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业（共12篇）
中国报业 篇1
是地铁的延伸
地铁报是以地铁作为主体发行通路, 主要面向特定时段 (多为上班高峰时段) 的地铁乘客, 无须付费即可获得的报纸, 该类报纸以刊登新闻、信息和广告为主, 追求盈利, 以广告收入和活动营销为大部分收入来源。无疑, 地铁报是地铁的延伸。
进入21世纪, 地铁已成为大城市人口稠密区的主要客运交通方式。迄今为止, 发达国家的主要大城市纽约、芝加哥、伦敦、巴黎、柏林、东京、莫斯科等已完成地铁网络的建设。近年来, 亚洲地铁在世界的排名有所上升。中国是世界上地铁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武汉、沈阳等城市地铁运营线路总长1740公里, 居世界首位。
历史视角审视之
地铁报在世界。全球首张免费的地铁都市报乃是瑞典的《地铁报》 (Metro) 。1995年年初,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街头出现一张免费日报。瑞典地铁国际集团 (Metro Int ernat io nal, 现总部在卢森堡) 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商机, 立即决定利用地铁垄断的有利条件, 将其发展成一份免费的地铁都市报。于是, 世界上第一份旨在为上班族服务、每日出版的免费《地铁报》 (Metro) 于1995年2月13日应运而生。该报的盈利模式是:通过购买通讯社、特稿社的电讯稿及少量自采新闻, 将短小精悍的文章编辑成一份可供速读而成本较低的小报免费向读者提供, 再向广告商承诺一定数量的发行量以获得广告。而对乘客川流不息的地铁系统来说, 要达到广告商要求的发行量并非难事。
《地铁报》很快就占领了斯德哥尔摩的地铁市场, 并在其他3个城市发行当地版。地铁国际集团趁热打铁, 攻城略地, 先后与多个国家的重要地铁城市签订合作协议, 以统一供稿 (地方新闻除外) 的形式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新闻资源的共享。[1]据瑞典地铁国际集团提供的最新数据, 每天全世界有2200万读者阅读该集团旗下15种语言发行的地铁报。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邵培仁教授说, 纵观世界报业发展走向, 免费报纸已经成为一大发展趋势, 全球免费报纸总发行量已逾4000万份, 涉及40多个国家。在新媒体如日中天、传统报业每况愈下的大背景下, 现代高速交通工具特别是地铁的出现, 是传统报业一次创新经营机制和发行模式的绝佳机会。
地铁报在中国。2002年4月15日, 中国香港首份地铁报《都市日报》创刊, 系与瑞典的地铁国际合办, 沿用《地铁报》的报头、Logo (标识) 、开本与版式。地铁报在中国, 肇端于香港的《都市日报》。该报周一至周五早上于港铁站免费派发, 运作仅14个月后就实现了盈利。
一年后, 上海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将《I时代报》“改造”成“地铁报”经营。《I时代报》有幸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张地铁报。尔后随着地铁运营线路长度的高速“延长”, 特别是在特大城市、大城市, 北京、广州、天津、重庆、南京、台北、成都、武汉、深圳等地纷纷办起了地铁报, 可谓雨后春笋般发展繁荣。我们的大中国, 11年时间, 惊现18家地铁报。现如今, 中国地铁报家族拥有“18员猛将”, 真乃“人丁兴旺”时期;就发展阶段而言, 处于“正青春”年岁。
聚焦我国地铁报
内容, 与收费报纸不一样。传媒竞合, 内容是金。作为新锐纸媒的地铁报, 面对地铁空间里的大多数———职场人群, 众地铁报祭出“差异化的内容”, 明显有别于其它收费报纸, 以“错位竞争”, 用《东方卫报》副总编辑于洁尘的话来说就是办报“不惜出位”。一些重大的时政新闻, 《东方卫报》会背离新闻主体, 而选用这一事件某个背景故事或细节, 进行内容制作。该报曾用诗歌体裁报道一次火灾。新闻的小切面、小角度、小细节, 是《东方卫报》的第一选择。《城报》新闻板块的设置分为十大块, 分别是微消息、爱地铁、大事情、搜城、商业新闻、看天下、中国新闻、世界新闻、体育和娱乐等, 明显有别于传统报纸。《武汉晨报》在内容选择上有三大原则:第一, 只刊登很重要, 或者与生活紧密相关、对读者有用或有趣的新闻;第二, 同样的新闻, 发掘和读者贴近, 能够传递正能量的一面来进行放大与传播;第三, 在行文风格上, 遵循“说人话, 写短稿”的准则, 即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写作。
严控发行量事关经营成败。地铁报在经营模式方面, 严控发行量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免费的地铁报为什么能够盈利呢?秘诀在于通过对发行地域、发行对象、广告客户的细分, 实现乘法效应。发行量关乎报纸成本, 传统报纸增加发行量, 所获收益约为:广告收入增量+发行收入增量-印刷成本增量。但地铁报增加发行量, 不会带来发行收入增量, 所以在准备提高发行量时, 应保证广告收入增量-印刷成本增量后为正值。正是由于缺少发行收入, 地铁报在发行量上的控制, 应比传统报纸更加严格、更加精准。
为求新突破, 借力新媒体。当下之中国早已步入“每个人都是传播者”的新媒体时代。那么, 什么叫做新媒体呢?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会长闵大洪给出的答案是:现在的所谓新媒体, 主要指微博、微信和客户端。2012年以来, 移动化和融合化成为中国新媒体发展与变革的主旋律。身处新媒体环境中的地铁报, 务必借力新媒体发展壮大自己。《东方卫报》、《羊城地铁报》等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东方卫报》开发有手机阅报客户端及“地铁寻TA”、APP两款手机应用, 可提供给下载者报纸阅读, 查询线路、在线交友聊天等多项增值服务, 有效地增强了读者与该报的粘合度。与新媒体共舞, 是地铁报一族寻求新突破的不二路径。据笔者了解, 长沙地铁报有望于今年年底亮相, 其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包括筹建地铁报网站、创办地铁APP等新媒体项目。
用多元化解盈利模式单一。为了解决盈利模式单一的痼疾, 地铁报群多方出击实施多元化经营, 顺应“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规则。多元化战略的实招有:品牌活动、构建立体营销模式等。如《地铁第一时间》的地铁报联盟创新精英大赛、《武汉晨报》的书香地铁系列活动, 《城市快报》除和地铁集团联手外, 还与邮局、航空公司、交通集团和公交集团携起手紧密合作, 协同力推地铁报媒的立体营销模式。
挑战和机遇并存
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与其它类型的纸媒一样, 地铁报一族亦面临诸多挑战。诚如“媒介军师”喻国明先生所言, 相对于传统收费媒体而言, 地铁报是一种外部依赖度较高、运营模式较为脆弱的媒介形态, 所仰仗的社会生态系统及媒介生态系统内部制约因素较多, 各方博弈平衡的结果作用于报纸的编辑方针, 形成了地铁报独特的风貌与特征。由此生发开去, 笔者认为言挑战、谈短板大概包括如下若干方面:一、相对于同城众媒体, 地铁报是“新手上路”, 已有的都市报、晚报不少已成熟到“领导者品牌”阶段, 如何从中夺食、分一杯羹?不得不直面!二、地铁报属免费快餐, 先别想着挣钱, 能够先赔多少银子应有充分准备。三、广告及活动收入能盖过成本多少?是实施一切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地铁报与地铁集团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 此外因影响报纸长远发展;对于地铁报来说, 地铁渠道堪称“生命线”, 务必争取到地铁集团方面的全力扶持。五、地铁报的成长与所在城市的地铁长度正相关, 忌盲目投入。六、新媒体绝对是传媒发展的大方向, 但往这个方向砸钱, 大投入必然带来大收益吗?没准会结赔本赚吆喝之果。
历数众优势、成功者。机遇或曰优势视角审视地铁报。首先, 作为中国报业的“新兴媒体”, 其是一支生力军;第二, 地铁报一族在报业市场中, 充任的是鲇鱼的角色;第三, 从宏观视野看国际新闻界之报业, 西方免费报纸市场业已稳定, 而亚洲还方兴未艾, 属于免费报纸的地铁报, 在中国“正青春”, 所以说总体上中国之地铁报家族, 具一定的发展潜力。
观察现有的18家地铁报, 解码其中的佼佼者。《都市日报》拥有国际背景, 在香港的免费报纸中先声夺人。《I时代报》、《东方卫报》、《深圳都市报》、《羊城地铁报》、《新城快报》、《都市热报》、《地铁第一时间》、《武汉晨报》、《城报》等均表现不错, 探其成功之道, 有内容、版式创新, 和新媒体良性互动, 活动办报, 品牌营销, 党政部门、所在报团全力支持, 所在城市经济发达, 等等因素。
未来路漫漫:唤政策东风
我国的地铁报群欲更上一层楼, 亟待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地铁报是营造书香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推动地铁报一族大发展大繁荣。
地铁报群这股报业新势力会升级至主流报纸吗?回答是不太可能。去年年底, 《武汉晨报》在改版宣言中写道:“武汉是中国美食之地。但提起武汉美食, 人们第一个说出口的, 往往是‘热干面’———它独树一帜, 别具一格。全新的武汉晨报, 不求成为‘满汉全席’, 但求是百万市民每天早晨手捧的一碗热干面———香喷喷, 热腾腾。方便实惠, 不可或缺。”注意, 这里《武汉晨报》给自己的定位是“热干面”, “热干面”是武汉人过早的美食之一, 并非市民午餐、晚餐的主食。
再换一个维度分析, 《深圳都市报》发展态势良好, 发行量不愁, 广告增长势头强劲。其东家深圳报业集团考虑是否放手让其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因为该报所获得的广告, 有相当部分取自本地广告市场中原属集团其他收费报纸的份额, 这里面有个此消彼长的关系问题。《羊城地铁报》等同样遭遇类似的尴尬局面。
与传统付费报纸比较, 地铁报对广告的依赖程度更高。幸好内地免费地铁报纸的竞争并不激烈, 原因在于地铁营运部门对最先入驻的地铁报的保护。“特许授权”为此类地铁报的健康发展贴上了一道“护身符”。
参考文献
[1]辜晓进.当代中外新闻传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90
中国报业 篇2
2005年中国报业发展报告
我国已成为世界报纸出版大国，但还远未成为报纸出版强国。2005年，中国报业的发展面临着六大挑战。
挑战一：报业发展滞后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远未得到充分满足。
挑战二：束缚报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弊端仍未根本革除，报业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挑战三：出版资源紧缺与闲臵矛盾日益突出，报业发展模式尚未完成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挑战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报业市场体系尚未形成。
挑战五：中心城市报业市场趋于饱和，新的增长空间尚待挖掘。
挑战六：新媒体咄咄逼人，报业面临深刻的战略转型变革。
中国报业的发展趋势
展望未来，本报告基于当前我国报业的改革形势和发展态势，基于信息技术革命给人类传播环境带来的深刻影响，提出未来10年中国报业的八大发展趋势。
趋势一 报纸出版业的集约化水平将大幅提高
未来10年，以党报集团为扩张基础的8-10家大型骨干综合性报业集团，将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报业市场的战略投资者；以10-20家品牌行业专业报为发展基础的专业性媒体集团，将在所属行业确立领先的专业资讯提供商和增值业务服务商地位。报纸出版资源将进一步向以党报为龙头的综合性报业集团集中，向以具备优质品牌和市场竞争力的行业专业报纸为核心的专业性媒体集团集
中。跨地区、跨媒体发展将适时进入实质性阶段，为报业集约化发展创造条件。趋势二 我国报业的第四个增长周期即将到来
在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周期性增长中，以数量扩张为主要增长方式的中心城市都市报，将难以成为第四增长周期的驱动力量。预计2006年起，深化报纸出版体制改革所引发的竞争活力，以及转变增长方式所导致的新的增长空间的大力开发，将成为第四增长周期的两个主要驱动力量。新的增量空间将出现在尚未充分开发的区域次中心城市及一般城市，以及尚未深度发掘的、细分的内容服务领域。面向细分读者市场的定位精准的生活服务和其他资讯类周报，将成为中心城市新的报业增长点。晚报都市类报纸的增长空间将转向区域次中心城市及一般城市。
趋势三 中央级和省级党报将确立高端主流大报的领导地位
未来10年，党报的新闻改革将取得丰硕成果，党报的内容和读者定位将不断趋于精准。中央和省级党报将不断巩固和发展主流大报的舆论领袖权威地位。除中心城市党报外，区域次中心城市和一般地市级党报在未来10年可能面临转型的挑战。
趋势四 都市报的发展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型
未来10年中，都市报的“碎片化”将成为趋势。在遭遇阅读更便捷、资讯更丰富的新型媒体的竞争之后，在更多的市场调查机构有能力为越来越精明的广告主提供精确的广告投放效益报告之后，目前都市报普遍采用的一应俱全的百货商场式的经营模式，将被内容定位更加精确、更加细分的专卖店式的经营模式所取代。新的技术手段将有助于强势都市报品牌向目标社区或目标人群提
供更为细分的、适应窄众人群需要的综合新闻+定制化资讯的内容产品，并由此恢复广告主的投放信心。
趋势五 行业专业报纸将普遍树立资源中心观
未来10年，行业专业类报纸将放弃传统的媒体中心观，树立资源中心观，通过建构和整合细分行业或专业领域的资源平台，在资源平台上部署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内容产品，成长为行业或专业领域价值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报纸直接收入所占报社收入的比重将逐年下降，而依托信息资源平台的内容增值服务收入将取代传统收入成为这类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具有广阔前景的内容增值服务可能包括：数据库服务，顾问咨询服务，会展服务，商务代理服务，定制化内容产品服务，人力资源培训服务，等等。
趋势六 “数字报业”战略将改变传统报业形态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技术将重塑报纸出版业形态。数字时代将消除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业、娱乐业、信息产业、家电制造业的传统行业壁垒，使众多关联产业共同整合在内容产业的旗臶之下。未来三五年内，加快战略转型、向“数字报业”发展将在报纸出版业形成共识。报纸出版单位将将顺应发展潮流，树立“数字报业”战略，加快向数字内容提供商转型，发挥新闻和原创内容优势，占据新兴的内容产业的制高点。
趋势七 职业报人和职业报业经理人群体将加速形成随着我国报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办报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职业化程度也将随之提高，职业报人和职业报业经理人群体将在未来几年内迅速成长，合规的、制度化的激励机制将对他们的职业贡献给与合理回报。有别于其他经济领域，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同时肩负起政治责任和经济责任，将是我国新一代报人和报业经理人的职业特征。
趋势八 海外报业市场将成为新的发展空间
未来10年，海外市场，特别是海外华文市场，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内地报纸出版单位前往开发，海外华文报纸出版市场将出现居领先地位的中国资本背景的报纸出版商，出现在海外华人世界具备一流影响力的报纸，从而改变台湾报纸在海外华文市场占据优势的局面。
2005：中国报业的调整之年
调整是2005年我国报业发展的基本主题，是改革进程的必经阶段。调整是为了更好地投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报业即将迎来1990年以来的第四个增长周期，粗放型发展模式日益显现的深刻危机，表明传统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已无法成为新一轮增长的驱动力量。
未来3-5年，是传统报业朝着面向未来的新型报业变革的过渡阶段，是中国报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国报业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报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着力解决当发展过程中业已出现的种种制约报业快速发展、妨碍报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国报业应紧紧抓住2005年这一关键的调整期，努力实现六大转变：
● 由依靠投资驱动的资源消耗型增长，向依靠技术驱动的内容创新型增长转变；
● 由不切实际的外部制度模仿，向实事求是、精耕细作的内部制度创新转变；
● 由传统的媒体中心观，向以高度整合的资源平台为核心价值的资源中心观转变；
● 由百货商场式的大而全的传统内容定位策略，向更加精准的、适应不断细分的市场需求的现代定位策略转变；
● 由危及报业增长基础的愈演愈烈的低价竞争，向高水平的内容竞争和服务竞争转变；
● 由以新闻纸为本位的传统纸媒体，向以原创内容和信息增值服务为本位的“数字报业”转变。
经过积极调整实现上述转变，才能有效地消除威胁报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危机，才能奠定中国报业面向未来的坚实的发展基础。
中国报业 篇3
一喜迎新中国60华诞。报业进入成熟媒体新时代
在普天同庆新中国60周年华诞之际，中国约有近百家日报迎来了自己的60岁生日。毫无疑问，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报业无论在数量规模和质量效益诸层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化。就数量和规模而言，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报纸1943家，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实力的报业传媒集团100家(含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39家和地方党委政府批准组建的61家)，报纸期印刷量突破2亿万份大关。与此同时，中国报业还形成了以党报为龙头，以晚报、都市报、晨报、商报和青年报为主体，以行业报为补充的完整的报业体系，基本上能够满足人们各类型、各层次的报纸阅读需求。就质量和效益来说，全国大多数报社在经济上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目标，在经营中逐步形成了以“两次销售”为主的报业营利模式，报纸广告收入占全国广告市场总额的17％左右，成为厂商广告投放的首选媒体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3家报业集团实现了上市目标(含境外上市的北青传媒)。
总之，经过60年的发展，报纸已经切入了居民的生活逻辑圈，成为人们接收外界信息的主流渠道；报纸媒体成为厂商广告投放的首选媒体之一，报业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两次销售营利模式。尤其近年来，中国报纸进入“彩报”和“厚报”时代，成为知识含量、科技含量和资本含量较高之媒体。中国报业用6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用200多年才完成的报业培育历程，实现了初步现代化的目标。因而，可将2009年视为一个“拐点”，中国报业由此步入初步成熟期。
二再掀体制改革浪潮，报业探寻发展新动力
