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疏模式

注疏模式（通用5篇）

注疏模式 篇1

汉代的注疏之风颇为盛行, 大家辈出。无论是训诂专著还是“随文而释”的注疏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 班昭在文献注疏方面也取得了不斐的成就, 主要表现在对刘向《列女传》和班固《幽通赋》的“随文而释”之上。本文拟通过班昭对其的注疏内容和注疏特点, 来凸显她的注疏模式及其对汉代注疏的贡献。

一、注释的内容

1. 训释字音。

班昭一般是使用训诂术语来自注直音的方式。如《列女传》注中的“齐桓公立僖公”。《诗·鄘·正义》引曹大家注云:“釐, 音僖, 可证。”

2. 解释字词。

如古人所言:“时有古今, 地有南北, 字有更革, 音有转移。”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些“天地鬼神, 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杂物奇怪, 王制礼仪, 世间人事, 莫不毕载”[1]29的文献往往会有阅读上的困难。因此古文经学的宗旨主要是“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 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 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正确把握”[2]。 (1) 班昭解释多是采用自注此义的训释方法, 并且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 以单字为训。“臧孙泣下衿曰。”《颜氏家训》 (书证篇) 引曹大家注云:“衿, 交领也。”系高顼之玄胄兮, 曹大家曰:系, 连也。胄, 绪也。高, 高阳氏也。顼, 帝颛顼也。巨滔天而泯夏兮, 考遘愍以行谣。曹大家曰:滔, 漫也。泯, 灭也。夏, 诸夏也。考, 父也。咨孤蒙之眇眇兮, 将圮绝而罔阶。曹大家曰:蒙, 童蒙也。眇, 微也。圮, 毁也。 (2) 以多字为训。“选于林木, 入于大麓。”《文选》 (七命) 注引曹大家注曰:“竹木曰木, 山足曰麓。”《文选女史箴》“婉慝淑慎”, 李善注引曹大家《列女传注》云:“婉, 柔和;慝, 深邃也。” (3) 描写。安慆慆而不萉肥兮, 卒陨身乎世祸。曹大家曰:慆慆, 乱貌。 (2) 训释词义的内容。 (1) 释一般疑难词:观天网之纮覆兮, 实棐谌而相训。曹大家曰:棐, 辅也。忱, 诚也。相, 助也。训, 教也。谟先圣之大猷兮, 亦邻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谟, 谋也。猷, 道也。浑元运物, 流不处兮。曹大家曰:浑, 大也。元, 气;运, 转也。物, 万物也。 (2) 列举被释词所包含的内容:震鳞漦于夏庭兮, 匝三正而灭姬。曹大家曰:三正, 谓夏、殷、周也。 (3) 解释词在句子里的特定含义, 班昭一般以自注为主:溺招路以从己兮, 谓孔氏犹未可。曹大家曰:溺, 桀溺也。黎淳耀于高辛兮, 琇彊大於南汜。曹大家曰:琇, 楚姓。东邻虐而歼仁兮, 王合位乎三五。曹大家曰:东邻, 谓纣也。戎女烈而丧孝兮, 伯徂归於龙虎。曹大家曰:戎女, 骊姬也。发还师以成命兮, 重醉行而自耦。曹大家曰:发, 武王名也。

3. 训释句意。

班昭对句意的训释也是以自注为主, 偶有征引古书来作注的。 (1) 自注句意。懿前烈之纯淑兮, 穷与达其必济。曹大家曰:言己先祖, 穷遭王莽, 达则必富贵, 济渡民人, 惠利之风, 有令名于后世也。咨孤蒙之眇眇兮, 将圮皮义绝而罔阶。曹大家曰:蒙, 童蒙也。眇, 微也。圮, 毁也。言己孤生童, 微陋鄙薄, 将毁绝先祖之迹, 无阶路以自成也。靖潜处以永思兮, 经日月而弥远。曹大家曰:言己安静长思, 不欲毁绝先人之功迹, 日月不居, 忽复大远。魂豭豭与神交兮, 精诚发于宵寐。曹大家曰:言人之昼所思想, 夜为之发梦, 乃与神灵接也。梦登山而迥眺兮, 觌幽人之仿佛。曹大家曰:登山远望, 见深谷之中, 有人仿佛欲来也。 (2) 征引古书文句以释句意。葛绵绵于樛木兮, 咏南风以为绥。曹大家曰:诗周南国风曰:南有樛木, 葛藟累之。乐只君子, 福履绥之。巽羽化于宣宫兮, 弥五辟而成灾。曹大家曰:易巽卦为鸡, 鸡羽蟲之属, 故言羽也。 (3) 补充翻译句中所省略的内容。终保己而贻则兮, 里上仁之所庐。曹大家曰:言我父早终, 遗我善法则也。何谓善法则乎?言为我择居处也。聿中龢为庶几兮, 颜与冉又不得。曹大家曰:颜, 颜渊也。冉, 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 庶几圣贤。然渊早夭, 伯牛被疾, 俱不得其死也。 (4) 为了使读者深刻体会文句含义, 班昭使用训诂术语“故”来点明这样说的原因:“使夫人入于死地。”《文选》 (苦热行) 注引曹大家注曰:“军事险危, 故为死地也。”“卫姬为之不听郑卫之音。”《文选》注引曹大家注曰:“卫国作淫佚之音, 卫姬疾桓公之好是, 故不听以属桓公也。”系高顼之玄胄兮曹大家曰:水北方黑行故称玄也。洞参差其纷错兮, 斯众兆之所惑。曹大家曰:众, 庶也。兆, 人也。报应参差不齐, 纷乱错缪, 故迷惑不信天道也。 (5) 举出实例。上圣迕而后拔兮, 虽群黎之所御。曹大家曰:言上圣之人, 舜有焚廪填井, 汤囚夏台, 文王拘羑里, 孔子畏匡, 在陈绝毐, 皆触艰难然后自拔。

