决问题。
5.1.3 建立信息交换平台。
鹤峰现有的专家系统主要还是使用的单机版且集中于产前, 产后的很少, 有了互联网络以后, 村民就能把自己在生产种植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自己搜集到的信息发布到信息平台上去, 从而实现信息共享。
5.2 加强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
不论是专家系统的开发, 还是电脑农业的推广都需要强有力的资金做保障。要不断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让更多的农民可以用电脑来解决问题。同时, 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保证技术下得去, 产品出得来。
5.3 加强相关部门统筹协作力度
电脑农业是一项覆盖面广、规模大系统工程, 纵向上承省地有关部门, 下联乡村农户, 横向涉及农业、科技、财政、民政、民委、扶贫等部门, 在推广工作中要特别强调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分工合作。电力部门要解决通电用电的问题;电信部门要解决好通信问题;农业部门要负责农业生产情况资料收集、电脑农业专家系统开发和应用以及农业信息的发布;科技部门要负责农业科技知识和电脑知识的培训工作;民族部门要负责综合协调工作。只有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电脑农业才能得到有效推广。
5.4 加强培训推广力度和人才培养
通过发放指导卡、宣传资料等对科技工作人员和示范应用电脑农业专家系统的农民开展培训, 提高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 增强群众的科技意识。鼓励掌握技术的科技人员和示范户到农民素质较差的地区去指导种植养殖, 弥补这些地区的技术不足。
5.5 形成以龙头企业、示范户为首的示范带动式发展
电脑农业中心示范户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强劲的带动效应, 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 在调动农民创业积极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示范推广农业先进技术、连接畅通市场、产业深度开发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燕子乡的实地调研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当地的烤全羊大户向建宏就是以示范形式带动村民致富的典型, 他通过电脑农业获得种养、烹调、加工技术, 向村民免费发放母羊, 再收购小羊进行加工生产, 自己致富的同时更带动了其他的乡民共同奔小康, 也让村民体会到了电脑农业的好处, 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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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农业技术推广 篇4
摘 要 农业粮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不仅具有公共性特点,而且还存在着对自然因素的依赖性,也会受到经营规模的影响。为了提高农户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中国已经采取了多种农业补贴政策。针对农业补贴对我国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研究。
关键词 农业补贴;粮食生产
中图分类号:F812.8;F326.1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90X(2016)12--02
中国是农业大国,对粮食的消费量也比较大。提高农户粮食质量已经成为中国的民生大事。但是,受到世界环境的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而使得中国的粮食产量受到影响。与其他产品相比,农业粮食的公共性和弱质性更为明显,这些都需要国家出台农业补贴政策以确保中国农户粮食生产的稳定性[1]。自2004年以来,中国就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出发,实施了农业免征土地税的政策,并相应发放了农业粮食补贴。2013年的十八大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农业补贴改革,提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
1 中国实施农业补贴的必要性
1.1 中国农业处于基础性地位
中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人口大国。众多百姓要生存下去,就要在粮食上有所保证。因此,农业是人们生存的源泉,也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农业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因此,农业属于战略产业。粮食安全不仅关乎到经济发展,更关乎到社会稳定,无论是国家还是地区,要对粮食有所掌控,才能避免经济依赖而独立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以为其他部门提供原料,也会对工业等其他事业的发展产生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完善,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复合系统,将生态与经济融合,推进农业的多样化发展[2]。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性作用,以推进中国的社会经济持续而稳定地发展。
1.2 中国农业具有弱质性
中国农业具有弱质性,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业产业的利益优势会有所减少,这与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低效率运行状态有关。中国的自然环境特殊,社会经济发展中亦存在着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农业产业的弱质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农业生产存在着周期性,周期之间具有较长的间隔时间,使农业生产投资效益低。第二,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所提供的是基础产品,作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量会不断提升,但是,价格增长空间并不会太大。农业产品的价格涨幅空间小,就必然会影响农业收入。第三,农业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使其在市场环境中无法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加之自然环境的多变,就会导致农业生产存在着不稳定性。
2 农业补贴在具体实施中所存在的问题
鉴于中国农业基础性地位以及在生产中存在的弱质性,就需要实施政策性补贴,以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2.1 农业补贴力度明显不够
近年来,农业补贴政策落实为农民减轻了经济负担,但是,一些农业物资的价格却在持续上涨,如农药、化肥等的价格提升使农民的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不仅使农民种粮的收益降低,而且还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就显示出政府在农业补贴力度上所存在的不足,使部分土地撂荒,危及到社会的发展稳定。
2.2 农业补贴内容缺乏完善性
关于农业补贴的内容,通过对农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的农户愿意接受良种补贴,而不到40%的农户则选择接受现金补贴。农民对农业补贴都表示欢迎,而良种补贴更能让农户获得实惠,进而激发农户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粮食种植的过程中,良种的种植需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但是农业技术人员的农业生产指导明显不足,这种配套服务不到位,必然会导致农业种植效果不良[3]。
3 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导性建议
3.1 合理调整农业补贴
农业补贴政策不仅具有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而且还对农业粮食产量具有引导作用,那么,在农业补贴力度上,就要根据农业市场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使农民的农业生产获得实惠。启动农业补贴政策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可以根据地区农业生产情况调整资金补贴,做到资金投入与粮食价格协调,使所投入的资金能够获得边际效用。同时,在发放农业补贴的时候,还要做好资金使用监督工作,确保资金发放到位,专款专用,避免出现资金挪用等违规、违纪行为。通过对农业补贴的合理调整,不仅使粮食供给充足,还能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
3.2 建立协调有序的农业保护政策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产业,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薄弱环节。中国要提高农民的经济水平,就要对农民的利益以切实的维护,这些都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农业补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关键目的是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而农业对自然环境的敏感性,就要建立农业产品的市场稳定机制,通过补贴政策稳定农产品价格,且对农民的利益给予一定的保障。根据农民的需求为农民提供优质的种植品种,以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对以进口为主的粮食可以实施差价补贴,提高粮食存储量,避免过于依赖于进口。如果粮食的市场价格比目标价格低,就给予一定的补贴,以可以在维护农产品市场的同时,保障农户的利益。
4 结语
随着农产品市场化,中国采取了各种农业补贴措施,一方面稳定了农产品价格,另一方面保障了农户的利益。但是,在农业补贴的具体实施中,就会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面对,并有针对性地调整农业补贴,以确保农业补贴落实到位,发挥时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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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宁.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积极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2):63-70.
[3]方振强.我国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以山东省安丘市为例[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3.
农户农业技术推广 篇5
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的诱因、动机和意愿的研究。速水和拉坦[2]提出了技术诱导理论,把技术采用行为理解成对关键经济变量变动的一种内生反应,认为农户可获得要素的稀缺程度是其选择和采用新技术的诱因。林毅夫[3]从制度的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深化,证明技术诱导假说同样适用于初级生产要素市场受到限制的经济体。汪三桂和刘晓展[4]则认为,在信息约束的条件下,风险最小化才是农户选择技术的动机,农户在风险和利润之间进行谨慎权衡的结果往往倾向于回避风险,追求收入稳定;另一方面是对农户新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影响因素大体可以归纳为个体性因素和外部性因素。外部性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公共政策、资源分配、市场风险等因素[5,6,7]。个体性因素主要包括个人禀赋、受教育程度、掌握信息程度、家庭成员特征等[8,9,10]。
对传统农业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很多,近年对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的关注增多,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从“两型农业”技术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约束、技术约束、供给需求市场约束等宏观视角进行研究,如向东梅[11]从分享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预期收益、降低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预期成本和风险两方面分析了促进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从“两型农业”技术采用与扩散的微观角度来展开。葛继红等[12]在江苏37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对农户是否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和采用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张董敏等[13]基于湖北省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传统农户与科技示范户采用“两型农业”技术行为的差异。罗小锋[14]从技术采用率和采用行为两个层面,研究了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与节约劳动型技术是否存在差异及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两型农业”技术进行了探讨,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现有研究大多为宏观定性分析或以某一类“两型农业”技术为研究对象,缺乏对农业生产经营不同环节的“两型农业”技术采纳及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行为的差异分析。因此本文选择6类代表性的“两型农业”技术来分析影响农户采用“两型农业”技术意愿的关键因素,并探讨同一农户对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差异。