对市场主体而言，体制决定体力，体力决定能力。体制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报社而言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经营的体制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报业发展的突出问题。2009年，中国报业体制改革再掀新高潮，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均有新进展。一是在国家宏观层面，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高调推出“转企改制”新举措。4月，新闻出版总署下发《關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为新闻出版单位的改制定下“路线图”。柳斌杰更是明确指出：到2011年底前，所有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将基本完成转制任务。此后，《科技日报》、《农民日报》等国家级媒体被列入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试点单位，开启了实质性的配套改革。11月12日，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在京揭牌，这意味着文化部直属的《中国文化报》已整体转企改制，成为我国第一家整体转企改制的中央部委主管报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有关部门的助推下，报纸退出机制在2009年迈出实质性步伐。当年8月，由于“经营不善，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继续正常出版”，《中华新闻报》经总署批准后发布停刊清算公告，成为首家倒闭的中央级报纸。二是在微观的报社层面，开展实质性的宣传编辑和经营业务“两分开”改革，将其经营部分转企改制。无锡日报报业集团将2009年定位于“两分开改革年”——将集团所属报纸、刊物、新闻网站等宣传资源归类，组建集团编委会，并继续实行事业体制，履行党和人民喉舌的功能，进一步把新闻宣传做强做优；将新闻媒体中广告、印刷、出版、发行等产业经营资源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集团4.5亿元净资产中剥离出2.8亿元经营性资产，经工商注册，组建无锡报业发展有限公司，增强公司的投融资能力，做强新闻产业。体制改革释放出现实的能量——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集团经营总收入同比增加4000万元，利润实现15％的增长。此外，有十多家集团正在加紧完成经营性资产转制改革，为上市做准备工作。
三拥抱文化产业的新兴业态，拓展多种经营新视角
在做好主业(发行和广告)的同时，如何积极有效地切入其他行业。开展多种经营，是中国报业多年来持续探索的话题。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新兴文化产业项目是报业拓宽经营的一个新视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英国将文化产业视为创意产业，并划定了13个行业：广告、建筑艺术、艺术品与文物交易、工艺品制作、时尚设计、时装设计、电影及影像制作、互动休闲软件、音乐制作、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开发、电视广播。报业本身即属于文化产业之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报业与文化产业中的其他行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应当指出，文化产业有传统业态和新兴业态之分：所谓传统业态，主要是新闻出版、文艺演出、电影电视等基于传统技术和经营模式的产业；所谓新兴业态，主要是文化与数字技术及信息技术的结合而催生的网络、游戏、动漫、会展、教育等新兴文化产业。相对而言，我国的文化产业的新兴业态还较为落后，具有更高的成长性和爆发力，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传统的纸质传媒集团，不发展文化产业的其他项目是残缺的更是缺乏后劲的。近年来，文化产业的新兴业态项目发展迅猛，报业以强大的政治优势、资本优势和乎台优势介入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投资选项。2009年，多家报业集团采取强力措施切入文化产业相关项目。山东大众日报报业集团投入5亿元打造的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开始招生，成为业内首个挺进文化教育领域的报业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浙江省财务开发公司、中国烟草集团浙江公司等国有资本共同组建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它将通过资本运作方式，超常规培育发展文化传播产业骨干企业和新兴文化产业。同时，无锡日报报业集团决定，从2009年起连续5年每年划拨2000万元文化产业发展资金，加快进入新兴文化产业项目的步伐。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等多家报业集团开建文化产业园平台，试图在新一轮文化产业潮流中抢占先机。
四主动回应数字化浪潮。全力布局新媒体
近年来，以网络、动漫、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体发展迅猛，并对平面媒体形成越来越显著的挑战，已是不争
的事实。传统报业素以“内容为王”而自豪，但报纸的内容优势却未能有效利用，乃至报社所创办的网站大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09年，各地报社全力布局新媒体，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是对报社所属新媒体进行改造创新，扭转报社所属网站的亏损状态。青岛日报报业集团对下属的青岛新闻网采取全新的公司化与市场化体制，秉持“一站式宣传服务，一站式在线生活”的理念，为客户提供新闻信息、广告宣传、电子商务、网络营销、互动社区、行业分析、网上舆情、团购、展会活动等全方位的服务，还建立了基于手机传播的“Hiao无线传媒”、基于楼宇电视和LED信息屏为基础的“Hiao户外传媒”、印刷发行投递的“新闻网DM专刊”平面传媒，构成一个立体式、复合型、动态性的网络运营平台。目前，该网站往年度经营额突破3000万元，经营总额和经济效益等指标在全国报业集团中名列前茅，成为全国报社所属网站中率先盈利的少数几个网站之一。这充分说明，只要思路正确、措施得力、经营有方，报社所属网站完全可以扭亏乃至盈利。二是加大与新兴媒体的战略合作。2009年9月，由阿里巴巴集团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合作创办的时尚生活周刊《淘宝天下》在杭州诞生。《淘宝天下》是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全新网络时尚生活周刊，88版厚重手感、国际流行开本、图像化风格视觉，颠覆了传统媒体的含义，从编辑、发行到广告，对报纸的定义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这是一份编辑、记者、读者、网民实时互动的报纸。所有内容源于网民并由网民采集，所有内容主题的讨论、主题的细化、稿件的制作，都由网民完成，编辑只起到前期主题的确认、主题的分工和后期审核的作用。此外，《淘宝天下》通过网络和线下共同发行，以网络发行为主，改变过去平媒广告无法精确计算效果的广告模式，报纸网络互动，尝试全新的互联网式广告模式。
五做活县域报纸。中国报业市场再现新蓝海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报纸发展经历了四个波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和各部委所属机关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发行量快速跃升，赢得了我国报业的第一轮大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末期，以晚报、都市报为代表的省域报纸发行量“井喷”，赢得了我国报业的第二轮大发展。新世纪初，以苏州、无锡、温州、烟台、佛山、鞍山等为代表的地市报异军突起，赢得了我国报业的第三轮大发展。从2005年起，全国性报纸、省域报纸和地市报的印刷量保持稳定(或略有下滑)，广告经营进入“低速增长期”，而县域报的印刷量和广告收入仍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
在2003年的报纸大整顿中，绝大多数县级报停刊，全国仅留下县级报42家。但最近有迹象表明，县域报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发展高潮，成为报业的一大亮点。据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2008年全国报纸印刷总印量为1594亿印张，同比减少2.45％，为16年来我国报纸印量首次下降。但同期的县级报纸平均期印数增長15％，总印数增长17％，呈现“逆市飘红”的新格局。县域报纸的龙头萧山日报社近年来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按照跨媒体、跨行业和跨地区的经营思路，该报年经营总收入近亿元，其中广告收入5000多万元。此外，根据笔者近年来的考察和调研，日前全国不少县市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类似于DM报纸的民营县域报——由民营资本主导，当地政府部门支持，集中报道县域资讯，每周出版1至2次，实行免费派送，不增加基层群众负担。这类报纸虽无正规刊号，但有工商注册髓记，且经营活力较强，经济效益较好，在县域内有较大影响力。
我国县域报类似于西方的社区报，只要按照规范的市场化运营思路，遵循报业经营的基本规律，县市报不仅不会成为基层民众的负担，反而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社区报的国家，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美国社区报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其社区报总数超过6000种。据2009年美国行业组织IPA对全美125家不同大小报社的调查显示，销量低于15 000份的社区报纸在截至2008年的5年内，广告总收益平均上升了2.5％，其中分类广告收入贡献最大，平均升幅达23％，而同期销量高于8万份的大报广告总收入则下跌了25％。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海啸中，美国主要报纸受新媒体冲击陷入困境，不少经营多年的大报社相继宣布破产之际，小型社区报却以其灵活性及扎根地区的特性，得以避过互联网普及化所带来的打击，在过去5年继续取得盈利，成为报业奇葩。
综合看来，2009年中国报业以应对金融危机为基点，以体制机制改革为主线，以应对数字化浪潮为抓手，以切入文化产业为突破口，以县域报发展为亮点，整体改革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仍未完全消退，网络和手机等数字媒体的冲击不断显著，报业体制改革步入“深水区”，报业的盈利模式创新和经营方式转换仍面临严峻挑战。2010年中国报业面临更多急需破解的难题。回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我国新闻出版市场监测体系及其应用软件开发研究”(编号：09YJC860024)的部分成果。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携手百家媒体书业编辑、记者热推“2009年度十大图书”
参与“2009年度十大图书”推荐活动的媒体数已逼近百家。分别来自中央及地方的报纸、期刊、电台、网站，有中央级综合报纸、中央级产业、行业报；高校学报、社科院报；省报、地市报；中央电台、地市电台；门户网站、出版行业网站以及新闻出版专业报刊等，显示了公众及媒体对图书出版事业和全民阅读活动的日益关注，以及对众望所归的好书强烈需求的良好发展态势。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系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国家一级社团。会长高明光在讲话中谈到：这项活动已举办到第四届，今年的年度十大图书推荐有以下特点：一，行动早。将过去到年底才启动的活动时间提早到10月下旬，使大家有充分的时间选择，提高了推荐过程的科学性。并且，改变了以往到次年公布结果的做法，在本年度内公布，加强了评选的时效性。
第二个特点是范围大。此次参与推荐的媒体中，既有中央新闻机构的编辑、记者，又有直辖市、省、地市报的同行；既有专业出版媒体，又有各类电台、网站；涵盖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学社科、学术研究、经济管理、青少年、军旅、时尚等各个门类，因而具备了广泛的代表性。
谈到第三个特点，高明光会长认为是：热情高。他说，如果没有广大的媒体工作者高涨的参与热情，要顺利完成近百家媒体参与的大型推荐活动，是难以想象的。在活动过程中，许多参与者提出了非常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为我们今后的活动开展提供了宝贵的依据。
中国报业 篇4
一、报人余纪忠
“书生报人余纪忠先生,凭借其胆识与理念,反映舆情、臧否时局,对台湾政局影响深远,对民主大原则的确立,尤为居功厥伟,他始终铭记新闻原则和理想,在报道方面总是有自己的主见和远见卓识‘,自由、民主、爱国家;开明、理性、求进步’,正是余纪忠念兹在兹的时报精神”,长期担任时报主笔的前监察院长王作荣认为,余先生办报有三大方向:维护大局安定,维护民主政治,同时维护新闻自由[1]。
创刊人余纪忠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于1928年先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修读,后于1934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深造,后回国曾在国统区主办《中苏日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中,余纪忠来到台湾创办了《中国时报》前身《征信新闻》。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之后,余纪忠意识到两岸形势正处于转变阶段,未来发展必然左右着台湾的前途,决心加强报道大陆新闻,为此,他在报社内设置大陆研究室,成为台湾第一家设立大陆研究室的单位。中国时报社50周年社庆时,余纪忠撰文《唯有大决大断才能开创和平尊严的新局———我对大陆政策的观察与期待》提及:“我是在民国三十八年国家遭逢重大变故之际,深受感触而决定改变生活,不计后果要办一份反映时代变迁、针砭社会弊病、策应中国未来的报纸。岁月悠悠,匆匆之间已过五十年寒暑,这五十年间中国时报参与了每一阶段的历史缔建与转折,从早年保卫台湾安全、争取言论自由,到民主转型后的政党开放、宪政改革等,中国时报都以真实报导、善尽言责为己任,也就是一贯秉持着这种信念与主张,中国时报得以从昔日微不足道的小报,演变成今日蜚声国际的大报,这是我在回顾过往五十年岁月时,堪以自慰者。”这些论断简述了余先生带领中国时报一路走来的踏踏实实的印迹。
余纪忠在中国时报的发展中留下了彩色印刷的壮举。在当时台湾报业从没试过的前提下,他果断启用美国高四公司奥本尼式照相制版彩色轮转机,开启了彩色印刷的新篇章,并因此撰写了《锲而不舍,益新益进》一文来阐述对于彩色印刷的见解:在工业社会中生匆忙的人们,未必各个有暇看完一篇详尽的报道,但一幅图片的印象触目惊心,一瞬间就抓住了人们的注意与感觉,留下了永存眼底磨灭不了的印象。……机器的耗费虽然很高,但比诸增饰外表的崇楼大厦似更来得实在。……从以上各方面一一想过……我们才下了决心要购置世界最新型的印报机[2]。可见其实彩色印刷在没有先例可以参照的前提下,是多么艰难的决定,报社并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应付这项投资,若非远见卓识也不能定。
二、从《征信新闻》到《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于1950年10月2日创刊,由台湾省物资调节委员会(物调会)出资,是该会的研究刊物。《征信新闻》创刊词写到:我们确信台湾的安定,必须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在当前扁舟重载的台湾,我们固应维护政府有计划与一贯的经济方针,然而对于政策执行的先后,实施技术的研究,自有博征意见的需要。如何使专家学者尽其建设性意见之提供,如何使工商各界,就其感受所及,吐露其经验之蓄积,身心符合于今日开明主政者企求改革与进步之初衷[3]。为此,《征信新闻》成为大众和当局者之间的传声筒,承担着对政府政策谏言的重任。
《征信新闻》创刊之时仅为一张四开油印小报,发行量很少。1954年,《征信新闻》扩版,第一版增加国内外要闻,并增辟副刊、地方新闻与社会新闻版,成为报纸成长的开端。此后数年,《征信新闻》突飞猛进,创下了台湾报业的纪录:业务上,设立全市零售处,创各报之先,引来同业纷纷效法;广告上,安排专栏广告,创造竞争优势;活动上,举办台语影展,颁发金马奖[4]20。虽然报纸初创条件十分艰苦,但报刊发展思路呈现出一种前瞻性和远见性。
1960年元旦,《征信新闻》改名为《征信新闻报》,虽然只是多了一个“报”字,却是对自己身份定位的重新认识,中国时报十周年社论中对此有个阐释:“本报创办时,是一份侧重于工商经济消息的小型报纸,但是由于时代的需求,乃逐渐由专业型的报纸转为综合性的报纸,征信新闻改为征信新闻报,便是这一转变的第一步……我们创办这一份报纸,基于献身新闻事业,为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做号手的动机;但尤其重要的,是企求达到反映民意,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目的。”此后,报纸不断改版:开时事专栏,增设家庭版,开辟国际集萃专版,并先后与萨尔邦的八家报纸《萨布律肯报》、《诺克兴日报》、《费尔兹日报》、《梅尔齐日报》、圣凡尔《德国民报》、沃兹宝《德意志日报》、《北巴伐利亚日报》、《星期日报》结为姊妹报,交换新闻资料、图片等,至1966年底,《征信新闻报》已经拥有全新的国产轮转机八部,无论报社硬件还是报纸内容,《征信新闻报》树立了台湾大报的形象。
1968年,《征信新闻报》改名为《中国时报》,被国际新闻及中文报业协会认为是全世界销路最广的三家中文报之一[4]30。当天的社论也对此作了解释:我们所以舍弃沿用了一十八年的报名,是因为征信新闻四字,就其词义而言,已不足以适应我们今日精神和实质的一切。我们所以改用中国时报作为我们的报名,是因为我们深感作为一现时代的报人,对国家、对世界负有更多的责任,继续过去十八年的奋斗,在现有一切远较昔日为优的条件基础上,为更多的奉献,更多的努力[5]。此次的改名预示着中国时报定位和性质的重大转变,它已经成为一份名副其实的综合性报纸。1975年,成立了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开始了其集团化经营的道路。
三、中国时报的集团化经营
中国时报拥有三报三刊,随着其集团化经营的发展,又开拓了很多关系企业,使得报纸的出版和文化的传播成为产业链。
1《.中国时报》的三报。除了《中国时报》之外,《工商时报》、《中时晚报》也是集团的核心业务。《工商时报》1978年12月1日创刊,正当台湾十大建设次第完成,经济发展面临空前转型压力。《工商时报》内容涵括国内外重要财经、贸易、工商消息,特别强调专题论析及新思潮、新观念、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引介[6]。二十余年来工商时报业务蓬勃发展,实具有三项重大意义:其一,它是时报文化事业集团的一分子,全力发挥经济专业报纸的功能,与集团其他媒体相辅相成。其二,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工商时报已成为报业集团多角化经营的主要动力及利润的主要来源。其三,在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现代人,对于经济新闻的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工商时报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