通观班昭的文献注疏, 可知其注疏目的主要如下:一是在文献层面上, 通过训释词句, 揭示文本蕴涵的本意, 从而建构起传统意义上的训诂学。如其对《幽通赋》的注疏;一是为政治服务。如通过对《列女传》文句的阐释, 提供给女性一部通俗易懂, 明白易晓的读物, 以使她们通过阅读这些女性的经典故事, 明白其中蕴涵的道理, 以达到教育女性的目的。

二、注疏的特点

班昭的文献注疏既充分继承了汉代的训诂传统, 又融注了自身的特点, 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笔者大致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

1. 以词句的注释为主。

在古代, 读书当以识字为先, 因此对字词的认识和其意义的理解便显得尤为必要。班昭的兄长班固是一位文字学家, 可谓学有家传, 因此对训诂之道颇为熟稔的班昭自然会将字词的注释放在首位。和汉代儒士专注于注经相比, 班昭的注释转向于辞赋、史传等文体样式, 从而扩大了训诂的范围, 如她的《幽通赋注》、《列女传注》。意即班昭的注疏作品不同于普通的经学注疏, 而是文献注疏。文献注疏最大的特点是注重文学意义的理解, 而不是经学义理的阐释, 因此综观班昭的注疏文学, 如上述分析中所言, 它的侧重点在于运用训诂学的方法, 放在字词的注解, 语句的注释之上, 以便读者能够从整体上领会作品的意蕴, 完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 体现了注疏文学的要义。

2. 融合经史, 引经据典。

文学作品往往会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山川风物等为媒介来展现作者的内心感怀。因此为了帮助读者扫除阅读障碍, 从而加深他们对文章的理解, 文献注疏也包含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资料。班昭正是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底蕴, 利用大量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为其在文献注疏方面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的文献注疏常常征引古代历史史实来说明背景, 解释句意。同时为了增加自己注疏的权威性和可信性, 班昭充分利用了儒学被大家普遍研习的情况, 在注疏文学中大量征引儒家经典, 以便于读者对自己注疏的认可和接受。如引用《诗经》、《易经》等, 即属此类情况。

3. 兼采博收, 综合释义。

班昭的《列女传注》, 从思想内容上看, 有着极为鲜明的目的, 即用儒家所推崇的思想来教化女性。但是班昭的文献注疏利用的材料打破了经学注疏的传统, 不拘泥于一家, 而是兼采博收, 熔铸各家思想, 涉及了儒家、道家和阴阳等思想文化。如自古以来, 我们便习惯于把“君子”之德和“圣人”之道作为区别儒道思想的一个标志。在班昭为《幽通赋》作注之时, 她多次引用“圣人”一词来疏通文意, 体现了道家思想在班昭思想中的分量。如:庄周、贾谊有好智之才, 而不以圣人为法, 溃乱于善恶, 遂为放荡之辞。言圣人所守甚约, 而无二端, 则平心立而思虑轻矣。班昭的注释形式灵活多变, 融举例、引征等多种方法于一体, 将多种释义形式蕴藏在严谨的训文体系之中, 体现了严谨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因此班昭的文献注疏既反映出时代的特征, 又体现了班昭本人独特的知识体系。

4. 行文精炼、平实、明晰的注疏风格。

今文经学注疏“分文析字, 烦言碎辞, 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3]1970, 以致章帝建初四年 (79) 下诏, 重申光武帝“中元元年诏书, 《五经》章句烦多, 议欲减省”[4]138。班昭的文献注疏突破了今文经学注疏繁琐的藩篱, 训释简明、朴实。班昭的文献注疏一般都是直释, 对字词的注释也是自始至终地紧扣原文而释义, 而没有那种脱离文本而随意进行的大段的义理阐释和说教。同时班昭在作注之时, 并不一味地逐字逐句地作注, 而是注重揭示文章主旨, 有详有略。对于通俗易懂之处则往往略而不注, 对于晦涩难懂之处则会不惜笔墨, 从而形成了班昭注疏文学的精炼、平实、明晰的独特风格, 而这也与班昭整体的为文风格相统一。

班昭的文献注疏吸取了时人的经验, 又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以自己富赡的学识在单篇文献注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后世的文献注疏乃至整个训诂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摘要：班昭的文献注疏通过训释字音、解释字词、阐释句意、揭示文本元意的方式, 建构起传统意义上的训诂学, 体现了“我注六经”的注疏模式。同时, 班昭把注疏的对象从经书转向辞赋、史传等文体样式, 扩大了训诂的范围。

关键词：班昭,文献,注疏模式

参考文献

[1]吴文棋.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M].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2]孙钦善.汉代的经今古文学[J].文献, 1987 (2) .

[3]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 1962.

[4]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 1965.

