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精神

文化与精神（精选12篇）

文化与精神 篇1

摘要：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长河里, 书法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以其独特的造型空间艺术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幅幅传世的书法作品无一不是因其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而绵延几千年经久不衰。

关键词：书法,中国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精神是指中国文化从整体上显示出来的内涵、取向、特征。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长河里, 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造型空间艺术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书法有了文化赋予的属性, 才让我们有了共同欣赏书法的基础。

一、书法创作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儒家精神为主, 儒、释、道三家结合的文化混合体, 其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兼容佛道, 互为补充。儒道两家为本土文化, 佛教是舶来品, 但就中国文化而言, 儒家因有久远深厚的社会历史根基, 又不断吸取、同化各家学说而丰富发展, 从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基干。儒家主张以道德礼仪来规范约束达到维持社会的和谐与人的内心平和, 这是一种入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道家主张脱离社会, 脱离文明约束而获得高度的个人精神自由, 回到清静无知无欲无争的原始混沌状态, 这是一种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思想。儒家认为, “以礼制欲, 文质彬彬, 温良恭俭让”是一种高尚的美的人格。道家认为, 恢复自然本态, 清静无为是美的最高体现。反映在艺术观上, 儒家的献身经世精神以“充实之谓美” (《孟子》) , 要求文艺表现“充实而有光辉”“至大至刚”“养浩然正气”博大雄壮的阳刚之美和崇高之美。而道家则追求朴素、恬淡、虚静的阴柔之美和空灵之美。反映在书法艺术作品上, 就形成了雄浑博大、秀丽典雅截然相反的两种风格。由于儒道两家的立足点——社会与自然是客观世界中相互冲突但又互相依倚的两极, “至大至刚”与“至性至情”又本是人性需要的两个方面, 一个调节社会, 一个和谐个体自我精神, 表面看来, 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 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是实际上从思想结构说他们又是互补的, 从哲学观上分析, 两者是相互对立的矛盾统一体, 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 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艺术理念。所以儒道两家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很快合流, 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核心思想和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主体。政治上得意时, 儒家精神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 而怀才不遇或遭罹挫折时, 老庄思想就成为他们“保身全生”的人性主张。

儒家主张人生要积极入世, 要有所作为, 在审美上合乎“礼”为“尽美”, 要求“充实而有光辉”, 表现在书法风格倾向性上, 就是崇尚整齐、浑厚、宽博、不露不怯的风格特征;在笔墨技巧上, 最明显的在于推崇“笔笔中锋”“无往不复, 无垂不缩”这样一些笔法原则, 使笔墨文字芒角、文字形象温厚敦实, 透射出表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雄浑美和儒者修身养性的内在精神美, 使书法艺术创作实践实现他的本质目的——通过完善的自我人格的艺术再现而达到感染人、影响人的目的。

而道家主张天真烂漫、崇尚自然, 在审美意趣上追求一种清逸、淡雅、质朴天真的美学标准, 所谓“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李白) , 反对一切人工雕琢, 具体反映在书法艺术的创作技巧与风格上, 即崇尚真情与率意, 用笔恣肆, 如入笔横画竖切, 竖画横切, 没有过多回环缭绕, 藏头护尾的动作, 率性而自然, 线条简古疏淡而意味醇厚, 结构上依倚欹侧, 自然生姿, 不假人力, 不露人工斧凿痕迹, 信笔所由, 任意而行, 来无迹而去无踪, 飘然而笔墨销溶, 表现出一种超逸世俗、宁静、朦胧而又幽远苍茫的历史感与生命沉思, 这就是道家所要追求的返朴归真的艺术境界。

二、书法美学中的中国文化精神

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书法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神。他在《吾国与吾民》中, 对中国的书法艺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吾们还可以说它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审美观念……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美学, 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 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 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在书法上, 也许只有在书法上, 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黑格尔也说中国是特别的东方, 中国书法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可以看出, 中国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它对美的展现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征, 历史赋予它更多的是它的文化属性。它也责无旁贷的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责任。

成功的书法艺术能够给我们一种美感, 这大概是所有能欣赏书法的人都会承认的。欣赏一幅幅的具有成功典范的书法作品时我们都能感觉到:书法艺术是以“中和”“和谐”为审美准则的。这样的审美原则, 实际上也是中国哲学的审美标准, 呈现的是传统的古典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和”的精神贯穿整个中国文化之中。这是中国文化特点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些法则在书法中得到深刻的体现, 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这种和谐体现在用笔上是就是书法要写出一种“平和”的精神来。从字的笔画来看, 就需要一种中和的态度, 既不左偏也不右斜, 以端其正;从字的笔势来看, 就需要一种平闲的态度, 既不前冲也不后避, 以致其稳;从字的笔境来看, 就需要一种安逸的态度, 既不上昂也不下伏, 以定其静。只有在这三个方面达到一种总体平衡, 即“中”、“和”意义上的平衡。体现在结构上是在平衡对称中求变化, 各个部分对比又互相照应, 以求一个多样统一的和谐之美。如王羲之《兰亭序》的章法整体雅致匀衡, 也是通过对每一纵行的左偏右移不断调整、造险救险而实现的。黄庭坚《黄州寒食诗卷跋》的章法也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可见, 一点一画, 互相牵制;一字一行, 小大参错, 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 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三、书法作品传达的是一种文化精神

宗白华先生讲, 书法就是中国向海外展示的中国形象。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书法深层次的境界实际上就是文化精神的体现。它是文化的自然凝聚, 深刻地体现着时代的文化特征。比如, 王羲之, 颜真卿书法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 对书法的欣赏也深深的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烙印。我们欣赏书法, 第一是感官上感叹书墨, 线条, 造型的变化。第二精神上的, 由原来的“浏览”转变为“品味”, 品味书法内容的优雅或忧郁, 品味创作者的诗词修养, 审美追求, 品味书法传递着怎样的文化精神。正因为如此, 我们的书法作品内容更多的是一

试析中国古代文人音乐的人文精神

李思源 (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中国古代文人音乐包涵着独特审美准则和精神特质, 具有超凡脱俗、朦胧含蓄、平和恬淡、渔隐樵逸、宁静高远等人文精神。

关键词:文人音乐;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文人在长期生活实践中, 通过音乐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内在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念和人文品格, 并把这种表达与社会思潮、时代特色和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起来, 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音乐文化——文人音乐。文人音乐主要包括古琴音乐和词调音乐。由于古代文人社会地位较特殊、文化修养较丰富、生活环境较优裕、闲暇时间较充足, 又长期受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所以文人音乐成为了具有独特审美准则和精神特质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的艺术。今天, 游弋在这些古朴典雅的文人音乐之中, 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其中一直闪烁着超凡脱俗、朦胧含蓄、平和恬淡、渔隐樵逸、清静高远等人文精神的异彩。

一、超凡脱俗——但得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

古琴音乐是中国古代文人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苏璟在《春草堂琴谱·鼓琴八则》认为“琴, 器也, 具天地之元音, 养中和之德性, 道之精微寓焉, 故鼓琴者, 心超物外, 则音合自然, 而微妙有难言者, 此际正别有会心耳”。琴学名家崔遵度认为“颐天地之和, 莫穷于乐, 穷乐之趣, 莫近于琴。”因此中国古代有“士必操琴, 琴必依士”的讲究, 有“士无故不彻琴瑟”的规矩。

究其原因, 古琴的形状、大小、长短、粗细等给人以传神、移情、潜心静虑的抽象作用, 古琴的音量、音色、音域、节奏等具有超越尘世、超凡脱俗的听觉效果。古代文人通过静逸、玄阔、悠远的琴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琴乐中能够从形体的外在及肉体的世界中解放出来, 超脱自我, 进入到超凡脱俗的精神领域, 达到身心俱忘的意境。古代文人认为, 音乐可以使精神超越纯粹, 可以使生命产生沉醉, 可以将人引入到乐而忘返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孔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感受;就是陶渊明“但得琴中趣, 何劳弦

些诗词, 雅文, 警局。这不是偶然的, 是中国文化赋予书法的具有精神激励功能的精神内涵。有这样一个故事:于右任是近代著名书法家, 有一次几个小男孩在他大门口撒尿, 太阳一晒气味颇为不雅。见此, 于右任回到书房, 大笔一挥, 写下“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字, 贴到门口。有一个人很喜欢于右任书法, 路过一看浆糊没干, 赶紧揭下来, 挂在自己堂屋请朋友欣赏。大家一看, 屋里挂这等内容太掉价, 有一个文人看着实在不雅, 就把字剪开改变顺序重新装裱为:“小处不可随便”。前后都是一样的于右任字, 为什么前者不能挂后者能挂呢?因为不仅仅是写字, 不仅仅是一个“形式”, 书法的一头连着古人创始的文字, 一头连着民族的精神。

书法作品能传达时代的精神气质。苏轼书法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背后的人文情景, 或是文人精神逍遥的追求, 或是忠义之士的儒家人格, 他的字虽不求工整, 文化韵味却满纸激荡。十年前有位书法同道说了一件至今还让我不解的事:一位法国艺术家 (不懂中文) 看了弘一法师的绝笔“悲欣交集”, 突然放声大上声”的感受;就是常建《江上琴兴》“能使江月白, 又令江水深, 始知梧桐枝, 可以徽黄金”的感受。说到底, 这些恰恰与中国文人超越精神的代表——庄子学说相吻合, 与庄子倡扬的“不食五谷, 吸风饮露, 乘云气御飞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自由意志一致。

二、朦胧含蓄——宛转成韵, 曲得其情

音乐艺术的强大魅力, 在于她比其他艺术门类更能创构意境、营造氛围, 而古代文人音乐于此更为明显。无论是词调音乐还是古琴音乐, 均有编织意境、营造氛围的优势。拿古琴音乐来说, 古琴的音色既不明亮, 也不圆润, 听起来很慵懒松散, 具有一种消解人间万古忧愁、逃避烦扰遁入虚空的感觉。同时, 古琴因为其“岳山”不直接压在面板上, 而是通过胎体振动在琴腔内产生共振, 所以其声音量小而音色含蓄, 给听者以朦胧感。无论是青城道士“滚、拂、绰、注”给《流水》带来的水流湍急, 还是嵇康临刑东市让《广陵散》溢满的悲愤杀伐之气, 这种朦胧感始终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流传至今的古琴音乐中, 成为古琴的一大特色。这种淡化、曲折的表达方式, 如同有一支无形的画笔在听者的内心深处隐隐约约描绘一幅朦胧的图画, 这张画图虽然不能响亮地为世人“悦耳取媚”, 但却能婉言地为君子“怡情养性”。再看词调音乐, 宋代著名文学家、音乐家姜夔 (号白石道人) 是附有曲谱的词集流传至今的唯一一人, 他倡导“语贵含蓄”, 不仅在他诗词中极力提倡, 而且在他的音乐表达中更是充分体现。今存《白石道人歌曲》收录词曲17首, 其中自度曲14首, 包括《淡黄柳》《扬州慢》等, 几乎每一首都是含蓄美的体现。

三、平和恬淡——入耳淡无味, 惬心潜有情

儒家主张“礼乐中和”的音乐思想, 处处彰显“淡、和”的审美特色;道家主张“大希之声”的音乐观, 追求的是一种无为、宁静、不争、问心的高尚态度与道之精神。长期受儒、道思想的制约, 中国古代文人音乐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着一定的要求, 不能过激、过狂、过显, 讲究收敛、平和、适度,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体现着处事不惊、悠然自得、崇尚闲

哭, 问其何故, 曰感动至极。究其原因, 我想这正是王岳川教授所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指纹”。书法作品传达的是一种文化精神。

书法在时光的隧道里穿梭, 正是因为它以中国文化为内涵, 因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 正是因为它传承着中国文化精神, 因而绵延几千年而经久不衰。在书法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 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熊秉明, 书法和中国文化, 《书法导报》, 2003年3月12日第十版。

[2].刘守安, 重视对书法的“文化研究”, 《人民日报》2006年5月1日第四版

[3].王岳川, 《书法文化精神》.

[4].秦梦娜, 《中国书法文化》.

[5].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

文化与精神 篇2

提到文化与精神，我最先联想到的是一部电视剧

相信大家对一部电视剧非常熟悉，里面有这样的词句，“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不管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手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便是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诚然，军队有军队的精神，民族有民族的精神，企业有企业的精神！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精神，它是一种群体意识形态的文化，一般指群体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

一那么什么是企业精神？ 企业精神是指企业基于自身特定的性质、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并经过精心培养而形成的企业成员群体的精神风貌。教材给的定义是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员工在生产经营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共同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二企业文化的产生

企业文化理论源于美日比较管理学热潮的兴起。企业文化理论的形成，起源于日本经济的崛起和美国的思考所引起的美日管理学的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而日本作为战败国政治、经济、文化都曾受到严重打击，几乎到处都是一片废墟，百废待兴。1952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72.2亿美元，而美国则是3457亿美元，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00美元，而美国已达到2194美元。但就是这个经济基础几乎为零的弹丸小国，60年代经济起飞，70年代安然渡过石油危机，1980年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300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8.6%，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不但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20世纪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迹。美国人在震惊之余开始思考日本人凭借什么来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崛起？是什么力量促使了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会远远低于日本？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派出了由几十位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考察团，赴日本进行考察研究。沃格尔在谈到研究日本的目的和意义时，明确表示“是为了促进美国的复兴”[2]。

美国专家学者的考察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日本的原因，不是科学技术落后，也不是财力、物力缺乏，而是因为美国企业的管理与日本企业的管理之不同。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两国的文化差异，日本经济的崛起和腾飞，内在原因是在日本企业内

部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因素在起作用，这个内在因素就是日本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日本人之所以如此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维持一种十分强烈而又凝聚的文化。不仅是单个企业具有强烈的文化，而且企业界、银行界以及政府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十分强有力的”，日本企业文化从总体来看表现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强烈的团队精神，以及日本人所特有的拚命奋斗、自强不息的创新开拓精神等，日本企业在管理中经常培育职工的这些精神。不难看出，无论任何角度或层面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日本这一因素相关，是日本的挑战逼出了美国重塑企业文化的“管理革命”，是日本企业文化模式构成了美国的参照系和反思源。

企业管理新潮流的“四重奏”，标志着企业文化理论的诞生。美国学者通过对日本的企业文化实践经验的调查、总结、研究、分析，并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上升到理论高度，使之成为可以指导美国企业管理改革的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管理界接连出现四部关于企业文化的重要著作，被称为企业管理新潮流的“四重奏”。这四部著作分别是（1）威廉·大内著的《Ｚ理论——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作者在美日对比基础上详尽剖析了美国“A型”模式和日本“J型”模式，进而为美国企业构划了一个兼有美日所长的“Z型文化”新模式：长期或终身雇佣制；长期考核和逐级晋升制；培养能适应各种工作环境的多专多能人才；集体研究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决策；树立员工平等观念；企业以价值观为首要目标。[4]（2）查理德·帕斯卡尔和安东·尼阿索斯合著的《日本企业的管理艺术》。该书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企业成功不可忽视的七个变量（“麦肯齐7S框架”），即战略、结构、体制、人员、作风、技能、共同的价值观，这7个方面是导致企业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其中战略、结构和体制是“硬”性的；作风、人员、技能和共同的价值观，则是“软”性的，认为美国企业比较重视前者，日本企业则特别重视后者，注意到“来自我们社会内部价值观转变的挑战，这种转变使人们对企业抱有另外的期望，并想从工作本身寻求另外的意义”，日本企业充满活力、人文色彩浓厚的根源即在于此。[5]（3）泰伦斯·狄尔和爱伦·肯尼迪合著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这是第一部把企业文化作为系统理论加以研究的著作。作者认为，企业文化理论体系包括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仪式和文化网络五要素，其核心是价值观。书中响亮地提出了“杰出而成功的公司大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的命题。全书从企业表层外部环境到中层组织系统、企业制度再到深层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作了生动而全面的阐述，有较强的权威性。（4）托马斯·彼得斯和小罗伯特·沃特曼合著的《寻求优势——美国成功公司的经验》（又译为《成功之路》）。[3]

