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共性（精选12篇）
技术共性 篇1
共性关键技术对国家科技创新的功能与作用已经得到广泛共识。在2014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对于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共性技术适用面广泛, 成为很多专有技术的研发基础, 因此, 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共性技术具有外部性, 应视为公共产品。吴贵生[1]、李纪珍[2]、马名杰[3]等对共性技术的概念界定、性质分类、研发供给等方面的研究是国内较早且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共性技术的研究成果, 此后的研究成果也大都围绕以上三个主题进行。尽管有些研究如关于供给问题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 广泛吸收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成果, 但以上研究都将共性技术中的“技术”界定在“科学技术”的范畴, 没有将广义技术中的“管理技术”作为研究对象。
“管理兼备科学性和艺术性”是人们对管理属性的基本假设, 现有的管理理论和组织管理实践都源于这一假设。然而, 这种“二分法”的假设和思维方式带来许多不良影响, 使得很多理论无法解决组织管理的现实问题, 组织管理实践也缺乏充足的理论支撑。管理的第三性即技术性的研究与实践以庞朴先生“一分为三”观点为哲学基础, 打破了传统“科学与艺术”二分法的局限[4]。作为技术的管理同样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外部性, 不同的组织可以共享通用的管理技术, 并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私有化处理, 成为组织自身的知识资产, 提升创新效率和竞争能力。
1 技术、管理技术与共性管理技术的概念界定
《高级汉语大词典》中对技术的界定如下:在劳动生产方面的经验、知识和技巧, 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因此, 技术的概念中隐含着与人相关的因素。技术本质上是与具体的人结合在一起的, 技术水平的高低是与人在劳动生产方面将经验、知识发挥出来的技巧的高低, 它同时蕴含着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具体而言, 技术是艺术的揭秘者, 又是对科学规律的具体化者[4], 它联结了作为规律性的科学与作为灵活性的艺术之间的断层。
作为一种技术的管理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逐渐被摸索和实践,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成果包括两项:一是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标准作业和工作定额原理, 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 (Herbert A.Simon) 人工智能和决策自动化原理。前者试图通过标准化作业提高生产管理的可靠性和效率, 后者则希望通过剖析人的决策过程和问题求解过程, 实现决策过程程序化和计算机辅助决策。尽管这些成果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 但是对管理对象即作为个体的人, 却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经济学研究关注“抽象的、群体化的人”不同, 管理学研究与实践面对的是不同的个体和不同的组织, 对规律性的科学过渡依赖无法解决组织的个案与现实问题。
当前人类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型期, 一直在使用的管理学思想和理论沿用了此前陈旧的基本假设, 忽略了时代发展和环境变化对这些假设条件的影响。假设是组织战略和运行的基础, 假设错误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如果说上世纪是体力工人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年代, 21世纪的管理最大的目标和挑战之一是如何提高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5]。在此背景下, 知识管理逐渐取代人力资源管理的部分职能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 只有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才能提高效率;与之对应的是, 只有知道何种技术对提高效率有帮助, 才能确定如何去提炼、积累和运用科学知识。面向知识的管理技术, 是指生产、存储、提炼和传递知识资源和资产的方法与技能, 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取、分享、应用以及创新知识, 提高组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尽管国内外对共性技术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界定, 但究其本质, 区别并不大。李纪珍[2]从技术发展的过程出发, 把技术划分为实验技术、产业共性技术、应用技术和专有技术。其中, 产业共性技术 (国内学术研究一般对产业共性技术与共性技术不作区分, 为便于描述, 下文中统一采用“共性技术”的说法) 是“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应用, 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整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其企业产生深度影响的一类技术”, 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计量技术, 尽管也包含了管理技术但却不是研究的重点。任何一个组织的运行都需要有效的管理, 共性管理技术则是在组织管理中已经或未来可能被普遍适用, 其成果可共享并对不同类型产业组织和企业组织产生深度影响的技术,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管理过程与任务。过程管理弥补目标管理缺陷的功能与作用已得到普遍共识, 管理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通过过程的积累达到目标, 因此, 目标必须进行分解, 对应到管理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相关任务;完成任务的过程则更加程序化, 主要包括流程设置、活动安排和步骤落实, 流程、活动和步骤是逐层细化的管理构件, 通过构件封装、构件拼接和构件集成实现管理过程与任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 管理角色与组织。流程、活动和步骤等三类管理构件的执行依靠责任清晰、行为规范的角色和角色集, 而角色和角色集的承担主体是人, 因此, 只要为人员匹配了一种或几种角色, 就相当于为人员安排了不同的管理活动。资源有限性的客观现实促使专业分工与合作的态势不断加强, 因此, 即使是同一个管理活动, 也需要不同角色共同完成, 因此, 角色与角色的关联关系是组织形成的基础。
(3) 管理架构与平台。管理架构是实现目标完成过程所需要的各类管理要素及其关联关系的逻辑结构, 有效整合管理过程与任务、管理角色与组织以及管理结果等三个层面, 发挥集成与协同的平台优势;同时, 管理架构本身作为一种可以复用的大型构件, 可直接应用于完成大型、复杂的管理任务。
2 共性管理技术的公共属性与供给模式分析
共性管理技术是共性技术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是由于管理本身作为一项职能广泛服务于各类经济和研发活动, 另一方面是由于共性管理技术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对管理有效性和可靠性的迫切要求。尽管共性技术的属性特征还没有形成统一标准, 如李纪珍提出的“基础性、开放性、外部性、关联性”, 罗芳提出的“前瞻性、同享性、风险性、联合性”, 操龙灿提出的超前性、非独占性、共享性、风险性、集成性和社会效益性等[6], 但对于共性技术公共属性的认可是一致的。共性管理技术的公共属性也非常显著,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共性管理技术兼备了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管理学区别与经济学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其研究对象的个案性, 没有哪两个组织的管理方法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 这也造成了管理理论在解决组织管理问题普适性上的尴尬;管理艺术以灵活性和针对性为主要特征弥补了管理理论的功能缺陷, 但又完全限入个案化的极端, 在拓展和推广方面受到限制。共性管理技术既蕴含了管理的科学与规律性, 又允许管理实践进行有限度的改进和完善, 这种双重属性使其能够适用于不同类型组织的管理。
(2) 共性管理技术为不同领域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支持。管理的最大价值体现于它对不同领域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支持和服务, 使其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 它广泛应用于国防、科研、工程、信息技术等不同职能领域的组织管理和项目管理。共性管理技术为这些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管理提供了基本的管理架构和管理模块, 提高了完成工作的效率和可靠性。
(3) 共性管理技术的双重公共产品特性。对共性技术的理论分析最早来源于技术的某些公共品特性。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的G.Tassey等人在剖析技术黑箱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基础设施的概念, 主张运用经济学的公共品概念来分析政府如何适时介入技术创新, 认为共性技术的公共产品性质必然产生市场失灵, 因此需要政府对共性技术研发进行资助[7]。
共性管理技术是共性技术的一种, 同核能技术、计量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一同构建了共性技术体系[2]。但共性管理技术又是一种特殊的共性技术, 它与其他共性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其他领域的共性技术研究具有广泛的支持性 (如图1) 。因此, 共性管理技术是共性技术体系中的公共产品, 对于整个技术体系而言, 具有双重公共产品特性。
按照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基本特征, 对共性管理技术进行此两种属性的分析如下:一是关于共性管理技术的非竞争性。以生产同种类商品的企业为例, 表面上, 各企业通过共性管理技术只对企业及其自身的产品产生影响, 但某企业一旦采用某共性管理技术就会带来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在该产品领域的竞争能力。因此, 共性管理技术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竞争性。二是关于共性管理技术的非排他性。某一个企业无法对拥有共性管理技术的独占权, 因此共性管理技术具有显著的非排他性。因此, 共性管理技术是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8]。
由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现象会同时存在, 准公共产品的多元协同供给机制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尽管政府在供给中的主导地位和角色已经得到普遍认同, 但不同供给主体之间角色、责任和权益的划分等组织协同问题则需要根据供给物品具体性质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1,2]。下文将通过国际比较的方法对发达国家共性管理技术的研发过程与成果进行分析。
3 美英等国共性管理技术研发过程与成果比较
发达国家历来重视管理在经济社会发展, 尤其是在创新领域的重要作用。由于创新活动大多以项目的形式进行, 对项目管理涉及到资金、进度、质量、风险、沟通等多个管理领域, 因此, 选取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在创新项目管理领域研发共性管理技术的过程、成果及其应用情况进行案例研究。
3.1 美国科技项目管理方法体系的有关情况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 其科技管理是以联邦政府为主、州政府为辅的互为补充的多元分散的二级组织管理模式。近年来, 其科技管理重心有下移至州政府的趋势。“联邦-州”科技合作强调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共同与商业界合作, 终极目标是以科技促进经济的发展[9]。在某些能够极大促进经济发展的技术领域, 工业界因为市场失灵或者其他一些缺乏激励等原因存在投入不足的现象, 政府有必要以公共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 如纽约州、密西根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政府对科技项目共性管理方法体系的投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下文以纽约州为例进行研究。
3.1.1 共性管理技术的研发背景
由于科技创新项目的成本多年来持续上升, 纽约州政府于2001年1月起开始研发适用于科技创新项目、乃至其他各种类型项目的共性管理技术。该技术的目标是形成一套标准的方法体系, 使全州不同类型的项目可以使用统一的过程、方法、工具来高效地完成;同时, 不同参与人员的角色和需求都进行明确界定, 以便得到执行和满足。该技术实施后, 州有关部门将使用统一的管理绩效评价标准, 以降低管理工作的成本, 提高管理的效率和可靠性。
3.1.2 共性管理技术的研发过程
纽约州政府首先依托州技术办公室成立州项目管理办公室, 其使命是创建项目管理“竞争力中心”, 以提高项目管理能力, 促进纽约州项目获得持续稳定的成功。随后, 纽约州项目管理办公室召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项目负责人参与项目管理方法体系的研发工作中, 这些项目负责人一部分来自全州的不同项目, 另一部分来自基恩公司 (Keane, Inc.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一家著名的软件开发和商业咨询公司) 。他们以项目管理知识指南 (PMBOK)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发布的项目管理技术标准, 是美国国家标准协会认可的标准) 为基础标准, 收集并分析了纽约州政府机构和基恩公司的在项目管理领域的最佳实践, 对其中一致认可的项目管理原则进行了细化, 将其定义和归纳成为一个完整的项目生命周期整合到纽约州现有的政策和实践中。来自全州18个机构的信息技术总监、项目主管和项目负责人等组成复审委员会, 对此前制定的纽约州项目管理方法体系进行了历时9个月的审查, 对很多细节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
自该标准体系于2001年9月首次出版后, 相关政府部门和人员便组建了一个公益服务组织, 每年召开2次现场会议, 集中讨论标准体系的修改完善事宜, 保证该标准体系与外部环境、政策以及纽约州项目的实际情况保持同步更新。
3.1.3 共性管理技术的研发成果
纽约州科技项目管理方法体系为纽约州的项目负责人提供指导、方向和支持。它提出了一个一致的框架, 定义了需要完成的工作、完成工作的时间和工作方式, 以及持续改进的方式方法;它提供了用于处理常见问题的策略方法。使用这一套标准的方法体系, 还可以通过清晰地定义项目角色、鼓励各个等级的质量保证、在项目生命周期的最初和全部过程中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等方法进行绩效评价, 为不同的项目提供了一致的度量方法。为实现以上目标, 该方法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了核心体系和支持体系两大部分[10]。
核心体系主要针对科技项目的负责人使用, 包括了项目管理生命周期过程架构、系统开发生命周期过程架构 (如图2) , 以及项目管理方法专题。项目管理和系统开发两个生命周期均被划分为不同的过程阶段, 并严格定义了每个周期的任务、执行任务的角色以及任务的输出成果。同时, 为了使任务能够得到标准化执行, 还辅以任务指南、任务模板、参考工具、执行建议、风险提示、完成标准等支持性文档与工具 (如图3) 。
注:资料来源于文献[10]
注:资料根据有关内容作者自行整理
支持体系主要针对科技项目的成员使用。体系中描述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模块与核心体系相同, 只是在描述任务的完成角色时更倾向于定义使用对象的责任和义务。
3.1.4 共性管理技术的推广使用
该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体系于2001年9月发布第1版, 当时发送至纽约州80余个政府部门和其他管理机构。作为基于国际标准和纽约州有关机构最佳实践的标准流程, 很多部门都可以直接利用这一套成熟的管理标准, 而不需要重新制定管理程序。这一方面节约了新制定管理程序的时间和成本, 另一方面使他们从“方法一致”的管理策略中节约了学习和适应成本, 提高了成果交付能力。据统计, 由于使用该管理标准节约的费用很快就超过了标准的研发成本。
该管理标准被纽约州主管部门共享在互联网上, 全世界公共部门和私立部门感兴趣的项目负责人均可下载使用, 月下载量一度达数千次。目前在纽约州外, 已有超过45个国家和600家企业的注册用户在使用此标准。而根据使用者的反馈, 该管理标准也得到充分的修正完善和定期更新, 其服务于各个领域技术创新的公共属性也得到不断地体现和加强。
3.2 英国创新项目管理方法体系的有关情况
3.2.1 共性管理技术的研发背景
以项目的形式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是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英国的许多企业认识到建立适合自己企业的项目管理标准是一项耗时、耗财、耗力的工作。建立这样一套方法体系, 仅最初的开发周期就长达成千上万个工时;之后他们在内部实施该方法, 并对参与项目的每一个人员进行培训的时间成本和财力成本也非常高昂, 新员工加入时必须进行再次培训。在此背景下, PRINCE2 (受控环境下的项目管理) 作为一种可重复的、可在不同业务领域通用的管理标准, 自从一推出便受到青睐。
3.2.2 共性管理技术的研发过程
PRINCE2管理标准的前身是PRINCE标准, 早在1989年由英国政府计算机和电信中心 (CCTA) 开发, 是英国政府信息技术项目管理的标准, 然而由于在很多行业广泛的适用性, 它很快就被应用于IT以外的项目环境中。
为了整合并满足用户的新需求, 同时提升PRINCE方法成为面向所有类型项目的、通用的、最佳实践的项目管理方法。在英国商务部 (OGC) 的组织下, 大量项目管理的专家和学者组成设计和开发团队, 从数千个不同类型项目中提炼出共性的项目管理方法, 集合成功的项目管理的主要特征、总结失败的项目管理的通病, 建成一个强大的、全面而务实的项目管理框架, 有超过150家公共和私人组织参加评审委员会为开发工作提供有价值的输入和反馈意见。1996年3月开发工作正式结束, 随后, PRINCE2作为一种通用的项目管理方法由OGC正式出版, 并逐渐成为英国项目管理的标准。
3.2.3 共性管理技术的研发成果
PRINCE2为项目管理提供了一种结构化的方法, 这种方法为管理项目提供清晰界定工作框架。PRINCE2介绍了如何协调项目中的人和活动、如何设计和监督项目以及在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的流程, 每一个流程都详细分解成要执行的活动序列, 每一个活动都标出关键的输入、输出和具体目标, 这为计划偏差提供了自发的控制 (如图4) 。这种方法把项目划分为多个管理阶段, 保证让所有资源得到有效的控制。依靠严格的监控, 项目在控制和组织的方式下得到执行 (如图5) 。作为一种被广泛认可和理解的结构化方法, PRINCE2为项目中所有参与方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 它完整地阐述了参与项目的各种管理岗位和职责, 并可以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和组织能力来适当调整。
3.2.4 共性管理技术的推广使用
PRINCE2@的版权属于英国政府, 其名称受到正式许可的商标控制, 但PRINCE2@方法本身属于公共范畴, 具有很强的通用性, 可以进行适当调整后, 应用到不同规模、类型、组织、地理区域或文化环境的任何一个项目中去。
目前, PRINCE2已经在欧洲、北美、亚洲、中东的150多个国家都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全球有20000家组织在应用这一方法并从中受益。在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 PRINCE2是强制推行的国家标准, 所有政府项目和大型投资项目的投资方和承包方都必须按照PRINCE2的流程对项目进行管控。
除在项目管理领域的应用外, 很多行业的组织应用PRINCE2搭建自己的管理体系, 其中包括一些中央政府、慈善机构、金融机构、医疗保健、制造业、制药、电信业、信息技术、石油和天然气、交通运输 (如航空, 公路, 铁路) 、公用事业、紧急服务 (警察, 消防, 救护, 海岸警卫队) 、大学、媒体等。
3.3 美英两国研发共性管理技术服务创新管理的案例比较
尽管美英两国在政府管理体制和科技管理体制上有很大差别, 但对项目管理共性技术的研发成果却有很多共同之处, 再一次证明共性管理技术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和不同组织广泛的支持性。除研发成果外, 两国在研发过程与供给过程等方面的对比如表1所示。
4 我国政府支持共性管理技术研发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美英两国在共性技术研发内容、组织和推广等方面的对比, 可以发现以上共性管理技术在组织管理和组织其他领域的工作中逐渐发挥了显著的支持性功能。作为研发初始投入大、行业领域适用面广、没有明显组织边界的管理标准和管理原则, 共性管理技术研发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关的借鉴与启示如下。
4.1 管理也是一种共性技术, 应被赋予新的定位和功能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使企业目标和政府目标产生差异, 为提升核心竞争力, 企业需要持续优化解决问题的策略以实现个体组织收益最大化, 管理和管理学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与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研究注重“一般、抽象和整体”不同的是, 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研究更注重“特殊、具体和个案”, 因此很难发现和掌握与“经济规律”并重的“管理规律”, 造成政府对管理的支持和投入很难找到切入点。
共性管理技术具备稳定的管理框架、灵活的管理构件, 易拼接组合、易剪裁配置,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一般、抽象和整体”和“特殊、具体和个案”之间的结构性缺失, 使其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大有可为。对作为公共产品的共性技术进行有效供给已成为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共性管理技术作为其中基础性更强、支持性显著的特殊成分也应被赋予新的定位和功能。
4.2 共性管理技术是准公共产品, 政府的主导和深度参与是关键
准公共产品具有部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在其产品提供过程中具有外部性, 会出现“搭便车”, 致使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 但准公共产品还存在一定的私人盈利空间, 因此, 政府有必要主导并深度扶持准公共产品研发活动, 同时引入产学研多种主体共同参与。
共性管理技术属于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 是指由于该类技术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必将被普遍应用, 为其它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 规模效应、溢出效应明显。共性管理技术的供给同样存在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 前者是指共性管理技术的外部性导致纯市场机制的供给不足;后者是指单个个体组织由于自身能力有限而不能满足共性管理技术研发的要求, 需要多个组织的合作。以上双重失灵决定了政府在共性管理技术供给与扩散中必须承担主导和深度扶持的角色。其中, 深度扶持不是全部扶持, 而是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结合使用[12], 有经验的管理实践人员、管理学研究者、商业化运作方都应在其中发挥优势。
4.3 建立二级协同机制, 为共性技术研发提供组织保障
按照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 转变原有的分块式管理体制, 加强统筹协调, 大力开展协同创新, 才能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然而, 受长期以来组织职能管理运行的局限, 跨组织在进行合作时受政策、市场、观念、组织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简单做加法的现象还比较严重, 政府部门之间、产业之间、组织之间, 乃至整个社会之间的协同创新还没有完全激发出来。