给教材注疏寻习作契机 篇2

一.充分挖掘文本写点, 解除写作教学“无章可循”的困惑

初中语文教材的编排, 主题与文体兼顾, 有利于写作教学多种形式的有序推进。我主要依照阅读教学中内容和形式的变化, 相应地对学生进行写作训练。关键要挖掘教材可用、好用的写作教学的范例。

对于环境描写突出的记叙性文章, 我是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阅读与写作相结合的:首先, 品析文本, 让学生领会景物烘托的妙处;接着, 小结阅读文章后领会得来的写作知识: (1) 写景要抓住所写景物的特征进行描写, 这是前提。 (2) 用比喻、拟人、夸张手法描写景物, 并可借助对比、衬托、想象等写作手法来表现, 做到情景交融;最后, 让学生写作实践。例如, 在教学《孤独之旅》后, 我是这样指导学生的写作实践:第一步, 以采访的形式讨论: (1) 你最孤独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孤独时心情怎样? (2) 你孤独时周围环境如何, 会做些什么?第二步, 让学生说说哪些景物的特征能切合孤独的心情, 可以运用哪些修辞和哪些写法增强表现力。第三步, 把自己刚才所说、所想的东西写成文章。实践证明这样的写作训练很有效果, 学生写出了好多有独特感受的好文章。

学生怕作文, 一怕无米下锅, 二怕无章可循, 三怕写不好。我们充分挖掘文本资源, 学生用得上, 见效果, 作文面貌为之一变, 让他们有“米”下锅、有“章”可循, 就解除了学生怕写作的心理。

二.充分挖掘文本写点, 学习基本写作技法

课程标准要求初中生会写复杂的记叙文, 要想写好复杂的记叙文, 就必须学会运用一些写作方法、写作技巧。由此, 我们可以借鉴教材中的一些文学作品, 学习它们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如以九年级的《范进中举》《变色龙》等为例, 可以学习通过肖像描写、动作描写及富于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描写、细节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 达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目的。

《范进中举》是如何描写范进喜极而疯的丑态的?教师在课堂上经过学生讨论, 明确: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细腻的行动描写、独特的神态描写等手段来刻画范进的“疯”态, 活画出一个醉心科举、迂腐至极的儒生形象。其中的语言描写:三次写范进说“中了”, 表现梦想实现的复杂心情;其中的行动描写:四次写范进拍手, 另外写跌倒, 往门外飞跑, 踹进塘里等动作, 对范进热衷功名的丑态多方讽刺、无情嘲弄;其中的神态描写:四次写范进“疯笑”、“笑了一声”、“大笑道”、“笑着, 走到集市上”, 表现了范进利欲熏心的可悲可笑。作者将主观情感融于客观叙述之中, 虽无一贬词, 却使我们在哑然失笑的同时深感他的可鄙、可怜、可悲。把这些描写方法运用到我们学生的记叙文中, 能不提高学生写复杂记叙文的能力吗?

三.充分挖掘文本写点, 培养学生健康的文风与健康的审美情趣

古人早就有“文如其人”的说法, 道出了人与文的关系。做人与行文是可以互相影响的, 尤其是在成长期的青少年。写作教学应该注意培养学生健康的写作审美情趣, 培养他们健康的文风, 这样的文风对于他们一生的影响都将是积极的。上完《走一步再走一步》, 如果想布置一个迁移性作文题目的话, 很多老师都会出《难忘的一件事》。但说实在, 现在的独生子女, 90%的人生活太安逸, 好象也没有碰到过什么难忘的事。即使叫我自己这样的70后来写, 如果不给我一个圈定的范围, 一下子也很难搜到一件难忘的事。因此, 我上了《走一步再走一步》后, 不是进行迁移性写作训练《难忘的一件事》, 而是让学生写一点从这篇文章中获得哪些生活启发或生活感悟。

阮刻本《礼记注疏》底本改字初探 篇3

一

阮元于《江西刊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有这样一段文字:“刻书者最忌以臆见改古书, 今重刻宋版, 凡有明知宋版之误字, 亦不使轻改, 但加圈于误字之旁, 而别据《校勘记》, 择其说附载于每卷之末, 俾后之学者不疑于古籍之不可据, 慎之至也。”[1]2在这里他提出了校书不改字的主张, 因此通常以为阮刻《十三经注疏》的底本没有经过改字, 在校勘记处理方式上, 又认为阮刻本是底本附校勘记形式的代表之作[2]166。

但阮刻底本是否校改却早有异议。顾千里《抚本礼记郑注考异后序》:“近日有重刻十行本者, 款式无异, 其中字句特多改易, 虽当否参半, 但难可征信, 故置而弗论”[3]132, “重刻十行本”就是指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 “字句特多改易”又说阮刻底本改字甚多, 但顾氏没有指出阮刻底本改字的具体情况。汪绍楹先生在《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文中, 引《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所列南昌府学据闽、监、毛本校改宋本多处例证, 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名不副实[4]34, 汪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及南昌府本依据阮氏校勘记多有改正的现象, 但他并未细说其详。

我们在校读阮刻《礼记注疏》的过程中发现, 阮刻本依据校勘记校改底本现象也颇值得重视, 这种现象不仅大量存在, 而且还与校勘记的行文处理有内在的联系。本文试以《礼记注疏》为中心, 对此问题展开讨论, 以求正于读者方家。