《中时晚报》,1988年3月5日创刊,在“清新、明快、现代”的编辑宗旨下,打破传统的版面编排手法,营塑新闻焦点的主题诉求,突显图片在视觉上的聚焦功能。1996年2月1日,它改变了报纸之前主要竖排走文的版式,确立了版面横排走文,由左至右的直栏型式,赋予编辑更大胆运用图片美化版面的空间。
三大报中《中国时报》是综合性报纸,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专业的经济、文化到社会市井小民的细微生活,适配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群;《工商时报》走经济、财经的专业路线,主要抓住商业人士、企业家等对财经比较依赖的人群,产生了极细分的市场;而《中时晚报》当天晚上出版,定位于休闲都市类,是上班一族繁忙工作的调剂。三大报互不冲突,各有定位,特色鲜明。
2《.中国时报》的三刊。杂志是报业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中国时报》三刊分别是《时报周刊》、《美丽佳人》和《新潮艺术月刊》。
《时报周刊》1978年3月5日创刊,它的报道原则是:热度、速度、深度、广度。它与一般报纸之间相辅相成的报道手法,以及特别注重照片质量、美术编辑与文字可读性的编辑原则,引发国内同类型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出现。但时报周刊引领杂志潮流,用最新最具有价值的报道抓住读者的心。
1993年3月,时报周刊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知名的女性刊物Marie Claire合作发行台湾版《美丽佳人》月刊,在时报文化体系中,创造了一个特别的产品。2000年,美丽佳人开始关注Y世代的新女生,正式发行了“爱女生”这本小别册,开始了对新时代的女性的探索。
1998年10月,时周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一本以华人艺术市场为主要诉求的月刊———《新潮华人艺术》杂志,简称“新潮艺术”。编者在发刊词中强调:艺术是人性的,杂志也是在经营一个别出心裁的美术空间。正如这本杂志的发行标举着“尊重艺术、尊重创作、改善文化环境”的理想。
3《.中国时报》的关系企业。中时集团的关系企业主要由报业相关产业延伸,主要包括:时报文化基金会、时报出版公司、中时网络科技公司、时报资讯股份有限公司、时报育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时报旅行社 / 中时读卖旅行社(1999年创立,与日本读卖新闻合资的旅行社)、安时运输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实丰通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承担台湾北部地区中时报纸杂志的发行及进口原料和器材)、四海电子彩色制版有限公司、吉发行销股份有限公司、时广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米奇传播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时周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人力万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7]。
1999年11月25日,时报文化出版公司举行业绩发表会,并在12月27日以每股三十元挂牌上柜,成为台湾出版业界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时报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主要为即时新闻产品群、资料库群和网络产品群,资讯公司与国际大媒体如路透(Reuters)、美联社、新华社等均有长期之合作关系。协助政府及民间产业公协会,构建以数据库式信息服务为主之系统,为国内最专业的数字数据库经营者。1990年8月成立的时广公司,最初是以全省连锁门市,提供读者知性、生活及新闻等动态信息服务。1996年6月,为加强报系市场竞争力、提升广告营收并有效地结合报系既有的雄厚经营资源以发挥更高的效益,特筹组成立以经营“广告、传播、公关”等相关业务为主轴的新事业———米奇传播公司,建立自给自足的“事业体利润中心”、报系水平分工的架构,以有效扩大经营的范畴。1998年10月“中时儿童好好站”网站正式上线,网站以知性、文化、活泼、纯净为内容经营原则,提供儿童所需要的最佳网站内容[6]。21世纪迅速发展的网络,催生了时报集团在新媒体方面的投资,而这项投资对于时报集团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2002年6月,中国时报系正式跨领域经营中天电视。中时报终于从纸媒发展到兼顾广电的媒体。2007年3月宣布正式成立“中时媒体集团”,确立了中国时报集团的官方名称。集团式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21世纪媒体发展的主要趋势。2009年,中时集团与旺旺集团正式整合为“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这次事件预示着在台湾,企业开始介入了媒体集团,而人们对此有着很大的担忧:企业的参与对于新闻的公正性是否有很大的损害?媒体如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销售、竞投,那么其公信力和威严何在?2012年10月,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董事长蔡衍明在中国时报大楼举办庆祝《中国时报》创刊62周年暨新印刷机启用典礼记者会当天,宣布斥资新台币4亿元增资购置引进德国曼罗兰新式彩色报纸印刷机、瑞士飞瑞发报设备。如今旺旺中时媒体包括中国时报、中天电视台、中视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和其他网络等等资源,成为名副其实的媒体大亨。集团大亨保证了报纸的永续发展,却是否能延续报人的新闻精神?此一争议仍然在报界中回响,世事发展,看中国时报的昔日、今日与未来,无疑是台湾报业发展历史的写照。
摘要：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和《自由时报》同为台湾媒体界三大报纸。论文从《中国时报》前身《征信新闻》、《征信新闻报》到《中国时报》的发展,回顾了报纸的创刊与发展,对《中国时报》的现代化集团式经营作了解读并提出了思考。
中国报业 篇5
作者： 程曼丽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和其后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的作用与影响，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论著中有这样的评价：“葡文报刊因基本上在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出版，与鸦片战争前后形势的变化关系不大，„„”（注1）“总的说来，葡人报刊数量虽多，但影响不大，和当时中国形势的发展更联系。”（注2）应当肯定，上述评价基于对《蜜蜂华报》一般特征的考察与分析，因而是有道理的。
首先，《蜜蜂华报》为葡文报纸，读者对象是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的租居范围仅限于澳门半岛南部的一个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即使它流传到内地，依它迥异的面目，中国官民恐怕也只能是“相见不相识。”其次《蜜蜂华报》是在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由澳门的立宪派人士创办的。它是一份政治报纸，主要服务于立宪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它更多关注的是葡萄牙国内革命进程、王室动态等方面的消息和本地民主运动发展的态势，而对中国的事务则比较少留意。再次，《蜜蜂华报》仅出版67期，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且“发行量不大，影响面不广”，与“担任在华外文报刊主角”（注3）的英文报刊相比，似乎无足轻重，以至研究者在对中国的外报进行数量统计时，常常将它忽略不计，例如“原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版的只有中文报刊3种，外文报刊除葡文外只有英文报刊8种”。（注4）但是，在肯定上述评价的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些评价的某些方面还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中国报业一隅，而是将它生发开去，拓展开去，我们的结论或许会有所不同。
窃以为，无论就信息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蜜蜂华报》的作用与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一、《蜜蜂华报》是首次向国外传播中国信息的报纸
蜜蜂华报》虽然鲜为人知，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它却是当时中国土地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份向国外发行的报纸。
《蜜蜂华报》本身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
“„„《蜜蜂华报》仍然不仅在澳门，而且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注5）
“由于《果阿公报》的编辑散布反对澳门人民的消息，我们必须分析他们的言论，并向世界说明他们的笔被玷污了”（注6）
“本来我们不想为此花费笔墨，但考虑到我们这份报纸将向全世界发行，并且我们的后人也会看到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最快的反应„„”（注7）
众所周知，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门户之一，从16世纪中期“开埠”到香港崛起的近300年间，一直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港口，并且一度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海路贸易。
通过对《蜜蜂华报》的船讯的分析我们发现，19世纪初期，澳门通过以它为中心的若干条海上通道（澳门—欧洲大陆，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它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信息联系。有关中国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渐次传播到欧洲、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蜜蜂华报》以新闻形式出现的中国消息虽然不多，但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却不少，其中包括中国商人与葡商做生意的消息，中国商品在澳门售卖的信息，中国政府就有关事宜向澳门行政官员质询的情况以及两广总督差官员亲临处理澳门与果阿矛盾的全过程等等；加以“新闻”栏目中刊登的北京发生火灾的消息，嘉庆帝去世的消息，广东院试的消息以及暹罗、琉球等“属国”前来拜谒的消息等等，使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轮廓依稀可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澳葡人对中国一向恭顺有加，因而该报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对大清帝国的尊崇与敬畏之情，除了对清帝命外国使臣跪拜一事略有微辞外，报纸对中国概无贬损之意。
这些消息以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报纸为载体，通过正规的传播渠道——远洋航运传播出去，为世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比之口头传闻与小道消息）。
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份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它的内容总体上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对域外读者而言，它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报纸，报道的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它的名称——《蜜蜂华报》（又译《中国的蜜蜂》就昭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世界报业体系中，《蜜蜂华报》是独有的，无法为其他报纸取代。
依当时报界的风气（欧美各报普遍不设记者，消息多靠彼此转载），《蜜蜂华报》是所载内容的一部分很可能为其他报纸转译（印度的《加尔各答》报就转载过它的文章），这就使有关中国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以文字为媒介传播中国信息之举并非始于《蜜蜂华报》。早在11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向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的物产及风土民情；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利马窦以及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也以不同方式向外界传播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其印为专书而销行欧美者不少。”（注8）但是，以定期出版物——报纸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信息者，当首推《蜜蜂华报》。与书籍传播相比，它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出版周期短。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本书从写作到付梓到问世，少则需要几年，多则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而报纸将这个周期缩短到以“日”或者“周”来计算。虽然一条消息从澳门传抵欧洲当时需要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完全谈不上时效性，但是与书籍的出版过程相比，速度还是快多了。此外，报纸不但能够报道即发性新闻，还能以其定期发行的特点，使这种报道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了解的需要。
凭借上述优势，《蜜蜂华报》不仅时常可以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而且可以在全世界“飞翔”。
二、《蜜蜂华报》的创办证明当时的中国已具备近代报刊出版的物质技术条件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蜜蜂华报》的出版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后一个条件已完全具备。
在对我国自宋明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报刊出版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有关专家指出：明末清初，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曾一度出现过近代报纸产生的契机（注9）；专家进而指出：清代中叶以后，一些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单页小报”的出版，尽管它既非定期出版物，也不具备完整的报纸形态，却可视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的先声。（注10），也就是说，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印刷、出版与发行方面的条件）。诚如专家所言，早在近代报纸诞生之前，出版这种报刊所必需的印刷、出版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尤其在一些沿海城市）即已具备。否则，中国的大门被撞开之后，短时期内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但是，推论毕竟只是道出了一种可能性，它还需要事实来印证。那么，是谁首先印证了这一点呢？正是远在澳门出版的这份《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为周报，定期出版，印刷精良，有着固定的读者群与发行系统，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外观与欧美大陆的近代报刊极为相似。尽管它采用的是“西法印刷术”——铅字印刷，在新闻采写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它毕竟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份中国的报纸。而对“西法印刷术”的采用，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的条件。
或许有人会说，《蜜蜂华报》固然可以使上述推论得到证实，但它毕竟是在澳门，而不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此言极是，不过，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统治之中，不存在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蜜蜂华报》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出版，正是因为当时澳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澳门虽然是中国领土，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但葡萄牙人在接受管辖的同时，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早在16世纪，他们就仿照本土的城市自治制度，建立了自治政权，组成了议事机构，独自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宜。而广东地方官员对澳门葡人历来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只要其言行不足以危害大清帝国的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维系以顺其情”。这就使澳门能够长期处在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正是近代报刊出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之，《蜜蜂华报》的出版说明了两点：第一，19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出版近代报刊的物质技术条件，如果同时具备政治条件的话，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刊的出现至少要提前半个世纪；第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近代报刊的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只有在澳门那样的地方才具备。