共性管理技术对不同职能领域、不同类型组织具有广泛适用性, 因此也需要有效整合这些职能领域和组织的资源进行协同研发, 进而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无形资产。要实现以上过程, 需要建立二级协同机制。一方面进行官产学研用的有效组织, 另一方面进行不同职能领域的有效组织, 尤其是在政府职能管理层面可以效仿有关成熟做法, 建立由国防、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农业科技、医学科技、文化科技等多个主管部门成立部际联席协商会议组织或常设机构, 统筹共性管理技术研发。
4.4 确定平稳过渡的推广使用方式, 服务管理体制创新与改革
受创新体制的影响, 技术主导管理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技术权威首席科学家、首席专家及重大项目负责人也被同时赋予了资金、人员、风险、绩效等方面的管理责任, 这一方面占用了技术专家的时间和精力进而影响技术研发, 另一方面也因缺乏必要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从而影响了技术研发的效率和可靠性。尽管近年来我国在武器装备、航空航天等领域重大项目尝试实行“技术总师+管理总师”的双总师模式, 信息技术领域也有一大批技术专家由于突出的组织与协调能力而逐渐转型称为职业项目经理人, 但技术影响管理或管理被动服务于技术研发的局面没有得到显著转变, 管理的能动性没能得到有效发挥。
共性管理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一方面为技术专家从事组织与协调提供了有效的管理工具;另一方面, 这种稳定的管理框架和灵活的管理构件能够适用于绝大多数管理活动, 减少了对个体人的过度依赖, 将朴素的经验管理转变成成熟可靠的原则管理。然而, 推广不是一蹴而就的, 推广本身就是一个过程, 需要充分的管理基础和管理环境, 国内很多企业实施ISO9000质量保证体系给出了正反两面的借鉴与启示。共性管理技术的推广使用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先框架后细节的原则, 确保推广过程的可靠性, 减少风险;二是成熟领域的示范性原则, 即在某些管理规范的组织中优先推广, 形成标杆和可资复制的推广过程。
5 结论与展望
“管理作为一项技术而存在”这一思想和现实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管理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进行了丰富完善。由于管理对不同产业、行业和企事业组织的普遍支持性, 使管理技术成为一种共性技术, 并具备了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和特征。相对于一般的产业共性技术, 共性管理技术研发与供给中的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更为突出。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起步早、管理成熟, 通过对其共性管理技术研发的背景、组织、成果和推广进行国际比较, 可以得出对我国政府支持共性管理技术研发的借鉴与启示, 主要包括对管理功能的创新界定、共性管理技术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研发组织与供给方式、政府的角色定位与二级协同创新模式、共性管理技术的推广与自循环发展路径等。共性管理技术在共性技术体系、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与功能, 共性管理技术的内涵与实现路径等内容都是后续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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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毕娟.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政府科技管理定位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28 (11) :6-9
技术共性 篇2
标签：精密电火花机|电火花加工
鼎亿精密电火花机厂家为您解说精密精密电火花加工机的共性技术
1、自动化技术
如今国内人力资源丰富，自动化似乎是一种奢侈和浪费。但对于模具工业，由于熟练操作工的缺乏，能省人工还是很重要的。只要稍稍注意一下，类似信息很多。例如日本牧野公司推荐用一台CNC工件和电极机外预调单元，一台EDM CIM小型数据处理中心和一台配置10个可交换工作台的EDGE2电火花成形机来代替三台独立运行的EDGE2，人力成本可减少1/3，此外资金投入亦可降低18%，何乐而不为呢？
2、智能技术
电火花加工从一开始就采用伺服进给，有一定的自动化。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入数控技术，机床能按编程自动定位，手动加工。但电火花加工工艺复杂，随机事件多，按既定方针是无法处理的。例如加工间隙内电蚀产物的堆积、集中放电、甚至起弧等，都要靠有经验的技师不断观察、判断，试探着调整，排除故障，优化加工参数，才能安全高效，实在是不容易。这就出现了早期的智能技术---适应控制。今天智能化已成为电火花加工机床的核心技术，先进程度的标志，已渗透到每一个部件中。这种人工智能体现在能根据加工要求，按应用分类，配以相应稳定可靠的支撑硬件，以及在实验室和生产验证中生成的工艺数据库和计算方法软件，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才称之为专家系统。
3、网络技术
中国即将进入WTO，模具工业和世界接轨势在必行，所以机床的网络技术(对品牌机这是常规功能)我们不要忽视了。例如东莞鼎亿的机床可以网络遥控完成机床上除了开机外所有的事，网上数据交换、培训、咨询、维修保养服务。用户只要增加一点点投资，开通联网功能，他带来的好处是长远的，非常可观的。
4、工艺诀窍
国外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共性研究 篇3
西方国家的中小企业创新的发展是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相联系的,主要代表国家为美国、日本和德国。
1、美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是美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小企业是美国国家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从经济规模和总量看,美国现有中小企业近23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7%,它们创造了39%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提供了2/3的新增就业岗位,雇佣了全国53%以上的劳动力,生产的出口产品种类占全国出口产品种类的96%。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中小企业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中小企业已成为美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创新发明是在中小企业实现的,中小企业的人均发明创造是大企业的两倍。中小企业的研发回报率比大企业高出14%。硅谷是美国高技术中小企业的聚集地,在硅谷,政府鼓励创业,鼓励创新。所以,很多人敢于冒险,敢于尝试,敢于创新。
美国政府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措施。美国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参与、介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而是通过立法、政策等间接方式鼓励和引导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了提高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充分调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转让技术的积极性,美国政府专门通过实施科技支持计划,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上世纪80年代美国颁布了《小企业创新开发法》和《技术竞争力法》,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和各主管部门给予小型科技企业更多研究开发经费资助的职责,以鼓励小企业开发新技术,联合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并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扶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2、日本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是日本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日本素有“企业王国”之称,而它的中小企业则堪称其“企业王国”之根本。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并跃居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其中小企业以顽强的市场渗透力和灵活的经济策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小企业在日本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它具有规模小、数量多、增长快的特点,不仅是大企业生产的得力助手,也是技术开发、出口创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的中小企业以创新为途径,通过不断创新而加强自己的实力,从而不断做大、做强,达到成为大型企业的目的。
日本政府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国家制度。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走以引进和消化欧美技术为主的模仿型“技术立国”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推动技术创新的政策,包括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并建立起了完善的官产学研相结合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日本政府以制定法律和条例、理顺税制和信贷等方式引导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开始向注重基础研究和独创性自主技术开发的“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战略转变。通过颁布“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产地中小企业对策临时措施法”、“融合化法”等新法规,日本政府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使其重新焕发活力。日本《中小企业基本法》是中小企业发展的纲领性法规,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3、德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在德国技术创新中的独特作用。在德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德国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数的99%以上。它不仅为国家提供60%以上的税收,而且为社会提供近65%的就业岗位和50%左右的国民生产总值。所以,德国政界、商界、学界历来都十分重视中小企业。波恩中小企业研究所的专家认为,目前德国联邦和各州提出的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大约有600项之多。中小企业受到重视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小企业在工业技术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德国政府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制度。德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业技术大国,除了德国政府和企业界都十分重视科技进步以外,其独特的技术创新体制和机制,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鼓励与政策倾斜,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大型公司的层级组织结构、运作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低效率、高投入、对技术创新反应迟钝等问题相比,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较为有效,创新要求较为迫切,创新成本较低。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反应快,转向快,冒险精神也强。在德国,2/3的专利技术是中小企业研究出来并申请注册的。德国为推动中小企业进行科研和技术革新,专门成立联邦政府支持德国工业研究机构联合会,它包括5万家中小企业的108个科研机构组成。在全国各地,政府部门开办了对中小企业职工进行知识更新或改行培训的职业教育中心,大部分经费由政府支出,有时甚至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到就近有条件的大企业去培训职工。
4、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共性
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各国政府一般都会从该国的历史进程、发展现状与文化背景出发,制定专门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对其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政策具有民族性。由于各国的技术创新政策是在各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因此具有明显的历史相对性,必须适合各民族的不同特点。美国、日本和德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的三大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特色的技术创新政策,并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技术创新模式,三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技术发展政策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然后,虽然三国创新模式、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却都是符合各自国情,对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为了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颁布制定了维护中小企业权益的法律与法规,以保护中小企业的正当权益。如美国早在1953年就制定了《中小企业法》,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又陆续颁布了《中小企业经济政策法》等十几部法律法规,美国目前有50多部专项法律构成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保证了美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就制定了30多种有关中小企业的法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
对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借鉴
对比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和成果,我国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急需加大,主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加以扶持:
1、政府应利用政策和法律手段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美国、日本对中小企业的立法起步较早,体系也比较完善,既有中小企业的基本法,也有针对不同方面的法律法规,尤其在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方面比较健全。我国中小企业当前最紧迫和重要的问题,就是缺乏比较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政策支持其自主创新。健全的立法是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政府应尽快加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立法研究和规划,加快立法步伐,加强执法力度,并逐步加以落实。充分应用法律手段规范、支持和鼓励技术创新过程中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及技术创新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和空间。
2、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实行税收优惠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普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我国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应该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渠道。首先应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制度,充分发挥政府的信贷担保作用,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此外,政府可以制定专门的政策措施向中小企业提供风险资金,如设立中小企业的创業基金、科技开发基金,鼓励风险资本对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支持。 政府通过财税政策支持,也可以刺激企业增加科技创新的投入。适当减免中小企业创新投资的税额,特别是新产品、新技术产品应给予较大的税收减免,扩大用于研究开发支出的减免税比例。对重大工业科技开发攻关项目免税或减税,对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可以实行一定期限内的低税率。第二是提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优惠贷款,包括财政贴息贷款和低息贷款,增加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
3、支持企业培养和吸引创新人才
我国人民由于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意识有待提高。当前,应大力宣传创新观念,可借鉴日本的做法,以集体主义为基础,强调集思广益、团队协作,同时鼓励个人能力的发展,鼓励对仍未得到验证的构思进行大胆尝试,并允许失败。要在全国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形成一整套人才的引进、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大对有突出贡献人才的奖励力度,鼓励科技人员以成果、专利入股,把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同经营者和职工的利益挂钩,充分调动和激发科研人员的智慧与创新潜力。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社会资本,我国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时,应重视对社会资本的利用,以形成创新的文化氛围。
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具体措施建议
推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从我国国情的实际出发,以人为本,通过充分激励创新和各要素,从而大幅度提高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
1、规范政府职能建立公共财政运行机制
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考虑,我们的政府“越位”每年直接审批和管理一大批来自企业、科研单位从自身发展要求确定的竞争性创新项目,使国家项目的技术水平不高,重复、分散;而“缺位”在于重点行业技术水平提高、重点企业技术改造、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却不能自给,不得不大量引进,造成国家科技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大量浪费。因此,加速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策研究和引导,提高公务员素质极为迫切。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政府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引导企业、科研单位对产业的关键、共性、前瞻性技术进行开发和研究。为保证政府支持的重点方向能体现国家意志,必须研究制定一系列行政条例,包括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企业技术创新条例、重点项目指南等。明确规定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方面的职责,依法行政。同时,要改革管理工作,以科学、透明的招标方式和组织专家论证方式确定项目。
2、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风险投入和社会资金投入机制
应该以公共财政为引导,建立以企业投入为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投资机制,使公共财政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首先,成立中小企业创业与发展基金,健全风险投资运作体系,为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创业和发展资金。第二,要鼓励企业增加科技投入政策,使企业研究开发经费逐步达到或超过销售收入的2-3%,逐渐实现我国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占全国科技投入70%以上的目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三,设立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银行或在现有的政策性银行中开辟技术创新专向贷款计划,建立各种专项基金,吸引商业银行和社会资金加入,引导全社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增大高风险创新项目的贷款力度,并为列入国家重点技术创新计划的项目提供低息贷款。
风险资本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风险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发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当前,在发达国家中,尤其是美国,风险资本已成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重要来源。从OECD国家激励风险投资的经验来看,对投资技术创新的风险资本进行税收减免,有利于促进风险资本产业的发展。
3、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的政府采购制度
高技术研究与开发面临着很大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除了发育风险资本市场来克服市场失灵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的研究与开发采购与政府和企业的合同。在美国硅谷创业初期,其企业的订单有1/4来自政府,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采购额的30%给了中小企业,达600亿美元。我国各级政府对于凡国内中小企业能够生产的产品也应优先采购,减少进口,这样既可减少用汇,又可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为了打破我国体制上长期存在的部门封锁和条块分割对政府部门采购产业研究与开发、政府向企业提供研究与开发合同的严重阻碍,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指定国防和其它政府部门采购产业研究与开发、政府向企业提供研究与开发合同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尽快制定国防和其它政府部门采购产业研究与开发、政府向企业提供研究与开发合同的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招标程序,从而刺激整个经济对科技的需求,使科技成果尽快实现产业化,为我国高技术企业,特别中小高技术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需求条件。
4、改革现行技术创新财税金融政策
将政府支持技术创新定位在产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活动的技术创新阶段,同时,组建科技部、财政部、计委、经贸委、税务总局联合办公的国家技术创新补贴局,采取拨款和贷款,贴息为主、税收减免为辅相结合的支持政策体系,从政府有选择的重点支持和全方位的推动两个方面激励企业创新。
