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资本变革

注册资本变革（精选6篇）

注册资本变革 篇1

1 经济资本的应用促进了银行经营管理的转变

1.1技术方法的创新为量化风险管理创造了条件

金融交易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对客户发放一笔贷款时,客户能否履约要在合同到期时才知道,银行根据这类客户整体上的还本付息情况,将可以预见到的平均损失作为风险溢价附加到贷款定价中,并在内部提取相应的贷款拨备。如果实际发生损失,首先通过拨备吸收消化,由于银行只能转嫁平均损失而不是全部损失,拨备不够的部分只有通过资本抵补,资本不足则濒临破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银行经营管理者而言,平均损失可以通过专业经验大致估计,而实际损失与预先估计的平均损失到底会相差多少,似乎是“不可捉摸的”,因此其会困惑于为什么即使拨备充实,也不一定能避免破产,对资本是否过多或过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

近几十年来,银行风险管理技术方法最具革命性的突破是,运用数理统计知识,将风险带来的损失拟合出概率分布曲线,并且按概率大小将其划分为预期损失(即平均损失)、非预期损失和极端损失。尽管由于损失事件的发生有不确定性,但银行可以通过有关损失分布的信息,计算在特定时间范围内、一定置信水平下,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值,该最大损失与预期损失之间的差额就是非预期损失。

统计学上的非预期损失将不确定的风险损失量化为一个确定值。尽管风险成因表现为多源性,除客户违约外,还有押品价值下降、利率和汇率等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等,但风险最终表现结果具有惟一性,即体现为银行资产价值的变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不同类别的风险都可以建立相同的衡量标准,并进行比较和汇总。

作为防范银行破产的最后一道屏障,资本越多,意味着银行破产的概率就越低。但是,要做到100%确保银行不会破产,理论上要求银行资金来源全部由资本金构成,这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既不符合商业逻辑,也是不现实的。因此,银行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或目标设定需要拥有的最恰当的资本数额,经济资本就是银行为了将破产概率降低到某一特定水平,而应该拥有的实际可用资本数量。

1.2追求风险收益平衡是经济资本产生的内生驱力

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银行经营活动具有其特殊性。一般企业销售产品以后,即完成了价值的实现,但是银行销售了产品特别是发放贷款后,价值实现的过程通常才刚刚开始。在这一过程中,银行要承担客户违约、市场变化等方方面面的风险。因此,在银行业务发展、绩效考核时必须把承担的风险充分考虑进去。简单地说,同样赚到1个亿的利润,承担100个亿的风险敞口和承担50个亿的风险敞口,意义大不一样。

随着外部市场动荡、银行竞争加剧、经营多元化和金融创新,不同业务单元面临的风险因素更加复杂,银行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标准统一、具有可比性且能够量化的风险回报衡量方法,从而更公平地对比每个业务单元的经济收益。经济资本是银行对业务经营活动过程中实际承担风险大小的量化结果。对应用于抵御风险的资本需求,是银行在面临风险收益平衡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关键要素。资本用于抵御风险,必然不得挪为他用,而资本的占用是有回报要求的。因此,只有收益高于经济资本成本,才能真正为股东创造价值。

经济资本的最早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为评估其业务经营的盈利能力,创先提出了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RAROC)的概念,并利用经济资本来度量风险。起初是用于交易组合和个体业务单元,此后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为许多大银行所接纳采用。目前,一些先进的金融集团已经实现了在整个集团的层面计算和应用经济资本。

1.3 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理念是经济资本应用的外在推力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其业务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自身的脆弱性。鉴于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发生金融风险后对经济稳定的巨大冲击,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都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监管标准。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开始拟定一套按照风险情况衡量银行资本充足性的办法,银行只有满足了最低资本要求才能获得执照,在银行存续期内持有的资本也有最低水平的要求,这可以看作是资本监管的雏形。

从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开始,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理念逐步清晰。从风险量化的角度看,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具有共同的目的和性质,监管资本要求可以看作是经济资本的一个特例,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 II)中的各种高级计量方法,就是源于银行内部经济资本的实践。经济资本是新协议第一支柱下内部评级体系高级应用的重要内容,也是第二支柱考察银行全面风险识别、计量和管理能力的“窗口”,更是传导资本约束压力,促进资本集约化经营的有效工具。

为了满足普适性要求,监管资本要求的计算相对简单,其风险敏感性远不如银行根据自身特点和数据计算得到的经济资本,难以直接用于银行内部经营决策。对不具备应用复杂模型的银行来说,也可以直接应用监管资本计算方法来计量经济资本。但是,考虑到监管资本方法的局限性,有实力的银行往往会应用更为高级的风险计量方法。

1.4 经济资本的深度应用使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和经营范围的拓展,投资者、管理层越来越希望了解银行经营的总体风险有多大,风险存在于哪里,哪个风险影响最大。虽然资产总额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风险规模,但是相同规模的资产,风险大小并不一定相同。而且,银行往往同时面临诸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不同的风险类型,必须寻求有效的工具,实现对风险轮廓和风险分布的科学量化管理。经济资本使各类风险的计量有了统一语言,是风险有效识别、计量和排序能力的飞跃。经济资本的出现和应用,大大增强了商业银行驾驭风险的能力,实现了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统一,并将风险管理与价值创造有机结合。

经济资本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引领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和价值增加。国际活跃银行将经济资本管理工具广泛运用于风险管理以及业务经营的各个领域,如风险偏好制定、资源配置、客户选择、风险定价、绩效评估等,为平衡收益、风险和资本提供了统一、科学、直观的标准和依据。经济资本的应用,促进了银行从简单粗放的规模驱动到资本约束下的集约化经营模式的转变,从被动的、事后的风险控制向事前的、主动的风险选择和风险安排的转变,从僵化的规模计划配置向灵活的资本配置方式的转变,从关注数量(账面利润)到关注质量(风险调整后收益)的绩效评估方式的转变,从以单项交易为主的管理为主向资产组合管理的转变。

2 认识和把握经济资本管理方面存在的误区

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应用经济资本工具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但仍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2.1误以为不良贷款才是风险

不确定性是风险的主要来源,是银行业务经营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不良贷款与风险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不良贷款是已经变成现实的损失,不良贷款和不良率只能说明过去的情况,对未来的指导意义相对有限。比如,同样不良率的两家银行,一家银行信贷资产主要集中在高波动行业,那么其潜在风险就要高得多,因为未来更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损失。因此,关键要看风险的构成,即资产组合的情况。不同的区域分布、客户结构、产品类型,都会显著影响银行的总体风险。还有一种情况是,客户没有违约,但信用等级发生变化,这种不确定性也是风险,也属于经济资本计量的范畴。

2.2片面追求当期财务利润,忽视风险和资本占用

银行业务的风险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长期性,特别是信贷交易的跨时性,即当期信贷质量必须在整个偿还期结束后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一些经营者热衷于对个别年度利润的评价,不太容易正视风险,有时甚至不愿放弃隐含过高风险的市场机会。账面利润的核算属于交易导向,而非价值导向。按照责权发生制得出的账面利润并不是银行实实在在可用于分配或再投资的资金,它仅仅是反映在账簿上的一个数字。如果以此作为考核的标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风险头寸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迅速积累,利润虚增。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应当是风险回报最大化。因此,在开展业务时,必须要同时考虑其实际承担的风险大小,还要考虑资本承受能力。具体地说,在整体把握上,风险总量不能超过银行实际可用资本数量,有多少资本做多大的事情;在具体管理上,开展任何业务都要以实现风险回报最大化为目标,在“精打细算”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2.3过度关注单笔业务的“盈亏”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过度关注单笔业务或单个产品“盈亏”的问题,而忽略了以客户为中心的银行经营管理要求。单笔业务收益无法覆盖成本的情况,并不是评判客户甚至决定客户选择的标准,客户的综合风险回报高低才是银行能否确定资源配置的关键。因此,应该通过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提高客户的综合收益贡献,利用经济资本工具优化服务方案设计,有效降低客户业务风险,促进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2.4以监管资本要求作为评判经济资本的标准

