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理性

现代理性（精选12篇）

现代理性 篇1

当前, 智能教育、智能管理成为新时期学校管理与研究的热点问题。讲究思维效率, 追求智力财富, 视知识为价值尺度, 进行求发展的智力竞争, 正成为现代学校管理的中心工作和价值取向。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 学校管理要重视理性管理与人本管理有机结合, 切实促进师生幸福成长, 实现学校科学、和谐发展。

1. 学校管理从直觉走向理性

人的精神存在两种不同形式, 即理性与非理性。理性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指导着人们的实践活动。非理性是一种非逻辑思维的方法, 是人的精神世界中本身结构混沌无序的精神现象, 它主要包括预测、想象、灵感和直觉等能力, 以及欲望、情感、意志、信仰等。管理者凭借自己的直觉主观判断和处理学校事务, 缺乏原则性, 随意性较强, 使得学校处于混沌自然状态, 使得教师和学生没有明确的目标方向, 对工作或学习缺乏明确细致的要求, 这种非理性的管理行为其实属于不规范、不成熟的管理行为。现代学校管理理念是一种更加科学严谨更关注实践与效果的学校管理理念, 自然更需要管理者理性地参与。

第一, 在学校的办学理念上要学习本校的文化传统, 汲取其中有益的营养, 更要结合现代的先进教育思想理念, 加以融合, 形成学校新时期的办学思想和建设方向。在当前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 学校管理容易流于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事实上, 深刻理解教育的内涵和目标, 明确我们的办学理念和方向将影响我们的办学行为。

第二, 要能搭建科学适用的管理架构, 制定实用的管理制度。制定的管理机制要能紧紧围绕学校的办学理念, 并能积极有效地贯彻落实。一些学校的管理理念和实际管理截然不同, 比如很多学校都喜欢将“以人为本”和“素质教育”作为学校的办学理念, 实际上, 课程安排、考核细则、作息制度等还是按照应试教育来进行。因此, 学校科学管理应依照学校的管理理念和教育理念来严格实施学校发展的管理制度。

第三, 加强计划性, 提高执行力。凡事有计划是学校理性管理的重要体现, 无论是大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还是小的具体的一项活动的方案, 都需要提前系统地谋划、制定。同时, 这些规划计划必须是围绕学校的办学思想理念, 并且是分阶段地逐步落实理念目标的现实行动才对。此外, 学校管理者要在执行力上多思考, 要通过行政架构、管理制度、考核等多角度思考提高执行力的问题, 才有可能实现学校管理效益的提高。

第四, 让管理走向经营。“经营”与“管理”相比, “管理”更强调对学校内部事务的计划、组织、实施、控制等环节, 而“经营”不仅强调对学校内部事务的具体管理, 更强调对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管理, 包括对教育市场中消费者需求的研究、学校品牌及竞争力的培养等。要实现“管理者”向“经营者”的转变, 需要具备市场营销意识、成本意识、品牌意识、以消费者为本的意识和社会整合意识。因此, 经营学校与管理学校相比, 更加关注学校在市场中的地位, 要求做到“内外兼修”, 更强调服务、竞争和创新, 谋求主动发展, 更加努力去满足教师、学生和家长的需要, 不断提升自己的信誉度, 提高市场份额。

一个理性的学校管理者应具备的能力主要有:善于提出学校发展愿景并清楚达到的途径、方法与条件, 敢于冒更大的风险并清楚自己和同事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善于思考决策并清楚从组织成员和外部人员中借脑借力;善于把成员组织为团队并清楚如何指挥团队去协同作战;善于提出最必要的简明的规范并清楚何时需要突破规范;善于从各种渠道捕捉信息并清楚如何有效运用信息;善于树立自己的威信并清楚如何能使自己众望所归;知道必要的集权并清楚哪些要分权、放权、授权;善于开发学校的资源并清楚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善于塑造自己的外部形象并清楚必须表里如一。

2. 学校管理从理性走向艺术

理性化的学校管理比较注重管理的科学化, 强调制定完善、严密的规章制度, 强调定量评价, 对于管理规范化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 一味依赖理性的管理, 人被“物化”的现象也日趋严重, 限制、阻碍甚至破坏了人际的正常交往、沟通和理解, 人的主体价值被忽视了, 人际的亲情、友好互助的平等合作精神被淡化了, 人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个性的充分发展受到了制约。理性的管理是把人管住, 把物管好, 把事做正确, 这最多算是规范管理。然而, 在以权力与服从为主要管理方式的学校理性管理中, 教师得不到精神上的尊重, 工作中只能是被动地服从, 难以发挥主人翁的作用, 也不可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因此, 在学校教育中很有必要和有责任改变这种“物化”现象, 而要改变这种现象, 就必须对学校管理重新定位, 寻求管理上的突破。在这一点上, 非理性管理将成为管理创新的突破、提高管理艺术和效能的新的生长点。

学校的管理文化包括历史传统、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因素, 其核心是组织共同的价值观。学校管理者应该围绕学校的理念在民主参与的基础上确立学校的办学方向和目标, 并将学校的发展愿景发展成为全体教师共同的愿景, 从而架构起学校的制度文化、教学文化、活动文化和师生交往文化, 而这些都考量着学校管理者的管理艺术水平。当然, 学校管理的艺术化一方面有赖于管理者自身的工作艺术尤其是沟通艺术, 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具体的机制上有所反映, 例如民主化管理、制度执行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与融通、思想文化的引领和熏陶、学校的工会活动、富有人情味的文化布置与人际交往等。因此, 学校管理者应该在学校管理中积极建设和丰富充满尊重、理解、沟通、信任的人文环境, 营造团结、和谐、奉献、进取的工作氛围, 建立起宽松、高洁、清新、有人情味的校园文化, 让学校具有浓重的文化气息, 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 真正实现“人管不到的地方制度管, 制度管不到的地方文化管”。学校管理文化揭示了学校管理中最隐蔽、最深层的因素, 反映了学校成员的整体精神、共同的价值标准, 对于增强学校的内聚力、向心力和持久力, 保证学校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推动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学校管理要实现理性与非理性和谐共振