采取税收减免措施,积极发育风险资本市场,以既可以扩大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融资,又可以填补政府退出产品商业化及其后阶段技术创新可能出现的融资机制缺位,为高技术企业和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5、加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的投入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基础设施,这包括教育培训、信息网络、创新促进中心等。这些设施既有规模经济的特点,也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同时也是市场失灵的领域。这种情况要求政府能够超越单个企业局部利益,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建设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以促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6、深化产学研联合,建立产学研合作基金
构建有利于企业与公共科研机构和大学研究与开发合作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企业与科研机构和大学之间资源互补的优势,共同提高我国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能力。
主要作法为:一是加强政府对产学研合作的指导,加大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的实施力度,鼓励产、学、研三方共建研究开发机构和产业化实体,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渗透,联合攻关,实现在较高水平上的技术跨越,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二是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使转制的科研院所联合重点大型企业及行业科技力量,加快形成面向行业的、开放式的技术开发基地;建好一批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加快高等院校科技资源与成果向企业转移,形成适应中国国情的重大科技成果共享和推广的机制;三是以国家财政投入为引导,吸引大型企业、银行及社会资金,设立产学研合作专向基金。把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纳入国家专项计划,积极推行公共财政,减少对单个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的投资,防止不公平竞争。
7、培育和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当前,重点要充分利用政府、科研院所改革的有利时机,加速建立面向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区域性、专业性服务体系,建设好一批国家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同时将政府管理的部分职能向服务中心转移,增加公共财政使用的公正性。尽快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信息网,加速政务公开,使国家公共财政支持的项目扩大引导范围,并接受社会监督。要加速发展和规范我国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研究提出适合当前实际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要确立中介组织独立的社会地位,改革现有体制,实行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使政府和中介机构各司其责,中介機构也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手段开展工作。国家对中介组织要有强有力的监控措施,规范其行为。
同时,要加大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力度,进一步促进一批具备条件的公共研究与开发机构向生产力促进中心或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转型,加快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中介研究与开发机构的发展,充分利用公共间接支持手段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
技术共性 篇4
1 关键共性技术的技术转移分析
关键共性技术转移活动包括两部分:关键共性技术供给和扩散。不可分割性使得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和扩散不能割裂进行。没有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行为, 就更谈不上技术的扩散了。同时, 关键共性技术的扩散受阻, 导致其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造成了政府科技投入的浪费;一部分专用技术正是由不能被用户广泛使用的共性技术演变而来, 使得共性技术不能起到自己促进技术传播的真正作用。所以, 在研究关键共性技术转移时, 应该将技术的供给和扩散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综合考虑。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模型以说明阻碍共性技术发展中的种种原因, 提出问题。
1.1 关键共性技术的技术转移要素
(1) 研发成本和风险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可知, 一项技术越复杂, 市场交易也会更高, 企业将会选择进行内部研发, 而避免购买复杂技术。所以, 关键共性技术在研发初期会因为缺少企业的投资信心而出现研发资金缺乏的现象。
(2) 外部性和外溢性
在经济学理论里, “外部性”是指当生产者或消费者对其他人也产生附带的成本或效益时出现的外部经济效果。关键共性技术的共享程度决定了其外部性的大小。“外溢性”是指技术扩散前提下的外部共享性。如果一项技术的可被模仿性和再次开发难度越低, 那么该项技术的外溢性越强。因此, 技术成熟度越高, 外溢性越强时, 多数企业更愿意进行技术转移活动, 但往往会造成技术价值低估的情况出现。
1.2 基于不同成熟度的关键共性技术的技术转移特征
基于国际技术成熟度标准, 大致将1-3级成熟度的技术归类为基础性关键共性技术, 将4-6级归类为竞争前关键共性技术, 7-9级归类为商业关键共性技术。通常关键共性技术进行技术转以后, 会与企业或者研究机构的专有技术进行结合, 形成不同领域的创新技术。本文采用的分析关键共性技术转移的模型, 如图1所示。该理论模型将共性技术开发区间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技术成熟度1-3级区”、“技术成熟度4-6级区”、“技术成熟度7-9级区”。并且对技术供给和技术接受双方的成本、估值、外部性、外溢性进行了相关分析。
从图1中可以看出, 越接近基础科学的技术供给方的研发成本和风险越高。相反地, 越接近商业应用, 技术接受方的开发成本和风险越低, 这时企业更愿意选择投资而不是自己研发。
一般而言, 企业的具有竞争力的专有技术大多建立在共性技术的基础上, 当关键共性技术与专有技术结合时, 才能显示出关键共性技术的经济价值。在共性技术成熟度较低时, 其市场价值不能完全预见;所以企业更乐于交易接近市场应用的共性技术, 达到应用较少的成本获得竞争性技术的经济价值的目的。
由此可见, 共性技术不成熟时, 企业为规避一定风险, 对该技术的评估价值也相对较低, 也就导致共性技术价值被低估的现象, 也就是说技术本身将无法卖到好价钱。
1.3 关键共性技术转移问题
由上述分析可知, 不同区间的关键共性技术的技术转移活动将面临不同的市场问题或者组织问题:
(1) 基础性关键共性技术 (区间I) ——技术转移投资不足。
关键共性技术本身是竞争技术发展的基础, 其本身的综合性质较为突出。该类技术对应区间Ⅰ。基础性研发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资金、人力等成本。技术供给方单个个体需要承担的风险也比较大, 然而合作形式也需要在政府资金支持下才能较为容易的实现。因此, 关键共性技术在发展初期会出现“研发动力不足”的现象。
(2) 竞争前关键共性技术 (区间II) ——技术转移受信息不对称性影响。
竞争前关键共性技术处于中间层次和过渡层次之间, 在基础性关键共性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 企业也可以预见其具有比较好的市场前景。成熟度在4-6级的技术不容易被模仿, 企业对其的再次开发成本相对较低, 可以接受, 因此技术转移活动最多的发生在该区间, 但是要注意信息对称问题。
(3) 商业关键类共性技术 (区间III) ——技术转移技术产权保护难度大。
商业类关键共性技术是最靠近市场的共性技术, 对应区间Ⅲ。类技术受市场机制作用明显, 企业对该技术进行微小的开发就可以应用市场, 但是技术很容易被模仿, 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律等保护, 技术供给方往往不愿意进行技术转移活动。
如果产权和法律制度保护不到位, 就会造成技术供给方的损失, 形成技术扩散的制度损失。
结合以上分析, 在共性技术发展的不同区间, 会产生不同的问题, 包括研发动力不足、市场信息不对称、制度保障不健全等。因此, 在完善关键共性技术转移体系时, 要注意运用市场规律和政府机制双管齐下。
2 军工关键共性技术的技术转移特点
军工技术自身的复杂多样性导致了其转移过程的繁复性, 使得我们要从技术自身的特点和内涵来进行研究。针对军工技术自身的来说, 在国防系统内部技术转移技术转移过程中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综合利益因素影响
在我国军工关键共性技术转移过程中, 技术供体常常处于主体地位, 他们受到利益杠杆的驱使, 从国家安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多方面考虑, 对军工关键共性技术转移的作为或不作为, 直接影响着技术转移能否实现及其实际成效。因此, 军工关键共性技术能否转移最终取决于技术拥有者对综合利益的分析与权衡。
2.2 技术接受方科研实力强度
通常来讲, 技术接收方对军工关键共性技术的二次开发能力的强弱直接制约着技术转移活动是否能够达到实效。技术吸纳能力, 作为从事技术转移活动的本领, 是以技术预测能力为起点, 包括学习、理解、创新等多种能力在内并梯次演进的复杂能力形态。每一种能力都是在前种能力基础上发展而来, 成为衡量技术受体技术实力强弱的基本尺度并最终决定着军工关键共性技术转移所能获得的实际成效。
2.3 军工技术转移的相关规范
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 是保障技术市场交易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对于我国技术转移法律体系来说, 缺少军工内部即“军转军”的技术转移活动的相关规范, 导致技术转移活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许多军工领域成熟的高新技术成果和产品由于没有相关法律保护不能进行转移。
2.4 军工技术转移中间环节实力
技术转移活动链条上, 中介机构服务起到重要作用, 它是沟通技术供需双方的纽带和桥梁。对于供需双方在信息交流反馈、资金流动、政策解读、知识产权保护和合同工签订等方面进行调节和协商。但是我国军工技术转移的中间环节比较薄弱, 技术转移服务紧紧集中在国家政府咨询机构, 能力和活力都相对有限。因此, 军工企业和科技人员对于技术转移工作也缺乏热情和主动性, 限制了我国军工技术转移的发展。
3 建立政府支撑型军工关键共性技术转移机制
结合图1的分析模型,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可以根据其层次类型采取不同的扩散方式。关键共性技术的不同区间分布存在不同的技术转移阻碍, 例如在区间Ⅰ和区间Ⅲ, 技术转移出现“研发动力不足”、“信息不对称”和“制度失灵”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 政府的干预功能应该起到关键作用, 政府加大研发投资, 完善产权制度更能有效地促进技术转移工作的有效进行。本文将该种干预下的技术转移机制称为“政府支撑型军工关键共性技术转移机制”。
3.1 基础性关键共性技术 (区间Ⅰ)
处于基础研发阶段的关键共性技术, 缺少研发动力。同时, 由于军工技术的研发成本较高, 研发机构本身承担风险较大, 因此需要政府对研发机构进行技术研发和技术扩散活动的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例如实施财税政策进行补贴, 项目拨款进行自主, 搭建技术信息服务平台等等。
3.2 商业类关键共性技术 (区间Ⅲ)
商业类关键共性技术属于行业前沿的技术 (最新技术) , 企业一定是不愿意转让给其他企业或者研究院所。商业类关键技术市场应用较为成熟, 各个企业对其需求程度较高, 为了使得企业愿意甚至是主动将技术进行转移, 那么仅仅依靠市场作用机制时不足的。还需要政府进行宏观的调节。例如, 完善知识产权交易法律法规, 确保技术供给方获得应有的利益, 防止技术模仿泛滥。对于一些次新技术, 政府可以制定政策鼓励进行扩散 (如规定转让一定次数以上给予奖励等) 。
4 建立市场自发型军工关键共性技术转移机制
对于竞争前键共性技术, 市场自发作用更能促进技术转移的完成。健全的技术转移中介体系、技术价值评估办法的确定可以更好的为技术转移工作服务。信息平台的搭建有利于共享企业技术相关信息和确定技术的真实价值, 促进企业进行公平交易, 完善技术转移体系的市场机制。
克服关键共性技术转移中的市场机制失灵是技术扩散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技术转移应始终以技术供求双方的利益为前提基础。技术供方应在技术商业化的过程中积累一定的研发资本用于下次研发, 同时在政府的支持下形成激励机制, 使得研发活动能够持续进行。技术需方,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应适时的将共性技术转化为专有的竞争技术, 形成技术壁垒, 防止技术的泄露, 带来风险。
事实上, 不同层次的关键共性技术, 其研发和应用过程与专有技术的可结合度存在明显差异。区间Ⅱ的关键共性技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更能提高其技术转移效率, 所以, 本文将该区间的技术转移机制式称为“市场自发型军工关键共性技术转移机制”。
结语
总之, 军工技术自身的涉密性、复杂性使得技术转移工作无法避免的带有政府计划和管制的现象存在, 由此产生的诸多弊端阻碍了军工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整体技术的进步。但是, 随着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世界国防科技市场的发展, 可以料想, 我国军工技术发展的机遇期和发展期已经到来, 相信政府和企业在市场规律和机制的作用下, 必然能够大力发展军工技术转移工作, 引导和促进国防科技又好又快地发展, 让更多的企业从国家军工科研中获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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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共性 篇5
“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
重点专项2016申报指南
国家质量基础（NQI）由计量、标准、合格评定（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共同构成，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总结质量领域100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NQI支撑并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技术性、专业性、系统性和国际性特征鲜明，不仅被国际公认是提升质量竞争能力的基石，更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技术平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技术手段。新常态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NQI的战略地位和基础作用更加凸显。加强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推进我国NQI的科技创新，驱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提升，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2〕9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3〕10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13号）等文件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64号）要求，科技部会同国家质检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13个部门，制定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质量基础的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按照全链条设计、一体化实施的思路，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国际竞争力等国家重大需求，围绕计量、标准、合格评定（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和典型示范应用5个方向设置11个重点任务：新一代量子计量基准、新领域计量标准、高准确度标准物质和量值传递扁平化、基础通用与公益标准、产业共性技术标准、中国标准国际化，基础公益检验检测技术、重要产业检验检测技术、基础认证认可技术、新兴领域认证认可技 — 2 —
术和典型示范。
本专项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我国NQI总体水平达到并跑，在部分领域达到领跑水平：国际互认测量能力进入世界前3，为国际单位制重新定义做出实质性贡献，研制计量基标准和测量装置100～120 台/套，研制国家标准物质500～600 项，计量科技整体水平跻身世界前列；研制国际标准200 项以上，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占同期国际标准总数比例由0.7%提升到1.5%，实现超过100 项中国标准走出去，研制基础通用、社会公益和产业共性国家标准1000 余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需求的技术标准体系基本完善，重点领域标准水平领跑国际；填补社会公益和重要产业领域检验检测新方法和核心技术300 项，新装置51 台/套，诊断产品70 种，实现重点领域检验检测核心技术突破；建立6 套国际或区域领先的认证认可技术方案，重点领域认证认可技术创新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5 套以上全链条的“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整体技术解决
方案。
本专项执行期为2016年至2020年。各任务落实以项目为主，2016年第一批项目支持任务不超过总任务的三分之一，共49个任务方向。重点研究基本物理常数精密测定、新计量和导出量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防等领域关键计量技术，重点研究基础性、公益性和重点产业急需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检验检测和认证认可技术，以及开展NQI技术在典型领域的集成示范。每个任务方向支持1～2个项目，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项目执行期为3～5年，如无特殊说明，每个项目下设的任务（课题）数不超过6个，项目所含单位数不超过20个。
本专项指南如下：
一、计量技术 新一代量子计量基准
1.1 应对单位制变革的基本物理常数精密测定
研究内容：应对国际单位制重大变革，研制基准能量天平、基准热力学温度计精密实验系统，准确测定普朗克常数和玻尔兹 — 4 —
曼常数；准确测量浓缩硅28摩尔质量，为阿伏伽德罗常数的测定提供基础数据；研究基于普朗克常数、玻尔兹曼常数的质量千克单位、开尔文单位复现和传递技术及装置，研究微波电场强度溯源至普朗克常数的里德堡原子量子干涉精密测量技术；研究基于新一代计算电容测定精细结构常数，结合普朗克常数确定基本常数基本电荷，复现以安培为基本单位的电磁计量单位。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制测量实验系统8套：①基准热力学温度计实验系统2套，测定玻尔兹曼常数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在3×10—6范围内；②能量天平法测量普朗克常数试验装置1套，2017年测量不确定度达到5×10—7（k=1），2020年测量不确定度争取进入10—8（k=1）量级；③非空气条件下精密天平1套，1 kg砝码质量测量的标准不确定度优于13μg；④里德堡原子量子干涉法微波电场精密测量实验系统1套，测量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0.5 %（k=1）；⑤高温基准热力学温度计实验系统2套，600 K至1000 K测量开尔文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优于5×10—5，1000 K
至3000 K绝对辐射温度计测量开尔文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达到（2～10）×10—5；⑥新一代计算电容实验系统1套，精细结构常数测量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优于5×10—8，交流阻抗参数量传水平达到10—9量级；⑦浓缩硅28摩尔质量测量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优于10—8。发表被SCI检索的论文不少于30篇，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5项。【预期性指标】：研制实用化在线校准的高温热力学基准温度计，突破高温气冷堆温度计在线校准技术；研制小型化、低扰动微波电场精密测量量子传感器。
实施年限：2016～2020年。
1.2 时间频率基准及其传递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制高准确度锶原子光晶格钟，研究突破标准量子极限的新方法；研究长距离时间频率光纤传递技术；研究原子喷泉基准钟及其应用，研究喷泉钟紧驾驭氢钟的新技术；研制原子干涉绝对重力基准装置，通过国际关键比对验证重力测量值的准确性；研究综合守时技术，以国家原子时标基准为基础，产生 — 6 —
统一的中国协调时UTC（CN），研究UTC/国家秒长基准原子钟驾驭时标的技术；开展高稳定光纤光学频率梳及其应用研究，实现国家波长基准的量值溯源；研究高精度GNSS导航接收机室内校准技术。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制测量装置6套：①锶原子光晶格钟实验装置1套，评定不确定度进入10—18量级；②原子喷泉基准钟1台，不确定度优于8×10—16，天稳定度优于2×10—15，喷泉钟紧驾驭氢钟，输出频率7天稳定度优于8×10—16；③冷原子干涉重力测量装置1套，系统不确定度优于10μGal；④UTC（CN）产生系统1套，UTC（CN）与UTC的时间偏差优于±10ns，UTC（CN）时间稳定度优于 1ns/5d；⑤光梳波长基准量值溯源装置1套，不确定度优于5×10—13；⑥高精度GNSS导航接收机室内校准装置1套，位置不确定度1 cm，授时不确定度20ns。在SCI检索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20篇；申请专利不少于6项。【预期性指标】：掌握光钟的高精度比对技术；实现喷泉钟紧驾驭氢钟
— 7 — 的技术；提高绝对重力测量的水平；形成利用UTC/基准原子钟驾驭产生稳定可靠的中国原子时的算法；通过光梳实现国家波长基准的量值溯源；实现光学频率梳与超稳激光结合，产生超稳微波，为喷泉钟服务。
实施年限：2016～2020年。
1.3 光辐射计量基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超导转换边沿传感器的单光子辐射基准；研制高可靠性、小型化的高准确度、高稳定度激光波长标准；研究极端光辐射度与材料计量关键技术和研制相关测量装置，建立太赫兹辐射多参数以及极端量程光度和超黑材料光谱特性计量标准；针对地球辐射平衡等辐射定标需求，研究紫外至中红外波段基于探测器和辐射源的光谱辐射度计量基准和扁平化量传体系；研究光腔衰荡法气体成份量基准，建立基于光频梳的光谱测量装置，实现CO2/CO的成份量测量。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标准及测量装置11套：⑴光 — 8 —
子数可分辨微弱光辐射计量标准装置，量子效率标准不确定度2.5%；⑵633nm光波长标准装置，波长的标准不确定度≤2×10—11；⑶太赫兹功率测量装置，标准不确定度1.5%；⑷太赫兹频率测量装置标准不确定度5×10—11；⑸极端量程光亮度、光照度计量标准装置，照度测量上限为5×104lx、下限为1×10—11lx，不确定度2%～4%；⑹500～2000nm超黑材料漫反射比测量标准装置，测量范围达到0.01%；⑺基于高温固定点的光谱辐射度标准，最佳不确定度0.6%；⑻在中红外波段3μm～5μm建立光源的光谱辐射度测量装置，标准不确定度3%～6%；⑼基于可调谐激光器的光谱辐射度计量标准与量传体系，最佳不确定度0.2%；⑽荧光色度测量装置，不确定度为1.8%；⑾基于PDH锁频的稳腔长光腔衰荡光谱自动测量实验装置，3小时光腔温度变化不超过0.005℃；1米长光腔长度变化不超过20nm，与称重法配制标气相比，测量结果相差不超过5%。申请发明专利3项，论文30篇，申请制定计量检定规程和计量校准规范3项。【预期性指标】：建
立新一代高精度、扁平化的光谱辐射度计量定标平台，满足卫星与地面光谱辐射度尖端定标需求。
实施年限：2016～2020年。
1.4 电学量子与几何量计量基标准研制