在风险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应用不同的资本充足率目标参数将会计算出不同的监管资本要求。因此,监管资本总量和经济资本之间,并不能作简单的横向比较。监管部门十分重视经济资本在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中的应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内部评级结果和风险参数估计值应作为商业银行构建经济资本计量模型的重要基础和输入参数的重要来源。这一要求,其本质是为了促进风险量化结果在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经济资本是银行利用自身内部数据,通过科学规范的方法,对业务经营活动实际承担风险大小的客观估计。与监管资本相比,经济资本的风险敏感性更强,能够充分反映客户和产品的风险特点、风险缓释措施的作用以及组合结构的影响。作为内部管理工具,经济资本比监管资本更具优势。因此,简单以监管资本要求作为评判经济资本的标准,既不利于准确反映风险,也不利于实践应用。

3 充分发挥经济资本管理作用需要的条件

3.1全员的资本约束意识

培养各级员工正确的资本约束意识,全面理解“资本是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弥补损失终究要靠财务资源,也就是银行实际可用资本。银行一切经营行为都应在资本约束下进行,应用经济资本和RAROC等工具支持决策,目标是实现风险可控下的回报最大化;监管机构用监管资本对各家银行提出统一的最低要求,目的则是降低系统性风险,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3.2完善的风险管理治理架构

风险管理架构既是现代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更是银行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经营风险、创造价值的组织载体。完善的风险管理治理架构,一是要专业化,能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计量和管理;二是有效制衡,通过内生的“自我约束”机制传导外部资本约束;三是能从不同角度形成创造价值的管理合力。

3.3准确传导风险偏好的政策制度体系

风险管理政策制度体系包括政策、制度、操作规程、底线和标准等,这是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得到贯彻执行的脉络。政策主要对银行要承担的各类风险,以及这些风险的识别、评估、应对和监控的原则、方法、程序,相应的风险限额体系,风险报告等做出总体安排;制度是对各类风险管理的主要环节制定具体要求,对各类风险敞口和产品头寸做出详细界定等;操作规程结合不同区域、业务和产品的实际情况,形成详细的业务流程手册;底线和标准则是银行对可接受的风险的最低阈值。

3.4攻克经济资本计量技术难点

虽然经济资本计量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反映银行业务经营过程中实际承担的风险的大小,但是由于银行本身风险特征和管理重点的不同,以及受模型方法和数据积累等客观原因的约束,在实际计量经济资本时,覆盖的风险敞口是有差异的。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来看,各家银行主要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计量经济资本,对于银行账户利率风险、集中度风险、战略风险和声誉风险等其他类型的风险,则各有侧重。

从经济资本的计量方法来看,各类风险对应不同的模型方法。例如,计量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时,可以采用结构化模型、评级迁徙模型以及精算模型等;计量市场风险经济资本时主要基于Va R值结果;计量操作风险经济资本时,可以采用损失分布法和情境分析法等。随着风险计量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资本计量模型和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但是目前仍有一些技术上的难题需要解决。

(1)期限和迁移风险

经济资本要客观反映银行整体组合风险的大小,其前提是银行必须能够对个体风险进行准确的估计。例如,只有在获得违约概率(PD)和违约损失率(LGD)等反映个体风险情况的关键风险变量之后,银行才有可能对信用风险计量经济资本。一般来说,期限越长的信贷业务风险越大,如果仅利用一年跨度的PD等参数计量经济资本,那么客户等级下迁、贷款价值下降等风险将无法得到有效反映,其结果是低估了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针对上述问题,新资本协议监管公式中增加了期限调整因子,但是银行在计量经济资本时,是引入等级迁移矩阵等风险因素,还是采用类似监管公式的期限调整因子,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且,对于国内银行来说,如何在历史数据积累不足、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合理估计迁移矩阵和期限调整因子,更是一个需要深入分析的课题。

(2)相关性的度量

经济资本是对银行资产组合风险总量的度量,虽然银行的资产组合是由单个风险资产组成的,但是资产组合的风险总量并非是单个资产个体风险的简单加总。相关性是决定资产组合风险分散程度的关键指标,直接影响到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总量大小。从信用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资产相关系数将单个风险资产的风险贡献与资产组合的风险总量联系在一起,在计量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数据积累较少、公开数据较为缺乏、资本市场数据与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偏差较大的环境下,能够做到准确估计资产相关性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风险加总的方法

除了资产相关性之外,不同风险类型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同时与银行续做衍生交易的信贷客户,在市场环境出现不利变化时,遭受较大损失的客户很可能无法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所以银行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敞口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甚至转换的可能。因此,在计量银行的总体经济资本时,必须考虑不同风险类型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利用Coupla函数等方法,对不同风险类型进行加总。但是,估计不同风险类型之间的联系,要比估计资产相关性的难度大得多。

(4)置信水平的选择

经济资本的大小与银行在计量非预期损失时设定的置信水平密切相关,而选择什么样的置信水平,则源于银行的风险偏好和资本实力。理论上,银行的经济资本要小于或等于实际可用资本。相对保守或追求稳健发展的银行,应该选择更高的置信水平,这意味着在风险轮廓相同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本。但是,经济资本与实际可用资本的适合或最优比例应该是多少?是否为追求较高的债信评级,节约债务融资成本,而将置信水平提高到银行能够承受的极限?另一方面,如果以经济资本作为资源配置和绩效考核的手段,提高置信水平,势必增加业务经营的资本成本,抬高客户准入的门槛。因此,置信水平的选择也是平衡业务发展和资本约束的关键。

4 国内银行推行经济资本管理需要高度重视的基础性工作

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银行对于面临的风险态势和未来走向,有不同的分析判断,需要审慎抉择。各级经营者和管理者要运用好经济资本这类“共同的语言”进行讨论、判断和决策。推进和强化经济资本管理等于牵住了银行风险管理的“牛鼻子”。然而,建立和完善以平衡风险、收益和资本为目标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任重道远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长期来看,银行的竞争力差距表现在经营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基于经济资本的风险选择和风险安排的能力。这方面的经验无法复制,是不断自我积累的过程和结果,需要完成许多基础性工作。

4.1制定统一、明晰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战略

根据实际可用资本确定经济资本总量约束、三大风险经济资本总量配比和经济资本回报要求等指标,将风险战略要求通过定量化的形式表述出来,便于准确理解和贯彻执行。

4.2 以经济资本为杠杆,引导业务决策,提高信贷资产组合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运用经济资本、RAROC等风险计量工具,进行风险排序,优化客户和项目选择、资产组合结构的整体布局;在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明确RAROC等指标要求,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对风险排序做出动态调整,形成科学、敏锐的风险响应机制;完善以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核心的绩效管理,促进各级机构和各业务条线主动调整资产组合结构。

4.3设置基于经济资本的行业风险限额,控制集中度风险,提高组合回报

对资产组合设置风险限额(包括单一债务人的风险限额和行业限额等),控制组合风险集中度,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设置行业限额要考虑资产组合相关性和风险水平,根据战略选择和风险偏好设定自身在某一行业所能承担的最大风险。对重点发展行业给予充分拓展空间;对受内外部经济影响较大、风险较高的行业予以限额限制。