建设“两型农业”的关键要大力推广以节地、节水、节种、节肥、节药、减人等“九节一减”的节约型技术和大力推广应用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农业废弃物生成、注重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等环境友好型技术[15]。本文之所以选择免耕栽培技术、精量半精量播种技术、机收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秸秆还田技术(指现代秸秆还田技术,主要包括机械化还田、堆沤腐解还田、过腹还田,不包括传统的焚烧秸秆还田)、节水灌溉技术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这6类农业技术不仅是“两型农业”技术的典型代表,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而且涉及农业生产经营的不同环节。影响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纳的因素众多,需要辨别影响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属性农业技术主要影响因素的方向与强度等特征,采取不同的方式有区别的推广不同属性的“两型农业”技术,这对提高“两型农业”技术推广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运用大样本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行为为被解释变量,以户主个人特征、经营规模等为自变量,应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农户采用“两型农业”技术的影响方向,以期为引导、规范和优化农户技术采用行为,提高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效率提供支持与参考。
1 理论分析
技术本身的属性能够解释技术采用率的49%-87%。新技术的采用是技术属性、环境约束和采纳群体特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技术属性对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影响是研究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行为不可缺少的部分[7]。技术属性差异是本文分析的一个基础,技术属性因素将不直接纳入模型中,但预期将通过同一农户对不同技术采纳的差异体现出来,因此对6类“两型农业”技术属性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便于后文的分析。
免耕栽培技术是集保护性耕作与轻简化栽培于一体的实用新技术,简便、低耗、省工、节能、高效,可缓解劳动力紧张。精量半精量播种技术采用机械化作业,播种质量好,分布均匀,具有省种、省工、苗壮、高产等优点,经济效益十分明显,是一项重要的节本增效技术。收获作业是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具有劳动强度大、用工多的特点,机收技术的优越性表现为替代人工作业,效率高、省工节本。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核心是调节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之间的矛盾,该技术的采用可以提高肥料利用率和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节省劳力,是我国大力推广的用于缓解农业面源污染的环境友好型技术。秸秆还田是资源循环利用的有效途径,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作物产量,同时消化大量秸秆,避免焚烧造成的污染和资源浪费,推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节水灌溉技术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和资源节约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可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农业生态系统,产生明显的正外部效应。从资源替代属性看,免耕栽培技术、精量播种技术、机收技术有显著的节约劳动力属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秸秆还田技术具有节约耕地属性;从商品化强弱和公共属性来看,节水灌溉技术的公共属性最强,具有较大的外部正效应,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的公共属性较强,环境友好属性明显。精量播种技术、机收技术的商品性技术属性较强(与机械设备为依托,提供者易于获取收益)。
“两型农业”的理念落实关键在于农业生产行为主体的活动是否沿着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受多因素的影响,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依据可操作性原则,将影响农户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分为3大类。
1)农户特征会对“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有影响。①户主年龄:一般来说,农业决策者的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沿用先前经验,对技术采用的积极性越低。但对于不同属性技术的影响存在差异,年龄偏大的农户可能由于自身体力渐弱,对节约劳力的技术的采用意愿可能更高。本文预期户主年龄对6类“两型农业”技术采纳的具体影响尚不明确。②受教育程度:一般而言,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采用技术的可能性越大。但也有学者认为教育程度与技术采用程度并不一定呈正相关,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选择高产型技术的比例越低,选择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比例越高。本文预期户主受教育程度对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的影响存在差异,方向尚不确定。③社会公职:与普通农户相比,村、政干部视野相对开阔,对新事物比较敏感,且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对新技术的认知具有较强的主动性,通常是新事物的试水者,这意味着家中有人担任公职的农户采用“两型农业”技术的概率更高。但担任干部也意味着用于农业经营的时间较普通农户少,有可能增加新技术采用的风险,对私人收益不显著技术的采用持谨慎态度。因此,社会公职对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取决于上述因素的对比,具体影响尚不明确。
技术培训作为一种非正规教育,传授的知识更具针对性和与时俱进,有利于提高农户对新技术特点、经济价值、使用方法等认知程度,激发农户了解“两型农业”技术的欲望,提高其技术采用率。同时技术培训还能提供经验交流平台,率先采用成功的农户易于起到示范作用,增强其他农户尝试采用新技术的信心。本文预期参加技术培训对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具有正效应。
2)农户家庭特征对“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有影响。经营规模对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的影响方向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经营规模与技术采用的关系尚需实证检验。
农地细碎化程度。农地越分散,灌溉等基础设施供给困难,成本越高,新技术的推广越困难,本文预期农地越分散,采用“两型农业”技术的倾向越低。
户主外出务工。对发展中国家农户新技术的采用而言,劳动力转移尤其是户主的转移对农户新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影响可表现为人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综合,前者是指随着农户务农劳动力人数的减少,尤其是户主外出务工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科学素质降低,农户决策更保守,不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较大;后者是指随着农户转移劳动力人数的增加,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随之增加,农户则会倾向于采用新技术,但这种效应需视农业技术的类型和考察地区而定,具有不确定性。家庭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与户主外出务工的影响类似。农户家庭年收入。一般而言,经济状况差的农户有较强的采纳新技术以提高家庭收入的愿望,而一些收益率高的技术往往因为其较高的使用成本和风险阻碍了这种类型农户的采纳选择。年收入对农户不同“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具体影响尚不明确。
3)外部环境特征对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行为有影响。技术供给服务。农户对不同技术供给主体的偏好和信任程度存在差异,本文把农户获取相关技术主要途径分为政府主导的农技推广机构和社会服务组织,社会服务组织主要包括合作社、企业和媒体(宣传)。本文预期农户对不同属性的技术服务主体的偏好以及不同主体服务领域的差异将导致不同服务主体对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差异明显。
获得技术渠道种数。农户获取新技术渠道越广,相关信息了解越充分,采用相关技术的可能性越大。本文预期多样化的“两型农业”技术引入路径有利于提高农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的概率。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3年12月对辽宁省大洼县和新民市两大产粮大县的粮食种植户的调查,调查以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共589份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特征(包括户主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干部、务工或经商等)、农户家庭生产情况(包括土地情况和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等)、收入情况、技术采纳及需求(包括农户对农产品流通和技术服务需求等)等方面。剔除无效及信息不全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68份,样本有效率96%。
2.2 变量选取
参考已有研究对农户技术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并结合本研究的需要,在尽量不遗漏重要变量的前提下,选取了户主基本特征、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3组12个变量,全部变量的名称、含义、赋值及预期影响方向见表1。
注:“+”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正面影响;“-”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负面影响;“?”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不确定。
2.3 模型选择
本文主要考察6类“两型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因素。由于被解释变量属于离散变量,分析离散选择问题时采用概率模型(Logit、Probit)是理想的估计方法,在处理二分类因变量的情况下,Logistic回归模型和Probit模型的结果十分近似,目前尚不存在坚实的理论区别二者的优劣。在实际应用中还是出于方便和习惯来选择,当模型包含连续自变量时,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更好[16],鉴于此本文采用Binary Logistic模型来分析。模型形式为:
式中:p(Y)为农户采用“两型农业”技术的概率,xij是解释变量,表示i个样本的第j个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βj表示j种影响技术选择行为的回归系数,m表示这一概率影响因素个数,α为常数项,μj为随机扰动项。
采用stata13软件对农户采纳“两型农业”技术的影响因素进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描述统计
在被调查的568个农户中,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占总样本的41.7%;采用测土配方技术的占总样本的73.9%;采用免耕栽培技术的占总样本的41.2%;采用精量播种技术的占总样本的24.2%;采用机收技术占总样本的81.1%;采用秸秆还田技术的占总样本的23.7%(表2)。机收技术采用率最高,秸秆还田技术采用率最低,不同类型技术之间的采用情况差异明显。
3.2 计量检验分析
二项Logistic回归对多元共线性敏感,当多元共线性程度较高时,系数估计标准误的估计将产生偏差。因此在Logistic回归之前,要进行共线性诊断。容忍度指标、方差膨胀因子(VIF)等可用于多元共线性的诊断,但在目前的stata软件中的Logistic回归不直接提供容忍度等指标。由于关注的只是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容忍度等指标的估计与模型中因变量的形式无关。因此可用同样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线性回归得出容忍度等指标。一般认为,方差膨胀因子(VIF)值越大,说明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越严重,若VIF≤5,可认为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利用stata进行多重共线诊断发现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为1.630<5(表3),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
3.3 农户特征因素对“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
1)户主年龄。户主年龄对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的影响存在差异。户主年龄对节水技术采纳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表4),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年龄越大的农户采用节水灌溉技术的可能性越低。年龄越大的农户对水的认识可能固化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节水意识弱。对测土配方技术、精量播种技术采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两类技术不仅省工且节本增效明显,在我国务农劳动力老龄化趋向的背景下,随着年龄增长,体力渐弱,对省工技术需求强烈。另外,年龄大的农民兼业化程度较低,对农业技术采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关注度要高于年龄较小的兼业程度高的农户。