研究内容：研制量子电压相关基标准的核心大规模集成约瑟夫森结阵器件；研制峰值10 V、频率50 Hz～400 Hz的工频交流量子电压标准，研制便携免液氦型量子电压标准，研制量子功率基准；研究纳米电路高频量子阻抗特性及测试系统；研制X射线晶格比较仪标准装置，实现硅单晶晶格常数的定值及溯源，实现量值国际等效；研究基于光频梳的新一代几何量计量基准，研制光频梳绝对测距装置。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制量子基标准及测试系统所需芯片2种：①研制出集成规模大于1万个结的约瑟夫森结阵器件；②研制交流量子电压系统所需芯片。研制基标准或测量装置6套：①交流量子电压标准装置1套，峰值10 V、频率50 Hz～400 Hz，— 10 —
不确定度5 μV/V（k=1）；②便携式免液氦维护型量子电压标准1套；③400 Hz有功量子功率基准装置1套，电压100V，电流 5A，电压、电流及有功功率测量不确定度分别为：0.001%（k=1）、0.001%（k=1）、0.002%（k=1）；④量子阻抗零拍检波测试系统1套，频带范围GHz，可测量—110 dBm微小信号；⑤X射线晶格比较仪1套，测量不确定度：5.0×10—7（k=1）；⑥基于光频梳的新一代几何量计量核心装置1套，测量不确定度10—7。发表论文不少于20篇，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不少于3项。【预期性指标】：研制各种量子电压基标准所需的核心器件，系统化建设电学量子基标准体系，研究交流量子电压量值传递方法，研制便携式量子电压标准并推广其在工业、国防、军工、科研等领域的应用，实现对400Hz有功功率的精确测量。建立X射线晶格比较仪国家计量标准装置，申请制定国家校准规范和国家标准，开展国际比对。研制光频梳绝对测距大长度测量实验装置，提升大长度计量能力。
实施年限：2016～2020年。
1.5 气相分子化学反应精确操控与精密测量系统
研究内容：研发量子态分辨的冷原子分子束源装置，研究冷分子离子的精确操控技术，精确测量极低温下的基元离子—分子反应速率；研发高精度、高分辨的光谱和质谱技术，精确测量关键化合物和反应物的分子键能；研制高精准定性定量能力的光谱质谱系统，实施靶向的气相离子/分子合成，精密测量功能分子结构及活性；研制存储超大离子的离子阱、离子信号无损探测系统，研究离子阱内生物大分子精确操控、激光解离和结构精确鉴定技术。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极低温量子态选择的基元离子—分子化学反应实验装置1套，离子分子束源温度低于6K。化学键能精密测量装置1套，实验获得5个以上重要分子的精确键能的测量数据，键能的精度超越化学精度（<1 kcal/mol）。光谱质谱分析系统1套，质荷比测量范围10～2000amu。基于紫外激光—质谱技术的生物大分子结构精确测量系统1套。离子阱检测最大质 — 12 —
荷比30000Th；质量分辨率大于等于30000；实现激光器对质量大于等于29KDa大分子的解离，序列覆盖率优于60%。发表SCI论文30篇以上，申请发明专利20项以上。【预期性指标】：形成气相分子化学反应精确操控与精密测量研究基地。
实施年限：2016～2020年。新领域计量标准
2.1 先进制造中关键参量的计量标准和溯源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以光学频率梳等前沿技术的面形测量方法和高精度面形轮廓标准装置；研制混合式角度标准装置，研究宽带实时角度发生及同步比较技术、混合动态测角与溯源技术；研究晶圆标准片计量技术，研制校准装置实现集成电路线上测量仪器直接校准；研制针尖增强拉曼光谱仪，研究纳米材料微区拉曼准确测量与溯源技术；实现相关参量的国内量值统一及溯源，参与国际比对，满足量值国际等效性。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制装置4套：①非球面面形轮
廓标准测量装置1套，面形轮廓测量标准不确定度：0.2μm（球面或非球面）；②混合式角度计量标准装置1套，0°/s～100°/s范围内角度示值误差：0.2″，100°/s～200°/s范围内角度示值误差：0.5″，200°/s～300°/s范围内角度示值误差：1.0″；③晶圆标准片校准装置1台，测量不确定度小于4 nm（k = 1）；④针尖增强拉曼光谱测量装置1台，拉曼空间分辨力80nm，拉曼光谱分辨力2 cm—1。发表文章10篇，申请发明专利3项。
实施年限：2016～2020年。
2.2 精密制造中的补偿和测量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干涉测量中的气体折射率高精度测量与误差补偿技术，研制气体折射率高精度测量仪器；研究散斑数字比较全息测量技术，研制相关仪器装置，实现精密制造中表面形貌和形变的高精度无损动态、高效测量；研究微纳三维动态位移（测头）校准装置，形成主轴及测头的动静态参数综合计量系统；研究自支撑薄膜标准溯源技术，实现微膜非接触式高精度测量，建 — 14 —
立国家微膜计量标准测量装置，满足微电子半导体、新能源及精密机械等先进制造的溯源和科研需求。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1.研制测量装置6套：①气体折射率测量仪1套，折射率测量相对不确定度2×10—8（k=2）；②可用于双频激光干涉仪的新型波长跟踪器2套，长时间稳定性（24小时）优于10—7；③散斑数字比较全息测量装置和算法软件1套，工作波长532nm，测量不确定度0.1微米，视野范围10×10厘米；④建立高速主轴动静态参数计量标准装置1台，实现额定转速下的动态参数测量不确定度（线值）优于80μm（k=2）；结合三维动态位移（测头）校准装置，形成主轴及测头的动静态参数综合计量平台，全面评价整机质量；⑤自支撑薄膜厚度计量标准装置1台，测量范围：（10～100）μm，测量不确定度：（0.5+0.03H）μm。发表论文12～20篇，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4～8项。【预期性指标】：申请制定计量检定规程和计量校准规范4项以上，研究成果在精密制造现场应用。
实施年限：2016～2020年。
2.3 航天空间关键计量标准及溯源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建立空间标准太阳电池计量标准装置、模拟空间太阳光源和测量装置及其溯源技术；研究建立带电粒子水吸收剂量和光子硅吸收剂量标准装置和溯源技术，研究固体剂量计空间辐射累积剂量测量方法；研究建立（0.5～300）keV单能X射线标准装置；研究建立基于长寿命α核素和β核素的活度计量标准装置和量值溯源技术；研究注量、水吸收剂量等导出量的复现新技术并建立计量基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制基标准测量装置9套，标准器2套：①建立空间标准太阳电池量子效率和短路电流计量标准装置1套，短路电流不确定度优于1.2%（k=2）；建立IV特性测量装置1套，模拟光源辐照不均匀度和不稳定度优于2.0%（k=2）；②建立固体核径迹探测测量装置、Co—60γ射线硅吸收剂量标准装置、质子水吸收剂量标准装置共3套，不确定度分别优于10%、— 16 —
5%和2%（k=1）；③建立（0.5～300）keV单能X射线标准装置1套，X射线光子数测量不确定度好于5% @10keV；④研制基于长寿命α核素和β核素的标准器2套，年稳定性好于3%；研制活度测量装置2套，标准不确定度好于1.5%；⑤研制热中子注量基准装置1套，均匀性好于0.8%。参加国际比对3项，发表论文26篇，申请发明专利5项。【预期性指标】：申请制定计量检定规程和计量校准规范4项。建立太空环境下太阳电池翼的计量平台。发布航天相关电离辐射基本物理参数。
实施年限：2016～2020年。
2.4 海洋声探测关键计量标准及溯源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常压、高静水压下水声声压量值复现新方法并建立校准装置；研究有限空间内校准频率拓展技术，减小不确定度水平；研究水声换能器辐射声场与水声材料参数测量方法，研究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技术。研究海水密度与声速测量，建立静力式离线、在线海水密度计计量标准，建立温度压力范围宽
广的海水密度与声速测量装置，研究极端条件对海水密度与声速的影响。研究以海流计、多波束声纳等为代表的声探测设备校准技术，建立水流速计量体系，解决多普勒海流计的溯源问题。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计量基标准装置7套：①建立常压下水听器校准装置，包括互易法与光学法装置各1套，覆盖频率范围20Hz～500kHz，不确定度优于0.7 dB（k=2）；②建立高静水压下水听器校准装置，压力上限10 MPa，频率范围10 kHz～100 kHz，不确定度优于1.0dB（k=2）；③建立水声材料参数测量装置，200 Hz～2 kHz频率范围内回声降低和插入损失的测量不确定度不大于1.5 dB（k=2）；④建立在线与离线海水密度计量标准装置，标准不确定度分别为3×10—6和0.3分度；⑤建立范围宽广的海水声速测量装置，温度273K至350K，压力高至30MPa，包括直接测量标准装置1套，标准不确定度优于0.01%，直接测量的海水声速仪校准装置1套，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优于0.05%；⑥针对多普勒海流计，建立海流计校准装置，流速范围 — 18 —
（0.01～3）m/s，不确定度优于（0.1%+2mm/s），进一步开展多普勒海流计的现场校准。发表文章20篇，申报发明专利4项。
实施年限：2016～2020年。
2.5 医学与健康计量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研制呼吸、血氧、血透等人体关键生理参数计量校准基站，建设相关平台；研究骨质疏松诊断设备计量溯源及中国人群骨密度数据库建立的质量保证和标准化；研究动态、融合类图像质量计量溯源方法和MRI比吸收率计量方法；研究前沿医用光学技术关键参数计量方法，优化改进医用光学/工程光学已研制计量装置；研制高空间分辨共焦拉曼光谱仪样机、拉曼成像参数标准装置；研究癫痫等神经系统脑疾病精确诊断和个性化治疗的关键技术及标准化流程；研制标准水听器和耐高声强水听器，建立相应测量系统，研制基于热释电效应超声测温系统。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1.研制医疗设备质量检测的计量标准装置15台套，提升现有工作基准1套：①呼吸机测试仪校
准基站：静态压力（0～100）kPa，最大允差±0.01kPa；血透机检测仪校准基站，电导率（10～20）mS/cm，误差±0.05mS/cm；血氧饱和度模拟仪校准基站：相对标准偏差1%～2%；研制输液泵分析仪、婴儿培养箱分析仪、生命体征和电生理校准基站；②建立骨质疏松诊断设备计量标准装置，骨密度范围0.5g/cm3～2.0g/cm3，建立3万样本量中国人群骨密度数据平台；③研制PET—CT图像计量学评价标准装置：低对比度分辨力≤0.5%；研制多模态通用动态图像检测模体：位移分辨力≤0.5mm；研制MRI系统SAR值测量装置：动态范围10μW/g～1000W/kg；④研制眼科OCT计量标准装置、综合验光仪在线检测装置、小顶焦度检测装置；提升角膜曲率计工作基准；⑤研制拉曼光谱成像参数校准装置、氧气透过率标准膜。
2.研发基于306通道脑磁图、256通道脑电图的自动源定位系统，定位精度毫米级，并研制对神经系统脑病甄别、发作检测、术前评估系统；建立误差≤3ms脑电—神经调控同步治疗平台。
3.研制高空间分辨共焦拉曼光谱仪样机，拉曼光谱分辨力0.5cm—1，空间分辨力0.7μm。
4.研制标准水听器和耐高声强水听器，建立相应测量系统：频率0.5MHz～15MHz，声压1kPa～5MPa，温度系数0.2dB/℃；研制基于热释电效应超声测温系统：温度20℃～60℃，分辨率2℃。
5.发表被SCI检索论文14篇，EI检索论文18篇；申请制定计量检定规程和计量校准规范7项；申请发明专利5项；培养博士6人，硕士16人。
实施年限：2016～2020年。高准确度标准物质和量值传递扁平化技术
3.1 重点领域急需化学成分量标准物质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大众健康、环境监测、绿色制造、安全生产等国家战略需求，开展食品、消费品、环境、矿产资源、安全防护等领域急需的典型有机污染物（真菌毒素类、全氟化合物、溴
化阻燃剂等）、无机污染物（重金属、元素形态）、监测用气体等系列标准物质研制；开展具有计量溯源性的高准确度标准物质定值技术、标准物质制备及分离技术研究，满足纯物质、溶液、复杂基质中化学成份量溯源需求；并通过参加/组织国际计量比对，实现国际互认。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标准物质：具有计量溯源性的国家级标准物质305种。不确定度指标：纯物质≤1%，溶液≤1%～5%，基体物质≤10%～20%；混合气体≤1%～5%，零点气体≤10%～20%，包括：①食品污染物、抗生素、元素形态等14种；②食品真菌毒素15种；③生产安全：新型混合气体及零空气12种；活性炭管及滤膜13种；④环境及水质38种；⑤塑料皮革等23种；⑥农业领域50种；⑦新型矿产71种；⑧海洋监测69种。高准确度定值关键技术及方法40种。CMC核心测量能力：17项。参加/组织国际计量比对或能力验证8次。发表科技论文40篇，其中SCI论文10篇。申请发明专利3项。
实施年限：2016～2020年。
有关说明：每个项目下设任务（课题）数不超过6个，项目所含单位数不超过30个。
3.2 大数据下新型电磁计量标准的研究
研究内容：通过智能电能表在线电能计量大数据，研究电能表集群式在线电能计量标准，研究智能电表软件型式评价方法，建立计量溯源体系，解决在用智能电表计量准确性及可靠性评价需求；研究典型复杂用电工况下的计量传感、校准方法以及计量装置；研究电动汽车充换电模式下动态负荷电能计量标准和电能现场校准技术，实现交直流充电桩（机）整体现场检定；建立超低频交流电压及阻抗标准，解决新型大容量在线储能电池及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关键性能参数溯源。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建立电磁计量标准或装置7套：①建立电能计量大数据计算数据库，形成电能表集群式在线电能计量检定系统，在用智能电表计量准确率（万台级）不低于95%；
②建立35kV级配电线路单相高压谐波功率计量标准装置，1～20次谐波有功功率测量不确定度0.02%～0.2%（k=2），10kV配电网电量在线测量不确定度0.2%～1%（k=2）；③建立动态负荷电能计量标准装置，交流动态有功电能测量不确定度：0.01%（k=2）；④建立交流充电桩现场检定装置，有功电能测量不确定度：0.02%（k=2）；⑤建立直流充电机现场检定装置，直流电能测量不确定度：0.02%（k=2）；⑥建立100mHz超低频电压标准装置，测量不确定度达到5×10—4（k=2）。申请制定计量检定规程和计量校准规范8项。发表SCI或EI检索论文20篇，申请专利/软件著作10项。主导或参加国际比对2项。【预期性指标】：建立在用智能电表可靠性评估体系，形成智能电能表软件型式评价系统。建立复杂用电工况下电量的量值溯源体系。建立超低频阻抗计量装置，锂电池低频阻抗校准装置及储能电池健康状况评测体系。
实施年限：2016～2020年。
二、技术标准 基础通用与公益标准
4.1 国家时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国家时空信息基础设施规范化建设与信息交互服务通用类和基础类标准，包括时空信息分类编码、地名地址地理编码、术语、语义表达、产品等标准；研究时空信息数据获取、处理、共享与集成技术标准，包括地上下与室内外信息的获取、处理、数据库建设、信息接口与交换以及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技术方法标准；研究时空信息应用服务方面技术标准，包括时空信息云平台、全息位置地图与位置服务、泛在服务、运行维护与质量测评技术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35项，包括：通用类和基础类国家标准10项；时空信息数据建设技术方法类国家标准15项；应用服务类国家标准10项；【预期性指标】：建立支撑国家时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与评价技术标准体系。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4.2 国防动员和军民融合资源信息数据对接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聚焦国防动员和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需要的重要军民通用资源信息数据互联互通和共享利用的标准要求，研究重要军民通用资源结构体系标准；研究军民通用物资、设备、器材、设施、技术保障人员等资源信息分类、编码技术标准；研究军民通用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研究军民通用资源兼容性、互换性的信息符号、代号、标识标准；研究跨系统、行业、领域多标准体系相融的军民通用资源信息代码转换技术标准；研究军民通用资源信息数据对接技术方法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26项，包括：军民通用资源信息分类与编码体系国家标准1项；军民通用资源信息分类与编码国家标准5项；军民通用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国家标准5项；军民通用资源信息符号、代号、标识国家标准5项；军民通用资源信息代码转换技术国家标准5项；军民通用资源信息数据对接技术方法国家标准5项；【预期性指 — 26 —
标】：建立实现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保障国防动员需要的重要军民通用资源信息数据军地共享共用的标准体系。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4.3 支撑重点领域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制的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聚焦重点领域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双控目标实现及监管的标准需求，研究工业领域重点用能设备和系统能效检测、能耗监测、能源管控、系统优化、泛能集成及智能化管理等关键技术标准；研究“领跑者”指标确定方法并形成相关终端用能产品能效技术标准；研究重点行业能耗限额及其配套标准；研究能源管理体系及绩效评估、节能量及用能权交易、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评估等关键技术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40项，包括：工业领域重点用能设备和系统节能国家标准12项；终端用能产品能效国家标准8项；重点行业能耗控制和配套国家
标准8项；能源管理及市场化节能机制相关国家标准12项；【预期性指标】：建立支撑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控制的标准体系；构建支撑市场化节能机制的关键技术标准体系。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4.4 典型产业链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典型再生资源分类、收集、运输、检测、处理处置以及智能化、信息化等方面标准；研究园区产业链诊断优化技术、物质流分析、园区循环化改造技术方法、改造效果评估等基础标准；研究钢铁、有色、纺织、煤炭、化工、电力等产业典型废弃物循环利用、循环经济最佳技术指南和行业循环利用绩效评估等关键技术标准；研究土地资源分类、调查、评价、利用技术标准；研究重要矿产资源检测和集约节约利用技术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60项，包括：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国家标准14项，支撑园区循环化改造国家标准10项，典型行业循环产业国家标准13项，土地 — 28 —
调查评价分类利用国家标准3项，重要矿产资源检测和集约节约利用技术标准20项；【预期性指标】：形成支撑土地和矿产资源调查评价与集约节约利用、工业废物循环利用和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标准体系；建立产业链诊断技术方法工具体系。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4.5 导向标识系统设计、应用及评测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我国城市建设中不同类型导向标识系统规划、建设和管理的需求，研究城市寻路导向系统规划、设计、设置与测评技术及关键技术标准，包括：研究图形符号设计、测试及具体图形符号的通用技术标准；研究典型公共场所中公共信息导向系统的规划设计技术及关键标准；研究寻路导向标识系统规划与应用效果的评测技术、评测指标体系和标准；研究寻路导向标识系统中各类标识全生命周期的相关技术标准；应急疏散导向系统设计、设置与测评技术及关键技术标准；安全信息识别系统设计、设置与测评技术及关键技术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30项，包括：城市寻路导向系统规划、设计、设置与测评技术国家标准22项；应急疏散导向系统设计、设置与测评技术及关键技术国家标准4项；安全信息识别系统设计、设置与测评技术及关键技术标准4项；【预期性指标】：构建完善的导向标识系统国家标准体系，服务于我国的城市建设；发表论文15篇。
实施年限：2016～2019年。产业共性技术标准
5.1 新型农业投入品与优势特色农产品质量评价标准与标准样品实物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复合型生物肥料、饲料等农业投入品生产质量控制技术标准，微生物菌剂功能与安全评价技术标准；研究常见肥料中有害物质分类、检测方法、有效性评价、质量分级技术标准；研究宠物等特种饲料、新型水产品及饲料用海藻原料产品质量要求和评价、质量分级等共性技术标准；研究粮油、药食同 — 30 —
源农产品、茶叶、烤烟、畜产品等农产品质量分级国家标准样品；研究特色高附加值农产品功能活性成分分析、产地识别与真伪鉴别用国家标准样品；研究微生物菌剂质量评价分析国家标准样品。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20项，研究并获得批准发布国家标准样品15项，包括：复合型生物肥料、饲料等农业投入品生产质量控制、功能与安全评价国家标准6项；常见肥料中有害物质分类、检测方法等国家标准8项；宠物与新型水产品产品质量要求和评价、质量分级等国家标准6项；农产品质量分级用国家标准样品5项；特色高附加值农产品功能活性成分分析、产地识别与真伪鉴别用国家标准样品7项；微生物菌剂质量评价分析用国家标准样品3项；【预期性指标】：申请发明专利5项，研究并形成相关行业标准报批稿8项，发表论文10篇。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5.2 重要农林产品现代加工质量提升共性技术标准
研究内容：研究大宗粮食分类收储、超标粮食分仓储存技术标准；研究棉麻、蚕丝等天然纤维清理、调湿、轧花、在线检测与工艺优化等智能化、柔性化、规模化加工等共性关键技术标准；研究改性木材、阻燃人造板、功能木地板等新产品质量要求和加工新方法技术标准；研究玫瑰茄、金银花和枸杞等优势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标准；研究畜禽及水产品深加工新技术标准；研究动物皮毛深加工新技术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20项，包括：大宗粮食分类收储、超标粮食分仓储存国家标准4项；棉麻、蚕丝等天然纤维智能化柔性化加工国家标准4项；改性木材、功能木地板等质量要求和加工新方法国家标准5项；枸杞等优势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国家标准3项；畜禽及水产品深加工新技术国家标准2项；动物皮毛深加工新技术国家标准2项；【预期性指标】：申请发明专利5～6项，研究并提出行业标准报批稿10～15项，发表论文10～15篇。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5.3 智能制造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智能制造基础标准，包括：参考模型、术语、产品数据描述、数据采集、数据字典等基础数据共享和交换标准，产品对象标识、解析、可视化等自动识别标准；研究智能制造共性技术标准，包括：数字化设计、建模、仿真、工程等数字化协同标准，通信接口、通信协议、时钟同步、互操作要求、人机交互、人工智能、互联互通等系统集成标准，智能调度、能效优化、安全控制等过程控制标准；研究智能制造关键技术标准，包括：增材制造关键工艺和检测标准，机器人术语、分类、通用要求、设计规范、接口规范、通信规范、性能评估与测试、人机交互、安全规范、信息安全、软件、环境可靠性、环保、能效评估和模块化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90项，包括：智能制造基础国家标准20项（基础数据共享和交
换标准15项、自动识别标准5项）；智能制造共性技术国家标准35项（数字化协同标准5项、系统集成标准15项、过程控制标准15项）；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国家标准35项（增材制造标准5项、机器人标准30项）；【预期性指标】：构建智能制造技术标准体系、增材制造技术标准体系和机器人技术标准体系；申请发明专利5项；发表论文10篇以上。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5.4 支撑重点领域工业三基的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等先进基础制造工艺标准及相关基础制造装备标准；研究高档数控机床、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等高端制造业配套核心基础零部件标准，包括：高档功能部件、新型减速器、大型液压件、制动系统和轴承、高压柱塞泵、高精度齿轮、高强度紧固件、高应力弹簧、风电密封等基础零部件标准；研究模块化、工业数据等支撑工业三基的通用技术标准，研究建立国家工业标准基础数据库。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40项，包括：基础制造工艺及相关基础制造装备国家标准11项；核心基础零部件的性能、可靠性和寿命国家标准25项；模块化、工业数据等国家标准4项，建立典型领域国家工业标准基础数据库1个。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5.5 先进结构材料领域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高品质特殊钢、海洋工程用钢、建筑用钢、新一代高温合金及耐蚀合金等钢铁领域技术标准；研究轨道交通用铝镁材、航空航天用有色金属材料、铜钢复合结构材料等有色金属领域技术标准；研究高性能混凝土及水泥、新型建筑墙体、屋面系统材料和部品等建材领域技术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30项，包括：钢铁领域国家标准12项、有色金属领域国家标准12项、高性能混凝土及水泥等领域国家标准6项；【预期性指标】：