三、《蜜蜂华报》突破了封建限禁，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
〈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划时代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序幕由外国人首先揭开，此事乍看颇觉蹊跷，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19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会自动退位的”（注11）。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都会积极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它的形成与巩固，为消灭敌对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进行斗争。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嘉道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禁恰恰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在经济上，清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也是对它的限制），不许自由开矿，不许炼铁铸器，不许商船远航等；同时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当时的封建王朝虽说不上是“固若金汤”其控制却也铁桶般严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任凭其自然发展的话，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恐怕要推迟几十年。而澳门及其《蜜蜂华报》正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上楔进的一颗钉子。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经过初次的较量，葡萄牙人明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澳门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便转而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政策，对中国纳贡称臣，甘愿做“中国皇帝的顺民”。（注12）此举深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到了清代，它已被视为“内附之夷”）。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蜜蜂华报》的创办。
尽管葡萄牙人是利用欺瞒和贿赂的手段在中国取得居留权的，尽管百十年来他们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蜜蜂华报》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因为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如同其欧洲部分一样，他们在澳门施行的一切——包括经济制度、政治管理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份内容和形态完全资产阶级化的报纸，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由此可见，葡萄牙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身份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这场革命性变革的。
澳门这颗“钉子”虽然小，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已非铁桶般严密了；它同时预示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预示着社会更替的日渐临近，预示这晚清帝国这座封建大厦的行将坍塌。
四、《蜜蜂华报》对洋人办报的“示范作用”
从宏观上看，澳门这个“国中之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新闻出版活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日渐强盛的英国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明显的示范效应。
如前所述，由于葡萄牙与中国特殊的关系和背景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区别对待“外夷”的政策，在澳葡萄牙人能够享受到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包括贸易上的便利与优惠，行政、司法方面的特权等）。这不但使未能沐的“恩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于怀，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以至日后他们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割地一块（其面积、地貌特征等均与澳门相似），以全面享受葡萄牙人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享有的各种权利（当然，作为武力征服者，他们的要求只会更多）。英国人割占香港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攫取“与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力”。（注13）
对于澳门，英国人窥伺良久。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英国的10艘兵船侵犯安南，被安南人击退，他们转而来到广东洋面，企图夺取澳门，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得落荒而逃。两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并一度占领了除大炮台以外的整个澳门。“消息传到紫禁城，嘉庆帝斥责道：“天朝宝土，夷人久怀觊觎之心，今若让其占据一岛，久则外夷纷起效法，此风断不可长。”嘉庆下谕，令两广总督调集大军围困澳门，断绝饮食及贸易交通。英夷不战自溃。”（注14）
夺取澳门不成，英国人遂将目光转向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港。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来。”（注15）至此，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贸易港口和立足点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从英国人始而窥伺澳门，终而割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中国诉诸武力及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的。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1807年9月4日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自美抵澳。刚到这里，就遭到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敌视。该地政府限他迅速离境，无奈中，他只好暂时离开那里（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重返澳门）。按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马礼逊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印刷、出版活动转入地下。“马礼逊和米怜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是不可能的。”（注16）在米怜的建议下，他们最终将这个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马六甲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它虽然“离中国很近”（注17），从广州出发到达那里却也需要35天的航程。时空的距离必然会给报纸发行带来若干的不便。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方面的情况，有资料记载说，该报阴历月初出版，免费赠阅。愿意读的人可于初一至初四向米怜处领取，外地华人需要，函索即寄。同时也“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以传布于南洋群岛、暹罗、安南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中国更境内亦时有输入。”（注18）可见，这份报纸传入中国的数量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之后该会在南洋地区又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和《天下新闻》），情况也大抵相同。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境内出版了几份中、外文报刊，如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地臣的《广州记录报》等，但它们皆为“非法出版物”，且大都“随办随停，变动不居”。（注19）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出版报刊所需要的稳定的环境。如前所述，这样的环境当时只有在实行自治的澳门才具备。对洋人办报而言，《蜜蜂华报》起着一种示范作用。因此，英殖民主义者企图随心所欲地创办报刊、对中国民众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摆脱清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只有靠武力“创造”。鸦片战争后洋人报刊的大量涌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报业 篇6
为了追踪CTP技术在报业领域的发展变化，2011年6月，本刊曾经根据中国报业协会印刷工作委员会对全国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的调查统计数据，剖析了2010年中国报业CTP的应用水平。今年，我们再次将中国报业协会印刷工作委员会对全国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的最新调查统计数据作为窗口，深度观察2011年中国报业印刷厂CTP应用水平的发展与变化。
报业CTP制版总量 迅速增长
与上年一样，2012年4月，中国报业协会印刷工作委员会完成了中国报业印刷厂的CTP制版量调查统计工作，调查范围涵盖中央各报、各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主要地市报印刷厂，此次共有139家报业印刷厂提供了有效数据。
数据显示，2011年，这139家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约为918万张，制版总量为1673万张，CTP制版量占比达54.87%。而2010年，135家报业印刷厂参与调查，其CTP制版量仅为605万张，制版总量为1554万张，CTP制版量占比38.93%。尽管两年来参与调查的样本企业不完全相同，比较CTP制版量的绝对值增长并无实际意义，但是考虑到样本企业数量相近，且参与调查的均为地市级以上报业印刷厂，所以其CTP制版量占比的变化基本能够真实地反映出CTP技术在我国报业印刷厂的应用普及程度。对比两年数据，CTP制版量占比由2010年的38.93%跃增为2011年的54.87%，这有力地说明了在2011年中，CTP技术在我国报业应用的蓬勃发展之势。
另一个能说明CTP技术在我国报业印刷厂呈跨越式发展的数据是拥有CTP设备的企业数量。2010年，135家报业印刷厂上报制版量数据，共有94家企业拥有CTP，占比69.63%。而2011年，在139家上报制版量数据的报业印刷厂中，有116家企业都已经引进了CTP，占比83.45%。考虑到全国共有报业印刷厂400家左右，这两年参与调查的130多家样本企业仅占30%，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样本企业中拥有CTP的企业的占比放大到全国，但是经过本刊记者多方求证，给我国报业印刷厂的CTP应用程度贴上“普及”的标签也已经不为过了。
不可否认，CTP制版质量高，能够实现生产数字化，可大幅节省人力、提高生产效率，这些都是促进CTP在我国报业印刷领域快速发展的原因，但是推动报业印刷厂应用CTP的最大功臣仍是使用成本的下降。据了解，2011年，随着银价的飙涨，软片的价格约为55元/平方米，PS版多是25元/张，因此若采用传统制版方式，制一张版的成本约为80元；反观CTP制版成本，由于技术成熟、市场铺开、国产版材竞争力提升等因素，CTP版材价格一路走低，一张热敏CTP版材只要30多元，即便是报业应用较多的光敏CTP版材，价格也仅约50元，这一上一下的发展模式，也使CTP制版的成本优势愈发明显。
地区业绩 强者恒强
从地理分区上分析CTP的应用差异，是我们观察中国报业印刷领域CTP技术应用水平的重要视角。如图1所示，在139家样本企业中，华南地区14家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约208万张，为CTP制版总量（918万张）贡献了22.66%的份额；华东地区41家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约318万张，占34.64%，这两个地区几乎拿走了CTP制版总量约60%的份额。接下来依次是华北地区34家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约为123万张，占13.40%；华中地区16家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约为87万张， 占9.48%；东北地区11家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约为76万张，占8.28%；西南地区12家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约为62万张，占6.75%；西北地区11家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约为45万张，占4.90%。
值得一提的是，华南地区不仅对全国CTP制版总量的贡献较大，在接触CTP的时间以及技术先进性方面，也优势明显。首先，全国第一家使用CTP的报业印刷厂——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便地处华南，我国报业对新技术的应用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带动效应强大，一个地区有一家报业印刷厂引进了先进技术并取得成功，很快就会带动该地区其他报业印刷厂跟进。其次，近年来华南地区引进的CTP设备大多配置齐全，功能先进，很多都是报商两用机型，一台CTP设备既可以适用于报业的1200dpi低分辨率出版，也可适用于商业的2400dpi高分辨率出版。
为更准确地动态分析2010～2011年，我国报业领域CTP应用的变化情况，这里我们对连续两年均申报了制版量数据的企业（共126家）进行比对分析。如表1所示，从地区分布上看，全国各大区CTP制版量占比继续全面大幅上扬，其中华南地区依旧最高，CTP制版量占比达73.77%；华东地区紧随其后，CTP制版量占比62.88%；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排在最后一位的华北地区，其CTP制版量占比也已达41.13%。而在2010年，排在第二位的华东地区，其CTP制版量占比也不过40.72%，足见2011年我国报业CTP制版量的增速之快！
仔细分析表1，以下几点不得不提。首先是华中地区CTP制版量增速迅猛，达81.06%，居各地区之首，再仔细盘点，其中的10家样本企业中，有6家均是2011年引进的CTP设备，有的更是一引进就实现了100%的CTP制版。其次，东北地区成长迅速，2010年，其CTP制版量占比排在最后一名，而2011年则仅次于华东、华南地区，据业内人士透露，这可能源于CTP设备供应商对这一地区销售政策的倾斜。记者也发现这一地区中的多家报业印刷厂在2011年都实现了CTP制版量零的突破。然而，让人有些意外的是，华北地区在2011年的CTP制版量占比排在最后一名，仔细分析，主因是该地区印量在10亿对开张以上、制版量大的几家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占比无一例外地均有倒退，背后原因不一而足，有业内人士分析：“有的大型报业印刷厂引进CTP技术较早，经过几年使用，CTP设备故障率提高，当时的CTP设备对版材的要求也较为苛刻，这使得有些印厂经过几年的努力，CTP制版量占比好不容易有所上升，结果由于未及时更新设备，考虑到综合成本原因，就降低了CTP的使用率，出现了短时期的‘断档’问题。”
规模视角 谁是下一个增长极？
我们再来分析不同规模企业对CTP的应用差异。延续以往中国报业协会印刷工作委员会对印量的分档方式，表2显示了2011年不同规模报业印刷厂的CTP制版量占比情况，我们发现排在第一位的是印量1亿～2亿印张的报业印刷厂，其CTP制版量占比达68.00%；紧随其后的是印量为1亿印张以下的报业印刷厂，CTP制版量占比为64.72%；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印量为2亿～5亿印张报业印刷厂，占比也已过半，达51.56%。
通过表2，我们还可以看出不同规模的报业印刷厂中拥有CTP的企业数量的占比情况，印量为10亿印张以上的大型报业印刷厂的CTP普及率最高，达94.44%；接下来依次是印量为1亿～2亿印张的报业印刷厂，拥有CTP的企业数量的占比90.48%；印量为5亿～10亿印张的报业印刷厂，拥有CTP的企业数量的占比81.82%；印量为2亿～5亿印张报业印刷厂，拥有CTP的企业数量的占比77.42%；印量为1亿印张以下报业印刷厂，拥有CTP的企业数量的占比 66.67%。由此可见，CTP在各规模报业印刷厂可谓全面推进，多点开花。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尽管小型报业印刷厂对CTP技术应用的普及程度不及大型报业印刷厂，但是仍占比过半，其对CTP技术报以极大热忱的原因除了版材成本下降、国产CTP设备逐渐成熟等原因外，“租赁”以及“买CTP版材送设备”等供应商销售政策的推行也大大降低了他们引进CTP设备的门槛。
表3显示的是2011年全部采用CTP制版的报业印刷厂，与2010年全部采用CTP制版的报业印刷厂中1亿印张以下的小型企业居多的情况有所不同，除年印量在10亿印张以上的企业仅有1家外，其余各规模企业势均力敌，均为5家。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CTP在我国各规模报业印刷厂全面推进的态势。但在表3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对比2010年和2011年两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发现，有不少企业之前已经实现了100%的CTP制版，在2011年又部分恢复了传统制版。究其原因，是CTP设备应用不够成熟？抑或是受业务类型变化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此外，据业内人士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印量在10亿印张以上的企业普遍没有全部采用CTP制版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当前的传统制版成本与CTP制版成本计算，一叠报纸晒一套印版时，虽然CTP成本优势明显，但是对于主要报纸品种多、印量大的企业，通常一叠报纸要晒4套版，而此时再使用CTP制版的成本优势不复存在。由此可见，随着CTP版材成本的进一步下降，这一军团的CTP设备购买能量仍将得到巨大释放。