学校管理是一个浑然的动态的过程, 既需要理性的思考, 审慎的决策, 又需要直觉的判断和感性的融通, 如何把握一个度, 如何从理性与非理性中寻找到平衡点, 巧妙驾驭, 实现理性与非理性的和谐共振, 这是对每一个管理者智慧的考验。笔者认为, 学校管理者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作为一所学校, 一切的理念、策略、手段等都必须服从于发展这个大主题、主旋律, 任何有扰于学校发展的思想观点和言行都是受到批判和摒弃的。学校应确立以“发展”为中心的使命与职责, 有利于增强全体教师的责任心和职业操守, 团结力量, 树立正气, 抑制私心邪气。在发展的大前提下, 理性的学校管理行为和非理性的因素自然能相互尊重包容, 相互渗透融合, 取长补短, 共同推动学校良性发展。

第二, 和谐是原则。现代学校管理要达到“和谐”境界, 首先, 学校管理观念、管理目标、管理伦理、管理哲学、学校精神等精神系统与物资、资金、技术、时间、信息、环境等物质系统要和谐, 要配合适当, 相对平衡。这是办学管理学校获得成功的根本。其次, 要使学校管理系统中的人、财、物以及产品数量与质量相互衔接, 辩证统一, 平衡发展, 才能保证学校管理活动顺利发展, 不断提高学校管理效益。再次, 要使学校各级管理者之间以及师生员工之间团结和睦, 形成巨大的影响力, 共同作用于受教育者, 以培养出多数量、高素质的知识型脑力劳动者, 为社会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最后, 要与学校外在环境相和谐,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 谋求学校生存和发展之大环境, 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对人才规格、质量和数量的需求。

第三, 调节为主要职能。当前, 知识经济时代把提高人的素质和学校素质作为学校管理运行的核心。知识是人创造的, 也是人传播的, 新的知识具有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的功能, 而传播又是这种联系和交往的桥梁, 它强调自然界中和人类世界中的共性和统一性。然而, 新知识在价值创造和传播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各种威胁和冲突, 其中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这就需要通过调解、调和、调控、平衡、节制、约束等来淡化矛盾、解决矛盾, 使新知识在价值创造与传播过程中按照内在规律正常持续和谐地发展, 以适合其根本要求, 这就是调节。“调节”是学校管理的中心职能, 学校管理中的每项具体职能都是为了促进调节, 使现代学校一般管理职能和特殊管理职能和谐统一, 充分发挥其有效功能, 进而使学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 以有效完成学校育人目标。

现代理性 篇2

对可持续性的讨论和新的战略规划方法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在德国统一后的十年间重新引发了对空间规划的兴趣。然而这些发展并不能掩盖这么一个事实，即空间规划正经受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可以看成是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理性所面临的更为广泛的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后现代思想家们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空间规划所不能再回避的论点。为了探索新的理论基础，本文重点讨论两种方法：Jürgen Habermas 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和 Wolfgang Welsch的横向理性(transverse rationality)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规划理解的变革有着深远的影响。

空间规划的危机 1（特别是在德国）

后现代批判性的解构思想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人文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思想之中。它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文化批评，然后首先被广泛运用于建筑学和美学，接着是哲学（Lyotard 1979；Welsch 1987），到八十年代后期被运用到了城市规划领域（Dear 1986）。后现代思想现在已经遍布了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Rosenau 1991）。例如，在人文地理学，它已经导致了对空间、社会和人类行为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解构和重构（Dear 1994）。空间规划与这些学科有相类似的主题，自然不可能在这些变革中臵身事外（Fischer & Forester 1993；Healey 1997）。

我用“空间规划”这个词来包括所有形式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关于德国制度体系，空间规划覆盖了五个不同层次：地方层次（城市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区域层次（区域物质规划，区域经济政策），Länder 层次（Landesplanung），联邦政府层次（环境规划，区域政策）以及欧共体的跨国规划（欧共体区域政策，欧洲空间规划）。但在德国，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尽管也有一些关于规划自我反省（self-image of planning）的激烈争论，但空间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受到这种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影响。有关于空间规划在政治范畴不断边缘化的抱怨在不断增加，规划“实施的差距（implementation gaps）”被责难，并且，有关于空间规划中的“危机”的讨论持续了将近二十五年。尽管有数不尽的批评，而对支撑现代主义规划的理性的普遍性问题却很少有根本性的批判。相反，德国的空间规划似乎成了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理性的最后庇护所，或者也许可以说它就是话语的政治和认识论场景中的落后地区。

请允许我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做出一些推测。首先，绝大部分规划人员把自己看成是技术专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工科学校受到训练，有一些是经济学家、律师或地理学家。在规划人员的社会化过程中，把规划看成是空间和社会技术的观念却是永恒不变的。这反映在规划话语一直未被改变，甚至在新的教科书中也是如此（Spitzer 1995；Vogt 1997）。德国的规划理论被认为是与不相关联的假想敌进行拳击练习，而不是对现实的规划行为的状况及其本质作出反应。第二个原因可以从德国中找到。在两德统一之后，西德的规划系统在没有经过对规划理论进行更多政治性思考的情况下被强加于东德，在此过程中，增设了许多规划机构领导和政府部门领导的助手的新职位，这些职位适合于绝大多数来自西德的规划人员，他们抓住了这种长久以来不容易得到的机会。这样，一方面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也缺少这样的意愿：东德社会主义的崩溃是否就能断然地确认西德的规划系统（包括空间规划）具有优越性呢？ 然而，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规划危机现象仅仅是暂时地被压制了，现在正在开始更急切地回潮。和其他各地一样，在德国，对国家管制的放松已经提上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治议程。空间规划，至少是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如果还谈不上面临着生存危机，它的重要性也在进一步降低（Ritter 1998）。两项新的变革或挑战正在为修正德国空间规划的讨论增添新鲜的内容。