研究并形成相关重点产品行业标准报批稿10项。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5.6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共性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工艺标准，SOC/IP核、裸芯片、A/D、D/A、微机电系统（MEMS）、射频电路等领域产品规范及工业控制芯片、高压电路等标准，以及集成电路封装和测试技术标准等；研究供应链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关键软硬件安全、信息系统安全等要求和评估标准；研究LED显示屏性能、光安全、能耗要求及评价方法标准、柔性显示屏的光学、图像质量、视觉质量、机械性能要求及测试技术标准、新型显示材料和器件标准；研究智能终端接口、人机交互、数据格式等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35项，包括：集成电路国家标准12项、信息安全国家标准8项、新型显示国家标准10项、智能终端国家标准5项；【预期性指标】： — 36 —
完成智能硬件、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信息安全相关研究报告5份。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5.7 “互联网＋新能源”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基于互联网发展模式的新能源生产、传输、消费、存储、转换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体系及术语、接口等基础标准；研究太阳能高温热发电站主要设备、检测、安装、运行维护、能量存储等太阳能高温热发电站关键标准；研究低成本储氢材料、新型离子交换膜、双极板、膜电极、电堆和发电系统的寿命预测及快速评价等高效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标准；研究特高压交直流混联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控制、仿真计算、在线分析、网源协调以及大容量直流和大规模新能源接入等大电网运行管理关键技术标准；研究智能化对电气安全性的影响因素、控制智能化电气安全水平和针对电气智能化采取的安全措施及试验方法等智能化电气设备共性安全标准；研究智能电网用户端子系
统接口网关、主系统与子系统、外部系统信息交互要求、系统能源效率管理和评估、电力消费需求侧响应等技术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50项，包括：基于互联网技术发展模式的新能源国家标准9项，太阳能高温热发电站关键设备及运行国家标准8项，高效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国家标准7项，大电网运行管理关键技术国家标准10项，智能化电气设备共性安全标准6项，以及智能电网用户端能源管理及电力消费需求响应国家标准10项；【预期性指标】：建立“互联网+新能源”标准体系。申请发明专利5项。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5.8 生物产业共性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围绕动物、植物、微生物样本管理与利用技术、生物物质鉴别及精确检测技术、重要生物产业过程控制等领域开展标准研究，具体包括：研究生物样本分级、采集、贮存、管理、— 38 —
使用和共享技术标准，生物样本信息获取、存储、分析与处理技术标准，生物样本特异表达关键基因鉴定技术标准；研究蛋白质鉴别及检测技术标准，酶的标准底物定值方法及技术标准，功能性蛋白质的活性、酶活性检测及评价标准；研究细胞计数、纯度、活性及其内在生物分子的精确测量方法，相关产品和生物试剂的质量控制等生物技术标准；研究生物育种质量控制、操作技术规范、特异基因检测、种质鉴定以及特性鉴定等技术标准；研究海洋生物活性物质分离、提取、纯化等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标准，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标准样品及检测技术标准，海洋生物产品质量控制等技术标准；研究生物次生代谢物分离、提取、纯化、检测、结构鉴定、活性测定、产品质量控制技术及标准，代谢物标准样品。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70项，研究并获得批准发布国家标准样品15项，包括：生物样本国家标准15项、生物检测国家标准20项、生物育种国家标准
15项、海洋生物国家标准10项、生物次生代谢物国家标准10项，酶、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细胞、代谢物等国家标准样品共15项。【预期性指标】：申请发明专利5项。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5.9 高端装备共性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飞行设计与仿真、工艺工装，航空用复合材料及标准件、基础与结构要素标准，无人机标准，研究新一代运载火箭、新型平台和载荷、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器等标准；研究机床数控系统及部件功能、性能与可靠性标准，研究高精度影像仪、工业CT等高端测量设备校准、检测方法等标准；研究大型集装箱船、散货船、油船及LNG、LPG、游轮等高技术船舶总体、结构、材料、建造、配套系统与设备标准，研究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装备、海洋观测监测装备，自升式钻井平台、半潜平台、钻井船等海洋工程装备总体、结构、试验、升降系统、配套设备标准，研究数字化造船技术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32项，包括民用航空装备与航天装备国家标准12项、高档数控机床国家标准8项、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国家标准12项；【预期性指标】：申请发明专利5项。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5.10 电子商务信息共享及交易保障共性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电子商务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围绕基础信息编码、信息交换与共享、电子凭证、主体实名认证、产品追溯和产品检测、质量认证与监管、在线评价、跨境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标准需求，研究电子商务基础信息编码、交换和共享等基础标准；研究质量追溯和检测、质量认证与监管、在线评价、风险预警等交易平台综合质量管理体系关键技术标准；研究跨境电子商务多语种产品信息描述关键技术标准；研究贸易便利化电子单证和凭证等基础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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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项，包括：电子商务基础信息编码、交换和共享国家标准10项；质量追溯和检测、质量认证与监管、在线评价、风险预警国家标准20项；跨境电子商务多语种产品信息描述国家标准5项；贸易便利化电子单证和凭证国家标准20项；【预期性指标】：完善电子商务技术标准体系；获得10项软件著作权；申请发明专利2项。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5.11 消费品质量安全管控关键技术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跨行业、领域的消费品通用安全及检测方法标准，研究关于特殊人群、个性定制、组合组装等领域的消费品安全标准，研究家具、家电、纺织服装等重点消费品安全标准；研究消费品安全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估和预警技术标准，研究基于多源数据集成的消费品全生命周期风险监测、信息融合与集成标准，研究消费品安全在线信誉监测和评价关键技术标准；研究智能制造环境下产品协同设计、产品质量安全改进和产品质量控 — 42 —
制标准，研究基于质量链一体化的消费品安全过程管理标准，研究消费品溯源编码和状态实时监控等技术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究并形成相关国家标准报批稿50项，包括：消费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及检测方法国家标准30项、消费品安全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国家标准10项、消费品安全质量控制和过程追溯国家标准10项；【预期性指标】：申请发明专利5项，发表论文30篇。
实施年限：2016～2019年。中国标准国际化
6.1 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国际标准研究（一期）
研究内容：研究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包括：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工厂自动化无线通信技术、智能装置和智能测控设备可靠性、EPA通信行规、在线水质分析仪、配电系统安全监测、移动机器人及其智能单元电气设备环保要求数据等领域国际标准；研究新能源领域国际标准，包括：风能预测及评估、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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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并网、微电网设计、高压直流电力电子设备动态条件、低压配电系统安全监测设备、电力变压器偏磁抑制装置、燃料电池术语、液流电池性能、起停电池性能等国际标准；研究电动汽车领域国际标准，包括：电动汽车换电性能及安全、电动汽车充电控制导引等领域国际标准；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国际标准，包括：同轴通讯电缆、射频连接器、激光显示设备、有机发光显示器件、柔性显示器件、液晶显示器件、家用电子系统等领域国际标准；研究海洋技术和装备国际标准，包括：海洋探测设备设计及试验方法、潜水器、海水淡化、海洋观测等领域国际标准；研究遥感领域国际标准，包括：遥感影像传感器与数据校准、地表覆盖遥感制图信息服务等国际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智能制造、新能源、电动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技术和装备、遥感等领域提出40项国际标准提案并获得通过，已立项国际标准提案向前推进1到2个阶段；【预期性指标】：国际标准技术研究报告20份、发表论文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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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年限：2016～2019年。
有关说明：项目申请单位应具备参与国际标准相关工作的基础条件，优先支持相关领域已提交国际标准提案、国际标准组织下设技术委员会及分会秘书处承担单位、工作组召集单位或国内技术对口等单位。
6.2 优势特色领域重要国际标准研究（一期）
研究内容：研究船舶海上设备国际标准，包括：新型燃料动力船舶、海上风能开发、工程与作业船、船用机械设备、应急设备、绿色船舶安全性、安静性与能效评估等领域国际标准；研究中医药领域国际标准，包括：中医药术语及编码、中医药材、器具仪器等领域国际标准；研究纺织领域国际标准，包括：纤维和纱线等领域国际标准；研究家电领域国际标准，包括：家用清洁机器人、养老助残家电、厨房设备、洗衣设备、美发设备等领域国际标准；研究电力装备领域国际标准，包括：混流式水轮机发电设备、防爆电气设备、电气绝缘材料等领域国际标准；研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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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筑领域国际标准，包括：工程建筑无损检测国际标准；研究通用基础国际标准，包括：人类工效、公共信息导向、术语等领域国际标准。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船舶海上设备、中医药、纺织、家电、电力装备、工程建筑、通用基础等领域提出20项国际标准提案并获得通过，已立项国际标准提案向前推进1到2个阶段；【预期性指标】：国际标准技术研究报告20份、发表论文40篇。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有关说明：项目申请单位应具备参与国际标准相关工作的基础条件，优先支持相关领域已提交国际标准提案、国际标准组织下设技术委员会及分会秘书处承担单位、工作组召集单位或国内技术对口等单位。
6.3 中国标准走出去适用性技术研究（一期）
研究内容：开展东盟、中亚、东北亚、北美、欧洲、非洲、阿拉伯等我国重点贸易区域与我国标准体系差异性研究，开展重 — 46 —
点贸易产品标准比对分析研究，在铁路、核电、进出口电器电机产品、陶瓷、摩托车、服装、稻谷、小麦，以及海洋观测、海水利用、海洋能、海洋检验检测、国际海地矿产资源勘探技术与深海装备、节能环保等领域我国标准与主要出口贸易国标准比对分析，对标准的关键指标进行实验验证；开展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研究，在电力、汽车、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轻工、纺织消费品等领域开展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差异性研究，对标准关键指标进行试验验证，为我国标准采用国际标准提供技术依据；开展我国农业标准在东盟国家适用性技术研究，在柬埔寨、越南等地研究建立中国农业标准应用基地；研究英文国际标准化语言特征，建立标准化英汉双语语料库及本体知识系统。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在铁路、核电、进出口电器电机产品、陶瓷、摩托车、服装、稻谷、小麦，以及海洋观测、海水利用、海洋能、海洋检验检测、国际海地矿产资源勘探技术与深海装备、节能环保等领域开展50项重点标准的比对分析和境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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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研究，形成研究报告10份；实现30项以上中国标准被国外标准引用、转化；在东盟国家建立5个农业标准化示范区；构建不少于3000万中文字符、1500万英文单词的双语标准化语料库，实现标准化用语覆盖率大于85%，准确率达到90%，本体知识系统1个。【预期性指标】：完成10个重要国家和区域的标准化体系分析研究报告。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三、检验检测 基础公益检验检测技术
7.1 金属材料超声无损检测及微损测试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阵列传感器柔性激励的超声三维透视成像检测技术并研制仪器；研究压电阵列式超声导波多模态成像检测关键技术；研究金属制设备在线电磁超声无损检测技术并研制仪器；研究铁磁性金属材料早期损伤的磁声发射检测技术并研制仪器；研制超声检测仪器、试块性能测试评价平台及检测工艺验证平台；研究液压鼓胀和在线压痕的微损材料性能检测及试验制备技术并 — 48 —
研制仪器。
考核指标：【约束性指标】：研制新仪器或系统不少于8台套，关键部件国产化，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中：阵列柔性激励仪器：最大激励接收通道：32/64PR；激励信号为任意波形；具有工艺仿真与三维检测成像功能；电磁超声检测仪器：任意波形激发；自激自收模式下，接收电路恢复时间<5us；传感器检测温度750℃时，接触时间>30s；工作带宽覆盖50kHz～10MHz；接收电路程控前置放大增益>100dB；机械式取样机：单个样品取样时间小于2小时，设备尺寸小于80mm；液压鼓胀检测仪：材料屈服强度测量误差小于30MPa；磁声发射检测仪器指标：磁化激发频率1Hz～500Hz；无线全数据通讯；5M/s采样率16位精度2通道连续波形连续24小时不间断采集和上传；动态范围不小于90dB。正式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2项。
实施年限：2016～2019年。
7.2 新型消费品检测及评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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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研究消费品中超细颗粒及功能性材料的快速甄别、半定量检测、安全性评价技术，研究其对产品功能的影响，建立此类消费品中的成分识别—安全性评估—功能性评价体系；开发新型家用产品风险和缺陷的分析、监测和无损检测技术，建立产品风险规避、早期失效损伤修复和延寿技术，及中后期的监测技术；建立新型家电产品失效案例数据库，对故障高发性零部件建立相应的治愈机制和工艺；开展新型家用电子产品中智能化、网络化和集成化传感器和控制器的关键检测技术研究。
长寿男人八大共性 篇6
不娶美女当老婆。西班牙一项研究表明，与一位高不可攀的女性长时间独处，激素可的松浓度就会升高。少量的可的松有提高警觉性、促进健康的正面影响。然而，长期偏高的可的松浓度，会让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及阳痿等疾病恶化。
该哭就哭。“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哭泣真能够赶走抑郁，女性哭得多被认为是寿命较长的重要原因。痛苦激素是可以通过汗水和泪水或尿液排出的。因此当心情郁闷时，可多做运动，让身体出汗或大哭一场，就能将痛苦激素排出体外。
知足常乐。芬兰有研究者发现，那些对生活满足感较强的男性更容易拥有较长的寿命。研究人员称 ，女性更会通过向他人诉说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那些对生活不满意的男性极有可能借酒消愁，或是通过吸烟缓解压力，这些都会严重损害健康。
不做单身汉。美国《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称，根据美国1989—1997年的户口普查资料和死亡记录，结果发现，19—44岁的未婚男性在50岁后死亡的几率比已婚人士高出58%，寡居人士也比已婚人士早死达40%。究其原因，是未婚男性与已婚男性生活习惯上的差别：未婚男性总体来说吸烟、酗酒的习惯更严重，而且他们心理上有孤独感。
小口咀嚼。小口咀嚼食物被很多男性认为是太“娘”的行为，但实际上，这对健康大有好处。男性的饮食习惯常常是狼吞虎咽或经常暴饮暴食，由此男人胃病的发病率比女人平均高出6。2倍。而且男人一般进食脂肪和蛋白质类食物比女人多，这被证明是发生直肠癌、缩短寿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吃黄豆。黄豆含有植物性雌激素，对女性有利，于是很多人认为男人不该吃那么多黄豆。殊不知，研究人员发现，常吃黄豆制品的日本男人罹患前列腺癌的几率比西方男人低，而且黄豆对改善男性的骨质流失也有效。
欣赏美女。这里说的是看美女，而不是娶美女做老婆。科学家们说，男性凝视美女，其作用就像是欣赏美丽的风景画一样，有助于身心健康。凝视美女10分钟，相当于做了30分钟的有氧运动。英国研究人员曾耗时5年对200名男性进行的一项实验发现，每天都能凝望漂亮女性的男性，血压相对较低，脉搏跳动较慢，心脏疾病也较少，平均寿命可以延长4年至5年。
每日小酌半杯红酒。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每天喝约半杯干红葡萄酒可使男性寿命比不饮酒者延长5年，同时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研究小组对1373名的男性的生活与喝酒习惯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比起不饮酒男性，那些每天喝20克不同酒类的男性寿命延长两年；而每天只喝不到半杯葡萄酒的男性其寿命比每天喝啤酒和其他酒类的男性要长两年半。
技术共性 篇7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 而市场竞争的根本是科技竞争。产业集群以团体替代个体方式参与国内外竞争, 存在竞争规模效应。然而, 我国大多数产业集群靠模仿创新发展起来[1], 以低成本、低价格获取利润和市场份额, 在消费需求快速变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及技术日新月异情况下竞争优势难以为继。因此, 依托原创性技术创新, 使集群企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获得某种领先的技术优势, 促进其价值链地位不断由低端向高端推进, 是我国集群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般地, 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是通用的、同质的, 属于共性技术和竞争前技术[2], 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的技术基础更是表现为行业共性技术进步, 这种技术对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有决定性影响。然而, 共性技术固有准公共产品属性, 导致市场供给严重不足;同时具有缄默性和复杂性, 多数中小集群企业无力识别、研发, 导致组织供给不足。研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来源[3], 为了克服共性技术供给的“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 本文将从政府、市场、中间性组织等方面探寻集群共性技术研发供给模式, 尝试规划集群共性技术研发供给战略, 以推动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向基于技术创新的报酬递增型集群转变。
2 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 有关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的研究成果颇丰, 主要是从知识、信息外溢入手, 分析产业集群有利于创新 (Marshall, 1920;Arrow, 1962;Romer, 1986、1990;克鲁格曼, 1991;迈克尔·波特, 1990;Pavitt, 1987;OECD, 1991;Feldman, 1994;Tassey, 1991;等等) 。Simona Iammarino 和Philip McCann的实证研究则表明知识溢出主要扎根于“通用目的技术”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4], 也就是共性技术。西方学者在分析创新模式差异时, 指出R&D投资总量反映创新机会 (Nelson和Winter, 1982;Malerba和Orsenigo, 1990;Rui Baptista, Peter Swann, 1998) , 认为将技术纽带作为解释地方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时, 拓宽了Marshallian-Arrow-Romer (MAR) 的最初模型 (Marshall、Arrow及Romer论述了产业专门化会导致知识外溢, 文献中经常称此为Marshall-Arrow-Romer——MAR外部性, 认为产业内存在知识外溢) (Acs , 2002;Jaffe等, 1993) ;同时强调在产业和集群生命周期的初期阶段, 拥有共性知识 (common knowledge) 比拥有差异性知识更重要, 而在生命周期的后期则相反[5]。这样, 研发投入成为影响集群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 西方国家的产业集群实践也在共性技术研发供给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美国政府出台了各种专项计划推动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6], 其中, 1991年设立的先进技术计划 (ATP) 是支持共性技术研究的典范。日本政府二战后偏好共性技术引进, 到20世纪80年代, 资助建立开发基础和共性技术的“产官学”研究体制[2]。印度政府也通过系统规划来支持传统产业集群向创新性产业集群过渡, 在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拿出了67.5亿卢比用于实施升级产业集群的基础设施 (IIUS) [7]。
2000年以来, 广东、浙江等地少数产业集群出现受共性技术瓶颈制约而衰退现象, 促动了国内对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供给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孙鳌 (2005) 认为共性技术研发需要政府干预[2];蔡文如 (2004) 提出应建立“特色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基金”以增强对共性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力度, 并对承担共性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机构、个人在科研经费支持、税费减免、土地适用、水电供给、专利保护及其他待遇方面提供政策倾斜及优惠[8];虞锡君 (2006) 主张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骨干企业的研发中心及引进大院名校共建研发机构是块状经济区共性技术的创新载体[9]。从研发实践看, 有些产业集群已积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活动, 如广东西樵镇通过建立会员制研发中心克服区内研发投入不足问题, 取得良好效果。
共性技术研发投入关系产业集群的兴衰成败, 但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研发供给模式以缓解或解决其研发供给不足问题, 理论上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实务中缺失战略规划。下面拟从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的研发需求与供给失衡入手, 分析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中间性组织供给三种模式间及其相互关系。
3 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需求与供给失衡分析