通过对全美62家最成功企业的调查和经验总结，作者归纳出美式企业文化八大特征：乐于采取行动，接近顾客；自主和企业家精神；通过发挥人的因素来提高生产率；领导身体力行，以价值准则为动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简化组织结构与层次；宽严相济，张驰结合。这8条似无惊人之处，但无疑都是以人为中轴的，彼得斯后来将上述八原则进一步提炼成三项：“面向顾客”、“不断创新”和“以人为核心”足以说明这一点 [7]。到1985年美国的托马斯·彼得斯和南希·奥斯汀又推出了新作《赢得优势》。这几本书以其全新的思路、生动的例证、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阐述了企业文化的理论。其后，日本和西欧各国也纷纷致力于企业文化的研究，由此逐渐促进了企业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三 企业文化的作用

企业文化对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具体体现为其所具有的四大功能：凝聚功能。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粘合剂，可以把员工紧紧地粘合、团结在一起，使他们目的明确、协调一致。企业员工队伍凝聚力的基础是企业的根本目标。企业的根本目标选择正确，就能够把企业的利益和绝大多数员工的利益统一起来，是一个集体与个人双赢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企业就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否则的话，企业凝聚力的形成只能是一种幻想。以华为的企业文化为例，华为文化之所以能发挥使员工凝聚在一起的功能作用，关键在于华为文化的假设系统，也就是隐含在华为核心价值观背后的假设系统。如“知识是资本”的假设，“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创造的主导要素”的假设。再如学雷锋的文化假设是：雷锋精神的核心本质就是奉献，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奉献，踏踏实实地做好了本职工作的精神，就是雷锋精神。而华为的价值评价与价值分配系统保证使这种奉献得到合理的回报。正是这种文化的假设系统使全体华为人认同公司的目标，并把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公司的目标相结合，帮助员工了解公司的政策；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团队之间、个人与公司之间的相互利益关系。从而形成文化对华为人的行为的牵引和约束。

2导向功能。

导向包括价值导向与行为导向。企业价值观与企业精神，能够为企业提供具有长远意义的、更大范围的正确方向，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基本竞争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企业文化创新尤其是观念创新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而言是首要的。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从1989年～1999年连续10年保持行业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成绩，其内在原因是企业持久的创新能力。该集团提出并实施了“观念比资金更重要”的模式，认为观念是产生生产力和利润的源泉；随着市场的变化发展，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确立并有效贯彻了重视危机忧患的“末日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与人才观念”，以消费者认可为目标的“市场与竞争”观念。在构成企业文化的诸多要素中，价值观念是决定企业文化特征的核心和基础，企业必须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使之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激励功能。

激励是一种精神力量和状态。企业文化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能够起到 [6]

精神激励的作用，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与激发出来，把人们的潜在智慧诱发出来，使员工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各部门和员工的自主管理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对员工设定了很高的任务目标，但是在业绩考核方面却不仅以是否实现了目标为标准，而且将指标与去年同期比较，若没有完成指标，会充分考虑造成指标没有完成的原因，是环境因素还是个人问题。如果是个人问题，分析该员工与以前比较是否有较大的进步，并且以正面奖赏的形式对员工在成长的过程中遭遇的挫折进行鼓励。不像有些企业那样员工一犯错误就对其进行惩罚，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员工的创新精神。因此通用电气的高指标不仅仅是一种考核标准更是一种激励手段。是约束功能。

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为企业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对那些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不该做、不能做的行为，常常发挥一种“软约束”的作用，为企业提供“免疫”功能。约束功能能够提高员工的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和自我约束，使员工明确工作意义和方法，提高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1995年LG电子(惠州)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各部门内部工作流程及相互协作均无现成的模式，在生产及经营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问题。公司各部门仅按自己的业务范围制定规章制度，各辅助部门对生产支援工作缺乏积极主动的意识，员工对经营理念、生产及品质的管理都缺乏完整的概念。针对这种情况，公司开展了“生产早期安定化”SUPERA活动。这一活动为实现公司管理水平、生产效率、产品品质的提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后，又以品质改善为主题，开展了“96我的提案”活动以及以诊治当时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影响品质的问题为目标的全方位的质量改进运动。公司也开始起用新口号——“品质靠你、靠我、靠大家”。经过一年多的品质革新活动，公司产品品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同年12月韩国LG电子总部的SUPERA’97TEAM决赛中获银奖。

四 心得

可以这样理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它是一种组织文化，是企业这样一种组织创造的文化，它所包含的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共同的行为准则、共同的组织机构和制度以及物质文化，都为这样一个组织所特有，是区别于其它组织的个性特征；企业文化是一种经济文化，它的文化式样和内涵都具有很强的经济性，是现代经济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产物，是企业全体职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要求，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化形态；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文化，它是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在经验主义管理、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管理基础上逐步产生的最新的管理理论，是管理发展到文化这一更深层次的结果，是一种以企业管理为主导的、追求和力争实现企业目标的一种文化形态。

五 案例

柯达“包容性文化”

在众多全球500强实施多元化用人浪潮中，柯达、花旗、GE、IBM、欧莱雅、雀巢等各领域的巨头都成为胜者。而柯达却早已不满足于多元化，更抢先迈出了“超多元化”的脚步——在公司内部建立“包容性文化”。

包容性文化的含义是指，在多元化(Diversity)所涵盖的民族、性别、宗教与信仰、国家与地区、残疾等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每个人”，认为“一个人就是一种文化”，这是一种完全以员工为出发点的文化，强调尊重个人(而这也正是柯达核心价值观的第一条)。柯达的多元化文化已经向包容性文化迈进，已经不仅仅表现在不同肤色、文化等的员工在一起共事，而是表现在柯达会接受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只要思维、行为与工作方式的革新都是为了实现柯达的目标，争取事业的成功。“你自己就是一种文化”——柯达的包容性文化创建计划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告诉每一名员工这点并在组织内部实现。每个人的观点应该被公司听到、尊重、支持乃至于实施，每个人的声音在团队里都是不同的声音，是不可缺少的声音——这就是柯达的“包容性”文化要达到的境界。

现在，柯达正在着手创建“包容性”的用人环境，更加让每一名员工感到自己在受尊重的氛围中工作，每个员工的观点都能够被柯达包容性的文化听到、尊重、支持乃至实施，在团队中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自己观点的重要性。在尊重个人价值观的基础上，升华提高，实现每一名员工的价值。

“桃源文化”与“工匠精神”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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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新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建臣表示，工匠精神就是要求企业像工匠一样，琢磨自己的产品，精益求精，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如果说一个以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为主体的企业，是民族振兴的动力源泉，国家财富增加所在，那么“工匠精神”在地方文化中的传承与发展，则可以上升到公共审美和共同价值观的范畴，成为这个地方的软实力所在。

在桃源县，透过当地的“现象级”文化，我们可以找到其与“工匠精神”的契合点。

背景：源远流长的“桃源文化”

桃源县地处湘西北，辖27个乡镇412个村居，总面积4442平方公里，总人口97.4万，自古就有“人间仙境，世外桃源”等美称。桃源县先后发掘了周家岗遗址、毛家桥遗址、鲇民丘遗址等新石器时期文化遣址、战国采菱城遗址，出土了国宝“青铜器之王”——商代皿天全方罍。

自东晋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问世后，历代赓歌不绝，李白、王维、苏轼、王安石、陆游、沈从文、丁玲、马季等名家或来桃源寻古探幽，或在桃源著文咏诗，或为桃源作画纪事，使桃源土地倍添浓墨重彩，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民间的文学、戏剧、音乐、曲艺、舞蹈、歌谣、谚语不断发展，成为文化繁荣的源泉。

在桃源当地，讲述起“桃源工”的源头，大部分人认为，历代驻军及建城，宫廷工匠被派到常德修建府邸，将宫廷雕刻技艺带到常德，与本地朴质大气的雕技逐渐融合而形成。但“翦伯赞文化传媒”的负责人翦永胜认为，“桃源工”的源头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桃源工”是巫楚遗风，是桃源土生土长的文化印记。他说，桃源木雕和桃源绣上的人物造型、故事场景和艺术风格，与长沙马王堆、桃源采菱城遗址出土的战国木器漆器和彩陶艺术非常接近。

匠心独运，让文化达到一种审美境界，真正满足公共审美需求。无论是有形的物质文化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每一项“桃源文化”作品，都是精益求精的艺术瑰宝！

现象：百花齐放的“桃源文化”

城乡文化繁荣、群众文化火爆、文艺创作丰硕、文化人才辈出。近年来，桃源县大力实施“文化强县”战略，全县呈现出独特的“桃源文化现象”。

春天里，文化体育中心的樱花绚烂绽放。这个投资3.1亿元、占地218亩，集训练、比赛、健身、休闲、展示、文化娱乐和疏散避难等功能于一体的县级文化体育中心即将全面建成。

春天里，桃源县城沅水西岸风光带扶柳依依。这个投资2亿元、长达2公里的外滩公园、亲水平台、文化墙即将投入使用。

春天里，投资4000万元，现代化的广播电视大楼年底将投入使用；投资2000万元，覆盖全县乡村的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顺利通过省市验收；总投资18.5亿元、占地2000亩的民族团结示范园以及翦伯赞故居开门迎客，已成为全省乡村文化旅游的新亮点。

春天里，转企改制后的桃源汉剧艺术团，吸纳民间剧团的演出精英在剧场演出，每天吸引数百人观看；九溪乡的28个民间艺术团体、300多位演员走出家门开展各类演出；青林乡的红军长征战斗遗址上，身着红军服的大叔大妈们挑起了欢快的“红色文化”广场舞；枫树维回乡的“枫林花海”里，游人醉在金色的郁金香中。

春天里，郑家驿乡的桃源木雕、桃源绣培训基地人头攒动，传承人带出新徒弟。通过项目引导、资金扶持、活动支持，以桃源木雕、桃源绣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市场紧密结合，受到省內外收藏与普通消费者的广泛关注，市场行情十分看好，产品供不应求，技艺传承后继有人。全县目前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39个，其中包括桃花源传说、桃源儒家焰口手势、擂茶习俗、桃源木雕等。

近年来，桃源县获得了“中华诗词之乡”、“湖南书画之乡”，成功打造“桃源书画现象”，除了桃花源传说、桃源刺绣、桃源木雕、板凳灯等名扬海内外，还走出了沙画大师苏大宝、获得全国美术界最高奖项的画家张兴国、全国十大网络作家中的“梦入神机”和“血红”、全国书画大师杨炳南、张锡良、冯学军、张齐等杰出文艺人物。

探析：从自发走向自觉的“桃源文化”

“桃源文化现象”开花结果，除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还得益于桃源坚持文化战略，加强文化阵地和队伍建设，构建了“政府主导、协会配合、全民参与”的全新格局。

2011年，桃源确立了文化强县战略部署，将其纳入县域经济发展的“十二五”、“十三五”规划。2012年开始设立了100万元的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100万元的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100万元的农村广播“村村响”建设资金，文化事业经费投入猛增到现在的1000万元。近年来仅县乡基础设施投入累计已超过20亿。文化活动上升到民生高度，各种全县性的文化活动，在县内形成了文化活动的浓郁氛围。而通过项目资金倾斜、干部重点任用等手段大力宣传推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几千年来，桃源“工匠精神”代代传承，不断创新，文化因子融入广大干部群众血脉。如2015年组织全县广场舞大赛，仅青林乡就有7支广场舞队报名参赛。龙潭镇丁家坊村一支平均年龄71岁的广场舞队专程到县文化馆请求给予舞蹈辅导，她们说：获不获得名次她们不在乎，展示她们“最漂亮”的舞姿就是最大的快乐。每年选拔15个演出团体参加市百团大赛都有100-200个团体报名，竞争激烈。这种群众自愿参加文化活动的现象不胜枚举，正是广大群众高度文化自觉的体现。

传统文化与酒店企业精神文化塑造 篇4

1 传统文化在构建酒店企业精神文化中的独特功用

众所周知,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 包容道、佛、法、兵、墨等各家所言的多元型传统文化。本人以为, 其中的人和、中庸、人本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等哲学思维, 对塑造酒店酒店企业精神文化可以发挥独到功用。

(1) “人和”理念能将个人与集体目标有机融合, 形成企业“共融”的工作环境。这种“人和”理念, 能使企业员工和谐相处、团结一致和真诚合作, 使管理层充分考虑每个员工的个性需求, 通过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把各位员工安排在与自身条件相符的岗位上, 达到人尽其职、人事相宜的效果。对此, 我国一些酒店通过实践已经证明其具有可行性。例如, 深圳威尼斯大酒店, 人称“小小联合国”, 员工来自世界各地, 为将这些员工融为一体, 企业就积极将西方人的严谨和中国人的热情有机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融惯中西的独特的企业精神文化, 从而为企业带来高效率和高质量。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他们提出的价值观——“关注员工——我们承诺通过综合人才梯队计划和奖励体系以培训和发展员工;团队合作——我们将通过在各个级别上积极参与式的领导作风而创造一个开放沟通、彼此合作、相互信任、承担责任的工作环境”得出结论。

(2) “中庸”思想能提高企业整体战斗力水平。备受现代企业和组织推崇的理论观点——“木桶理论”强调:一个团队的战斗力, 不仅取决于每一个成员的水平, 更取决于成员与成员之间协作与配合的紧密度。也就是说, 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 一方面要讲究“和”, 通过紧密的合作推动工作中的各个环节稳妥发展;另一方面, 还强调大家要有相似的水平, 共同以同样的水准来完成任务, 而不能单纯地靠一两个特别强的明星成员来提高整体成员的水平。用中国传统的思维观点来套, 这就是所谓的“中庸”, 强调总体的平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尤其在酒店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和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企业中, 其先进性与合理性显而易见。所以, 在中国企业中运用中国人谙熟的“中庸之道”思维来进行建设和管理, 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的思维哲学。

(3) “人本”思想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古人云:“为政之要唯在用人”, 说的就是如何开发企业人力资源的道理。“人本”思想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把员工作为企业经营主体, 把员工作为企业发展的支撑点来看待, 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所以对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作用明显, 也契合现代企业用人理念。国际假日集团的创始人凯蒙·威尔逊先生曾说的:“没有满意的员工也就没有满意的宾客;没有令员工满意的工作环境, 就没有令顾客满意的享受环境”阐述的就是这种“人本”思想。当今酒店业已经从传统的粗放式经营管理走向理性发展之路, 中国传统“人本”思想可以为企业赢利能力、和谐发展能力的提高开辟一个崭新的天地。

(4) “伦理道德”思想能增强员工的忠诚度。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运用对于企业增强员工的忠诚度具有显著效果, 这是因为“中国式”的充满温情的伦理道德观比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冰冷的制度更有人情味, 而这种人情味在一定程度上更能激发员工发自内心地迸发出工作激情。

2 如何利用传统文化创建酒店企业精神文化

从根本上讲, 酒店企业精神文化就是酒店的“生命”所在。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酒店企业精神文化, 能使我们的管理文化、物质文化与服务文化形成规范, 保证服务工作的标准化、高效化、个性化和情感化, 能使客人在酒店得到满意的享受, 促进酒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顺利实现。那么, 如何利用传统文化创建酒店精神文化呢?