首先，1992 年里约联合国会议所确立的“可持续性”的引导性原则和“地方 21世纪议程”(Local Agenda 21)取得了极大成功。可持续性原则已经成为了整个德国空间规划系统法定的约束导则，从中央到州、区域和城市，莫不如此。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可能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方面来解释这个空洞的措词。因此，我们还不能肯定这是否仅仅只是纸面上的成功。但是，可持续性原则的引入和 21 世纪议程的兴起，并不只仅仅影响到环境政策本身的变化，更导致了更根本性的规划变化：如果可持续性原则能够被真正接受，那么一定会成为一项社会组织的重要原则。这样的新原则强调过程与结果的开放性以及对自我组织化的社会进程的依赖，因此，几乎完全否定了技术性的线性规划概念。

战略规划作为一种解决之道？ 对守旧观点的另一个挑战是战略规划的复兴。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这一变革来自于私人部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SWOT 分析法、过程管理和审计的讨论已经开始兴起，首先是在区域经济政策领域，随后，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环境规划和区域规划中也得到广泛运用。这一哲学观念在如 Henry Mintzberg 的经典著作《战略规划的兴衰》(1994)之类的文献中得到了体现，在书中，Mintzberg 介绍了哈佛经济系中的设计学派模式。有意思的是他发现在 1973 年前后私营部门不再青睐传统的战略规划，而是让位于商业管理的渐进模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此进行了基础性的重新评估，并使战略性的商务规划成为一种全球标准。对应于公共部门规划的理论讨论，令人非常惊异的是（但这肯定不是偶然的），商业规划与空间规划理论的学术话语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至少在德国是这样。

这些新的挑战——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战略规划复兴的结合——并未能保持德国传统空间规划的稳定。事实恰恰相反。空间规划越来越转变成了环境和经济政策，空间规划过去的雄心壮志是从更高的理性立场上协调政策，而现在如果再提起这个陈旧的目的只会招致讥笑。

许多实践者认为，把战略规划从私人企业移植到公共规划只需要对方法和步骤进行简单的现代化，但实际上，与传统的线性规划相比，战略规划包含了深刻的变化（参阅 Kaufman & Jacobs 1987； Nutt & Backoff 1992； Smith 1994； Bryson 1995）：

 它并不关注规划人员的职位，而是关注于行动、结果和实施；  它允许那些涉及到的和受影响的人更广泛地参与；  考虑了相关区域管理机构的优劣势；  以潜力和风险评估的形式全面考虑系统的环境；  规划不再被看成是主权国家的行为，而是被视为各类政治、行政机构（大都市、区域等）的竞争性行为。

规划界对这一规划哲学的广泛接受是基于这样的期望：既然传统的空间规划在国家管制中的努力已经被指责是言过其实的，这一规划哲学能使公共规划重新合法化。战略规划被私人企业和与产业关系密切的政治界广泛接受，而对商业界议程（business community’s agenda）的接受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和政治话语中普遍经济化的组成部分（Nutt & Backoff 1992； Smith 1994）。

然而，我对于战略规划在德国环境和城市规划中的复兴有着复杂的感受。如果这一规划哲学思想自身从属于 SWOT 分析这一广泛传播的方法时，它的优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其弱点和风险也不可忽略。在战略规划的所有优势中，我将首先提到它面向行动和结果的明确导向。传统的空间规划太过于注重规划和计划的制定，却沮丧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这些感兴趣；相应地，也从不关心规划编制成果对他人行动的指导。战略规划提出要重建制订目标、战略优先和实施之间的一致。

第二个优势是获得了那些被涉及的和受影响的人的广泛参与，这些人参与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致。传统的空间规划常常过于强调建立“最佳空间秩序”的科学理性，并试图使人口规划臵于这一原则之下。然而规划人员常常不得不懊恼地承认，人口规划并没有按照这种方法被兑现——至少不是由规划人员，而且肯定也不会按照他们设想的方式来实现（Selle 1994）。随后，规划人员突然发现他们变成了传教士式的角色，要反对假想的民众的非理性和无知，保护他们较高的理性。

战略规划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转移，在公共规划中的运用有其优势的方面，但也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目标和战略优先权的建立来源于那些被涉及的和受影响的人在协商中取得一致的过程。这意味着规划理性的调整，在科学和政治上合法的规划人员的理想的绝对理性被公开的规划讨论的有限理性所替代。

从民主理论的观点来看，这种转变包含了相当的解放和具有广泛基础的民主潜力；但另一方面，它在合法性上也存在严重缺陷。因为目标和战略的建立迄今为止都是和法定的导则相关联的，但是现在至少已经部分地为政治协商进程所替代，这样有权力的组织就可以推进他们的特定利益。为了在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和整合(integration)，新的政策形式由互动所决定，运用达成一致的战略以期形成联盟（coalition）。

另一个问题是战略规划所特有的，即政治与行政体系在职能上的差异。为区域行政机构讨论和选定战略方案是中央政府进行引导和协调的责任（例如国家和联邦的政府大臣、大城市中的市长总部），而空间规划是作为一种管辖权指定给特定的部门（环境、经济、交通等等）。因此，假定能够通过战略规划的方式重新获得过去宣称的战略协调，似乎是一种幻想。

