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错配（共7篇）
资产错配 篇1
一、问题的提出
中央银行的资产与负债是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的基础。中国人民银行 (以下简称人民银行) 资产主要包括四大部分:贴现及放款、各种证券、黄金和外汇储备以及其他资产。至2012年末, 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31万亿美元, 占人民银行资产总额的80%以上, 是最主要的资产配置。巨额的外汇储备来源于持续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强劲的资本净流入, 在现有汇率管理机制下, 央行被动采取大量的对冲措施, 产生相应的成本。据统计, 我国的广义货币 (M2) 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146%。资产负债表不断被动膨胀致使资产配置严重外化, 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同时形成了货币错配风险。
货币错配 (currency mismatch) 是指一个经济体的资产和负债由于用不同的币种计值而使未来的净值存在潜在的汇率风险。从存量和流量两个角度分析, 前者是汇率变动对资产负债表 (净值) 的影响, 后者是汇率变动对其损益表 (净收入) 的影响。货币错配让该经济体的金融系统变得脆弱, 易被国际金融波动冲击。在新兴市场国家, 货币错配问题普遍并且长期存在,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形成了债权式的错配, 即拥有的外币计价的资产远大于负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依旧存在、外币持续走弱的背景下, 货币错配问题是央行资产负债管理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按照蒙代尔的三元悖论, 在开放经济中, 货币独立性、资本开放、固定汇率三者中只能选择两个目标。中国当前正在走向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更有弹性的汇率的进程中, 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交易的扩大, 将倒逼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整体进度, 部分外汇流入以本币替代, 降低央行储备的贬值压力。因此, 资本项目可兑换、央行储备损益和货币错配三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二、资本项目可兑换背景下的央行资产储备情况
(一) 我国外汇储备现状
外汇储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金融实力的指标, 是弥补本国国际收支逆差, 稳定本国汇率以及维持本国国际信誉和地位的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双顺差导致我国国际收支的总水平一直维持在顺差的状态, 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 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急剧膨胀。进入21世纪后, 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 随着经济进一步开放, 对外经济活动日益频繁, 国际收支顺差不断扩大。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 2001—2010年十年间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加快, 年平均增长率32.9%。截至2010年底, 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2.85万亿美元, 为2000年的17.2倍, 储备资产的累积速度远远超出理论合理水平。2012年又增加到3.31万亿美元 (见图1) 。
外汇储备的增加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持续净流入的反映,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出口导向、吸引外资的发展战略并保持了固定汇率体制, 必然导致储备资产增长。具体来说:一是我国近年来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高储蓄率, 构成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导致目前国际收支失衡的现状。二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的政策, 存在着制度上的诱导因素, 这是FDI尤其是加工贸易占据顺差主导地位的根源。三是中国经济相对强劲的基础面和人民币渐进升值策略, 异常资金通过贸易等渠道流入我国。
数据来源:CEIC, 野村全球经济研究
(二) 资本项目可兑换对外汇储备的影响
1996年12月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 资本项下的直接投资、跨境证券交易、跨境信贷、个人资本项目交易仍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国际经验表明, 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偏低的国家拥有较高的外汇储备, 严格的资本管制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估汇率, 保证出口稳定。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步伐加快后, 对外汇储备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状态下, 境内外资金、资本市场或外汇市场不存在市场分割, 境内外资金价格水平和变动趋势基本趋于一致, 投机性资金的规模会明显下降。
其次, 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境外流通、利率市场化、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互为充要条件。我国金融对内自由化阻力重重, 有控制地先开放资本账户管理中某些内容, 会有助于推动国内市场化改革。在渐进可控的可兑换过程中, 由于市场化的浮动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相对滞后, 套利资金短期内存在大规模流动和资本外逃的风险, 有必要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管制, 减少短期投机因素。长期来看, 均衡的汇率回归至有效的价格杠杆, 经常项目顺差会收窄甚至出现逆差, 相应出现储备双向波动并整体减少的趋势。
第三, 人民币国际化加剧外汇储备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在国际范围内发挥计价、结算等基本功能, 最终成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政策和监管套利机会, 形成的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在此背景下, 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从2009年末的35.8亿元增至2012年末的2.94万亿元, 占贸易结算量的9%左右, 而且进口结算量明显大于出口结算量, 实际上加剧了外汇占款的形成。如果境外人民币可以从贸易渠道顺利回流, 即跨境人民币进出口结算量实现均衡, 央行的外汇储备量可得到有效控制。
三、我国经济部门承担货币错配现状
从总体看, 货币错配分为债务型货币错配和债权型货币错配两种类型。当一国 (包括官方与非官方部门) 所需要偿付的外币负债资产大于所拥有的外币资产时, 其风险在于当本币贬值时偿还债务要付出更多本币, 这属于债务性货币错配;反之, 当一国所需要偿付的外币负债资产小于所拥有的外币资产则为债权型货币错配, 其风险与前者正好相反, 本币升值会直接减少外币资产的本币计量价值。根据定义, 央行的货币错配表现形式为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的为债权性敞口。
本文将经济部门分为三个类别:一是公共部门, 即中国人民银行, 同时包括经营外汇储备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二是由各个银行组成的金融部门;三是个人与企业组成的私人部门。
(一) 公共部门承受较大的货币错配
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快速增长, 债权型错配根源于多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人民币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被广泛接受、资本仍处于管制状态也是持有外币债权的主要原因。非公共部门的货币错配风险转移至公共部门, 实现了微观个体福利的改进, 保持了汇率的稳定。外汇资源集中于货币当局, 由其充当担保人的角色, 形成固定汇率、资本管制、高外汇储备的风险防范体系。
(二) 金融部门承担一定的债权型货币错配
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 银行作为金融中介, 也承担着债权型货币错配的风险。究其原因:第一, 监管政策变化导致银行部门的债权型敞口扩大。如近年来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外汇存款准备金政策结合起来, 对外汇存款准备金连续上调至5%。企业通过结售汇业务, 将汇率风险转移给银行, 后者依靠银行间市场进行风险对冲。2005年以后形成的外汇交易做市商制度, 商业银行作为央行代理人, 履行做市商义务, 即使市场出现单边走势, 仍需承接客盘交易, 可能无法顺利进行平仓和风险对冲, 持有市场交易的最终净头寸。第二, 银行对外负债受到限制。从2004年7月起, 国家对中外资银行对外借款实行了统一的严格数量控制, 抑制短期跨境资本大量流入。第三, 外汇对冲市场仍不成熟。商业银行对结构性外汇头寸采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的能力较弱。
(三) 境内私人部门将自身货币错配风险转移至公共部门
2007年8月, 外汇管理局取消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 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 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2008年8月, 修订后的《外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 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 强制结售汇的政策取消, 此后出口收入留存境外等鼓励企业持有外汇的政策先后出台。但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 企业习惯采取“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方式, 不断调整外币资产负债结构, 导致国内外资产大量向央行集中, 客观上形成了与货币错配调整直接相关的潜在风险。
企业的外币负债主要是贸易信贷行为和外债两个口径:一方面, 银行根据企业的资产负债摆布偏好, 开发了各类具有预收与延付性质的融资性产品, 扩大了结售汇顺差;另一方面, 当前的外债管理政策相对宽松, 企业通过增加投资总额的方式扩大借债规模, 充分利用自身的“投注差”, 从而导致大量境外资金以外债形式流入境内。与公司部门外币负债扩大意愿强烈对应, 由于受境外融资担保限制、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滞后、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素影响, 境外投资企业与其他国外投资者处于相对竞争劣势, 制约了企业“走出去”步伐和外币资产的扩大。
四、结论与对策措施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由于我国自身的经济规模和宏观审慎管理措施的运用, 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兑换并不存在先后顺序之分。伴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均衡汇率形成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加快, 外汇储备的存量会有所减少。第二, 由于中国目前“藏汇于国”的汇率制度, 汇率风险在向公共部门转移, 导致央行的储备风险有所扩大。
