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

农民理性（共7篇）

农民理性 篇1

一、农民工的概念界定

农民工, 通常也叫民工、外来工、外来劳务工, 这个词汇最早出现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农民工”这一词目, 只有对“民工”的解释, 即“1.在政府动员和号召下参与修筑公路、堤坝或帮助军队运输等工作的人。2.指到城市打工的农民。”今天我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者。而“民工”的概念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存在, 只是这一词汇的内涵在今天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学术界, 对农民工的概念界定迄今为止没有明确的、公认的说法。笔者认为, 农民工特指改革开放后, “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界定农民工:一是职业。农民工以非农工作为主要职业, 他们的绝大部分劳动时间花在非农活动上, 他们的主要收入也来自非农活动;二是身份。尽管他们是非农从业者, 但他们的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与具有非农户籍身份的人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三是劳动关系。农民工属于被雇佣者, 雇佣他们的, 可以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或外企老板, 也可以是国有单位或集体单位, 其他拥有农业户口身份、从事非农活动、但不被他人雇佣的人不属于农民工, 而应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四是地域。即他们来自农村, 是农村人口。

从语义学的角度看, 农民工实质是工人, 而不是农民。从词汇本身的角度来说, 农民工这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还或明或暗地隐含着一种身份性歧视。回首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各界还出现了诸如“盲流”、“打工仔”、“打工妹”、“边缘人”、“边缘群体”、“双重边缘人”等带有歧视性的、不和谐的概念, 这些概念也非常形象地表现出了农民进行职业和身份转化的制度性约束和身份性困境。至于“农民工”或“民工”这个称谓是否过时, 我以为要靠历史来检验。更为关键的是, 社会进步的标志并不是取消“农民工”或“民工”称谓, 而是让农民工和城里人一样享有公正的待遇。如果能够不断从体制调整和制度革新上取消歧视性待遇, 使进城农民亲身感受到自己作为国家公民的地位, 取不取消“农民工”或“民工”称谓事实上显得没什么意义。正确认识农民工的概念, 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何为“农民”

农民工是由农民发展而来的, 支配农民发展的矛盾, 最终推动了农民工的产生;同时, 农民工保留了农民的户籍身份, 对农民户籍身份不了解, 就不可能真正懂得农民工。无论历史上还是逻辑上, 农民都是农民工的前导性概念。

农民是一个颇有争议和难以确定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农民”的解释为:“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中国古代文献也基本这样认为, 如:“辟土殖谷曰农”, “农, 耕人也”, 等等。可见在古人的概念里, 农民特指耕田种地的人。以前把捕鱼、打猎、采樵也视为农业的范围, 因此, 渔夫、猎手、樵夫也可以看作为农民。除了这些, 既种田又兼营商业或手工业, 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人, 也不能排除在农民之外。有一些农业经营者, 既自己下田干活, 又雇工劳作, 或者不雇工而出租土地, 这类人以前称作为“上农”, 土地改革时称之为“富农”, 也应该属于农民的范畴。总之, 一切与耕种土地、与农业生产有关系, 而又不是以其他职业或身份作为本人及家庭主要生活来源的人, 都属于农民范畴。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 农民的经济收入、文化程度、都有了很大提高。就整体而言, 现阶段的农民既不是传统概念中的“旧式农民”, 也不是同发展经济的要求相适应的那种“新型农民”, 而是正处于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演变过渡过程中的农民。它有三重涵义:一是职业的农民, 是指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 并长期和专门从事农 (林、牧、副、渔) 业的生产劳动者;二是阶级的农民, 或者说是社会形态的反映———社会形态中的农民;三是户籍身份的农民, 是新中国户籍中确认的一种身份。显然, 我国农民目前仍然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农民身份者, 这一事实比我国有大量人口实际上在田间劳作一事更深刻地体现了我国目前的不发达状态。如今的“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与“离土不离乡”等现象都与农民改了职业却改不了身份这一事实有着逻辑联系。

在西方学术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展开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农民定义大争论。国际上权威的工具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农民”词条也困惑地写道:“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给农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造成这么多困难。”在当代发达国家, 农民 (farm er) 完全是个职业概念, 指的就是经营农场、农业 (farm) 的人。这个概念与渔民 (fisher) 、工匠 (artisan) 、商人 (m erchant) 等职业并列, 在法律上他们都是市民 (西语中公民、市民为同一词) , 只不过从事的职业有别。然而在许多不发达社会, 农民一般不被称为“farm er”而被视作“peasant”。无论在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 人们谈到农民时想到的都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 而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或准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区乃至社会的组织方式, 一种文化模式乃至心理结构。

(二) 何为“工人”?

农民工从实际职业上讲是工人, 具有工人阶级的典型特征。我国的产业工人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 开始在沿海一些地区开办新式工厂, 我国由此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办, 我国出现了另一批产业工人。到了70年代以后, 我国商人开始在上海等地创办现代工业, 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产业工人人数的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由于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场, 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工人阶级队伍也因而得到发展壮大。到1919年, 我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人左右。

《现代汉语词典》对“工人”的解释为:“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劳动者 (多指体力劳动者) 。”到新中国成立前, 我国工人的内涵和外延与这个定义都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 我国工人的内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 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已不复存在, 而且是因为工人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国工人从“无产”变为“有产”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 我国工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也处于领导的地位。笔者认为, 工人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集中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在上层建筑处于领导和主导地位的劳动者。

(三) 何为“流动人口”

农民工、流动人口等概念经常被人们混淆使用。流动人口 (floating population) 现象在我国实际上早已存在。根据有关资料, 早在民国时期, 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1月颁布的《户籍法》 (修订版) 中, 就明确提出和使用了相对于常住人口的“流动人口”的名词, 并对它作了必要的界定, 规定了登记的办法。建国以后, 我国政府也多次使用过“流动人口”的名词概念。目前学术界对流动人口概念有许多表述, 对它的外延范围有异议。根据我国国情, 流动人口是指离开了常住户籍所在地、跨越了一定的行政辖区范围、在某一地区暂住、滞留、活动, 并在一定时间内返回其常住地的人口。我国流动人口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一大突出的社会问题以来, 引起了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关注。