简单地把战略规划应用到公共部门的空间规划之中，其本身是不充分的。如果认为把目标的可持续性和方法论上的战略规划这两项变革结合在空间规划的陈旧系统中，然后仅仅是按部就班地去执行，那么这种认识无疑是目光短浅的。我认为，空间规划的危机是现代主义所宣称的理性的更为广泛的危机的组成部分。后现代的思想家们就此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这些争论不能再被空间规划所忽略。为探寻新的坚实后盾，我将简单讨论两种方法——Jürgen Habermas 的沟通性理性和 Wolfgang Welsch 的横向理性。

作为现代主义计划的空间规划的建构与解构 把空间规划看成是现代主义的宏大计划的组成部分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的内在联系：在 认识论层面上是对空间和建成环境的认知方法；在 社会理论层面上是认为国家的作用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和形塑社会；在 美学层面上则涉及到规划成果整理成文等等。我将尝试使用一些关键词，至少是部分地指出这些方面的内在联系。

城市规划是空间规划众多分支中最古老的一个。它最初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即“现代时期的诞生”（birth of the modern age）之时。城市建筑师们受统治者的委托，进行“理想城市”(ideal cities)的设计和建造，他们称自己为“实践数学家”(practical mathematicians)，因为他们把几何的理性付诸实践。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数字和几何形式的完美秩序是一种非凡和谐的表达。

在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著作中，Gerd de Bruyn（1996）追溯了乌托邦思想以来的城市规划的发展。在 Gerd de Bruyn 的鼓舞下，我也尝试根据乌托邦思想和技术的理想类型，而不仅仅是单一的时间轴，来构筑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历史。如图左列描述的是 乌托邦的发展，肇始于托马斯莫尔，直到霍华德和柯布西耶。在另一边，城市规划总是成为一种 技术性的职业，这一脉络的发展显示在右列，所有这两列都与中间一列相关。

这一回顾有两个方面显得特别重要。首先，乌托邦思想的发展由 理性化不断增强的进程赋予了新的特征。自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启蒙运动以来，乌托邦思想中宗教方面的因素逐渐隐退，到十九、二十世纪就完全消失了。而它们的地位也为社会存在的理性秩序中的规范性概念所替代。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乌托邦思想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个长期循环。在二十世纪，对规划的混合多元理解逐步地替代了乌托邦思想，这一理解使得规范性和技术性两方面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中间到右列）

图表 1

乌托邦 和城市规划的目的乌托邦的发展 新城作为社会或宗教上的新形势的乌托邦

技术的发展

规划师对于技术型城市规划目标的理解 中 世纪

手工艺品贸易世纪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理想城市和强化城市（例如:A.Durer）

实践数学 17/18世纪

康帕内拉: 太阳城

首位城市，尤其是首都

18/19世纪

（尤其是在美国的）宗教殖民地，早期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公社：傅立叶、欧文、圣西门

慈善工业家的工厂城镇（Salt, Cadbury, Krupp）

防止危险及城市扩张 20 世纪 初叶 前后

霍华德：花园城市 加利埃尔：工业城市

恩维（Raymond Unwin）

Camillo Sitte 20 世纪 20年代

城市模型 社会公平的城市 社会主义城市 作为功能机器的城市 柯布西耶

区域规划 鲍豪斯 L.Mies von der Rohe 格罗比乌斯

有秩序的城市发展 有秩序的土地使用 20 世纪 30年代

雅典娜宪章 克里斯塔勒: 中心地理论 “Raumordnung” 国家社会主义城市

年代

战争期间的毁坏和修复 50 年代

技术乌托邦

结构化和分散城市模型以及小汽车主导的城市

战后重建 60 年代

新城 大规模居住区发展 70 年代

城市密度特征模型和空间规划目标体系的结合 1975 年前:目标的重新审视 80 年代

城市更新模型

保护 渐进主义 90 年代

乌托邦的结束？

企业化城市 可持续的城市

战略规划的复兴

以上这两方面的发现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十九世纪末以来，在社会理性化和官僚化的进程中，空间规划的专业系统已经出现。首先是在城市规划层面，而后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突飞猛进。然而在早期，绝大部分规划人员都强调实践而疏于理论性的反思，而另一方面，理论家们也大都是自学成材的，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学科——如霍华德和柯布西耶。

只有在规划人员的教育学术化以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规划理论才得到了显著的发展。空间规划作为国家干预，在问题解决和决策的综合理性模式的引导下得到了合法化。这一发展的基础在于这样一种基本确信：社会与物质现实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改进，而规划可以通过运用科学方法，并以规划的方法制定规则，以此来认识现实的内在逻辑，从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改进。“通过启蒙，规划能够解放他人。知识和理性使人们摆脱宿命和意识形态，使工业社会的逻辑本质得到发现和探索”（Beauregard 1989）。在科学知识的武装下，规划人员制定理性的导则去影响他人（投资者、国家、个体家庭）的行为。依赖于科学的和客观的逻辑，规划人员宣称已经达到了能够超越个别团体的特殊利益的境界。

这一类观点将规划自我定位于 技术角色，因此规划本质上是一种 非政治的行为，并且有人声称规划是一种在更高层面上调节资本与劳工关系的手段。按照后现代的解释，规划因此是建立在具有合法性的 科学方法之上的（Lyotard），也是建立在典型的总体叙述性的基础之上的（Jameson）。事实上，现代主义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规划，这种状况的形成是由于工业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张以及经济增长、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和社会进步将解决所有问题（至少从长期来看是如此）的乐观思想。城市被看成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的物质性容器，因此，“功能城市”对混乱和不确定性一无所知（Beauregard 1989）。