针对外汇储备面临的汇率风险, 从宏观层面应当进一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 提高消费率, 降低储蓄率, 并取消形成国际收支顺差的一系列扭曲性政策。建议货币管理部门在逐步开放资本市场的同时, 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审慎评估, 稳步推进多元化投资。在保证货币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 适当推进投资多元化, 提高投资的收益率。由于国债的收益率比较低, 可以考虑在储备资产中加大收益率较高的股权、企业债券的比重, 这不仅能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率, 还可以分散投资风险。受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 欧美国家股票市场多年低位运行, 投资价值明显上升, 适当购入一定比率的非金融类蓝筹股股票相比继续购买国债, 收益率会进一步提高, 而风险则不会有太大变化。另外, 坚持在“安全、流动、增值”经营原则的指导下, 运用储备支持企业“走出去”, 以及将债权性金融资产转变为股权性金融资产, 实现外汇储备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的目标。
二是强化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由于巨额外汇储备本身存有潜在风险, 因此, 打破单一的外汇储备结构显得尤为重要。自2004年以来, 我国外汇储备大体结构为, 8%日元资产、22%欧元资产、70%美元资产。为降低美元贬值所带来的汇率风险,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元资产的比例, 提高欧元、日元、澳元、加元的比例, 实现储备币种多元化。同时适度增加黄金储备的比重, 逐步形成以美元、欧元、日元等世界三大货币和黄金为主体的多元外汇储备结构。这样既可以降低美元贬值的汇率风险, 同时也可以适应我国日益多元化的对外贸易格局。
三是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我国对外经贸合作提供便利, 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波动的冲击, 分散国际储备货币, 更重要的是能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因此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战略意义。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不能以本币计值是货币错配的主要原因, 打破我国目前所面临的货币错配困境的重要选择之一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本币计价结算可减少外币资产积累, 减少宏观和微观经济受汇率波动的不稳定影响。摆脱盯住现有国际货币的模式, 稳步推进人民币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银行同业拆借等市场间接开放, 加快发展境内外人民币债券市场, 积极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 扩展人民币回流渠道, 推进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 。人民币国际化也带来风险与挑战, 因此, 现阶段要积极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四是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汇率对市场经济的双向调节功能, 加大中间价形成机制中的市场力量, 特别是争取商业银行的参与, 这有助于减轻货币错配的压力。消除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过度预期, 提高境内机构、居民个人持有外汇的意愿, 渐进放开个人境外投资项目。
摘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近年来出口的大幅增长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 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迅速扩大, 在此基础上, 央行资产负债表不断被动膨胀致使资产配置严重外化, 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同时形成了货币错配风险。通过研究资本项目可兑换、央行储备损益和货币错配三者之间关系, 从全球产业战略布局的视角, 提出在审慎评估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多元化投资, 加强外汇储备多元化,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等合理并有效规避外汇储备资产风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央行资产,外汇储备,货币错配,资本项目可兑换,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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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探究 篇2
一、货币错配理论概述
纵观近年来货币危机的历史, 货币错配现象频繁爆发于发展中国家, 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严重的货币错配现象。因此认为货币错配可能是引发货币危机的最直接原因之一, 于是很多学者对货币错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从国内外金融市场完善性、汇率、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Eichengreen和Hausmann (1999) 最早提出原罪论 (Original Sin) 假说, 他们在解释发展中国家无法真正放手让汇率自由浮动的原因时提出来的, 他们认为这些国家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是由原罪引起的。Calvo和Reinhart (2002) 提出浮动恐惧论 (Fear of Floating) 假说认为金融危机后, 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宣布采用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 由于发展中国家债务与资产的计值币种的错配使其不愿意实施浮动汇率制度, 被称为“害怕浮动”, 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债权或债务型货币错配程度。Go1dstein和Turner (2005) 提出“累积实际货币错配指数 (AECM) ”, 他们认为, 原罪指标忽略了各国在出口依存度、外汇储备以及外汇资产数量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 不能很准确地评估货币错配程度, 为此提出了累积实际货币错配指 (AECM) 。他们称必须全面掌握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收入流和金融衍生品的币种结构等资料, 才能相对准确地衡量一国货币错配程度。
二、中国货币错配原因浅析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表现为较大的净外币债务对国家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 而我国的情况是有着较大规模的净外币资产, 外币资产大于外币负债, 即所谓的债权型货币错配。
1、中国货币错配特征
(1) 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影响经济发展
中国货币错配从性质上看是债权型错配, 不同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型货币错配, 这种货币错配不是人民币币贬值会带来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 而是人民币升值时资本流动效应大于贸易效应带来的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 从而影响了经济稳定发展。
(2) 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呈上升趋势并长期存在
我国债权型货币错配程度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增长, 我国逐渐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债权国之一, 截至2010年9月,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 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 债权型货币错配将会长期存在。
(3) 货币错配风险主要集中在中央银行
我国长期以来发展外向型经济, 同时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银行结售汇制与较为全面的资本项目管制, 导致官方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使得中央银行承接了私人部门的大量货币错配风险。造成货币错配风险主要集中在官方, 这也是中国经济与金融在高货币错配背景下能还能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2、债权型货币错配原因
(1) 中国的贸易大国与金融弱国矛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从1978年到2009年, 我国GDP增速年均保持在9%以上。2009年末我国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上升到第3位, 并接近日本, 预计2010年末将超过日本, 对外贸易总额排在美、德之后, 也进入前三名的贸易大国。但是我国目前还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处于劣势地位, 具体表现为对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没有什么发言权, 同时人民币现在还不是国际货币。金融大国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规模上的优势, 金融强国则意味着一国货币能够充当国际货币, 并且具有完善的金融体系与发达的金融市场。我国从金融资产规模来看无法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我国从金融体系来看处于转型中, 还存在许多问题;我国从金融市场来看还处于初级阶段, 市场体系不健全, 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 不是国际货币。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地位远不及国际贸易领域当中的地位, 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与金融弱国是矛盾, 出现债权型货币错配也就不觉得奇怪。
(2) 招商引资和鼓励出口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出现债权型货币错配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很大关系。我国对外开放实行的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 外援为辅”, 但在实践当中, 各级政府为了追求各自的政绩, 采取各种优惠措施进行招商引资, 使得民营经济发展受到诸多限制, 造成外资抢夺内资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我国长期以来坚持鼓励出口的政策, 对出口企业在政策上进行多种支持, 实行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制度等优惠措施;在产业政策上优先发展能够出口创汇的行业和企业。这种招商引资和鼓励出口型经济发展模式是中国近年来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趋势, 也在特定时期促进了我国国际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一些矛盾与问题, 比如国际收支失衡、贸易摩擦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等。此外, 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那就是货币错配问题, 因为当一国货币还不是国际货币, 该国的经济主体在对外经济交易过程中必须大量使用外币计价, 又因为本币和外币之间的汇率很难稳定, 从而不可能避免货币错配的风险。
