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FDI（精选5篇）
资本FDI 篇1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较快的今天,我国对FDI的利用表现出了良好的态势,利用FDI所表现出来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的转移等已被人们普遍认同。然而FDI所产生的效应是需要以人力资本的存量为基础的,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吸引FDI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FDI,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一、引言
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技术进步在推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国情也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所以技术进步机制也和其他的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的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来说比较落后,自主研发的水平能力也有待提高,所以现阶段我们国家的技术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国外的技术溢出,而国际间技术能进行扩散的管道就是FDI。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对FDI以及外资的使用数量就表现出随着时间增加的趋势。截至2013年,我们实际上使用的FDI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175.862亿美元。由此可见FDI在我国的经济的增长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FDI在经济的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可以增加资金的来源等方面。FDI所产生的技术的外溢效应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FDI所产生的技术的溢出效应指的是那些广义的FDI资本所包含的人力资本以及科研投入等一些因素通过某些管道而使得技术非自愿扩散的产生,并且因此而促进当地生产率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对东道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相应的贡献,但是此时那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又不能收到全部的收益的情况。因为由外商的直接投资而导致的那些技术外溢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而是需要受到那些东道国的相关因素的影响，如对技术的吸收能力,东道国人力资本就是这些因素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指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高能力的技术工人以及管理人员都非常稀缺。因此物资资本以及人力资本都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Benhabib和Spiegel(1994)采用了C-D生产函数所推到出来的简化的公式对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且把解释变量设定为实体资本还有人力资本,通过研究分析得出人力资本的变动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的结论。人力资本会通过对一个国家技术创新或者是对这个国家的居民的学习能力的影响来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个国家能吸收多少那些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这种能力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取决于这个国家存在多少人力资本存量。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接收跨国公司的投资以及技术转移的能力必然会降低，因此所产生的效果也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Keller(1996)提出了东道国必须在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的类型相匹配时才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因此获取新技术时是否处于有利的地位收到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的影响。某个国家实施的经济政策是外向型的政策时，只有在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才会实现该国的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的增长。在他的这篇文章中还把韩国在1965-1967年间的经济发展和巴西1965～1973年间的经济发展为例，指出这两个国家虽然同时都采用相同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们之间所获得的结果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原因就是因为韩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初始值较高而且后期还加大了对其的投资力度。这也就使得这两个国家间的技术的吸收效果和经济的增长率存在很大的差别。代谦、别朝霞(2006)建立了一个两国增长的模型，这个模型是以人力资本为基础对FDI进行的研究做了进一步的扩展,这就为很多的计量分析做了理论的铺垫。通过他们的研究表明了发达国家主要通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还有竞争能力进行FDI的产业选择。经济的增长依靠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积累,只有在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上时,外商的直接投资才会给发展中的国家带来一定的技术的进步以及经济的增长。
三、FDI、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1. 人力资本和FDI的引进
随着知识的传播，经济的发展及各国劳动力成本的递增，外资企业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在情况也就是一般人力资本密切关注，并且会根据东道国人力资本质量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结构和能力水平选择他们所运用或者转移的技术。就此得知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的水平越高就体现着此国家技术水平越高，致使跨国公司转移更多的高新技术并为技术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同样会使本来就有着高新技术的东道国得到更多的技术的外溢。如此可知对于那些人力资本质量较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东道国的下属分公司，跨国公司就会缺少竞争压力和转移高新技术的动力，因此东道国也就只能获得少量的技术的外溢。综上所述，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水平是那些跨国公司FDI投入和转移高新技术的关键性要素。
2. 人力资本和技术吸收
由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以及互动性，因此只有东道国达到相应的对高新的技术吸收转化的能力才有产生技术的溢出的可能性。Cohen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指出强调吸收不只是简易的模仿，而是明确在对外部知识与技术的吸收转化并且与内部的结构融合，在外部知识的吸收转化成自身适合的前提下所创造出新知识的能力。由此可以得出企业技术能力的越强大，就会产生对于外部技术和知识的掌握和转化更强的结论。因此除了本国的经济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其他的一部分宏观因素影响之外，一个国家的吸收能力还会取决于本国国内企业的劳动人员本身的技术水平和研究和开发创新的能力。在那些企业里的主要动力来源是肩负着吸收、创新的人力资本，而那些从事企业的运营和提升生产效率的企业管理的人力资本，这些人绝大部分通过智力和具有创造性的劳动为主。这些人力资本在区域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快了对新技术的吸收转换的速度，对东道国的吸收能力的高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的水平的作用不单单局限于能决定跨国公司的FDI的投入和转移，并且还是可以决定这些东道国的吸收转化技术的外溢能力的重中之重。
四、政策建议
认识到FDI、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上的积极影响，不局限在中国制定相应针对性的外资策略上有一定帮助，而且能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发挥，同时也有助于中国找到利用FDI、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相关作用的模式，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指引外资的投入方向，改善投资环境
我们应结合中国的产业发展的需要，将外资的投向引导到符合中国产业发展的方向的领域。对于那些投资的强度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达到要求的投资项目，我们应综合使用财政以及土地等相关的政策，以便确保项目的及时落地以及按期进行投产，更好的形成标准的市场准入制度。于此同时应该建立并且完善各类市场体系，其中对科技、人才服务市场进行重点的培育完善，以便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
2. 抓住外资的优势，从而调动产业结构的转变升级
我们务必抓住外商直接投资的机会，积极的引导外商资本的投入方向，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转变升级。例如在保持一定的引资规模基础之上，利用外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支持和鼓励外商把资本投入环保、高新技术等产业。与此同时增强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间前前后后的联系，努力在全球化价值链中占据主导、有利的位置。
3. 进一步对人才体制进行完善，积极推动储备战略的实施
一是要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完善人才的管理机制，完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和技术的培训力度，能够为用人单位提供专业的技术人才。二是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人员逐步流动起来，通过人员转移，增加跨国公司技术的溢出效应。优化工作环境，为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奠定强有力的基础。除此之外高等教育也在引进外商资本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应该加大劳动力的培训力度，提升他们的劳动技能以及熟练的程度，这样就可以为外资的进入提供优质的人力。
参考文献
[1]Benhabib.J,M.Spiegel.The Roles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Aggregate Cross-Country Data[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4(34):143-173.