空间规划中这类单向的科学和技术理性的经典例子就是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及其在物质性规划中的应用（Blotevogel 1996）。1933年，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出版了他的著名论文《德国南部的中心地》(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在其中，他提出了理想的聚居地结构理论，表达了经济、交通、人口、政治和行政体系的理想空间组织。这一理论读起来像是物理学中的一个普通理论，它对观察到的现实进行了经验性的解释。但是克里斯塔勒想要的更多，他把他的理论看成是 规范性的、是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 理想空间秩序的模型（Model of an optimal spatial order）。这一模型要比很不完美的现实状况要优越得多。他相信他的模型不应是去适应现实，而是相反，应当调整现实来符合他的模型。从这样一个理论演绎的理想空间秩序出发，可以很容易地建构起重塑现实的国家计划，由此，作为国家责任的环境规划诞生了。

克里斯塔勒积极参与了他的模型在规划实践中的应用。在二战期间，在德国占领的波兰开始了规划和德国化措施，其目的在于德国人向东拓展 生存空间（Lebensraum）。在波兰人被清理后，一种“德国文化景观”开始在一个实际上的空白地区（tabula rasa）中浮现出来，同时，也出现了以理性构建的、具有等级秩序的聚居地系统。尽管克里斯塔勒本人不是一个公开承认的民族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愿意把他和他的知识运用到民族社会主义的聚居地规划中。在规划人员假设的非政治性、技术性的自我意象的帮助下，规划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道德问题都很容易被压制。

众所周知，中心地理论成为了战后世界范围内环境规划政策的支柱之一。比如，在德国，所有的国土都建立了一个由等级有序的中心地组成的多样化系统（有时甚至是穷乡僻壤），并将之作为环境规划政策的正式目标。根据这一模式调整了城市的管辖范围，村庄被合并以形成较大的乡村政府，并具体确定了学校、医院和大学的位臵，以及建设高速公路等。

这一空间规划概念得以如此广泛地接受及其信服力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他之所以吸引规划人员，因为它具有科学的合法性，即使（或者也许仅仅是因为）很少有人能严格地认识到克里斯塔勒十分复杂的理论是建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政治话语的间接思考（确实，困难程度越高甚至越有用）。科学的合法性有能力为中心地理论创造一个几乎支配性的权威，从而使得这一理论成为德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空间规划政策话语中的空间规划概念。

对理性的后现代批判迅速击败了空间规划所宣称的理性，正如我在这里以中心地理论所作的示例。早在二十世纪 40 年代，Max Horkeimer 和 Theodor Adorno 论证的启蒙辩证，而诸如 Lyotard、Derrida 和 Jameson 等后现代哲学家则进一步推进和激进化了对理性的批判。他们争论的中心或多或少都包含了如下的议题：在现代，理性的出现伴随着对个体解放和个体自主的高尚宣称；然而在现实中，它却总是和控制、权力联系在一起，并具有统一的趋势（平等原则）。即使是自主的主体（如以理性主导的规划人员为形式），也仅仅被看成是现代的建构，并且被追溯到启蒙哲学。然而以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仅仅是一种“以理性为中心的元叙事”（Logocentric meta-narrative），它将“被启蒙的”人看成是宇宙的“主人”（Rosenau 1991）。后现代的思想家质疑现代科学所宣称的科学相对于其它知识形式（如常识、神话和巫术等）的霸主地位的合法性。理性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理性的绝对化通过它所声称的霸主地位来镇压多样性和宽容（如后现代指控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极权主义），应该对现代时期的灾难承担部分的责任。因此，对理性的抑制就意味着从权威、效率、等级、权力、技术、商业、行政，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 规划中解放出来。

然而，我并不支持广泛的基础批判主义。即使简单的逻辑[某些后现代批评家眼里特别臭名昭著的 总体叙事(master-narrative)]也是反对这个（所谓理性的），通过有理性的争辩的方式自然会导致的往往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如果我在交流的元层次(meta-level)上拒绝理性的原则，那么我将最终陷入达达主义。在艺术中这也许有它的价值（它在后现代美学中正经历着一些复兴），但是达达主义的科学思想确实有些奇怪。

第二个争论更重要：对理性的完全抛弃为基础主义和非合理性打开了通道。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真理的概念被协商的概念所替代。独立于协商的真理的可能性被拒绝了，并且为依赖于协商的“有效性”的宣称所替代。然而如果没有可以据以在众多矛盾的合法性主张中做出决定的后准则，那么，随之而起的就是不可救药的相对化。“世界的祛魔”（demystification of the world）是和现代的理性化过程相联系的（Max Weber），因此，通过新时代（New Age）的支持者和基础主义的布道者的叙事而在认识论上试图“再魅”(remystification)，这些人试图把我们引领到“神秘生活的彼岸王国”(otherworldly kingdom of mystic life)（Weber 1922/1985）。

Foucault 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权力对于实现话语依赖所声称的合法性具有决定意义。但采纳了他的批判性观点而与道德和科学理性的解构相结合，就会导致政策和规划的灾难。到了最后我只能愤世嫉俗地承认规划话语也仅仅是语言和权力游戏。我至多只能评论和解构这些话语，但我不能提供任何的意见来反对它。由此，空间发展和空间规划 实际上被用于保障各种财团和强有力的团体的利益。（当今，在很多规划人员中流行的玩世不恭似乎表明了这一理论解释并不完全缺乏经验上的证据）。

我愿意从一种更为不同的中间位臵来看待这一基础性的批判。国家规划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运用，这种权力的运用是合法的，而且从某种程度而言带着理性的“面具”。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欢欣鼓舞形成鲜明对照，理性的意图与其实际效果之间显著的矛盾现在甚至更为明显。“现代主义辩证性”（dialectic of modernism）在六、七十年代的在功能主义城市规划中、在大面积区域的再开发和大规模的居住区开发中都得到了彰显。现代主义的空间规划建立在全面平等的规范上，一个完整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均生活需求明确而内在地成为了其思想的出发点。这种普适性的规范在现行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迅速变得十分虚伪。