三、破除农民工问题必须坚持的四大原则

(一) 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

破解农民工问题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最基本的国情, 也是中国农民工问题存在的最根本原因以及农民工问题解决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破解农民工问题不能从书本、从主观愿望出发, 而应从实践出发。要充分尊重农民工物质利益和首创精神, 树立群众观点, 走群众路线, 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汲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把维护农民工根本利益作为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效果如何, 不能口头争论, 也不能靠某种权威来评判, 而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 “拿事实来说话”。

(二) 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要激发社会活力

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要坚决破除各种障碍, 激发农民工的创造性活力, 使农民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 创造活动得到支持, 创造才能得到发挥, 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要在全社会形成这样一种氛围, 即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市民, 不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 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 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形成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社会环境。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必然要触及一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 这就要求我们要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注重激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人民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政策上促进、制度上保证全社会创造活力的充分发挥。

(三) 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要体现社会公正

长期以来, 由于体制、政策等方面缺陷和漏洞, 导致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逐渐扩大, 农民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益都受到严重侵害, 影响了我国社会的稳定。破解农民工问题, 要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赋予农民工国民待遇。围绕给予农民工最基本的国民待遇这一点来设计政策, 是目前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根本出路。国民待遇是每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 包括生存权、受教育权、就业权、迁移权、社会保障权、政治参与权等。

(四) 破解中国农民工问题要坚持循序渐进

破解农民工问题必定要触及深层次的体制矛盾,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不能一蹴而就。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 形成“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制定模式。无论是工作重点、工作思路, 还是工作步骤、工作方法等方面, 都需要统筹兼顾、科学谋划、精心把握, 可采取“搞好试点、树立典型、积累经验、完善政策、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有些农民工问题是亟待解决的而且已经具备解决的条件, 有些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还不具备条件、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时机。由于农民工构成的复杂性, 对于不同的农民工群体, 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也不相同, 应当根据农民工的需求与目前的条件, 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解决。如果我们“步子太大”, 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农民理性 篇2

关键词：农民工；廉租房；政策；合理性

一、政策内容回顾

2004年初，长沙市政府把为进城农民工兴建廉租房作为为百姓办的八件实事之一，计划3年内在东、南、西、北四个城郊结合部建设20万平方米的农民工廉租房。

入住条件：人住廉租房的农民工必须月均收入在800元以下、在市区无自有房屋、被用工单位录用在岗1年以上且劳动合同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二、目标层级构成

长沙市政府出台的农民工廉租房政策主要有四个目标层级。首先，采用兴建廉租房的方式吸纳社会竞争力较低、住房情况较差的农民工人住，着力解决农民工的住房状况。其次，利用财政和政府干预改善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再次，用相对公平正义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维持社会各阶层的秩序，保障社会稳定。最后，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工业发展、城市化进程和社会进步。

三、合理性分析

1改善农民工居住状况

国务院研究室的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近30年，劳动力流动对GDP贡献率达21％。《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数目庞大，大约有2亿左右。但是作为有一个对社会建设有卓越贡献的庞大群体，农民工的住房条件却一直不容乐观。农民工主要居住在集体宿舍、工地、出租屋一类相对简单的处所，其住房本身的条件较差，周边配套基础设施也比较缺乏。相比城镇居民享有的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政府购房补助等住房保障，农民工群体享有的住房保障微乎其微。从农民工购房能力不够、购房意愿不强但住房需求大、承租能力低的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廉租房政策，无疑是一个既能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又不过多增加其负担的两全之策。

但是，从改善农民工居住状况来看，长沙市农民工廉租房政策的制定并没有从农民工的实际因素出发，其入住条件也过于僵化缺乏弹性，从实施层面考量不够合理。首先，廉租房的选址位于东、南、西、北四个城郊结合部，大大提高了农民工的交通成本，必然会导致忽略生活质量注重经济收益的农民工群体放弃选择廉租房。其次，廉租房的入住门槛过高，造成农民工对廉租房只能是“可望不可及”。“收入为800元以下(后来因为入住农民工太少，调整至1200以下)”这样的设计在今天的实践未免太低，“被用工单位录用在岗一年以上且劳动合同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农民工合法用工一直是个难题，正式签合同的就更少了，要求有劳动合同会大大降低农民工人住廉租房的期望，同时，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增加了人住程序的复杂程度。

2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中，政府“在农民工权益与社会其他团体利益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牺牲农民工的利益”已成为一种惯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逐步制定惠及农民工群体的政策，符合罗尔斯主张的正义原则即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也有利于唤回农民工的公平感和价值感。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将财政从造成大量二次购房的经济适用房政策转移到给农民工提供租房的廉租房政策也具有较大的边际收益。因此，其财政的使用和政策对象的确立都是合理的，有建设性的。

但不能忽略的是，政策细节的设计(如前文所析)，却使吸纳农民工入住陷入各种各样的困境。廉租房若不能尽其用，闲置的可能性也不大，管理方势必要将廉租房投入其他使用获取收益来平衡各种管理成本和价值损失。事实证明，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情况也的确如此。长沙市政府为农民工修建的廉租房江南公寓只有不到5％为农民工所住，其中有三栋楼被长房集团出售，还有某些楼栋被出租作为学生公寓。若为农民工兴建的廉租房最终却未能被农民工使用，政策结果就悖离了政策的初衷，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意义也就趋于崩解，不仅没有照顾到农民工的住房均等，反而为某些业主利用国有资产创造了营利的空间，更大程度上加重了“马太效应”，增加贫富差距。

3保障社会稳定

农民工在城市中打拼，因其外来人员身份、受教育程度不高、利益诉求途径缺乏等让其在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处于弱势地位，对城市没有亲近感和归属感。但是无法从城市中取得亲近感和归属感的弱势群体却容易从身份背景、经历、职业、奋斗目标相同的相似群体中获取一种平等和自由。因此，长沙市农民工廉租房的聚居模式能让在城市各区各地工作的务工人员有一个公共归宿，有助于农民工群体找到情感归属和安全感，排解其在城市中生存的压力、不公平感等等。只要社会不平等仍然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客观存在，群体意识、群体需要和群体利益就一直会是各社会群体追求的目标，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尤其如此。在这一层面上，农民工廉租房政策有助于社会稳定。