二

我们知道阮氏《校勘记》的特色是广搜各本、记其异同, 正如俞樾在《阮刻十三经注疏序》中所谓:“阮文达之为校勘记, 罗列诸家异同, 使人读一本如徧读诸本”。[5], 因而我们看到阮氏《校勘记》所载, 不仅有底本 (十行本) 讹误类条目, 也有底本正确类条目, 以及底本存疑类的条目。我们随机抽取《礼记注疏》卷一、卷四十四《校勘记》进行统计, 得到三类条目具体数据如下表:

就校勘实践来说, 底本正确不需改字, 底本存疑不能改字, 惟底本错讹方可改字, 阮刻本也是这样, 《礼记注疏》底本改字的情况正发生在底本讹误类正文中。上文我们提到, 阮刻本底本改字与校勘记的行文处理有着内在的联系, 这里我们沿用唐光荣先生在其硕士论文《〈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圈 (“○”) 后案语作者问题考论》[6]12中提出的“底本式”校勘记与“定本式”校勘记的说法, 以区分阮氏《校勘记》在行文处理上存在的不同。

所谓“底本式”校勘记, 即校勘记所录底本错讹的原文, 不加订正, 其后附以案语说明错讹情况, 如:

南人有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沈重、宣、皇甫侃等, 北人有徐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聦、熊安等:闽监毛本同, 卢文弨挍本“蔚”下补“之”字, 浦镗从《卫氏集说》“宣”上补“范”字、“安”下补“生”字, 皆是也。○按“道明”当作“遵明”。[1]1234

如上面这条校勘记引文, “庾蔚”下脱“之”字、“宣”上脱“范”字、熊安下脱“生”字、“遵明”讹作“道明”, 文字虽有脱讹但却不作订正, 因此这样一类校勘记行文处理为“底本式”。

所谓“定本式”校勘记, 即校勘记所录底本错讹的原文, 在错讹处加以订正, 再附案语说明版本依据或者校改理由, 如:

按庄公三十二年:监本作“二”, 《考文》引宋板同。此本“二”误“三”, 闽毛本同, “公”字各本并有, 《考文》引宋板独无。[1]1577

这里底本讹作“三十三年”, 校勘记引文改作“三十二年”, 则此校勘记为“定本式”。

我们将卷一与卷四十四中阮校的讹、脱、衍、阙、倒五种误类校勘记, 根据“底本式”与“定本式”的区别, 分别制成表格, 再与这五类讹误的改字统计情况进行比较, 以说明“定本式”校勘记、“底本式”校勘记与底本改字的关系。

以下两表为卷一中讹误类40条校勘记的46例错误分类表格及其对应正文改字的统计表格。

经过表二与表三的比较, 我们发现以下情况:

1.讹字类:“定本式”校勘记17例, 对应正文据校勘记改字者15例, 不改字者仅有2例。“底本式”校勘记5例, 对应正文并不改字。则讹字共22例, 校改15例, 不校改7例。

2.脱文、衍文类:无论校勘记采用“底本式”抑或“定本式”, 对应正文均不作校改。脱文11例不作增补, 衍文7例不作删除, 与讹字类存在校改全然不同。

3.阙文类:在阮氏《校勘记》所录原文中, 阙文依据别本补齐, 也即采用了定本式的处理方法, 而对应正文也据之补入, 在卷一中出现2例, 其它各卷全部如此。

4.倒文类:倒文共4例, “定本式”校勘记1例, 其对应正文没据校勘记校改, “底本式”3例, 其对应正文与讹字类相同也, 不作校改。

下面我们再来看卷四十四中27条校勘记分类表格以及其对应正文改字统计表格的比较情况。

比较发现, 卷四十四的情况与卷一基本相同, 只有个别地方稍有差异, 详细如下:

1.讹字类:“定本式”校勘记13例, 对应正文只有1例不作校改。“底本式”1例校勘记, 对应正文却作了校改, 与卷一“底本式”5例均不校改稍有不同。

2.脱文、衍文类:此类校勘记无论“定本式”抑或“底本式”, 经疏正文与卷一相同, 一般不作校改。

3.阙文类:阙文校勘记在本卷0例。

4.倒文类:倒文类校勘记共3例, 都是“定本式”, 对应正文校改了2例。

三

通过对卷一和卷四十四中底本改字现象与阮氏《校勘记》行文处理不同的详细比较, 我们可以得到阮刻本校改底本三条具有规律性的条例:

1.底本改字只出现于讹、阙、倒三类错误之中。讹字两卷共36例、校改28例。倒文共7例、校改2例。阙文全部依校勘记补全。脱文、衍文均不作校改。

2.在讹、阙、倒三类错误中, 底本改字又多在“定本式”校勘记对应正文中发生。两卷讹字“定本式”校勘记共30例, 对应正文校改者27例, 只有3例不改;“底本式”校勘记共6例, 除1例对应正文校改外, 其它均不校改。我们看到讹字类校勘记“定本式”大大多于“底本式”, 也就是说, 阮刻底本中的讹字大部分都作了校改。阙文校勘记全部为“定本式”, 故对应阙文全部补齐。倒文7例, “定本式”校勘记4例, 其中2例对应正文据之校改;“底本式”校勘记3例对应正文, 全部不作校改, 则倒文改字只出现于“定本式”校勘记对应正文之中。