(3) 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
李瑶 (2004)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研究》中构造货币国际度的指数体系, 是指一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流通程度, 来反映一国货币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程度, 这一指数可以近似地衡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李瑶的货币国际度指数实际上由三种指数加权求和得到:
本币境外流通范围指数=使用本币的国家数/与本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数
本币境外流通规模指数=本币在境外的流通规模/本币的发行量
本币境外储备指数=本币作为他国外汇储备数量/本币国的外汇储备数量
为了测量人民币国际度水平, 她以美元、日元、欧元为例, 结合人民币境外流通现状, 她计算了美元、日元、欧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度指数, 结果是美元为第一国际货币, 依次为欧元和日元, 它们的国际度指数都大于1, 而人民币只有0.19远小于1。她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在周边国家虽有流通, 但依然不是国际货币, 离国际货币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尤其是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人民币必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之一。
三、相关的政策建议
当前, 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 中围的金融改革也已经走到了关键时期, 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的深化来控制货币错配的风险, 已经成为当前备受关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弱化货币错配。
1、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战略也是有成本的, 特别是在近些年来我国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连年双顺差, 外汇储备居高不下, 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加剧的情况下, 这种战略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贸易发展战略方面实行符合比较优势原则的自由贸易政策, 推进贸易自由化, 要改变“奖出限入”的政策偏好, 减少和取消对出口的各种鼓励。
2、完善国内资本市场
近些年来, 我国资本市场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资本市场中仍然存在着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之间不平衡, 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不平衡的问题, 债券市场的现状远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优先发展国内债券市场, 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发达的债券市场可以为企业投资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 从而改变了企业长期投资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状况, 这有利于解决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中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问题。建立一个高效益低成本和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债券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要任务, 也是解决企业在境内筹资, 消除货币错配风险的有效途径。
3、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外汇储备也连年快速增加, 这也促使我国的货币错配风险不断积聚。要改变这种趋势, 可出台支持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的措施, 加强对外直接投资, 去收购和兼并一些外国企业, 这既可以利用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又可以降低国家的总体货币错配程度。现实而言, 这不失为当前的明智抉择。
4、加快区域货币合作,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解决我国的货币错配问题的根本出路。人民币的国际化能使我国规避国际货币市场风险, 增加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有助于实现内外均衡, 货币错配的风险自然就不存在了。稳妥地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积极促进与更多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议, 特别是以人民币为基础的货币互换协议;增加边境贸易中优惠措施, 进一步促进边境贸易发展;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开通人民币银联卡受理业务, 进一步推动银联标识走出国门等, 鼓励和推动在与我国边境接壤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与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 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在周边接壤国家和地区率先实现国际化, 继续扩大人民币的交易网络和辐射区域, 最终实现国际化。
摘要：在世界各国货币尚未统一的现实条件下, 货币错配是客观存在而又难以回避的普遍现象。我们根据一国对外资产与对外债务的状况, 可以把货币错配分为两种类型即债权型货币错配与债务型货币错配。本文首先介绍货币错配研究的若干理论;其次, 结合中国的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特点, 进行成因分析;最后, 给出了弱化中国债权型货币错配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债权型货币错配,原因,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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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虚拟结构中的错配原则 篇3
一、错配原则在英语时范畴中体现
认知语法学家langackerR.W.强调语法研究中的实体 (entity) 与关系 (relation) , 并认为:“在句法方面, 对同一个真实事件的表达, 由于因为观察者角度 (perspectvie) 、注意焦点 (salience) 、详细程度 (specificity) 、选择 (selection) 的不同, 在头脑中形成不同的意象, 反映不同的认知”。因此, 我们在谈论英语的虚拟结构时, 本质上可以认为在谈论一个“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 在语言上的反映。这是很多中国学生不大适应的一种思维习惯。表现在很多学生认为:“明明是在提建议嘛, 为什么说是虚拟呢?真不可思议”。例如:
1.He suggested that the books be sent at once.他建议现在马上送书。
其实, 他们可能忽略了这样的事实, 即我们谈论的这个虚拟的“可能世界”是与另一个“真实世界” (real world) 并存且相关联。因此, “建议”归“建议”, 实际上没人“送书”, 实际上“建议”即隐含着“虚拟”语气。当然 (1) 句虚拟的主要还是靠be sent谓语来实现。英语虚拟结构随时可看到时态 (tense) 的故意错配的“烙印”, 以此表达不真实的“可能世界”事件。常见的有:it's time…, if-clasue, wish-clause等。如:
2.a.It is time to go home.到该回家的时候了。 (真实世界)
b.It is time we went home.我们该回家了, 但却没回。 (可能世界)
3.a.Only if I have more money, I can buy the new clothes.只要我有更多的钱, 我就能买那件新衣服。 (真实世界)
b.If only I had the more money, I could buy the new clothes.如果我有更多的钱, 我会买那件新衣服。 (可能世界)
4.a.I would rather you do anything.我宁可你什么都做。 (真实世界)
b.I would rather you did anything.我宁愿你什么都做。 (可能世界)
5.a.I wish I will live near New York.我希望我即将住在纽约附近。 (真实世界)
b.I wish I lived near New York.我希望我就住在纽约附近。 (可能世界)
从上例可看出, a句都是表示对“真实世界”中的描写, 即通过谓语动词to go, have, can, do, will live对现在或将来情况的写实。相反b句则分别故意采用与现在或将来错配或错位的went, had…would, did, lived谓语动词来表示相应的“可能世界”事件。通过时态的错配达到虚拟的目的。事实上英语中would, could, should或be型虚拟 (即should+动词原形结构中should的省略) 均可看做相应的will, can, shall的错配形式。Were型虚拟则是与现在“真实世界”的错配。如:
6.It is quite natural that he should think that way.很自然他应该那样想。
二、错配原则在英语体范畴中的体现
除了英语的时 (tense) 范畴出现真实与可能世界的错配现象外, 英语的体 (aspect) 范畴同样体现这一错配原则。常见的体错配主要通过体现完成体 (perfective) , 进行体则较少见。如:
7.If you arrived a little earlier, you would have caught the bus.如果你早点到的话, 你早就赶上了那趟公车了。
8.I would have bought the car if I had had enough money.如果我有足够的钱, 我会买那辆车。
9.You would have succeeded if you had kept on trying.如果过你继续尝试, 你就会成功。
观察上例发现, 7句是过去时arrived与过去将来完成体的错配;8、9句均为过去完成体与过去将来完成体之间的错配。通过不同完成体之间关系的错配很好的实现了虚拟结构的表达。这种错配, 换言之就是一种时间 (时体范畴均与时间密切相关) 的错位。真实世界客观上要求时间不可错位 (时间的线性发展使然) , 而可能世界中这种错位却允许是人为的、故意的。而英语虚拟结构中错配原则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章振邦先生认为:“虚拟式在现代英语中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语法范畴, 许多改用虚拟式的地方常为陈述式所取代”。如:
10.Wish I were/was there.我希望我在那。
11.He looks as if he were/was/is sick.他看起来好像生病。
12.Imagin you are the saleman for Franco's product.假如你就是佛朗哥公司产品的推销员。
英语的虚拟语气不管是用be型、were型, 还是用should、would、could来表现, 均属于有标记的语法范畴。刘丹青认为, 表达的无限拓展和表达方式的新奇性追求总会诱发语言的有标记现象, 同时重新分析也会通过结构简化、语法形式和语义的自然匹配方式推动语言回归无标记。我们认为, 真实世界与可能世界在英语的语气 (mood) 层面上是对立的, 这些有标记的虚拟助词要重新分析为无标记不大可能。可能世界与真实世界间的错配关系在语言层面上依然存在。因此, 英语的虚拟结构还是一个较为重要的语法范畴。