4.4倡导精细化的风险定价,树立价格底线意识

根据预期损失和经济资本占用等情况,计算目标价格,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在满足客户综合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获取更高的收益;树立价格底线意识,对于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水平较低的情况,有效避免以牺牲盈利目标为代价的盲目行为。

4.5开展经济资本计量方法和应用研究

相比国际银行同业,国内银行业在经济资本计量和应用等领域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内银行业要基于自身实际,努力提升建模数据质量,结合所处外部经济和市场环境特点,积极引进吸收先进计量方法,以实践和管理需要为重点,逐步解决前述经济资本计量技术难点,不断提升经济资本计量和应用的水平。

4.6加强数据积累和信息质量管理

实际应用中,经济资本是所有风险相关信息的最终产出。结果能够准确反映风险,有赖于相关系统、各类基础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虽然某些信息的缺失甚至错误不会影响业务流程,但是很可能会对经济资本计量结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有持续做好数据和信息管控工作,才能保证经济资本计量结果的科学准确。

摘要：经济资本作为风险计量的核心技术,广泛应用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为经营决策和管理评价提供了科学的标准和依据。本文从经济资本的基本理念出发,阐明经济资本的出现与深度应用对银行经营管理转变的促进,指出当前国内银行在经济资本实践方面仍存在的误区,以及深化经济资本管理应用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经济资本,风险计量,商业银行

资本制度变革释放创业红利 篇2

这是继2005 年中国公司法修改之后，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根据国务院的部署，未来公司资本登记制度的改革的基调是进一步放松政府管制，更大程度的降低公司准入的门槛，鼓励社会的创业激情。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 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 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 发起人） 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同时，推进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降低开办公司成本。在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实行由公司股东（ 发起人） 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对缴纳出资情况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的制度。二是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使企业相关信息透明化。

经过以上两大变革，中国的公司法律制度在“出生”制度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公司法律气质的涅槃。以资本登记制度为例。1993 年出台的中国第一步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完全实行“法定资本制”，并坚持公司资本确定、维持和不变三原则。在这种资本制度下，一个公司要成立，不仅要求注册资本的一次到位，而且还要确保公司资产与注册资本的一致，这种僵化的资本制度不仅使得公司设立门槛太高，漠视民间投资热情，导致中国创业的制度环境极为严苛，公司在资本制度上与现实生活的掣肘与不足已为世人所共知，并因导致中国的公司法律制度在国际上不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而饱受诟病。2005 年的公司法改革，以打破政府管制，实现公司和股东自治为理念，在中国公司资本制度方面做了重大的创新，创新和突破得到了各界的赞赏，在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变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合理界定政府管制和企业自治的权力边界， 大幅减少了行政权和国家意志对公司生活的不必要干预，张扬公司自主权，弘扬公司契约精神，扩张公司的自治空间。在法律上废除了法定资本制，实行折中授权资本制。原《公司法》实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公司股东不要求一次性缴纳资本，同时大幅度降低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分别降低为人民币3 万元和人民币500 万元，使得公司设立的门槛大大降低，鼓励了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

然而，从现在来看，尽管当时的公司法改革应该算成功，但在公司法里仍然保留了很多政府管制和抑制公司股东自治的条款，对于没有公司法传统的中国而言，在安全和效率的价值选择上，中国的立法一般都会倾向于以安全牺牲效率。2005 年修改后的公司资本登记制度尽管相对于以前有重大进步，但现在来看，门槛仍然过高，并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创业环境。特别是，不能适应小微企业及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要求。

无论是3 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还是10 万的一人公司，设定资本限额不仅没有任何安全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各国都为小微及创新企业的发展创造最好的制度环境的情况下，过高的门槛事实上成为了创业的障碍。根据一个统计数据，中国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为12 个左右，而日本、韩国超过50 个，大多数新兴市场千人拥有的企业数也为30 个左右，除了大的商业环境之外，公司法设立过高的门槛恐怕是中国千人企业数远远低于日韩等经济体的主要原因。正如国务院常务会议所说，降低公司资本的门槛，“不仅顺应广大市场主体的热切期盼，有利于扩大社会投资，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而且符合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兴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微观干预。”是真正的制度红利。在取消最低门槛之后，令一些小企业头疼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罪名从此将走进历史。

除了公司资本制度的重大变化，另一个重大的制度变化是取消了公司年检制度。坦率而言，从这么多年的公司法实践看，公司年检制度基本没有太多的存在必要，在一些地方，年检制度基本沦为了工商部门创收的工具和折腾企业的合法途径。取消公司年检，推行公司信用体系的建设，对于政府监管而言，是一个思想理念的重大变化，有利于更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公司的关系。

注册资本变革 篇3

公司资本制度上的这一重大变革,放松了政府对企业的准入监管,营造更加自由、高效率的市场经营环境。改革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市场的监管方式,由政府强制性把关变更为企业对交易风险的自由掌控和防范。由原先的政府作为看门人把关的角色变更为对市场整体交易秩序的管控和对非法活动的查处上。同时由政府主导的年检制度转变为企业经营信息的自主申报制,淡化了政府对企业的干涉,扩大了社会监督,在监管方式上更为透明、更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这一系列的重大变革体现了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改革精神,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一、对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变革的反思

我国传统上的公司立法在注册资本制度上严守法定资本制下的“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资本充实和资本不变原则。传统公司法对注册资本三原则的坚持,主要是出于在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制度前提下,对交易风险防范的考虑,突出了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而2013年公司法的修订则大大改变了“资本三原则”的立法思路,在公司资本制度上的变革体现了重大的理念和制度上的根本性变化。摆脱既有的传统观念,在新的资本制度模式下寻求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传统注册资本制度认为,公司的注册资本的确定,对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基于股东出资而由公司获得的,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的公司的注册资本总额。公司的注册资本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因此其只是一个静态的数字而已。通常情况下,公司成立之后其注册资本就会转换为生产要素进入公司的具体生产经营当中。而公司的资产则是债权人债权实现的目的财产之所在。资产和资本一般情况下很难出现相等,即使偶有相等,也最终会相互偏离。传统公司注册资本制度中,完全限制或者剥夺了投资者的自主选择的权利,体现了强烈的法定资本制的色彩。严格的资本制度和较高的注册公司的门槛设计对于投资人的经营热情和更多商事组织的涌现起了极大的抑制作用。同时立法上一刀切式的资本制度安排,也排除了不同行业、不同资金需求的经营者根据所从事行业之要求进行自主资金制度安排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资金利用上的低效率,引起资金的闲置和浪费。这一制度设计偏离了市场经济的要求,而立法者希望其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即公司的信用担保功能的发挥也十分有限。真正对债权人的债权起担保作用的是公司的净资产,而非公司的注册资本。

在以往的立法中依靠强制性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法律规定的形式,试图通过公司注册资本实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在实践中出现大量虚假出资、虚报注册资本、抽逃出资的做法。

公司注册资本只能体现公司设立时的资信状况,而不能体现经营中的公司资信情况。这也被称公司信用由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向。[1]此次公司注册资本制度上的变革,使得注册资本不再视为债权人债权的担保,是公司注册资本理念和制度上价值的回归。[2]公司的注册资本对于公司债权人债权的受偿确实也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但其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不宜夸大。提高公司的清偿能力,公司资产的保值、增值才是关键所在。对立法者而言,在公司设立之初降低门槛鼓励公司之设立,促进交易的效率。在公司成立之后,强化对公司的运营的资产监管和责任机制。[3]