然而，从这我还不能得出结论说，理性和规划——这一现代主义的两个孪生姐妹——已经普遍地过时。新近的哲学和社会学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充分认识到了理性是受制于 多元化的。启蒙运动的理想就如 Heralitus 所言，“理性浮现的地方，多样性的迷雾就会消散在灿烂的阳光之中”（Welsch 1996）。这一隐喻启蒙运动的太阳也照遍了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在晚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中，这一隐喻以独特的方式转变了：Habermas 写出了理性的多种形式之间的差别，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在一个“脆弱的动态”中不断调整。而Jean-Francois Lyotard 更为激进地解释了理性的多元化，他相信，现代理性很早以前就已分裂成一个由散布的、自主的理性岛屿组成的群岛。我们不能再以光芒四射的阳光作为我们的方向，相反，我们行进在理性的混乱图景之中（如果还不是在一个没有桥梁连接的群岛中的话。）

在规划理论的争论中，这种状况还只是部分地被认识到和被正确处理，尤其是在德国。Robert Beauregard（1989）十分清晰地指出了现代主义规划理性权威的丧失。

“从本质而言，现代主义规划的总体叙事与空间上不可预测的、弹性的城市形态是不相容的。组成城市形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互对抗的，其效用则越来越成为短期消费物。结果，现代主义者对秩序、功能性结合和社会同质性的追求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如同要求部分规划人员保持客观的距离并运用技术理性。现代主义规划人员无法可想地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支配下被广泛抛弃”。

北美规划理论者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思想体系的转变，他们告别了改革的幻想，转而进入到发展渐进计划。他们大规模地撤退到程序性问题之中（决策理论、数学、商务管理理论等等）。在实践中，不再关心“公正的”城市和“理想空间秩序”之类的基础性问题（除了象 John Friedman 等少数左倾城市规划理论）。

规划中的主要理论显示出了其矛盾的复杂性。一方面它不去理会不断增长的对总体叙事、实证主义科学和科学技术理性的批判，依旧依附于其传统的、非政治的和技术的自我想象；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无意识地）却信奉起后现代的怀疑论，正在放弃它曾宣称为优越的理性及其历史性的 存在理由。许多从前改革导向的规划人员对变化的局势低头，并转向纯粹的项目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空间规划中的战略规划方法的探索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总体框架变革的反应。

寻求新的坚实基础—— 沟通的、横向的理性概念 不幸的是这一新的哲学并没有从多元理性的混乱图景下提炼出一种简洁的方法。有两种思想似乎特别值得讨论：Jürgen Habermas（1981）的沟通理性概念和 Wolfgang Welsch（1996）的横向理性概念。Habermas 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和 Horkheimer 和 Adorno 所追求的“启蒙辨证性”的批判传统。但Habermas 坚决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论，他认为现代主义并没有过时，而是将其视为“未竟的计划”（Habermas，1990）。他认为现在（晚期现代时期）多元社会的问题占据了最显著的位臵。代表不同“美好生活”规范概念的人们如何能理智地共存？每种权威必须通过在公众协商的框架中被接受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在这一背景下，Habermas 的话语（discourse）理论才获得核心的意义：认为通过科学和争辩的理性而获得理想秩序的合法性模式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通常意义上的“公众”（general public）已经退化成为有组织的利益团体争斗的沙场，这些利益团体通过折衷的谈判而达成结果（而不是以私人个体的一致）。结果，在市民和国家之间又插入了大量的组织（联盟、党派、公司）。

在这个更为后现代的场景中，Habermas 看见了一丝希望：事实的陈述（客观世界）和规范的有效性（主体间世界）不应当去适应权力，而是应当为了 更好 地 争 论。为了这样的目的，对话（discourse）的某种规则是必须的：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必须能够说出他们的主张，只有在取得一致后，才能做出决定。对话因此是沟通的条件，这一条件要尽可能远离胁迫；并且，沟通导向的行为必须占据主导； 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就此开始生效。Habermas以此与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作对比，工具理性是通过效率和优化的方法达到特定目标的。

为了捍卫沟通理性，对话的道德是必须的，这些道德并不是由复杂的规范系统，而是由程序规则组成。其核心规则是：（1）冲突应该通过由所有涉及到的团体形成一致的协商来解决。（2）在实践中，源于个体对某一特定系统责任的战略行为可能会与这种理想发生冲突。（3）由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压力形成了一种责任，即将真实状况集聚到解决有争议的冲突的理想框架之中。Habermas保持了启蒙的理想，他相信，权力应当服从于理性（reason）。对 Habermas 而言，这一理性既不是由传统所赋予的，也不是简单地由科学所发现的，相反，它是以有限理性的方式在对话中创造的。因此，程序的道德规则就具有核心意义，具有同样重要性的是对话的公开性。辩论性的竞争将被理性地决定，受影响者都参与到决策之中。使公众获得有关于这些对话的知识是科学和媒体的职责。

哲学家 Wolfgang Welsch（1996）赞同类似的、但更为基础的方法。他详尽地研究了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并坚持了其中的大部分。“现代理性不断增长的应用并没有导致理智（reason），相反更多地导致了看似合理实际却是真正的非理性。这是对理性的新近批判的关键性观点。有必要结束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是对理性的坚定期望，另一方面是对希望的放弃”。最终，理性的原则并不能放弃。相反，应当坚定不移地接受理性的多元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横向理性。Welsch 把后现代关于无能的、破灭的理性主张看成是“孤立主义者的误解”。理性的构成实际上更像是由多种理性的交织和相互之间的转变所赋予特征的。因此，就有必要在多元和转变的背景中重新定义理性，他将之称为“横向理性”。