关于什么是共性技术, 理论上存在不同认识。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将共性技术定义为:科学现象的一个概念、要素或进一步的观察, 其具有被应用于广泛的产品和生产过程的潜力[10]。我国学者李纪珍认为, 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广泛采用, 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企业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类技术[11]。王君 (2006) 则根据研发阶段将共性技术分为基础性共性技术、先导性共性技术和行业性共性技术[12]。由于产业集群存在鲜明的主导产业, 本文拟在行业共性技术层面展开分析, 尤其是制约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共性技术。
产业活动的空间聚集形成产业集群, 而相同或相近的产业活动建立在共性技术基础之上。由于我国传统集群创新能力普遍较弱, 产品技术含量低, 对技术创新尤其共性技术创新的需求十分强劲。如福建晋江服装产业集群年产值达几百亿人民币, 但受技术限制, 本地供应链上缺乏高端原材料供应商, 出口服装所需面料的50%依赖进口, 导致集群产业链短, 集群经济剩余空间狭小;另一方面, 市场竞争逼迫企业进行技术更新, 在自身研发能力不足、区域内研发供给缺失的情况下, 晋江服装集群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改进只能依靠进口设备, 依托设备引进技术或是用设备带动技术更新。这种技术进步模式使集群企业普遍存在“一流设备、二流管理、三流产品”现象[13], 技术上长期处于“步人后尘”状态。
当前, 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供给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首先, 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共性技术主要依靠国家资助的科研机构提供, 但科研机构在捕捉产业集群技术需求上存在滞后性、欠准确性, 国家资助立项有限, 且研发成果向企业扩散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交易市场、风险投资机制而存在扩散速度慢、扩散效率低问题。其次, 传统集群内部研发供给严重不足。由于集群内存在各种非正式交流方式, 使得新技术、新工艺乃至新秘密很快就会为集群其他企业所知, 低成本仿制使其他企业能实施降价竞争, 这使创新企业的垄断利润迅速消失, 甚至无法弥补其创新成本, 这种技术外部性导致个体企业的最优行为选择是“搭便车”, 坐等其他企业的创新成果, 从而引发共性技术市场供给不足问题。另一方面, 共性技术往往隐藏在技术前沿, 中小企业难以发现;即使发现了, 由于所需研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研发风险大, 自身研究能力不足, 根本无力自行开发, 导致行业共性技术研发的组织供给不足。最后, 产学研联合研发作为解决共性技术供给的又一重要机制, 由于缺乏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以及联合研发契约的不完备性, 导致研发联盟处于待有效开发状态。
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供给未能满足其需求的实际后果是集群企业感觉技术获取难, 集群竞争力落后, 如王碧秀 (2004) 在集群经济发展步伐较快的福建泉州的调查研究发现, 62.5%的泉州民营企业认为技术获取是企业经营中遇到的最大困难[14]。因此, 加大集群技术尤其共性技术研发是发展新型工业经济的现实需要。
4 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供给模式及战略规划研究
研究开发 (R&D:Research & Develop) 是一项创造性工作, 它通过知识积累开发出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研发投入决定技术创新机会及成果。尽管共性技术开发者由于被仿制、仿照的风险巨大而可能放弃创新投入, 但不创新又将极大地阻碍产业集群的发展, 因此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需求呼吁积极有效的研发投入。从国内外理论研究与实践看, 共性技术研发供给模式可以概括为三种, 即政府模式、市场模式和中间性组织模式。当前我国处于转型经济特殊时期, 集群企业研发基础薄弱, 技术需求强劲, 因此, 本文认为应建立以政府研发供给为主导、以产学研联合研发为辅、以市场供给为发展方向的共性技术研发供给战略, 为集群升级打造坚实的技术基础。
4.1 以政府研发供给为主导
支持共性技术研究是国家技术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目前国家对共性技术的研发资助主要通过各种专项计划面向科研院所、高校进行, 科研机构是共性技术的主要供给者, 但研究成果向企业扩散不明显, 共性技术的有效供给机制尚未形成[12]。当前, 专门资助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的政府专项计划很少, 仅有广东、浙江等少数省份近年来建立了以集群技术创新平台等形式为依托的政府资助项目 (如广东省于2004年启动了四个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建设) , 这种地方政府资助方式处于起步阶段, 其管理体制、运作模式都还不成熟, 共性技术的准公共品属性导致市场配置机制失灵, 政府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机制, 在共性技术研发供给上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当然, 共性技术的产品公共性程度不同, 政府资助方式也应有所不同。就产业集群共性技术而言, 通常是可以商业化的共性技术, 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产业性。因此, 本文认为集群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主要作用, 可以通过设立 “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开发基金” (简称“开发基金”) , 专门资助本地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地方政府在掌握共性技术需求、估算资助金额、监管研发过程和促进研发成果推广应用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有助于保障资助效率。
“开发基金”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资金资助和项目管理, 共性技术研究、设计、开发及实验等具体工作由项目申请单位承担, 政府只是共性技术研发的组织者和管理者, 而非生产者, 以避免发生“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角色混乱问题。因此, 为了确保资助效率, “开发基金”应当以政府规章或规划等形式, 按市场规则建立严格的项目遴选、评审程序、成本分担、经济评价以及成果产权界定等相关机制, 通过系统规划来支持传统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供给。
“开发基金”资助的关键环节是明确资助目标、遴选资助对象及资助项目评价与推广三方面。资助目标应当是清晰明了的, 即专门扶持地方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 也就是说凡不属于共性技术或本地集群所需的共性技术都不在资助范围内。但共性技术的甑选或识别及具体研究工作的开展就需要由具备专业技能的机构或单位进行, 以便使政府完全处在独立的评审、出资、监管地位。根据资助目标要求, 资助对象往往不是单个企业, 而应是集群内有共同技术要求的企业, 尤其是大企业联合申报, 或是R&D联盟体代表集群共性技术需求者进行申报, 即便是单个企业, 也应是具有草拟、制订行业技术标准能力的龙头企业 (如福建晋江服装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七匹狼公司参与了2004年全国夹克衫最新标准修订) 。最后, 为了确保资助目标顺利实现, 政府必须对资助项目的研发成果进行严格评价审核, 一方面将资助项目的实际研发成果与预期研发成果比较, 另一方面对实际研发成果进行科学性、可行性评价, 以确定研发成果的价值。当然, 如果资助项目未取得预期研究成果, 就应减少或取消资助。严格评审是为了确保研发成果的有用性, 促进研发成果推广、转让, 保障有技术需求的企业最终能获得技术才是根本目的。
4.2 以产学研联合研发供给为辅
政府财力有限, 共性技术的研发费用高、偿还期长, 这就使完全依靠政府资助从事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开发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同时, 出台有利的税收、水电及土地供给等相关扶持政策也是政府资助的主要方式, 其中, 引导、促进产学研联合研发是各地政府在促进本地集群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积极开拓的职能空间。
产学研研发联盟也就是Nelson (1984) 所指的R&D共同体, 他认为R&D共同体特别适合于共性和使能 (Enabling) 类技术研发[15], 即共性技术研发。这里的“产”指有技术需求的各个集群企业, “学”指大学等专业教育机构, “研”即各级科研机构, 三个主体围绕着某一共性技术研发目标建立资源互补的“柔性研究所”[16]。产学研研发联盟的合作机理是:企业有技术需求且能提供研发资金, 但缺乏研发能力;而“学”和“研”则具有研发技术和能力, 但由于远离企业, 对技术需求不敏感, 研发成果不易向企业扩散, 研发资金也有限。因此双方或三方联手合作, 针对某一共性技术建立研发联盟, 这样研发资源投资主体多元化, 既保证了研发资金需求, 也分散了风险, 降低了研发成本。产学研联合体是一个松散型的组织, 具有介于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性组织特征, 该模式具有自主投资、自主开发、自担风险的特点。
实际上, 产学研联合研发模式在我国研发实践中早已有之, 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德清模式”取得重大成功[17] (截至2005年底, 德清县43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共有68家企业与5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科技合作关系, 造就了一批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壮大了一批具有行业优势的重点产业, 培育了一批省级以上高新技术研发中心、省级科研所) , 但由于我国长期缺乏鼓励产学研合作研发的政策和相关规定, 使产学研合作研发的发展步伐远远落后于实际需求;此外, 合作成果产权归属纠纷、合作成本与收益分担不公、合作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等诸多问题, 导致不少研发联盟流于形式, 未取得实质性研究成果。因此, 为推动产学研合作研发的发展, 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法规, 一方面积极引导产学研各方开展合作研发, 另一方面对已有的产学研联合体进行协调、监管。主要工作如下:
(1) 建立服务本地集群企业的科技信息交流网络, 为合作伙伴选择牵线搭桥, 促进产学研联盟的形成。定期在网络上披露集群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和合作研发意向, 争取以技术需求为纽带寻找研发合作伙伴, 这就大大降低了交易对象的搜寻成本。
(2) 建立相关仲裁机制, 妥善处理合作研发中的各种纠纷, 保障研发目标顺利实现。由于信息不对称、不完备, 合作研发过程中难免存在纠纷、冲突乃至机会主义行为, 这时独立第三方公正合理的裁判机制就是维系合作研发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3)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研发成果扩散及合作风险防范的指导性政策。如果研发是生产技术, 那么扩散就相当于销售技术, 为了保障技术交易秩序, 政府既要积极宣传研发专利保护政策与思想, 规范技术交易规则, 又需严厉惩罚技术偷盗行为, 以激发企业技术研发的动力, 培育技术创新的良好氛围。
实务中, 产学研合作研发往往是集群内的龙头企业根据自身的技术开发需要而与相关的“学”、“研”机构合作, 共同开发具有共性技术特征而其自身又无力单独研发的技术, 因此, 与“开发基金”资助相比, 产学研合作研发往往是针对发展速度较快、规模较大的龙头企业碰到的技术问题, 这种技术虽具有共性技术特征但其他企业尚未体会到其重要性, 而“开发基金”资助的项目更偏重已明显制约整个集群发展的较公开、明朗的共性技术。当然, 如果产学研联合研发项目符合“开发基金”资助要求, 也可以申请“开发基金”的资助, 但资助比例较小。因此, 总体上产学研联合研发供给和政府“开发基金”研发供给并存于产业集群中, 二者的运作、管理体制各不相同, 但产学研联合研发在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体系中处于辅助 “开发基金”的地位。
4.3 以市场供给为发展方向
众多中小企业都建立研发机构从事共性技术研发既不现实、也不经济, 这就需要培养一些以研究开发、技术培训和服务为主的科技企业, 让其渐渐承担起推动整个产业集群技术进步的工作。市场供给模式, 就是技术市场上产权独立的科技企业根据产业集群的技术需求, 整合多方资源开展研究, 并将研究成果转让、出售给企业, 获取收入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 亦即由价格这双“无形的手”来调节共性技术供给的模式。随着技术市场不断发展、完善, 通过市场来提供产业集群所需的共性技术是未来发展方向, 但在目前的共性技术研发中, 市场机制未发挥作用[12]。在建设市场供给模式过程中, 各相关部门、机构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基于共性技术本身具有公共产品的易溢出属性, 以及集群企业地理上相互靠近特征, 完善知识产权主体的利益保护机制, 降低共性技术研发主体的“防盗”成本, 激发共性技术研发动力。
(2) 建立技术成果价值评估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 解决科研成果导向市场过程中遭遇的技术成果价值评估难问题。如何恰当地估算一项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是相当复杂的, 需要专业人员充分论证技术的市场潜力、可能的市场需要量及潜在客户可能接受的价格等相关因素, 再应用专门方法进行估算。因此, 技术产品定价机制的建设与完善状况制约着市场供给模式的发展。
(3) 引入风险基金, 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特定技术向企业扩散过程所固有的高风险往往限制了共性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风险基金具有偏好风险属性, 因此在集群区域发展风险投资或吸引风险公司进驻是发展共性技术市场供给模式所应积极努力之事。
可见, 市场供给模式的建设需要较长过程, 政府在此过程中应当完善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 推动各方机构、个人积极承担产业集群共性技术研发和推广工作。
技术共性 篇8
当前, 传媒机构纷纷启动全媒体化的数字信息发布、互动、服务平台的建设, 其背后的逻辑是将全媒体平台作为纽带, 创新传媒机构的业务组合和组织形态, 求得全媒体化的内容生产、传播、营销实效。大量实践证明, 要实现媒体之间的整合、融合, 单靠行政命令是难以维持的;以报网互动、报网融合等层面的手段来推动, 也犹如蚂蚁撼大树, 难以实现目标。只有一个“开放式的信息平台”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这也是全媒体业务运营的核心。
针对不同终端, 通过Web App的方式搭建“开放式的信息平台”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技术选型。Web App是通过网络访问, 通过Web浏览器渲染的应用程序, 浏览器端采用的技术包括HTML/HTML5、CSS3、JavaScript, 服务端技术包括Java、PHP、ASP等。Web App的优点在于开发成本低、部署及维护方便, 使用Web技术可轻松完成Web App的开发。跨平台兼容性强, 通过浏览器实现应用的访问, 适用于各种智能设备, 在PC、手机和其他数字媒体设备上都能得到应用。
用以支撑Web App渲染呈现与交互响应的底层技术就是浏览器内核, 通过对浏览器内核的研究及改进, 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全媒体“开放式的信息平台”的建设。
浏览器内核对比
浏览器内核 (Rendering Engine或Layout Engine) 是浏览器最核心的部分, 负责解释页面语法 (HTML、D O M、J a v a S c r i p t) 并渲染网页 (CSS) , 决定浏览器网页内容和页面格式信息的显示方式。当前的浏览器内核引擎有Trident, Tasman, Gecko, Presto, Webkit等, 其中Trident, Gecko和Webkit几乎是以三分天下的局势占据浏览器内核市场。
Trident (又称为MSHTML) , 中文是三叉戟的意思。是微软Windows系统搭载的网页浏览器——Internet Explorer的浏览器内核, 从1997年的IE4一直沿用至IE8。Trident是一款开放的内核, 其接口内核的设计相当成熟, 因此有许多非IE的浏览器如:傲游、世界之窗浏览器、Avant、腾讯TT、Netscape等均采用Trident内核。
Trident曾一度借助Windows系统的王者地位而称霸浏览器内核市场, 但由于微软长期未更新Trident内核, 导致Trident曾经一度与W3C标准脱节, 其大量的Bug和安全问题也一直未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尽管IE7版本中加入了新的技术和对网页标准的支持, 但这些变动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后于其他浏览器内核。因此, 对浏览效果和网页标准支持的考量逐渐流行, 浏览器开发者将注意力投向非Trident内核。
Gecko是以C++编写的开源代码浏览器内核, 可开发程度高, 由网景通讯公司开发的, 被Netcape6开始采用, Firefox、Mozilla、SeaMonkey、Camino、Sleipnir、Songbird等均是使用的Gecko内核。它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程序界面以供因特网相关的应用程序使用, 例如网页浏览器、HTML编辑器、客户端/服务器等, 支持复杂的网页效果和浏览器接口。
Gecko也是一个跨平台内核, 可以在Windows、BSD、Linux、Mac OS X中使用。相比Trident, 它解决了对网页标准的支持问题, JavaScript脚本处理速度比IE快3倍左右, 但也常常出现为了达到很快的速度而丢失一部分网页兼容性的问题。
Webkit是KDE小组的KHTML及KJS引擎衍生而来的浏览器内核, 是Mac OS X平台默认的浏览器, 当前WebKit支持四种平台:GTK、QT、Mac OS X和Cygwin。GTK和QT使用的工具为qmake, Mac OS X使用xcodebuild, Cygwin则使用Visual Studio。
基于Webkit内核的浏览器与其他浏览器相比具有耗费资源少、支持中文显示、支持多窗口打开页面链接、图片渲染速度快的特点, 并能支持更多的协议与格式, 它推动了许多CSS3规范, 并率先采用HTML5规范。苹果的Safari、Google Chrome浏览器都是基于这个框架来开发的。
同Gecko一样Webkit是开源的内核引擎, 具有清晰的代码结构, 因此相较Trident, Webkit具有跨平台支持良好、可移植性强的优势, 相较Gecko又具有高效稳定、兼容性好、易于维护的显著优势, 并且在安全性和稳定性上都很出色。Webkit的JavaScript脚本处理速度是IE的6倍, 当年苹果公司在Gecko和KHTML中选择后者就是基于其卓越的渲染速度。更重要的是Webkit具有极强可移植性的优势, 基于Webkit开发的浏览器能够移植到台式机、手机和电视机顶盒等平台中使用, 重用本地平台服务, 并酌情提供友好嵌入的API。故Webkit在手机上有广泛的使用, Google的Android, Apple的iPhone, Nokia的s60手机所适配的浏览器均使用Webkit内核。
通过比较, 针对多平台、能承载多层应用、性能优良的共性支撑平台适合采用Webkit内核开源代码进行开发。
Webkit内核研究
Webkit内核的构成
Webkit内核引擎包含Webkit, Web core, JavaScript core三大部分。
Webkit:Webkit的每个子目录都是对应平台的完整实现, 定义了与应用相关的一些接口与应用程序交互, 针对不同的GUI平台都提供了相应的实现, 位于代码目录的最上层。通常Webkit是作为Web core层的客户端, 用于连接Web core和使用Webkit的OS。
JavaScript core:顾名思义是JavaScript引擎对JavaScript的支持和实现, 包括了脚本解释器、分析器以及执行程序, 运行过程是语法分析、语法树构建、变量检查、语法树执行。它在平台相关的库及后台库之上, 包含了脚本解释器、分析器以及执行程序。包含WTF库, 该库提供了各种实用工具, 是完全跨平台的, 并且可以单独利用。
Web core:Webkit最核心的部分, 定义了浏览器相关的数据IO、页面加载、脚本分析、UI组织、事件处理、网络分析、平台相关的具体实现等内容, 提供了所有的渲染逻辑, HTML、DOM、CSS、SVG支持和传输, 与应用层、库和平台都直接相关。
连线代表Webkit、Web core、JavaScript core与其所依托的平台和所使用的库之间的直接相关关系 (见图1) 。
Webkit内核分支演进版本比较
基于Webkit开源项目的浏览器内核有Apple Webkit、Qt Webkit和Chromium Webkit。
A p p l e W e b k i t包含最原始的Webkit开源代码, Apple.Inc把它用作Safari浏览器的内核并在2006年进行开源, Apple Webkit代码量较Chromuim少, 但其编译环境要求相对苛刻。
Chromium Webkit是Google公司开发的适用于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Webkit布局引擎, 采用了新的JavaScript V8。虽然Chromium Webkit代码量巨大, 但是为程序员提供了完整的编译文档指导和常见错误指示, 适合开发。其详尽代码注释也为代码的分析提供了方便。
Qt Webkit将Webkit引擎进行封装集成到Qt中, 因而其开发步骤非常精简, GUI的环境相当吸引人, 可以帮助开发人员迅速建立美观、实用、强大的用户接口。Qt将Web与本地内容和服务集成在单一的富应用程序当中, 快速创建整合实时web内容与服务的应用程序, 使用集成在本地代码中的HTML与JavaScript。由于Qt跨平台的特性, 它在各种桌面和嵌入式操作系统上都很容易部署。易部署。
Apple Webkit, Chromium Webkit和Qt Webkit内核基于实验经验的综合比较如表1所示:
结论
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 基于Web环境构造的信息服务形态将越来越普遍, 而Web App的优势完全依赖于强大的浏览器内核进行渲染, 因此各大传媒机构在实施全媒体战略过程中, 需要在此共性支撑技术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而Webkit强大的可移植性能够为Web App创造更多在移动终端上使用的机会, 因此Webkit非常适合为Web App信息服务应用的承载提供共性支撑, 现在的高端移动设备如iPad、iPhone及Android系统的内置浏览器都是基于Webkit内核, 对Webkit内核的分析对开发全媒体“开放式的信息平台”有着重要的意义。
技术共性 篇9
片上系统(System on Chip,So C)芯片在性能、功耗以及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成为当今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及产品创新的主流,可以有效满足军事装备电子系统多功能、小型化的发展需求[1]。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IP)核及其复用技术是So C设计的基础,使用IP核能够降低So C产品的设计风险,缩短开发周期。
标准作为引领和支撑先进技术应用的重要手段,是技术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对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军用产品研发过程中,可以将高技术指标、成熟工艺及过程控制等先进技术固化成标准,使标准充分体现军事需求,并指导后续产品的研制生产[2]。针对军事应用的需求和特点,充分利用现有的民用科技成果和成熟技术,结合国内外行业标准对于军用IP核的适用性,总结和分析军用IP核的关键共性技术,构建统一完备、科学合理的军用IP核标准体系,可以为IP核的开发提供技术规范和标准指导,保障IP核的质量与可靠性,形成军用IP核准入机制,促进军用IP核的自主可控和推广应用。
1 IP核标准体系现状
目前IP核产业发展非常迅速,IP核的来源较为丰富,许多企业、机构在大力开发相关的技术和产品。例如,企业自主研发积累IP核,这些IP核往往是由内部开发的IC芯片改进而成,具备了IP核的基本特征;设计服务公司专门提供不同形式、功能、层次的IP核;EDA工具公司利用技术和工具优势开展IP核业务;Foundry厂商也在推广IP核,这些IP核通常与生产工艺紧密相关。此外,还有专业的IP核交易平台构建了IP核库,为IP核检索、转让提供渠道和途径。不同来源的IP核在文档结构、数据格式以及信息描述的详细程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影响着IP核的转让交易与集成应用,因此IP核的标准化显得尤为重要。
在IP核的标准化进程中,虚拟插座接口联盟(Virtual Socket Interface Alliance,VSIA)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VSIA成立于1996年,是最早开展IP核标准制定的国际组织,其成果形式分为规范(Specifications)、标准(Standards)、技术文档(Technical Documents)。VSIA在2008年停止运作,把一些尚在运行的工作移交给其他产业组织。VSIA标准为IP核的开发、集成和复用提供了技术方案,对于IP核的复用设计和交付使用具有指导意义。