(1) 利用儒学思想创建酒店企业整体价值观。“酒店的整体价值观是酒店企业精神文化的核心, 为酒店生存与发展提供精神支柱, 也对员工行为起到导向和规范作用”。因为儒家思想具有倡导自我牺牲和忘我精神的良风美德, 对防止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能发挥作用, 而这些传统思想恰恰是西方文化中所没有的。正因为如此, 我们应该利用儒学思想塑造酒店企业价值观。那么, 我们如何利用儒学思想创建酒店整体价值观呢?本文以为, 当以“仁”引导企业福利制度趋向。“仁”就是有爱心, 让人幸福。如果酒店的所有员工都处在“仁”的氛围当中, 那么这个酒店的员工就会象爱护自己的孩子那样爱护酒店的声誉, 以此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当以“义”引导员工忠诚自己的企业。在孔子看来, “义”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 “义”是实现“利”的前提和保证, 因此只有循义而行, 才能实现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我们的管理层能够更多地以“义”为指导, 更多地满足员工追求精神方面的需求, 不怕员工不忠诚自己的企业;当以“礼”塑造企业形象。儒家思想十分讲究礼, 强调“治国以礼”。“礼”中有封建等级制度、封建礼教的消极因素, 也有注重礼节和仪表风范这些有借鉴意义的积极因素。酒店企业应该注意以“礼”搞好与政府机关、新闻媒体以及客户的正常友好交往, 塑造企业的形象, 塑造企业环境和员工的仪表、言谈举止、精神风貌, 这是我们企业赢得消费者信赖的必要途径;当以“乐”营造团队的和谐气氛。为此要求酒店管理应该以制度建设为准绳, 实施刚柔相济, 恩威并施的柔性化管理办法, 通过营造和谐的工作环境激发员工的活力,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当以“圣”明了企业知行合一的行为规范。

(2) 利用“天人合一”思想创建酒店企业经营哲学。“在当代, 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要求在确定酒店利润水平时, 把员工、酒店、社会的利益统筹起来考虑, 不能失之偏颇”。德国波尔教授曾说: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 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 它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和谐和顺应的基础之上。“天人合一”思想运用于酒店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主要应该体现在“取诸社会, 还之人群”的企业经营哲学。为此, 我们应该要求酒店企业把经营活动看作一个不断满足社会正当需求的过程, 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首先, 企业在产品服务的构想、设计、定价、促销、分销的规划与实施的全过程, 不仅要使自己获得利润, 还要努力满足社会和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欲望, 并由此获得利润;其次, 企业要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全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使自己的经营全过程与消费者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相符合、相一致, 为此就要做到诚信经营, 统筹兼顾, 求得三方或者多方利益的平衡、统一, 就如中国传统儒商精神所言:“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3) 利用“天下为公”的济世思想创建酒店企业精神。“酒店的企业精神是酒店价值观的形象概括, 是酒店向心力、凝聚力和员工对酒店信任感、自豪感的集中表象形式”。《礼记·礼运》篇曾说:“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鳏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人类期望“天下一家”的共同愿望和追求。企业固然要赚钱, 但是更应该关注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 为人类的美好明天而奋斗。那么, 如何利用“天下为公”的济世思想创建酒店企业精神呢?本人以为, 作为一家企业首先要有一个高远的追求。这种高远追求就是要求企业在自身和消费者、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 首先应该考虑和保证社会整体利益, 然后考虑和保证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最后才是企业自身的利益。其次, 企业应该将自己的高远追求形象地概括出来, 让其深入人心。只有这样, 我们企业的精神文化才能在员工中生根、开花、结果。

(4) 利用“感恩”思想创建酒店企业的审美观和思维方式。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孝道、讲情义的优秀民族, “衔环结草”、“投桃报李”、“知恩图报”、“感恩报德”, 都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传统美德。在当今重利轻义的大环境下, 我们的企业需要“受人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的感恩型人才, 因为这样的人才是最值得信赖的、值得尊敬的人才;因为一个知恩感恩的人, 才会时时想着为恩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那么, 如何创建酒店企业充满“感恩”情结的审美观和思维方式呢?本人以为, 首先企业应该通过对员工感恩、施恩, 然后再触动员工对企业感恩, 以此培养出企业与员工之间双向的感恩意识。具体而言, 就是企业应当更多地从细节上关注员工, 让企业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为此要认真建立员工档案, 细心地收集员工的相关信息, 比如员工的兴趣爱好, 结婚等重大纪念日, 以及员工家人的生日等等, 根据每个员工的不同需要, 实施个性化的服务策略, 营造企业内部浓厚的“人情”氛围;其次, 酒店企业还要把这种充满感恩情结延伸到企业和员工对社会的感恩;企业和员工对客户的感恩;企业和员工对合作伙伴的感恩;企业员工之间的双向感恩。如此, 这种充满感恩情结的审美观和思维方式就能够凝聚企业内外方方面面的力量,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发挥出倍增的振兴效应和强大的文化功能。

总之,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百十朝代的社会实践, 已被证明是有利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 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之一。今天, 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塑造酒店企业精神文化对提升员工在现代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道德感、改善世道人心具有实际作用。为此, 笔者坚信,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培育自身精神文化, 且让这种企业精神文化深入到企业管理文化、物质文化与服务文化中, 更能有效推动我们酒店企业和员工的共同进步, 为人类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上升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 给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 实现了企业的“硬”管理和“软”约束的最佳结合。缺少文化底蕴的我国酒店业有必要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形成自己的精神文化, 来推动企业在新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酒店企业,精神文化,塑造

参考文献

[1]王大悟, 黄小春.中国酒店评论[M].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6.

[2]徐桥猛主编.现代酒店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王向雷, 高文哲, 李世民主编.企业文化战略[M].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篇5

两个老先生和两个禅师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唐诗是什么?”这是一个大有意味的问题。唐诗只是风花雪月么?只是文学遗产么?只是语言艺术么?当然是的,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原来,唐 诗与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境一脉相通。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唐诗?”这是一个大有意味的问题。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我们提起唐诗,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唐诗只是风花雪月么?只是文学遗产么?只是语言艺术么?当然是的,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我们仅从风花雪月去看唐诗,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可能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去看唐诗,我们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唐诗还可不 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 我知道,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丝绸之路,以长安为中心,西至罗马,东至东京,各种宗教,和平共处;有世界主义的文化精神:国力极强盛,版图辽阔,经济发达,文化既大胆拿来,又讲送去主义,元气淋漓,色彩瑰丽;有继承创新的文化精神:秦汉帝国的文化格局,南北朝职官、府兵、刑律等等融为一炉。在教科书上,似乎只有这些才是唐诗的文化精神。不是说这些不重要,然而谈到唐诗的文化精神,就只能是“遥想汉唐多少宏放”,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成见。今天我们都不从这些大地方讲起,诗歌毕竟是关于心灵的事情,我们从唐诗的心灵世界讲起。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心灵 性才更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

诗是什么呢?马一浮先生有四句话说得好: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后来叶嘉莹教授说,这是关于诗的最精彩的一句定义了。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是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我们为什么说仅仅从风花雪月、语言艺术、文学遗产、汉唐气象等来读唐诗,总觉得不够呢,那就是 隔了一层,没有醒过来跟自己的真身相见。这似乎有点玄了。但是我这里姑且将它作一个比喻:人生有很多幻身、化身,诗是这当中那个比较有力量、自己也比较爱之惜之的那个自我,而且是直觉的美好。我又想起古代有两个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第一个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轮到第二个禅师时,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就 说了一句:“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我读唐诗,似懂非懂、似问似答之间,正是“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接触,多读诗,就是多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相释放,就像看花。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又恍然好像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我 们是古人的前世今身。

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我十五岁离开家去当工人的时候,心里只是想家呀,沛然莫之能御。有一天读一首 小小的唐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就是我自己的背影啊,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所以唐诗一方面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 神。永远的风花雪月,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具体而言,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我先把结论写在下面,然后再 来一个一个证明。尽气、尽才的精神,尽心、尽情的精神。

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

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以诗仙李白为例,他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如果说别人尽十分气、十分才, 即是尽气尽才,李白就是尽二十分、三十分。

《尚书》有一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这包括以下几个意思:

一、人是宇宙的善意的创造。

二、生命是生来美好、高贵、不可贬抑的。

三、人在世的意义,正是善待生命的美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不负此生、不 虚此生。

四、无论如何艰难困顿,人生永不舍弃。为什么讲唐诗要讲到这里呢?我们说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以诗仙李白为例子。李白,我常常想,中国文化中有李白这个词语,真是一个美妙的亮点。如果说别人尽十分气、十分才,即是尽气尽才的生命,而李白是尽二十分、三十分。李白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 超量付出了才与气。尽才尽气的表现,现代人的说法说是自由。自由有两种。一是积极自由,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美好。二是消极自由,即不受外来力量的束缚。积极自由在李白身上,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有不能自已的生命力。李白的消极自由表现在鄙弃权贵、笑傲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拘限的一个典型。李白,几乎成为真 正的文人自爱的一个美好的理想。

杜甫是一个厚字,结实扎根在地上。他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伏在船上写诗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一个是天的精神,一个是大地的精神,真实做人、积极用世,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了什么功业,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他们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是尽心、尽气、尽才的,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但是他们的时代 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

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有作为的。韩愈一生最精彩的是谏佛骨,苏东坡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举世滔滔的佞佛大潮中,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柳宗元一生最突出的是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贬谪的后半生不屈身降志,又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政绩。白居易最亮点的是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让诗歌文学发生社会良心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李商隐与杜牧都是博学多识、才华盖世的士人,不仅仅是诗人。正是他们压抑的才华得不到实现,才成全了他们美丽的诗歌,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诗歌,正是他们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第一流的诗人,个个都是要拿出自己生命的美好,要做一点 事情,都是想要让自己的才智充分得到表现的。

有关唐诗学的一些关键词,譬如盛唐气象、兴寄风骨、诗赋取士、诗史精神、歌诗合为事而作、讽谏诗等,都指向刚健有为、向社会负责、以天下有道的关怀,做到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精神。这些关键词,正可 以简明有力地代表唐诗的基本精神。

大家会问:你说的是盛唐精神,那么晚唐呢?不是都有点气脉衰败了吗?如果是跟盛唐比,晚唐是不够尽气了。但是不要忘记,晚唐诗人使尽才的生命精神突出出来了。到了晚唐,好诗才成为一种可以使人终身赴之、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美好追求。王建说“惟有好诗名字出,倍教少年损心神”;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所以,从初盛唐尽气的生命到中晚唐尽才尽情的生命精神,其实仍然是善待生命、高扬人性美好,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文化精神的表现。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这个人性亮色的底子,就不会有唐诗的这种表现。所以,我认为唐诗背后有一个秘密,有一种很深的精神气质,就是尽气尽才的精神,就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集体意识。

唐诗是早晨,不是下午茶

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我们要让我们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 有做梦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现在我们来读读那些千年传诵的名句吧。我们看诗人动不动就说“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动不动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动不动就说“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我们发现 唐诗的世界大得很,力量充沛得很,精神豪迈得很。初盛唐的人要是失恋了,痛苦了,说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就会哂然一笑,心情好起来了。要是暂时经过苦难,重新克服了困境,就会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会对前途重新有希望。诗人要是曾经受大挫折,后来又东山再起,拨云见雾,就会说:“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重来!”心里充满自豪的感情。诗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就会有这样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人看不惯有些小人得势,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唐诗中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骂得 很有力量,以历史作尺度,眼界十分开阔。

唐诗是可以提升人的人格、振作生命的活气的。说到不少唐诗,真的就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心花怒放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喜欢唐诗的一个原因。所以,叶嘉莹教授接着马一浮先生的话说,诗歌 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不死的心灵。

唐诗中常常提到大江大河、高山平原,因为唐诗主要是中国北方文化发展到极盛时期的诗,所以要写就写高山大河,所以宋词多半是小桥流水,唐诗多半是高山大河。中国文学写高山大河写得最好的作品,我敢说至今没有超过唐诗的。比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豪情雄壮,比如“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比如“白日依山尽”“大漠孤烟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都力量充沛得很,生命强健得很。长江、黄河、高山、大川、太阳、月亮,唐诗就是想来一个惊天动地,就是想贯通宇宙生命之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个风烟,大气得不得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天姥连天向天横”,这个“上青天”、“向天横”都是直上直下将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相贯通。盛唐诗人、宰相张说大书诗人王湾的诗于政事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正是代表唐人的审美意识:天地之大美、自然之伟观———黎明、春天、新年,一齐来到人间,使人间成为美好的存在。“生”字、“入”字,热情奔放,是生命化的大 自然。天行健,生命刚健、积极有为,迎向清新与博大。

有些看起来很平常、很安静的诗,也有一种有天有地、贯通宇宙的元气之美。比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 起时”,那个“水穷处”,通往那个“云起时”,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气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青未了”三个字,不正是生生不息的春色天边无际地流淌么?有一个诗人有一天晚上突然睡不着觉了,找不到原因,只觉得身子很暖和,原来经过了一个冬天,地气开始回暖了,于是他写诗说“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你们看,诗人的生命节奏,感通着宇宙的生命节奏。老杜有一句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后代的诗人特别喜欢。那是安史之乱后黑暗的唐朝社会,一个无月的黑夜,诗人忧心如焚,彻夜不眠,忽然,窗外那黑黝黝的山嘴里,一下子吐出了一轮晶莹的明月,楼外的水池,月色之中,也波光粼粼,明亮起来了,诗人的心境,也由忧苦而惊喜,而充满了对天意的默默的感动。杜甫有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的文字,小孩子都懂得,平凡得不得了,但是读起来舒服极了,通透极了,有一种生命与宇宙透气的感觉。杜甫还有一首绝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一种生意盎然之美,一种随处生春之美,读久了就觉得生命很亮 丽,很新鲜活泼有力。

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些感伤的诗,实际上骨子里生命的力量依然充沛得很。比如柳宗元的《寒江独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么,是不是宇宙就死掉了呢?没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越是雪大风寒,越是千山万径,越显得那个钓鱼的渔翁,生命力十分强健。又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听起来诗人好感伤呀,怜香惜玉的一个样子,但你没有读懂。你想一下诗人半夜里被风雨声惊醒,但清晨又是一个好天气,又是一个春光明媚,他也又是一个好心情,躺在被窝里,听叽叽喳喳鸟儿窗前啼叫,阳光透过窗格儿满满地洒进来,好不开心!那些风风雨雨,雨雨风风,总会过去,而人类社会,宇宙自然,正是这样,在风风雨雨中,花开花落中,永恒地往前生长,往前发展,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生命的生长。小小的一首唐诗,一共才不过二十个字,说的竟然是这样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生命的道理,敞开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无限的世界,你能说唐诗不是一个不死的心灵么?唐诗难道不正是这样表达了中国文化青春少年的梦么?唐诗是早晨,是少年,不是下午茶。下午茶的精神是反省的、沉思的、分析式的,要不停想问题的,而早晨是不提问题的,不分析的,不反省的,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我们要让我们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有做 梦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