[2]Ke11er,W.Absorptive capacity:On the creation and acquisition of technology in development[J].Develop.Econ,1996(49):199-227.
[3]代谦,别朝霞.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6(4):15-26.
资本FDI 篇2
关键词:FDI;金融业;人力资本
当前全球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向是转向服务业,其中金融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门。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我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加。金融业不仅是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部门。它能够敏感地反应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整个经济的运行情况,其对外资的利用也对一国发展和经济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经济学界对金融服务业利用FDI的状况日益关注,并且基于主流的国际投资理论对金融业所吸收的FDI进行了分析。虽然金融服务业对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进步和工业企业有一定的差别,但是其基本理论仍是基于传统的投资理论。我们下面首先对FDI与东道国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进而以北京市金融服务业为例进行实证检验,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 背景介绍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吸引,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FDI的流入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无形资产,因此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早期的研究多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他们认为FDI对于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对东道国经济资本的积累作用上。其后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使得FDI获得了全新的评价。
二、 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综述
1. 技术“溢出源”的强弱。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经营的重要前提就是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因此,理论上各国学者普遍认同直接投资存在技术外溢的潜力,但是实际中并不是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都能具备相同的技术外溢能力。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的“源泉”,其目的在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不是实现技术的转移。跨国公司投资动机的不同决定了其技术外溢的潜力也不尽相同(Narula & Maria,2003)。
2. 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影响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吸收能力”的概念首先是由Cohen & 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提出的。他们认为,企业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研发成果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学习和模仿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
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并不会直接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是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相关联的。对于现有的吸收能力文献,笔者做了如下归纳:
(1)技术水平差距。国际间的技术溢出发生时,其效果是与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相关联的。Kokko(1994)指出,如果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就不能够形成联系效应。对于初始技术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未必可以直接应用于当地的生产,并且东道国的企业有时缺乏足够的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所以外资并不能一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
(2)人力资本水平。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东道国具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力资本。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之前Nelson & Phelps(199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先进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技术进步的效果就越明显。Borensztein等(1998)设计了同时包含人力资本和FDI的内生增长模型。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FDI与人力资本交叉项的系数远远大于FDI 的系数,这就意味着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FDI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临界值(Threshold Effect)影响,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 的技术外溢②。
(3)经济的开放程度。koizumi & Kopecky(1977)、Findley(1978)、Wang(1990)等人分别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中间投入品的多样化角度,对FDI规模的扩大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严密的理论分析,实证了对外开放规模与FDI外溢效应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
3. 东道国溢出效应的发生渠道。大量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示范效应、培训效应和竞争效应。
(1)示范效应。Finalay(1978)认为示范效应指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东道国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只有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技术优势时,才能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外资企业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扩展了东道国企业的视野。本地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的观摩、模仿与学习,不断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溢出效应(Girma & Waklin,2001)。
(2)培训效应。Driffield & Taylor (2001) 提出培训效应是指在外资企业就职并受过培训的雇员流动到本地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培训效应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的。Pack(1997)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向本地企业扩散了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50%的工程师和63%左右的技术工人离开了跨国公司,加入了台湾当地的企业。
(3)竞争效应。Aitken & Harrison(1999)提到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被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Mansfield & Romeo(1980)研究了在英国的美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者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企业不得不进行被动的技术学习,模仿,以适应美国企业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Caves (1974)、Kokko(1994)也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
三、 数据实证分析
我们以人力资本与FDI技术外溢关系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添加变量构建了模型(1)如下所示。模型(1)中添加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单独项(lnFDIit),考察FDI与人力资本相互结合条件下(lnHit*FDIit)技术外溢效应?茁2和外商直接投资(lnFDIit)单独作用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茁1状况。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单独作用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茁1以及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相结合(H*FDI)条件下的技术外溢效应?茁2进行比较,如果发现技术外溢效应?茁2大于?茁1,那么实证结果就可以证明东道国人力资本是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决定性因素,人力资本在FDI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的配合,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将是极其微弱的。具体模型如下:
lngt=?琢0+?茁1lnFDIt+?茁2lnHt*FDIt+?茁3lnHt*DINVt+?着t(1)
其中:
g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的产值增长速度,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业产值来表示,单位亿人民币。
H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的人力资本存量,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产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单位年。
FDI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产业获得的FDI表示,根据同年汇价换算为人民币,单位亿人民币。
DINVt表示金融产业t时期国内资产投资,用1997年~2006北京市金融产业获得的国内投资表示,单位亿人民币。
?着it为随机扰动项。
经初步检验,发现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列出。经反复试验,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1示。
计量结果分析
1. 首先从FDI自身的技术外溢效应系数为(0.18),人力资本与FDI相结合(H*FDI)的系数为(0.25)我们可以看出,在当前北京市金融服务业外资的引进会有利于FDI外溢效应的产生。从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和FDI相结合会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
2. 人力资本和国内投资的结合(H*DINV)对技术进步也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关系数为0.70),它是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验证了人力资本在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FDI是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从实证分析中我们看出FDI只有和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使技术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由于得益于东道国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才能实现FDI技术外溢与东道国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离开了东道国人力资本的配合,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挤出效应)。
北京市的人力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其整体水平较低,长期以来对北京的金融业充分吸收FDI的技术溢出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突破吸收FDI技术溢出的瓶颈。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是增强北京市金融业对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的关键。(下转第78页)
注释:
①王艳丽,刘传哲:《人力资本与FDI技术溢出--来自中国的证据》,《统计观察》,2006年第9期。
②周启良:《FDI的人力资本效应分析》,《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 Bin Xu: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Host Country Productivity Growt- h.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62):477-493.