2)社会公职。家庭中有人担任公职对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差异明显。有社会公职的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存在显著负影响,而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机收技术采用呈显著正影响。节水灌溉技术与其他几类“两型农业”技术相比,其所需资金投入较高,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模型结果表明有干部任职的农户相对于普通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呈显著负向影响,一般来说,家中有干部的农户对政策倡导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的技术的采用相对于普通农户将更为积极的去关注或率先采用,但目前采用节水灌溉技术所带来的私人边际收益要小于私人边际成本,有社会公职的农户更加理性,精于计算投入产出,相对于普通农户采用该技术的可能性更小。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具有缓解农业面源污染,美化环境的正外部性。从采用该技术的私人收益来看,该技术的采用能起到提高肥料利用率和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等作用,节本增收效果明显,其私人边际净产值大于0,且该技术私人边际收益的获得与政策导向希望获取的社会正外部性之间不存在冲突或冲突很小,作为理性经济人采纳该技术意愿高。另外,该技术作为我国大力推广的“两型农业”技术之一,有人担任社会公职的农户缘于他们自身知识积累以及社会地位及影响力优势,在农技推广示范户挑选中更容易被选为科技示范户,因此家中有干部的农户对测土配方的采用呈显著正向影响。
机收技术具有明显节约劳动力特征,担任干部的农户投入农业经营时间较其他农户少,更倾向采用节约劳动力特征明显的技术。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用在目前来看,私人收益与社会正外部性的获得存在一定的冲突。秸秆还田技术的推广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能避免焚烧造成的污染和资源浪费,推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从农户的排他性收益来看,可获得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作物产量的好处。但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用在目前来看,其私人收益与社会正外部性的获得存在一定的冲突,模型结果显示家中有干部任职的农户对其影响不显著。
3)农业技术培训。农业技术培训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免耕栽培技术、精量播种技术的采用呈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技术培训的针对性强,对提高农户的接受和运用能力效果明显。农业技术培训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与节水设施是否便捷关系密切,若节水灌溉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因基础设施的投入较大,一般私人不愿意对其投资。
4)受教育程度。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6类“两型农业”技术采用均呈正向关系,但只对免耕栽培技术、机收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的影响显著。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这3类技术采用的可能性越高。前2类技术节省劳动力效果明显,这种技术选择与学历越高越追求工作体力劳动的轻减化相吻合。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秸秆焚烧的带来的环境污染的认识更深刻,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用意愿相对要高。
3.4 家庭特征因素对“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
1)经营规模。经营规模对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方向和强度存在差异,与预期一致。经营规模对免耕栽培技术、机收技术采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经营规模越大农户,采用免耕栽培技术和机收技术的积极性越高。相对于其他几类技术,这两类技术以机械动力为支撑,节约劳动力优势明显,规模经济效益更显著,说明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具有节约劳动力和经济效益显著属性技术的采用率。
2)农地细碎化程度。农地细碎化对节水灌溉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用呈显著负影响。农地越分散,节水灌溉基础设施供给成本越大,节水灌溉技术采用越困难。农户经营地块数越多,采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成本越高,农户采用意愿越低。
3)户主外出务工及家庭劳动力转移。户主外出务工与具有明显节约劳动力特征的免耕栽培技术、精量半精量播种技术、机收技术均呈显著正向关系,而对典型节约资源型特征的节水灌溉技术呈显著负向影响,对环境友好型特征明显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影响不显著。户主的外出务工经历提高了对技术和劳动力机会成本的认识,对技术的采用偏好于明显节约劳动力的技术。
节水灌溉技术的资本密集型特征较其他技术更为突出,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户不愿意增加对农业的投资。此外,从劳动力转移变量的影响得以佐证,6类技术中只有劳动力转移变量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呈显著负影响,即家庭劳动力转移越多的家庭,对节水灌溉技术的采用可能性越小。农户参加其他非农产业的机会越多,农业生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小,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作用越小,对“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倾向越低。
4)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仅对精量半精量播种技术采用呈显著负向影响。该技术节省种子、壮苗、高产优势明显,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其他收入来源少,希望通过降低成本、增产增收的愿望强烈,而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户可能以其他收入来源为主,不愿意承担增产不增收的风险,对该技术采用意愿反而较低。
3.5 外部环境因素对“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
1)技术获取渠道数。从模型结果可知,技术获取途径与前5类“两型农业”技术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且影响方向为正。即农户获取相关技术的途径越多,信息渠道越畅通,采用相关技术的概率越高,与预期一致。
2)技术供给服务。不同农业技术推广主体对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异,与预期一致。农机推广机构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秸秆还田技术和免耕栽培技术的采用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用存在显著负影响。社会服务组织对精量播种技术和机收技术的采用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免耕栽培技术采用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可见,农技推广机构对公益性较强的“两型农业”技术(节水灌溉技术、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的影响较大,社会服务组织对商品性较强的“两型农业”技术(精量播种技术、机收技术以机械动力为依托,盈利性较大)的影响较大。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4.1 结论
农户对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采用意愿差异明显,“两型农业”技术本身的属性特征是影响农户采用与否的关键因素。同一因素对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影响差异明显。具体来说,教育程度越高、年纪越大、经营规模越大、户主外出务工的农户对节约劳动力的“两型农业”技术(免耕栽培技术、精量播种技术、机收技术)采纳意愿更高;年龄较大,以务农为主的农户对经济效益显著的节本高产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精量播种技术)采纳意愿更高;对节水灌溉技术这类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特征的技术,所研究大多数因素对其采用呈负向影响。
教育培训对提高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的推广效率和采用率具有积极作用,加强教育培训是提高“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率的通行有效措施;农业技术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有助于提高各种不同属性“两型农业”技术的推广效率;不同技术供给或推广服务主体对不同属性的“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以政府主导的农机推广机构对公益属性强的技术影响显著,而社会服务组织对经济效益明显、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商品性属性较强的技术采用的影响相对显著。
4.2 政策建议
尽管本研究选用的样本地域范围有限,所得结论难免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能反映出农户“两型农业”技术采用中的经济理性行为。据此为提高“两型农业”技术采用率及推广效率提出以下2点建议:
1)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对“两型农业”技术的认识及采纳率。充分利用手机短信、电视等大众传媒加强宣传教育,帮助农户认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其参与“两型农业”发展的自觉性。依据不同“两型农业”技术的属性特征及农户技术采用偏好,优先对文化程度高、种植规模较大、户主外出务工的农户进行具有省工属性技术(免耕栽培技术、精量播种技术、机收技术)的培训和推广;优先对以务农为主业的农户进行节本增收效果明显的“两型农业”技术(测土配方施肥、精量播种技术)的培训及示范,通过技术示范、现场观摩和学习班,积极发挥创新农户的示范效应,使农户在模仿中采用新技术,最终达到“两型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对于节水灌溉技术和秸秆还田技术等外部性极强的技术推广适当予以财政补贴,提高农户采纳的积极性。
农户农业技术推广 篇6
农业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要依靠农业科技。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继续开展高产创建,加大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和农民技术培训力度。”可见,农业新技术对农业的增产增收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能极大地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主体,是农业新技术的最终需求者和采用者,同时又是农业新技术采纳与否的最终决策者,他们的采纳意愿将极大地影响农业科技推广的效果和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因此,研究农户农业新技术的采纳意愿,探究农户对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对改变农户传统生产习惯、提高农业新技术采纳率、加快农业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学术界关于农户新技术的采纳的研究颇丰,主要集中在对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采纳意愿等方面的探讨。关于农户新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朱明芬认为农户偏好轻简、优质、适用化的农业技术[1]。王济民、赵龙群等则对农户采纳新技术的行为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农户对技术的应用行为有强烈的目的性、积极的能动性、明显的差异性和巨大的可塑性,同时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的首要目标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他们对新技术的采纳行为具有群体化、实用化和效益化的特点[2,3]。
关于农户对新技术采纳意愿的研究,学者们把影响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意愿因素归结为农户自身特征、家庭劳动力数量、政府补贴、信息渠道、农户采纳新技术的难易程度、产品销售渠道、技术培训、农业贷款、距离市场远近、与其他村民的交流频率、农业推广机构的服务水平等[4,5,6]。农户自身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收入等,户主年龄是影响他们采纳农业技术的关键因素。张舰、孔祥智等研究表明,户主年龄越大,越倾向于使用新品种;田兢娜、韦志扬、吴乐等则认为,户主年龄越大,采用新技术的意愿越低。性别、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和收入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也有一定影响,而且大多呈正相关关系[7,8,9,10]。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工作成效、技术培训等方面也会对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意愿产生明显影响。兰徐民等认为,农业技术推广不当将影响农户采纳农业技术,同时也会影响农户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11]。曹建民、陈华宁等的研究表明,技术培训可极大地激发农民采用新技术的愿望[12,13]。此外,国家的农业补贴和贷款也会刺激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因为农户会拿这些“额外”资金去购买新品种、新机械等。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见,当前学术界围绕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已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福建省南靖县和古田县两个地区的部分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找出影响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意愿的因素,以期为福建省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提供可借鉴的对策与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研究的全部数据来源于2014年8月对福建省古田县和南靖县农户的问卷调查。古田县和南靖县是福建省农业较为发达的两个县城,以南靖县和古田县作为调查区域,对反映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意愿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次调查对象的选取是在典型抽样村庄的基础上,对245个农户进行简单的随机抽样,共发放调查问卷245份,将无效问卷剔除后,回收问卷241份,问卷有效率为98.3%。本次调研包含了农户的基本信息、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农户对现有技术的评价、当前的农业经营环境和政府的政策等内容。