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精神,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即科举、尚贤、纳谏。“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这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即汉魏以来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的关系,跟全社 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的关系,跟唐代的国力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只有这样的时代,才会有尽气的精神突出表现,只有社会上有一种尽理尽心的气象,文学上才会有尽才尽气的 表现。

我们今天似乎特别缺少英雄主义了,特别缺少提澌生命的真实力量了。这跟我们对人性的看法有关。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人性这个东西,要么是零散化;要么是空洞化;要么是幽暗化了;要么游戏化。这些问题很大,但我们对于现代思想的反思与怀疑,也成为读 唐诗的一个背景,使我们懂得珍惜,懂得引申发扬。

人心与人心的照面

白居易说:“以心感人人心归。”是说只要人与人之间心心相通,就是天下富有人心的世界。李白说:“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是说人心与人心相通,就像明月那样 明白、纯朴,没有一点杂质。唐诗正是表达了这个梦。

依中国文化的古老观念,人心与人心不是隔绝不通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无邪就是诚,就是人性与人性的照面。孔子说“兴于诗”,就是以诗歌来开发人性人心的根本。孔子主张的仁,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尽心尽情的精神,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人性与人性的照面。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石,也成为 中国文化千年来的一个精神祈向。我观看唐代的音乐俑、舞蹈俑,有一个感觉,他们都非常投入、非常用心。表情动态,简简单单,却有一种各自入神的空气,好像大家都忘记了自己,沉浸在当下的音乐心情之中。这表明,唐人对于艺术的创造、对于诗歌的生活,有一种宗教式的虔敬,这就是对自己生命 创造的尽心。

白居易的诗歌说:“以心感人人心归。”是说只要人与人之间心心相通,就是天下富有人心的世界。李白的诗歌说:“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是说人心与人心相通,就像明月那样明白、纯朴,没有一点杂质。唐诗正是表 达了这个梦。

以友情为例,中国文化非常重友情。友情是朋友之间尽心尽情的表现,不以理为原则,也不受其他外在的 因素左右。

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是表达朋友之情的唐诗名篇,非常质朴。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饮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河,世事两茫 茫。

我每次读这首诗,都觉得这里头的感情,就像好酒一样,味长而美。古人评这首诗:“语语从肺腑流出”。用 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真是写得掏心掏肺的。第一句“人生不相见”五个字,朴素得不得了,像聊天拉家常,又厚实得不得了。在茫茫宇宙背景中,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聚散,太不容易了。“今夕”两句,如歌如叹,又随意又深情。“少壮”四句,全是老友重逢的普通人情。“惊呼”两字,写得神情活现,一片童真,一点都没有主客的隔阂。“昔别”四句,场面气氛非常真切,我们今天读来,就像我们的老同学的子女,在叫我们一声伯伯叔叔的时候,我们忽然就感觉到了生命的流逝,人生的短暂。“怡然”这两个字,何等的真诚,何等的古道!老辈与小辈之间,再也没有客气。接下来就是酒浆、春韭、黄粱饭,就是比 十觞还要浓、穿过万水千山的情义。再看杜甫的另一首写乱世回家的小诗: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唏。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 寐。

诗人杜甫从千里之外的豺狼世界,终于逃脱出来,终于到家了,那黄昏的晚霞、村头的日脚,柴门的喜鹊,都充满了真切动人的人性世界回归的意味。妻子见到亲人,又是惊叹,又是伤心落泪。更重要的是,左邻四舍,也都爬满了墙头,一起感叹唏嘘,一起伤心落泪,共 同分享此时此刻人伦的歆幸。

这首诗最后两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把夫妻的相聚之美妙,写得胜过神仙的遇合。我再没有看到诗歌里写夫妻相聚写得比这更好的了。这里不仅有诗人对女性的在情在义,不仅有对于在艰难人生挣扎中尝尽苦味的女性的体贴,而且写出了苦尽之后的夫 妇间相濡以沫的温馨。

唐诗是天才情种必读书

唐诗一提起女性,就有一种多情多义,就有一种温馨体贴。唐诗绝不是大男子主义,也绝不是轻薄浪子。常常有一种多情多义的心灵,常存一种对女性的同情爱慕关心思念的心灵,就是富于人性优美的心灵。唐诗 就是这样充满着人情味。

再以唐诗写女性为例。唐诗一提起女性,就有一种多情多义,就有一种温馨体贴。唐诗绝不是大男子主义,也绝不是轻薄浪子。女性与山水,乃是千年来中国诗人在专制制度下舒展精神自由的两大乐土!而唐诗的骨子里是尊重女性的。大家都知道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那其实是最无奈的自嘲:“才人不得见重于时之意,读来但见其傲兀不平之志”。杜牧尽管是风流倜傥的才人,也曾经与一位女子深宵话别,难分难舍,写下“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样深情的诗句,这哪里是后代的浮艳轻佻之作能比得上的!写闺妇的诗我最喜欢王昌龄的名篇:“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将夫婿觅封侯。”写少妇的怀春,替女性唱出情感饥渴与心灵苦闷的心声。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唐诗善于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哪里会将女性的基本幸福,看得比封侯还要重要?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当她刚与梦中的辽西男人相会,就被一阵黄莺的叫声吵醒。思妇的心思情绪,当下可感。古人称这样的诗歌,真是一片神行。诗人的心,思妇的心,远方辽西男人的心,都连在一起,唐诗就是这样一个心心相通的世界。还有一首七绝,记不清是哪一位诗人写的了。“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枝开。儿家门户重重闭,春色因何入得来?”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忽然庭前梅花开花了。白玉堂的那个少女看在心里,又是惊喜又是感动,问了一个很痴呆气很女孩子气的问题:我女儿家的门一道一道关得好好的,你这个春色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这少女怀春之心,诗人写之何其美好。这里共同精彩的是唐诗对于女性的心理竟如此体贴入微!所以这首诗听起来好像已经不是一位男性诗人写的,而仿佛是一位女子在那里自言自语。李白的名篇《玉阶怨》也是如此,“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一个女子深夜难眠,站在户外看月亮看了好久,一直到寒露侵身,回到屋里还是睡不着,还是隔着水晶帘望月,那一副眼神,真是写活了,有好多好多的心情意思,都在那玲珑望秋月的眼神里面。唐诗对于女性的同情、关切、体贴、理解,也都由这一眼神写活了。我们今天一读到这首诗,就会分明感觉到这个女性的心情,甚至她的神情动态,一千多年过去了,印象依然如此新鲜,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说唐诗是不死的心灵,是永远的不麻木,永远的感动,永远的人心与 人心的相通。

唐诗写女性的名篇多得说不完。我们再回到杜甫,对远在长安月夜中的妻子的思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青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你看他对妻子独自寂寞的设身处地的同情,对美丽的妻子在月光中独自寂寞忧伤的想像,都是那样的温情美好。“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贫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表达诗人对一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隔壁老妇人的同情心、平等心、尊重心,以及在艰难人生中温厚的人情美。我们看李白是那样一个有公子气、飞扬跋扈的诗人,但是他在安徽时住在一个老太婆家里:“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千金散尽的诗人一下子变得那样迟疑、那样小心翼翼,全失平时的豪气。在艰苦的农家面前,诗人是完全平等的,他的 心就像月光那样的清朗温情。

李商隐的那些神秘的无题诗,中间总有美丽而多情的女子面影在晃动。李商隐写给妻子的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总有一种唱叹生情、一种低回反复、一种绻缱缠绵。总之,诗人无限温情的心,流注于亲人的心,超越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白居易 的《琵琶行》里,琵琶女为什么要有两次演奏呢?一次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次是“凄凄不似向前声”。为什么第二次结束的时候是“满座重闻皆掩泣”?因为第一次演奏是技术的、技巧的;而第二次则是心灵的,是白居易作词、琵琶女演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交流。《长恨歌》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君王掩面看救不得”,“宛转蛾眉马前死”,呈示了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一边是代表战争、代表权力、代表无情的历史的一头高大的骏马,而另一边是代表美、代表感性、代表柔情与弱者的蛾眉。我们会想到那个“江州司马春衫湿”的诗人,真的是一个大情种。而唐诗,正是属于情种的诗,毫无疑问,唐诗是天才情种必读书,常常有一种多情多义的心灵,常存一种对女性的同情爱慕关心思念的心灵,就是富于人性优美的心灵。中国文化中说大地的气质是女性气质,大地之气温暖地润泽万物,唐诗就是这样充满着阴阳交感的人情味,杨玉环虽然死了,唐明皇虽然死了,白乐天虽然也死了,但是那种宛转蛾眉的美却没有死,天长地久的绵绵长恨没有死,永远感动着后代,超越了战争与暴力,也超越了历史与政治。永远的痴男怨 女的性情天地,就是生生不息的不死的心灵。

打开唐诗奥秘的钥匙

《春江花月夜》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奇迹。诗人张若虚仅以一首作品,跻身于文学大家的行列。闻一多称“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都是饶舌,几乎是亵渎。”这首名诗隐藏着一个大的秘密,谁破译了这个秘密,谁 就掌握了打开唐诗奥秘的钥匙。

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一点唐诗精神,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语言艺术,而是回到唐人的梦,回到可以通而不隔的心,从爱女性、爱小孩、爱老人、爱孤苦无告者做起,人人都关心他人,人人都有意去点点滴滴地营造仁义 社会开始做起。

所以,结论是:尽才尽气、尽心尽情,正是唐诗整幅的特点。现在,有没有一首诗歌,可以把我上面所说的两个特点集中结合在一起,让我们读了它,就直观地理解到唐诗的美好呢?如果让我找一首,那就是《春江花月夜》。这首诗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奇迹。晚清的王闿运就感叹:“孤篇横绝,竟为大家”,诗人张若虚仅以一首作品,跻身于文学大家的行列,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解说的困难。闻一多称“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都是饶舌,几乎是亵渎。”这首名诗隐藏着一个大的秘密,谁破译了这个秘 密,谁就掌握了打开唐诗奥秘的钥匙。

全诗由九首七言绝句组成(每四句一换韵);九首可分为上四首、下五首两个部分;春、江、花、月、夜五字中,月字最重要。天上的月与人间的月,正是划分上下两部分的依据;第一部分:宇宙中的月亮。月代表着永恒超越的美;第二部分:人心中的月亮。月代表着永恒 普遍的爱;秘密:表面上看,全诗通过月亮的流行,将上下两部分组成一有机联系的整体,但是深层的精神内容,却是一种类似诗化的信仰:人心与自然的一幅大和 谐,人性与宇宙本性的相互成全。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海天地的宇宙图式)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沙白看不见。(无限透明)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有限宇宙无限)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永恒的美、永恒的爱美之心)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思妇代表爱心)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月光从女子心波流出)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爱心)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珍惜有限人生)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爱心的无 限辐射)(《春江花月夜》)

上半部分,那一波一波歌唱般的旋律与长卷般的春江月夜图,不仅呈现了月光的灵性、透明、美丽,更表现了春江月夜之美的神秘、永恒、无限。可是,我们面对那样的美,是几乎有些失望了。她几乎是那样的一种遥远仙界的事物,几乎是一种令人绝望的美丽。因为人生是多么有限、有缺点呀!然而戏剧性的转折发生了,下半部分开始,月光不再是那样空灵了,月光对人间有了流连顾念,月光从思妇的心波里脉脉流出:同样的万千情意、同样的纯洁无玷。尤其是诗的结尾,春尽、月沉,当黑夜与无边的海雾来临,在夜的深处,依然有月光如眸,向着迢迢远方之路凝眺,依然有月色脉脉,摇曳于江边树影中不胜温情,表达千古如斯的希望,与永不放弃的等待。这一份希望与不放弃,正是一种诗化的信仰表达。这一信仰的核心,即是人生虽有限却可以无限的哲思与爱心。其实闻一多早就极有识见地指出:“这首诗有强烈的宇宙意识,有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不仅是“少年式的憧憬”,更是中国古老的文化精神在盛唐来临之际焕发出来的年轻的生命光华,是诗歌传统、儒家经典信念、佛家色空意境和民间文化集为一身,借诗人张若虚 之手弹出的一声妙响。唐诗是“以山水为教堂,以文字为智珠”。由此诗可以看出,珍视人间的美好,成全宇宙的大美,礼赞生命,礼赞自然,尽气尽才的精神,也是尽心尽情的精神,同时,心气与才情,又有着超越的根据,人心与自然同一美好、同一无限、同一充满无限美好的希望。这正是唐 诗中跃动的人文精神。

儒家文化与东亚企业精神 篇6

从传统基督教神学的观点来看，宗教信仰和追求财富应当是互不相容的两回事：在中古世纪，一个虔诚的教徒所关怀的应当是“彼世”，而不是“此世”，他应当追求“天国”中的永生和救赎，而不应当在现实世界追求财富。天主教承袭了这种传统;可是，改信基督新教的人为什么既能保持宗教的虔诚，又能追求俗世的财富？

韦伯的研究：理念与历史

基督新教伦理

韦伯认为：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所领导的教派为了攻击教会出卖赎罪券，而提出的“预选说”（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有助于个人努力工作，而收到改造俗世的效果。

依照加尔文的说法，宇宙的秩序是由上帝所决定的，人类也是上帝所创造的。在最后审判之日来临时，有些人将得救，有些人会堕入地狱。可是，一个人是否能得救，是上帝早已决定的，人类的意志和努力根本不能改变上帝最初的决定。个人不论以如何虔诚的行为来崇拜上帝，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倘若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可以改变上帝的决定，上帝所定的宇宙秩序将为之破坏，整个世界将变得荒谬和不可思议。

个人的命运既然是预定的，在最后审判到来之时，个人必须孤零零地直接面对上帝。在上帝之前，他是绝对孤独的，任何人都无法帮助他。依照韦伯的分析，作为一个企望得救的加尔文教徒他处在这种绝对孤独的状态，内心必然会感受到无比巨大的焦虑。对新教徒而言，工作是响应上帝召唤的神圣“天职”（Beruf），个人必须经由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成就，来证实他是上帝的“选民”，来肯定上帝对他的恩典。一个真实的信徒应当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在上帝的“召唤”（calling）下，不停地勤奋工作。

改造俗世

由恪尽天职而获得的财富，是上帝对其“选民”的宠赐。可是，拥有财富，不过是为上帝看管财产而已。有了钱之后，个人应当禁制自己的欲望，刻苦自励，过着高度自律的生活，而不应沉迷于逸乐，以免自己灵魂堕落。这种信仰造成韦伯所说的“入世禁欲主义”（worldly asceticism），可成一种改造世俗的动力。

在基督教里，先知在传达上帝对人类的伦理的要求时，通常都会以预言的方式，描述出符合宗教理想的“彼世”形象。这种和“实然世界”明显对比的“应然世界”，会使个人倾向于舍弃世俗事务，致力于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目标。由于基督新教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个人无法经由自己的努力而达到“至善”的境界，他必须信任上帝对“谁是选民”所作的抉择，在上帝的召唤下努力工作，致力于“改造俗世”，“建天国于地上”，以彰显上帝的荣耀。韦伯认为：这种强调以面对上帝的精神勤奋工作、禁欲自律、改造俗世的清教徒伦理，是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后，理性主义在欧洲文明的各个领域中勃然而兴的主要精神因素。