3.阮刻底本改字虽然有章可循, 但其义例却不甚统一。从讹、脱、阙、衍、倒五类讹误的横向比较来看, 讹、阙、倒类错误正文, 据“定本式”校勘记作有校改, 而脱、衍类正文一般却不作校改。从讹、阙、倒三类“定本式”校勘记对应正文改字的纵向比较来看, 个别校勘记虽为“定本式”, 但对应正文仍有不据校改的情况;同时“底本式”校勘记对应正文一般虽不作校改, 但也有个别校改的例外。

我们在校读《礼记注疏》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种底本改字的现象, 通过对卷一与卷四十四的具体讨论, 得到了以上三条具有规律性的条例, 据此回头考察其它各卷底本改字的情况, 可以确定这种底本改字的情况与我们的分析是一致的。我们的结论是, 阮刻底本确有依据据校勘记改字的现象, 且改字多存在于讹、阙、倒类“定本式”校勘记所对应的正文之中。

阮元在《后记》中强调“不使轻改”, 而《礼记注疏》却改字甚多, 且改字又有一定的义例。我们以为, 这种矛盾的现象, 是卢宣旬等对阮元“不使轻改”这一原则的折中做法, 实为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阮氏《校勘记》成书先于南昌府学重刊《十三经注疏》, “定本式”校勘记对应正文若不改字, 势必会出现校勘记与正文不合的现象, 也会导致搜检不便的麻烦, 因而改字势在必行。讹、阙、倒三类讹误, 改则改矣, 然脱、衍二类讹误若作校改, 却又会产生新的问题。

我们知道阮元强调“不使轻改”的本意便是保留古书原貌, 而南昌府学刻经号称“重刊宋本”, 也体现了这种审慎的态度。讹、阙、倒虽作改字, 无非就字改字, 不会引起其它文字的前后移动, 自然不会改变宋本已有的版式。但脱文补入、衍文删除, 其改动的则不只是讹误本身, 更会导致其它文字在版面上的前后移动, 从而与底本出现重大差异, 这样就会与阮元强调的“不使轻改”原则背道而驰, 因此脱、衍二类错误, 南昌府学刻经不作校改。

上文我们以《礼记注疏》为中心, 讨论了阮氏《校勘记》与阮刻底本改字的关系, 得出阮刻本确有依据《校勘记》对底本进行改字的结论, 我们以为阮刻本底本改字虽有其基本的义例, 但这种义例又不甚统一。同时我们认为这种底本改字, 是南昌府学在刊刻《十三经注疏》的过程中, 针对实际的刊刻问题, 对阮元“不使轻改”校勘思想的折中做法, 与阮元的校勘思想并不矛盾。如果以阮元“不使轻改”的校勘思想, 认为阮刻底本并不改字, 则又与阮刻本的实际情况相左。

摘要：阮刻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是当前《十三经注疏》的通行版本, 通常以为阮刻本保留十行本原貌, 不对底本进行校改。但就《礼记注疏》而言, 阮刻本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其中存在大量依据校勘记校改底本的现象, 而且这种校改还与校勘记的行文方式有内在的联系。

关键词：阮刻本,《礼记注疏》,底本改字

参考文献

[1]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2]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顾千里.顾千里集[M].北京:中华书局, 2007.

[4]汪绍楹.阮氏重刻十三经注疏考[J].《文史》, 1963 (3) .

[5]阮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上海:点石斋书局, 光绪十三年.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研究述论 篇4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 (学术界称作“李元阳本”、“嘉靖本”、“闽本”, 本文简称“李元阳本”) , 是李元阳在福建任御史期间, 校勘元十行本并参考其它诸本加以补正刊刻而成。 书中关于李元阳刊刻的信息, 由于流传久远, 又经后代的修补和剜改, 几乎无法确知。 我们根据对相关资料的考察, 确定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除《仪礼注疏》外, 是李元阳、江以达等人于嘉靖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 (1536-1539) 在福建依据元十行本翻刻, 其中《仪礼注疏》可能是据汪文盛校刻本翻刻。李元阳本版式, 乃仿照元十行本《十三经注疏》中《尔雅注疏》而略有改变[2]。 其后出现的监本、毛本等都与李元阳本有一定的关系。 而阮元于嘉庆年间校勘《十三经注疏》时, 广校众本, 其中就包括李元阳本。

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李元阳本 《十三经注疏》分别被收藏在中国、美国、日本和巴伐利亚等国的大型图书收藏机构, 有十多部, 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网络公布的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 (简称“哈佛李元阳本”) ,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简称 “东京李元阳本”) ,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 (简称“京都李元阳本” ) 以及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本 (简称“巴伐利亚李元阳本”) (1) 。

一、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问世以来, 鲜少有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 在涉及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成果中,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二是对李元阳本在《十三经注疏》流传过程中价值的研究;三是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 下面, 我们对这些研究成果分别论述。

(一) 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

日本学者关口顺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一文中称:

在闽中 (福建) 由御史李元阳与提学佥事江以达 (后印本删去江以达的名字) 校刊。 板式:半叶九行;经, 大字单行;注, 中字单行;释文、疏, 小字双行。 据说, 此本是嘉靖十一二年至十五六年之间 (1532-1537) 以正德本为主, 另参考其它诸本加以补正而刊行的。 闽本就是《十三经注疏》第一次全部汇刻的合刻本[3]P215。