本次调研中,男性农户较多,占83.4%的比例,女性仅占16.6%。被调查者以中青年为主,平均年龄为49岁,年龄最大的为81岁,最小的为30岁。受访者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高中,共占68.9%;大学或大专学历所占的比例最小,仅占2.9%,说明在本次调研中受调查者的学历普遍不高。在农户拥有土地面积方面,平均人均拥有土地面积仅0.51hm2,土地面积最多的达到了3.33hm2,而最少的仅为0.02hm2,且土地面积为0.67hm2以下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72.2%,土地面积为1.33hm2以上的仅占5.8%,说明受调查地区农户的土地拥有量差距较大且农业规模化经营较少。同时,受访者的收入来源大多数以农业收入为主,约70%的农户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1/2左右,而有30%的受访者的农业收入占总收入90%以上(表1)。此外,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户都愿意采纳新技术,占样本总数的78.8%。但由于没有渠道了解新技术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只有34.9%的受访者采纳过农业新技术,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农户对传统种植经验的依赖性较大。
2.2 模型选择与变量设定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本文试图以农户为视角,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农户对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因变量为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自变量为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可能影响因素,因此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意愿的模型为:
式中,Pi表示农户农业新技术采纳意愿的概率(愿意采纳=1,不愿意采纳=0),β0表示回归方程的常数,β1,β2…βi表示待估计的参数项,Xi表示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第i个影响因素。由于农户对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福建省农业发展的特点与我们的实地调研,将可能的影响因素归类为以下几大类,具体见表2。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运用SPSS21.0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在处理数据时,本文采用Wald值向后逐步回归的方法,先将所有变量引入回归方程,并根据检验结果,逐步剔除Wald值最小的变量,直到所有的变量都达到显著水平为止。在第24步回归后,所有的不显著变量均被剔除,最后剩下11个显著变量,结果见表3。
由模型结果可知,模型的卡方检验值分别为111.980,Sig.为0.000,说明模型整体显著;模型的似然比检验值-21ogL为136.777,似然比整体显著;Nagelkerke R2为0.577,说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模型预测准确率为87.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3.2 结果分析
从统计意义角度而论,解释变量Sig.越小,Walds检验值越大,该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就越强,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也越大。根据上述模型结果,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影响因素与方向如下。
农户基本特征:(1)性别是影响农户对新技术采纳意愿的重要因素。该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其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方向相同,说明男性农户采纳农业新技术的意愿高于女性。在农村,男性往往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家庭农业经营的主要决策者,文化程度整体上高于女性,因此他们通过采纳新技术来提高农产品产量的意愿更强。女性在家庭中更多的是承担家务和照料子女的责任,她们学习新技术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对新技术的了解也较少,因此对新技术的采纳较保守和顺从。(2)农业劳动力比重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有重要影响,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影响方向为负,与预期结果相反,说明家庭中农业劳动人口所占比重越低,农户越倾向于采纳新技术,这与相关研究结论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家庭外出打工人口增多,农业劳动力减少,相应的农业收入也会减少,因此农户倾向于通过采纳新技术来提高农业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家庭中农业劳动力减少,为了不使农业种植规模减少,农户可能会去了解一些能节省人力投入的新技术,采纳的意愿会更高。
信息因素:(1)农户对邻近地区农业生产动态的了解情况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有重要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在5%水平上显著,与预期结果一致,说明农户对邻近地区的农业生产动态越了解,他们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就越高。这是因为邻近地区农业生产动态往往是农户们获得新技术的一个渠道,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多,农户就越有可能了解新技术,能看到给他们带来的效益,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2)与农技站的交流情况是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另一个影响因素,该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与预期结果相同。农技站是农业技术推广的重要部门,农户采纳的新技术大都是通过农技站的推广获得。因此,农户经常与农技站进行交流,就有可能获得新技术的相关信息,同时可加强农户对新技术的了解与学习,提高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纳率。
市场因素:在市场因素方面,当前经济环境和农产品销路两个变量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没有影响,这与相关研究结论一致。新品种的销售前景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有重要影响,该变量通过5%的显著水平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表明市场上各类新品种的销售前景越好,农户就越愿意采纳新品种。这是因为新品种是衡量新技术使用效果的重要指标,而农户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新品种销售前景越好,农户获利的可能性越大,农业收入就会越高。因此,农户由于利益的驱使,采纳新技术的意愿会提高。
政府政策因素:在政府政策因素中,除政府对农业技术的指导情况外,其他因素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均不显著。政府对农业技术的指导情况是影响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重要因素,其在1%水平上显著且影响方向为正,与预期结果相同。政府对农业技术的指导越到位,就越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农户能从中了解到新技术的优点,采纳的可能性就越高。同时,由于政府的技术指导,农户能更快地掌握新技术,有利于消除农户由于畏难情绪而不愿意采用新技术的情况,从而提高农户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
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方面,只有土地用水情况会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较大。该变量都在5%水平上显著且影响方向均为负,与预期结果相反。一般来说,农户更愿意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方采用新技术,土地用水情况较好,农户会更愿意采纳新技术。本研究中土地用水情况与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呈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受个人偏好与传统习惯的影响,他们认为可在用水情况较差的土地采用节水灌溉新技术,以缓解该地块用水缺乏的情况,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
技术获取因素:从技术获取因素来看,新品种种苗获取的难易程度是影响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显著因素。该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且其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结果一致,说明新品种种苗越容易获取,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越强。新品种增量是农户度量新技术效用的重要指标之一[14]。农户是理性经济人,他们都希望通过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果新品种种苗需要花费较多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取得,农户就有可能放弃采用新品种;如果新品种种苗很容易获得,农户采纳新技术所花费的成本就很低,新技术所带来的收益会提高,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就会大大增加。
认知因素:(1)周围大多数人对新技术重要性的认知与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呈正相关,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周围大都数人认为新技术是重要的,会影响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意愿。这是因为农村信息的传递往往是通过农户之间的交流进行的,如果周围大多数人认为采纳新技术是重要的,大家口口相传,农户个人就容易受其影响,认为新技术的采纳是重要的,采纳新技术的意愿会越高。(2)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对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农户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越高,采纳意愿也越高。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是影响农户采纳意愿的直接因素,农户的积极性越高,就越会关注新技术的相关信息并去了解学习新技术,能极大地提高新技术的采纳率。(3)对新技术的需求是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的一个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小。该变量通过了10%的显著水平检验,且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农户对新技术的需求越大,采纳新技术的意愿就越高,与预期结果一致。有需求才会有使用的欲望,农户对新技术需求越大,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去认识、了解、学习新技术,对新技术的认同感会越强,采纳新技术的可能性也越大。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农户性别、农户对邻近地区农业生产动态的了解情况、与农技站的交流情况、新品种的销售前景、政府农业技术指导情况、新品种种苗获取的难易程度、周围人对新技术重要性的认知、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对新技术的需求与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农业劳动力比重、土地用水情况与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呈负相关关系,而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农业补贴、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等变量与农户新技术采纳意愿无关。
农户农业技术推广 篇7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减少, 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农业推广组织效率和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速度不断下降[1,2,3,4], 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代表的私人部门在农业研究和农业技术扩散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5], 成为农业技术创新和农业技术知识转移扩散的重要力量和渠道, 在此背景下研究探索影响我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技术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综观国内外现有研究, 关于农业技术知识扩散问题的文献绝大多数集中于研究公共部门与农户之间进行的公益性农业技术知识转移扩散[6,7], 对于私人部门与农户之间进行的农业技术知识转移扩散的研究非常少;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研究知识转移的文献也很多, 但主要集中于研究单个企业组织内部和组织间 (企业、事业单位之间) 的知识转移, 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这一特殊社会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中国特有的企业与多个自然人联盟模式中的知识转移现象研究非常少。本文试图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 研究农业技术知识特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效果产生的影响, 回答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性、内隐性是否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效率产生影响;如何通过控制、改变知识自身特性促进农业龙头企业的技术知识向农户转移。