在理性的复杂图景中，发现和创造这种“横向”联系，决不是一件小事。一个人能且只能在不同的理性和与之相关的科学范式中做出主观决定，然而这不能解决异质问题：在没有元准则（meta-criterion）的情况下，不可能有限 有限（binding）决策。

Welsch 以新建筑（Le Corbusier）中的美学范式为例，显示了理性和范式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

“与 普遍知识（mathesis universalis）的思想体系相结合，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现代的核心思想相结合，而且在理性类型观点上与认知理性的范式相结合。对于作为 普遍知识的新建筑来说，简洁和清晰是最基本的思想，而达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要在这两方面深思熟虑。共同的目的就在于希望理性地塑造世界。因此，事实上新建筑的主张和实践中，一再地从普遍知识的现代项目的思想训练和过程中获得借鉴……笛卡尔的物质世界分析与雅典宪章的城市分析具有同样的精神。准确地说，密斯凡德罗的建筑在建成形式上是完完全全笛卡尔式的”（Welsch, 1996）。

作为理性和范式多元化的结果，想简单驱除似乎存在着的无序，然后再象从前那样继续是毫无希望的。对简单明了的参考系统的探求常常会饱受教条原则的折磨。有意识地强调意义的多样性，问一下如何才能最好地处理，才是更为明智之举。如何“理性地”来处理这一问题？Welsch 列举了一些可能性：（1）通过范式并臵的“交替启发”（alternate illumination）方法；（2）纠正对单个范式合法性的过于膨胀的断言；（3）观察范式周围由内部修正导致的可能结果所带来的变化。过去认为理性间是彼此分离的，现在可以发现并建立它们之间新的联系（沟通的开放性）。

传统的“一个理性”的概念（例如 普遍理性（Weltvernunft），例如神的理性，例如科学上公正、客观的理性）已经不可避免地过时了。“相反，横向理性完全作为主观理性显现了主体的能力”（Welsch, 1996）。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将理性缩减为“私人理性”（private reason）——一种个人的和自我中心的理性。“理性意味着在转变的多样性中移动的能力”。在现代制度、对话和社会实践中体现的理性与这种合理性明显不同。

Welsch 比 Habermas 更怀疑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理性沟通的可能性：“在现在的情形下，一个人必须接受这样的可能性，理性行为最终将导致基本的异议的表达，而不是达成一致”。如果陈述和争议建立在不同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并且，如果没有更高层级的外部决定标准的话，那么纯粹理性将随异议的陈述和无法形成共识而消亡。然而，横向理性更接近于共同的理想，恰恰是在这种理性和范式的转变与交织中的建设性工作中，释放出了沟通与一致的潜能。

结论 如果我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空间规划的危机就不仅仅是它的传统目标和方法的危机，而是更为根本性的，是其对理性的基本主张的危机。规划人员作为生活在尘世的创造神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被摧毁了。然而这一认识不应导致我们屈服和犬儒主义，就象后现代主义基础性批判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最近的社会哲学试图找寻一条建设性的解决之道，在当今混乱的理性图景中寻找实践道路。Habermas 建立了能达到相互理解的沟通能力。Welsch 依靠合理性，提出了达到理性的多元化及寻求对“横向”连接与相互联系的建设性的方法。对空间规划做出的结论只在细微处有差别。传统空间规划所宣称的综合的、科学合法的理性的命运已经决定了，有关静态目标的“理想空间秩序”的科学模型已经过了它们的全盛期。

然而，我的想法为空间规划中的“转向沟通”（communicative turn）提供了很好的理由（Fischer & Forester 1993；Healey 1997；尽管持怀疑态度的：Tewdwr-Jones & Allmendinger 1998）。如果有人完全不想放弃现代主义对理性的基本主张，那么他只能依赖于社会对话的相对理性。那些认为社会对话只会导致客观上差的和错的结果的人，显示出他们还没有从科学技术宣称的理性的传统思维中摆脱出来。那么，什么样的元准则被用来决定结果的质量？ 但是，对社会对话的信心不应该与天真相混淆。为了防止这些对话沦为权力游戏（在那里，压力团体的工具理性占有主导地位），这就迫切需要清晰而有约束力的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需要国家建立规则并监督，要求坚持规则。

沟通性的竞争对所有参与的团体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话语的沟通只存在于那些参与者公布他们各自的期望，努力营造一个合作的氛围和建立信任的地方。这种状况不会自动地形成。沟通性的竞争不能仅仅是假设，而应当作为一个规则，作为学习的结果，并因此而固定于社会的沟通文化（Fürst, 1997）。

规 划 人 员 的 作 用 和 规 划 特 性 的 深 远 变 革 必 然 与 规 划 的 转 向 沟 通（communicative turn）联系在一起。实际的规划发展更少地依赖于规划人员的行为，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由所有受影响的人参与的、开放的散漫的进程的调节。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规划人员应当压制他们的能力，并将自己限制在中立的调解人的角色（职业的调解人肯定比规划人员做得更好）。相反，规划人员应当把他们的技术知识带入这些过程中，不是霸权地主张科学的优越性，而是作为激励和帮助来建立通过协商达到结果和一致的过程。传统的空间规划（其特征是以科学和技术主张官方限定“市民参与”来“听”）和规划人员在其独裁权力的基础上做出最终决定，其要素仍然以多种多样的“建议和意见”提出。在协商和合作规划中，规划人员远远地退居幕后。他或她发起、刺激并引导过程，注意包纳所有受影响的人，并遵守对话的规则，通过代表特定利益的有组织团体的工具理性来反对话语的混淆，最为重要的是遵守由意见一致所支持的结果（Selle, 1994）。规划的地位也将作为结果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传统空间规划中，规划（plan）是静态的，通常是以制图学的方式表达想要的空间状态，像是刻于石头上的规则（尽管其实践效果并不确定）。在对话和合作规划中，规划（plan）并未废弃，它们的基本作用是作为 沟通的中介。现在得到公认的是，图表以及特别是条件、方案和发展选择的制图学的视觉化，对于规划人员——调解人来说是刺激和建构规划协商的无价资源。