关口顺对李元阳本的校刻者、版式、刊刻时间、底本等进行了描述, 其中关于李元阳本刊刻时间的论断不确, 根据王锷先生的考察, 当是于嘉靖十五年至十八年之间 (1536-1539) 刊刻的。

沈津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隆庆重修本 《十三经注疏》”一条载:

《十三经注疏 》三百三十五卷, 明嘉靖李元阳福建刻隆庆二年 (1568) 重修本。一百七十三册。半页九行二十一字, 四周单边, 白口, 无鱼尾, 书口下有刻工。 框高一九、五厘米, 宽一二、八厘米。 ……是书今传世最早者为元刻明修本。 ……按李元阳刻本在每卷之第一页第三行, 刊有 “明御史李元阳、提学佥事江以达校刊”。 此本“李元阳”等字多被剜去。 细检全书, 《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二至三十仍有残留, 显为当时所遗。 是书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部作“明嘉靖李元阳刻隆庆二年重修本”, 此当亦如是。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六馆, 台湾中央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皆有李元阳本。 全书经日人批点, 末四册为日人补钞。 钤印有“鹅湖图书”、“鹅湖亭藏书”、“平舍书夜”、“管原丰明”、“止”、“似闲”、“大观楼藏书”。[4]P1-2

沈津先生对哈佛李元阳本进行了详细考察, 特别是其中提到了校勘者信息被挖改的情况, 值得重视。

王锷先生在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 (未刊稿) 一文在对校东京李元阳本和哈佛李元阳本《礼记注疏》的基础上, 有了新的发现:

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有缺页。 东京李元阳本卷三十五第三十一页、第三十二页缺, 代之以李元阳本《周礼注疏》卷三十五第三十一页、第三十二页。 哈佛李元阳本不缺。……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将不同书但相同卷次之页错乱倒装, 可谓粗疏之极[2]。

上述文章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者、版式、藏书机构、藏书印等进行了研究, 并对初刻本与重修本的不同之处有所说明。 但是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版本的研究还很不充分, 尚可对不同版次、不同印次李元阳本进行深入研究, 还可与其它版本进行对比研究。

(二) 对李元阳本在 《十三经注疏 》流传过程中价值的研究

张丽娟先生的《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一书, 对传世的一百零四种宋版经籍进行系统的考察, 对刊刻缘起、流传脉络以及收藏情况等皆有详细考察, 为研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提供了有益参考。

乔秀岩先生在《〈礼记〉版本杂识》中认为现存《礼记》经注版本可分两体系:一为《唐石经》———宋监本系统, 抚州本、八行注疏本属焉;余仁仲本、纂图互注本及十行注疏本、闽、监、毛本属另一系统[5]P102。

李致忠先生《十三经注疏版刻略考》梳理了《十三经注疏》的多种版本信息。 文中提到:

南京国子监在整理这些旧板 (按:指元十行本) 而予以重印之前, 遇到该修补者修补, 修补的时间大概在正德时期 (2) ;遇到旧板全烂不能再行印刷者, 就另行刊雕, 而新雕就多以嘉靖时李元阳闽中所刻《十三经注疏》为底本了[6]28。

这些研究成果, 为我们认识李元阳本的刊刻背景及版本渊源等提供了有效的信息。 但是, 目前对李元阳本在《十三经注疏》 刊刻流传史上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尚有欠缺。 目前仅见王锷先生《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一文。

(三) 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

前辈学者, 多对李元阳本进行校勘批注。 比如湖北省图书馆藏本有清朱邦衡录清惠栋校; 山东省图书馆藏本有清许瀚批校;京都李元阳本有日本学人山井鼎、根本伯修等人的批校;哈佛李元阳本也有朱笔批注, 沈津先生称“全书经日人批点, 末四册为日人补钞”[4]P1-2, 而批注以及补钞此本的“日人”为谁, 有待进一步考证。 这些批注或是对李元阳本的直接校勘, 或是过录其它校记于此本, 或是将李元阳本作为工作本, 值得我们研究和利用。 另外, 前辈学者校勘经书时, 也多引据李元阳本。 比如阮元在其所撰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就对李元阳本非常重视, 大量提及“闽本”。

但是, 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校勘的研究成果甚少, 多散见于相关文章, 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系统研究。

二、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意义及展望

就当前的研究成果看, 学界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重视不够, 研究的很不充分, 我们拟选取其中的《礼记注疏》进行系统研究。那么, 研究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还需要作哪些研究工作呢?

(一)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意义

从经书刊刻的角度看, 南宋建阳书坊始将经、注、疏、释文合刻于一书, 而李元阳本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文本形式。 我们选取其中的《礼记注疏》, 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 分析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版本特征及刊刻流传等, 可弥补明代经书版本研究的不足。

从古籍整理的角度看, 由于元刻明修本无《仪礼注疏》, 李元阳本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十三经注疏》。 其后出现的监本、毛本等都与李元阳本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而李元阳本又是继承元十行本而来,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版本。 我们可以在对校阮刻本的基础上, 对李元阳本进行研究, 发现它的价值和不足, 这对我们整理古籍有一定的意义。

从研究过程上讲, 我们将李元阳本与阮刻本进行对校, 无论是对李元阳本的研究, 还是对阮刻本的研究, 都有一定的作用。 通过对校, 我们可以详细考察阮刻本对李元阳本的吸收和利用尚存在哪些不足, 从而深入挖掘李元阳本的价值, 分析阮刻本的不足。