2 理论背景与假说的提出
农业龙头企业是基础雄厚、辐射面广、带动力强的农业企业和集团, 它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深度加工、提供服务等综合功能,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起着沟通农、商的桥梁作用。农户是以家庭为单位, 从事农产品的种植、饲养或加工等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村居民群体, 是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不仅仅存在经济上的联系, 更有着技术上的关联, 通过培训和指导, 如定期组织开展集体技术培训、印发培训教程和资料、组织农户相互观摩技术交流、下乡手把手教学示范、提供技术咨询并及时解决生产上的突出问题, 等等, 农业龙头企业的技术知识不断地向农户转移和扩散。
2.1 农业技术知识特性分析
农业技术知识是人类智力的结晶, 是从农业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中凝结的人类智力, 以及在农业生产中表现出来的劳动技能和技巧。农业技术知识种类繁多, 根据生产阶段进行划分, 可以分为产前和产后农业技术, 包括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成果推广及农产品的加工、储存、运销技术等;根据农业行业种类进行划分, 可以划分为养殖、种植、渔业技术知识等。在农业生产中, 各项技术存在密切关系, 采用某一项技术措施的时候往往需要其他技术措施的配合才能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农业技术特性是指从农业龙头企业向农户转移的技术知识所具有的性质与特征, 包括知识的内隐性和复杂性[8], 等等。由于不同类型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程度、专属程度、难易程度不同, 因此在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过程中发生转移的基本途径、方法和难易程度都各不相同,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实施。
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性与知识的简单性相对应, 即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程度具体指知识或活动包含相互依赖的特殊技能、例行事务与人员数目的多少, 以及技术知识是否涉及到多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和较多的程序和步骤, 是否需要相关知识背景和较长时间学习才能掌握。
农业技术知识的内隐性与知识的明晰性相对应, 指知识不易通过文字符号、档案文件等形式加以存储和编码, 难以与他人沟通分享的程度。根据知识属性的不同, 可以将农业技术知识分为隐性农业技术知识和显性农业技术知识。显性知识是组织中存在的系统技术知识, 是有关客观的、理性的和技能性的知识, 以专利、发明创造、文件、规章制度、设计图、报告、数据、政策、程序、软件等形式存在, 具有可记载性和可查阅性两种特征, 是可以用语言和数字来表达的知识[9]。农业领域中的有形技术知识, 表现为各种物化技术知识, 如农业机械、设备、作物良种、化肥、农药、化学除草剂等;隐性知识是指工作诀窍、经验、视点、形象、价值体系等, 它通常处于主观的、认识的和经验的学习范围, 具有高度个人化和隐秘性两种特征, 通常难以理解、表达和交流, 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存在于人脑中的农业生产技能、技巧、经验, 等等。
2.2 农业技术知识特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 构成知识转移过程的基本要素包括知识发送者、知识的属性、知识转移的渠道、知识的接受者[10]。知识本身的特征属性 (内隐性和复杂性) 会影响知识转移的绩效。Attewell指出组织间知识转移会遇到障碍, 知识相对于其他资产来说更加难以移动, 知识转移的障碍归于信息的粘性, 但信息的粘性部分由知识的内隐性决定, 当知识转移需要更多相关领域的知识来进行协作转移时, 知识的粘性会相应提高[11]。Grant认为如果大多数与生产相关的知识是隐性的, 那么知识在组织成员之间的转移是异常困难的[12]。Hipple认为隐性知识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知识的内隐性程度越高、越难以表达, 知识越难以转移, 因此知识的内隐性特征是影响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13]。Simonin认为知识的模糊性是知识转移中降低转移程度的变量, 知识复杂性可以影响人们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并降低其可转移性[8]。Reed和Defilhppi认为知识的复杂程度越高, 就越会产生模糊性, 将使得知识转移的难度上升, 导致知识转移成本的增加[14]。Kogut和Zander指出, 知识的复杂性会影响知识接受者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损害知识的移动性, 使得知识转移变得无效率[15]。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指出知识自身的特性 (复杂性和内隐性) 对技术知识转移绩效会产生影响。基于以上推论分析, 我们认为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性越高,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越差, 反之,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越好;农业技术知识的内隐性越强,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越差, 反之,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越好。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农业技术知识复杂性对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存在负向影响。
假设2:农业技术知识内隐性对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存在负向影响。
相关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3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3.1 问卷设计
本次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分析农业技术知识特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是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 解释变量包括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性和农业技术知识的内隐性。在实证研究中, 概念及其测量是研究的基础, 对概念没有清晰的理解会导致对概念的错误测量;没有对概念的准确测量, 调查结果就没有任何意义。为了设计各个影响因素的测量量表, 本研究查阅分析了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文献, 认真分析文献中的测量量表, 借鉴前人的研究并结合农业特定产业的生产技术特点以及深度访谈的调查结果, 结合农民实际情况和问卷填写人的接受理解能力设计初步问卷。为方便问卷填写人思考和多人填写, 保证较高的问卷回收率, 以结构化问卷为主。在问卷初步设计完成后, 通过一系列的前测措施, 包括实验室小组讨论、一定规模的样本前测等, 进一步修正问卷, 保证其合理性与适用性。以下是对相关概念和变量的测量所作的界定:
农业技术知识的内隐性这一潜变量用以下题项进行测量: (1) 龙头企业转移来的技术知识难以用口头和书面文件表达清楚; (2) 龙头企业转移来的知识经验性、技巧性的内容很多; (3) 龙头企业转移来的技术知识需要通过“边干边学”才能理解; (4) 按规定流程进行培训, 通过与有经验的人交流可以很容易掌握该项技术。
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性这一变量用以下题项进行测量: (1) 龙头企业转移来的技术知识涉及到多个不同的知识领域; (2) 龙头企业转移来的技术知识涉及较多的程序和步骤; (3) 龙头企业转移来的技术知识需要较长时间学习才能掌握。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这一变量用以下题项进行测量: (1) 通过农业龙头企业技术知识的学习, 农户的产品产量增加; (2) 通过农业龙头企业技术知识的学习, 农户的生产周期缩短; (3) 通过农业龙头企业技术知识的学习, 农户的产品质量提高。
上述题项均使用六级量表进行测量, 其中“1”表示非常不符合, “6”表示非常符合。
3.2 样本和数据收集
本课题组在暑假期间组织学院学生在广东的农村地区就当地农业企业及其合作农户的技术知识转移问题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本次调查总计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问卷190, 回收率为63.33%;其中有效问卷176份, 合格率为92.63%。
回收的数据显示:本次调查农户中, 女性51人, 占29%, 男性125人, 占71%;访谈对象年龄最小的20岁, 最大64岁, 平均年龄为42岁;受教育年限最少为3年, 最多为16年, 平均教育年限为9年, 即初中毕业;从事相关农业生产年限最少不到1年, 最多42年, 平均年限为8年左右;与相关农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年限最少不到1年, 最长为13年, 平均合作年限为8.3年;调查的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主要的三种合作方式中, 疏松型联盟占28%, 紧密型联盟占35%, 一体化合作方式占37%。具体如表1所示。
在问卷发放和数据收集前, 课题组通过文献分析、深度访谈以及前测措施保证问卷内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问卷回收之后, 运用Cronbach's Alpha系数对回收问卷进行了检验, 运算结果显示Cronbach's Alpha系数数值都在0.6以上, 表明问卷量表有较强的一致性和有效性[16]。
3.3 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 本文构建以下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农业技术知识复杂性和內隐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 并利用问卷采集的数据对回归模型的待估计参数进行估计和检验:
在上述模型中, F代表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 Complex表示复杂性, Tacitness表示內隐性, 这三个变量由前文所介绍的问卷量表测得;U代表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 反映除了农业技术知识复杂性和內隐性之外可能影响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的所有随机因素的影响。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运用SPSS 16软件对回收问卷所获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实证研究的主要结论解释如下。
农业技术知识复杂性和內隐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的回归模型的判定系数R2为0.306;对模型进行整体显著性检验, F检验统计量的值为28.14, 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中的复杂性和內隐性联合起来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有显著影响。模型中农业技术知识內隐性的系数为-0.48, 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反映农业技术知识內隐性每增加1单位,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平均降低0.48单位。农业技术知识复杂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3, 但在0.10的显著性水平上仍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在研究样本中农业技术知识复杂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知识转移绩效没有显著影响。
针对前文建立的理论假说, 结合上述实证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1:实证模型 (1) 呈现出的经验证据未能支持假设1。
结论2:实证模型 (1) 的估计结果支持假设2。
注:1) 括号中的数值是对估计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的P值;2) *表示在0.10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从知识管理视角出发, 对农户与农业龙头企业间的技术知识转移现象进行研究, 探寻农业技术知识的复杂性、内隐性对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产生的影响, 通过大规模调查法获取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1) 农业技术知识内隐性对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存在负向影响。农业技术知识的内隐性越强, 越难以表达和言述,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越差;农业技术知识的内隐性越弱, 越容易表达和言述,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越好。要提高农业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技术知识转移绩效, 农业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增强农业技术知识的明晰性, 降低知识的内隐性, 比如选择长于沟通、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温和耐心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加强与农户交流和沟通, 把相关技术知识向农户说清楚、讲明白, 增加农户对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吸收程度, 从而提高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技术知识转移绩效。
农户农业技术推广 篇8
为什么农户技术选择行为与国家的技术应用宏观取向之间会存在差异?哪些具体因素会影响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有助于提出能促进低碳农业技术推广以及低碳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国内外学者已对这两个问题做了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分析农户技术选择行为与国家技术应用宏观取向之间不一致的原因, 总结对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拥有显著影响的具体因素, 在此基础上, 提出有助于政府促进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对策建议。