实际上,二十世纪以来注册资本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由法定资本制向授权资本制的转变,各国普遍废除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使得市场主体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在认识到以注册资本为核心的资本制度并未实现债权人保护的功能之后,在注册资本制度上不再过分强调其强制性,而赋予股东在资本制度上一定的自治空间。出现这一资本制度上的缓和,一方面降低了公司注册的门槛,有利于社会资金更高的利用率,同时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公司的资本制度之架构应当以提高公司效率为主旨,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不是公司资本制度的主要职责。[4]另一方面公司资本制度上的变革也令债权人的利益保护的问题更为凸显。重新梳理和架构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安全和效率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注册资本制度改革带来效率提高的同时,从立法上着手打造有利于交易安全的机制对于营造安全的交易环境尤为重要。

二、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公司享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对外以其财产承担独立责任,股东以出资或者所持公司的股份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的制度设计,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已经为上百年的公司发展兴盛的历史所证实。但是在这一制度设计中,原先本应属于投资人的经营风险被部分转移给了公司的债权人。股东的有限责任促使其倾向于更高风险的投资以及对公司的控制权之滥用,而债权人在一般情况下基于债的相对性只能要求其债务人公司偿债(特殊情形下构成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可以向股东提出连带责任的主张)。由此看来,债权人在公司制度中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在公司注册资本制度大变革的今天,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的构建显得尤为关键。

(一)债权人自身应当加强在交易中的风险防范

除非是及时清结的交易,一般交易中都会存在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合同的信用风险。债权人应当充分利用法律制度进行交易风险的化解和防范。如已经在民法中明确加以规定的担保制度、双务合同的履行抗辩权制度、合同保全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或者防范交易的风险。成熟的市场交易主体应当具备风险防范意识,尽可能的通过合同制度的设计将风险防范于未然。而现阶段的市场经济方面的的立法改革也突出了这一理念。政府不再充当严格的管控的角色,而是由市场交易主体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交易环境中积极应变,通过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进行权利义务的安排。相信市场交易主体作为利益主体的自我判断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给予市场交易主体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度,是培育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同时在交易制度上的更为成熟化的法律制度设计,更为独立、公平的司法裁决,才能营造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安全和效率并重的大环境。

(二)加强信息披露,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

此次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在放松公司准入资格限制的同时,对于公司的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如此次改革建立的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完善的信用体系的建设是提高债权人交易安全的重要参考和保障。公司注册资本制度上允许股东分期缴纳注册资本,如何保障债权人对公司注册资本缴纳上的知情权,从而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交易风险?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建设上,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通过对信用体系中所反映出来的交易对方的信用情况,决定是否与之交易,从而最大程度的降低交易的风险。注册资本的缴纳情况,应当在信息公示系统中及时登记。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的自我约束机制,强化信用在市场监管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建设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对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公示或者存在虚假申报、隐瞒申报的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进行公示并提示交易中的风险,提高企业的失信成本。对未按照规定履行信息公示义务的企业列入违法企业名单并采取制裁措施。此次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中还取消了公司的年检制度,建立企业年报公示制度。通过企业的自主申报,使得社会公众可以十分便利的获取企业的基本信息。同时改变了政府的监管方式,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

债权人的交易风险控制,其基础在于在公开化的信用体系下获取真实信息和数据的上作出选择。因此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任重道远。从当前看,应当进一步完善企业信息信用系统,在维持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的进行信息的公开,增加债权人对交易风险判断的债务人信息的公开化程度。加大信息造假、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并且对不诚信的行为计入诚信体系进行公开。构建守信奖励和失信惩罚制度,在大数据的支持下最终打造健全的社会整体信用体系,营造诚实信用、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债权人对公司经营风险的分担机制下,通过构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限制股东对公司的不正当控制,防止股东滥用公司独立的法人地位和股东的有限责任等弊端。

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成为保障公司正常运营,保持公司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所在。公司治理结构即在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分权制衡的基础之上,实现公司意思形成、意思执行和意思监督从而形成公司正常运作的机制。

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通过权力的分化及制衡实现公司内部的高效治理。可以防范公司股东或者不当控制人对公司的不当控制以及损害公司利益的非法行为。在公司内部形成高效运作的程序基础,有利于各种决策、决议的作出与通过。

尽管2005年公司法修改已经增加了公司的法人格否认制度,但是该项制度在内容规定上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而英美法系针对法人格否认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判例,我们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吸收借鉴。公司资本制度上的缓和,必将导致股东不缴、少缴、不按期缴纳出资的情形将大量发生,因此致使公司的资产与公司的偿债能力不符,债权人利益受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因此加强对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规范显得极为重要。对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出资制度改革上所引起的涉及债权人保护的问题上,主要考虑以下要素:公司资本的充实与否、股东是否如实、按期缴纳注册资本、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控制而引发的人格混同等。如注册资本与所从事的行业、经营要求相比存在显著不足的,即“小马拉大车”的情形,公司根本无法维持其经营所需的资本要求和债务清偿;“一套班子,两套牌子”似的人格混同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公司在经营场所、主要人员、财产、业务等存在混同的;过度控制类型,母公司滥用其控制地位,对子公司形成过度控制从而认为子公司缺乏独立的地位必需的独立意志、财产等要素的。

以上各类情形均可构成法人格否认的适用。公司资本制度上的缓和,必将导致滥用公司独立法人格的行为愈演愈烈,对该制度结合司法实践进行类型化研究,出台更具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势在必行。

(四)完善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和企业价值的评估制度

公司的资产状况对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至关重要。要实现对公司资产流向的监督,必须建立有效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审计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全面反映公司的运作状况、资产流向。

健全的公司财务会计制度能够提供公司资产运营的状况,有利于债权人了解公司的财务、资产状况,从而为其交易提供合理的借鉴和参考,有利于债权人控制交易风险。

同时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可以杜绝财务作假等欺诈行为的发生,遏制非法行为。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高管等对公司财务会计虚假、混乱等问题未尽到相应义务,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同时需要建立高效的财务审计制度。审计报告可以为判断公司股东、董事是否尽到资本维持义务,股东有无侵占公司财产以及是否滥用法人独立地位的重要依据。审计报告体现的是企业的有形财产,在无形财产日趋重要的今天,为便于债权人更好地了解债务人公司的资产状况,建立和完善公司的价值定期评估制度势在必行。其可以动态、准确地反映公司的真实资产状况,从而有利于债权人更全面的获取债务人公司的信息,提供更为真实、可靠的资产状况信息。

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降低了公司运营的门槛,改变了政府的监管方式,有效提高了资本的运作效率。但是在还原资本制度本来面貌之功能的同时,通过各方面制度的协同规范和逐步完善才能最终构建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赵旭东.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J].法学研究,2003(5).

[2]邹海林.我国司法实务应对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J].法律适用,2014(5).

[3]施天涛.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解读与辨析[J].清华法学,2014(5).