总之, 从认知语法角度看来, “真实世界” (real world) 与“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 间的错配在英语虚拟结构中是一条重要的原则。错配有较为合理的解释力, 不容忽视, 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摘要：虚拟语气结构是英语语法教学中难点之一。英语虚拟结构因表达形式多样且与英语谓语动词纠缠在一起使得其用法显得错综复杂。加上中国学生母语中大多缺少虚拟语法范畴思维模式的影响而变得不易把握。为此基于认知语法, 认为英语虚拟结构对应于“可能世界” (possibleworld) 而非“真实世界” (realworld) , 同时两者间时体的故意“错配” (mismatching) 是实现虚拟的关键。
关键词：英语虚拟结构,错配原则可能世界,真实世界,语法教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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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错配 篇4
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悖论
2013年以来, 中国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等金融指标增长较快, 但GDP和工业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增长较慢, 金融和经济数据出现“不同步”。部分学者由此提出“货币金融与实体经济割裂”和“金融空转”等观点;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货币深化程度过快, 货币供给超出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的正常速度, 形成货币超发。但另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 2013年6月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风波之后, 市场主体纷纷抱怨称货币政策从紧:金融机构遭遇“钱荒”, 实体民营企业持续资金饥渴。尤其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困难, 银行房贷全线收紧, 因此呼吁中央银行应该增加流动性投放, 以此刺激经济的发展。
由此, 中央银行面临货币政策两难的“悖论”。其根本原因在哪?在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错配。上述挑战主要是由于, 一方面, 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中的结构转型阶段, 这个阶段的突出表现是经济结构面临大的调整, 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较快发展, 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且往往伴随货币升值预期和投机资本流入。这样的环境下, 货币需求会有更加明显的变化:交易性货币需求减少而预防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显著增大。另一方面, 由于没有存款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 不能通过存储利率的灵活变化调整货币供求;也不能通过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消除升值预期, 并消除升值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进而加剧货币供求失衡, 而且调整往往反映在一些已市场化的价格上, 比如房地产和股票价格。
因此, 我国目前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货币供给的不均衡配置掩盖了真实的货币需求, 从而导致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错配。这需要我们从货币需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悖论与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
二、转型时期我国货币需求的变化与原因
为什么会产生货币需求?传统经济理论认为, 由于货币需求是在公众依据规模变量 (如收入、财富等) 、机会成本变量 (货币的收益率、替代资产的预期收益率) 以及制度变量 (货币流通速度、套利机会等) 进行资产组合的过程中而形成的, 因此人们出于三种动机对货币产生需求: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下面主要分析持有货币的两大主体居民和企业的货币需求。
1. 居民的预防性货币需求日益加大
居民的资产选择行为成为货币需求的决定性因素。
(1) 高速膨胀的房地产市场催生了货币需求且显著改变了货币需求的结构。中国的现实情况是, 20世纪90年代末住房商品化以来, 由于收入分配结构方面的问题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而住房具有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 因此其价格波动对不同收入阶层的货币需求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对于已有多套房产的人而言出于投机性动机的货币需求加大;对于仅有一套房或无房者而言, 改善型需求和刚性需求比较强烈, 房价上涨意味着货币资产的贬值, 他们不得不为将来的购房积累更多的储蓄, 从而缩减消费, 预防性货币需求增大;或者他们会进行恐慌性购房, 交易性货币需求增大。所以房价上涨总体上使得货币需求增加。这源于房地产市场吸纳了巨额货币, 资产市场化比产品市场化带动了更高的货币需求。
(2) 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强化了居民对未来的不安全感从而增大了预防性货币需求。比如医疗, 目前中国卫生领域的总费用仅占GDP的5.1%, 低于低收入国家6.2%的平均水平, 与高收入国家8.1%的平均数据更是有较大差距。再如社保, 中国社保方面的支出占GDP的12%, 但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在30%以上, 甚至有些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都是用于社保方面。在收入分配得不到改善、社保不能让人安心、教育高收费现象无法消除的情况下, 居民的不安全感增大了预防性货币需求。准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逐年增大可以看作这一问题的结果。
2. 企业的投机性货币需求增长过快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伴生的结构性问题的出现, 企业的货币需求中越来越多地体现为投机性货币需求。
一方面, 制度性套利动机导致企业产生对货币的超常需求。这部分货币需求因企业缺乏投资的积极性并未投入实体经济的增长中, 而是在企业脱实向虚的投机活动中沉积下来。
例如, 目前商业银行短期贷款的基准利率是6%, 但民间是20%~30%, 结果与改革初期的价格“双轨制”一样, 只要在商业银行拿到钱, 就可以到市场上去放高利贷, 赚息差。商业银行由于低风险偏好, 倾向于把资金贷给国有大企业, 国有企业得到资金并不完全用于实业发展, 而是偏好进行金融投资、房地产投资。因为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使得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严重, 而新的结构升级尚未完成, 相当数量的企业不满足于赚取传统产业的正常收益, 跨行业、跨区域投资投机。金融和房地产的高利润成为了各方竞相追逐资金的原因之一, 一些企业甚至把融资平台当作主业。这种制度性套利动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货币价格即利率的非市场化。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难以形成各行业之间均衡的利润率, 价格双轨制之下, 必然是体制内机构获得寻租机会, 而体制外个体付出高额赎金。由此企业的持币动机自然发生变化, 巨大的投机性货币需求之下必然会出现偏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活动。
另一方面, 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加大了企业的货币需求。为保障出口和固定的低汇率导致巨额外汇储备, 国内外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了热钱, 从而引发货币替代效应:即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使得本国居民及国外投资者更加倾向于持有人民币以获得更高的收益, 规避美元等外币的相对贬值而带来的财富损失, 增加对人民币的需求, 降低对外币的需求。
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货币政策应致力于形成稳定的货币需求
由上述分析, 货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其价格利率的高低从本质上说决定于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之间的权衡。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 也应关注货币需求方的变化, 促进货币供求的均衡, 从而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首先, 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进一步改善信贷结构。考虑到中国经济中巨大的预防性和投机性货币需求已经沉淀了高额货币存量, 造成了严重的结构失衡, 现在需要冷却货币需求, 而不是扩大货币供给。
其次, 有效进行预期管理, 将通胀预期内生化。货币政策应加强市场预期管理, 稳定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一方面要继续贯彻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性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 在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应更多地从正面引导通胀预期, 加强中央银行与公众的沟通, 货币政策操作要更加注重相机抉择, 防范多重政策叠加效应, 给市场以稳定预期。
再次, 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形成稳定的货币需求。未来的金融改革需要在加强监管基础上促进金融自由化, 其中包括对民资的开放、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等。因此对内要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 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 强化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 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使市场机制在利率形成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金资源, 降低制度性套利动机产生的投机性货币需求。同时, 对外要立足大国开放经济特征日益增强的实际, 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分步实施、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待条件成熟放开居民、企业海外投资市场, 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对货币需求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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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伍戈.中国的货币需求与资产替代:1994—2008[J].经济研究, 2009, (3) :53~67.