对于中国报业CTP的发展速度，业界普遍持乐观的态度，来自2011年报纸印刷厂厂长会议的消息称，“有望在3年内基本实现我国报纸印刷CTP工艺的改革。”也有观点认为，最多5年，我国报业印刷厂将全面采用CTP制版。无论如何，引进CTP仅仅是个开始，如何用好才是下一个焦点。
中国报业 篇7
随着科技发展一日千里, 各种新兴媒体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互联网的兴起, 改变了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方式, 也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的格局。同时, 进入21世纪以来, 随着手机的普及, 手机报、移动新媒体平台应运而生。我们真正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试图分析当今传统报业面临的来自新媒体的挑战, 并探索发展对策。
一、报业面临新媒体的严峻挑战。
中国报业虽然才刚刚起步, 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尤其是来自新媒体的挑战。如今, 新媒体迅速兴起发展,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用户的剧增, 互联网如今成了传统报纸生存发展的巨大威胁。
(一) 网络媒体吸引大量年轻受众, 报纸读者群年龄结构逐渐趋于老龄化
与无线广播和电视相比, 报纸的文字信息比广播、电视的声音、图象更详尽, 更深入, 也更易于保存。而与互联网相比, 报纸的这些优势便不那么明显了。互联网是迄今为止所有传媒的表现形式与优点的集大成者:它有广播的便捷, 是电视的画面与声音的有机合成, 它有报纸的详尽、深入和可保存的优势。从本质上来说, 互联网和报纸都是传播信息的媒介, 但互联网在技术手段上优于报纸, 能为读者提供更便捷、更有互动性和更低成本的服务。
报业的发展有着失去年轻读者的倾向。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针对北京市场进行的调查显示, 北京综合性报纸读者的平均年龄已超过41岁, 35岁以下的年轻读者由过去的经常阅读报纸转变为现在几乎不读报纸的比例为11.6%。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年轻人已习惯于从互联网上获取新闻及相关信息。报纸读者老龄化的危害, 可以说严重影响了报纸的的发行量和报纸的可持续发展。
(二) 报纸的广告分额减少, 报纸发行数量下降
我国的报纸行业在过去一直被称为“暴利行业”, 然而卓越新闻项目2009年3月15日的第六次年度报告——《新闻媒介现状报告》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Report) 揭示了近年来传媒业就业岗位大规模减少、广告收入急剧下降以及利润空间大幅度萎缩等一系列问题。报纸广告收益的下降, 是导致报业失业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如今, 国内的报纸走向了市场化, 报纸的生存也主要依靠广告收入而非发行收入。广告收入对于报纸的生存非常重要, 甚至可以说是报纸的“血液”。然而, 目前越来越多的广告主倾向于减少在平面媒体、直邮等传统广告渠道方面的投资, 而增加对网络广告的投资。新浪、网易、搜狐三大门户网站广告收入呈现持续性的增长。广告份额减少, 直接影响了报纸的竞争实力, 从而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难以立足, 发行量持续下降, 而随着发行量的下降, 广告商向报纸投放的广告数量和费用又会同步减少, 造成恶性循环。
二、传统报业的发展对策
面对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发展及其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传统媒体应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探索自身的发展战略。在充分发挥纸质媒体竞争力的前提下, 利用新媒体作为新的传播渠道, 整合资源、取长补短, 找到新的平衡点和发展之路。
(一) 报网结合, 办数字化报纸。
新闻网站、数字报纸等针对的群体主要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 这一群体的读者不大喜欢看传统的报纸媒体, 而更习惯于上网浏览新闻。报网结合, 刚好可以覆盖这一细分读者群, 从而扩大自身的受众群体, 增加广告收入。另外, 在网站上刊登重要新闻, 可以增加报刊的知名度。网站能够通过搜索引擎、链接、站名广告、独家新闻等多种方式, 吸引读者登陆网站。报纸网址也可以通过户外广告、海报等做宣传, 指引读者访问。网站还可以作为报刊订阅、专刊和过期刊物销售的新渠道。形成一个拥有论坛、调查问卷、民意测验的报纸网站, 能将报纸与读者联系起来, 通过这种互动方式把读者回应、素材、信件等反馈给报纸主编, 同时提高印刷版读者的忠实度和参与度。
国内许多报社正努力拓宽这一领域。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它与浙江在线新闻网站于2006年2月20日正式推出全国首家数字报。在网站的网页上可以清晰的阅读报纸版面上的文字和图片, 并且可以将见诸报端的新闻转化成语音收听, 将声音、画面、文字合为一体。
(二) 与手机媒体合作。
进入21世纪以来, 手机逐渐普及, 随着3G技术的推出, 手机报纸将迅速从彩信模式过渡到3G模式, 手机多媒体的特性逐渐突出, 发展日趋完善。这就为报纸利用手机平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自2004年7月18日, 全国第一家手机报纸《中国妇女报·彩信版》开通后, 各大报业集团纷纷推出手机报, 争夺市场先机。《广州日报》等报纸更是推出了手机多媒体报纸, 通过无线下载后, 用户可以阅读到一份图、文、声结合的多媒体版的报纸。手机报突破了报纸传统的图片、文字表现形式, 代之以视频、音频、图片、文字、动漫等多媒体表现形式, 整合了多媒体资源, 极大地增强了吸引力。另外, 用户在手机上浏览新闻之余, 还可以在互动版块对当天新闻发表评论, 提供新闻线索, 或查看其他读者的评论。这就突破了传统媒体单向定时发布信息的模式, 做到随时随地与读者进行互动, 随时发布最新消息。手机媒体外形小巧轻便, 也更容易携带, 尤其受到平时工作繁忙而没有时间翻看报纸的广大白领的喜爱。另外, 手机媒体的形式也极大地提高了用户的参与度, 进而激发了用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 内容为王, 加强报纸深度报道, 提高公信力。
作为内容为王的产业, 内容资源优势直接关系到主动权。传统报纸产业的根本优势在于内容。报纸在本地新闻和深度报道上的优势, 至今是网络所无法企及的。为此, 世界报纸协会理事长鲍尔曾说:“如果报纸真的会消失的话——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很明显谁将向网络媒体提供丰富的内容。”现阶段, 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尚未取得新闻采集资格的条件下, 只有靠转载和引用传统媒体的新闻, 重要的原创新闻并不多见, 报业的内容更具公信力和权威性。据不完全统计, 网络媒体80%的新闻内容取自传统媒体, 并且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传统的报纸媒体。
要想办成一张报道深入, 公信力高的报纸, 就要坚持自身较为严格的管理、审查办法, 要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以此赢得广大读者的信任。另外, 报纸要发挥自身采编优势, 对新闻事件或人物进行独家的“权威采访”或“深度报道”, 对新闻事实发表独特的见解或作详尽的诠释, 满足读者的需要, 解疑释惑, 逐步形成自己发布新闻的权威性。
(四) 调整自身经营管理, 拓宽渠道, 多元发展。
报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相关研究表明, 报纸广告与GDP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宏观经济的下滑, 必然对报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报纸行业应该调整自身经营管理, 积极应对挑战。
报纸行业的产业格局可以尝试“以报为主, 多元发展”的方针, 实行跨行业经营, 发展资本经营、高新技术、房地产等重点多元产业, 有效地分散主业经营过度集中的风险, 壮大文化产业。传媒集团以生产内容产品为主, 需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革新内容产品优化报刊结构, 调整产品定位。报业可以改造价格结构, 促进多样化的收入来源。报业集团 (报社) 目前大多是仅仅作为信息发布的平台提供信息, 还可以尝试提高服务的附加值, 为读者和广告客户提供高效的服务。比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已经形成了以经营媒体为核心的报业发展产业布局, 同时还创办投资公司, 多元发展。广告、发行、印刷支持互动的报纸产业链逐步发展成熟, 进而向资本经营、房地产、高新技术三大重点领域进军, 为主业经营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外, 报社应该大力投资紧缺人才, 积极吸纳信息收集、IT、营销和管理方面的一流人才, 对报业人才结构再次进行革命性的重构, 以更好的进行经营管理。
三、结语
在数字化时代,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和挑战, 报纸行业遇到了发展的“寒冬”, 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优势可言。从某种意义上说, 新媒体的冲击带给传统纸质媒体的不仅仅是挑战或灭亡, 更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和改革的机遇。只要正视新媒体的发展, 广泛吸收新媒体的优点, 不断发挥自己的长处, 取长补短, 多元发展, 报纸媒体就能够顺利“过冬”, 在信息时代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正所谓, “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参考文献
[1][美]菲利普.迈耶, 张卫平译, 《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 新华出版社, 2007.9
[2]赵志立, 《从大众传播到网络传播——21世纪的网络传媒》,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6
[3]郭立群、李建新, 《新旧媒体博弈:择善而学相促而进》, 新华网, 2008.9
中国报业市场结构的现实趋势解析 篇8
本文主要从报业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程度、进入和退出壁垒变化情况来判断中国报业市场结构的现实趋势并分析报业市场结构的特征。在分析报业市场集中度时, 选择报纸 (或报业集团, 下同) 广告经营总额作为分析指标。
一、报业市场集中度:全国范围辐射力弱, 区域范围控制力强
在产业经济学中, 市场集中度 (Degree of Marketing Conce ntration) 是用于表示在特定产业或市场中卖者或买者具有怎样的相对规模结构的指标, 它是反映特定产业市场竞争和垄断程度的一个基本概念。市场集中度是从静态角度衡量市场结构的指标, 可以反映一个产业内若干家最大企业所具有的经济支配能力, 它是反映市场结构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报业市场集中度近年来不断提高, 这大大增加了一些大型报业集团的市场控制力量。但是, 从总体上来看, 中国报业市场集中度呈现出以下特点:全国性报业市场集中度不是太高, 区域性报业市场集中度普遍较高。
从全国性报业市场来看, 市场集中度近年来有逐步提高的趋势, 但是集中度还不是很高。笔者通过计算发现, 1988年中国报业广告市场中最大4家、最大8家以及最大10家报纸广告经营额之和分别占整个报业市场广告总额的13.50%、22.75%、26.31%, 到了2006年, 比例分别变为21.85%、40.69%、44.88%。2004~2008年报业广告市场的最大4家报纸广告经营总额占整个报业市场广告经营总额的比例不到30%, 最大8家报纸广告经营总额占整个报业市场广告经营总额的40%左右。从纵向比较的情况来看, 市场结构处于低集中竞争型向高、中寡占型过渡的阶段。这说明, 中国报业广告市场正经历集中度提高的过程, 但最大4家报业集团广告经营总额还没有达到30%的市场占有率, 市场控制力还不是很大, 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最大8家与最大4家报业集团广告市场集中度的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报业广告前8家报业集团广告市场控制力在加强, 与后面一些报业集团的广告市场占有率的距离在逐步拉大。从区域性报业市场来看, 有数据显示, 大中城市报业广告市场集中度很高, 最大3家报纸广告经营总额占整个城市报纸广告经营总额的比例大多处于50%到90%之间。其中, 天津最大3家报业广告经营总额占整个天津市报业广告经营总额的92.01%, 其它的城市如武汉为83.80%、广州为70.69%、南京为70.19%, 北京为26.92%最低。 (2) 由此可见, 中国城市报业市场集中度的平均水平较高, 报业市场属于寡占乃至高寡占型市场结构。
中国报业市场集中度近年来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近十余年来, 中国报纸产业化进程中诞生了大量的都市生活类报纸。这类报纸在内容上更趋向大众化、在经营管理上更加灵活, 大量刊登广告为中国报业市场增添了活力和生机。一些都市生活类报纸在各自的区域中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竞争力逐渐增强, 广告营业额不断增多, 因此从众多的报纸中脱颖而出, 这就大大提高了报业市场集中度;其二, 从1996年至今, 中国报纸实行集团化运营以来, 全国共成立了49家报业集团。报业集团化整合为提高报业市场集中度提供了巨大能量。1996年中国第一家报业集团成立之初, 报业广告市场集中度还不是很高, 最大4家报纸广告经营总额占全国报业广告市场经营总额的比例达21%左右, 而10年之后, 这一比例为28%左右;其三, 在多年的产业化过程中, 一些报社逐渐转变了经营理念, 注重提高报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大型的报业集团建立了有效的报业产业链, 实行集约化经营, 节约了报社运营成本, 为报社做大做强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产业融合趋势的加快, 报业集团逐渐向多元化、融合型的传媒集团过渡, 报业市场集中度还会出现提高的趋势。从总体上来说, 全国性报业市场中一些大的报业集团在当地的控制力很大, 离开当地, 报社的辐射力就变得很小。这与中国报业布局以及报业市场区域分割现象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今后若干年里将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二、报纸产品差异化:趋同现象突出, 差异化程度低,
不同的媒介产品之间可能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 因为“任何一种商品都可能是另外一种商品的潜在替代品, 即便只是无穷小的替代。” (3) 不过一般来说, 产品差异主要指同一类产品中存在的不完全替代性, 它是用来分析市场结构的重要概念。当某一份报纸能为其读者提供一些独特的、对其读者来说不仅仅是价格低廉的东西时, 这家报纸就具有了区别于其竞争对手的经营差异化。目前, 中国报业市场中, 产品差异化程度较低, 报纸内容趋同情况较为严重。
产品差异化可从很多方面来衡量, 包括产品主体差异化、品牌差异化、促销差异化、服务差异化等。从以上这几个方面来考量, 中国报业产品差异化程度不高, 还有待提升。根据营销学对产品的定义, 产品包括核心产品、中间产品和延伸产品三个层次。报纸的中间产品和延伸产品可以增加差异化程度, 但核心产品差异化最能体现报纸差异化经营的特征。一般而言, 同类竞争性产品的核心产品部分是基本一致的。在报业中, 正是由于其核心产品———报纸特色内容不鲜明, 出现趋同现象, 这就导致了不同报纸之间存在一定的可替代性。报纸内容趋同现象在都市生活类报纸中体现最为明显。现在, 全国各大城市中综合性报纸多则十几家少则三五家在拼抢市场。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 一些报纸开始模仿那些办得比较成功的报纸, 这一点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南京等地都表现得非常突出。报纸产品趋同化现象不仅表现在内容方面, 在传播形式、报纸风格等方面, 很多报纸也亦步亦趋, 出现了多报一面、栏目“互文本”现象。如果报纸能摆脱现有模式的束缚, 在核心产品上独辟蹊径, 就有利于实行差异化经营。报纸品牌差异化可看作是报纸产品主体差异化的延伸, 由于报纸趋同化情况较为突出, 中国报业品牌发展战略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像《南方周末》、《体坛周报》等报纸品牌以及一些报纸的品牌栏目本身就极具竞争力, 也能体现差异化。中国报业市场的促销差异化以及服务差异化水平也不是很高。多年来, 中国报业发行促销和发行服务一直处于不断探索和和改进之中, 但是目前的发行营销服务水平和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 这也限制了中国报纸产品差异化水平的提升。
报纸产品差异化对于发展稳定的读者群和开拓广告市场有很大帮助, 具有差异化特质的产品被其它竞争性报纸产品替代的可能性就降低, 其结果是报业市场的完全竞争结构受到破坏, 市场结构向着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的趋势发展, 最终可能导致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另外, 报纸产品差异化是提高报纸市场进入壁垒的重要方略, 从而会间接影响报业市场结构。目前, 我国报纸产品同质化竞争现象普遍, 存在大量的重复建设以及低水平竞争现象, 这对报业市场结构有较大影响。因为同质化严重的报纸很难在竞争中与其它报纸拉开档次, 市场集中度也就不容易提高。报业市场上一些占有率较高的报纸如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就可保持和提高市场占有率, 从而保持或提高报业市场集中度, 改变报业市场结构。
三、报业市场壁垒:进入壁垒偏高, 退出机制缺位
在影响市场结构的诸多要素中, 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是与市场集中度和产品差异化同等重要的因素。最早明确提出市场进入壁垒概念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是产业组织领域的主要开拓者贝恩。贝恩认为, 进入壁垒就是某一产业中在位者相对于潜在进入者所具有的优势, 这些优势反映在在位者能够把价格提高到竞争价格水平之上, 而又不会招致新厂商的进入。 (4) 报业进入壁垒是指进入报业市场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它反映了报业市场内已有报纸与新增报纸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报业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强度。