(二) 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展望

我们目前对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了解甚少, 国内外学者也缺少对于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系统地研究。 根据目前的研究状况, 我们有必要以某一部经书为切入点, 进行以下工作:

首先, 根据相关资料, 理清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刊刻的背景、时间、地点以及相关人员。

其次, 梳理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的体例、残缺情况、流传过程中的修补以及内容上的讹脱衍倒等问题。 笔者对东京李元阳本《礼记注疏》进行了部分梳理, 就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一是李元阳本《礼记注疏》在其印刷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残缺, 多为印刷时用墨原因。 例如, 卷一第三页A面第一行右“周公代之摄政”, “摄”字残;卷一第三页B面第三行左“但量时设教”, “设”字残;卷一第四页A面第一行右 “所以三千者”, “千”字残。 二是由于所用底本元十行本有大量的墨钉, 李元阳本在刊刻过程中并未进行大规模修改, 以致李元阳本也大量出现墨钉。例如, 卷五第十六页A面第一行阮刻本作“言子者通男女”, 李元阳本为墨钉;卷五第十六页A面第七行右阮刻本作“称色吏”, 李元阳本为墨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对校其他版本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王锷.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Z].未刊稿.

[3]关口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Z].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

[5]乔秀岩.《礼记》版本杂识[J].北京大学学报, 2006 (5) .

注疏模式 篇5

儒家经书典籍自产生之初至唐宋时期, 历经长时间发展演变, 经历了由六经、五经到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的扩充, 经书文本也在正文的基础上渐渐衍生出注文、疏文以及释音。南宋初年, 随着雕版印刷术技术成熟, 发展迅猛, 儒家经书文本逐渐规范统一, 十三经作为儒家经典核心的地位确立, 经书文本出现了附释文本、注疏合刻本等多种样式。南宋高宗绍兴时期, 出现了将经文、注文与疏文合刻在一起的注疏合刻本, 但不附释文。南宋中期开始, 福建建阳地区便在过去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的基础上, 兴起了新的合刻本形式, 即附有陆德明释文的注疏合刻本, 今存有《附释音毛诗注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监本附音春秋榖梁注疏》三种。此种经书文本将经、注、疏、释文汇聚一体, 相互配合, 极大地方便了读者学习理解, 一经出现, 便广受欢迎。附释文注疏合刻本遂成为宋以后经书注疏版本的主流[1]P1-6。

元泰定前后, 曾以宋代这种附有释文的注疏本为底本, 再加翻刻。后元代翻刻书板传至明代, 亦递经修补印刷, 后世颇有流传, 影响较广。此种经书文本行款为半叶十行, 清阮元便呼之为“十行本”, 世人多因袭其称“十行本”, 亦称之“正德本”。

明嘉靖时, 李元阳在福建任御史, 曾校勘正德十行本, 并参考其他诸本加以补正, 刊刻了《十三经注疏》, 后人称“闽本”、“李元阳本”或“嘉靖本”。此本依据汪文盛本将《仪礼注疏》刻入[2], 为《十三经注疏》首次全部汇刻的注疏合刻本。

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 (1586—1593) , 北京国子监奉勑刊行《十三经注疏》, 后世称“监本”或“北监本”, 又称“万历本”。此本以闽本为主, 参考补订以八行本与十行本, 可称善本。日本学者关口顺先生于其《<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一文中提到:

监本又称万历本。万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 (1586—1593) 在北京国子监刊行 (重校监本) 。版式:半叶九行:注, 小字空左偏右;释文、疏, 小字双行。据说, 此本被认为是以闽本为主, 另参酌八行本和十行本来补订的善本。只是, 国内传入的版本很少, 现存的版本大多是明末重修的重修监本 (与重校监本的差异难以辨别。重修监本的标志在于将卷首所录重校者的衔名改为双行小字, 从而产生的空白部分以重修者的衔名填入, 不仅如此, 将“重校”的“校”字改为“较”) 。重修本虽然误字甚多, 但是不少学人将之放在校对资料之列[3]。

北监本传入清朝后, 在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奉旨重校修, 于卷首改刻官衔, 加入重校修者官名, 并除去了版心年号, 只在每卷卷首改刻上“康熙二十五年重修”字样而刊行[4]。北监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央图书馆 (台湾) 以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 现在最易看到的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 其电子扫描版本可从网络获得。

从网上公布的图片资料来看, 此日本藏本《十三经注疏》共119册, 其中《周易注疏》5册9卷, 《尚书注疏》8册20卷, 《毛诗注疏》16册20卷, 《周礼注疏》14册36卷, 《仪礼注疏》10册17卷, 《礼记注疏》20册63卷, 《春秋左传注疏》20册60卷, 《春秋公羊传注疏》8册28卷, 《春秋榖梁传注疏》5册20卷, 《论语注疏》4册20卷, 《孝经注疏》1册1卷, 《尔雅注疏》3册11卷, 《孟子注疏》5册14卷。