然而，在工作单位或与当地市民交往的过程中，外来务工人员如果受到了不满意的对待，将之诉诸于群体帮助，那么这个聚居的农民工群体将很可能成为某一场动乱的策源地或暴力活动的发祥地，变成城市中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在其政策目标中保障社会稳定这一层级，政策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和失效。

4推进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

城市化进程受到许多方面的影响，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并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第二阶段是迁移劳动力中的成功者在“乐业”之后寻求“安居”，在迁入地居住下来。农村人口只有顺利地走完以上两个过程，才能实现人口城市化。因此，廉租房政策以解决城市中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为起点，形成“安居”状态，用“有所居”来形成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推动城市化进程有其合理性。

但政策中将廉租房建在城效结合部虽顾及了政府的经济理性，其聚居模式却造成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人群的隔离，相悖于通过廉租房政策对农村人口的内拉力。城市化进程要求农村人口城市化，但农村人口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这样一种户籍身份的转变，更多的是农村人口，尤其是有半城市人民身份的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在一种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等各方位的城市化转变。“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指个人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农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文化移民的形成，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但是，仅建筑在城效结合部的聚居式农民工廉租房，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很少，彼此之间的融合困难，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就越少。农民工很难通过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人际互动培养起城市文明所需要的现代思维和意识，产生主人翁意识和对城市社区的归属感，从而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也难以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

四、结语

浅论我国农民经济理性的存在 篇3

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城市的发展, 很多农民对新技术的运用持观望态度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我国整体市场化进程和农业的市场化反差太大, 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高, 农民更多按照自身需要而不是市场来决定生产决策。而且虽然农业收入只占农民收入的小部分, 但是大部分农民还是不愿放弃土地, 而是将土地抛荒。于是在市场化经济发展的年代, 农民的非经济理性行为的指责又开始了。

其实关于农民非经济理性的观点早就存在了, 虽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三农”问题被关注后, 农民似乎脱离了传统农节俭和勤劳的形象, 如一方面土地的稀缺, 另一方面却撂荒土地。因此根据我国农民的行为和市场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的研究来分析农民这种表面上非经济理性行为十分必要。

二、经济理性的概念的提出

人们通常以更狭窄、更严格的方式来定义理性, 理性选择可归纳为三种互相区别的规范含义: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选择的内在一致性是将选择与选择比较, 而不是与目标、价值、偏好或其他非选择变量比较。自利最大化是能促进个人私利最大化的方案, 它和一般最大化一样涉及某些外在于选择行为的事物, 如目标、目的和价值。在经济学中, 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说, 即理性经济人: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抽象, 抽象出来的特征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 力图以自己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这样的基本分析方法大大简化了经济学模型的研究, 只涉及了自利最大化的问题。但是其也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 自利最大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经济理性。

三、我国农民的非经济理性分析

本文分析了经济理性的含义后, 在我国特殊的环境下来看看我国农民是否存在经济理性。以湖北仙桃某村修路事件为例, 政府已经花钱将镇政府到乡村路口的公路建设完毕, 该村的几户居民可以出钱把村口到村里的路修好, 这样可以花很少的边际成本, 但是居民却没有去修路。作为一个正常的理性经济人, 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够被理解的。因为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法花一个很小的边际成本可以得到一个高于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 也就是交通的便利等。可是农民为什么没有去修路呢?是不是他们是非理性的?

实际上农民没有修路是存在着一个对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法, 虽然在经济理论上修路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但是在农民看来修路的预期边际收益未必大于边际成本。影响其预期边际收益的因素有:

1. 人口的流动性:

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则随着城市化的进程, 来自城市的工业开始大量吸收农业部分的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口转移的可能性就影响了他们对收益的判断, 这已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住所。如果有人选择修路, 他如果转移到城市工业部分, 他的边际收益则小于边际成本。

2. 信息的不完全:

随着经济的发展, 农村没有完全的信息化, 农民的意识还没有增强。他们受固有观念的影响深厚。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非农思想的引入可以改变那些生存理性战胜经济理性的农民。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 农民更期望得到实在的收益, 他们对预期收益不明确。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这是由于人口流动性和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农民非经济理性行为, 也可以说是一种条件影响下的经济理性。又如贺雪峰因在荆门农村调查:一个村民组的农民只需每亩交10元钱到泵站抽水, 就可以将全组的农田灌溉一遍, 确保全年的稻谷丰收。然而, 有个别农民拒不交纳抽水费。结果钱收不上来, 水抽不成, 庄稼等着旱死。这种不交抽水费使粮食减产, 由成本—收益分析法, 抽水的成本是10元, 而不抽水减产的损失按照村民提供的减产20%的数据, 按每亩1500斤来计算大概减少150元的收入。因此抽水的收益显然大于成本, 但是农民却没有这样做。

根据调查, 农民不交抽水费是因为个别水田在抽水渠旁边的搭便车行为。农民的这种不按照自己得到的好处来计算收益, 而是不能让别人在自己的行为上得到好处的行为显然不是理性经济人行为。但是村民利用减产的损失来惩罚搭便车行为, 也是一种维护共同利益的公正。因为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 这种不合作也是给搭便车人的一种约束, 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优理性。

同时由于土地长期的稳定关系, 农民不能通过经常性的调整土地来解决农民在水利灌溉上的合作难题, 这也是某些外在的制度安排、政策导致农民做出这样的反映, 是外在因素干预下的非经济理性。

以上的两个事例都总结出农民的非经济理性行为其实是条件影响下的经济理性行为, 它可能受人口流动、市场信息不完全、缺乏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以及文化观点和传统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也可以说, 这是一种农民在特殊背景下的条件经济理性行为。

四、我国农民的条件经济理性行为

在我国农村, 大部分农民面临这不成熟的要素投入和产出市场, 这不符合舒尔茨提出的最大化行为假说的农民面临的市场和信息都是完全的前提条件, 还有他们只是部分参与这个市场。因此农民行为只是一种条件最大化行为, 也就是条件经济行为, 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所狭隘定义的自利最大化行为。

我国农民的市场环境影响因素有:

1. 不完全信息

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城市来说还比较落后, 而且交通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 信息化的程度也不高, 这样就造成了市场信息的流通不畅和不完全信息市场环境的形成。因此在很多农村地区, 农民面对着很多不同价格的同一种生产要素, 产生了价格的区域性差异。

2. 不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

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比较长和对自然环境依赖度比较高的特点, 因为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如果农民自行进行生产决策, 没有很好的农村金融市场提供融资和保险的情况下, 农民会首先考虑满足自己基本生活保障, 不敢冒险生产, 规避可能造成的风险。

因此农民的最大化行为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 比如说收入不确定, 为保证生活保障不追求自利最大化;农民面临市场的不完全和不稳定的风险又缺乏金融机制, 所以农民在进行生产决策时必须首先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文化观点以及社会农村制度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民的决策行为等等。只有考虑了农村市场环境的特殊性对农民行为造成的约束, 对农民经济理性的分析才是有意义的。

五、结论

本文在讨论了中国农民经济理性, 通过实证说明农民经济理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并不是非经济理性, 而是一种条件经济理性。关于中国农民理性的争论观点现在依然存在, 本文的角度只是从农民的理性行为和影响因素出发, 但是还可以拓展。一方面从农民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解释农民经过外部刺激以后的经济理性行为, 另一方面城中村的出现表明农民充分利用土地价值的经济理性行为。对于影响这些农民经济理性的条件可能更多, 也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引导来消除一些, 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摘要：农民在我国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多, 如此大的农民数目在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做出了贡献的同时, 农民的思想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转变呢?中国农民受传统文化和小农自然经济影响似乎呈现非理性的特征。本文就当前中国农民是否存在经济理性的争论入手, 通过案例分析说明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的存在, 即条件经济理性, 并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经济理性,成本-收益分析,条件理性

参考文献

[1]A·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译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2]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4]秦晖:传统与当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心理反应——也谈所谓“农民理性”问题[J].战略与管理, 1996. (2)

农民工人参加社会保险与理性选择 篇4

农民工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适应特定国情的新的具有过渡性的特殊群体, 游离在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农民工已经脱离了土地, 主要以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作, 获得日常生活的收入来源, 这样就丧失了农民的基本属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在逐步把农村人口、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纳入到专业化、社会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过程中, 具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 农民工人的参保率低、退保率高成为普遍现象

目前仅有几个大城市为农民工实施了社会养老保险, 如北京市于2001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北京市农民工人养老保险暂行办法》。但从各城市的制度推行情况来看, 因农民工对此认可度低, 导致退保成为一种潮流。2010年, 上海的来自于全国各地外来人口超过897万, 到9月底, 全市已经有205.9万外来从业人员参加了综合保险, 参保的农民工人只占外来劳动力总数的23%。

(二) 农民工对医疗保险可望不可求

农村富余劳动力群体大多以青壮年为主, 进城务工难免生病, 面对高昂的医药费用, 对贫困的没有足够的医疗经费或相关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农民工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基本上属于自费医疗。有调查表明, 在外出期间, 有36.4%的农民工人生过病, 甚至多次生病。有59.3%的人生病以后因年轻, 体质好, 没有花钱看病, 硬挺过来的;另外40.7%的人不得不花钱看病, 但看病支出绝大部分是自费, 用人单位为他们支付的不足实际看病费的1/12。 (1)

(三) 工伤保险待遇很难得到支付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 截至2011年底, 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17696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1535万人, 其中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6828万人, 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发布农民工总量超2.5亿人, 以此数据推算, 全国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比率也只有近27%。在全国每年所发生的数万起工伤事故中, 农民工人工伤的比例高达40%以上, 而农民工人们真正得到补偿和救助的比例还不到5%。 (2)

二、农民工人对参加社会保险的理性选择

农民工人对参加社会保险是以获得经济效益即收益最大化作为完全理性选择的前提, 但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耶认为, 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 他们并非单纯追求经济收入, 而是具有社会需求和心理需求, 工人们期望在群体中获得友情, 归属感和安全感, 受感情、价值观及政治文化的影响, 可能会改变农民工人对选择参加社会保险项目的偏向和目的, 有限理性成为其行为的基础。

(一) 农民工人对参加社会保险的完全理性选择

首先, 获得工资收入是农民工人的理性选择行为的基本依据。在市场经济中, 需求决定供给, 而在政府准公共品—农民工社会保障, 城市农民工人自身对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形成“有效需求”。由于农民工都来自于农村, 受教育程度较低, 几乎承担了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脏、累差的活, 工作环境差, 收入微薄, 缺乏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为社会问题。尽管城市的农民工人遭受着各种不平等待遇和歧视, 但因对眼前工作收入比较满意以及受传统家庭保障观念影响, 对于企业是否为自己缴纳各种保险费的要求比较低, 农民工参保意识比较淡薄。然而, 由于从事行业性质不同, 所面临的各种生活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他们对参加保险的客观需求是从在的, 关键问题是他们的“支付能力” (缴费能力、承受失业压力的能力等) 不足尚未形成对社会保障的“有效需求”, 农民工务工收入低, 除去满足家庭的日常开支外, 积累有限。

其次, 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较低的待遇并不能有效地刺激其投保的需求愿望。虽然, 目前部分地区已建立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 但其待遇均比城镇居民基本保险低, 如上海的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规定, 参保人员退休后只能一次性领取养老补贴, 《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也规定农民工达到国家规定的养老年龄, 享受一次性养老待遇。按照这一保障水平, 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落实, 即使能够在移入地享受到养老金或老年补贴, 其生活水平也较低。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 仍然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所制定的政策, 不但不能解决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 而且还把城乡二元结构移植到城市, 移植到新的工业化成果中来, 这实质上是一种歧视性政策, 很容易给外来务工人员带来自卑心理反应,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工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强烈需求, 对今后社会保障的发展不利。