2. Hubert Florence & Pain Nigel:Inward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nufacturing Sector.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48):134-147.
3. 李有.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机制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8).
4. 江心英,陈丽珍.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理论研究综述.国际贸易问题,2006,(6).
5. 赖明勇,包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4).
作者简介:李哲,中央财经大学2007级金融博士生;郑现伟,邢台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助教。
资本FDI 篇3
资本易变性意味着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 已有的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了资本易变性对经济运行造成的负面作用:
1.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 引发货币及国际收支危机, 甚至有可能引发跨国界的金融危机。Calvo和Mendoza (1996) 认为, 墨西哥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源在于高度的资本易变性以及金融全球化。Kaminsky和Reinhart (1999) 认为, 国际资本流动的易变性会增加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Ozan Sula对38个新兴市场国家1990—2003年的实证分析表明以证券投资为主的短期资本流入激增会增加之后资本急停的可能性, 资本流入激增和其后的资本逆转或急停是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危机的特征。Calvo (1998) 的研究认为, 资本急停会导致金融危机与国际收支危机。Calvo和Mendoza (2000) 的分析指出金融全球化有可能弱化投资主体收集信息的动力, 强化羊群行为, 从而推动危机在市场间的相互传染。
2.损害相关经济体的经济稳定, 放大宏观经济变量及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 增加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Alejandro (1998) 认为短期内国际资本净流入激增会导致总需求的过度膨胀, 推动通货膨胀及实际汇率提高, 增加经常账户赤字。Calvo (1998) 认为资本流入的高度易变性会破坏资本及信贷渠道, 导致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Easterly、Islam和Stiglitz (1999) 认为国际资本的剧烈波动有可能带动国内资本随之外逃, 从而严重影响本国的投资和储蓄。Firat Demir (2006) 对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短期资本流动易变性对私人部门的新增投资及国内投资率有负向的影响。Michael M.Hutchison和Ilan Noy (2006) 对24个新兴市场国家1975—199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得出资本急停 (sudden stop) 对产出有负向冲击, 且累积效应明显。
二、非FDI资本流动易变性的经济效应分析
学术界对于非FDI资本易变性对东南亚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做出了较多的定性研究, 尤其关注非FDI资本易变性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对其经济运行的影响, 而这方面的定量研究并不多。本文选取了八个亚洲国家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1989—2002年的面板数据, 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非FDI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对宏观经济变量GDP的影响, 探讨非FDI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在扰动宏观经济指标GDP方面的作用。
(一) 模型设置、指标选择和数据来源
根据相关经济理论, 一国的GDP增长呈现一种趋势性, 当期GDP的增长与前一期的GDP增长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同时, 影响GDP的经济变量的效应可能存在时滞效应, 当期的GDP变化不仅与当期非FDI资本流动易变性有关, 还有可能受前一期的非FDI资本流动易变性的影响。因此, 本文考虑建立模型:
其中, i代表不同截面 (各个样本国家) , t代表不同时期;ci为截距项;lgdpit为各国每年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的自然对数值, 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lgdpi, t-1、lcvit、lcvi, t-1分别为各国t-1期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的自然对数值、各国t期的非FDI资本流动易变系数的自然对数值、各国t-1期非FDI资本流动易变系数的自然对数值, 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其中, lgdpt-1是模型的控制变量, 模型表达的是在剔除了GDP趋势性变动的情况下, 非FDI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对GDP的扰动。b1、b2、b3为待估计参数, εit为模型误差项。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UNdata (KeyGlobal Indicators) (http://data.un.org/) , 非FDI资本流动易变系数按照本文公式1计算得到, 同时对变量取对数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二) 面板数据模型的选择
为了使计量估计的效果更加准确, 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我们用Eviews 7.0对模型选择进行统计检验:
1. 混合回归还是固定效应模型。
对面板数据进行Redundant Fixed Effects-Likelihood Ratio检验, 结果 (如表1所示) , 此时拒绝个体效应为0的原假设, 认为个体效应不为0, 即固定效应模型较合适。
2. 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对面板数据进行Correlated RandomEffects-Hausman Test检验, 结果 (如表2所示) , 此时拒绝原假设 (非观测的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 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 接受备选假设 (非观测的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有关) , 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通过Eviews7.0的检验, 我们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更能说明所研究的经济问题。一般来说, 影响GDP的因素有很多, 该模型中只考虑了前一期GDP、当期及前期非FDI资本易变性因素, 而固定效应模型中不同组别的各自不同的常数项, 较好的度量了模型遗漏的变量, 以解释各个经济水平不同的国家间程度不完全相同的GDP变动。
(三) 面板数据异方差处理、计量结果及分析
面板数据较有可能出现异方差, 如果模型出现异方差, 估计量的分布则会受到影响, 有可能对t检验与F检验产生严重的误导。为了保证模型估计量的准确性, 我们对面板数据异方差进行处理。由于我们选取的面板数据截面较窄, 样本期较长, 因此跨截面SUR方法对面板数据异方差处理的效果较好。跨截面SUR加权处理后模型估计结果 (如表3所示) 。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 *代表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 各解释变量前的系数相对稳定, 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前一期的GDP和当期及前一期的非FDI资本流动的易变性能很好的解释GDP的变动, 非FDI资本流动的易变性能显著影响GDP的波动。非FDI资本流动的易变性与宏观经济变量GDP呈现一种负向的关系, 非FDI资本流动的易变性越高, 会对一国GDP的增长造成越严重的负向冲击, 这与我们做计量回归之前的估计是吻合的。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还得出一个结论:非FDI资本的易变性对GDP增长造成的负面作用的滞后效应要大于当期非FDI资本的易变性对GDP增长造成的负面效应。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非FDI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导致的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不仅是即期的, 其后续冲击效果更是不容忽视, 而且这种滞后冲击的效果大于其当期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在经济体受到即期的非FDI资本流动易变性冲击的一段时间后, 相关经济体系会对这种易变性做出一系列的反应。