1 农户技术选择行为与国家技术应用宏观取向的差异
农户技术选择行为与国家技术应用宏观取向的不一致意味着存在某些因素阻碍农户采纳国家主张推广的新技术。对这些阻碍因素的探讨, 有助于发现能促进农户采纳低碳农业技术的积极因素, 进而消除阻碍因素的负面影响, 协调好政府宏观目标与农户目标之间的差异。
国内学者已关注了这一问题, 主要从技术所处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层面分析了差异产生的原因, 其中农户心理因素较少受到以往研究的关注。阎文圣与肖焰恒 (2002) 从经济利益主体、资源利用主体与农户自身条件三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差异的具体表现, 即喜欢使用生化类技术、开发资源技术与常规技术, 而相对忽视有机技术、资源保护技术和高新技术。他们与赵丽丽 (2006) 都认为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农户两个经济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不一致, 农户只关注个人收益最大化, 而不考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目标, 这决定了农户不会倾向于选择社会效益大而微观效益低的技术;二是政府与农户各自考虑的成本存在差异, 农户只关心边际私人成本, 而不考虑边际社会成本, 这使得农户倾向于将低碳农业技术应用的外在性甩给社会。
部分学者还从制度因素方面考虑了农户为何不偏好低碳替代技术的原因。王珊珊 (2012) 认为农户之所以缺乏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动力, 是因为传统农业技术与所处的组织和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 从而使得传统农业技术会长期存在且不能轻易被替代。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借助外部效应, 引入经济利益诱导这一外生变量, 才能实现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用。与上述分析思路不同的是, 石洪景和黄和亮 (2013) 认为农户是否愿意采纳某项农业技术, 除了考虑该技术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之外, 还受到其它多种心理效应的影响。比如, 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注意试验和示范的作用, 增加周围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的了解和信心, 这样新技术推广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
国内学者一直都比较关注农户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 但是专门研究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采用影响的并不很多。已有研究主要从农户的特征因素、经济因素与制度因素等三个方面入手, 通过构建Probit或Logit此类二元选择模型来实证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户技术采用决策的影响方向和作用强度。
2.1 特征因素
以往文献主要探讨了文化程度、年龄与劳动力资源对农户是否采纳低碳农业技术的影响。现有研究一致同意受教育程度对农户技术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文化程度越高, 农户越倾向采用低碳农业技术, 李后建 (2012) 还指出文化程度在外部因素、内部信念与农户技术采纳意愿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年龄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还尚存在分歧, 部分学者认为年龄与技术采用之间呈现反比例关系, 越年轻的农户越倾向采用低碳农业技术, 徐明冉等 (2012) 却未证实年龄与农户技术采用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还有学者探讨了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少, 农户越愿意采纳低碳农业技术。近年来, 还有学者探讨了农户心理特征对低碳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 但研究相对较少。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纳会受到农户对技术的评价、行为态度与他人影响三个因素的正向影响, 李后建 (2012) 指出知觉易用性与知觉有用性是驱动农户采纳循环农业技术的关键心理因素, 并且经济或制度等外部因素还通过心理因素对农户技术采纳意愿产生间接影响。
2.2 经济因素
学者主要关注了经营规模、家庭收入水平、投入成本、兼业情况等经济因素。耕地规模及其分散程度影响农户采纳新技术, 耕地拥有量较小且分散的现状会制约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 相反则促进农户的技术采用意愿。家庭收入水平与投入成本是影响农户技术采用决策的最重要的两种因素, 高收入农户更愿意采用高风险与更复杂的技术, 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也更愿意采纳低碳农业技术。李后建 (2012) 证明收入水平调节外部因素、内部信念与农户技术采用意愿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指出兼业情况也会影响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用, 但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户从事非农业程度越高, 越不愿意采用新技术;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家庭非农收入比重的扩大能促进农业新技术的应用。
2.3 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包括信息及传播渠道、推广服务、政策补贴等因素。褚彩红等 (2012) 认为与信息可得性相关的因素是影响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的重要因素。技术信息准确及时, 传播渠道畅通, 有利于消除农户对技术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快对其采用。政府农技部门的推广服务也是影响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用的关键因素。已有实证研究发现, 政府是否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对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是显著的, 农技部门的培训也会积极影响农户采纳新技术的愿望与行为, 参加培训次数越多或感知培训质量越高的农户越倾向选择低碳农业技术。政府的制度安排对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低碳农业技术受到政府的强制或补贴扶持等政策的影响较大。满明俊等 (2010) 指出信贷的可得性也影响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用, 特别是在农户自有资金短缺而新技术所需投资较大的情况下。
3 促进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对策建议
低碳农业技术的外部性决定了要依靠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共同力量来实现新技术的最优采用。市场失灵需要通过政府的有效参与和支持来解决, 这需要政府在低碳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并做好配套服务。具体而言, 政府要充当宣传推广者、财政支持者、信息提供者与政策制定者的角色, 从教育、经济与制度等方面激发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动力, 进而诱导他们大力采用新技术。
3.1 教育引导, 让农民感知到低碳农业技术的价值
当农户感知低碳农业技术是有用的和容易使用的, 他们就非常愿意采用新技术。加强低碳农业技术的宣传, 是让农户真正知觉到新技术价值的重要手段之一。相比于涉农企业、科研机构等社会组织, 政府的公众信用度比较高, 最适合扮演宣传推广者的角色。要扮演好这一角色, 政府需要明确合适的推广对象、推广内容, 同时做好配套信息服务。
首先, 政府今后应将推广重点放在文化程度低、年龄大、耕地面积小、经济收入不高的农户身上, 同时优先向他们推广简单易学、风险性低的低碳农业技术, 逐步提高其对新技术作用的认知, 因为现有文献证实文化程度高、年龄小、耕地面积大、经济收入高的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的认知度较高。
其次, 政府组织精干力量并投入专门经费, 加大对过度使用传统农业技术的危害与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预期收益的宣传力度, 同时让农民认识清楚传统农业技术与低碳农业技术的本质区别, 使其充分认识到采用新技术在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土地肥力和农产品品质、促进收入增加、发展低碳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 拓展信息接收的渠道, 增强农户的信息可得性。农业技术推广需要信息的支持, 以往研究证实信息可得性确实对农户技术采用意愿有显著影响。虽然现在媒体比较发达, 但是农民对于宏观信息的把握仍存在一定难度。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支持力度, 提高农民对信息的接受能力;同时准确地获取与加工比较分散的低碳农业技术信息, 然后通过传统的与新兴的传播媒介, 迅速地向农民传递和推广高质量的技术信息, 进而提高农民对低碳农业技术的判断与决策能力。
3.2 经济引导, 让农户切实获得实在的利益
经济引导是通过政府扮演财政支持者角色, 提供资金支持和降低转换成本, 激发鼓励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
首先, 国内多数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普遍不高, 他们没有多少资金可用于低碳农业技术上, 缺少自有资金将是制约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难题之一。破解这一难题的办法是, 政府增加低碳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投入, 通过对农户提供诸如降低贷款利息等方式的信贷支持, 解决低碳农业技术采用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规范市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做到农产品优质优价和价格保护, 激励农民自觉采用低碳农业技术。
其次, 农户舍弃传统农业技术而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确实存在着技术转换成本。转换成本是由更换原有的生产资料、工具与设施, 以及更新知识、技能与技术操作方法所引致的。较高的投入成本将严重影响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用。政府可通过减免税费、增加补助量、提高补贴标准等奖励手段给予农户一定补偿, 降低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门槛, 让农民形成这样一种观念, 即用很小的投入就能获得低碳农业技术所带来的高期望收益, 从而使他们相信采用低碳农业技术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情。
3.3 制度引导, 保证农户持续获得利益
政府要担当好政策制定者的角色, 明确颁布实施各项相关政策与法规, 排除政策风险对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阻碍, 同时保障他们持续、稳定地获得技术采用的收益。
首先, 抑制非理性行为。在选择农业技术时, 多数农户偏好于经济利益而不愿意采用费钱或费工但社会效益好的低碳农业技术, 这种技术采用行为是短期化的、非理性的, 它与政府宏观目标有较大的偏差。政府需要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诱导农户理性地采用低碳农业技术, 真正将个人既得利益与环境效应、社会效应相挂钩, 最大限度地实现外部经济利益的内部化。
其次,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一些低碳农业技术还受土地经营规模因素的约束, 小规模且分散的耕地带来十分有限的资源节约和技术进步收益, 因为这样的土地使用成本过高, 还可能导致技术收益外溢。当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时, 农户对采用新技术缺乏热情与积极性。政府要通过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促进土地经营规模的适度集中, 并适当地延长土地经营权, 使农户感受到采用新技术边际利润的巨大增长空间, 从而诱导更多的农户采用新技术。
第三, 发挥示范作用。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用还受到周围重要他人的影响, 重要他人包括农村中的专业大户、能人或者农民中的意见领袖。依靠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可以形成强劲的引带作用, 实现低碳农业技术的迅速扩散与应用。因此, 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 完善示范户的申报标准, 指派专人对示范户进行一对一指导, 深度挖掘示范户的榜样力量, 同时结合社会舆论力量与农户的从众心理等多方面因素推动农户自觉采用低碳农业技术。
摘要:农户对低碳农业技术的采用意愿不高, 并且其行为与国家技术应用宏观取向之间存在差异。深刻分析了差异形成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系统探讨了影响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具体因素, 提出了有助于政府促进农户采用低碳农业技术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户,低碳农业,技术采用,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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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农业技术推广 篇9
关键词:农业企业投资;农户;生产行为决策;影响因素;云南
中图分类号: F323.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5)11-0576-04
收稿日期:2014-11-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403234)。
作者简介:冯璐(1982—),女,贵州六盘水人,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发展研究。E-mail:fenglu1128@126.com。