最后, 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家庭保障具有社会保障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作为人们最终的归属地, 不仅在物质上给予部分满足, 更重要的是在精神给予安慰, 这种保障主要依靠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成员共同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行为, “养儿防老”就成为农民的希望。同时普遍存在于邻里街坊之间的互相帮助、扶持、慰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也构成家庭之间非正式的赎回保障网络, 这也是中国农村传统保障的一大特色。让·德雷兹、阿马蒂亚·森认为:由于面对着不稳定的环境, 农村社区常常发展出一系列复杂的制度与策略来减少或解决他们生活中的不安全, 如共生性交换、互惠性赠送等, 这些可称之为“非正规的保障安全系统”。 (3) 詹姆斯·C·斯科特则称之为“制度化的互惠模式”, 他认为越是接近生存边缘线的家庭, 对风险的耐受性越小, 然而在村民间曾经形成一种互惠的共识, 他打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事实上, 亲友们帮助他, 正是因为有个心照不宣的关于互惠的共识;他们的帮助就像在银行存款一样, 以便有朝一日需要帮助时能得到兑付。” (4) 这样, 基于对最低限度保障的需要, 村民间进行的互助、互惠行为, 被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 (主要是源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习俗规范, 与布尔迪厄所讨论的“惯习”意义相似) 的互惠模式。

(二) 农民工人对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限理性选择

1. 委托代理关系对农民工人参加社会保险的理性选择的影响。

从社保基金筹集到委托投资管理中, 投保人将个人由国家强制缴纳的社保基金交给社保基金会管理, 这就实现了社保基金一级委托代理关系, 即投保人 (委托人) 授权管理人 (代理人) 对社保基金进行投资运营管理。随着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逐渐扩大, 对相对分散参保人的管理难度也日益显现, 尤其是对参保人的资格确认、等级及关系的转接。投参保人有可能充分利用信息优势产生“搭便车”行为, 即道德风险, 以最少的缴费获得更多的收益。例如下岗职工在隐性就业的同时还领取失业保险金, 非低保户隐瞒自己的收入获得低保资格, 职工冒领医保金, 对于企业来讲, 为减少成本, 少缴社保金少报企业实际职工人数或工人实际工资总额, 这往往给社保基金筹集带来很多障碍, 造成一些个人和企业少缴、拒缴、漏缴及欠缴社会保险费得现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征缴社会保险费和支付待遇时, 为搜寻和充分掌握参保者的基本情况和信息付出高昂的成本, 不仅要投入财力, 还要投入一定的物力和人力。

2. 制度文化对农民工人选择社会保险的偏好和目的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权从最初的政治方面的权利, 发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因此, 建立农民工人社会保险制度是农民工人实现自身权利的需要。国家应该重视城市农民工人社会保险问题, 当其遇到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风险的情况下, 与城镇居民一样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待遇。党的十八大, 全国两会无一不把农民问题放在首位。国家为缓解农村土地经营收入微薄及抗自然灾害风险, 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战略, 来解决农民温饱问题, 改变传统的依靠土地保障的政策选择。

三、农民工人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参加社会保险中, 完全理性与不完全理性选择对农民工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 路径选择是发展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较缓慢除了受我国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影响, 还受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制约, 所谓“路径依赖”理论即为一种制度一旦形成, 是否有效, 都会影响以后的制度选择。渐进式道路从总体上符合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基本国情, 也符合我国整个改革事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要求, 但是此种道路的选择阻碍了制度的创新。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实状况, 应按当地经济水平逐步推进, 具备条件的城镇社区优先发展, 在坚持渐进式道路的同时实现制度创新, 保障制度的设计与其他各项改革相适应, 合理优化配置资源, 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建设, 是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人的合法权益的基础, 也是保障社会福利制度顺利实施的手段。

(二) 农民工人控制经济资源数量和质量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推动力

农民工人较低的收入很难支付缴费标准较高的各种社会保险, 同时面对新的职业风险和社会风险, 他们对参加社会保障的诉求也日益加强。因而, 物质资源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最大障碍, 提高农民工人的劳动报酬—货币性收入, 增加物质资源的数量和种类,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支付各种社会保险费的能力。政府、企业或社会组织应拓宽农民工人获得信息的渠道, 丰富信息内容, 提高信息资源的质量, 帮助农民工人寻找到最优职业, 而非次优职业。劳动者所具备人力资源决定着是否能够获得更完善的社会保险待遇, 或者是顺利地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 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2010年1月6日, 全球消除贫困联盟 (GCAP) 在北京发布《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再就业及创业扶持政策调研报告》, 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农民工群体在我国已经出现且开始占据一定比例, 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有上升趋势。

(三) 社会资源的整合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提供网络支持

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时指出中国人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差距格局”特点, 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源的特性尤为明显。现阶段, 我国对于农民工人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架主要建立在政府、企业、工会及社区等正式社会网络和以业缘、血缘关系为主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基础上的。由企业、国家、劳动者三方组成的工会, 可以与雇主谈判工资薪水、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等, 充分发挥其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的职能。同时,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社区、街道组织、非正式社会网络和其他社会关系在农民工人参加社会保险方面的作用。

因此, 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是体现效率与公平的需要, 政策制定者应该更注重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 建立针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险体系, 做到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注释

1李强:《关于进城农民的“非正规就业”问题》, 《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6期。

2数据来源于2003年新华网报道。

3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著, 苏雷译, 饥饿与公共行为[M], 第75-76页,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农民理性 篇5

关键词：儒家道德,农民思想道德,新农村建设

一国文化、思想的进步会对本国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 在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发展过程中, 一直被统治阶级奉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儒家的“仁义”、“孝悌”、“忠恕”、“诚信”、“礼让”的思想更是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农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新形势下, 批判地继承儒家道德的精华及合理成分, 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加强新农村农民道德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随着西方思想的介入, 以及对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放松,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 农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 农民的道德不再封闭开始变得开放, 道德不再是以前的一元性开始变得多元性。因此, 结合我国当前农村的发展现状, 结合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求, 按照“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原则对儒家道德思想批判地继承发扬, 对于培养农民思想道德显得尤为必要。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思想道德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道德标准下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受商品交换法则的影响, 部分农民巧取豪夺, 非法谋利。农民义利观、得失观、荣辱观、是非观开始变得畸形。农民价值取向功利化, 头脑中被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精神垃圾所占领。社会上出现了不尊老、不敬老、家庭关系不和谐、买卖缺乏诚信的现象。