儒家伦理与中国意索

为了支持这样的论点，他又从比较宗教社会学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包括《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认为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不像基督新教那样地与资本主义相契合，所以无法产生近代西方理性的资本主义。

在《中国的宗教》中，韦伯刻意挑选了中国社会的货币制度、宗族组织、城市与行会、国家组织和法律等几个层面，分别分析它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正、负面影响。在分析中国社会为什么不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时，他同时也注意到：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已经具备若干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满清王朝（1644-1911）前期，中国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岁月。由于治河有方，洪水泛滥的情形已经大为减少。农业方法的改良，使中国人口由十五世纪晚期的六千万增加到十八世纪初期的一亿二千万。其他因素，诸如私人财富的增加，人民可以自由迁徙和自由选择职业，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等等，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这些有利因素毕竟无法克服前述由宗族制度及家产制国家结构所造成的障碍。这些结构性的障碍又是源自中国人在儒家伦理下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特殊心态，他称之为“中国意索”（Chinese ethos）。韦伯所使用的“理念型”研究方法让他判定：儒家伦理是一种维护“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儒家根本没有原罪的概念。他们所谓的“罪”，包括冒犯传统权威、父母、祖先和上司;以及违反风俗，传统仪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个人修养德性的目的是在追求今生今世的长寿、健康和财富，以及身后不朽的令名;至于禁欲、苦修、宗教冥想以及隐居避世，则是儒家所鄙视的。儒家既没有“先知”的预言，又未曾要求个人实践“天职”，而只要求个人适应俗世，这种不是出自内心，而是外烁性的伦理，造成“对现世无条件的肯定与适应”（ unconditional affirmation and adjustment to this-world ）。这种信仰自然难以转化俗世。韦伯因此断定：儒家伦理有碍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误

然而，韦伯在从事文化比较研究的时候，是把基督新教看作是一种“文化系统”，建构出其“理念型”（ideal type），再以之作为参考架构，用“文化对比”的方法研究儒家伦理，犯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谬误。不仅如此，韦伯不懂中文。他无法阅读第一手的中文材料。他引用的资料，有些来自欧洲汉学家的译著，有些则是出自于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传教士。

更重要的是：他在研究儒家伦理的时候，并不是把儒家伦理看作是一种“文化系统”，而是采用所谓“理念型”的研究方法 （ideal type approach），打破时间的限制，随意引用不同时代的材料，来描述帝制中国社会的“理念型态”。用Archer（1996）所主张的“分析二元论”（analytical dualism）来看，这种作法把“文化理念”和历史事实混为一谈，很明显地犯了“镕接的谬误”（fallacy of conflation）。

为了纠正韦伯所犯的这种谬误，在《尽己与天良：破解韦伯的迷阵》一书中（黄光国，2014），我先建构出普世性的“自我”和“关系”的理论模型，再以之作为基础，分析先秦儒家思想，建构出“含摄文化的理论”，以描述儒家思想作“文化形态学”（morphostasis），然后再研究儒家伦理在东亚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展现，藉以探讨其“文化衍生学”（morphogenesis）。

涩泽荣一的故事：义利统一

针对本文的主题，在谈到儒家伦理的“文化衍生学”的时候，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涩泽荣一的故事。

涩泽荣一（Shibusawa Eiichi，1840—1931）出生于日本武藏国榛泽郡血洗岛。父亲除种植稻米之外，兼做杂货生意。他擅长经营，头脑灵活，是村子里数一数二的富户。五、六岁时，父亲开始教他诵读汉书，以《三字经》启蒙。十岁时，已经读完《四书》、《孝经》、《十八史略》等中国典籍，而且读过《日本外史》，兼以练习剑道和书法。十四岁那年，父亲时常带他出去收购蓝叶，作为制作染料的原料。不久他已经可以自己出外，独当一面做生意。

日本的领主封建制度，与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差别极大。有大名、武士、平民的等级区分，却没有科举制度，使社会阶层难以上下流通。涩泽在家里挑大梁，在村里面对人们钦羡的眼光，在社会上却受到令他难以忍受的阶级歧视。

涩泽荣一青年时期，日本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历史变革。在西方列强势力侵入之下，幕府难以抗拒。统治者分裂为以德川幕府为核心的开国通商派，和以萨摩、长洲诸强藩为核心的锁国攘夷派。涩泽原先加入攘夷倒幕运动，准备以武力杀光外国人。1863年，行动失败后，由友人介绍，进京都守备一桥庆喜的家门，成为封建幕府要员家的武士。后来，一桥成为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位将军，改名为德川庆喜，而涩泽则成为德川的家臣。

万国博览会

德川庆喜是主张效仿欧美的改革派，1867年，他派弟弟昭武去欧洲考察，涩泽则被选为昭武的随从，参观巴黎万国博览会。1860年代的欧洲，正是工业资本主义飞跃前进的时代，法国的万国博览会成为西方各国展示经济成就的橱窗，各国竞相展示世界先进的工业产品，使考察团大开眼界。

为了深入了解西方工业世界，涩泽一行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把握时间学习法语，不久他已经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的对话和交流。接着涩泽又追随昭武，在欧洲各国展开为期二年的参访，刻意访问政府及工商界的领袖，向他们请教经济方面的问题，认真听他们讲解有关银行、铁路、股份公司企业及公债等知识，并参观有价证券交易所，深刻研究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经济生活和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又参观各种不同的工厂，包括纺织厂、钟表厂、汽车制造厂、钢铁厂、造币厂、军工兵器厂等等，特别注意日本没有的社会机构，包括银行、报社、博物馆，以及近代军营等等。

在与法国政府官员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涩泽处处感到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强烈反差。欧洲政府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可是，在当时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犹如天壤之别：商人见到幕府官僚、武士无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涩泽痛切认识到，要使日本兴盛，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打破官贵民贱的旧习，排除轻商贱商的思想。

1868年回国时，幕府时代已经结束。次年，他受明治新政府之聘，在大藏省任职，参与新政府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筹划和制定，包括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等。

经济伦理的变革

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明治六年（1874），他因为与其他政府部门理念不合，随同大藏省大臣井上馨一同辞官，投身实业界，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国立银行”，从此开始自己的企业家生涯，先后设立相关企业五百多种，成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财经界的领导者。

他很敏锐地看出：日本迫切需要经济伦理思想的变革，由传统的农本主义、“贵谷贱金”、权力主义、“重义轻利”等价值伦理，转向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工商立国、“以金钱为贵”、“以营利为善”的价值伦理。中国的程朱理学，包括日本学者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却是建构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最大障碍。“儒程子和朱子的解释驰于高深理学，以至于远离实际行事。我邦诸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秉承宋儒之弊，将学问与实际视为别物。至荻生徂徕竟明言，学问唯有士大夫以上可修，农工商实业家被排斥在圈外。德川氏三百年的教育，立足于这一主义，读书学问成为不从事实业人士之业。农工商大多数国民，担当着为国家奠基的各种实业，却成为不读书不学文的无知文盲。”“士止于高位而贱视农工商为下民，农工商则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只知青表纸读四角文字。”

历史的教训

他认为：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者。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办法，钻法律漏洞，以达到赚钱的目的”。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

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我读史籍而尊敬的中国，主要在唐虞三代之末的商、周时代。当时是中国文化最发达、最灿烂的时代”。但是，“当我初踏中国之地，实地观察风俗民情时，我才发现事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很清楚的指出：“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很发达，国家观念很缺乏，毫无忧国忧民之心。一国之中，中流社会这个阶层既不存在，全体国民也缺乏国家观念，这两点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的两大缺点。”

宋代因为陷入仁义道德的空论而亡国，元朝又因过分强调利己主义而危及自身。这情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其他国家也莫不如此。因此，唯有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他从日本的历史经验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在日本历史上，最善于作战又巧于处世的，首推德川家康。正因为他善于处世，所以能够威服许多英雄豪杰，开拓十五代两百余年的霸业。

义利合一

涩泽曾把德川家康的《神君遗训》与《论语》相互对照，惊人地发现它的大部份内容都出自《论语》。“人的一生如负重致远，不可急躁”正与《论语》中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相互对应。

因此，他认为，“缩小《论语》与算盘间的距离，是今天最紧要的任务”。因为不追求物质的进步和利益，人民、国家和社会都不会富庶;要想致富却必须依据“仁义道德”和“正确的道理”，才能确保其财富能够持续。涩泽在《论语》中找到许多证据说明“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例如，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人们一定要有一种强烈的谋利欲望，才可能使一件事物有进步，否则绝对不会有所进展。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只要不违背道德，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因此，他主张：一手论语，一手算盘，“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义利合一”，才是做人处事与企业经营的最高准则！

士魂商才

他以自己经营企业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并行不悖，明确主张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黄俊杰，2005）。基于此，他提出了“士魂商才”的理念。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唯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就无法自立。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所谓商才，也要以道德作为根基。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只是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昭和三年（1928年）初，他出版《论语与算盘》，以通俗浅显的讲话方式，表达意味深长的内容。发行后，风行一时，他也因此而被日本人尊称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近代企业的精神指导”。

尽人事，听天命

他认为：人应该牢牢记住的是要完成作为“人”的职责。论“人”，必须以人的职责作为标准，来决定自己的方向。天命，正如四季依次循环运行一样，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都在万事万物中不断地进行。只要相信天命，并且以恭、敬、信的态度加以对待，就能完全埋解“尽人事、听天命”的真正意义。

“成名常在穷苦之日，败事多因得意之时”。人处在社会中，要观察形势，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切忌得意忘形。人处在逆境的时候，最好是先安于天命，一面不屈不挠地勤奋上进，一面等待命运的到来。如果能够这样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逆境中，都能保持心灵上的平静。如果把这种情况完全解释成是人为力量所造成，那么就可能徒增烦恼，劳而无功，在漫长的人生中，一时的成败就如泡沫一般。如果一生遵循道理，就能觉得计较成功失败实为不智，而能超然于成败之外，渡过有价值的生涯。

涩泽强调：对于一件事，首先要探究其得失，看有没有道理，然后再着手处理，在思考这一点上，必须细致周密，不能灵机一动，就任性去干。对违背自己意志的事，不管大小，必须断然加以拒绝。如果一开始因其为小事而加轻忽，最后就可能产生不可收拾的结果。

浩然正气

水户黄门光国公在墙上所挂的对联：“小事皆通达，临大而不惊”。即使认定自己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大事也是由许多小事积累而成，所以对任何事情都不可轻忽，要以勤奋、忠实、充满诚意的态度，完成每一件事。在设定每一件志向时，必须时时注意贯穿自己一生的大志向。不能使大志向和小志向之间产生矛盾。一旦产生矛盾，就要加以调和，使其保持一致。

要评论一个人，而依据其为社会尽力的精神和效果，来加以考察而把富贵功名以及一般人所谓的成败放在次要地位。只要合乎道理，而且又有利于国家和社会，“即使对自己无利，我也会断然舍弃自己的利益，遵循道理行事。”相反的，如果是对国家和社会不利，不管对自己有多大利益，他一定断然拒绝。他认为，孟子所谓的“以直养”，以正确的道理培养至诚之心，“以直养而无气馁”，就会有“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

日本资本主义精神

基于这样的原则，涩泽说：“把他人作为囊中之物加以利用，我绝不干这种事。”“人必须平等，必须是有节、有礼的平等。有人待我以德，我也以德待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他人作为工具，以构成自己的势力。我的起心动念就是想把适当的人才，配置到适当的位子。如果适当的人才能在适当的岗位上有所发挥，而做出一些成绩，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贡献给国家社会的，归根究底，这也是我应该贡献给国家社会的。”

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应该深入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努力上进，小心谨慎，坚决往前发展，同时还必须牢记不要进行恶意的竞争。在他看来，带有妨害性，旨在掠夺别人利益的竞争，叫恶意的竞争。相反的，如果不侵犯他人的利益，而精益求精地改进制品，这就是善意的竞争。任何人都能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判断两者的差别。

这样的人生哲学使他相信：“要使精神不衰老，除了依靠学问别无他法。只要经常不断地探讨学问，不使自己落伍，这样的人不论到什么时候，精神都不会衰老。因此，对于只作为一个肉体躯壳而存在的人，我是十分厌恶的，肉体的存在是有限的，因此，请考虑如此让精神永存吧！”

这位被尊称为“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之父”的涩泽荣一，一生经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代，到1931年才去世，享年九十一岁。

四民异业同道

涩泽荣一所著的《论语与算盘》，可以说是东亚版的“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它强而有力地批驳了韦伯所提“儒家伦理有碍资本主义发展”的论点。然而，《论语与算盘》只能说是儒家伦理在日本的一种“文化衍生学”，它并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从这样一本着作里，我们也无法窥知儒家伦理的全貌。

如众所知，日本江户时代，参与“维新倒幕”的志士大多受到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影响。明朝末年，以欧洲基督教国家为主的西方世界发生资本主义兴起，中国各地也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之乱，被嘉靖皇帝封为封建伯、南京兵部尚书。此时阳明先生无论从立德、立言、立功均有盖世之成就，其地位如日中天。嘉靖四年（1525年），他在《节庵方公墓表》中，提出了非常值得注意的“四民异业同道”说：

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货通，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工与商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士与农也。

故曰：四民之异业而同道。

科举制度虽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社会阶层上升的管道，也使中国社会没有像日本那样形成僵固的阶层，但王阳明批评当时读书人沉迷于科举，“贵士贱商”，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

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重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夷考其实，射时罔利有甚焉，特异其名耳。极其所趋，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比之具养器货之益，罪浮而实反不逮。

“实学”与“义利合一”

黄俊杰（2005）认为，《论语与算盘》对于阳明学的吸纳，集中于两个核心概念：一是讲究“实学”，一是强调“义利合一”。所谓“实学”是指从事“农、工、商”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王阳明也认为：自从王道衰微而学术乖离之后，读书人失却本心，大家争着想要当官，“荣宦游而耻工贾”，其实骨子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他们“驾浮辞诡辩以诬世惑众”，跟从事具养器货的“农、工、商”相比，反倒是虚浮不实，有所不知。相反的，如果“士、农、工、商”都能够在其本业上“尽心”，“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上“致良知”，“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在“事上磨炼”，知行合一，则四民“有益于生人之道”，其实都是一样的。

然而，王阳明虽然反科举，但他并不否定儒家所主张的“仁道”。《破解韦伯的迷阵》在讨论儒家的文化衍生学时提到：程颐和朱熹继承了张戴所思考的问题，他们费了许多笔墨，试图描述“自我”的“心”之模型。用该书第三章所描述的“自我的曼陀罗模型”来看，宋明理学家以“心性之学”所要描述的“心”之模型，跟“自我的曼陀罗模型”之间，具有一种“同构”（isomorphic）的关系。然而，在那个时代，中国文人并没有西方人“主/客”对立的观念，不知道什么叫“结构主义”，也不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所观察到的现象背后，探求“更深远的实在”，更无所谓普世心智的深层结构。在“知行合一”说影响之下，讲究“实学”的涩泽荣一认为：宋儒诸如此类的论述，都是“仁义道德的空论”。