资产错配 篇5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资本结构的研究逐渐成为我国公司金融理论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研究的重点主要侧重于融资结构对于公司治理的效果。于东智(2003)、田利辉(2004)等研究结果都表明负债融资能够对上市公司的业绩造成显著为负的影响,从而认为高负债对我国企业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着一定的“软预算约束”;而汪晖(2003)等则发现,高负债能显著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说明经典的资本结构理论在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不可否认,资本结构理论在我国的积极探索研究,能够有效的加深对转轨经济中企业的运行特征、公司治理手段及有效性的理解,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大量研究将不同类型的债务结构等同视之,往往忽略了不同期限的债务结构对公司财务和治理的影响。企业的对外财务危机不仅同企业的投资效率和负债比例高低等因素有关,同时也受到了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现实中我国企业除了资产负债率过高的问题外,更存在着债务期限过短的问题,负债期限结构的不同,其隐含的公司治理手段和风险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企业存在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进行分析:一方面提高企业对错配风险的认识,合理配置负债期限结构,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为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系改革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和参考。
二、西方主要负债期限-投资理论及其缺陷
(一)西方负债期限理论
西方学者围绕着债务期限结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完善的理论,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四个理论:即契约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税收理论和期限匹配理论。国外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实证结果主要支持了契约理论和期限匹配理论。而有关负债期限同投资之间的理论主要蕴含于契约理论和期限匹配理论中(Barclay和Smith,1995;Ozekan,2000)。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代理人)代表其履行某些服务,由于交易双方均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因此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代理人不会总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行动。Jensen和Meckling(1976)将代理成本的总和定义为: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代理人的保证支出;剩余损失(residual loss)。从融资角度来讲,与代理问题相关的利益冲突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冲突,过度投资是前者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另一类是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而投资不足则往往是后者代理问题的突出体现。在第一类利益冲突中,Jensen(1986)和Stulz(1990)均发现,短期负债对投资的治理效果同长期负债存在着差别。Jensen(1986)认为由于短期负债总是先于长期负债到期,并优先获得偿付,通过短期负债的循环或再次发放,银行机构可以不断的审查新产品或新投资的质量,从而从外部提高了公司的治理质量和水平。因此短期负债可以有效降低公司的自由现金流,从而起到控制管理层,进而达到降低管理层过度投资的目的。所以负债结构中短期负债比例越高,负债对投资的代理成本越小,企业的投资扭曲减少。Stulz(1990)通过多期模型分析后认为,企业发行债务的成本是债务的支付可能使自由现金流量耗尽,而发行债务的好处又在于债务可以抑制管理者的过度投资倾向,因此企业应适量的发行短期债券从而约束管理层的过度投资。当存在第二类利益冲突时,企业投资中往往会出现投资不足问题。Myers(1977)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后发现,负债融资会带来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进而会对企业的投资支出造成影响。如果负债在新项目投资机会所蕴涵的最优期权执行时间之前到期,则新项目的部分甚至全部收益可能被债权人所攫取,结果致使管理者放弃某些投资净现值为正的项目,进而产生投资不足。另外,由于长期负债的代理成本大于短期负债的代理成本,致使企业拥有的长期债务越多,越有可能放弃净现值为正的投资机会。因此,降低债务水平或者缩短债务期限可以有效的缓解投资不足问题。期限匹配理论认为:债务与资产期限相匹配是企业安排债务融资期限结构的一项原则,即短期债务一般与流动资产相匹配,长期债务一般与长期资产相匹配。Hart(1995)通过严格的理论模型分析推导后认为,长期负债应被用于租赁设备和不动产抵押等资产投资上,而短期贷款应用于流动资产项目投资上。长、短期贷款期限结构应与资产投资使用期限相匹配。Myers(1977)认为,如果企业的债务与资产同时到期,企业在为新的投资项目融资时,有助于建立相容的投资激励,从而避免投资不足问题。
(二)中西方负债期限理论差异
近年来国外关于负债期限结构和投资关系的大部分实证研究结论都支持了上述观点(Barclay&Smith,1995;Ozekan,2000;童盼、陆正飞,2005)。从上面的文献归纳中可以看出,西方有关负债期限结构同投资支出的研究主要是以契约理论、负债期限理论为基础,研究企业投资规模同银行贷款、企业债券发行市场融资期限之间的关系。我国近年来负债期限结构相关研究的理论解释也主要借鉴和照搬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来讲,西方理论对债务期限结构的衡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采用加权平均债务期限法,即针对各种期限债务的实际年限和其在总债务中的比重进行加权;第二种方法是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后一种方法由于其简洁易算,而被广泛运用于实证研究中。采用第二种计算方法,Fan et al(2006)对负债期限结构进行跨国比较后发现,负债期限结构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间存在巨大差别,发达国家债务期限中位数为64%,远高于发展中国家46%水平。在39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我国的债务期限结构仅略高于希腊,中位数值为16%左右,排倒数第二位。由此可见,我国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选择上明显不同于国外。但反观中国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比例却远高于美欧等发达国家。这同我国粗放型、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特点相一致。高比例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同高比例的短期负债期限结构相结合,最终导致投融资期限结构的高度错配。如果我国企业的投融资期限结构选择具有内生性,那么这一现象很难用西方标准的负债期限代理理论进行解释。
三、我国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主要理论解释——融资制度性约束
(一)我国债券市场现状
企业作为一个利润最大化的主体,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条件下运营的,受到制度、法律和法规的约束。童盼(2005)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负债期限结构能够对投资产生显著性影响。一般而言,企业的长期负债来源主要为银行长期贷款和债券市场融资。虽然早在1983年我国就存在企业债券市场,但是政府为了控制金融风险,对企业债券的发行主体、发行资格、发行利率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等条款均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加之发行价格——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从而极大限制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近年来虽然债券市场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债券市场无论是融资规模、产品数量和种类均远远滞后于股票市场和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根本无法满足企业调整债务融资期限结构的要求。
(二)我国债务期限特征
在我国经济渐进转轨过程中,企业的债务融资来源主要为银行贷款,企业贷款的期限结构不能自主决定,债务期限结构更多受到国家融资制度的影响。在转轨进程中,随着银行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法律对债权人保护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孙铮等,2005),商业银行出于防范风险考虑,不断上收长期贷款管理权限,对长期贷款的审查条件非常严格,且手续异常繁琐。国家为了控制企业投资规模,防止重复投资、经济过热,明确规定1年以上的固定资产贷款必须是获得国家批文的投资项目,严禁发放非项目长期贷款(齐寅峰等,2005)。因此在我国转轨期间,企业融资运营的制度环境同西方成熟的市场环境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制度性差别,虽然西方传统的负债期限投资理论能对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解释,但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其解释力在中国并不理想。现阶段,企业的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更多是受到了融资制度性约束所致。短期贷款由于其易获性,从而成为企业负债融资的首选。在融资期限选择上,企业短期负债占全部负债比重高达80%以上。在融资制度性约束背景下,企业如果不违反法规,不存在短期贷款资本化的可能性。事实上,我国企业为了满足高投资增长需求,普遍存在短期负债的长期循环使用,即存在“短融长投”现象(童盼,2005)。长期负债只占企业负债比重很小部分,有些企业短期负债是其长期负债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在企业长期负债融资渠道不畅背景下,短期贷款由于可获得性难度低,对投资约束较小,从而被众多企业大量运用于长期投资。