注册资本变革 篇4

[关键词]资本制度改革；债权人保护；社会征信体系；民事责任

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这一次的修改对于公司发展具有颠覆性意义，此次《公司法修正案》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进行全新修订，摒弃不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规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的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并且取消普通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也不再限制公司股东的分期缴纳期限，验资程序也被取消，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中“一元建公司”的愿望也不再是幻想。这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有着全新的动力和模式，标志着公司的设立变革全新的时代已悄然开啟。但是，公司注册资本制度的改革赋予现代公司全新的设立和发展理念，后续的法律规定和相关的措施必须及时更新，摒弃在原来公司法定资本的规则和理念，由公司资产向公司资本转变。因此，在《公司法》修正案出台后，对于新的法律能否顺利实施并且有效发挥作用还有待时间的考验，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后对于债权人权益如何保护也成为关注的话题，本文就此问题展开，将从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对于债权人保护的因素以及如何完善保护制度的后续建设进行探讨。

一、公司资本制度改革

在改革之前，要成立新公司，注册资本必须受到最低限额严格限制，我国的《公司法》也一直实行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三原则，这也是长久以来我国《公司法》法定资本制度的核心原则，即必须保持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一致性。传统观念认为，公司资本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保障，也是对内资本运作的基础，并肩负维护社会交易安全的重任。因此，在公司运行中，法律并不注重资产的流动方向和运行情况，只严格限制注册资本是否已经实缴和实缴后有没有抽逃出资。并且债权人在考虑交易安全和担保能力时，最看重的也是公司资本的数额，而不是公司的实际运营状况。

但是，对于法定资本制度的作用期望过高，而在实践中并未发生理想中的作用。公司资本的限制是一种静态的、不变的基础，在很多时候它并不能代表一个公司的资产实力和偿债能力。在正常发展状况下，公司经营运行的时间越长，注册资本与实际资产之间的差距就越大，长久看来注册资本可能只是一个无意义的数字，所以仅从注册资本无法正确判断公司的实际资产。公司成立之后，对于如何经营和管理才是确保资产保值并升值的关键所在。所以，目前发达国家为充分发展市场经济，基本已经废除在设立公司时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的要求，以市场调动市场的形式鼓励和刺激公司的发展，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和束缚。

在整个交易环节中，交易相对人在资本法定的制度下并不能确保交易安全和交易的稳定。在《公司法》将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时，公司的担保责任和偿债能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因为这与公司的资产并没有根本性的联系。公司的资产价值在市场经济情形下以流动的方式进行交易和流转，在整个公司架构市场经济中的价值份额才是整个公司的发展动力和核心。因此，在债权人交易过程中，公司的资本仅仅是考虑的一个因素，一个良好的公司的运行状态包括资产的良性流通以及资产投入市场的信用价值，所以，在新法规实施的情况下，关注一个公司的综合实力要全面而深入，交易相对于人在选择公司时考虑的因素就不能只关注注册资本，而是考虑更多的因素，例如公司的运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公司的信用水平和公司的净资产总额。这些才是真正能保障公司的清偿能力和担保能力的因素。

二、对债权人保护的建议

不过，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因为股东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债权人的交易风险变大，在《公司法》改革之后，因为减少了法律的限制和政府的管制，公司的设立和运营更加灵活多样，为了保护债权人的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相关保护债权人权益制度也必须跟进，才能保障公司法改革后的顺利进行。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早已设立了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安全运行，就美国而言，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早已完成，1969年颁布的《示范公司法》标志着美国公司注册基本取消最低资本的限制。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市场经济下的公司设立已经相当的成熟，结合完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很少出现空壳公司来诈骗债权人的利益。我们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并结合自己国家市场的特点，在鼓励和刺激公司发展的同时，更好的保障交易安全。

第一，保障公司章程的作用和地位。公司章程是一个公司的宪章，也是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对外资信证明，对整个公司的运行承担统领作用。公司章程记载的公司的信息和内容必须真实有效，并且应公开透明。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度后，公司自治的理念会更加的深入市场。政府放宽了管制，给予公司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但是公司的章程就是整个公司的精神所在。所以，在资本制度改革的同时一定要认真对待公司章程的重要性。

因此在改革之后，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市场扎根立稳，公司章程必须清楚明了，清楚写明股东信息，以及投资比例和出资情况，并且所有的信息必须全面真实，并且将公司章程全部公布到网上，在互联网时代，债权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便捷的查询到公司信息，债权人的交易时更有把握，在知己知彼的交易中才更能保证交易的安全。并且，在公司章程确定之后，公司的一切办事必须根据章程的规定。所有的股东也必须受到公司章程的约束，我国《公司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不得随意更改或者变动。

在实践中，存在公司并不重视章程的制定和公示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公司的运营情况。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公司章程实质上是一份由发起人签订的合同，所以对于合同的当事人都必须遵守和维护合同的规定，不可肆意违约。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司章程，既能体现公司自治的思想，又能将公司权利和义务转化成公司股东及管理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公司可以在《公司法》的范围之内制定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并可以完善《公司法》中的局限性和滞后性，以满足公司发展对实践的需要。公司章程可将其补充，增加一些市场发展中的兜底性条款，使得公司章程在具体实践和应用中更具有操作性和实用性。

第二，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公司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后，公司的信用就变得异常的重要，公司的信用是整个交易基础和重点。发达国家在改变实缴制制度后，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为交易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例如在美国，任何人在互联网上就可查询公司的财务情况、营业额、债务额、资产情况经济和法律纠纷等信息。

我国若是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在全社会建立社会征信体系，以明确和评价公司信用基础。公司的信用基础是指公司的履行能力和责任承担能力。一个公司的商业信用对保障债权的实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现代的市场经济还不够成熟，商业文明程度发展得不够充分，而国民还缺乏高度的信用意识。根据我国2013年的《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我国的社会总信任度不断下降，并且这种不信任感不断加深和固化。1因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相互不够了解，信息沟通不够全面，所以两者之间没有信用关系，他们之间的信用感就会下降。

社会不信任感增加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交易安全，更会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公司的信用是公司无形的财产，良好的信用在交易中就显得更加的重要，所以建立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势在必行。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必须建立公司信息库，在信息库中公示信息公司的各种经营信息和股东的资产证明，在交易之前交易双方要相互了解，更能保障交易的安全顺利进行。在2014年，我国上海自贸区已经开通了上海市公共信用服务平台。这一信用信息平台汇集了所有的企业信息，能够及時、完整的反映各个企业的动态信息，包括公司的各种开支及缴纳税收等企业整体的情况。在这信息平台上反映了企业的资本状态，并且及时更新企业的运营情况。信息平台整合了企业全面的诚信记录，包括企业的违约失信等不良记录一一在平台上可以详细了解，这样平台的建立，让债权人更多的了解企业信息及资产信用情况，让信用成为自贸区经济主体经营的最重要的资本。企业之间的信息之间的沟通能够便利交易的顺利完成。在自贸区中，制度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备的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中重要基石。不过，对于信息平台的实行和信息的真实性，监管部门应该对其实施措施进行严格的监管，对于信用程度高的企业提供便利条件和机会，对于信用程度不合格的企业进行管理和警告，这样才能让企业诚信基础打牢，保障交易的稳定和安全。并且，这样的信息平台应该向全社会推广，在全社会建立征信体系，将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公司的信息都记载在平台中，形成一个信息全面的资料库，并且可以全国查询，便于债权人了解公司的各种交易情况，在信息互通的基础之上进行交易。

一个完备的信用体系的前提是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但是信用体系，必须要有监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对自贸区内的企业进行监管，对于守信的企业予以奖励，并在公司运行中提供便利，对于失信企业严格监管并予以惩罚，以减少失信现象的发生。自贸区的社会信用平台在交易市场上如若推广开来，鱼龙混杂的市场经济必将是一剂良药。目前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的征信的体系已经成为交易市场上至关重要的屏障，将信用差、安全性能低的公司过滤剔除，增强交易的安全，保证债权人的利益。