目前, 中国报业市场进入壁垒较高、退出机制缺乏, 这些因素对报业市场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在我国, 报业市场进入壁垒主要有制度性进入壁垒、经济性进入壁垒以及策略性竞争行为造成的进入壁垒等。有学者认为, 报业进入许可管制可以分成独占许可、严格限制的少数进入许可、一般性限制的多数进入许可、放松进入管制的审批准入许可、登记进入许可 (即没有许可限制) 等五种类型。 (5) 从中国报业进入管制实际情况看, 独占许可类型的管制模式已成为过去。目前, 全国大多数地区实行严格限制的少数进入许可。报业严格的进入规制主要原因在于抵制不良文化侵蚀、保护文化安全, 同时也有利于避免无序竞争, 确保产业安全。从报业经营的角度来看, 过高的市场进入壁垒以及移动壁垒只对于已经在位的报纸有利, 对于潜在进入者非常不利。在过去, 以政府进入规制为主的制度性进入壁垒是报业进入壁垒较高的主导因素, 经济性进入壁垒并不是支配性因素。不过, 近年来, 随着报业化进程加快, 经济性进入壁垒也在逐年升高。在20世纪80年代, 《北京青年报》、《新民晚报》等进入报业市场的启动资金只需30万元左右。到了2001年, 《京华时报》的启动资金达5000万元, 2003年, 《东方早报》启动资金已接近1亿元, 如今没有1.5亿元以上很难进入北京报业市场。这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壁垒。另外, 中国报纸产业化运营以来, 报业竞争日趋激烈, 已经在位的报纸通过各种手段设置障碍阻止进入, 这些策略性行为也提高了中国报业市场进入壁垒。已经在位的报纸主要通过占位、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渠道设置进入壁垒, 提高市场进入门槛, 甚至对内容“吃干榨尽”来增强市场控制力, 给潜在进入者制造困难。从总体上来讲, 中国报业市场进入壁垒偏高, 这不利于激发报业发展活力, 对于整个报业经济绩效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 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呈正相关, 特别是经济性进入壁垒过高, 退出市场就会出现大量沉没资本, 从而提高退出壁垒。目前, 中国报业市场缺乏退出机制, 这不利于盘活报刊出版存量资源, 也不利于动态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有一些报纸处于不能盈利甚至亏本运营的状态,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 报纸依旧拖着包袱负债经营, 影响了报业市场结构优化。
报业市场进入壁垒要适度。没有进入壁垒的报业市场, 其市场集中度低, 市场中充满原子型的报社, 每个报社在市场中只占有很小的份额。单个报社的生产批量小, 生产效率低, 竞争力不足,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进入壁垒较高报业市场可以防止过度进入、无序竞争, 减少盲目投资, 重复建设, 对于推进竞争经济, 提高进入效率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过高的制度性进入壁垒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导致丧失投资时机, 限制了报业的自由竞争, 给报业市场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 中国报业市场在未来几年里跨区域经营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这将扩大大型报业集团的操作空间并提高大型报业集团在全国范围的控制力量。同时, 区域性报纸的市场控制力量会受到一定的挑战, 但影响不会太大。随着报业的不断创新以及媒介融合趋势的发展, 报纸产品差异化程度会有所提高, 这有利于优化报业市场结构。中国报业市场进入壁垒今后将会有一些变化, 制度性壁垒会有所降低, 经济性壁垒和策略性行为性壁垒则有所提高。未来几年里, 报业市场退出机制将会逐步完善。据悉, 2009年上半年, 新闻出版总署就报刊市场退出机制问题在辽宁、河北两地进行试点。这将从制度上明确报刊退出机制并就此作出一整套制度性安排。可以预见, 随着整个传媒产业外部环境的逐步改善以及产业内部运营机制的调整, 中国报业市场结构将逐步得到优化, 市场绩效也将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1]苏东水:《产业经济学》,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P.121
[2]资料来源:慧聪报刊资讯www.media.sinobnet.com
[3]杨公松:《产业经济学》,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P.2
[4]J.S.Bain (1956) , BarrierstoNew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P.3
浅谈中国报业集团发展趋势 篇9
一、报业集团未来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选择
(一) 多品牌统合式发展战略
多品牌统合式发展战略在我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是一种具有可行性和普适性的发展战略, 是指在不影响集团品牌报纸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的情况下, 大力培育和发展新的报刊品牌, 促使集团朝着均衡、协调的方向发展, 积极稳妥地推进报业集团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所谓多品牌, 是指经过细分市场、选择目标、品牌集中定位三个步骤, 不断地寻找市场空间, 使每一份报纸都能有合适的定位和相应的受众, 这样就避免了同一集团内部报纸之间由于定位不当而相互争夺市场的现象。 (1)
所谓统合, 就是指报业集团旗下的不同媒体品牌、不同业务单元和不同媒体形态的统合, 把我国的报业集团打造成为数字化时代成长性好、实力强大、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的大型传媒集团。 (2)
目前, 我国传媒行业的改革可谓日新月异, 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四大媒体之间的行业限制和保护越来越小, 成立集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于一体的大型报业传媒集团, 实现跨地区、跨媒体立体经营, 把单一的报纸经营转化为多媒体协同经营, 从而实现各媒体之间的资源共享, 节约生产成本, 提高媒体竞争能力的效果。
多品牌统合式发展战略的一个成功典范是我国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现有《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方都市报》等众多有实力的品牌报纸。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相继建立了“南方都市报报系”、“南方周末报系”、“21世纪报系”, 它们的建立使各个报纸之间的品牌凝聚力大大加强,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竞争力得到很大提高。
(二) 一体化与多元化发展模式
按照整合资源的程度, 喻国明教授曾将传媒集团化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系列化阶段, 主要是指同一媒介上的平面联合;二是一体化阶段, 是指不同媒介的跨媒体经营;三是多元化阶段, 即跨行业寻找利于自己做大、做强的各种资源并形成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3)
我国报业集团在发展过程中, 不仅要努力实现立体化经营, 还要积极向一体化的目标挺进。在传媒产业中, 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因此, 这些都为实现媒体间的人力、技术、设备、发行网络等多种资源共享提供了条件, 从而有效地提升了各个媒体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实现多元化和一体化的有机融合,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这方面做得就非常成功。
新闻集团在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融合的过程中, 依靠网络、光纤、卫星等传输手段, 从而实现了各种资源在同一平台上的有效整合。在伊拉克战争中, 香港凤凰卫视转播的大量新闻节目都来源于新闻集团福克斯新闻网。新闻集团利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各种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统筹整合资源, 在统一的信息技术平台基础上, 实现了各种信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新闻集团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显现。 (4)
二、报业集团积极与新媒体联姻
新媒体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 它的到来为报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机遇, 各报业集团审时度势, 积极参与。面对挑战, 各报业集团也要积极努力, 主动出击。
“报网融合”对大家来说早已不再陌生。早在1983年, 就已经有人提出了“融合”一词。“媒介融合”一词最早出现在1944年《纽约时报》的网络版上。在国际上, “媒介融合”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媒介综合集团坦帕新闻中心的成立。
在媒介发展史上, 报纸并没有因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的出现而消失, 反而与广播、电视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但是网络媒体的兴起对报纸来说就不那么幸运了, 网络媒体现在已经成为报纸读者群的重要争夺对手。面对挑战, 各报业集团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 纷纷开通自己的网站, 提供网络版报纸。另外, 还有一些报业集团尝试报纸和网络二者并重经营策略, 来寻求未来的发展之道。这些都是各报业集团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报网融合的尝试。
集团创办专门网站也是实现报纸与网络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式。人民日报的人民网, 大众日报报业集团的齐鲁网等都是这样的。另外, 集团还可以通过“全媒体”采编播的模式实现报网融合。烟台日报报业集团是探索此种模式的先驱。通过此种方式, 集团有效整合了各种媒体的优势, 提升了新闻报道的质量, 实现了按新闻内在传播规律进行新闻报道。
三、我国报团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势
2009年, 国家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 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单位, 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组建出版传媒集团。从《意见》中, 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国家对新闻出版行业的高度重视并寄予了热切期望, 也可以看出我国传媒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那就是要组建多种经营、多省市甚至多国文化传媒集团, 把我国的报团做大、做强。
《意见》的印发为我国报业集团的跨地区、跨行业经营提供了政策性依据, 此后不久, 半岛传媒与潍坊日报共同成立了潍坊晚报传媒有限公司。此次整合打破了山东省报业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 也为以后更大范围内的报业资源整合打下了基础。
(一) 报业集团的跨媒体、跨地区经营在艰难中前行
在国外, 报业集团的跨媒体、跨地区经营大多采用兼并的方式进行。国外媒体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 报业集团发展得也十分充分, 进行媒体间的吞并也就显得十分轻松。如1995年美国迪斯尼公司以190亿美元吞并了ABC。2000年, 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实现合并。这些收购案例也为我国报业集团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由于大多数地方性报业集团都是本地区的强势媒体, 在本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几乎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 发展提升的空间微乎其微。为了本报业集团未来的发展前途, 这些大的传媒集团都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欲望。而这些报业集团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 唯一有效可行的办法就是实施走出去战略, 开辟新的潜在市场。《新京报》和《第一财经日报》的创刊则开辟了我国报业集团跨地区、跨媒体经营的先河。
我国报业集团的跨媒体、跨地区经营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就全国范围来看, 报业集团的跨媒体、跨地区经营依然步履维艰。要想更好地实现我国报业的资源整合, 还必须要依靠国家给予更多、更好的政策支持, 打破我国报业长期存在的市场壁垒。报业集团的跨地区、跨行业经营依然在路上。
(二) 积极拓展资金来源
在国外, 报业集团可以接纳任何合法的资金。而在我国, 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私人资金参与报业运作的, 这些都导致了我国报业资金发展缓慢, 来源狭小, 严重依赖广告收入的状况。我国报业要想更好地发展就必须打破这些体制限制, 快速获得资金, 不断提高我国报业的市场化程度。
目前, 我国报业集团的融资来源主要是靠吸纳社会资金和上市获得资金。在直接吸收社会资金参与报业集团的发展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事件主要有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创办的《21世纪经济报道》等。 (1)
积极上市融资也是目前我国报业集团发展的大趋势。上市融资是迅速获得大量资金的一种有效途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的报业集团上市融资还只是停留在试水阶段。从1999年《成都商报》借壳上市, 到2011年浙报传媒在上交所成功上市, 目前我国能够上市的报业集团也只不过十来家, 且这些报业集团的上市方式基本上都是子公司借壳上市或子公司上市。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上市的报业集团不论是从规模还是从程度上都还是远远不够的, 上市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 我国报业集团要走全球化发展之路
面对饱和的国内市场, 西方大的传媒集团都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他们凭借着先进的技术, 雄厚的经济实力企图占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市场, 以求在未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先机。目前, 我国的报业集团走国际化的发展之路的条件还不成熟, 但一些报业集团也在积极努力, 尝试着走国际化道路, 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汕头经济特区报社与美国《国际日报》一起创办《中国新闻》, 每天有《大陆要闻》等8个专版在美利坚合众国发行。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报业集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不管是从管理水平上还是经营理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报业集团所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 是无数传媒人不断努力拼搏的结果, 值得珍惜。但是, 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也应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报业集团所面临的困难。目前我国大多数报业集团的规模还比较小, 资金还不够雄厚, 技术还有待提高, 还面临着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挑战, 更无法与西方跨国传媒集团相抗衡……面对这一系列问题, 我国的报业集团要积极进取, 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努力实现跨媒体、跨地区经营。另外, 我国的报业集团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不断提高自身国际化水平, 力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摘要：中国报业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探索, 已成为我国报业市场的主体和报业经济的支柱。本文从我国报业集团的发展实际出发, 具体分析在数字化背景下我国报业集团发展新趋势, 并认为我国报业集团组建跨地区、跨行业传媒, 走全球化发展之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报业集团,新趋势,多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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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国报业上市的深层次问题 篇10
中国报业从业单位以各种方式实现企业上市始自2000年, 至今已有11年的历程。截至2011年9月, 实现上市的涉报企业有8家, 分别为博瑞传播、赛迪传媒、北青传媒、华闻传媒、新华传媒、粤传媒、新华悦动和中南传媒;已实质性启动上市工作的, 分别为浙江日报、、辽宁日报、南方日报、大众报业和湖北日报等报业集团;另有深圳报业等多家报业集团曾先后积极部署, 筹备上市。
中国报业企业的上市历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探索期 (2000~2005) , 共有3家报业企业上市。2000年, 成都商报社旗下的博瑞投资借壳四川电器上市;2001年, 赛迪传媒借壳ST港澳上市;2004年12月, 北青传媒在香港IPO上市, 其背景是全球科技网络股牛市行情以及国内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启动。第二个阶段 (2006年以来) 迎来上市热潮, 截至目前, 共有5家涉报企业上市。它们是2006年人民日报社旗下的华闻传媒借壳6年后成功变身传媒股;2007年, 先有新华传媒 (解放日报集团资产于2008年1月注入) 借壳华联超市上市, 后有粤传媒A股IPO上市, 而新华财经传媒 (现名新华悦动) 更登陆美国纳斯达克;2010年, 潇湘晨报借出版股中南传媒A股主板IPO上市。此轮上市潮受益于股权分置改革, 背景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综观以上8家涉报上市企业, 上市给它们的业务经营、资产状况、综合发展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