除了VSIA,国际上还有其他一些组织,如SPIRIT、OCP-IP等,也在IP核标准领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2006年,中国集成电路IP核标准工作组(IP Core Group,IPCG)在参考VSIA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编制了11项电子行业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内容与VSIA基本一致。
虽然IP核标准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标准被认可接受的程度有待提升,推广应用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VSIA标准对设计方法学的描述较多,制定的标准“过于抽象化,缺乏具体性”,没有一个可以供IP核设计者参考的设计流程[3]。一些具有技术优势和行业影响力的企业采用的IP核开发流程以及配套的交付模式,几乎形成了一种事实标准,行业组织推出的标准很难在这些企业内部推广。
目前,IP核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但是相关的军用标准非常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IP核技术在军用方面的应用和推广。行业组织推出的标准主要面向民用领域,虽然对于军用IP核的开发和使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军用IP核的特殊应用场景,对可靠性、安全性、环境适应性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对这些标准只能合理借鉴而不能简单照搬[4]。
军用IP核标准对于研发自主可控的IP核具有重要意义,构建军用IP核标准体系势在必行。根据军用IP核开发的实际需求和交易机制的特点,建议将军用IP核标准体系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关键技术为核心的基础标准,一类是以具体IP核产品为核心的产品规范[5],如图1所示。
目前,已经发布实施的《军用集成电路IP核通用要求》(标准号GJB 7715-2012)是基础标准,规定了军用集成电路IP核的设计、验证、实现、检验、交付等要求,适用于军用集成电路IP核的开发、转让和集成过程。
2 关键共性技术分析
2.1 交付项要求
IP核的交付项承载了IP核不同层次的描述信息和特征化的属性规定,在表现形式上可分为文档交付项、数据交付项。确定IP核的交付项要求时,应以应用为导向,为IP核用户提供使用IP核的必要信息。
2.1.1 强制类型
根据IP核交付项的重要程度,其强制类型可分为强制、条件强制、推荐、条件推荐等4类。由于IP核种类繁杂、功能多样、规模各异,制定IP核交付项要求时,应保持交付项内容统一连贯,避免交叉重复,遵循“最小子集”原则,即:对于IP核应具备的充分而必要信息,如果缺失就会影响IP核的正常应用,则要求强制交付;而对于IP核的某些信息,若缺失,不会影响IP核的正常应用,但是若具备,有利于对IP核的了解和使用,则建议推荐交付。
强制交付项是IP核集成应用的基本要求,也是IP核交付项的核心所在。强制交付项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集合,比较容易界定,而推荐交付项的范围难以收敛,即使对于同一类IP核,由于可能的应用方向和领域不同,IP核用户期望的推荐交付项内容必定会有所差异,所以很难列出所有的推荐交付项。是否提供推荐交付项,可以认为是IP核开发者的一种自发行为,能够提供多少推荐交付项,则是IP核开发者研发能力的一种体现。推荐交付项是IP核质量评测的加分项,该项内容越丰富,越有助于IP核的集成应用,能有效提升IP核的用户体验效果。
2.1.2 文档交付项
由于不同种类IP核之间的差异很大,文档交付项应具备的内容千差万别。在IP核标准制定过程中,应重点对文档的强制类型和必要的基本内容进行约束。对于文档的编制方式、撰写风格以及内容的丰富程度,很难精确量化和细化,因此不做具体要求。文档交付项虽然不直接用于IP核的集成应用流程中,但是对于深入理解和顺利应用IP核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结构合理、层次明晰、详细规范的文档交付项是成熟IP核的必要条件,文档交付项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到IP核的应用效果。目前国内的技术人员往往“重设计、轻文档”,反复的设计迭代和修改往往容易忽略文档工作的完善。为降低技术风险、统一设计状态、避免无效的资源和时间开销、降低人为因素在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差异性影响、保障研发各环节的可追溯性,在研发的各个阶段必须提供各种文档输出,并进行统一的管理和归档[6]。
IP核文档交付项一般包括功能手册、验证手册、应用手册、交付项清单以及目录结构文件等,必要时还需要提供测试手册。需要说明的是,设计手册涉及IP核开发的内部细节,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IP核交易的实际需求,对IP核设计手册不做交付要求,由交易双方另行约定。
以硬IP核为例,GJB 7715给出的文档交付项列表如表1所示。
2.1.3 数据交付项
数据交付项是IP核特征化的重要载体,其中的应用信息与EDA工具有很大的关联性,数据格式很多是由主流EDA工具厂商定义的,在IP核在开发以及集成过程中,需要借助不同的EDA工具完成各种数据格式的生成与使用。
对于不同类型的IP核,由于实现方式和应用环境的不同,数据交付项的内容不尽相同,可以根据IP核的开发、应用流程对交付项进行细分归类。例如,在GJB7715中,硬IP核的数据交付项分为功能验证交付项、时序分析交付项、物理设计交付项、物理验证交付项、硅验证交付项、系统应用交付项等。以物理设计交付项为例,其要求如表2所示。
数据交付项与文档交付项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目的和作用不同。文档交付项的目的是说明和指导,从文字形态上对IP核的功能、验证、应用等信息进行详细的描述,用于指导IP核的集成应用。数据交付项的作用是证明与应用,通过一些过程文件或者结果报告,证明IP核的具体实现和实际性能,而逻辑设计或者数据模型可以应用于IP核的集成流程中。
军用IP核的交付项要求可以参照和借鉴VSIA和中国集成电路IP核标准化工作组发布的标准,在合理引用的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广泛征求IP核研制单位和用户单位的意见,使之形式上符合国家军用标准编写规定,内容上体现军用IP核自主可控的特殊要求。
2.2 质量评测
军用IP核质量评测对于保证IP核开发质量具有重要意义。GJB 7715规定,IP核开发者在交付IP核之前,应向评测机构提出质量评测申请。为了保证IP核质量评测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可靠性,可以借鉴民用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第三方质量评测机制,构建专业独立的第三方质量评测平台。
国际上影响较大的IP核质量评测方法是VSIA发布的QIP(Quality IP)度量工具。QIP由交互式的电子数据表组成,从IP核集成评估、IP核开发评估、IP核供应商评估3个方面对IP核打分。2007年,QIP移交给IEEE DASC(Design Automation Standards Committee),后来形成IEEE 1734-2011标准。QIP对于IP核质量评测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很多相关的研究借鉴了QIP的方法和思路。但是,QIP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问题设置过于抽象,主观评测所占比重较大,实用性不强[7]。
目前国内IP核质量评测研究主要集中在民用领域,在评测方法和流程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实际应用还存在着局限。例如,生成的质量评测报告比较粗略,不同IP核之间的质量区分度不明显,难以真正反映IP核质量的特征和差异。评测案例不具有普适性,不能适应规模化、规范化的IP核质量评测需求。
在IP核质量评测的具体操作流程中,可以采取主客观结合的质量评测方式。主观质量评测根据IP核“是否”具备特征属性或者符合期望要求,结合相应的权重分配,给出评分或等级。客观质量评测一般是在EDA工具环境下验证IP核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IP核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设计数据和支持文件进行确认。为了在实际条件和集成环境下考察IP的质量,可以考虑将硅验证、应用验证等内容纳入客观质量评测的范畴[8]。
对于不同种类、不同形态的IP核,质量评测具体的实现方法和操作流程差异较大,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和技术,提高质量评测的应用能力和实际效果,对IP核的质量评测结果进行客观定性、准确定量,为IP核用户评估、选用IP核提供参考,同时为IP核开发者提供反馈意见和改进建议,引导IP核开发者有意识实现开发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与保证。
2.3 测试方法学
测试是确定或评估电路功能和性能的重要方式,对于验证设计、保证质量、分析失效以及指导应用具有重要意义[9]。
传统的板上系统(System-on-Board)和So C设计具有很强的功能相似性,但是两者之间的测试方法非常不同。对于板上系统,IC提供者对系统中IC元件的设计、制造和测试负责,而系统集成者一般只需关心IC元件之间的互连。在So C设计流程中,交付使用的IP核仅仅是一个模型,不可能在此阶段进行制造测试。因此,系统集成者不仅需要负责IP核之间的互连逻辑测试,还要关注IP核自身的独立测试[10]。
IP核独立测试是IP核流片制造后进行的测试,用于表征IP核本身的性能。在GJB 7715编制过程中,征求IP核研制单位和用户单位意见时,对于IP核独立测试与传统IC芯片测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讨论较多。基于现有的技术能力和条件,IP核的独立测试一般采用传统IC芯片的测试方法和流程。然而,由于IP核的交付形态、属性特征以及应用方式均有别于IC芯片,IC芯片测试方法在反映和呈现IP核真实性能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例如,封装测试时的封装引脚、寄生参数以及测试板等,裸片测试过程中测试仪器的去嵌入、校准等,这些因素会影响IP核的测试性能。如何去除这些影响因素,或者对其进行建模分析,拟合测试结果与模型参数,从而得到真实的性能,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另外,IP核的集成环境与测试环境之间的差异也影响测试结果的适用性。
除了IP核自身的独立测试外,由于IP核嵌入So C后失去了可观测性和可控制性,IP核测试还需要考虑IP核与用户自定义逻辑或其他IP核的测试连接方法,即IP核/So C协同测试,以实现测试复用和测试资源共享。IP核/So C协同测试中,与So C相关的问题,如测试访问机制、测试调度策略等,由So C设计者解决。为了支持IP核/So C协同测试,IEEE 1500是一个可行的技术备选方案,其定义了一种可扩展的通用测试结构,允许IP核的模块化测试开发、测试复用以及外围逻辑测试。IEEE 1500测试外壳(Wrapper)可以配合IEEE 1450.6芯核测试语言(Core Test Language,CTL)使用,为测试隔离、访问和控制等机制提供基础。IEEE 1500现在只适用于数字IP核,暂不支持模拟IP核测试。
目前国内与IP核测试有关的标准主要是IPCG编制的《集成电路IP核测试数据交换格式和准则规范》(SJ/Z11352-2006)。SJ/Z 11352包括了IP核测试交付项规范、IP的隔离和DFT指导原则等内容,侧重于IP核测试方法学描述,不能直接满足IP核测试的实际需求。SJ/Z11352面向的是民用领域IP核,缺乏对测试环境、测试约束的详细规定,难以适应军用领域对于测试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的要求[4]。
在军用领域中,现在还没有专门针对IP核测试的标准或者规范,只是在军用IP核基础标准中对IP核的测试方案、测试环境等提出了总体要求,IP核测试信息主要体现在硅验证交付项中。例如,GJB 7715要求硬IP核必须进行硅验证,强制交付测试手册、测试报告等;推荐对软IP核进行硅验证,测试结果可以作为软IP核应用成熟度、质量评测的参考信息和证明材料。此外,军用IP核宜支持可测试性设计(如扫描测试、内建自测试等),保证IP核集成后的可测试性,建议考虑IP核与So C之间的协同测试性。
军用IP核基础标准没有明确规定IP核测试的具体方法和流程,需要制定IP核测试的详细规范,明确不同种类、功能IP核的测试方法,用于指导IP核测试。
2.4 可靠性试验和检验
可靠性试验和检验是为了确保提交的产品符合规范要求。在目前的国军标体系中,与集成电路可靠性试验和检验有关的主要标准见表3。
军用集成电路与民用产品的重要区别在于,军用集成电路按照GJB 597A规定进行质量等级划分,并根据相应的质量等级要求进行可靠性试验和检验。质量等级是军用集成电路质量特性的量化指标,也是军用集成电路在生产、试验及检验过程中执行不同质量控制要求的体现和重要依据。GJB 597A规定的有关试验和检验主要包括筛选、鉴定和质量一致性检验。通过100%筛选尽可能地剔除早期失效芯片,筛选合格后的产品需要按照质量等级要求抽样进行鉴定和质量一致性检验[11]。
GJB 597A、GJB 548B主要针对微电子器件和小规模集成电路,GJB 2438A面向混合集成电路、多芯片组件,这些标准的适用范围难以涵盖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要求。IP核在规模、种类以及功能等方面已经与传统微电子器件、IC芯片产生了很大差异,军用IP核的可靠性技术面临着挑战:电性能的不可测性、环境与机械试验的不可模拟性、传统试验方法的不适应性等[12]。
IP核进行可靠性试验和检验时,需要流片制造得到实物样本。所有用于检验的样本在适当封装后,应进行封装检查,剔除由于封装引起的失效样本。所有IP核样本都应进行筛选,通过计算相应的允许不合格品率(PDA),判断检验批的质量水平,决定接收与拒收。IP核样本完成规定的筛选要求之后,应从组合好的检验批或检验子批中随机抽取样本进行后续的鉴定和质量一致性检验。
IP核鉴定是对样品进行的一系列完整的检验,根据不同需要对样品质量进行全面考核,目的在于确定IP核是否符合规范要求。质量一致性检验是以逐批检查为基础,对IP核主要质量指标进行考核,用于确定IP核在生产制造中能否保证质量持续稳定[13]。GJB 548B规定了鉴定和质量一致性检验程序,以保证器件和批的质量符合有关订购文件的要求。A、B、C、D和E组试验和检验的全部要求,用于器件的初始鉴定、产品和工艺发生变化时的重新鉴定以及保持合格资格的周期试验。在GJB548B基础上,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选择使用各组试验,保留与IP核设计相关的试验(如电测试、稳态寿命),删去环境试验和机械试验中不适用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在军用IP核基础标准和产品规范中,规定的试验是必要但不充分的,不排除应用于特殊环境下的IP核所要求的或为使检验结果更好而进行的附加检验。
目前国内军用IP核还没有专门的可靠性试验和检验标准,可以参考借鉴国军标体系要求,结合IP核产品的小批量和需求不连续等特点,提取适用于IP核的方法和程序,制定相应的详细规范,完善军用IP核标准体系。
3 结论
技术共性 篇10
1国内外研究现状
“共性技术”一词最早是在1992年由美国经济学家Gregory Tassey等[2]提出的,他们认为共性技术研究是技术R&D的首要阶段,进行共性技术研发的主要目标是为技术的进一步研发降低风险。Michael J等[3]认为,共性技术的协同研发会加快企业的创新活动。当创新技术刚开始溢出时,独立开展创新技术研发工作的企业不能有效使其创新对手的正外部性内在化,但是如果进行协同研发就可以部分矫正这种外部性; 随着现代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其研发的投入越来越高,协同研发共性技术就可以将研发成本分摊至各个协同研发个体,减少研发成本,加速创新过程,降低研发风险。Hamid Valipour Nima等[4]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博弈模型,第一阶段便是共性技术的研发阶段,在这个阶段,协同研发的企业将各自的资源聚集到一起共同进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为后面的过渡阶段和产品市场竞争阶段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两方面: 一是从供给角度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的政府行为问题,如张晓艳[5]对产业共性技术的供给机制和国内外实践进行全面分析后指出,共性技术供给一直存在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现象。二是具体到地域或产业的关键技术研发研究, 认为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协同研发是沟通优势产业与技术发展之间的桥梁,如龚毅等[6]对构建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的平台进行了研究,从战略发展的角度研究了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构建模式,同时提出进一步促进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建设的相关对策; 栾春娟等[7]从共性技术的测度方面对国内外研究做了综述; 许端阳等[8]从科技计划管理的角度进行研究,在系统分析国内外产业共性技术界定和选择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产业共性技术的界定和选择方法体系; 朱瑞博等[9]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角度对其发展中面临的障碍与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 程晓农[10]从提高地方科技水平出发进行了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对共性技术进行研究时,多数局限于共性技术的特征与分类、共性技术以及政府在共性技术开发中的作用与定位,较少涉及共性技术协同研发机制以及其如何在优势产业中发挥作用。 如何构建起并不断完善优势产业中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机制应该作为以后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的重点。
2优势产业中的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作用机制
关于关键共性技术与产业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Gregory Tassey在其研究中探讨了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 ( 如图1) ,揭示了共性技术的机制; 从技术链的角度对关键技术进行研究,探讨共性技术在整个技术研发中的作用机制,认为共性技术是产业技术链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 如图2) 。
我国学者则主要从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的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动力角度来分析其作用机制,普遍认为是内在驱动力和外在动力的共同作用推动着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发挥作用。
2.1优势产业中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作用机制的内在驱动力
关键共性技术不仅具有一般技术的历史延续性、 关系稳定性等作用机制,而且还具有优势产业特征, 代表了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挥作用受制于其技术范式及技术轨道,它们同时又是关键共性技术发挥作用的内在的驱动力。
2.2优势产业中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作用机制的外在动力
( 1) 国家政策。由于研发关键共性技术具有外部性、基础性、投入成本的高风险性等特征,它的研发必须依靠政府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其发挥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创新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同时,优势产业中协同研发的企业对关键共性技术的排他性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势必会影响关键共性技术发挥作用的速度、时间,因此,政府必须在关键共性技术的作用机制方面发挥引导职能。
( 2) 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利益推动力。对于优势产业中协同研发关键共性技术的企业来说,一方面, 它们已采纳关键共性技术并在此基础上率先研发出专有技术,因此会获得短期超额利润; 另一方面, 关键共性技术有溢出效应,因此它们面临着投资风险、收益风险等不确定的风险因素,这使得优势产业中协同研发企业不得不将关键共性技术迅速形成生产力并与其他企业分享,以便尽快收回研发成本, 获取下一研发阶段的投资。这样,在优势产业中便会形成协同研发———关键共性技术发挥作用———再协同研发的良性循环。
( 3) 市场需求。发达地区的技术溢出和落后地区的技术需求的共同作用推动着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发挥作用。市场需求的引力机制使得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会向引力最大的方向发挥其作用; 同时,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作用发挥后,技术接受方会在其基础上进行技术改进, 技术研发实现新的突破,反过来还会推动技术层次逐渐向高级化发展。
3我国优势产业中的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现状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目前在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究的范围仍停留技术应用方面,缺乏对共性技术的基础性研究。
3.1协同研发投入力度不够
陆立军等[11]通过对浙江的实证研究发现: 企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所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依次是研 发人员紧 缺 ( 56. 03% ) 、 缺乏研发 资金 ( 24. 12% ) 、不经济 ( 19. 85% ) 。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往往涉及多个知识领域,研发跨度大, 需要研发人员不断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同时在资金方面,其需求也比一般的研发要多。我国大多优势产业的技术研发仍处于产品的初级阶段,但是在共性技术研发方面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我国目前正在不断加大多优势产业的技术研发资金投入,但与美日欧等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相比,我国在研发投入力度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如美国国会在2009年6月通过的 《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 中提出, 美国对新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将达到1 900亿美元,到2025年,基础性科学研发将投入200亿美元; 但是,2010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为511亿美元,从1978年 ( 52. 89亿元) 到2012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到研发支出的5% ,远低于创新型国家15% 以上的比例[12]。
3.2协同研发机制不健全
当前,我国的技术创新体系主要是以企业为主, 科研院所与高校有机结合共同助力技术创新体,但是这样的体系特别是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体系不明确,体现在: 首先,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缺乏明确的研发主体。关键共性技术是技术成果向经济成果转换的关键环节,而且研究成果是为社会和产业所共享的,而作为目前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的核心力量, “产 - 学 - 研” 联合模式却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与此同时,随着企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共性技术研发的供给不足。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科研院所弱化了推动技术发展的作用,高校人才的流动性增强等各方面综合因素使得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协同研究受限。再次,目前正在探索构建的其他供给主体还处于探索阶段。
3.3优势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人才紧缺
为实现关键共性技术的发展,企业大都采用 “产业链—市场—制定技术标准—协同研发” 模式, 构建起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平台以整合优势产业的技术资源和科研人力资源,但在这种协同研发下的联盟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研发人员短缺。一方面容易造成有限的科研人员各自为政,使得合作稳定性弱; 另一方面研发人员流动性过大也不利于协同研发队伍的稳定性。为使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的形式充分发挥协同作用,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加强内部协同研发机制的稳定性,加强对人才的培养与科研团队的建设。