通讯作者:吴春梅,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E-mail:gaowuji@mail.hzau.edu.cn。投资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农户是农业投资的重要主体,但是由于农业属于弱质产业而且投资收益很低,导致农户农业投资不足[1-3]。目前,随着农业企业投资大幅度增长,以农户和企业投资主体为核心的新型农业投资将是中国未来农业投资的主体格局[4],而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对格局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
在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研究中,大多数农户都是风险规避型,而贫困小农户更是如此,农户只有在投资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才愿意进行生产投资[5]。由于对利润回报水平、风险承受能力、生产集约化认同不一,各农户在面对农业企业投资时的生产行为决策不同,并构成了不同局部市场的行为基础[6-7]。农户收入、农地规模、农业贷款、农业生产投入、基础设施条件、农业生产结构等都是影响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8-12]。
云南西南山区是典型的资源脆弱贫困地区,加上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较低的文化教育程度,农户农业投资不仅严重不足,而且还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市场和自然风险。但是,该地区地理气候环境独特,十分适宜甘蔗、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长,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该地成为农业企业投资的重点区域。因此,本研究探讨云南西南山区农户对农业企业投资接受与否的生产行为决策,并分析相关影响因素,以期优化不同生产条件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并促进农业企业投资核心力的增长,推动农户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
1研究样本及变量选取
1.1云南西南山区研究样本的选择
云南西南山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典型农村社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90%,以哈尼族、拉祜族、佤族为主,处于稻作农耕系统,擅长山区旱地作业[13]。云南西南以普洱市管辖面积最大,2008年普洱市贫困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8.9%,贫困发生率为24.6%[14]。其中,澜沧县和孟连县是普洱市农业大县,农业GDP比重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倍以上,同时也是边疆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澜沧县和孟连县的热带亚热带气候,使得甘蔗、咖啡、茶叶等特色经济作物生长良好,“公司+农户”的农业企业投资方式带动了农户种植与初加工企业的发展。2009年,云南省龙头企业带动种植基地2 540 000 hm2,农户1 115万户次,并在滇西南地区形成优质稻、茶叶、咖啡和热带水果区域性产业布局。在农业企业的介入下,部分农户从纯农户向雇佣农户发展,并影响了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因此,本研究以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和孟连县为主要研究区域,调查选取研究样本。
1.2云南西南山区研究样本的特征
本研究根据实地调查获取的2009年农户数据,并选择有农业企业投资但经济水平各异的样本村,收集农户生计条件信息。每村随机抽取30户,5个村寨150户共涉及609人。据调查,样本村基本生产态势为:农户多数是小学文化,饲养生猪,拥有少量如脱粒机、碾米机等小型农机,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部分农业企业投资经济作物。但是,样本村在耕地条件、土地利用、粮食产量及人均收入等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广伞村、小回龙村、细允村收入较高,发展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粮食自给自足,农业企业投资面积在35%左右;芒糯村和老缅寨村收入较低,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农业企业投资面积在25%左右(表1)。
1.3云南西南山区农业企业投资方式
咖啡、甘蔗和茶叶是样本村农业企业投资的主要经济作物,但由于发展程度不一,投资方式也有差别。随着20世纪90年代制糖厂的发展,甘蔗的生产模式逐步发展成熟并形成产业化种植,生产模式由最初的“农户投工投劳+农业企业资本投资”的订单生产方式,逐步转变成“农户投资+农业企业保护收购”的形式;茶叶是云南省的传统经济作物,有上千年的栽培历史,传统生产方式是农户投资、生产、管理并直接面对市场,目前茶叶种植基本形成“农户投工投劳+农业企业资本投资”的订单生产方式;咖啡是近年来大范围种植的新兴经济作物,兴起之初即为订单生产方式,由农业企业提供一切生产管理费用,并以统一的保护价收购(表2)。由于常年生作物和每年生作物的投入水平不一,因此本研究以种植初期种苗投入和生产期主要投入为准进行分析。表2调查农户农业企业投资经济作物概况
投资概况投资主体投资金额(元/hm2)农业企业农户合计人工费种苗化肥农药甘蔗提供少量化肥;等级价收购资金全额投入3 8008001 2001 800茶叶资金全额投入;保护价收购投工投劳2 77503752 400咖啡资金全额投入;保护价收购投工投劳10 1701205 2504 800注:投资金额根据农户实际所需雇工数量变化而变化,此为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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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作物根据不同的生长要求和市场需求,生产资本也不一样,如咖啡与茶叶的单位投入差额就高达4倍。其中,化肥农药是影响生产的主要因素,常年生经济作物如咖啡和茶树的成长期都在3~4年左右,尤其每年都要施用化肥3~5次,生产投资需求量和风险也就相对较大。而甘蔗作为每年生作物,投入少见效快,是样本村种植的主要经济作物。各样本村根据自身的抗风险能力、生产投资条件等,对不同的农业企业投资有不同的生产行为决策偏好,广伞村以甘蔗和咖啡为主;芒糯村和老缅寨村以咖啡为主;细允村以茶叶为主;小回龙村的甘蔗、茶叶、咖啡均有涉及(图1)。
1.4分析变量的选取
本研究综合农户生产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相关研究[2,6-8,11-15],以及实际调查情况选取组内变化或者时间变化较大的8项指标。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将农户生产行为决策影响因素分为生态指标、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3个类别,其中对于变化不显著的影响因素,已根据前期实证分析进行剔除,因此选取的8项指标基本是独立的,没有较强的自相关。
1.4.1生态指标土地复种指数(X1)=种植业总面积/耕地总面积。反映一定区域内种植业的集约化经营水平。
人均耕地占有量(X2)=耕地总面积/农户人口总数。反映村民的人均耕地占有水平。
粮食能量产投率(X3)=化肥投入总量/粮食总产量。由于目前仍然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产品售价远低于其价值,若仅用价格来计算投入产出,可能会造成产出价格越高、效益越显著的虚假结果,故采用粮食能量产投率来间接反映单位粮食的成本投入水平。
1.4.2经济指标农业机械化率(X4)=小农机拥有量/农户人口总数。由于调查农户脱粒机、碾米机拥有率达到90%以上,因此用小农机拥有量反映调查户的农机化率差异不大,仅反映小农机释放劳动力和提高生产效率所带来的潜在经济效应。
人均口粮拥有量(X5)=稻作总产量/总人口数。调查发现山区口粮以陆稻为主,其次辅以少量水稻,因此农户生计条件主要体现在人均陆稻拥有量上。
农户人均收入(X6)=农户家庭现金收入/家庭总人口。反映收入水平对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的影响,在此未计算家庭经营的投入成本。
1.4.3社会指标农户教育倾向(X7)=农户教育水平的整体接近值。可以据此反映农户教育水平对生产行为决策的影响。
陆稻单位产量(X8)=陆稻总产量/粮食种植总面积。反映科技进步对陆稻生产的贡献率。
2农业企业投资下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的实证分析
2.1计量模型的选择
根据样本主体接受农业企业投资的状况分为接受和不接受2组,剔除数据缺失和异常的样本,共采用143份有效样本用于实证研究,其中接受农业企业投资为的83户,不接受的为60户。因此,为了更好地定量解释不同影响因素对农户在一段时期内生产行为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引入逻辑随机变量累计分布函数Probit模型。Probit模型用于分析在2种可能性之间进行选择的定性数据,是特别为二元因变量设计的非线性回归模型,主要提供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一种定量的解释方法。
2.2数据与分析
在设定显著性水平时,考虑到过高的显著要求会导致最后进入模型的变量过少,直接影响模型预测精度,因此在保证模型预测正确性的基础上,设定显著性水平为0.1,并运用SPSS 17.0统计分析软件完成。︱Z0.01︱=2.33,各变量的Z检验值均在此范围内,表示各变量的研究假设是可以成立的(表4)。
2.2.1变量系数为负的指标意义土地复种指数、人均口粮占有量、人均耕地占有量、陆稻单位产量4个变量系数估计值显示为负,根据排序并解释其意义如下。
(1)土地复种指数较高的农户比复种指数低的农户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概率低:土地利用率与作物耕作方式十分相关,调查村寨的玉米、陆稻通常采用轮作或者间作的方式集约用地,而农业企业投资的作物通常是连作。因此,土地复种指数高的农户,多倾向于种植短期作物,即一年生作物,所以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可能性小,对农户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影响显著性也就高。
(2)人均口粮占有量在安全保障线下的农户,其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概率低:目前山区农户口粮基本得到保障,不仅出现卖粮的情况,部分收入较高的农户甚至不种粮。人均口粮占有量状况显示,多数农户还是在粮食作物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在口粮得到保障的条件下选择农业企业投资。同时,人均口粮占有量对农户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影响较大,即在基本口粮有保障的前提下,农户对农业企业投资的选择偏好才会增强。说明调查村寨的农户生计条件已改善到一定程度,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开始减弱,并有利于促进山区农户选择从纯农户向雇佣农户的转变。
(3)人均耕地占有量在中值以下的农户,其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概率低:说明人均耕地少的农户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概率低,土地作为农户最主要的生计资本,不仅对农户生产也对农业企业的投资行为形成约束。但土地资源只是限制了农户对农业企业投资面积数量的选择,并没有限制农户的选择权。
(4)陆稻单位产量低于改良品种平均单位产量的农户,其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概率低:3.0~4.5 t/hm2是陆稻改良品种的平均单位产量,陆稻传统品种单位产量在1.5 t/hm2左右,48%农户的陆稻单产已经达到改良品种的单产水平,还有23%的农户由于轮作、买粮等其他原因没有种植陆稻(这部分不具备可比性)。由于多种原因所致,陆稻单位产量影响的显著性不强,但仍反映出科技进步对农业企业投资发展的支持。
2.2.2变量系数为正的指标意义农业机械化率、粮食能量产投率、农户教育倾向、农户人均收入4个变量系数估计值显示为正,根据排序并解释其意义如下。
(1)小农机拥有数量越多,其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概率越高:山区的地理特殊性,并不适合大型机械设备的规模化运作,本研究调查的小农机主要是碾米机、粉碎机等常规型设备,作为农户生计的物质资本,此类小农机设备的发展十分迅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因此影响系数很高,提高了农户选择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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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粮食能量产投率越高,其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概率越高:粮食能量产投率高,说明农户存在产品结构调整的概率越高。因此,粮食能量产投率高则表明农户投入粮食作物的成本太大,也就会影响自身对高投入经济作物的种植选择,这时农户选择农业企业投资就可相应减少成本,提高增收概率。
(3)农户教育倾向在初中以上的农户,其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概率高:目前山区农户户主仍然是40岁左右、小学文化的男性,户主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提高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的理性水平。但是,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和潜移默化的。
(4)农户人均收入在中值以上的农户,其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概率高:虽然人均收入影响系数接近农户教育倾向,但由于农户人均收入未计算成本,即购买小农机用于提高小农机数量、购买化肥用于提高粮食能量产投率等所作出的间接贡献,因此影响系数较小,但仍然反映出收入水平对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的引导作用。收入较高的农户相比收入较低的农户,对选择农业企业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3结论与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土地利用率低、土地资源和生计条件差的农户对农业企业投资的选择率较低;小农机推广率高、科技扶持力强的农户对农业企业投资的选择率较高;成本投入和文化教育的权重相对较低,说明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受到生计条件、资本投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第三方农业企业投资条件下,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农户理性决策程度高、粮食能量产投率高、农户收入高的农户生产行为决策开始由生存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型,这种转型有利于提高生产收益、生产集约化程度和规避小农生产风险;而采用非连作耕作方式、生计条件差、规模化程度低和陆稻生产技术含量低的农户多不接受农业企业投资,依然保留传统的生存逻辑。因此,优化农户生产行为决策,需要改善不选择农业企业投资农户的生计条件,亦需要采取措施提升农业企业投资条件下农户的效益水平,建议从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的决定因素、限制因素和基础因素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3.1推广小农机生产技术,优化资源配置