四、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存在的风险分析
(一)弱化了长短期负债对公司的治理效果,加剧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的脆弱性
理论上短期贷款的大量使用,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低成长企业自由现金流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高成长企业投资不足问题(Myers,1977)。然而实践中,长、短期负债之间无差别的使用,使其对公司的治理效果弱化(童盼,2005;袁卫秋,2007),从而降低了债务人防范风险的意识,进而恶化了公司对外投资中的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企业投资效率低下。同时西方财务理论表明,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应该相匹配,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我国企业投融资期限结构并不合理。当企业每年经营、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高于贷款所产生的现金流时,企业的“短借长投”和短期贷款的循环使用行为可以维持。但一旦出现投资或经营不佳或遭遇外部经济冲击时,就会产生企业利息支付金额高于经营收入现金流,进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资金链条断裂。
(二)加剧了投资短期化,削弱了高成长企业核心竞争力
融资期限的制度约束,注定了企业资金主要投资于短、平、快的投资项目,以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弥补新增投资所产生的利息支出。然而市场套利空间毕竟有限,加之我国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竞争的加剧,大量短、平、快的项目纷纷上马的最终结果是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凸现,企业重复建设不断加剧。这与国家对负债期限结构进行约束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企业贷款投资短期化倾向明显,从而造成高成长、高科技企业长期化投资和研发资金投入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从长期来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弱化,降低了企业未来潜在的盈利能力,企业偿债风险加大。因此,从表面上看负债短期化可以有效降低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代理成本,保护贷款人利益,但其实质上却损害了企业的竞争力,最终使得贷款质量下降,银行的潜在风险加大。
(三)加大了银行对企业的信贷风险
近年来,国家为了防范经济过热、抑制经济中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风险,实施了从紧的货币政策——频繁多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央行2007年连续1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又连续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而使得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高达17.5%,与此同时,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水平也连续攀升,紧缩货币政策的实施使得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和名义贷款利率水平均处于历史较高的水平。在紧缩政策的环境背景下,商业银行利率缺口管理风险和信贷规模控制风险明显加大,致使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水平远高于名义利率水平,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提高。在货币资金成本不断变动且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由于短期贷款投资需要不断展期重新签订合约,因此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和谈判成本大幅增加。同时在实际中由于贷款难,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将大于名义贷款利率,这就使得合约签订中寻租成本提高,从而大大降低了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和质量,进而对企业的日常经营和投资活动形成冲击,造成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加大,银行的信贷风险增大。
(四)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风险
如果将企业的破产清算价值看作是内生的,即企业的清算价值主要取决于其他企业家和投资者等潜在购买者的财务状况。当某一行业中大量企业流动性风险加大从而导致破产清算时,银行会提高对此行业和相关行业的信贷要求。因此,破产企业潜在买主的财务状况也会困难,破产企业的清算价值也比较低。这一效果会在行业中相互作用并对银行进行信息反馈,从而加大了企业和银行的财务风险。最终加剧了宏观的经济波动风险(Shleifer等,1992)。
五、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发展趋势及其政策建议
(一)发展趋势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微观主体的行为发生了新的变化。从普通投资者角度看,投资者的投资意识不断增强,这一现象可以从前段时期的房产价格走势、股票指数不断走高所引起的储蓄“大搬家”以及基金销售迅速扩大的规模中得到反映,投资对储蓄的分流作用越来越明显。当股市行情好时,银行储蓄规模增长放缓甚至下降,而当股市萧条时,股市资金回到银行,但主要仍以短期储蓄为主。在目前高通胀率、负利率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储户的货币型投机需求动机将会不断增强,从而使得银行负债中的中、短期负债比重不断提高。从银行角度看,近年来商业银行纷纷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银行业务经营上,银行为了控制风险,提高资金运营效率,普遍实施了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在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要求下,银行长期资产比重客观上将会逐渐降低。从企业角度看,随着企业产权改革的不断深入进行,作为所有者或控股股东的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通过国有银行大量消化国有企业的亏损(汪伟等2006)。企业越来越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产权主体,公司治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可以预见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银行对企业贷款“软预算约束”的作用将会不断削弱,而普通投资人投资意识的动机将会不断增强,企业的投、融资期限结构的错配问题因此可能会更加严重,银行和企业之间的风险会进一步加大,进而造成宏观经济风险和波动增大。
(二)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负债的错配趋势可能会更加严重。另外,国外融资市场的发展表明,由于银行的负债特点,决定了银行的贷款期限结构主要以中、短期期限的贷款为主。因此,不能简单的期望于放松贷款融资期限约束来解决投、融资期限错配所可能带来的风险。解决投融资期限错配,不仅需要从企业本身寻求方案,也需要从制度上做出相应安排,只有内外结合,才能有效降低错配所引发的风险。(1)从企业本身角度讲,管理层一方面要对债务资本结构风险具有清晰的清晰认识,时刻保持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风险的认识,防止流动性破产风险的发生;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是盈利水平下降,公司治理水平降低。因此企业不仅需要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同时也要在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和质量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面对宏观调控所引发的宏观和微观风险,使企业立于市场竞争的不败之地。(2)从企业生存的外部微观制度环境建设上来讲,需要不断完善市场法律、法规,加大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并提高在执法过程中的执行效率。我国企业贷款的期限结构选择主要是受到融资制度性约束。但法律对债权人保护不力以及执法不严等问题的存在,也是导致银行资产结构短期化和长、短期负债治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孙铮等,2005)。因此政府应不断完善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同时也应当强化对企业故意逃废债务的处罚力度,并提高在执法过程中的执行效率。(3)解决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根本出路是国家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主要对策如下:适度增加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初次融资和再融资的比例。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企业盈利水平大大加强。因此适度放宽、提高企业股票市场融资比例,不仅可以降低缓解当前宏观经济上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也可以增加企业的权益,便于企业更好的进行长期投资,降低投融资错配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加速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信息披露和利率的市场化。因此既要不断完善金融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的监管,并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又要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的形成机制。尽量减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水平,强化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从而更好的传递价格信息,优化资源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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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错配 篇6