第三，强化民事责任，完善人格否认制度。在完善的公司章程和社会征信体制下，债权人的利益依然受到侵害。在公司运行情况出现紧急风险情况并且公司不能够完全承担风险时，应当及时通知交易相对人，使风险降到最低，而不能隐瞒公司的实际资产。有些公司在和债权人进行长期交易时，开始为了取得债权人的信任，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当债权人完全相信债务人并进行巨额的交易时，债务人利用建立的信任欺诈债权人，当债权人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已经无法挽回，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方式使债权人无法从公司的章程和社会的征信体制中看出债务人的资产信息，所以必须完善民事法律责任。我国在1993年颁布《公司法》之际就明文规定我国公司的人格否认制度，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难以操作和没有相应的制度予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程度才刚刚开始，法治各方面不够完善，并且法官在处理人格否认案件的经验不足，人格否认制度操作程序复杂、繁琐、诉讼时间长，所以在实践之中案例较少。人格否认制度是保护债权人最后的，也是最为坚固的屏障。所以这道屏障必须完善，并且有实施的可能性，才能真实的保障债权人的权利。

经济主体承担民事责任是法律保障债权人最有力的保障，民事责任就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实现民事责任最重要的方式人格否认制度就必须加以完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对于民事责任的规定不利于债权人的维权，例如在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在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中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债权人应当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行为承担举证责任，原告在提供证据时肯定会需要大量内部资料支持起诉，甚至会涉及公司账户和商业秘密，但是作为公司外部人员的债权人无权介入公司的内部管理，难以调取公司内部资料，如若股东内部出现暗箱操作行为更是无法获取证据，这就达不到人格否认制度的效果，无法保障债权人的交易最后屏障，达不到立法目的，这对债权人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并且，我国《公司法》对于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也较为原则化，不具有可实际操作的实践性。新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对于人格否认制度也并没有增加详细的规定，这也是对于保护债权人交易安全的挑战性问题。但相对于美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市场经济发展完善有活力，除了较高的社会征信体系，人格否认制度的运行的畅通也是一大关键因素。发达国家关于人格否认制度已经相对完善了，债权人在交易中消除后顾之忧，在更为安全的交易环境中交易会更加便捷和放心，而且对于人格否认各项制度的规定也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市场经济的主体能够健康的发展和交易，必须加强民事责任的作用，不断提高债权人维权的积极性和便捷性才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现在，我国取消了一般有限公司的法定资本制度，人格否认制度就不能再受到严格的限制和制约，既然法律为投资者设立较低的门槛，就应以保护债权人的事后救济机制来代替在法定资本制度的事先救济机制。当股东或公司实际控制人滥用股东地位，肆意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应该积极利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为保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手段。在美国，法律和判例能够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情形很多，无论在合同交易还是侵权索赔案件等都有适用和予以沿用的规定，是一种债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常规方式。如果这种事后救济机制成为有效常规的方式，会极大增强债权人交易的信心和保障，激活市场经济发展速度。所以，我国法律应当相应地改进《公司法》第20条中关于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扩展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情形，将人格否认制度具体化，实践具有可操作性，才能真正做好保障债权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结语

此次新《公司法》对资本制度的革新是我国市场经济迈向全面开放的一个开端，说明我国的市场经济全面改革和发展才刚刚开始。市场经济由传统的限制逐步向为自由竞争的重要转变，从资本制度上实现公司自治、自由的观念，虽然目前对于交易安全等问题还未得到足够和完善的法律来保障，但是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要理智，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向发达国家汲取经验，建立完善的社会征信体系和公司民事责任制度，债权人在交易中积极主动地了解公司信息和章程内容，确保交易的安全。并且，公司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主体，需要的是一种充满活力和自由的气氛，在《公司法》改革之后，减少相关的干预，将原本经济市场可以处理的事情交由市场，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市场经济的一体化。

注释

1关注社会情绪促进社会认同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王俊秀，文汇报2013年1月14日。

参考文献

[1]施天涛.公司法论[M].法律出版社.2006.

[2]施天涛.对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三点认识[N].中国工商报， 2014年10年12日.

[3]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J].法学研究，2003：109-123.

[4]施天涛.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解读与辨析[J].清华法学，2014，（5）.

[5]王俊秀.关注社会情绪促进社会认同凝聚社会共识———2012-2013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J].民主与科学，2013，（1）：64-71.

浅析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变革的影响 篇5

一、我国公司信用基础的转变

资合公司的信用基础通常体现在公司本身的财产状况、支付能力及既往的商业信誉。公司的信用基础究竟在于公司的资本还是公司的资产, 是法律与市场主体都存在争议的问题。随着公司资本最低限额的债权担保功能逐步的弱化, 我国《公司法》经历了由公司资产信用到资本信用的转变。在旧法实施时期, 股东实际缴纳的资本数额被视为公司的信用能力, 法律规定的最低资本额度即公司的对外履约资本。学界普遍认为, 法定资本的“资本担保”功能被立法者强制规定在公司章程中, 然而, 公司对外的举债大多数发生在公司的运行和解散等过程当中, 要保障债权人债权的顺利实现, 债权人对公司资信的判断绝不是基于公司章程规定的静态资本额, 而是公司资产以及资产和负债的比例关系。

新《公司法》的修改涉及12个条文, 都与公司资本制度息息相关。此次修法改变了保守的立法理念, 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额、资本实缴制以及公司成立初期的验资程序, 由实缴制过渡到完全认缴制。这就意味着, 我国在法律层面破除了“资本信用的神话”。没有了最低资本额的限制, 成立公司所需要的资本成为了股东可随意设立的未知数 (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另有规定除外) , 待公司章程订立, 资本数额才最终确定, 以部分“一元公司”为例, 公司注册资本已然不能代表公司的偿债能力。审视一个公司的财产状况, 要综合其资本、资产、商业信誉等多个方面, 资产信用取代资本信用是引导市场主体趋于理性的转变, 也是敦促企业注重诚信的无形之手。

二、公司章程自治的加强

公司章程自治就是公司自治, 它强调的是股东依据自己的意思订立公司章程, 依据公司章程表达意志的自由, 公司章程自治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上的体现, 但对于长期欠缺私权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 公司章程自治似乎是一种奢谈。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1993年的《公司法》规定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

经历2005年和2013年两次大规模的修改后, 《公司法》明显体现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政策。公司资本制度变迁与行政审批程序的删繁就简, 给与了股东更多的自治权限。取消最低资本额度、公司设立采完全认缴制, 使股东可在公司章程中自主决定公司的设立资本, 对于缴纳的时间也由章程约定。出资形式方面, 不再限定货币资本的比例, 意味着除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另有规定外, 公司设立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 充分鼓励高新技术创业。公司章程自治的加强, 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主导作用, 也将政府定位在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守夜人”的角色。

三、股东出资瑕疵问题在刑法领域的适用

《公司法》将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 股东出资只需在公司章程中认足即可, 不需真正缴纳, 因此对于刑法仍然保留公司资本方面的刑罚罪名产生了众多争议。尽管这些罪名一直以来都饱受质疑, 更有学者认为其打击创业热情, 不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的趋势。但若深究, 刑法保留上述条文仍有法律意义。

以往股东出资瑕疵问题在刑法领域涉及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和抽逃出资罪三项罪名。虽然取消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和实缴资本的制度, 但公司章程仍可自由约定资本数额, 股东认缴公司资本后仍需对资本进行缴纳。认缴制的实施, 给了股东更多的自由与选择空间, 但并不意味着免除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和出资责任。公司资本认而不缴的机制与公司资本真实的要求不存在冲突。目前我国商事征信平台才刚刚投入运行, 信用体系不完善, 商业欺诈行为比比皆是, 要改善资本诚信的薄弱意识, 改善资本违法行为紧靠民法方面的规制尚不能起到威慑作用。

四、结语

《公司法》的修订关涉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本次修法亦呼应中共十八大以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决策要求。随着工商行政登记事项的简化, 公司的设立与运营都向着“市场主导”迈进了一步。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国《公司法》仍存在规范完善的空间。例如现行《公司法》条纹设计过于原则化, 像股东权、知情权、董事监事的诚信勤勉义务都规定的比较模糊, 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适用。再如现今电子商务迅猛发展, 《公司法》对于公司的电子化、信息化的演变也要加以关注、完善。

参考文献

[1]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J].法学研究, 2003 (05) :108-109.