2、精神世界空虚, 封建迷信活动持续

农民群众没有很好的精神文明状态, 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 生活富裕之后开始赌博酗酒, 甚至把赌博当成娱乐活动, 赌资巨大。暴富后挥霍无度、醉生梦死。在一些村镇, 各类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 看风水、请算命、找巫婆, 大寺小庙香烟缭绕, 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状况令人堪忧。

3、人际关系疏远, 干群关系不甚融洽

部分农民集体主义观念淡薄, 相反形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思想, 引起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增多。农民和政府之间缺乏相互沟通、缺乏信任, 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 农民与政府之间对立情绪较大。

以上这些突出问题都与新型农民的道德要求不相适应, 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速度的快慢和效果的好坏, 关系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

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在新形势新条件下, 及时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相适应。

众所周知道德教育有利于人们保持仁爱之心, 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加强道德责任感和义务感, 增强为社会做贡献的自觉性。

而儒家道德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对稳固个人道德操守、支持社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善于汲取儒家道德文化中能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有益部分, 指导新农村新农民思想道德建设。

二、儒家道德对农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参考价值

1、汲取“仁义”的思想精华

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义”。首先, “仁义”是主体内在的意识, 内在的仁义具有伟大崇高的道德价值。其次, “仁义”的具体含义还是“爱人”, 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孔子的“仁义”兼顾各方利益, 讲究人际关系和谐。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儒家的理想, 是要把仁义的精神, 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周围的人, 爱所有的人, 爱宇宙万物。

农民群众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怀着“仁义”之心, 主动配合别人的工作, 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相互了解, 从而形成一个左邻右舍关系融洽, 干群关系和谐的仁爱的氛围。

2、倡导“诚信”的道德追求

儒家道德强调诚信为本的价值观。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 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 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此外, 儒家还认为, 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诚信是沟通人际关系, 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等等。

在社会生活中, 农民群众不但应该拥有“仁义”思想、而且要努力选择有益的价值, 妥善地处理好道德与利益的关系。

3、继承“孝悌”的合理内容

儒家的孝悌思想强调各守其道, 各安其分, 用孝悌来规范、协调家庭内部人际关系。孝悌道德的主要内容是兄友弟恭、父慈子孝, 在社会道德上占据崇高地位。事实证明浓厚的家族关系有利于稳定家庭关系, 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农民群众要善于汲取儒家孝悌思想的“尊老爱幼”、“赡养父母”、“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合理内容, 并躬行实现, 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 要把提升农民的道德素质与儒家思想道德文化结合起来。按照“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的原则, 既要继承发扬其为完善人们道德品德修身克己的高尚情操, 又要批判其桎梏人们思想的“三纲”“五常”等腐朽压抑人的观念。我们要把儒家的“德”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所应坚持的科学发展观、倡导的诚信价值观等高尚的道德品德完美结合。把儒家的“德”与助人为乐, 遵纪守法、文明礼貌、无私奉献、尊老爱幼等结合起来, 提升农民的道德素质。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 在道德方面要鼓励农民“不以恶小而为之, 不以善小而不为”, 从生活小事做起, 提升农民整体的道德形象。同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 要时刻把握农民道德建设的脉络, 坚持将儒家道德文化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提升农民思想道德素质, 使农村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小康, 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张岱年, 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张华春.儒家思想对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J].鄂州大学学报, 2011 (1) .

农民理性 篇6

1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定位的理性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如何定位, 这是我国社会界、经济界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必须要解决的认识问题。纵观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发展历程和现状, 这个问题回答已越来越清晰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当前的中国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经济组织形式, 这种认识无疑非常正确。

合作社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关注的一种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形式。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合作经济可以一段时期内与固有经济并存, 合作社有其独立的经济地位, 合作社内部可以存在雇佣关系, 但要加以限制, 对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小生产者, 不能采取此方式, 而要建立各种合作社使他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也曾经提出过关于“共耕社”、公社、农民协作社等设想, 并认为“合作政策实行成功, 就会使我们把小农经济发展起来, 并使小农经济易于在相当长时间内, 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初, 对个体经济的改造, 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运用。当时采取的合作社是弱势群体为了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 为应对个体经济的弱点, 应对自然灾害、社会重大灾难, 应对大生产与市场竞争而自愿组织起来, 以合作的方式谋求自我保护和发展的组织形式。这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形式。它强调自愿、民主、互助、互利, 强调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或共同经营, 共同劳动, 按股分红, 按劳分红等。这一阶段的认识, 可以说仍然把合作社看成是一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之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以人民公社 (劳动集体所有制) 的形式将合作社改造为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20世纪60~70年代主张以集体所有制取代合作社经济, 都应该可以认为是部分人对我国国情和合作社经济特点的不理解而造成的认知的误区, 即将“合作社”简单等同劳动集体所有制是不正确的。遵照前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解, 合作社的组织特点:以个人所有为基础, 以自愿为原则, 实行共有公营, 互助协作, 民主管理股主分红, 按劳取酬。其实, 集体所有制的组织特点:以共有为基础, 实行共有公营, 民主管理, 按劳取酬, 两者有质的区别。

20世纪70年代后期, 自我国农村实行以家庭为基础的联产责任制后, 开始出现了合作性质组织, 包括农村社区合作组织, 农村合作基金会, 农村股份合作企业和农村专业协会。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各种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纷纷出现。在城镇, 原有的集体企业也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 形成不同于股份制企业的集体企业等出现后, 可以看到合作社这一组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 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国家工业化道路中为工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一种途径, 提供既可调动劳动者积极性, 又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一种途径。为此, 国家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策略, 对合作社进行集体所有制改造, 逐步形成了现行社会可以接受的, 立法有根据的集体经济组织模式。而且这种模式,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更加明显了, 它可以表述为以个体为基础的股权或承包所有权、承包经营权 (十八大三中全会言) 为基础的公有制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模式。这里“承包所有权, 经营所有权”的提法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打下了坚定的法律基础, 也为1982年宪法, 1999年宪法修正案及党的十五大关于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劳动集体所有制经济作法律说明, 也是回归合作社本来特征, 即以个体为基础, 以自愿为原则, 实行共有公营, 互助协作, 民主管理股主分红, 按劳取酬。这一改变为深化改革过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打开更广阔的路径, 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 又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特色和国情现状,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可见,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经济组织形式, 这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公有制经济过程中又一大创新, 在现实中我们应大力发展。