关键词：货币错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偏好,外汇敞口
一、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过程的推进, 自上世纪末开始, 亚洲地区和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相继爆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正如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 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通过对这些危机成因的研究,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货币错配”是导致这些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根据G oldstein&T urner (2005) 对货币错配的定义:由于一个权益实体 (包括主权国家、银行、非金融企业和家庭) 的收支活动使用了不同的货币计值, 其资产和负债的币种结构不同, 导致其净值或净收入 (或者兼而有之) 对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 即出现了所谓的货币错配。那么货币错配所表现的本质问题是由于资产和负债的收入与支出不等而引起了外汇敞口风险, 进而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而承受了净资产减值或者净负债增加的风险。
近年来对于宏观经济和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受货币错配的影响的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R anciere, R., T ornell, A.&V am vakidis, A (2011) 的文章主要研究的是一种商业银行应对货币错配的新方法。通过在1998~2008年期间的经济数据, 搜集了10个新兴欧洲经济体和更广泛的样本, 包括19个新兴经济体, 由此构建了应对货币错配的一项新措施, 其中考虑到了借给未对冲借款人的外币贷款所引起的系统性风险因素及外币货币计值的净对冲负债对银行总资产的比例来验证银行也可能间接地通过信贷风险而承受外汇敞口风险[1]。W ang Z, G uan D and Zhang Y (2012) 为了研究货币错配条件下的宏观金融政策的控制与优化, 通过本外币息差、外币规模、金融衍生品的种类、货币互换的规则等方面得到财政政策与货币错配的关系, 提出应建立货币错配预暖系统, 并得到监管和宏观金融政策调控必须平衡货币错配的风险的结论[2]。江百灵和叶文娱 (2012) 用实证的方法证明了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因债权型货币错配造成的净值损失与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呈正相关关系[3]。陈守东和谷家奎 (2013) 通过构建时变参数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异方差模型考察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 并根据冲击来源将其分解, 对我国境内三类银行 (人民银行、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 货币错配进行比较研究, 发现汇率变化不确定性对银行货币错配的冲击作用具有非对称性且作用机制差别较大。另外, 对商业银行风险偏好异质性的探讨也有了实证的分析。郭新民 (2014) 通过对当前商业银行货币错配主要表现、影响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进行分析, 提出了防范货币错配风险的建议。于一和何维达 (2012) 用实证方法表示商业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冲击会做出异质反应来应对风险效应。
我们可以归纳出前人所研究的关于货币错配现象的成果:在货币错配现象的阐述及相关影响因素;我国商业银行因债权型货币错配造成的净值损失与银行无清偿能力风险指数关系;实证方法研究下, 商业银行的异质性偏好对于风险的反应;汇率的不确定性对银行货币错配的影响;在应对货币错配所带来的风险方面, 前人提出了防范的建议及新方法;货币错配条件下的宏观金融政策的控制与优化也有了相关的探讨等等。本文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对商业银行受到货币错配影响原因的分析, 建立基于商业银行风险存在异质性而对于货币错配风险有不同反应的理论模型, 分析商业银行可以依据于自身风险偏好进行合理的决策, 得到可通过对外币资产与负债的配置来实现自身的经营目标的结论, 同时对现有的金融经济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二、商业银行货币错配模型的构建
可以观察到是, 我国在近几年中的国际贸易收支中保持着持续的顺差, 特别是经常项目, 因此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 大量外汇储备存在于银行当中。对于一国政府来说, 如果确实存在对汇兑的相关的及对外币计值的存款存在着隐含的担保, 那么这对于进行资产管理的银行来说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误导, 他们会相信汇率可以钉住, 会产生对政府表态的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 即便存在外汇敞口, 也难以意识到其发生资产减值的可能性或者债务增加的危险性。在我国, 目前尚未推出存款保险制度, 银行不会倒闭的事实所产生的信仰很可能使得他们无法正确认识到已经产生的货币错配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样的情形下, 本文旨在研究商业银行所存在的货币错配。特别针对的, 是商业银行债权型货币错配的情形。
为了便于研究, 根据中国银行体系以及外汇市场的现状, 我们将给出以下几条假设:
一是假设国内仅有人民币和外币两种资产和负债形式。
二是由于银行是以货币资金为经营对象的金融机构, 银行存款是其主要负债, 银行贷款是其主要资产。假定银行的资产为外汇贷款和本币贷款之和, 负债为外汇借款和本币借款之和, 分别以各自的货币计价。
三是本国居民持有外汇存款具有最小值, 且所占总存款的比例较小 (参考《中国金融年鉴》2008-2013年的数据) 。
四是所有的外国以及本国公司都可用他们本国的货币 (外币、本币) 借款, 且本币借款不存在违约风险。
五是假定银行的风险偏好由持有的外币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
假设我国某一商业银行资产以贷款L表示, 负债以存款D表示, 表示银行在0期的净值, 即所有者权益。因此银行在0期的资产负债表可表示为:L=D+。
用c表示外汇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 b表示外汇存款占总存款比例, 和分别表示第0期和第1期的汇率, 和分别表示外币和本币的借款利率, 和分别表示外币和本币的贷款利率。X和D分别代表贷款和借款的数量, 和分别代表相同数量外币的价值和本币的价值, 那么以单位数量货币衡量, 我们就定义这两个变量为外币面值及本币面值。那么参数c是我们唯一要考虑到的决策变量。第1期的股东权益净值为:
我们可以认为, 商业银行因为考虑到货币错配现象的存在, 会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对自己的风险和经济利益进行权衡。那么, 我们将通过不同风险偏好的目标函数来分析, 说明商业银行的决策行为会影响它的货币错配程度。
我们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态度分为三种情况考虑:
三、结论
我们从货币错配成因分析, 直至模型推导, 可以得出以下的相关结论:我们认为商业银行制定战略发展目标时, 是有一定的自主性来选择货币错配的程度。也就是说, 通过外汇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决策来主动反映自身的风险偏好, 进而控制外汇风险敞口面对的汇率风险, 达到自身发展的需求, 并非是处于过分不利的被动局面。此外, 根据监管的要求,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 (银监发[2009]87号) 第二节第十五条内容“商业银行应根据本行经营策略、业务特点和风险偏好测定自身流动性风险承受能力, 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政策和程序。”, 也说明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从上文中的模型分析得到在以下几种债权型货币错配中, 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做出有利选择。
首先, 当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偏好为风险中立时, 为了获得期望收益的最大值, 在存在着外币贷款的利率优势时, 商业银行将增加外币贷款。
其次, 当商业银行为风险极度厌恶时, 为追求收入的稳定性, 必须使得净资产即股东权益值的波动率最小化, 那么则要选择较小而符合条件的外币贷款占比来实现目标。此时债权型货币错配仍会发生。
最后, 当商业银行拥有适度的风险规避特征时, 便会同时考虑收益和风险, 那么此时目标函数为收益流以期望收入现金流减去适当风险, 并求得最大值。
综上,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 其面临债权型的货币错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利的, 若其以自身战略发展目标为基础, 合理利用货币错配以管理资产, 控制风险, 则可以使得银行自身的利益尽可能的得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江百灵, 叶文娱.本币升值冲击与银行业危机——基于货币错配视角的中国经验[J].经济经纬, 2012 (6) :156-160.