从儒家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涩泽荣一所主张的“一手论语、一手算盘”，跟宋代陈亮与朱熹之间的“王霸之辩”，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的“以利导欲，以义制利”，颜习斋主张的“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其实都是“异曲而同工”。他们都是：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思考如何调整儒家伦理，使其适用于工商企业社会，也就是王阳明所主张的“四民异业而同道”。令人遗憾的是，在各种历史条件的凑合下，阳明学说并没有在华夏本土发扬光大，反倒是在海外的日本东瀛开花结果。

由“文化复健”走向“文化复兴”

在《中国的宗教》一书的结尾部分，韦伯说：“在现代化的领域里，中国人大概相当有（可能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同化在技术上与经济上皆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这显然不是中国人是否“没有自然禀赋”（naturally ungifted）以适应资本主义要求的问题。”

中国人是否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同化”资本主义？从涩则荣一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一书来看，从日本“同化”资本主义的经验来看，以及从二次大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复兴的经验来看，中国想要“同化”资本主义，它所需要的“资本主义精神”必然是以“儒家伦理”作为基础，而不是以“基督新教伦理”作为基础。

从1979年邓小平宣布走“改革开放”路线至今，不过三十余年。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有能力出手援救陷入财政和经济危机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里，儒家文化传统显然发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知识分子却面临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似乎已经有能力在国际舞台和列强并驾齐驱。可是，经过历史的几番折腾，中国不仅自身的文化面貌模糊，而且保留了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糟粕”。如此缺乏文化魅力的大国，不仅不知道自己的“崛起”究竟是凭借什么样的文化力量，而且也不了解什么样的文化力道可以支撑自己未来的持续繁荣。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篇7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精神,天人合一

一、中国哲学

宗教因畏惧生, 科学因适用而生, 哲学因探求万物存在之因而存在。中国哲学产生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 最初是为了为政治国、治水平土, 即最早的政治哲学。中国哲学鲜明的民族性,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社会心理、认知结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等。简言之, 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然观、伦理观、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在《周易》中蕴涵着了中国诸家哲学思想。

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 其哲学基本倾向是“祖述尧舜, 宪章文武”。注重伦理道德, 崇尚礼乐仁义, 主张德治仁政, 充满实践性伦理和政治哲学。道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 它的哲学倾向是崇尚自然为主的天道观, 强调人们的思想行为应该符合“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 认识上主张“绝圣弃智”, 在人生上追求超脱和逍遥。法家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 其哲学倾向主张法制、重农抑商、以战求强, 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佛家则是印度佛教哲学的中国化, 即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 特别是与中国道家的结合, 其主要代表是禅宗。

中国哲学的特点是文简而义丰, 一语而多义。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是如何做人, 如何做圣人, 探究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 是一种现实哲学, 是一种现世哲学, 是一种实践哲学。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人物我的通感, 整体和谐和动态圆融, 就是所谓的天人和一思想和和合精神。中国哲学注重现世性的道德修为和建功立业, 强调学以致用。

二、中国文化精神

所谓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它包括自然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门类, 内容丰富多彩。中国文化绵延流传, 通古贯今, 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从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方面来说, 中国文化既有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 还有儒释道的结合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天、地、人三才, 人居于中心地位。天人之间, 人为主导。在儒家学派中, 一贯反对以神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的重要特征与表现体现在道德实践中。强调个体道德实践的自觉性。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肯定了人的价值, 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贵和尚中”是指崇尚和谐, 追求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宇宙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尤其是人与人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 和为贵”, 提倡重和去同的思想, 肯定了事物发展的多样性, 表现出了有容乃大的宏大气魄。中庸之道是在“和”文化下的体现, 是为人处世的具体准则。

刚健有为, 是中国人积极态度的体现。它凝聚了民族的向心力, 具体表现为日新和革新的思想观念。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是坚持独立人格思想的体现, 正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哲学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人类发展历程中复杂的实践关系, 它是对思维、社会和自然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是人类性的伟大事业。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形式、性质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特征, 这些时代特征通过中国哲学内涵所体现出来。因此, 中国哲学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首先,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外在折射。哲学理论反映文化精神内涵, 在宇宙观上中国哲学植根于“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儒家博施济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仁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要求人们生活要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人类道德的最高准则与自然规律之间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 这就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并不是简单的“合一”。它是一个对立而又统一的, 双方有着密切联系的“合一”。因此, 这一过程早就了中国文化中所特有的辩证发展、整体合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观念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成己成物, 人我交融的现实人合格和品质, 不断效仿自然界万物发展之大道, 尤其是天地之间的刚健日新和厚德载物, 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和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其次, 中国哲学影响了中国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的发展。哲学用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断地构建新的世界观、方法论, 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人的行为。在中国哲学的熏陶下, 中国文化精神形成了中庸的价值取向。中庸之道也被视为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孔子认为, 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品德, 它是长久发展的真谛之所在, 也是达到和谐境界的有效方法。中庸之道的价值取向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规范了人们的行为, 指引了社会发展的向度。

最后, 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哲学对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它规范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人离开了正确的指导, 就会受到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的惩罚和制约。因此, 只有在辩证法和唯物史论的指引下, 人类文明才会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哲学对于人类的进步具有向导作用, 同样中国哲学引领着中国文化的进步。

总之, 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晶, 中国文化精神丰富了中国哲学内涵。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哲学思想对时代文化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 它总结提炼了文明成果的结晶与精髓, 可以说它是文明成果的核心与灵魂。反之, 离开了中国文化, 哲学思想也就不复存在。没有文化的哲学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我们只有对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 对中国哲学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才能理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关系, 才能进一步的撷取文化中的哲学基因, 哲学中的文化精华。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 我们更应该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 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嵩阳书院与河洛文化精神 篇8

1 嵩阳书院文化的特质与河洛文化精神的契合

河洛地区是河洛文化的起源地, 儒学、佛学、道学三者均起源于此地。《易经·系辞上》载:“河出图, 洛出书, 圣人则之。相传伏羲氏根据“河图”、“洛书”做八卦即为后人所说《周易》。后有周文王做卦辞, 共同构成了《易经》。《周易》为周代重要典籍, 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周公曾营建雒邑, 周公在雒邑地区“制礼作乐”, 洛邑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礼乐文化发源地, 春秋时期有孔子“入周问礼之说。周公制礼, 辅国理政, 为一代楷模成为后世儒家奉尊的“元圣”。道家元老老子曾长久居住洛阳地区, 做过周朝“守藏书史”, 即管理图书的官吏, 《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 盖出于史官”。金德建也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 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3]

历史上的嵩阳书院曾经是佛教、道教场所, 又是新儒教重要发源地之一, 儒、佛道三教合流、交汇一体的特点, 正是河洛文化精神的缩影。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境内嵩山南面, 位列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48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建成嵩阳书院, 当时名为嵩阳寺。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我国盛行, 寺庙建造蔚然成风, 嵩阳寺为生禅师所建, 是一个佛教活动的场所。据记载:“大德沙门生禅师, 以此山, 先来未有塔庙, 禅师将欲接引四生, 卜兹福地, 创立神场。北背高峰, 南临广陌, 西带浚涧, 东接修林。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创造伽蓝 (寺院) , 筑立塔殿。”[4]嵩山寺碑文记载了嵩阳寺的初建情况:“禅师构千善灵塔一十五层, 始就七层, 沙门统伦、艳二僧成之。”[5]嵩阳寺建成之后, 佛事活动频繁, 寺庙香火繁盛, “梵宇之胜, 甲于中土”[6]是对当年嵩阳寺盛况的生动描述。“北魏司空裴衍隐居嵩山, 继生禅师之后主持建造嵩阳寺, 曾为寺主, 僧徒多至数百人。”[7]唐代道人韦善俊曾在嵩阳观修道, 《唐书本传》记载:韦善俊“京兆人, 在嵩阳观。事黄元颐, 参佩道法。”[8]

公元255年后周世宗柴荣将嵩阳观改名为太乙书院, 并建有藏书楼、斋房等, 成为文人读书讲学之所, 一批文人聚集于此, 读书授课, 如郑遨、种放曾授学于此, 吕蒙正、滕子京则受学于此。此时太乙书院兼容并包, 既有倾向佛道的人士, 又有肩负儒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治国之士。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曾讲学于此, 此处成为新儒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除了“二程”在此讲授理学、著书立说之外, 司马光与范仲淹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亦讲学于此, 司马光曾隐于此修著《资治通鉴》, 可见嵩阳书院文化积淀之深厚。

此外, 嵩阳书院居中原之中部的“五岳”之一的嵩山之阳, 紧邻多代帝都洛阳, 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越性, 曾被道教称为“第六小洞天”, 受到名士们的青睐。《说嵩》中记载:“室之为言, 藏也。嵩当土中, 天地所合, 阴阳所会, 四时所交, 风雨所和, 故称室焉”。[9]又载:“少室。亦嵩也, 一名季室。与太室接趾。有十八叠, 周百里, 高十六里。胜在西南。望之如莲花亭亭, 唐人石淙序, 有少室若莲之句。又若忠靖冠, 宋人谓之冠子山, 元杨奂有‘方若植巍冠, 森若削寒玉’之句。汝阳道上瞻视, 峰峦层叠, 如千叶舒萼, 两肩削直, 耸出云表, 华秀之色目不暇给。”[10]

2 嵩阳书院的儒学承创为河洛文化注入了新质

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二兄弟曾在嵩阳书院著书讲学十年, 入其门的求学者最多, 成名者亦很多, “渊源所渐, 皆为名士”。[11]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各派学说、各方观点的包容互鉴, 丰富充实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与学术思想, 对于新儒学的形成与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来此听讲学者佛道人士亦有不少, 这为程颢和程颐研究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 修正、丰富、改造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以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程门弟子杨时, 曾两番求教于程氏兄弟, 杨时回到福建后潜心研究与传播程学, 对于闽中理学兴起功不可没。

程颢、程颐传承了儒家文化, 并加以改造, 对于佛教与道教进行了批判式吸收, 将佛教中的“心性”学说与“道教”中的“宇宙本源”理论加以改造利用, 融入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 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二程理学”, 即宋代新儒学, 为河洛文化增添了新质, 促进了河洛文化向前发展。

程颢、程颐二人曾师从周敦颐。《宋史·道学传序》载:“至宋中叶, 周敦颐出于舂陵, 乃得圣贤不传之学, 作《太极图说》、《通书》, 推阴阳五行之理, 命于天而性于人者, 了若指掌。”[13]周敦颐融道于儒学的作风, 对于程颢、程颐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 如程颢提出“有理而后有气, 有气而后有象, 有象而后有数” (《二程集·经说》卷一) 之说, 正是对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说的变通, 又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 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之说相通。程氏的“理气说”是理学的宇宙观之说, “理”即“天理”, 是天地自然万物之理。“天理云者, 这一个道理, 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 (《二程遗书》卷二) “气”即阴阳之气, 《周易·系辞上》中说“精气为物”, 是构成万物的原始因子。与世界本源的状态“无极”与构成万物的“太极”相对, 是对宇宙本体的阐述。

理学本身的产生、发展及与佛、道的融合都契合了河洛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精神。程颢、程颐说:“人心私欲, 故危殆。道心天理, 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与佛教的“世界别无法, 唯是一心作” (《法华玄义》卷二) 有相同旨意。“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性欲, 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14]《河南程氏粹言·论道篇》中记载了关于程氏原话:“子曰:天下之害, 皆以远本而末胜也。峻宇雕墙, 本于宫室;酒池肉林, 本于饮食;淫酷残忍, 本于刑罚;穷兵黩武, 本于征伐。先王制其本者, 天理也;后王流于末者, 人欲也。损人欲以复天理, 圣人之教也。”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到程颢、程颐二人要灭的人欲是后代君王们热衷的“峻宇雕墙、酒池肉林”、“淫酷残忍”、“穷兵黩武”等浮糜奢华的欲望和人性中的残暴欲望, 存的天理是崇尚质朴、远离浮华、固本去末、不穷兵黩武、远离淫酷残忍的“理”。可见“损人欲”, “复天理”是对君主的劝诫, 是让君主遵循的有利于平民百姓的道德法则, 是儒家思想“仁”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道德法则的实现是靠“心性”来完成的, “只心便是天, 尽之便是性”, “能尽心, 则自然知性知天矣。” (《遗书》卷2上) 程氏不是引导人们对社会进行客观分析认识, 认识社会的根本性质, 掌握社会的规律, 而是把人们引向内心, 面对社会进行内心的自我调整, 做出适合社会道德人伦的价值观调适, 进行内心的精心修炼, 即所谓的“明理”, 和佛教中的“明心见性”有相同的旨归。禅宗六祖惠能说:“不识本心, 学法无益。识心见性, 即悟大义。”[15]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巧妙暗合。二程在先秦儒学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提出了“诚敬”, 程颢说:“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 以诚敬存之而已, 不须防检, 不须穷索。” (《二程集》) 即要做到真实无妄, 不欺人, 不自欺, 诚信乃做人之根本, “不信不立, 不诚不行。” (《明道语录》卷一) 程颢又说:“学者不必远求, 近取诸身, 只明人理, 敬而已矣。” (《二程集》) “诚者天道, 敬者人事支之本, 敬则诚。” (《明道语录》卷一) 这些是对于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理学与以往儒学所不同的是由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 转而到太极与无极等哲学本体论上来, 由汉儒的“神意”转变到了“天理”, 把儒学由汉代的谶纬神学转到了哲学化的儒学上来, 这是对于两汉儒学拨乱反正, 同时也发展超越了先秦儒学。理学由过去的神是一切的主宰变为理是万物的主宰, 是无神论的。它摆脱敬神的愚昧落后状态。

嵩阳书院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 也为河洛文化精神注入新风, 这种精神至今仍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

3 嵩阳书院与河洛文化转型发展

以嵩阳书院观照河洛文化, 一方面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深情回顾, 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无情审视。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 (取狭义中原文化, 指河南地区文化) 内核, 研究河洛文化有解剖麻雀以代整体之义。通过对河洛文化的深度剖析, 探讨其生成规律及发展变化的原因, 进而把握中原文化的内质, 发现中原文化之美, 也观察中原文化的积弊, 找出其新的生长点使它在这个不断变幻的时代面前焕发新的生机, 这是研究河洛文化的重要价值之一。

任何地域的文化都是经过了继承与变革的过程, 后代人总是在前代人创造的文化基础上有所取舍, 有所增减, 这是文化的变革。而前代的文化无论做出多大动作的变革, 总是有主导因素遗留下来, 传之后代, 这是文化的承继。河洛地区文化悠久是不争的事实, 但河洛地区的发展在中国并不处于前列, 也有目共睹, 原因何在?河洛文化是中原人民与自然发生关联的产物, 反之, 河洛文化又深深影响着中原人民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等。这些在河洛作家刘震云、阎连科与张宇等人的创作中都有所揭示, 如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里, 对于河洛地区人民的坚韧的生活态度与顽强的生命力都有所描述, 而对于河洛地区人们的从众心理、唯上心里则又描述得入木三分。阎连科的瑶沟系列作品与耙耧山系列作品, 对于洛阳地区的人们那种在日常生活中顺天安命、在灾难面前又自强不息的性格描述得也比较充分, 同时对于人们那种官本位心理、奴性心理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可见, 地域文化对于一个地区人们的文化性格影响深远。