从相关经济体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及货币供应量的角度来看,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 非FDI资本流动的易变性不会对一国的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量造成影响, 但会引起汇率的波动, 进而对经常项目及国际收支产生影响, 继而传导到一国的经济运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 非FDI资本流动短时间内的剧烈变动会对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量产生冲击, 进而影响其经济体系内部的利率、投资, 进而影响其产出, 导致经济的波动。从相关经济体内部经济体系的角度考虑, 投机性资本的大规模涌入有可能推高国内资产价格, 催生房地产、股市泡沫, 一旦这些泡沫破灭, 金融体系及经济将会遭受巨大打击;易变性对相关经济体的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会破坏经济系统中的流动性, 诱发货币危机, 导致债务积聚和实体经济的缩水;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不足又会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紧缩银根, 影响相关经济体的信贷状况, 减少社会投资;非FDI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引起的相关经济体相对价格的波动, 会引起总需求的波动;易变性带来本国汇率的波动使其发生贸易渠道的传导效应, 不利于贸易的发展。在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方面, 非FDI资本流动易变性会使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对经济运行前景的消极预期, 从事生产、消费、投资的积极性降低。总的来说, 非FDI资本的易变性造成的经济系统内部银行体系的非健康运行、货币及流动性危机、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汇率及利率水平的波动会对总需求、投资、贸易及消费产生冲击, 阻碍经济增长;同时前期资本剧烈的变动性使得国内外微观主体对于相关经济体的经济前景产生消极预期, 导致投资和消费的不确定性, 从而延长经济从衰退转向复苏的时间。也正是因为非FDI资本流动易变性这种长久的杀伤力, 其无论是对各国的经济运行, 还是对相关受损经济体的经济复苏都会产生负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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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FDI 篇4
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FDI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增长。钱纳里 (Chenery) 和斯特劳特 (Strout) 1969年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较早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他们认为FDI能够弥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 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东朝晖、靳向兰 (1998年) 运用1979—1997年间的样本, 在总量基础上用回归方法计算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外汇储备和就业的影响, 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积极的, 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正向的影响。沈坤荣 (1999年) 利用多元之后分布模型对1979—1999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 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 包括短期的需求效应和长期的供给效应。任永菊、张岩贵 (2003年) 以阿尔佛罗模型为基础, 对我国金融市场如何影响FDI以及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了综合性计量分析, 发现我国的FDI净效应为正, 说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江锦凡 (2004年) 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纳入外国直接投资变量, 着重就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 发现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两个方面的作用。
对广州市外商投资的研究已经很多学者做了相关的研究。陈恩等人 (2007年) 研究表明, 从2000年以后, FDI对广州的技术溢出效应较为明显, FDI对广州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也对广州的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FDI是广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关于力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Romer (1986年) 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的内生变量和知识积累的结果, 提出了一个与收益递减的传统增长模型不同的收益递增型的增长模型, 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Lucas (1988) 分析了内生增长的机制;代谦、别朝霞 (2006) 运用两国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FDI、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后认为, 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 普及和改善教育、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吸收FDI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政策。
Borensztein等 (1998年) 开创性的研究认为, FDI能否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 他们运用1970—1989年各国样本数据考察了OECD国家对69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果, 实证结果是, 只有当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 才能充分吸收FDI的技术外溢。Xu (2000年) 利用聚类回归方法测算了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的临界值为2.4年。赵江林 (2004年) 和程惠芳 (2002年) 对我国人力资本和吸收外资的实证检验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然而, 现实中是否出现了Romer (1986年) 、代谦、别朝霞 (2006年) 等理论模型中所指出的基于人力资本的FDI促进经济增长机制?Borensztein等 (1998年) 、Xu (2000年) 、赵江林 (2004年) 、程惠芳 (2002年) 等的实证结果在广东地区是否存在?所以, 本文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 对FDI、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以鉴明是否存在“人力资本→FDI→经济增长”的经济机制。
2 实证分析
2.1 数据的选取和处理
本文采用1980—2007年度数据作为分析数据, 原始数据来自《广州市统计年鉴》。以GDP代表广州市经济增长 (单位:万元) ;FDI代表广州市外商直接投资, 这里采用世界利用外资额中的外商直接投资额 (单位:万美元) , 为了使单位统一, 本文用1∶8的比例将单位换为万元;以HUMC代表广州市人力资本, 采用每百万人中在校大学生的人数。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 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 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 因此进一步我们对上述三个变量取对数, 分别表示为LnGDP、LnFDI和LnHUMC。数据处理工具方面, 均使用Eviews5.0对选取的数据进行处理。
2.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ADF)
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的时候, 如果序列是不平稳的, 在使用计量模型作统计推断时, 关于参数的一些统计量分布不再是标准分布, 所作的回归是一种伪回归。而对数据进行差分变换后进行回归, 又可能丢失长期信息。近年来, 发展起来的处理平稳数据的方法——协整 (Contegration) , 可用于检验经济时间序列变量水平数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接下来我们将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对LnGDP、LnFDI和LnHUMC三个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进行检验。首先, 采用ADF方法检验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变量是否平稳, 是否包含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检验结果可见, LnGDP、LnFDI和LnHUMC三个指标序列都存在单位根, 是非均衡时间序列。进而对这四个指标序列进行差分检验, 一阶差分后分别在10%、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 即它们是I (1) 过程。