【上市方式】
报业集团公司上市方式主要为借壳上市和IPO两种 (见表1) 。
【注入资产】
目前已上市的报业公司在上市时所注入的传媒资产情况如下 (见表2) :
【主营业务】
目前已上市的报业公司的主营业务基本以报业广告、发行、印刷、文化产业投资等传媒经营性业务为主线 (见表3) 。
【融资情况】
通过上市, 报业企业募集到大量资金, 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增强了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心, 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资金来源 (见表4) 。
【经营状况】
目前8家已上市报业公司的经营情况喜忧参半, 盈利能力表现不一, 其中赛迪传媒、粤传媒、新华悦动还出现了亏损 (见表5) 。
【股价表现】
总体来看, 目前报业上市公司股价表现各异, 走势不一。其中, 以博瑞传播股价表现最为良好, 经营业绩持续向好, 股价走势坚挺, 市值10年增长超过15倍 (见图1) 。
二、我国报业企业上市所揭示的深层次问题
(一) 我国报业企业上市的总体特点
1.采编经营“两分开”模式逐渐被采用并推广
随着传媒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报业上市的采编业务与经营业务“两分开”模式逐渐被采用推广。报业上市, 实行采编经营“两分开”, 用市场的办法, 创新体制机制, 塑造了市场主体。
先有成都商报社于1997年7月率先成立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实施采编经营“两分开”, 1999年通过资产重组入主四川电器, 成功借壳上市。后有北京青年报社在2001年剥离经营性业务, 组建股份公司, 开始上市前辅导。2004年6月, 中央和北京市批准北青传媒可以申请上市的时候, 公司恰好有三年连续经营业绩, 而且资产清晰, 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实现了香港H股上市。此外, 赛迪传媒、华闻传媒、新华传媒、粤传媒等几家报业上市公司, 都是“广告公司+印刷厂”的模式, 即将广告、发行、印刷等经营业务与采编业务剥离后单独上市。
2.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是趋势
整体上市是指一家公司将其主要资产和业务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进行上市的做法。整体上市有利于规避同业竞争, 确保上市主体的独立性。随着证监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整体上市越来越成为报业企业上市的主要模式。此前, 因政策原因, 报业企业上市多采用部分经营性资产分拆方式进行, 上市的整体性较差, 典型的如北青传媒。近年来, 报业上市资产整体性增强, 已上市传媒纷纷择机注入资产, 扩大上市整体性;新近上市传媒的上市资产整体性普遍较强;拟上市传媒多数也是做整体上市的打算, 整体上市成为报业上市的趋势。
以粤传媒为例, IPO上市时注入的传媒资产为印刷与招聘广告, 资产十分有限, 盈利能力一般, 以致上市后出现亏损, 公司形象受损。为此, 广州日报集团于2010年5月开始筹划关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注入经营性资产。业内分析认为, 广州日报集团此次将旗下的广告业务等三大资产板块通过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注入粤传媒, 将能够实现其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另据业内权威人士透露, 中央有关部门也有意以广州日报集团和浙江日报集团为试点, 探索媒体经营性资产上市之后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
3.上市方式以借壳上市为主, IPO上市逐渐增多
目前来看, 借壳上市无疑是大部分涉报企业上市的首选。与审批环节多、周期长的IPO相比, 借壳上市手续相对简便, 借壳以后, 一样可以通过增发新股等方式再融资。同时, 由于证监会早期关于关联交易“不超过30%”的规定对于只能采取剥离经营性资产上市的报业集团而言, 是困扰其IPO上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此在证券市场低迷之时, 借壳上市成为报业上市的捷径。
2006年以来, 借壳上市的模式不断创新。此前, 借壳模式是通过股权转让成为第一大股东, 随后注入新资产, 将上市公司原资产与业务置换出去, 典型的如博瑞传播、赛迪传媒。而近年来, 新华传媒等上市企业则采用了定向增发模式。通过定向增发, 原股东持股数不变, 新控股股东注入资产时以市场价格定价, 当市场处于低位运行时, 定价对新控股股东有利;同时, 原股东乐意注入新资产, 这样可以“搭便车”, 股价上涨后可于高位减持, 获取高溢价回报, 以此形成市场共赢。
近年来, 上市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 困扰报业IPO上市的关联交易“不超过30%”的要求, 在2006年有所淡化, 不再做具体的比例要求;另一方面, 借壳上市进一步规范, 证监会成立专门机构对借壳上市严格把关。因此, 报业企业的上市方式又逐渐转向IPO, 而在出版股中, IPO上市更渐成主流。
4.主营业务不断扩展, 向全媒体转型
这8家涉报上市公司与上市之初相比, 其中多家通过资本运作扩展主营业务, 开始跨媒体发展, 全媒体战略初见成效。如新华传媒主营业务已包括报业、发行、新媒体等;博瑞传播主营业务从开始时的广告、印刷、发行, 到现在已涵盖报业、印刷、发行、广电、网游、电子商务等;中南传媒主营业务涵盖出版、印刷、发行、报刊、新媒体等, 它们向全媒体发展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5.融资能力表现不一, 国内A股显现优势
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 目前已上市的8家报业公司融资表现总体向好, 但表现不一。从上市地点和方式可以看出, 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的企业经营表现明显优于境外上市企业。之所以在内地上市表现更佳, 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内地发行风险较低, 新股一般供不应求;二是估值优势, 中国内地传统媒体的发行市盈率一般在20倍以上, 高的甚至超过50倍, 而境外市场在10倍左右, 且上市后跌破发行价也是常态。如北青传媒2011年9月股价在4.65元港币左右, 仅为发行价18.95元港币的四分之一左右;三是发行成本优势, 在中国内地上市成本低于境外市场, 可节省30%~50%的发行费用。
6.政府支持成为报业上市成功的重要因素
上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牵涉到方方面面, 其中政府的大力扶持尤其重要。综观目前的报业上市公司, 政府支持成为多家报业顺利上市的重要因素。2000年, 在成都市政府的支持下, 博瑞传播轻松入主四川电器;2004年, 北青传媒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 在上市过程中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一路绿灯, 顺利在短时间内登陆H股;2007年, 新华传媒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主导划转下, 顺利解决股权划转问题, 得以借壳上市。可以说, 若没有政府在政策、市场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这些涉报企业显然很难迅速登陆资本市场。
(二) 报业上市目标实现情况
1.基本实现融资目的
从表4可以看出, 这些报业上市后基本实现了融资目的, 除赛迪传媒经营不善、融资方案未能过会之外, 全部实现了融资目的。如果仅靠这些公司自身的积累来筹集这些资金, 按其当时的盈利水平至少需要5~8年时间。如今, 面对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多重夹击, 报业企业借助资本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 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 有利于尽快提高核心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 报业企业上市后再融资之路并非都一帆风顺。如博瑞传播虽于2007年11月实施每10股配售1.1股, 募集2.7亿元, 但此前, 其配股方案分别于2001年9月、2003年7月两度被证监会否决;华闻传媒虽于2003年10月实施每10股配售3股, 共募集5.63亿元, 但这也是在真正变身报业传媒股之前实施的, 注入报业资产后尚未再融资;赛迪传媒2004年7月拟增发不超过6200万股A股的方案未获证监会核准, 至今尚未再融资。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报业公司关联交易问题突出, 报业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比例一般在50%以上, 难以达到证监会“不超过30%”的标准 (2006年以前) , 很难通过审核。
2.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从当前上市的8家报业公司的情况看, 上市有效改进和提升了传媒集团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通过改制上市, 报业公司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形式上较为规范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 引入战略投资者, 改善股权结构和管理架构, 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传媒业体制机制落后的弊端, 不断提高了运行质量, 提升了公司的管理水平。其中典型的如北青传媒的法人治理结构 (见图2) :
3.募集资金拓展新业务, 实现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发展
通过上市, 报业企业募集到大量资金, 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资金来源。目前, 这些涉报上市公司利用募得资金或通过换股方式进行收购, 迅速实现了跨媒体、跨区域、跨行业发展。如博瑞传播自上市以来, 通过参股、控股及资产置换等, 积极投资户外媒体、电视台、网游等跨媒体业务, 于2009年收购网游企业成都梦工厂, 实现了跨媒体业务的高速发展, 有利于克服报业盈利模式单一所带来的风险。上市已经成为报业迅速发展壮大的良好平台。
4.提升报业品牌影响力
成都商报社原社长何华章在博瑞传播上市前曾表示:“我的理想是在全国性媒体中占一席之地。这成都商报做不到, 博瑞却可以做到。这就是我们进军资本市场的原因。”报业公司通过改制上市, 极大地提高了传媒集团的影响力和整体品牌价值。在发行上市的过程中, 报业企业通过市场推介活动、挂牌交易和持续的信息披露, 有效地展示了企业形象, 提高了报业的市场地位和知名度, 有助于树立报业品牌, 壮大报业的无形资产。
以成都商报社为例, 博瑞传播入市后, 整个成都商报的企业形象、知名度都有较大幅度提升, 影响力开始超出西南地区, 受到全国投资者的注意, 发行和广告收入迅速增长。特别是发行投递完全按公司制运作以后, 依靠上市公司的实力, 成都市民可以每天上午8点拿到报纸, 四川省绝大部分地区也都能当天看到, 使报纸进入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报纸的品牌优势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开来。
(三) 报业企业上市的主要难点
1.体制局限导致上市审核难度大
目前, 行业主管部门要求报业上市要做到采编经营“两分开”, 以经营性资产上市为主, 且报业对上市公司绝对控股, 为此, 主管部门在前置性审核中, 对含有采编业务上市的方案会格外关注, 业内人士普遍预计, 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采编业务上市, 估计还有相当过程。
而报业由于剥离经营性资产上市, 人为割裂了产业链条, 证监会在上市审核中会特别关注传媒上市主体的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产业务完整性的问题, 特别是关联交易的比例问题。而剥离部分经营性资产上市, 在规避同业竞争、降低关联交易上难度很大, 甚至不可能。这二者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当年北青传媒之所以从国内赴香港H股上市, 主因之一就是关联交易比例过高。
2.采编经营“两分开”带来诸多问题
上市公司要使股东利益最大化, 但报业企业的特殊社会责任不同于一般上市企业, 必须追求社会效益与股东效益的双向平衡。而在报业上市采编经营“两分开”的情况下, 报社采编者追求受众满意度, 看重长期利益, 而上市公司经营者则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采编部门是事业编制, 而经营部门则是市场化运作;采编业务不上市, 经营性业务上市。这二者最终目标的不一致容易导致协调上的问题, 成为报业上市企业的一大难题。
2007年12月, 辽宁出版传媒的成功上市, 实现了出版编辑和经营业务捆绑上市的突破。但出版社的编辑业务与报刊采编业务区别较大, 业内普遍认为, 辽宁出版传媒的上市突破, 并不意味着报刊采编业务的上市有机会可寻, 这方面的突破还需耐心等待。有迹象表明, 关于报刊业采编资产的上市, 管理层有意通过非时政类报刊的试点来寻求突破。事实上, 江西出版集团正在运作的借壳上市, 拟将旗下的《致富报》整体注入, 有望成为国内非时政类报刊采编资产上市第一股。已上市的报业企业也期待采编业务上市的早日开闸, 如北青传媒董事长张延平就希望管理层能够早日出台政策, 将纯粹公益性以及党报党刊外的市场化媒体彻底转为企业, 并允许采编业务上市。
然而, 随着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 对已上市的报业企业而言, 出版权和采编业务以怎样的方式与采编业务合二为一, 完成出版权的转移合法化和规范化, 还有待政策的进一步澄清, 这也将成为已上市涉报企业面临的又一大运营难题。
3.激励机制普遍不足
目前, 已上市的涉报企业在激励机制上多数采用年薪制, 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不多, 通过上市并没有建立有效科学的激励制度。这主要是因为政策所限, 如国资委于2008年9月公布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 这是国家层面的对国有企业职工持股参与企业改制和投资进行规范的文件, 其主导思想是“控大放小禁关联”, 即鼓励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在自愿基础上持股参与企业改制, 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 辅业改制中职工持有改制辅业企业股权, 严格控制职工持有国有大型企业股份, 禁止国有企业职工向关联企业投资持股。目前报业企业一般属国有大中型企业, 原则上只鼓励在辅业企业改制中实施员工持股。另外, 这些报业企业即使成功上市了, 由于传媒企业的特殊属性, 要实施股权激励也有难度。截至2010年12月底, 8家报业上市公司中, 实施股权激励的只有博瑞传播一家。报业企业高管利益普遍不能与公司利益有效捆绑, 难以激发其积极性、创造性与内在发展动力。
反观博瑞传播, 从2006年至今, 博瑞传播先后实行了三次行权, 管理层合计持股3392万股, 按2010年8月31日收盘价18.52元计, 管理层持股总值62820万元, 较初始行权成本16683万元增加46137万元, 升值276.6%。对公司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 既稳定了公司业绩预期, 又给公司提供了一笔再融资, 还为公司管理层带来股票升值收益, 一举多得。
对中国报业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篇11
关键词：报业 体制改革 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业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过。报业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改革的道路不同于其它的文化种类，因此，中国报业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寻求符合自身逻辑发展趋向的过程。30年来，报业的改革一直偏重于运作机制的变革，尽管有学者对这种改革方式表示质疑，但我们认为，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之路，符合其自身的逻辑发展趋向。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充分满足社会的信息需要，对于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尤为关键，这也为报业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一、运作机制的变革是中国报业现实发展的基本内涵
中国报业30年的发展， 历经三次重大的制度安排和制度选择，但无论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混合型体制框架下的运作机制的创新，还是以行政资源配置为主的集团化发展，抑或是目前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报业体制改革所着力推进的采编与经营的剥离，均未脱离运作机制变革这一报业发展的基本内涵。
作为新时期中国报业的第一次重大制度安排，“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标志着中国报业的经营角色首次以制度化的方式被认可。在这种混合型体制建构之下，“广告市场重启“、“自办发行”、“厚报化”、“采编活动和经营活动分离”等多项改革，迅速将报业带上产业化发展的快车道。
1979年1月28日，《解放日报》率先恢复刊登商品广告，重新打开冰封13年之久的中国广告市场，1979年11月8日，中宣部发布《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正式解除了全国报业不得刊登广告的禁令。自此，以广告经营为主的机制转换开始在各大报纸展开，广告经营活动得以充分开展，我国报业的产业属性也逐渐得以彰显，报业广告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里与我国经济一起高速增长。截至2008年止，我国报业广告经营额已达到342.67亿元。[1]事实证明，广告市场的重启是报业实践“企业化管理”的第一步，而以广告经营为主的机制转换则是对报业产业化发展的进一步确认。
继广告市场的重启之后，自办发行的兴起成为报业改革的另一亮点。在报社的自办发行之前，“邮发合一”是我国报纸主要的发行方式，而这一发行体制因其发行费率较高、回款较慢、投递质量不好等原因促发了报社改革的决心。1985年1月1日起，《洛阳日报》大胆尝试自办发行，拉开报业发行体制改革的序幕。2008年，我国报业发行收入达到228.4亿元。[2]自办发行的成功不仅打破了中国报业实行了30年的“邮发合一”的发行体制，而且奠定了报业在产业经营中的集成商的地位，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它的产业效益。