河洛文化因其源远流长而积淀深厚却也因此积累了更多的尘垢, 这正是事物发展的两面性。重塑河洛人的文化人格重树河洛人在全国人面前的形象是中原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因为文化性格, 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从文化上寻根溯源, 找出文化性格形成的关键因素, 利于采取针对性措施。嵩阳书院凝聚了河洛文化精神, 儒、佛、道相交织, 儒家文化中的积极进取精神, 佛教文化中的宽恕忍耐精神、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和谐精神给了河洛人深厚的精神滋养, 同时, 这些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性格发展。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 佛教文化中的无限度忍耐、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容易造成人的精神麻痹, 从而形成封闭、惰性、缺乏变革力等消极性格, 这种性格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此, 今天我们需要对河洛文化精神进一步挖掘整理, 根据时代需要对河洛文化做出清理与审视, 并进行现代性转换, 去除其消极因素, 大力弘扬与激发这种文化中富有活力的东西, 清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东西, 坚持开拓、开放精神, 坚持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 为中原地区文化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摘要：以嵩阳书院观照河洛文化之精神, 分析嵩阳书院文化特点, 嵩阳书院文化与河洛文化精神上的契合之处, 嵩阳书院在河洛文化发展史中的历史意义, 进而探讨河洛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发展问题, 以期对于河洛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大众文化的审美与精神转向 篇9

一般而言,美是能够使人感到愉悦的一切事物。审美就是人们依据自身要求对某种事物做出评判的过程。社会性是审美的重要属性,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与社会环境对应着不同的审美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态势促使人们的审美观念日益多元化,大众的审美需求获得极大满足。大众文化不仅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 大繁荣,打破了以往文化的单一格局和相对封闭状态,还密切了审美实践活动与生产、 生活的关系,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况,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尤为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的受众人数与传播空间渐次拓展,审美成果可以得到共享。

然而,在当代工业文明、都市文化、网络消费的社会背景下,大众文化虽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我认为物质和精神属性乃是大众文化的根本。文化的精神属性催生文化认同感, 一方面,它能促使传统文化定式思维向度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它能促使文化主体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审美价值”,也就是在人文精神的渗透下, 提升文化品格。后者是大众文化前进发展的内驱力及内容所在。我们应积极挖掘大众文化的审美价值,充实其审美向度,进而实现精神转向。

那么,如何实现呢?首先,应将文化置于历史、人文坐标系统中进行精确定位。从纵向上看,大众文化贯通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 此二者在审美探索中应紧密结合,交相辉映; 从横向上看,大众文化是在感性诉求基础上的审美超越,因此应赋予大众文化丰富的审美内涵。其次,成熟的大众文化,既不是毫无原则地一味迎合大众的趣味,也不是抱残守缺地固守已有的传统。它应该既注重感性体验,又不放弃理性维度;既着意于游戏精神的营造,又不舍弃智性的维持。它应该秉持这样的终极目标——在保留审美现实性成果的同时,呼唤神性的复归!这种“神性” 追求是为了在物质丰富后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真正走向全面发展之路。

铁人精神创新与企业文化转型 篇10

铁人精神的产生和创新，伴随着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再塑造。大庆的企业管理经历了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再到文化管理的成长历程;铁人精神的发展和创新也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定型，先后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转型以及九十年代后塑型“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大庆的企业文化建设经历了一个由自在到自觉、由自觉到觉他的文化创新过程。

铁人精神创新与企业文化建设的传承架构

——企业文化变革，凸显铁人精神创新的内在性。铁人精神的文化内涵在于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一个群体的自强、一个民族的振兴、一个国家的富强。

铁人精神对大庆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推动和提升作用是至为关键的。存续企业，通常被“经济人”解读为非优良资产企业。曾经，大庆石油管理局就是大庆“存续企业”的典型代表。可以这样说，大庆石油管理局的发展史就是大庆油田开发的建设史，铁人精神的文化内核体现在这两个企业身上就是创业精神。

大庆石油管理局及其所属企业的全体员工充分认识到，“铁人精神”是一笔重要的文化财富和资源，对大庆石油管理局及其所属企业、对大庆市的企业、对我国众多企业文化建设和实践，甚至对日本、美国等国外一些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都曾经发挥过直接或间接的借鉴、示范作用。在新的时期和环境里，大庆石油管理局通过科学、合理的实践活动系统、有效、创新地制定了企业文化战略，确立了企业长期发展实践的战略方针，赋予“铁人精神”新型的、科学的、适用的、实效的文化内涵，保持“铁人精神”的特点、生命力以及产生推进企业发展的强劲动力。

——企业文化塑造上市企业，突出铁人精神创新的能动性。在企业文化塑造中，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这个从大庆石油管理局剥离出来的“上市企业”，在资产上表现为优良资产、上市企业，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有源、形象待塑。因而，对大庆油田的上市企业来讲，“化”才是最重要的，要达到企业倡导的企业文化有一个进化和重塑的过程。重组改制正式注册成立伊始，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在继承完善铁人精神的基础上，就把“高水平、高效益，可持续发展”(即“两高一发展”)作为自己总的发展战略，将新的文化理念、经营思想细化到企业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通过不断的企业变革来实现员工行为上的改变。

——企业文化整合，重组企业，提倡铁人精神创新的共赢性。中国石油大庆炼化分公司的文化整合最具有典型性。其前身大庆油田化工总厂原先后隶属于大庆石油管理局、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与原大庆林源石化分公司合并重组，2006年又与林源炼油厂实现第二次重组。6年里，大庆炼化公司在尊重差异中求磨合，在磨合中解决冲突，在解决冲突中求得融合。在很短的时间里成功地进行了两次文化融合，在全国打响“心相通、情相融、力相合”为本质特征的“三相”文化。最终形成了企业的文化理念体系，既承继了铁人精神和“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三要十不”等传统作风，又更多地体现了时代特征和创新思维。

——企业文化提升，发挥铁人精神创新的互补性。大庆振富集团积极参加中国光彩事业的行为，充分体现出“义利兼顾”的核心理念和“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思想境界。参加全国慈善捐助活动的举动，则体现了“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胸怀，发扬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从“攻坚、肯硬、勤学、创新”的振富企业精神，到“树’振富’品牌，建’百年’企业”企业愿景，无不彰显着浓厚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的文化底蕴。

铁人精神创新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创新脉络

文化自觉完善企业精神维度。作为现代管理学范畴的企业文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铁人的主观世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铁人精神要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就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境界。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推动力。源于历史、高于历史、有效创新性和科学丰富性相结合，适宜性赋予“三老四严”新的内涵，成为新“铁人精神”内涵的切入点和主要表现方式。铁人精神的创新与发展与大庆油田的建设发展相辅相成，与时俱进。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大庆石化的企业文化建设突出了铁人精神的核心地位。铁人精神是大庆企业职工共同的价值观念以及工作作风、道德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主要内容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无所畏惧，勇挑重担，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讲究科学，“三老四严”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忘我劳动，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

文化思维丰富企业心智模式。一个好的企业文化建立后，它所带来的是群体的智慧、协作的精神和新鲜的活力，这就相当于在企业核心装上了一台大功率的发动机，可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对待事业，应有奉献精神。对待名利，应有无我精神。对待自己，应有内省精神。”这也许就是大庆石油管理局员工在诠释铁人精神上最强有力的阐述。作为群体意识和行为的展现，铁人精神被概括为“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大庆石油管理局始终高扬铁人精神的伟大旗帜，推动企业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支持改革，振兴企业，是大庆石油管理局干部职工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肩负的历史使命。这“一个责任”和“一个使命”，使全体干部职工进发出了新形势下更强烈的爱国激情。应当说，一次创业的“爱国”集中体现在“摆脱困境、快出石油”上，二次创业的“爱国”则集中体现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上。

文化管理规范企业行为操守。不存在“最好”的企业文化，只有“适宜”的企业文化。改造企业文化只有与解决企业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才会切实可行、更易被接受。

企业文化重在实践，贵在落实基层。企业要把基层文化建设作为着力点，善于把文化理念与生产经营管理融为一体，使之成为激励员工岗位成才、敬业奉献的价值支撑。以铁人精神为核心的先进企业文化越发展，就越要在职工中坚持不懈地开展铁人精神和会战传统教育，使之深人人心，内化为每个职工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并一代一代传下去。大庆炼化公司把大庆精神内化成实现奋斗目标的激情，努力培育员工服从大局、为企分忧的价值取向。

文化积淀丰富企业精神哲学。大庆的“铁人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它的真实性、原始性和不可再生性。20世纪60年代，大庆石油人立志甩掉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靠人拉肩扛精神、干打垒精神、缝补厂精神、回收队精神、五把铁锹闹革命精神，胜利地拿下了大油田;70年代，又靠“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和“岗位责任制”等优良传统高速高效地开发和管理油田，实现了5000万吨原油稳产;近20年来，大庆人坚持继承铁人精神，发扬优良传统作风，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庆油田连续27年高产稳产。正是凭借这些先进思想、观念、责任感和优良作风，大庆人才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文化大革命”、八九风波、九八洪灾、东南亚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等困难和干扰，为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全体干部职工首先在观念上经历了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对创新铁人精神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因而极大地丰富了铁人精神的内涵。

铁人精神创新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时代经验体系

追求企业文化之“道”。斯普兰格曾经说过，只有生命才需要用文化去陶冶和唤醒。可见文化绝不是单纯指外在的文化形式，而是指一种内在性的精神文化。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哲学底蕴和文化内涵已经融解在每一个大庆油田人的血液中，体现在每一个工作细节上，与员工行为合为一体。个性的文化成就了大庆油田真正的企业个性，而他们的个性正是文化与理念、制度、行为的同一，是“道”与“术”的高度融合。低手做事，中手做市，高手做势。在经济领域，“事”是具体的事务，“市”是市场，“势”就是文化。在大庆油田的建设发展中，经历了由“事”到“市”、再到“势”的操作中心转移。而今天，铁人精神孕育出的现代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势”的润泽下，“市”与“事”更加精彩。

铸造企业文化之“魂”。文化对人有着潜移默化、持久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塑造人生，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些不道德行为严重干扰市场经济秩序的情况下，讲诚信正日益成为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根本的有效的方法。市场经济中的诚信，主要体现在守承诺、保质量、重服务等方面。大庆人历来有诚实守信的好传统，这使得他们一进入市场就很快崛起并。

诠释企业文化之“形”。企业形象是企业文化的外在表现，通过产品形象、品牌形象、营销形象和集团形象等展现出来。良好的企业形象，不仅对企业内部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还对外亦能树立企业良好的信誉，扩大企业影响，提高企业竞争力。与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庆油田企业比，成立不到7年的大庆炼化公司在塑造企业品牌方面堪称成功文化品牌先行者。大庆炼化企业成立之初，知名度很低。公司通过卓有成效的固定和流动广告塑造品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连续四年冠名了齐齐哈尔到北京的T47/48次列车为“大庆炼化号”，通过有效的央视专题参与推介形象。2002年第十七届足球世界杯期间，公司组队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球迷世界杯”活动，获得全胜奖、最佳组织奖、最佳配音奖。共有3亿观众收看了这期节目，公司利用这个平台展现了炼化人的风采。之后，连续两年参加央视体育频道《全明星猜想》、《雅典猜想》特别节目，大庆炼化公司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品牌队伍。2006年5月，大庆炼化公司前往法国马赛参加被誉为民间“奥运会”的《城市之间》节目比赛。参赛队员表现出色，助威团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咱们工人有力量》，给举办国、参赛国以及全体参加节目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展现了中国工人的风采，把中国人、大庆人、炼化人的品牌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大庆炼化和天津队联手赢得了比赛冠军，公司的知名度开始走出国门，美誉度也进一步提升。

强化企业文化之“本”。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企业文化的中国化。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方面，存在一些差别。事实上，中国企业文化的“本”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不管是道家、儒家还是墨家，其文化精华部分都应该是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企业文化中，德治、人尊、人际关系，三者是统一的。现代西方的管理者不断探索和完善一种企业文化的行为能力，他们将探索目光投向东方文化，认为以儒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其中的德治、人尊、人际关系等思想，实际非常先进，代表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最终趋势。

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与孟二冬精神 篇11

摘 要：从分析传统文化、时代精神、孟二冬精神三者之间的深层联系入手，结合当代文化战略趋势，探讨宿州学院以孟二冬精神建设大学文化的决策在理论基础、战略意识方面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在办学兴教、培育人才方面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纳入民族复兴大业的宏伟蓝图，高校肩负着传承、弘扬文化的重任。宿州学院在落实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实践中，以孟二冬精神内涵建设大学文化，以孟二冬精神蕴涵的传统文化精华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办学兴教，培育人才，必将有力推进学校各项工作深入持久地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关键词：传统文化；时代精神；孟二冬精神；大学文化；文化战略意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71-03

一、孟二冬精神、大学文化与文化战略意识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此前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战略和时代的高度，深刻论述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要性、紧迫性，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中肩负传承弘扬文化重任的高等院校，如何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大潮中更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高校各级管理部门和所有教职员工都应认真思考践行的问题。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自春秋战国以来被称为士（文士）即今天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一直把文化与现实的问题当作不断探讨的重大命题。进入19世纪中后期，随着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这一群体同时又深深焦虑着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问题；至“五四”时期，更集中关注于传统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后两个问题从本质内涵上说又都可以纳入第一个问题的范畴。因此，文化与时代的关系，就成为每个重大变革时期知识群体必须深入研讨、执政者及主要决策者必须深入考量并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出于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痛疾以及对其负面因素可能禁锢新时代意识的深忧，曾激进地主张彻底抛弃传统，以换取民族的觉醒与新生。同时，又援引西方文化的资源以作为建设新文化的推进器。尽管从“五四”运动到方今的21世纪，中国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的丰富复杂已远非当时可比，但是上述三个问题，尤其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依然是思想文化界所必须严肃面对、深入研究，并切实提出对策方案的重要问题。宿州学院作为把孟二冬精神作为大学文化、大学精神的核心内容，成立孟二冬精神及传统文化研究所，正是紧跟党中央部署，立足于文化战略高度为学校教育工作的持久发展而作出的重要决策，是文化战略意识在学校教育规划与工作决策中的重要体现。遵循这一决策，宿州学院充分运用孟二冬精神在各项工作中的导向、规范、激励与凝聚功能，充分发挥孟二冬精神在教书育人工作中的熏陶品格、提升境界的作用，从而开辟了一条应用型高校建设大学文化的特色道路，使学校工作获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成果，不断迈上新台阶。学校近年的发展，充分显示出孟二冬精神在建设大学文化、促进学校持续发展中的强大推进力。

孟二冬精神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作用和魅力？这当然与孟二冬精神的核心内容有关。从哲学层面说，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本是物质运动的最高产物；从社会学层面说：“精神”则常用以指代某个人物、事件或某种思潮所体现的先进价值体系与高尚道德观念，并用人物或事件、或思潮作为精神的定语以形成固定的词组结构，如雷锋精神、长征精神、狂飙突进精神等。其中以个人命名的精神，一般认为应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代表这种精神的人，其人格必须具有独特的魅力，其精神内涵必须具有普世价值；其二、这种精神必须植根于其人所属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与积极因素；其三、这种精神必须与其人所处时代的先进文化同步，与时代的先进价值体系契合，即具有新时代先进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本质内涵。孟二冬精神正因为具备了这些特征，所以能够成为学校各项工作的强大推进力。