2.3 协整检验
判断广州市LnGDP、LnFDI和LnHUMC的协整关系时, 我们采用Johanson检验方法。首先用赤池信息准则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和施瓦茨准则 (Schwarz criterion, SC) 来确定最佳滞后期, 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的检验结果看出, 在各期5个评价指标中有3个认为应该建立VAR (3) 模型。接下来我们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用Johanson检验方法首先计算回归方程的迹, 然后逐一与不存在协整关系、存在一个和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等假设前提下的迹值进行比较, 当回归方程的迹值大于假设条件下的Johansen 临界分布值时, 拒绝其前提假设;反之, 接受其假设。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结果如表3所示。
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三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 迹统计量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三个协整向量。LnGDP、LnFDI和LnHUMC有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 意味着LnGDP、LnFDI和LnHUMC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
2.4 建立VAR模型
VAR模型即向量自回归模型是由希姆斯 (C.A.Smis) 提出, 在一个含有n个方程 (被解释变量) 的VAR模型中, 每个被解释变量都对自身以及其它被解释变量的若干期滞后值回归。若令滞后阶数为k, 则VAR模型的一般形式可用下式表示:
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模型, 为此, 我们用LnGDP、LnFDI和LnHUMC之间的VAR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在模型中Zt是由三个内生变量 (LnGDP、LnFDI和LnHUMC) 组成的向量, Vt为随机扰动项, Ai为参数矩阵。利用Eviews5.0得到参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参数显著
从表4VAR模型计算出的参数的显著性检验可见, 除了GDP滞后一期对GDP有显著影响外, FDI和人力资本滞后值对GDP均无显著影响。这一点就跟我们原先假设想看到的结果是不一致的。同时, 我们也发现对FDI有显著影响的是GDP的滞后一期和人力资本的滞后二期及三期, 对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的是GDP的滞后三期与人力资本自身的滞后一期。
2.5 脉冲响应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VAR模型结论的可靠性, 我们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上述结论。
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 它刻画的是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图1和图2是基于VAR (3) 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横轴代表滞后阶数, 将滞后阶数设定为10期, 纵轴代表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和外向直接投资的响应程度, 图中实线部分为计算值, 虚线部分为响应函数值加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区间。
根据上面两个图, 从总体上来看, 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响应都不大。人力资本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前7年一直处于负的影响, 第8年后逐步表现表影响并逐步扩大, 在第10年才达到2%。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前4年是负向的, 第4年以后逐步表现为正的影响但是都不明显, 都在1%附近。可见, 这样的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VAR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论。这也反映出, 外商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需要一个过程。
协整检验说明了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但并没有给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为此我们进一步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 对序列LnGDP、LnFDI和LnHUMC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根据AIC最小原则, 选入最大滞后值为K=3, 在显著性水平5%下, 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以上结果显示:GDP是人力资本的成因, 即GDP和人力资本之间有单项的因果关系, 同时, 人力资本又构成外商直接投资的成因;而GDP与FDI之间具有双向的不存在因果关系。实证结果发现, 广州市存在的是“经济增长→人力资本→FDI”的增长机制。可见,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和VAR模型分析的结论是吻合的。
3 结论
首先, 根据协整关系检验, 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和FDI是存在长期的相互协整的关系。尽管广州市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与FDI都不具有平稳性, 但长期而言存在着某种经济机制使人力资本、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
其次, 通过VAR模型参数的显著性, 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了经济增长促进FDI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但是对于广州FDI和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在计量经济学意义上却没有发现相应的证据。
从现实意义上来看, 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城市,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是FDI进入的主要区域, 但是不同的FDI企业进入广州地区各有不同的目的, 有些是为了转移资源和劳动力密集产业或产品生产环节, 有些是为了转移环境污染性产业, 这些都可能对广州市GDP的增长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广州市的经济增长与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一方面, 广州的经济增长吸纳了全国各地和跨国公司等各方面人才, 而不仅仅是广州本地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 广州的人力资本也在源源不断地流向我国的其他地区甚至是国外, 而不仅仅为广州的GDP增长做贡献。
第三, 广州市存在“经济增长→人力资本→FDI”的经济机制, 这与我们所想验证的“人力资本→FDI→经济增长”的经济关系是不一致的。在广州, 是经济的增长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 人力资本的积累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的进入。
综上所述, 我们在利用FDI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它可能对我们的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造成的损害。我们还要看到, 目前广州地区吸引FDI面临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受创, 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很多不确定的因数, 利用外资的方式需要创新的同时更需要与国内经济发展相结合, 实现经济总体效益的优化。同时, 随着经济的增长, 对人才的需要越来越大, 人力资本的积累对外资的引入存在单项的因果关系, 因此, 在FDI进入的同时应考虑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影响。
摘要：利用广州市1983—2007年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 (FDI) 和人力资本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 使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广州市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计量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促进了FDI和人力资本的增加, 但是却没有发现广州市的FDI和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证据。进而提出, 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 在引入FDI时更应慎重考虑。
资本FDI 篇5