4健全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机制
4.1充分发挥政府的扶持作用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科技研发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正在向自主创新转变。但是企业的力量是有限的,很难成为进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主导力量,这就需要国家政府部门及时介入,在优势行业的关键技术研发中充分发挥扶持的主导作用,减少市场失灵、过度竞争和组织失灵的损失,加快关键共性技术在优势产业中的快速转化。为提升国家优势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要充分发挥对关键共性技术进行协同研发的作用 ( 如图3) 。
4.2从整体上对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进行规划
将优势产业的关键技术协同研发提升至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层面,一方面政府要加强研发资金投入, 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应有所倾斜。目前我国科技投入还不够,技术研发还处于改进阶段,协同研发机制还不健全。对基础技术研发不断进行重复投资但却收效甚微,成果得不到共享,造成资源浪费。政府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仍占主要地位,在优势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中仍需发挥关键作用,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在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上。
4.3研发的社会化创新
优势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应以政府为主导, 这将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展开。政府作为国家的战略决策者,为促进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体系建立, 提供政策上的保障,为建立优势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机制创造政策环境,如发布指导意见、提供研发经费保障、监督研发资金使用情况等。在政策上要对优势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进行重点支持, 要尽快制定有利于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作研发政策,同时成立项目组、设立专项资金、成立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以及战略性关键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企业严峻的生存压力, 企业从自身而言难以独立进行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活动,通过政府投入资金、设立科研院所等可以有效解决其在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上的缺失。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未雨绸缪,一方面要在借鉴外国先进科研经费投入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 适时调整技术扶持重点; 另一方面对设立的专项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要进行有效的引导,促进技术成果有效供给和扩散分享。
4.4发展“政-产-学-研-企”合作,加强合作制度与运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合作的稳定性、实现优势互补是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合作体系建设的重点,为此要引进战略风险资金,完善成果共享机制,促进研发成果的市场转化。促进从事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内部成员之间增强合作意识,建立信任机制,建立起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风险防范与监督机制,提高合作的稳定性。政府方面,可以成立领导小组引导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主要履行两大职责: 一方面负责制定方针、政策用于有效推进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另一方面成立常设机构———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管理委员会,负责日常的监管活动, 包括监督研发经费使用、组建技术咨询委员会等, 对研发方向进行专业规划,实现管理与技术的全面管理,从战略和可行性的角度制订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规划、分析与预测,确定总体发展方向。企业方面,同一行业的企业可形成关键共性技术联合研发团体。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优势产业内的企业之间更应加强共性技术的研发合作。 “研” 方面,建立相关的研究院所,确保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能够有效地开展,研究对象定位于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目标设立为推进优势产业的先进科学技术研发成果产业转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对此可采用两种模式进行重组或构建研究院所: 一是独立的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院 ( 建议运行经费采用由国家承担的事业费制) ,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关键共性技术的基础研究,实现研究成果在产业内共享; 二是成立专门从事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研究院,主要从事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并促进研究成果转化与共享 ( 建议运行费用由其母体和国家共同负担) 。采用非营利组织的模式,运用企业管理的方式运行,由主体部分对其所属各地区的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院所进行盘活; 地方政府要充分结合本地区特点对有关资源进行整合,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对区域优势产业的关键技术研发加大扶持力度。此外,还可以对现有重点优势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机构进行整顿, 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的网络结构,共同构成我国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主体。一方面选择有代表性的企业 ( 具备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应用条件) 作为试点,进行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的应用与成果扩散; 另一方面从需求角度看,企业及时有效地反馈有关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需求信息对促进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充分调动并发挥一切社会组织机构在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中的作用。
4.5建立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界定标准
在优势产业中建立关键共性技术的界定标准、 完善评价体系,同时加大对技术成果的保护,提高协同研发效率、提高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为促进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成果在企业间的转化,建立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传导机制要以专项为基础,以资金为支撑,在实践中完善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界定, 践行其运作机制。
4.6建立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资源与成果共享机制
首先要进行调研,摸底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的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具备进行相关研发的基础设施的部门,通过调研,将结果形成优势产业关键技术协同研发的资料库,并将这些资源合理配置在优势产业整体和相关企业中; 此外还要利用好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那些分散的社会环节 ( 国家出资开展的科研项目、支撑优势产业关键技术协同研发的各种资源) ,将这些社会资源整合并进行有效共享,共享方式有如: 由国家投资建设的科研基础设施,以合理收费等方式向社会部分开放; 若形成知识产权的有形技术如果是在政府资助下获得的,可将知识产归承担单位, 但承担单位必须要将技术成果进行转化和扩散; 若最终技术成果是无形技术、无法形成知识产权,研发成果为项目承担单位所有但是必须通过签订协议从而对优势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加以保护,项目承担单位还应承担起将该技术成果进行推广、扩散的责任。但是要注意的是,在优势产业关键技术协同研发成果共享的过程中,所需资金不能仅依靠政府, 要充分发挥一切社会组织的力量。
4.7建立健全技术研发的监督机制
在优势产业关键技术的协同研发中不仅要关注技术研发,还要对整个过程进行控制。主要是通过对研发过程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督,确保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以及经费用到关键地方; 同时要健全监督机制,通过设立反馈系统保障各种信息流畅通,目的是能够寻找到对技术研发有利的因素、优势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自主研发的瓶颈等,尽早将所发现的存在问题进行有效反馈并及时制订解决问题的方案。 此外还要建立一套绩效评价体系对优势产业关键技术协同研发机构进行评估,合理评价科研项目,监督和制约在研发过程中易出现的弊病。评估体系要着重强调鼓励关注长远价值,及时发现薄弱环节, 确保协同研发机制高效运行
5总结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的协同研发对于优势产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创造效应,然而,目前我国优势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对技术特别是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还处于薄弱地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应大力推进我国优势产业关键技术协同研发,并稳步有序地推进各项举措,为进一步推进优势产业的发展夯实基础。受研究水平的限制,本文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如主要以规范研究为主,未来可以适当结合局部案例做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产业各个领域中的关键共性技术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机制是产业持续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强有力技术保障。建立健全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机制应适应我国产业发展的现状,这也是促进产业发展和实现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对我国关键共性技术协同研发机制进行系统阐述和现状分析,指出其对优势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要实现优势产业的良性发展,须健全人才培养与技术协同研发体系。
掌控好“集”的共性 篇11
科尔沁牛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河南农业产业化集群三大试点之一。新野县依靠准确的战略定位，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立足区域性优势，着力产业的地域性，着眼前瞻性发展，联动蔬菜、纺织产业化集群比翼齐飞，用破蛹化蝶的成效展示出风景这边独好。
新野县致力于关联性协调带动，推演出多方受益的机制。肉牛产业化集群与蔬菜产业化集群互相借力，效益明显提升。傍紧产业集聚区，在联系和联接中借力而进、合力而兴，尽力放大正相关效应。着力带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带动农民土地之外兴业创业，相当大一部分新增就业，可以由农业产业化集群容纳。把农民的利益作为利益联结机制的落脚点，让农民共享合作协同效益的同时，又借产业化集群留住了乡愁。各个产业化集群以“集”为链键，构建成相得益彰的格局，既独立发展，又借力壮大，形成各自搭台唱戏，共同营造氛围，互相借光造势的共生局面。用“集”的方式，促使要素集聚、资源集中、优势集合，从而聚拢成“群”的形态，并借助这种形态引导要素集约、促成资本集聚，形成优势产品集散地、特色经济发展中心和就业密集区，为城镇化打基础、增动力、聚合力。
新野县的产业化集群发展，用共性张扬着个性，借群体性放大着特色产业优势，“集”出了鸿篇巨制。
技术共性 篇12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阶段和形式。我国一直以来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产业化率不高,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是科技开发、科技服务等人员的长期任务。本文以广西水泥产业为对象, 针对产业的共性问题及需求, 结合水泥企业原材料、技术装备、技术力量等条件, 能耗、物耗、效率等生产技术经济水平, 以及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实际, 开展了生态水泥绿色制成共性技术的集成与产业应用, 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 这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一次成功探讨。
2 技术集成的背景
(1) 国内外推动水泥绿色制造技术的发展为技术集成提供了借鉴
国际上生态水泥绿色制造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发展主流和热点为技术集成明确了方向。国际上把一直节能减排、消纳固废等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 作为水泥产业科技进步的主流发展方向。如新型干法具有水泥装备大型化、生产工艺节能化、操作管理自动化、环保措施生态化等特点, 应用范围涉及的水泥产量已超过总产量的70%。国外先进水泥工业积极进行废料的再利用, 逐步从被动治理自身对环境污染向主动消化其他污染物的方向发展, 采用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 最终实现消纳建筑固废、生活固废、工业固废和低耗能、零污染生产等生态、绿色、清洁生产的目标, 成为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工业。
我国水泥产量及消耗量都占全球的50%以上, 水泥生产企业有9000多家, 平均规模6.4万吨, 前10家企业的生产集中度达到25%以上。我国传统水泥工业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进展缓慢, 一些技术经济指标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 我国水泥工业提高了对绿色生产技术重视程度, 进入21世纪之后更加大开发力度。水泥工业在全社会的循环经济中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一方面是积极发展新型干法水泥、余热发电、变频节电、粉末的新型技术 (装备、工艺、助剂等) , 2012年全国水泥产量约21亿吨, 新型干法水泥比重达到70%以上。另一方面, 更主要体现在消纳利用了各种工业废弃物及城市生活垃圾等。
(2) 水泥产业基本特点为技术集成及产业应用提供了基础条件
尽管新材料层出不穷, 水泥仍然是当代难以替代的经济实用的建筑材料, 一直是建材中的骨干和基础, 是三大基础材料之一。水泥工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不大, 却是经济社会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产业。水泥产业具有不可或缺、大投资、低单价、大规模、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特点, 既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经济增长的支撑之一, 也是资源和能源高消耗的行业, 是典型高投资、低产出、高污染的产业。生产1吨水泥熟料大约要排放700~900多千克二氧化碳, 综合能耗约266.6千克标煤, 水泥生产成本有一半来自能源。因此, 水泥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发展绿色生产技术实现节能减排。
水泥工业可以彻底干净地消纳固体废弃物的品种多, 适用范围广, 消纳量大;水泥生产与消纳利废同时进行, 对水泥生产工艺及装备系统的正常操作运转、对水泥的产量和质量基本没有不良影响, 可以安全、高效、经济地消纳利用全社会相当一部分的废弃物, 无需另耗巨资去焚烧填埋废物, 并且见效快。上述特点, 都是开展生态水泥绿色制成共性技术的集成与产业应用先决的基本条件。
3 广西水泥产业的技术需求及应用环境分析
(1) 广西水泥业产业现状
广西水泥业是千亿元建材产业的主体, 在全国水泥行业中占重要地位, 企业约400多家, 分布在桂中、桂东、桂北、桂西、桂南五大经济区。经过近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 落后产能退出缓慢、行业集中度低、低等级产品仍占相当比例的现象明显改进。广西新型干法水泥占水泥总产量的比重为45%, 新型干法水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2年广西水泥产量达到9000多万吨, 其中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占水泥总产量的比例达到80% (约7650万吨) 左右。
广西人均水泥消费量约为0.4~0.6吨, 远远低于2005年全国人均水泥消费量0.8吨的水平;广东市场是华南最大的水泥消费市场, 每年广西水泥大约有40%~50%销往广东。鉴于周边区域石灰石和煤炭资源缺乏, 加上产业升级加快, 环保要求大大提高, 立窑水泥企业关停并转速度加快等因素, 广西新型干法水泥凭借质量、成本等优势挤占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粤西地区市场。由于能源、电力、劳动力等费用较低, 加上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 周边尤其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水泥需求旺盛, 加之交通运输特别是水路运输极为便捷。
(2) 广西产业的共性问题及需求
由于台泥、海螺、华润、南方等企业的进入, 广西水泥产业优化了产业的组织结构及技术结构, 加上执行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实行行业准入制度等原因, 广西在地企业除鱼峰水泥公司等较大企业外, 大部分企业改造成了水泥制成企业 (粉磨站) 。无论是何种规模的企业, 水泥制成都是其必有的工序。
广西较大部分水泥企业在烧成尤其是制成工序都在不同程度存在耗煤、耗电高的共性问题, 加之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低, 尤其广西较多大宗的冶金废渣没有很好地利用, 对水泥企业来说是一种潜在资源的浪费, 这些废渣堆置和填埋对社会来说造成环境的污染和土地的浪费。而这些废渣在制成工序利用较为简便、低成本, 当然由于废渣的特性 (水分、活性、易磨性) 也一样要求解决其制成中的煤耗、电耗高的共性问题。
水泥企业除了都要解决其制成工序原有耗能高的技术需求外, 要能利用工业固废低能耗、低成本、高性能 (或合格) 地生产水泥, 要满足所用废渣资源的不利特性所带来的连续配送料、水分控制、活性激发、粉磨高效甚至生产线优化设计和布局等一系列生产要求, 这就需要把一些单一的技术, 根据每个水泥企业的具体实际需求进行有机的制成系统技术的集成。
(3) 广西水泥产业中绿色制成技术的应用环境
广西水泥绿色制成技术有较好的应用环境。一是广西固体废弃物也较多, 历年实际存量有2亿多吨。尤其工业固体废弃物如金属 (如钢、锰、铝、铬等) 工业固体废弃物 (包括采矿废石、选矿尾矿、冶炼废渣等) , 以及石化、制糖、钢铁、火电等产业的废弃物也比较多。仅南宁市2008年建筑垃圾排放量就为993万吨, 比上年增加了114%, 单位面积排放量为0.44kg/m2, 人均排放建筑垃圾量为3.98t/人。按国际测算法, 每万吨建筑垃圾占用填埋场的土地1亩, 南宁市建筑垃圾填埋占地面积是惊人的。这也说明利用工业固废的潜在资源十分丰富, 其处理与利用的形势也十分迫切。二是广西水泥产业已把节约利用资源、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的要求与企业的经营发展结合起来, 以资源综合利用为突破口, 以节能降耗减排为关键, 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工艺、生产技术和深加工技术, 为工业废渣、城市生活垃圾和自然废弃物再循环利用开辟新途径。广西有关管理部门组织水泥产业的科技界、企业界结合广西水泥产业实际, 瞄准这些技术需求进行了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这是水泥绿色制成技术较好的应用环境基础。
4 水泥绿色制成技术的集成及产业应用
(1) 生态水泥绿色制成技术的集成
首先是绿色制成技术的筛选。对区内外有关生态水泥绿色制成技术集成的效能评估与诊断, 要实现水泥生产高效利用工业固废的目的, 首要针对广西工业固废特性筛选能解决这些特性所衍生问题的系列单一技术。例如解决工业固废水分过多的粘湿料能准确、连续、高效的配送技术, 工业固废在粉磨前水分控制的高效、低能耗烘干技术, 低活性工业固废激发利用或工业固废高掺量利用技术, 等等。其次, 要围绕综合利用工业固废的目的, 针对水泥企业要高效、高质、低成本生产的要求, 结合企业水泥制成的基本生产流程及工艺技术、装备技术等现实水平, 对筛选的系列绿色制成技术进行柔性集成, 以便多模式的让水泥企业根据自身实际进行集成性的生产应用。
上述集成技术包括高效粉磨技术、近正交均化技术、偏转扬料烘干技术、湿粘仓料配送技术、机械-化学共激发技术、集成优化设计技术、磨内雾化降温技术、水泥磨钢球 (锻) 分级技术等。这些技术都有较大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效益性, 如具有发明专利的高效粉磨技术通过高效立体筛分装置和磨内多重分选系统、重力-风选转制与系统、磨内扬料控流和防结团功能装置、粉磨选粉一体化技术, 能明显提高粉磨机效率、降低电耗、节省投资;机械化学共激发技术能显著提高工业废渣的潜在水化活性及粉磨效率, 明显提高工业渣材在水泥中的组合掺量;偏转扬料烘干机可使烘干渣材的产量提高25%~45%, 煤耗降低15%~25%。
(2) 水泥绿色制成技术集成的产业应用
首先设定应用企业的条件, 一是技术装备符合国家产业管理的要求, 二是生产规模达到年产60万吨以上, 三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基础较好, 四是水泥产品有一定市场品牌, 能涉及区内外主要市场。其次是应用企业的选择, 以广西水泥产业的重点区域、重点或典型企业为优先, 在行业专家评估的基础上由管理部门客观决策选择应用企业。
在2011年、2012年共在广西22家水泥企业应用, 分布在桂林、柳州、玉林、贵港、百色、梧州、钦州、贺州等地市。在应用过程中, 在发挥技术依托单位技术力量、企业自有的消化吸收能力的基础上, 并注重与企业进行跟踪和充分沟通, 组织专家利用现场诊断、技术措施指导、咨询等多种方式, 帮助企业在产业应用中有效地消化吸收技术。
5 绿色制成技术集成的产业应用效果
(1) 技术经济指标达到的效果
2011年至2013年期间, 以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在22家水泥企业开展生态水泥绿色制成共性技术的集成与产业应用, 使广西水泥产业提升了企业科技进步的能力, 也提升了广西水泥产业的绿色制成技术的工艺、装备等技术水平以及生产水平。具体表现为, 相关技术在产业应用中使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得到较大改善。
如磨机台时产量在不同条件下达到44~190t/h, 平均提高幅度达20%以上;综合电耗分别在27.5~33KWh/t之间, 平均降低幅度达11%以上;湿粘料配送设备运转率分别达90%~97.6%之间, 平均提高50%以上;偏转扬料烘干机产量平均提高30%以上、煤耗平均降低20%以上;均化机出口水泥SO3的标准偏差为0.31~0.4;各种废渣掺量比分别为40%~49.5%之间, 比原来平均提高20%左右。
(2) 社会经济效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