二、孟二冬的人格魅力与孟二冬精神的普世价值

孟二冬“把自己有限的精力全部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学识的魅力，而且体现了人格的魅力。”[1]在家人亲友师友同事心目中，孟二冬是个友善坦诚、高风低调的谦谦居子，同时又是个敬业乐群、坚毅清正的良师益友。他的精神人格，既不是体现于重大事件或紧要关头的瞬间爆发，也不是体现于血与火的严酷考验，而是在平实、平凡、平常的工作生活中，以其深厚的蕴涵和内在的激情温暖了他身边的每个人，从而形成了一种恬淡中充满热诚，平凡中潜铸伟大的高尚人格。对个人而言，这种人格是自然而然地潜蕴在其生平经历所形成的特定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中，具体展现在本人的工作过程与教学科研业绩中。但上述所有因素共同折射出的品德情操、价值观念乃至人生观、荣辱观，却足以作为全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可资躬行的高标典型；而对于绝大多数置身日常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则更具有感同身受的示范意义。因此，通过这种高尚人格展示的精神，不仅具有令人心向往之的魅力，而且对所有希望成就卓越、超越平凡的普通人，都提供了一种值得向往并足资躬行的成功人生的范例，具备了寻常理念中的惊天动地的英雄所不曾具有的普及型，这一特点和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倡导至今的雷锋精神颇为相似，同样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

三、孟二冬精神与传统文化

孟二冬的专业是古代文化的教学、研究，但他在从事相关工作与事业的同时，又从举止言行各个方面，身体力行地实践乃至无声地示范着优秀传统文化。“他不仅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在三尺讲台上讲授和传承中华文化，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为诠释和躬行中华文化的骨髓。”[1]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以人本主义为内核的文化精神，具体说有三个方面：“以人为本与天人合一、刚健有为与自强不息、中庸尚和与厚德载物。”[2]或按当代学者所说，把上述三方面细分为八个要点：“一是民为邦本，二是正道直行，三是自强不息，四是贵和持中，五是平均平等，六是求是务实，七是豁达乐观，八是以道制欲。”[3]孟二冬在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中体现出的友善、坦诚、务实、进取、坚毅、宽厚等，都渗透着传统文化中的敦厚尚和、务实求是、厚德载物、豁达乐观等精华成分的基因，而孟二冬精神中对以道制欲、中庸之道、平均平等之类精华糟粕并存内容的扬弃，也和他对传统文化的精华予以躬行诠释的做法一样，对新世纪的中华民族实行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样有着广为示范的意义和深远启发的意义。endprint

孟二冬的生命历程和精神境界，使人们联想到作家周涛曾的一段话：一个人在顺利得意辉煌时，能保持安之若素的低调、平和；在遭遇重大变故时，能够既不像祥林嫂式逢人诉苦，也不是阿Q式的“老子此前阔过”[4]，而是坚持不诉不悲，挺着腰杆继续做人。这种人身上，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高文化阶层的民族。在文化视野中，人和人比的不是貌，而是“气”，即文化修养，精神气质。再美的貌也要“气”去支撑。没有底气的容貌，只能经得住看三眼，第四眼就索然无味了。而“气”，则是文明、品格、修养、学识、眼界、才能的综合。不断加强、丰富，自然愈老愈醇，伴随终生。同样，国与国比的也不仅是武力、财力，而是国民素质。素质普遍提高，弱可以变强，穷可以变富，这才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孟二冬精神体现的是传统文化精髓，他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揭示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的生命底蕴，昭示的是中华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永恒价值。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曾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而在现阶段，更是新世纪社会发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进程中极其重要的精神力量。

四、孟二冬精神与时代精神

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结构，时代精神是改革创新为核心的现代主流精神。这种精神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共同形成人们在继承历史传统、参与社会实践、经历具体人生中，所习得、需遵守的思想观念和基本价值观念，而这观念价值，解决的是普罗大众的基本人生追求问题。

孟二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授、诠释、躬行、弘扬者，但正是在传授、躬行、弘扬传统文化的专业工作中，体现出他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正如孟二冬的领导和同事所说：“在孟二冬身上，体现了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精神的完美结合。”[5]他的“文章不着一字空”，其精神内涵是指所有著述，都必须有科学真知，都必须是不蹈袭旧说之下开拓出的学术新境。他的博士论文《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从题目到内容，都贯穿着改革创新的立意。他论述韩孟诗派的论文，标题是借用李贺的诗句“笔补造化天无工”，既标明韩孟诗派在中唐诗坛的创作业绩和创新精神，也同时展示了他的“改革旧说，开拓学术，创新研究格局”的治学为文宗旨。这种融时代精神于本职工作之中的态度，体现的正是一种安于寂寞、淡泊名利，为社会发展而志存高远、勇于探索、不懈攀登、甘于奉献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他秉持“守正而创新”的治学思想，通过探索学术真谛，以实现其“为人类文明立心，为民族灵魂立命，为传统文化传薪火，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学术智慧”的崇高立意和远大抱负，使他在生命和事业中，实现了学术研究和革新精神、传统文化的丰厚蕴涵和时代洪流的火热激情的完美结合。孟二冬这种将本职工作和时代精神高度契合的自觉意识，为各行各业的人们树立起在不同岗位上秉持时代精神、践行时代使命的人生座标。

五、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

孟二冬精神是传统文化精华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根据张岱年等先生总结，优秀的文化传统简言之应具有以下特征：（1）体现出民族精神的积极方面，反映中国文化健康的精神方向；（2）能鼓舞人们前进；（3）具有民族文化的认同功能；（4）具有一以贯之的历史继承性和稳定性；（5）是中华文化活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6]。孟二冬精神作为优秀文化传统蕴育出的时代精神，一旦得以弘扬，必将产生强烈持久的精神激励作用，鼓舞人们不断进取，培养出强健自信、自尊、自豪的文化心态，潜移默化地培育人们的爱国情怀和高尚的职业道德与荣辱观。

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其文化内涵是站在当代文明的前沿，从当代最先进文化的高度理解、转化文化传统，按照科学发展的观念，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代精神与优秀文化传统之间是互相包容、互相激励的，二者的关系应当是：时代精神必须继承、体现、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并用崭新的思想元素充实、转化之；而优秀文化传统不能离开时代精神而发挥作用，必须在时代精神召唤下，自觉地参与新时代的火热生活，与时俱进，用新时代精神武装、改造、更新自身的内容和形式，逐步形成新的文化传统[7]。孟二冬精神具体体现是立足于本职工作，通过教书育人实践和学术成就就的不断创新，以践行其爱祖国、爱人民、献身于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宏伟事业的崇高使命。从这个角度说，孟二冬精神是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结果，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用先进人物命名的代表某一方面社会道德高度的孟二冬精神，一旦形成社会群体共同学习的典范精神，就应当不再限于别作为社会个体的孟二冬本人所具有的的全部意识思维和心理状态。孟二冬“是教书育人的杰出楷模，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1]。从这个角度说，“孟二冬精神”虽然是以其名字命名，但应当理解为以他为代表的先进人物所共同体现的、足以作为社会楷模、可以引领人们的思想道德不断向更高境界提升的当代社会的先进精神。而作为时代社会的先进精神，一旦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必然可以转化为推进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强大力量。宿州学院在创建优秀大学文化的战略规划中，坚持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以提高育人质量为目标对师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从而形成宿州学院的良好学风校风，进而培育成具有特色的大学精神，使宿州学院优秀大学文化的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这必然在全省乃至全国应用型本科高校中，发挥大学文化建设的良好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桂和荣.不朽的师魂——孟二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述[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0-79.

〔3〕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348-361.

〔4〕南帆.传统与时代精神[N].光明日报，2013-10-8（07）.

〔5〕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品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15.

〔6〕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344-348.

〔7〕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481-486.

旗袍、服饰文化与民族精神 篇12

关键词：服饰,文化,旗袍

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生活的要素, 是指人类穿缀于身体上的衣服、饰品和装饰的总称谓。服饰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 除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外, 还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与演变、服装面料的选用与搭配、服装颜色的选择与组合、特定场合着装的选择与习惯, 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和科技水平, 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

服饰既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又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文明的产物,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服饰, 都需要满足人类调节体温、保护身体的基本生理需求, 需要满足人类彰显社会地位、调节社会关系、寻求情感慰藉的精神需求。作为文化的载体, 它表现并记录着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创造的财富的总和。人类的服装行为受人的主体意识主导, 服饰所体现的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的自我意识, 它具有满足自我表现与审美的功能。同时, 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 服饰又具有象征性与标志性, 既是个人身份的标志, 也是人们社会身份与等级的象征。因此, 服饰是一整套文化的象征系统。进一步而言, 服饰现象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现象, 它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的外在物化形式, 它所反映的历史与时代精神就是服装作为符号的本质内涵。

服饰作为人类形象的外在表现特征, 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 伴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经济基础、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人们审美情趣等的同步进展, 从而形成内涵丰富的服饰文化。服饰文化反映着人类的观念、制度形态等精神文化的内容, 反映着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主观意愿、社会习俗、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 是一种反映社会成员普遍心理和民族精神实质的文化形态。

旗袍——服饰文化的典型代表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 贯穿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 从商朝的“威严庄重”、周朝的“秩序井然”、战国时期的“清新”、汉朝的“凝重”, 到六朝的“清瘦”、唐朝的“丰满华丽”、宋朝的“理性美”、元朝的“粗壮豪放”、明朝的“敦厚繁丽”、清朝的“纤巧”, 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旗袍被誉为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 是一种内与外和谐统一的典型民族服装, 集满、汉文化于一身。它以其流动的旋律、潇洒的画意与浓郁的诗情, 表现出中华女性贤淑、典雅、温柔、清丽的性情与气质, 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结晶。从对旗袍的研究中, 可以探析其中蕴涵的精深服饰文化, 从而达到文化挖掘、文化认知和文化传递的目的。

旗袍的发展。旗袍始于清代, 旗人妇女习惯穿长袍, 故在“袍”上加一“旗”字, 以此得名。清代的“旗人之袍”包括男袍和女袍, 而当初仅指旗女之袍。后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进步以及各民族、各地区服饰文化的不断交流, 导致服饰式样、着装方式与服饰审美观念发生异变, 旧的旗袍款式逐渐被淘汰, 新的旗袍款式不断产生, 并最终成为具有浓厚中华民族特色的新式服装。

在清末至辛亥革命间, 满族旗女穿的旗袍式样仍十分保守, 其特点是腰身宽松、平直, 袖长至腕, 衣长至踝, 所选用的衣料大都是绣花红缎, 在旗袍的领、襟、袖的边沿部位都采用宽图案花边镶滚, 称为长马甲式旗袍。

20世纪初, 辛亥革命废除帝制, 创立民国, 剪辫发, 易服色, 摒弃了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级制度, 为新式旗袍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在20世纪20年代, 旗袍开始普及, 并逐步改变形成淑女型旗袍。其特点是腰身宽松、袖口宽大, 身长适中覆小腿肚, 开衩及中便于行走。但不久, 由于受欧美服饰影响, 袖口缩小, 滚边改窄, 衣长仅过膝, 比以前更称身合体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旗袍作为一种经典而又时髦的样式风靡全国, 并出现了各种能适应不同人群、场合、季节需要的服装样式。后几经改变, 使旗袍更加简洁、轻便和得体, 并且以线条流畅充分显示女性风姿风韵为主旋律的流线型旗袍时代开始。

旗袍在经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后, 至50年代以后发展进入瓶颈期。近些年来, 时装中重新出现的旗袍, 款式已摆脱雕琢与繁复, 趋向“简约”, 并结合流行趋势, 融会西方时装的特点, 收腰合体, 加大开衩, 出现了衣片前后分离, 有肩缝、垫肩、装袖, 前片开刀, 后片打折, 突出乳房造型等的剪裁技巧, 使旗袍更加烘托出女性体态的曲线美, 其造型更加端庄秀丽, 线条愈趋流畅、匀称和健美。特别是伴随着复古风尚的流行和影视文化的传播, 旗袍已经露出流行的端倪, 在国际时装舞台上频频亮相, 而且被作为一种有民族代表意义的正式礼服, 出现在各种国际社交礼仪场合。

旗袍的文化价值。旗袍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服饰, 它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旗袍饰物中, 盘花扣的编制, 镶滚边的精作, 其独到之处是传统服装以及其他民族服装中未曾出现过的。盘花扣是古老的“中国结”的一种, 这种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的绳结, 是一种民间手工艺, 延传至今, 它凝结了先民们的智慧和创造潜能。盘花扣是利用中国结的编制工艺手段, 以大自然为题材, 在旗袍扣位的小小面积上, 进行精工再造, 这是中国的民族艺术和民族精华, 具有中国民族风格。锦、缎、绉、绸是中国生产的丝织面料, 在这些丝织物上, 大多织有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旗袍的用料, 主要从这些国产原料中选择, 制作完成的服装, 不但具有传统文化的意韵, 更体现了深邃的民族精神。

旗袍文化首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服饰文化与民族精神一脉相承, 封建社会里, 中国人的生活观、服饰伦理以及女性形象等, 都受到儒家礼教的深刻影响, 主张自尊, 讲究含蓄、中庸, 因此无论是身体还是形体都不可显露出来, 女装多以封闭的宽身长袖示人。中国女人的身体曲线掩藏在宽松直身的裁剪中, 使她们有了一种“优雅”、“端庄”、“婉约”、“含蓄”的传统形象。旗袍是中国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 其整体造型风格中既符合中国艺术和谐的特点, 又将具有东方特质的装饰手法融入其中。

其次, 旗袍是中国文化质量的体现, 是一种民族文化理念的代表。旗袍善于表达形与色的含蓄、隐约朦胧、藏而不露, 给人以审美的感受;旗袍注重精细艺术手法和工艺表达, 大量采用的刺绣、图案等丰富的服饰手段, 表达了丰富的现象和意境;旗袍注重气派稳重的氛围效果, 给人以秩序、端庄、高雅的美感, 服饰效果与环境艺术相得益彰, 特色独具;旗袍在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大统一思想指导下, 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服饰力求稳重、平静, 有助安宁、融洽和礼让的人际关系, 较好地体现了中国服饰文化以伦理道德自律、维持礼仪之邦的精神。

服饰文化——民族精神的生动体现

服饰是一种文化现象, 既是文化的产物, 又是文化的载体, 认识服饰和文化的关系, 能从更高的审美层次上, 理解服饰文化的深刻内涵。服饰发展史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研究服饰中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 对今天认知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服饰文化的研究也是现代服装设计的要求, 现代服装设计是一种文化和美的设计, 设计的落脚点应该首先放在文化的设计上。传统的东西如何在现代设计中合理运用, 要靠设计师善于挖掘隐藏在现象下的本质和精髓。研究服饰文化, 寻求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消费观、审美观、价值观及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思维方式等, 有利于应用文化做真正满足人们需求的设计, 为更好地推进服饰文化研究和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黄燕敏:《服饰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维度》, 《学术交流》, 2004 (7) 。

[2].邢声远:《旗袍的起源与发展》,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2006 (4) 。

[3].王红:《论传统旗袍文化与现代时装》, 《山东纺织经济》, 2008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