[2]雷兴虎, 薛波.《公司法》修订评析.新疆社科论坛, 2014 (04) :42-44.

[3]袁志明.公司章程自治研究.2007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7-10.

注册资本变革 篇6

自2006年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屡遭做空,财务造假、信息披露不当和管理者违规经营行为事件频繁曝出,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做空机制对上市公司起到了监督和警示作用,然而,在研究机构、对冲基金、律师三方牟利的同时,广大中小投资者面对的却是对信息的后知后觉和对风险的无力防范。随着2010年我国A股开启了融资融券并引入了股指期货交易,国际流行的做空方式必将植入中国,并对我国投资者保护体系提出挑战。相对于投资者利益侵害行为发生后的法律保护,我们理应更加重视针对上市公司经营行为以及披露的信息进行规范和监督的事前保护,会计准则作为事前保护中一个重要环节,起到的作用毋庸置疑。本文在投资者保护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会计准则变革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具体路径,即准则变革通过影响管理者的财务决策,改善企业信息环境,提高投资者价值识别以及选择判断的效率,进而实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最终目标。对准则影响投资者保护具体路径的分析,有助于明确会计准则对信息生成、传递乃至运用和解读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从而对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提出有效建议。

二、研究现状

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和Vishny(以下简称LLSV)(1998)最先强调了对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保护的重要性,认为投资者保护力度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同时,金融系统的繁荣又直接关系到一国的经济增长(King and Levine,1993;Rajan and Zingales,1998)。投资者保护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使得关于其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问题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LLSV(1998,2000)、Reese和Weisbach(2002)以及Hagendorff et al.(2007)等在探讨影响投资者保护的因素时都将会计准则质量纳入了制度因素的范畴,以90项会计科目作为基准,用每个国家财务报告中包含的会计科目的数量来衡量各国会计准则的质量,认为会计准则规定的披露信息越完善,则一国的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Bushman(2001)则从信息质量的角度分析了会计准则对投资者影响,指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能够确保优质的会计信息的生成,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解决传统的两权分离带来的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冲突,改善内部的控制机制和加强外部投资人和债权人的监管力度,也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资源的配置与使用。针对我国会计准则对投资者保护产生影响的具体路径,贺建刚和刘峰(2006)从新会计准则的导向性变化出发,结合自我执行理论进行了论证;蔡宁等(2008)指出会计可以通过定价功能和治理功能发挥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崔学刚(2011)也从参与决策、提供信息、治理和控制三个方面分析了会计的投资者保护功能的作用机制。综合以上研究,会计本身、会计信息以及会计准则的质量对投资者利益保护具有积极作用,但针对具体作用方式和路径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具备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可能。

财务会计信息作为投资者重要的信息来源,其质量和效率对资本市场中股票价格形成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且将进一步影响社会资本流动和配置。因此,一些学者以资本市场上信息效率为研究对象,探讨会计准则变革如何提高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现代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含量、传递方式以及准确程度对市场信息效率有显著的影响,那么理论上会计准则变革带来的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应该可以促进信息效率提升。然而,Morck et al.(2000)并没有发现会计准则质量对股价包含的公司特质信息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可能原因是其采用的LLSV(1998)衡量会计准则质量的方法并不能很好的评价准则的优劣,另一方面,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与一个国家的配套制度密切相关,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说明会计准则对信息效率无影响。Ding et al.(2008)则证明了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比采用本土会计准则更有利于改善信息环境。在我国,针对会计准则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关系的研究非常少,游家兴等(2007)发现股价的特质信息含量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变迁而逐渐增加;金智(2010)则采用私有信息交易的基本理论,验证了信息质量的高低能够影响信息环境,并证明了新会计准则变革能够减少私有信息交易。然而这两个研究都从“信息效率观”出发研究制度因素对股价表现的影响,没有涉及投资者行为和判断在股价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上这些研究旨在揭示会计准则对股票价格中包含信息的影响,理论论证部分普遍从实证结论出发,反推影响机理,故可能存在视角单一、片面的问题。

进一步,一些研究将会计准则的影响从信息效率拓展至资本配置效率,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信息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和降低基本同步,就此现象,Dow和Gorton(1997)的解释是金融产品在定价、买卖方式及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都不同于其他商品;而国内学者李青原(2009)证明了会计信息质量越高,非效率投资就越少,即资本配置效率越高;游家兴(2008)同时也发现了支持二者同向变动的证据,认为信息效率的提升带来资本更快地由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转移,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从投资者保护的基本理论出发,将会计制度作为影响一国投资者保护效果的核心因素进行论证,研究多为考察会计准则质量、信息效率、股票定价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等两两之间关系,缺乏对具体作用路径的探讨,本文旨在弥补该研究的不足。

三、会计准则变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路径分析

(一)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分析

由于公司是由各利益相关者相互缔结的契约构成的法律主体,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拥有的权利和责任不同,其所能够驾驭和使用的信息也不尽相同。管理者作为运行和经营公司的决策者和实施者,拥有最充分、真实和完整的信息,这一方面满足其运营管理的需要,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促就了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会计准则规范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确保对外报送财务报告包含信息的基本质量和信息含量。但是,如果将会计准则的目标仅局限于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那么无论准则怎样变革和完善,无论准则要求提供的信息多么可靠和完备,也永远不可能解决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会计准则对于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才是准则制定者和企业管理人员需要考虑的问题。配合企业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会计准则从价值理念、政策导向到核心目标的整体变化将促进管理者目标与股东目标更高层次的统一,从而实现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对投资者的事前保护。因此,会计准则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路径如下:

(1)会计准则变革通过改变企业价值理念影响企业核心目标。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大体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从会计制度的探索、会计制度向会计准则的过度到实现国际等效的会计准则体系建立,每个阶段的准则都蕴含适应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体系。计划经济时期以预算会计为主,收付实现制、历史成本和专款专用决定了当时会计制度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更好地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资金来源和用途的逐一对应。这对于物资相对匮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的时期,注重使用价值无疑是最优的价值创造基础。会计制度设计体现了由政府计划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政策导向,也决定了准则的核心目标为反映受托责任。

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应国际贸易需求,会计准则也竖起彰显不同价值理念的旗帜。2006年出台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准则中价值理念的转变:首先,概念基础由“利润表观”到“资产负债表观”的转化使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关注重心由利润数据转移到股东价值创造情况;其次,存货计价中取消“后进先出法”以及公允价值的采用都使期末财务报告数据更贴近现行市价,反映企业当前价值;第三,准则中“弃置费用”的规定体现出对“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符合一定条件的“开发支出”可以确认为无形资产的规定也促进企业更加注重长期发展所必须的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使企业价值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第四,合并报表中合并范围的拓展能够敦促企业思考如何处理资不抵债的子公司,确保资产优良和母公司价值的完整性。以上这些变化促使企业运营的核心目标由最初的“利润最大化”、到“股东价值最大化”,再到兼顾“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的“企业价值最大化”,从会计准则规范的角度使企业会计目标与理想的财务管理目标实现一致。

(2)会计准则变革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直接路径:准则中关于信息披露的要求提升。会计准则发展变革至今,要求报表附注中披露的项目越来越丰富,信息越来越详尽。新会计准则就基本报表中增设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突出反映了资本保值增值情况。另外,新准则也格外重视分部和关联方的信息披露,更加详尽的信息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帮助财务报告使用者识别企业的风险和报酬,为企业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设置了新的障碍。