2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理性分析

2.1 按劳分配不足, 按股分配显著, 异化合作社功能

从探讨合作社组织制度看, 现在宪法中确立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性质, 并不是坚守原来高度集中的集体经济制度模式, 而是还合作社本来的面目, 即:以个人所有为基础, 以自愿为原则, 实行共有公营, 互相协作, 民主管理, 股金分红, 按劳取酬。这与世界性的合作社共同话语也相同。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在为庆祝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100周年而召开第31届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声明》, 对于合作社定义和价值的表述为: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 通过联合拥有和民主控制, 满足他们的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联合体。自愿、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是合作社的基础, 这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的本质要求相符合。合作社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 必须坚持共同占有、互助合作、按劳取酬、股金分红、民主管理原则, 同时必须坚持“入社自愿, 退社自由”的原则。

从合作社现实情况看, 我国多数合作社从组织伊始, 就具有典型的“资本劳动”特征, 合作社内部存在资本集中和资本分散并行不悖的现象, 存在着资本控制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或具有“能人”“大户”领头特征, 存在着职位控制的现实性和垄断性。在存在资本控制, 领头垄断的合作社里, 普遍存在的“一股独大”“一股独权”现象, 直接影响合作社的盈余分配, 在一定程度异化合作社功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首先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比例返还且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相悖。据调查, 在合作社盈余分配上纯粹按照交易额返还的合作社仅占17.9%。此外农民在信息、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一般都处于劣势, 结果是资本控制者、寡头垄断者成为利益分割的主导者, 吞噬着农民在产业化过程应得到的利益, 违背合作社建立的初衷。

2.2 动机不纯, 利用合作社套利现象严重

在我国, 存在大量的以获取“非经常性的政府补助, 税费减免等政策性收益”为目的的合作社。这类合作社的发起人往往利用股权上的优势, 把政府补助按成员的持股比例量化, 甚至被变相转变为发起人的个人财产, 使非持股成员无法分割到政府政策性收益, 这对农民利益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

2.3 农民专业合作社文化建设缺乏, 对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产生制约作用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 但走上规模发展之路却是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全面实施后, 合作社虽蓬勃发展, 但其文化管理较为滞后。表现如下:

一是个体文化的负面影响。合作社成立初期主要依靠合作社带头人个人能力处理发展中的问题, 虽然依照法律规定合作社制定了较系统的规章制度, 明确合作社社员的职责, 但由于日常管理中管理者主观性、随意性较大, 使成员产生对合作社带头人的个人崇拜或恩怨, 加上组织相对松散, 使合作社文化无法对整个组织行为产生应有的规范和激励作用。

二是合作社成员文化水平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大多文化素质较低, 且受各种文化因素影响, 总体难以形成合力, 从而降低整体凝聚力, 制约可持续发展。据相关人员对浙江省75家合作社调查研究显示, 合作社中初中文化程度 (含未达到初中水平的人员) 占人员总数的35%, 高中文化程度 (含中职) 的人员占47%, 职高大专人员为11%, 本科以上的更少, 仅为7%。

三是懂经营懂技术人才缺乏。在信息化迅速发展的今天, 农民专业合作社网络人才相当缺乏。据尹飞等对浙江省75家合作社调查研究发现, 合作社对农产品种植和加工人才需求很旺, 各占总人数23%和25%, 对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才需求也比较大, 各占总人才需求比例的16%和11%。

3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再思考

3.1 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的宣传, 提升民众对合作社发展的支持度

现行宪法中确立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性质, 并不是坚守原来集体经济的制度模式, 而是还合作组织的本来特征。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施过程中, 一方面作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 必须坚持“ (生产资料) 共同所有、公共经营 (指承包权, 承包经营权) 、互助合作 (劳动、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作) 、民主管理”的原则, 另一方面由于合作社以个人所有为基础, 以自愿为原则, 所以在实施中必须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 允许公民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合作社。通过这些原则的宣传, 使公民真正理解自助、自律、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是合作社的价值基础,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在。

3.2 普及和提升广大社员的合作社知识

当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发生套利等现象, 从某种角度上看, 与农民对合作社知识了解不多有关, 如不知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 应视为本社财产, 要平均量化到每一个成员, 按比例划入成员财产或成为成员收益, 结果在实践中, 许多合作社的发起人却在分配过程中把政府财政补助按成员的持股比例量化, 成为大股东套利的工具, 直接损害了普通社员的利益, 而这种套利行为得以实现的根源, 还是普通社员缺乏对合作社基本知识的了解。

3.3 加强合作社文化建设, 促进合作社可持续发展

合作社文化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合作社生产的产品、生产经营、环境设计、包装设计、办公设施等。制度文化主要包括合作社的管理制度、理念、目标措施等。精神文化是合作社文化的核心, 包括技术管理理论、成员文化修养、人生观等。加强合作社文化建设,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它既需要管理者根据区域和合作社成员实际构建合作社核心价值观文化, 也需要管理者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提升自身人格修养和魅力。同时需要不断完善合作社文化管理制度, 特别要完善内部财务、营销等各项规章制度, 确保有章可循。相对合作社成员文化提升来说, 可以通过推进职业院校, 特别是通过农林类高职院校教育理念、课程设置等予以实现。

3.4 加强法制和法治建设

针对当前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发生套利、专权、分配不公等现象, 要加强法制建设, 在制定相关法律制度过程中要注意体现自助、自律、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的合作社价值基础。同时, 要注意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 形成浓厚的法治氛围。

摘要：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的理性分析, 阐述推进合作社健康持续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理性分析与对策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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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嘉玮.轮合作社的法律定位与制度重构[J].学术研究, 2008 (5) .