长三角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制造业发展最活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伴随着FDI的大量涌入陆续出现了很多地方性的产业集聚,如上海东部的微电子基地、西部的汽车基地;浙江省温州市的鞋革与服装业、绍兴市的印染和织造;江苏省南通市的纺织业、无锡市的光电子和资讯零件加工产业等。随着长三角制造业集聚效应的逐步显现,更进一步吸引了外资的进入,1985年长三角吸纳的外资仅为0.77亿美元,201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493.97亿美元。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受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出口形势严峻、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长三角地区外资开始大量撤离,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发展经济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单纯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方法也不能永葆活力,只有提升长三角产业结构,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利用产业集聚效应吸引高质量FDI的进入,才是保证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以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背景研究产业集聚与FDI的互动关系,对于长三角更好的加速产业升级,加快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界定,韩燕、钱春海[1]采用资源集约度产业分类方法对34个工业部门进行分类,指出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等14个行业。李丹、黄锐[2]将我国制造业行业按要素密集程度分类,指出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饮料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本研究中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指产品生产中需要运用大量的资金,单位产品所占的资本金额较高,主要包括一般电子与通信设备、钢铁、冶金、运输设备、石油化工、重型机械、生物医药等制造业。
1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分布现状
1.1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现状
20世纪90年代开始,长三角新兴的产业集聚主要发生在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其中包括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气机械、电子通信设备等资本密集型行业。目前,长三角己经成为中国电子通信设备、新型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并居全国领先位置。
1.1.1 上海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布局
上海市产业布局分“三环”,即内环、外环以及内外环之间。上海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主要集聚在外环线以外,如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等。2009年上海市6个重点发展制造业的主要指标如表1所示:
数据来源:2010年《上海统计年鉴》
从表1可以看出,2009年上海市6个重点发展的制造行业,基本都属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15998.83亿元,比2008年增长10.31%,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2.4%。可以看出,目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上海市经济构成中的重要性,其产业比重以及经济贡献是基本上成正比的。
1.1.2 江苏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布局
江苏省区域发展框架鲜明,产业集聚区分布密集,主要遵循 “沿沪宁线、沿江、沿东陇海线、沿海”发展的“四沿战略”。
沿沪宁线产业带重点发展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移动和卫星通信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该产业带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11658.84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38.46%,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为49.3%;沿江基础产业带重点发展冶金、化工、装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该产业带2009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为15201.89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50.14%,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为54.2%;沿东陇海线产业带是中国沿海东部优势和西部资源的连接区域,主要为沿江开发提供基础的原材料、电力和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支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比重非常少,该产业带200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70.35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6.82%,其中资本密集制造业比重为16.7%;沿海经济带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制造业包括化工、汽车、装备制造业等,2009年,该产业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296.63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14.17%,其中资本密集制造业比重为25.8%。
1.1.3 浙江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布局
浙江省拥有环杭州湾、温台沿海、金衢丽三大经济产业带,在保持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制造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环杭州湾经济产业带是浙江现代化进程最快的区域,重点发展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新型金属材料及制品制造业等,其中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与上海、江苏电子信息产业共同组成了世界电子信息产业基地,2009年,该产业带合计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4308.6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66.59%,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为62.8%;温台沿海经济产业带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不发达,2009年,该产业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89.56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20.4%,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为12.8%;金衢丽经济产业带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上的发展也不是很发达,2009年,该产业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67.58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12.88%,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为10.47%。
总体来看,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已经受到政府的重视,并在政策导向下逐步形成产业集聚区,主要集聚在上海外环线以外、江苏沿沪宁线产业带、沿江经济产业带以及浙江环杭州湾产业带。
1.2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FDI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长三角已经成为我国吸引FDI的重要地区,外商在长三角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以外资规模最大的江苏省为例,世界500强已经超过1/3落户江苏,90%以上是制造业,成为江苏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驱动力。
1.2.1 上海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FDI分布现状