[2]陈守东, 谷家奎.我国境内银行货币错配比较研究——基于人民币汇率变化不确定性视角[J].当代经济科学, 2013, 35 (5) :1-11.
[3]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行长郭新明.商业银行货币错配问题的分析与思考[N].金融时报, 2014-02-17010.
资产错配 篇7
2011年7月20日, 在汕头礐石风景区旁的“汕头马会俱乐部”, 用户反映其办公地点通话过程中经常出现语音断续、单通等现象后掉话的问题。
2 问题分析
2.1 现场测试
2.1.1 无线信号环境测试
用户反映在俱乐部通话过程中出现语音单通、断续后掉话的现象, 首先根据用户提供的信息, 初步怀疑是现场存在干扰源导致。在现场, 用LG206手机的测试工程模式对现场的无线信号的覆盖情况作测试, 主要占用的PN为417、9、510, 偶尔占用PN510;EC/I0:-4至-5, RX:-70DBM至-81DBM, TX POWER:-23DBM至-16DBM, 从指标看, 无线环境良好, 亦无存在外部的干扰源的可能。
2.1.2 用户终端测试
由于多个用户在该地点使用的手机为不同型号, 且在其他地方并无其反映的现象发生, 也初排除了终端故障引起的故障。
2.1.3 现场手机拨测
在现场, 一开始站在原地用手机互打测试, 基本不会出现用户反映的故障, 而如果在通话的过程中不断来回走动, 则有语音断续并掉话的现象发生。后分析产生该故障现场的原因, 若通话过程中位置不动, 由于手机总只会占用到RX值强的信号, 通话基本无问题, 而若在通话的过程中走动, 则手机会由于所处位置信号的强弱而发生PN切换想象, 从而出现掉话现象。初步怀疑是由于基站邻区漏配导致掉话。
2.2 后台分析
2.2.1 网络参数检查
由于现场拨测时手机通话过程中主要占用PN信号为9、417及510, 在后台OMCR检查这3个邻区列表配置, 发现小区PN9 (礐石电信_5) 与PN417 (礐石风景_1) 及PN510 (信息大厦 (拉远) ) 存在较多的切换次数, 都达到1千多次, 且这三个小区的邻区均有互配。其他参数配置正常。
2.2.2 指标统计分析
网优平台中的“自定义原始数据分析”分析通话过程, 可以查得每次通话过程中手机所占用的小区CI号、最后释放的小区, 占用的信号的场强及最后通话释放是否成功等。发现在多次通话的过程中, 手机占用次数最多的小区CI为278、205及855。经查基站台账后, 发现CI (CI是唯一的) :278为小区礐石风景_1, CI:855为礐石电信_5, 而CI:205为利鸿基[外马电信], 且该小区的PN亦为510, 而信息大厦 (拉远) 小区的PN也是510。如下图2所示:
且在通话时接入小区无信息大厦 (拉远) 的CI, 这与礐石电信_5及礐石风景_1在网管后台的小区邻区列表配置信息大厦 (拉远) 小区不符。从而怀疑是基站邻区列表中信息大厦 (拉远) 小区与利鸿基[外马电信]小区同PN错配导致掉话现象。
2.2.3 屏蔽小区功率
为了确认是否由于信息大厦 (拉远) 小区与利鸿基[外马电信]小区同PN的错配导致切换失败而掉话的现象, 我们采取了逐一关闭扇区功率的方法来验证, 当把信息大厦 (拉远) 小区的功率关闭后, 现场信号的PN为417、9、且还存在PN510的信号, 通话质量并未改善。当把“利鸿基[外马电信]”功率关闭后, 投诉现场的终端没有再收到PN510的信号, 只存在PN417、9。现场通话测试, 通话质量正常, 语音并未出现明显的断续现象, 亦无掉话发生。根据现场测试的结果, 与它们有切换关系的应该是“利鸿基 (外马电信) ”, 也就是PN510配置的扇区应该是“利鸿基 (外马电信) ”。
3 解决方案
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根据通信机制, 在终端通信时, 当终端收到某个的信号时, 终端本身并不知该PN信号是来自于哪个小区。在投诉的现场, 当PN510的导频信号超过T_ADD门限, 终端发起PSMM请求, BSC根据终端上报的导频信号中的PN相位信息 (同PN的相位是一样的) , 从小区“礐石电信_5”的邻区列表中的获取PN510的小区就是“信息大厦 (拉远) ”, 最后指示分配“信息大厦 (拉远) ”的小区作为切换造成切换;当PN510的信号强度越来越强时, 却无法加入到终端的激活集, 就会成为很强的干扰源, 导致基站侧的反向恶化帧太多, 失败掉话。
对12-5 (礐石电信) 的邻接小区进行修改, 把小区利鸿基 (外马电信) 的PN修改为411后加入其邻区列表, 并从“礐石电信-5”的邻区列表中删除“信息大厦 (拉远) ”的PN, 再进行长时间的拨打测试, 掉话没有再发生。
4 取得效果
在7月26日对12-5 (礐石电信) 的邻区进行修改后, 对掉话率进行了比较, 从1.3%下降到0.2%, 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如下图4所示。
5 总结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