农民理性 篇7

小额贷款一般是指向穷人提供金融服务，最早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 (MohamedYunus) 开创。尤努斯最先尝试向孟加拉百姓提供金额非常小的或“微型”贷款，随后建立了著名的格莱珉 (Grameen) 银行。当前，小额贷款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消除贫困的有效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动力，使非常贫困的百姓，尤其是妇女，可以从事自主就业项目。过去，这些百姓被认为是不可能接受银行服务的，因为他们一般没有稳定的工作，不满足获得传统贷款的标准。小额贷款使他们获得收入，开始建立财富，并最终摆脱贫困。近年来，小额贷款发展速度惊人，一些小额贷款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起来。2009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拓展农村非农就业空间，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创业。”返乡农民工常年在外奔波闯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们中大多数人有很强的创业和再就业愿望。但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创业知识较缺乏、创业技能不高。这决定了他们创业再就业比较难。农民工创业再就业的体制障碍主要表现在金融服务严重缺失;政府创业就业培训不能适应和满足农民工的需求;缺乏切实有效务实的优惠政策。

二、小额贷款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现状

自1994年开始引进小额贷款以来，经过十七年的发展，小额贷款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试点到推广的过程，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严重的冲击, 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农村小额贷款市场却依然发展得如火如荼。中国小额贷款发展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农村民间借贷行为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农村金融服务不到位，金融抑制所造成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民可支配的个人收入较低，缺乏抵押物，往往被正规的金融机构排除在借款客户之外。因此，农户在急需资金时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农户小额贷款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它是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和信用程度，在核定的额度和期限内向农户发放的不需抵押担保的贷款，根据农户的生产周期确定不同的贷款期限，手续简便，利率优惠。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小额贷款近几年来发展较快，但由于起步时间短，发展还很不成熟，目前尚存诸多问题：

(1) 农户小额贷款与农户需求不相适应，贷款方式亟待创新

小额贷款以额小、灵活、简便深受众多农户的青睐。但随着农村经济结构深入调整，农村资金供求呈现出金额大、期限长、利率低等特点，目前不少地区的小额农户贷款已与农户需求不相适应，面临诸多瓶颈制约：一是贷款额度和贷款期限不尽合理，一定程度限制了农户小额贷款的发展;二是贷款的风险性高。农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小额贷款主要依赖借款人的信用作保证，个别农户信用意识淡薄，存在逃债、赖债等行为，致使贷款的风险性较高;三是贷款后管理缺失。农信社信贷人员偏少，而小额贷款具有点多、面广、零星分散、工作量大的特点，致使贷款后管理工作缺失。

(2) 农民贷款担保难

尽管国家政府对农民的扶持，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贷款机会，但担保难仍然制约着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调查显示，多数农民靠村干部、政府公务员的担保获得贷款。但这些对于需求量很大的小额贷款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地区开办了担保公司，担保公司为农民提供了担保的新途径，但是目前这类公司多数不为小额度的贷款进行担保，而且经过这个环节后利率又被升高，提高了贷款的门槛。

(3) 创业及小额扶贫等贷款需要进一步完善

小额贴息贷款开展时间较短，且该项贴息贷款每笔额度偏小(一般只有5000元以内，不超过30000元)，难以满足贷款户的需求，同时，由于受承贷主体自身知识水平和创业能力所限，他们在项目、市场、信息和技术上都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又缺少担保人，这些都是制约他们贷款难的原因。

(4) 农村信用工程创建缓慢，影响了小额农贷的发放工作

由于部分乡村集体经济收入有限，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的不良贷款较多，少数地方政府、司法部门打击恶意逃废债的力度不足，无法满足信用村镇的评定标准。另外，农村信用社贷款以农业为主，农民生产主要以传统的粮食、烟叶、食用菌生产为主，受自然气候影响较大，沉淀的贷款较多。个别信用社存在畏难情绪，没有积极主动地向当地政府汇报，加上认为小额信贷量小、笔数多、成本高，不愿意积极参与。

三、对返乡农民工创业再就业的小额贷款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小额贷款如果只限于对单个失业人员的扶持，作用比较有限。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再就业，必须依靠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增加对返乡农民工的吸纳能力，有效发挥小企业对创业再就业的辐射拉动作用。

第二，加强部门间密切协作，共同落实小额贷款政策。只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把各个部门(包括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这项工作才能取得新的成效。

第三，在努力发挥小额贷款政策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拓宽资金渠道，特别是要及时补充和扩大贷款担保基金，完善担保基金管理办法，有效解决返乡农民工创业再就业过程中的资金制约问题。

四、主要对策建议

（一）努力探索创新，稳步建立“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培训+信用社区建设”的有机联动机制

要努力放大和提高小额贷款拉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并积极推动银行小额贷款逐步向商业可持续的个人创业贷款平稳过渡，逐步实现银行用利率溢价覆盖贷款风险，稳步建立金融支持创业促就业的长效机制。

(二) 全面推广返乡农民工小额贷款，加大返乡农民工贷款比例及额度

各地要加大新增贷款份额比例用于发放返乡农民工贷款，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再就业解决资金难题。发放返乡农民工小额贷款，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根据需求者合理需要，扩大贷款使用范围，更好地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好金融服务，使其贷款需求基本得到解决。

（三）要创新抵押担保方式，使返乡农民工有更多的财产可用于抵押贷款

要进一步加强对信贷产品的创新力度，充分利用多种贷款方式和担保方式，为返乡农民工提供金融服务。要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创新和推广多种方式办理贷款业务，满足不同情况的资金需求，提供优质金融服务。

（四）改进工作作风，简化信贷手续

长期以来，信贷手续繁杂、信贷员服务质量不高是制约返乡农民工贷款的主要因素。为此，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不能以“请示”来推诿，以“调查”来敷衍，以“研究”来拖延，力争改进工作作风，简化信贷手续，同时要加大对信贷人员的培训力度，通过举办培训班和进行现场辅导等举措，提高信贷人员办贷能力及工作效率。

（五）建立和完善返乡农民工资信评价体系

与当地政府携起手来，共同实施农村“信用工程”。针对部分返乡农民工信用观念淡薄，逃废银行债务等不良现象，充分发挥基层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组干部的作用，利用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组干部熟悉情况、威信较高的优势，让他们充当信用社的“业务顾问”和“信贷指导员”，通过调查返乡农民工生产经营和收入状况，实事求是地向信用社推荐借款人，成为联接返乡农民工与农信社的桥梁和纽带，帮助信用社把好贷款调查关，既帮助返乡农民工扩大了生产经营规模，又督促信贷户还贷付息，确保资金放得出、收得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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