2009年,上海市利用外资增长态势良好,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3748项,吸收外资合同金额171.12亿美元,同2008年相比增长15.1%,到位金额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到100.84亿美元,增长27.3%,其中制造业共批准448个外资合同项目,共吸收外资合同金额42.21亿美元,实际吸收金额32.02亿美元。一批国际著名公司纷纷抢滩上海,投资领域亮点迭出,资本密集制造业新项目有日本三菱瓦斯投资的菱优工程塑料(总投资3.03亿美元)、上海电气阿海珐临港变压器(总投资8022万美元)、英国BP公司投资的上海碧科清洁能源技术公司(总投资7104万美元)。
1.2.2 江苏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FDI分布现状
2009年,江苏省新批外商投资企业4236家,新批协议外资507.3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251.2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14.7%。新批及净增外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459个,9000万美元以上大项目168个。实际利用外资仍然以制造业为主,合同外资355.9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76.29亿美元,比重占到70%。2009年江苏省外资主要制造业构成情况见表2:
数据来源:2010年《江苏统计年鉴》
从表2可以看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项目多,投资额大,是江苏省吸引外资的主要产业,在外商主要投资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制造业吸收投资额占81.2%,这与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有密切关系。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台资为主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江苏省电子信息业,并在该地区逐步形成产业集聚,不断吸引电子信息产业的跨国公司进入。菲利浦、西门子、爱立信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已经在江苏省电子行业投资了31家企业,故良好的产业集聚效应是吸引FDI的重要原因。
1.2.3 浙江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FDI分布现状
2009年,浙江省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858个,合同外资178.2亿美元,实际到位外资100.7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合同外资118.8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68.29亿美元,比重达到67.8%。2009年浙江省外商投资主要制造业构成情况见表3:
数据来源:2010年《浙江统计年鉴》
由表3可以看出,浙江省吸收的外资虽然没有江苏省的数额多,但是外资构成基本相同,也是大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外商主要投资的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制造业吸收投资额占80.4%。从主要制造业和投资比例可以看出,浙江省与江苏省的外资分布趋势十分相似,都是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其中以电子信息产业吸收外资为首位。
2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互动的路径分析
2.1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分析
关于产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分析,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从集聚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入手的,这不能凸显产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从某种程度上讲,产业集聚只是产业内企业空间集聚的一种现象,FDI是一种逐利投资,投资者偏好利润率高的产业,因而产业集聚并不能直接吸引FDI,而是通过产业竞争力这一间接导体形成的,产业集聚使得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和机构在空间上聚集,同时带来了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使产业产生持续的竞争优势,而这种产业的竞争优势所带来的利益才是吸引FDI的关键。
2.1.1 产业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路径分析
结合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现状,本研究得出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是通过资源共享和节约成本、专业分工和协同合作、技术溢出和鼓励创新等机制提高了产业竞争力。产业集聚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1)资源共享、节约成本
Scott(1992)指出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是企业综合考虑内外部交易成本的结果,大量的企业集聚可以有效的降低外部交易费用,促进企业内部进一步垂直分解,以降低内部交易费用,从而产生企业内部规模经济[3]。①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共享当地的公共设施(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与服务以降低成本。②集聚区域内集聚着大量的专业信息,紧密的社区联系网络使得信息流动很快,这样就节省了信息流动的费用,使得企业能够迅速并以低成本获得有关技术、产品和市场的信息。③集聚区内可以实现人才的共享,人力资源和企业在集聚的范围内双向选择,使得集聚内部企业的人力要素市场达到一个相对的动态均衡,人力资源的要素市场的交易成本就相对较低。
(2)专业分工、协同合作
Krugman(1999)指出产业集聚之所以可以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是因为跨国公司为了使运输成本最小化,往往会选择发展环境有利于其开发市场和建设配套体系的区域选址[4]。因为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区内存在成熟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其中包括原材料供应商、生产部门、销售部门以及售后部门的垂直分工;生产差异性的同类产品企业的水平分工;为生产服务的辅助部门的职能分工。这种专业化分工体系使得生产要素得到更充分的使用,企业也能够更高效的得到原材料供应商的服务,从而以更高的生产力组织生产;同时成熟的专业化分工系统为协同合作提供了前提,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企业之间可以通过主动联系协作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共享,从而产生协作机制。
(3)技术溢出、鼓励创新
Duranton和Puga(2003)对知识外溢的研究认为,如果知识是慢慢传播和隐性的,企业的交流和相互作用就依赖于空间接近性,只有在相同的当地环境中,人们反复地会晤,这种信息才能得到交换[5]。这成为加入产业集聚区才能获益的主要机制,同时也是外商趋于产业集聚区域内投资的原因之一。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区内,企业间密切合作,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使得区内的其他企业感受到隐形的竞争压力,这样有利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传播,由此形成知识的溢出效应,获取学习经济,增强企业的研究和创新能力。集聚区内领先的企业会主导产业技术发展方向,一旦某项核心技术获得创新性突破,集聚区内其他企业会相互支持,共同创新合作,参与这种网络化的创新模式。
2.1.2 产业竞争力对FDI的影响路径分析
根据Porter的“钻石模型”,在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中,高级要素等需要持续投资,改造的稀缺资源所占比例很大,而这些被创造资产正是跨国公司投资经营寻找的目标。因此,可以说FDI的投资更倾向于具有产业竞争力的产业,产业竞争力对FDI的影响路径如图2所示:
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取决于3种优势:(1)所有权优势,即企业拥有的某项专利、专有技术或知识产权使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拥有排他性和垄断性权利;(2)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在拥有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扩大经营活动,在企业内部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利益;(3)区位优势,即在某地拥有直接投资生产比出口产品更有利的优势,包括低廉的资源成本以及优惠的税收政策等,当企业同时具备这3种优势时,才可能选择对外直接投资[6]。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跨国公司所特有的无形资产尤其是知识技术资产的转移性更强了,东道国之间吸引FDI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同时东道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谈判地位也在逐渐发生变化,FDI的投资形式更加倾向于效率导向和资源导向。因此,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中自然资产的作用减弱,被创造资产的重要性增强,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优势作为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内容成为吸引FDI的关键因素。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资本、技术、人才都是重要的要素优势,因此,其吸引的FDI也相对较多。