“竞争”，永远是市场经济的主题。走上市场化道路的中国报业，在经历了十多年高速发展的喜悦之后，面对媒介市场和广告市场的新格局，也感受到了生存的压力。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 我国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以规模竞争为特点的市场扩容阶段, 扩版增张成为报业竟争的一种常规手段，也是报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987年，《广州日报》率先由4版扩为8版，此后，各地报纸纷纷加入扩版增容的行列，版面增加的数量少则数十版，多则近百版, “厚报化”的浪潮迅速蔓延至全国。报纸进行扩版增容的原动力是缓解生存压力，其实也是其市场意识增强、主动进行改革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的一种表现。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的制度安排之下，产业化、市场化带来了报业的持续发展，但也导致了有偿新闻和新闻广告化问题的出现。由于在广告市场重启的初期，报社缺乏成熟完善的广告运作机制，没有将采编人员和广告经营人员严格区分，新闻报道和广告经营活动处于混淆状态，致使有偿新闻一时泛滥。报社这种采编经营混一的运作模式对传媒市场的正常秩序形成了干预，并最终形成其产业化发展的阻滞。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在出台的若干规定中，明确指出：“新闻报道与经营活动必须严格分开。”严格分开，意味着传媒部门设置的调整，采编经营活动的剥离，从而真正保证报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报纸广告市场的重启，使得报业实现了广告经营的突破，自办发行建立起独立的发行网络，延伸了报业产业链。厚报的出现凸显出报业竞争意识的强化，新闻报道与经营活动的分开使得报业在杜绝有偿新闻、规范广告经营活动方面卓有成效，为建立更完善的广告运作机制做好了准备。不可否认，在混合型体制下，不断推出的这些运作机制的改革举措，极大促进了我国新时期报业产业化发展与报业经济的繁荣。但随着报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产业的不断发展，这一“混合型”体制却日益凸显出某些严重的制度局限。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报业无法实现跨地域、跨媒体的扩张，也无法通过以资本认购兼并的形式实现快速扩张。
2002年，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 实现公益性传媒和经营性传媒的“两分开”目标的建构，就是希望进一步突破中国传媒未来发展的制度瓶颈。由此，新闻出版业率先试行转企改制，全国约有580家国有出版社进行了大规模的体制改革，除人民出版社和各省级人民出版社以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转型为经营性企业体制。同出版业大举推进“整体转制”相比，报业集团的体制改革显得谨慎得多。目前，大部分报业集团着重在剥离部分媒体经营业务和经营部门上做文章。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也专门下文，强调现阶段报业集团体制改革探索的重点是加快实现新闻宣传与产业经营之间的剥离，即让报业集团的采编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组织系统。从严格意义上讲，目前报业强力推进的采编与经营的剥离，仍然只是一种运作机制的变革，其意义在于实现集团层面的宣传与经营相对分离，为公益性传媒和经营性传媒的“两分开”提供准备。
二、终极改革目标必须通过渐进改革路径来实现
中国报业既往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体制的束缚，但总体而言，在文化体制改革之前，中国的报业改革缺少清晰的前进目标，缺少对报业的长远发展和整体规划的主动设计。正因为如此，报业的体制性障碍依然严重影响和制约其发展。而文化体制改革启动后，其“两分开”的制度安排，第一次真正触及到了报业体制的制度内核——产权制度的改革，从而为报业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相对完整和科学的目标，即实现公益性报媒和经营性报媒的“两分开”。“两分开”制度设计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实现对报业旧有体制的突破与创新。问题在于，对中国报业做全面的体制改革必须极为慎重，这一终极改革目标必须通过渐进改革路径来实现。
传媒的渐进式改革，在中国社会改革中对于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大众传播组织只是现代社会组织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但其公共性的社会组织属性和公器的社会职能，决定了它在现代社会结构系统中具有重大地位。作为重要社会组织的现代传媒，其重大的社会职能之一是进行环境监视和社会协调。在现代的社会中，大众媒介已经嵌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结构中的子结构中，并凭借其巨大的信息覆盖能力与传播能力，成为规范社会行为、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工具。对于现代媒介社会的执政者来说，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运用媒介能力的强弱。利用大众媒介尤其是报纸的社会影响力,实施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和控制是现代社会的民主政府的必备能力。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风险社会时期，社会矛盾随时有可能激化，而利用媒介进行矛盾协调，是我国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报媒和其它大众媒介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借助其强大的信息覆盖和传播影响力，到达分散而庞大的受众,以实现利益协调和矛盾疏导的目的，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护国家安全。[3]因此，国家在推进报业体制改革时，必须要考量报媒作为党政喉舌的工具性的充分履行，确保整个改革不损害报媒的社会管理功能，避免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
同时，中国报业体制的改革模式也是与中国的社会改革模式相吻合的。国内外对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摸着石头过河”，即不断探索的循序渐进式改革。30年来，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对改革进程的把握坚持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循序渐进的原则，无论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莫不是如此。
在国家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中，首先将8家报社和报业集团作为改革的试点单位，试图通过试点单位的机制改革来不断地探索，逐渐深入，从而积累经验，逐步推广。报业改革如何能真正参与市场竞争的新型市场主体，我们既无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先例可追寻，也无以往的成功经验可借鉴，那么“摸着石头过河”，从运作机制的改革入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是目前报业体制改革的最好的战略选择。这种改革的好处就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改革的风险，保证整个改革的可控性和改革的稳健性。
自2003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强力推进报业集团内部采编与经营的剥离，其目的也就是希望在稳健的基础上加快报业体制改革的进程，通过现有运作机制的改革，不断突破混合性体制的弊端，为“两分开”做好准备。
作为文化产业和传媒产业的重要构成，中国报业应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内，探讨报纸产业符合自身逻辑及其特异性的改革发展取向。那么，遵循渐进式的改革思路，通过既存体制下运作机制的创新，逐步建立起一个适应报纸产业持续发展的新的机制，最终实现“两分开”的目标，就成为了中国报业体制改革的题中之义。
三、充分满足社会的信息需要：报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
观中国传媒体制的改革，不难发现：社会的信息需要、政府的宣传需要、媒介的赢利需要是其背后的推动力。在这三者之中，社会信息需要是政府宣传需要和媒介赢利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只有满足社会的信息需要，政府的宣传需要和媒介的赢利需要才能得到保证。[4]因此，在不断地推动报纸产业化发展的同时，是否能充分满足社会的信息需要，理应成为报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维度。
从目前国家对传媒体制改革的政策供给来看，传媒产业化的制度安排已经相当充分，但一直以来严格控制信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先后发布了多项关于对报纸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的有关法制法规，并且早在1951年建国之初，我国政府就颁行了《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同时还辅以党和政府相关的政令或法规来要求保守国家秘密。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此外《气象条例》、《防汛条例》、《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防震减灾法》、《防震管理条例》，又规定了对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汛情、核事故、地震及其预报都必须实行统一发布的制度。上述法律法规反映出我国的新闻法制及保密法和其相关法规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非常完备；第二，保密范围广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一直以来控制相当严格。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于公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于政治的透明运作、经济的良性运行等各方面都起着重大作用。在一个民主的现代社会里，一切与国家安全和其它正当保密事项无涉的信息都应该自由流通，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正是认识到信息自由流通和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国务院于2007年1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管制有所松动，但对于信息的自由流通、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的界限如何划定，如何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这些方面还有待完善。
对于公众而言，他们需要在第一时间获取有关风险的真实信息，以便于采取合理的措施，规避风险的影响。而对于政府而言，真实、客观而迅速的信息传播，有利于构建稳定的社会心理。因此，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系统与信息传播组织，大众传播媒介务必要迅速地传播真实、客观的新闻信息，为社会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扫描，引导公众认清社会矛盾及其成因，消解公众因信息不对称所发生的对社会认识的失谐。与此同时，作为政府，理应利用好大众媒介，实行有效的政务信息公开，并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政治、公共事务搭建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5]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继续推进，中国政府和社会遭遇的矛盾和问题也会更多、更为复杂，社会管理难度加大，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媒介的社会管理功能，充分加大媒介的利益协调和矛盾疏导功能，而这一功能实现的关键在于信息的充分表达和诉求。在中国加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报业的改革在实现产业化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加突出作为信息传播工具以及党和政府“喉舌”的身份，一方面适当地发挥政府与公民大众间的信息传播桥梁的作用，协助政府有效地将信息传播出去，降低公众对于公共危机的疑虑与不安，疏导公众情绪，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权，真实、及时反映世界新近变动的情况，引导社会热点,做好社会生活的传感器和社会进步的推进器。
参考文献
[1]《中国报业60年：30年坎坷前行，30年百舸争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9-09/15/content_12054624.htm
[2]同[1]注释
[3]冉华、王润珏：《中国社会矛盾凸显期媒介政治传播功能的调适》，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年第6期
[4]张殿元，《中国报业传媒体制创新》，南京日报出版社，2007年5月，第18页。
[5]张金海：《媒体责任与和谐社会构建》，光明日报（理论版），2007年11月27日
作者：冉华，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明，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与传播学
院博士生。
中国报业 篇12
一、政府从政策上支持媒介融合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掀起了全国新闻媒体新一轮的深刻变革。
从政府层面来看,这就意味着对于新媒体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加,一方面,开始涉足新媒体的经营与管理;另一方面,随着大传播环境的变化,整个媒体开放程度也较之前愈开放,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不再是互相试图取代对方的冤家,而是由自下而上的市场主导的变革转变为由上而下的政府牵头的媒体融合。
中央和新闻出版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上新旧媒体的整合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各大新闻部门在职能转变上更加方便快捷,尤其是给传统媒体焕发新的活力奠定了技术基础。
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新闻媒体的责任依旧是为广大受众提供最真实的事件报道。在政府出手干预前,对微博、微信和一些媒体的客户端相对来说,管制比较宽松,一些无法出现在传统媒体上的内容,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推送到用户面前。但现在对整个媒体的管束,使新媒体、自媒体等新兴媒体的新闻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与传统媒体同样面临的管束。这也给政府提出了新的问题,如何在媒体融合和转型过程中把握好“度”是至关重要的。
二、行业从制度上打击新闻敲诈
2014年,绕不开的话题就是21世纪网特大新闻敲诈案,中宣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的通知》,以“零容忍”的态度专项整治新闻敲诈。
新闻媒体虽然天生具备监督功能,但是它的舆论监督权不能异化成为待价而沽的牟利工具,新闻从业人员也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寻租和牟利。新闻媒体也一定要坚持真实性这一底线,恪守新闻准则、新闻伦理,为社会传递主流价值观。
政府加大打击新闻敲诈力度,一方面,要求新闻从业人员提高自身基本道德素质;另一方面,也提醒媒体从业人员,新闻队伍的建设需要比以往更严格的入门条件。
三、传统媒体框架下新媒体产品异军突起
上海报业集团,在我们国家传统的新闻报业创新中一直走在前端。2014年,更是组合推出“上海观察”“澎湃新闻”和“界面”三款分布于政治经济领域的新媒体产品,其中的“澎湃新闻”更是以最先发布中央相关政令闻名于新闻业界。
这三款新媒体产品,从针对高端人群的收费产品到主攻时政的大众品牌,再到直接面对财经精英的商业新闻网站,基本上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受众。它们在推出这几款产品时,也一定做了细致的市场和受众细分,通过打组合拳的形式,将最广大的受众群体收入囊中。并且通过一些具有高话题性的选题策划,在受众心中树立了不次于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不得不承认,在这次挑战中,上海报业集团已经走在了前端。
2014年起,继“澎湃新闻”客户端之后,国内主流大报纸们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新闻客户端产品。并且因其页面设置的更加合理,内容的更加丰富和用户体验的更加顺畅,大部分的国字头媒体推出的客户端都取得了比较亮眼的成绩。这对日后的其他纸媒也是一个启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运用,有针对性地提高媒体的传播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将自身影响力尽量最大化推广,也是纸媒度过艰难时期的重要方式之一。
四、传统媒体注重保护版权
跟传统媒体发表文章一定要付给作者稿费相比,互联网媒体的发展过程中,似乎在复制、粘贴别人文章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一些,尤其是在引用或转载传统媒体所发表的文章时,经常会出现随意引用,不提出处,不付稿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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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人劳动要付工钱一样,对原创新闻内容的付费使用是新闻行业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从来就不是高收入人群,为创作一则好的新闻,他们往往付出不少心血。然而,免费的、不提出处的随意转载,对于他们的版权是毫无疑问的践踏。所以,加强保护传统媒体的版权,提高互联网媒体的付费转载意识,对于保持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促进良性的媒体版权环境至关重要。
五、结语
《2014年中国报业十大事件》代表了2014年一整年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黄金岁月相比,报纸变化很大,面临许多挑战,但并没有濒临死亡,而是正在转型,也就是从以前以印刷纸质报纸为中心的新闻机构转向多平台的多媒体新闻和信息公司。报业最核心的挑战,是商业模式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但也不乏乐观情绪。我们相信,新的营收增长点会慢慢形成,并坚信纸质版报纸获得的收入可以支持报纸度过数字化的转型期。
参考文献
[1]中国报业编辑部.2014年中国报业十件大事[J].中国报业,201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