当然,会计准则变革也不可能单方向的抑制和杜绝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从我国会计准则历经的几次变革来看,准则制定机构始终在减少盈余管理途径和准则国际趋同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和调整,如公允价值计量的谨慎适度选用、债务重组发生条件的限制和重组利得的处理等等。但可以肯定的是,新会计准则强调的“资产负债表观”、鼓励创新投资以及维护生态良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理念,都将引导企业在如履薄冰地从事盈余管理和改善经营管理整体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进行慎重选择。这种改变应该是内在的、潜移默化和循序渐进的,随着企业对管理者对准则理念和政策导向的深入理解,有损企业长期价值的盈余管理行为必将日渐式微。

由此可见,会计准则变革通过完善信息披露要求,从“质”和“量”两方面促进企业对外报送的财务信息能够满足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即“反映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

(3)会计准则变革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间接路径:会计准则通过价值理念、政策导向与核心目标、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基本路径实现对企业信息披露的间接影响(见图1)。如前文分析,会计准则中包含的价值理念的转变具体体现于基本准则和38条具体准则的变化中。新准则的一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占据构成宏观经济发展重心的广大上市公司率先走集约型发展的道路。新准则对于“弃置费用”、“股权激励”、“研发费用”的相关规定体现了国家政策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支持企业进行人才储备,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国家政策导向性规定嵌入《企业会计准则》将带来企业核心目标的转变。

由于企业对于经理人的考核绝大部分依据企业财务报告数据,在企业的激励和监督框架下,管理者出于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考虑,在从事财务会计活动的过程中,将会计准则中包含的价值理念移植入企业价值理念体系,构成企业价值观的一部分。进而在此价值观念体系的指引下,从事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和企业核心目标的经营管理活动。

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将从披露内容方面促进企业对外报送的财务信息与企业的价值理念和核心目标实现同步和一致。如资产负债表和报表附注中对于开发支出的披露,一方面反映了企业研发投入形成的、未来能够为企业带来切实收益的资产价值;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企业为形成长期核心竞争力所做的努力。

(二)企业信息披露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

从微观层面来看,财务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影响企业内部资本的配置效率,Bushman和Smith(2001)就曾总结会计信息影响经济绩效的三条路径,其一就是提高管理者和投资者识别价值创造机会的能力,更准确地将资本配置到最有价值的项目。

从宏观层面来看,资本市场上广大投资者对企业的评价和认可决定了资金的流向,即实现市场的资本的配置。企业对外提供的信息又是投资者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因此,在会计准则变革前后,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变化将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上资源的配置效率。

(1)投资者保护的起点———企业信息披露。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不断健全、完善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从投资者素质和理性决策行为比重的不断提高,到市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法律的持续改进;从信息获取渠道的日益丰富和拓展,到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投入,要求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保护体系,特别是事前保护要更加充分和有效。对于投资者利益最显而易见的侵害就是资本市场上存在的较低的资本配置效率。较差的市场信息环境将带来投资者价值判断失误,使资金从更具潜力和内在价值的企业和投资项目抽离,转而流向损害价值的个体,导致资本的投资收益难以实现,一些企业的信息造假行为甚至能够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扰乱资本市场秩序。

2005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对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状况进行评价,其采用的“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状况评价指标体系”中,“信息披露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程度”为核心的主指标,强调了信息披露对投资者事前保护的重要性。企业对外报送的财务报告是投资者最主要的一个信息来源,既说明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也包含治理信息、关联方关系的披露等大量的非财务信息。由于准则规范和经审计师审计,与企业重大事项披露和日常公告相比,信息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完整性更强。因此,提高企业财务报告信息披露的质量能够促进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优化。良好的信息环境意味着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成本较低,信息的及时性、可靠性、相关性、可比性较强,更有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决策。

(2)投资者保护的中间环节———市场信息效率。仅信息环境的改善不足以促进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还需要市场拥有高效、稳健、准确的价值发现程序。这就要求投资者能够充分利用包括财务报告在内的各种信息,区分信息真伪、评定信息价值、归纳信息用途,并最终做出判断。市场信息效率受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一为市场信息环境,由充斥在资本市场中的纷繁复杂的信息构成,同时,信息环境的优劣也取决于信息在市场中的传递模式、渠道、速度和质量。会计准则变革影响下的企业财务行为决定了对外报送的信息,也影响了资本市场信息总量中相当大比重的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和数量。市场、行业层面的信息以及企业层面的特质信息构成了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而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关键是识别其中的行业以及企业层面的价值相关信息,减少非价值相关信息带来的干扰。

各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目标都是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市场信息环境、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投资者知识结构、认知和从众心理等各方面的差异,各国的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就存在明显区别。Morcket al.(2000)指出,作为经济信息处理器的股票市场,不发达经济体国家的股票市场的有用性要弱于发达经济体国家,其中“市场有用性”也即市场配置有限资本的能力。

(3)投资者保护的市场基础———资本配置效率。在这样一条影响路径上,由会计准则变革带来的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加资本市场上有效信息的含量,减少信息冗余给投资者决策带来的误导和干扰,从而改善信息环境,促进市场的合理定价。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决定了投资者对优劣融资主体的区分是否正确客观,能否将有限的社会资金配置给优质企业和优质项目。而投资者利益保障的基础是防止内部人创造财务信息的虚假繁荣,进行低效率和损害价值的投资,以侵占投资者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能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以确保投资者财富的保值增值。

四、研究启示

一国投资者保护体系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行政监管和市场监督,建立健全的投资者保护法,同时也需要全体投资者增加财务知识,加强风险意识,减少盲目投资,积极维护自身权益。而每一次会计准则变革都将从价值理念、政策导向到核心目标,对企业经营管理行为形成深层次的影响。从技术操作层面来看,会计准则变革是对旧的企业财务信息处理方式的调整、改变,抑或颠覆。但仅从这个层面理解准则变革的影响则严重轻视了其对企业、资本市场以及更广泛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张先治等,2013)。

会计准则服务于一国资本市场对企业信息的需求,就首先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准则变革需要走一条国际持续趋同,但具有本国特色的稳健发展之路。在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匹配度不够时,新准则实施就很难到达预期效果。当前国内外研究对会计准则在信息环境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尤其是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并没有取得支持本文观点充分有力证据。我们认为,采用不同会计准则的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在实证研究中表现得差异不显著,甚至与假设相反的原因,并不是会计准则对信息效率和投资者保护无影响。而是因为各国即使采用相同的准则,经济和相关法律、监管的差异也会导致准则实施过程中违背设计和规范的初衷,并未获得应有的管理和治理效果。

因此,保护投资者利益是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有序的重要环节,而信息又直接决定交易的公平和透明。会计准则的每一次变革不仅将直接影响企业对信息的处理,而是将更加长期和巨大的改变嵌入企业内部。准则变革后,一些企业迎合准则理念,走创新发展之路,将被投资者认可,获得更多资源;而另一些企业暴露了问题,如不积极纠正则将被市场逐步淘汰。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能够在更优的信息环境下得到充分发挥。

摘要：本文在投资者保护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会计准则变革改善信息效率的路径,以及如何实现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最终目标。文章以会计准则变革过程中价值理念、政策导向以及核心目标的变化为切入点,探讨财务信息披露的制度保障问题,进而沿“制度变革、企业信息披露行为、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投资者价值发现”的影响路径深入分析会计准则变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提出我国企业、制度制定者和资本市场在适应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过程中能够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社会资本配置效率所做出的改善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