综上所述,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是通过提升产业竞争力吸引FDI,随着企业的集聚,外部规模经济逐步显现,加之企业在集聚过程中形成的被创造性资产,由于其不易复制性而对FDI的吸引日益增强。
2.2 FDI对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路径分析
结合大量国内外文献,本研究得出FDI的进入会通过资源配置、示范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等机制降低垄断优势、带动当地企业、促进先进技术转移,从而提升东道国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促进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具体影响路径如图3所示:
2.2.1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Anthony(1996)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入,使得投资产业的市场竞争加剧,这不仅可以刺激当地企业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源,并把稀缺资源转移到相对竞争优势高的产业,还使得原本具有较大进入壁垒的产业降低垄断竞争优势,使得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竞争中去,资源得到重组,配置效率得到提升,相应的产业产出水平也会增加,产业绩效随之提升[7]。从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战略角度出发,外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跨国经营,考虑到企业生产上下游环节、关键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和合作伙伴的依赖关系,客观上会产生滚雪球般的“联动效应”。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外资企业在某产业的投资会带动数个、进而数十个同行业的配套企业的跟进。
2.2.2 企业示范效应
Canfei(2003)指出在外资选址集中的地区会形成一种“核心——外围”体系,这种体系会在该地区形成一种引力,外资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遵循引力模型形成集聚效应,例如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由于临近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8]。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外资带来的企业示范效应,迫使东道国企业通过不断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这种学习和模仿不仅局限于新产品、新设备、新加工方法,外资企业先进的销售策略,企业文化,管理方式等非物化的知识技术,也可以通过企业的示范效应传达给当地的其他企业。与外资企业直接接触后,长三角当地的资本密集制造业企业就可能有机会了解并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以及管理方式,因此,生产率可能会有所提高。此外,外资企业的雇员转到当地企业工作时,通常将他已经掌握的先进技术以及管理方式运用到当地企业,这样也会产生类似的效应。
2.2.3 技术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的先进知识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向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转移和溢出。外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其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会给东道国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通过与当地供应商、分包商、客户的实质性交易可产生关联溢出效应,当地关联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交易活动中在技术能力与管理经验等方面获得的额外好处,形成了外资企业对当地企业的重要溢出效应,通过对企业技术管理人员的培训,知识技术随着人力资源的流动而得到转移[9]。
3 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互动的典型案例分析
以日企在苏州的电子信息产业投资为例,在1980~1991年日企投资的初期阶段,日企投资的态度都比较慎重,一般都要经过实地的调查研究、考察地形,并进行可行性分析后才会确定投资意向,签订投资合同,而且投资金额及项目都比较少,并且倾向于非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很少将资金投入到电子信息产业这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直到1991年,日企对苏州市制造业的投资比重才首次超过非制造业的投资,达到53%。
1992~2001年是日企大规模投资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日资企业在苏州市投资力度较第一阶段逐步加大,据中国对外经贸部统计,截止2001底,日企在苏州市累计签订合同数目1029个,累计投资金额为35.58亿美元,占日本在华投资额的8%,占苏州累计合同外资额的8.6%。以日企投资的苏州爱普生有限公司为例,1995年7月,日企投资6000万美元兴建了苏州爱普生公司,2000年2月追加了8500万美元,此后两次又增加资金7500万美元,总投资额增至3.3亿美元,员工数量也从100余人增加至7000人,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投资额度,在苏州市外企中都位居前列。在这一阶段,除爱普生外,佳能、索尼、松下、雅马哈、东芝等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进驻投资建厂,使得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苏州新区也成为了电子信息产业的集聚区。
2002年至今是日企投资的成熟阶段,在第二阶段电子信息产业大规模投资以后,许多其他从事制造业的大企业都纷纷将资金投向苏州的电子信息产业,如富士、三洋、夏普、日商岩井等知名企业。在苏州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日本的企业有26家,其中投资电子信息产业的制造业企业达到70%之多。
综上,从日资企业在苏州市电子信息产业的投资案例可以看出,在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初期,FDI的进入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随着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成熟,又进一步吸引了FDI进入苏州地区。同样地,其他资本密集制造业的发展也与此相似,如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制造业等,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资本密集制造业在我国的发展几乎为零,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开放,FDI的进入使得资本密集制造业集聚起来,进入21世纪,资本密集制造业的发展越发成熟,集聚效应的显现更进一步的吸引了FDI的进入,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4 结 论
本研究结合大量国内外文献以及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与FDI的分布现状,以产业竞争力为切入点分析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FDI的影响路径以及FDI对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外资分布也较多;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成长阶段,FDI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关键因素,因为,在外资没有进入的时候,一个落后的产业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区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种需要大量资金的产业领域,外资显得尤为重要,FDI的进入会通过加强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沟通交流,强化企业的内部协作,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在长三角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成熟阶段,产业集聚又进一步吸引了FDI,产业集聚使得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和机构在空间上聚集,同时带来了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使产业产生持续的竞争优势,产业竞争优势也进一步吸引着FDI的不断进入,二者之间通过产业竞争力这一间接导体产生了一种“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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