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是农户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决定因素。粮食能量产投水平以及陆稻单产水平都是衡量生产技术的因子,生产技术进步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小农机数量影响系数偏高说明,农户在简单寻求收入数量增加的同时,通过资源配置的调整来提高生产率,通过转嫁金融资本来实现“乘数效应”,以调整生产行为决策。总之,云南西南山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既要通过推广小农机生产技术等措施来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又要通过“企业+农户”等多种资源优化配置方式来实现规模效益。
3.2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农户生计条件
山区耕地利用和农户生计条件是农户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限制因素。云南西南山区在耕地有限的条件下,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和农户生计条件的改善,给农户和农业企业提供了合作空间。目前,云南西南山区农业企业主要投资多年生经济作物,前期资金需求量大,在生产前期规避了农户的资金风险。但是,如果农户在选择与企业合作种植多年生经济作物的过程中,出现了耕地利用限制或农户生计方面的问题,农户有可能改变偏好,甚至要求退出合作。此时,农业企业如果要维护合作关系,需要解决的就不仅是资金问题,还要担负农户种植模式改变后所造成的生计问题。耕地利用和农户生计条件成为限制因素,表明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具有典型的脆 弱性特质,需要外部强有力的耕地管理和山区扶贫等政策支持。
3.3积极扶持山区农户,强化农业生产的基础支持
农民收入和教育水平是农户选择农业企业投资的基础因素。在目前云南西南山区经济条件比较落后,且处于向农业市场导向型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户收入和教育水平均成为农业与企业合作的基本条件,其作用具有基础性。
总之,云南西南山区特殊的农业生产条件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政策扶持的大背景下,农业企业投资影响了农户的生产行为决策。农户与农业企业的合作,从根本上受益于山区农业市场导向型发展限制因素的突破和决定因素的强化,即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农户生计条件的改善、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资源配置的优化,同时亦受益于农民收入和教育水平提高所伴生的基础性支持。调查农户对农业企业投资的整体接受程度较高,说明农户与农业企业合作在云南西南山区农业发展中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发展潜力,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农业生存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的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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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农业技术推广 篇10
关键词:订单农业,微滴微灌技术,采纳意愿,因子分析,回归分析
0 引言
湖北长阳县高山蔬菜的订单农业是从实行定面积、定产量、定质量、定品种、定时间和保护收购价的五定一保模式发展起来的。宜昌市蔬菜办负责基地生产, 蔬菜公司负责产品收购和销售。市场和技术有了保障, 高山蔬菜的种植规模也逐年增加。高山蔬菜种植规模的增加又会出现高海拔灌溉难题。农村水资源的供给受到很多自然因素的影响, 经常会因为水资源浪费等问题导致高山蔬菜无水灌溉而影响收成。因此, 在订单农业引起的高山蔬菜种植规模逐年增加的情况下, 研究农户对节水灌溉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很有必要。长阳县政府、蔬菜办和农户可以依此制定出节水灌溉策略, 以保障高山蔬菜的收成。同时可以在灌溉过程中节约大量的水资源, 促进高山蔬菜的可持续发展。
订单农业的背景下, 高山蔬菜种植规模逐年增加。相较之前, 农户对节水灌溉有了更大的需求。高山“微滴微灌”技术是节水灌溉的典范, 并且充分地利用了长阳山区地势高差获得输水压力供应地势低处的田块进行灌溉。长阳县高山蔬菜微滴微灌项目的田间工程由农户负责, 其他设备等由政府、高山蔬菜研究所、技术服务站以及合作企业共同出资完成。但农户会出于对市场以及经济风险的考虑放弃采纳该新技术, 因此, 本文主要研究在订单农业背景下, 高山蔬菜种植户对微滴微灌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
1 研究设计
1.1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订单农业背景下农户节水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 前期通过文献梳理和焦点访谈最终确定了包括技术质量、培训次数、补贴金额、技术宣传、资金投入、企业信誉、合作关系、依赖程度、信任程度、整体实力、付款方式、协议价格、资源认知、环境认知在内的共14个指标。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形式, 1至5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在问卷正式投入之前, 通过预分析调整题项形成正式的问卷。研究主要针对长阳县火烧坪乡、大堰乡、资丘镇等四个地区, 调研对象年龄在18-65周岁。最终共获得165份问卷, 有效问卷148份。
1.2 研究方法
(1) 因子分析, 在研究建构效度以及共同因子的提取时,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差异法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提取的共同因子的数量以及旋转成分矩阵对共同因子进行命名, 并利用重新命名的共同因子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
(2) 回归分析, 运用回归分析探究技术质量、政府贡献、结算情况、合作情况、企业实力以及农户认知等6个自变量对农户采纳意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通过该数据分析结果提出最后的建议。
2 研究过程
根据研究内容和方法, 本文主要利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长阳县火烧坪乡、大堰乡、资丘镇等四个地区的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农户基本特征方面, 调研对象的年龄均值为2.77, 调研对象平均年龄为40岁;调研的农户平均受教育水平均值为1.28, 长阳县农户大部分是初中水平;收入来源均值为2.11, 主要收入来源为蔬菜种植;可种植面积均值为2.97, 平均可种植面积为10~15亩;年收入均值为3.38, 平均年收入为3~4万;了解程度均值为3.33, 农户对于微滴微灌技术都是一般了解;风险承受能力均值为2.91, 农户都属于一般的承受能力。
2.2 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差异法进行因子分析, 共提取6个共同因子, 结合旋转成分矩阵给6个共同因子命名为技术质量、政府贡献、结算情况、合作情况、企业实力和农户认知。其特征值分别1.555、1.494、1.359、1.240、1.155和1.119, 解释变异量分别为13.368%、12.961%、10.057%、9.963%、9.699%和9.462%, 累计解释总方差达65.81%。表示所设计的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达到65.81%, 属于较好的建构效度。
2.3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上所示, 技术质量、政府贡献、结算情况、农户认知、合作情况以及企业实力的标准系数分别为0.435、0.227、0.375、0.233、0.365、0.437, p值分别为0.025、0.008、0.026、0.036、0.049、0.046, 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6个自变量都和农户的使用意愿呈正向显著相关。
最终的回归方程:采纳意愿=0.435技术质量+0.227政府贡献+0.375结算情况+0.365合作情况+0.437企业实力+0.233农户认知
3 结果和建议
3.1 研究结果
技术质量、政府贡献、结算情况、农户认知、合作情况以及企业实力等6个自变量都和农户采纳意愿呈正向显著相关。技术质量层面标准系数0.435, p值为0.025, 即技术质量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合作企业的技术质量会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高山蔬菜种植户限于文化水平而对新技术的学习较缓慢, 合作企业前期应提供高质量的技术培训。农户对该技术掌握越多, 采纳意愿越强。
政府贡献层面的标准系数为0.227, p值为0.008, 即政府贡献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 表明政府宣传和政府补贴会影响农户对微滴微灌技术采纳意愿。政府的宣传能够让农户更加详细地了解微滴微灌技术的受益性, 政府对技术的补贴不仅可以帮助农户规避经济风险, 同时也会激励更多的农户采纳资源节约型微滴微灌技术。在增加高山蔬菜的产量、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可以节约水资源促进高山蔬菜产业的持续性发展。
结算情况层面的标准系数为0.375, p值0.026, 说明结算情况变量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 表明付款方式和协议价格均会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如果企业不能按约付款会影响农户的资金周转进而影响其对该技术的采纳意愿。同时, 若协议收购价格低于农户成本, 那么农户也不会继续按约采纳该技术进行生产, 因此协议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合作情况层面的标准系数为0.365, p值为0.049, 说明双方合作情况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 表明依赖程度、信任程度和合作关系强弱会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双方的信任程度高, 农户不用担心销售收益和企业无故转嫁的风险, 农户将越愿意在企业的要求下采纳该技术。订单农业的背景下, 参与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将会极大程度影响农户是否愿意按照企业的各种要求进行生产、建设。合作关系越牢固, 农户越意愿采纳微滴微灌技术。
企业实力层面的标准系数为0.437, p值为0.046, 说明企业的综合实力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 表明企业的整体实力和企业信誉均会显著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若企业实力不够, 到期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按协议价格支付货款, 并以蔬菜质量不达标为借口将风险转嫁给农户, 这会给农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在订单农业的背景下, 企业的综合实力和企业的信誉会直接影响农户最终的采纳意愿。
农户认知层面标准系数为0.233, p值为0.036, 说明农户认知会正向显著影响农户的采纳意愿, 表明农户对资源的认知以及对环境的认知会直接影响农户对微滴微灌技术的采纳意愿。微滴微灌技术是典型的节水灌溉技术, 农户对环境保护以及资源节约的认知会影响农户最后的选择, 对资源以及环境认知程度越高的农户, 越倾向于采纳这种典型的无污染节水灌溉技术。
3.2 研究建议
3.2.1 农户方面
(1) 放开投入。
高山蔬菜微滴微灌技术田间工程的投资等是由长阳县火烧坪乡、大堰乡及资丘镇等四个地区的农户自己负责。因此很多家庭出于对前期资金投入的考虑, 会放弃使用微滴微灌技术。但是就目前微滴微灌技术的进展来看, 前期的投入虽然会构成一部分风险, 但是对高山蔬菜的长期发展以及整体经济效益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 农户应该大胆采纳并投资高山蔬菜微滴微灌技术, 而不应仅仅关注微滴微灌所需的资金投入, 而应该考虑其长远的效益。
(2) 主动了解。
农户应该主动了解学习与微滴微灌技术有关的知识, 囿于长阳县农业发展环境以及条件的限制, 农技推广的欠缺也会让很多的农户不能及时的了解新的农技知识, 鉴于长阳县高山蔬菜的种植面积广, 农户更应该及时主动了解新的农技知识以改善高山蔬菜的灌溉条件, 节约资源促其长期可持续发展。
3.2.2 企业方面
(1) 技术质量。
在公司+农户的供应链模式下, 由合作企业为农户提供新技术的培训, 农户是完全按照合作企业的技术要求和质量要求进行大规模生产种植。为了避免最后生产种植出来的蔬菜质量不达标, 合作企业在前期应该不惜资金投入邀请大量的农业技师进行全面指导, 同时应该保证培训的次数, 这样不仅可以保证高山蔬菜最后的质量, 也可以在保证各自经济效益的同时最大程度的降低经济风险和市场风险。
(2) 合作关系维持。
在订单农业背景下, 合作企业和农户双方应该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订单农业模式的基础就是双方的合作, 合作关系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最终的高山蔬菜的质量。对于合作企业, 其应该遵守自己的承诺按约按期按量收购农户种植的高山蔬菜;对于农户, 其应该严格按照合作企业的质量要求和技术要求进行种植生产。从取得经济利益和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 维持好的合作关系不仅可以促进长期高效率合作, 还可以降低各自的风险, 为取得更好地经济效益打下良好的基础。
3.2.3 政府方面
(1) 加大宣传力度。
目前囿于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农技推广的成本, 长阳县政府以及技术部门对微滴微灌技术的宣传推广范围还很小, 推广的力度尚小。政府应该加大对微滴微灌技术的宣传和推广, 让农户都充分掌握关于微滴微灌技术的信息, 农户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会偏重于微滴微灌技术的风险而不是收益, 因此加大宣传力度保证信息充分将更加有利于农户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增加财政补贴。
从访谈研究和数据分析结果来看, 农户一方面想通过微滴微灌技术来扩大高山蔬菜的经济收益, 另一方面又顾虑微滴微灌技术前期所需的资金投入。农户均希望政府能在这个项目上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以激励更多的农户大面积使用微滴微灌技术。财政补贴的增加可以促进公司+农户供应链模式下公司和农户对该项目的重视程度, 可以促进其长期的发展并反过来带动长阳县经济增长, 因此增加财政补贴会直接影响农户使用微滴微灌技术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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