以其中《礼记注疏》为例探讨其版式, 可以发现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版式为半叶九行, 行二十一字。四周单边, 白口, 单鱼尾。书口上刻“万历十六年刊”。每卷卷首刊刻“礼记注疏卷第某汉郑氏注唐孔颖达疏”, 以及校对者职衔与姓名, 如第一册第一卷刻“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田一儁, 承直郎司业臣王祖嫡等奉勑重校刊”。末卷终了, 墨笔题写“礼记注疏全部涂朱墨点了, 若正义亦一见之, 往往丹铅抹过了。夕颜巷道春法笔。”另有墨笔不同笔迹“礼记注疏全部以上杉安房守宪实所寄进足利学校古唐本侍家君对读一校终篇。承应三年 (1654) 甲午十月十七日。”“自甲午之秋讲《礼记》至己亥八月十八日终篇, 注疏一览了。万治二年己亥八月十八日。向阳子四十二岁。”除此外, 经书每卷天头、地脚处间有墨笔或朱笔校语, 经书文本中亦多用朱笔句读, 修改讹误、重文等。

北监本为首次官刻整套《十三经注疏》[5], 奉勑刊刻于万历十四年至万历二十一年, 上承十行本、闽本, 下启明崇祯毛晋汲古阁本、殿本, 为《十三经注疏》版本体系中较为关键的一环。因此,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 明万历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研究意义

从经书刊刻历史的角度来看, 对北监本《十三经注疏》进行研究, 不仅会丰富目前对北监本问题的探讨, 更有助于理清经书刊刻的源流。

从整理古籍的角度来看, 众所周知, 古籍整理时, 底本选择尤为重要, 须在众多版本中, 善中选善, 优中择优。清代校经集大成之作, 非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莫属, 而阮元校勘群经, 所用的十行本虽为目前能看到最早的本子, 但已被很多学者认定为《十三经注疏》较差的版本, 如何选择最为恰当的底本, 则是目前校勘《十三经注疏》最需要重视的问题。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承袭于闽本, 为北京国子监奉勑重校, 对于十行本以及闽本多有补订, 不失为较好的《十三经注疏》校勘版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北监本《十三经注疏》为重校监本, 其中讹误等较少, 参考价值较高。对其进行全面研究, 可搞清楚北监本与其他刻本之间的差异和优劣, 讨论其版本价值, 解决《十三经注疏》的一些版本问题, 这对于整理古代典籍也是十分重要的。

从文献价值的角度来看, 北监本《春秋榖梁传注疏》末卷尾, 有墨笔题“榖梁全部为训点讫。宽永四年初冬十二日之夕罗山道春记”二十四字, 为各经识语所记年份中最早的。日本天皇宽永四年乃公元一六二七年, 而监本《十三经注疏》刊刻于万历十四年 (1586) 至万历二十一年 (1593) , 其中《孝经注疏》之刊刻在万历十四年。由此可知, 自《十三经注疏》刊刻成书至日本国道春训点《孝经注疏》, 相隔仅三十五年, 可以断定此书由明朝传至日本肯定不超过三十五年, 此本应为初刻本, 极其珍贵。

二、国内外关于监本《十三经注疏》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十三经注疏》版本较多, 虽然相关研究繁多, 然而更多的是对阮刻本《校勘记》及《十三经注疏》版本流传问题的讨论, 如长泽规矩也《<十三经注疏>版本略说》、关口顺先生《<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杜泽逊先生的《万历北监本<尚书注疏君奭>书后》等, 均属此类。目前国内外对万历北监本的专门性研究相对较少。现将相关研究状况梳理如下:

顾炎武于《日知录》“监本二十一史”条目下批评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二十一史》“校勘不精, 讹舛弥甚, 且有不知而妄改者”, 指责北监本说“此则秦火之所未亡, 亡于监刻矣”。《四库全书总目》引用其评价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一段话:

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 (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 而其注、疏遂亡) , 《乡射礼》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 《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 《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 《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革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 亡于监刻矣。[6]P159

段话几乎给北监本《十三经注疏》定下了证据确凿的差评。

杜泽逊先生在其《“秦火未亡, 亡于监刻”辨———对顾炎武批评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两点意见》中, 对顾炎武的观点予以反驳。杜先生指出北监本这几段脱文, 由来已久, 并不是自北监本始。校勘之学, 发现异同只是第一步而已, 根本目的是判定是非。而是非根据来源, 可以通过训诂考证或者版本流变来回答, 不能一言而论。“古本固然宝贵, 今本也不可轻视”。他认为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校勘质量总体上要高于元刊明修十行本、李元阳本和毛晋汲古阁本[7]。

王亚勇先生曾对我国五代、宋、明之国子监刊印书籍进行过研究, 明代国子监有南、北之分, 南监书板多继承宋元遗留旧版加以修补, 而北监成立较晚, 所刻书籍常见的为十三经、二十一史等正经正史。王先生经过考察, 指出明代监本由国家出钱出力校勘雕印, 一般来说属官刻本中的上乘, 具有较高版本意义[8]。

关于万历北监本的版本特点与价值, 目前学人讨论不多。同时, 对北监本之流传、阮刻本与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差异等方面, 目前涉及较少。因此, 以上几个方面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2]王锷.李元阳本十三经注疏考略———以《礼记注疏》为例[Z].未刊稿.

[3]关口顺.《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Z].刘玉才、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长泽规矩也.《十三经注疏》版本略说[J].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2000 (4) .

[5]杜泽逊.《尚书注疏》汇校札记[J].文史, 2014 (1) .

[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7]杜泽逊.“秦火未亡, 亡于监刻”辨———对顾炎武批评北监本《十三经注疏》的两点意见[J].文献, 201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