目前偏好的战略规划能否提供一个克服这里所描述的传统空间规划的理性危机的机会？它提供了一个总的程序性框架，这个框架可以使得开放的、规划对话的沟通理性来代替过时的对理性的科学和技术的主张。然而，这方面既不是战略规划的必然也不是战略规划的核心。事实上，它既可以被用来解放对话的规划，它也可以被用来提高仅仅依附于工具理性的技术官僚规划的效率。这样，对话的要素纯粹有助于使规划（plan）完全地被接受。

科学素质,现代城市的理性力量 篇3

杭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实施科学素质提升行动，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要求，对今后五年杭州市的科普工作和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指明了目标。从“普及科学知识”到“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彰显新时期实施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将作为“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新任务、新期盼。本文拟从科学传播的视角，对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文化价值作一些探讨。

放眼当今世界，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觉悟、所掌握。科学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拓展了人类的生存发展空间。人们在惊喜之余也发现科学并不总是带来积极的效果，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许多的困惑和灾难，如战争等。基于此，许多思想家开始将科学纳入到文化的范畴进行思考，研究科学与文化的关系，探索科学推动人类发展的光明之路。科学同其他人类文化现象一样，一旦被人们所认识，所理解，所热爱，必将成为改变世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科学文化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科学作为文化这个概念明确提出后即被人们广泛传播。一百多年来，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观察与文化相提并论，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曾敏锐地指出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他认为科学真正的方法和目标是把新发现和新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他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则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重要论断助推了20世纪末中国在科学应用和传播上的飞速发展。

科学文化是一种近代最普遍的文化，它不是科学独有的，而来源于人们生产劳动实践中通过对自然的不断追求探索，逐步升华而成的一种思想、行为和习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里，文化被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与科学划清绝对的界限，这种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在人们的精神构建中被一次次推倒和重树，严重地阻碍了科学和文化的共同发展与进步，这是中国独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国在科学领域的思想异常活跃，人们把科学和各种文化现象自觉地融合，并注入了新的思想动力，促进了科学文化的飞速发展。

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科学文化不仅是科学本身的一般概念，而是一种科学体系与科学逻辑，把握科学文化中的独特视角，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让科学文化表现为人们行为习惯中的一种科学理念，一种思维方式，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就是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的文化价值首先是科学本身的文化价值。科学是表述和陈述研究对象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形态，包括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所以科学教育是科学传播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科学素质和日常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科学素质是现代文明城市的理性力量，杭州市将提高广大市民的科学素质作为兴市之本，加大科学传播的力度，使广大市民真正做到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千方百计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让市民能够真正利用科学知识去创造更高质量的生活，这是杭州打造东方品质之城不可或缺的前置条件之一，也是检验生活品质的标准之一。

现代建筑设计合理性研究 篇4

1 分析建筑设计要达到的目标

建筑设计目标是多元化的目标体系, 其包括功能目标, 技术目标, 环境目标等, 这些目标之间, 存在着相互关联、制约、协调、发展的基本关系。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 建筑设计的合理性应该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经济的合理性, 这是能达到建筑设计的目标之一, 以有限的经济条件获得最大的价值。正确的处理和认识在建筑设计中的先进技术和经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 善于把技术问题和经济合理性相结合来综合考虑, 把两者进行分析比较及效果评判等。

2 分析建筑设计合理性的内涵

做到全面分析建筑消耗、合理地平衡建设成本及消耗成本是提高建筑合理性的关键。所以, 建筑设计可通过合理的设计方法, 在建筑的空间组合、总体分布等方面进行优化设计, 用有限的经济条件来达到建设要求, 以在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下创造出最大的使用价值。在人类的建筑活动历史上, 经济条件的强大制约作用始终影响着建筑的等级的高低及规模大小等效果。建筑的形式同样受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支撑, 这些资源也离不开社会的经济条件。因此, 应在经济, 消耗等多方面分析建筑的合理性, 以求能达到建筑合理性。

3 要达到建筑设计合理性应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3.1 建筑工程设计人员素质需要被全面提高

在建筑工作中, 设计工作者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于我们工作过程中要求的方面很多, 对于相关方面做了以下的几点分析:第一, 人员的专业技能, 设计者要有过硬专业知识, 设计的标识要统一, 按照规章制度进行设计;第二, 职业道德是我们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定, 设计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实地的考察, 这样能够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外在的因素的干扰, 像是一些企业的干涉等等, 这个时候就是对于我们进行最大的考验。综合以上, 可以看到我们的员工有很多的方面要进行提高。

对于这一方面很多的企业都进行了员工的继续教育, 通过对于相关的培训, 从而提高整体的员工的专业技能, 在平时的工作中积极的组织各类的创新大赛, 这样对于好的意见进行推广, 能够更好的带动大家的工作热情, 建筑行业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下才能取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3.2 限额设计有待广泛推行

在建筑设计阶段应该用数据进行计算证明, 用数据分析设计内容, 计算建筑设计的经济问题及人力资源问题, 用数据说话, 这是作为设计单位应该全面考虑到的合理性。因为设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项目所需的费用和完工的时间长短, 同时也影响到了建筑后期的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还有安全问题。

3.3 要加大对图纸审查工作的力度

在实际的设计工作中可能因为一点点的问题就会导致整个设计的方案出现错误, 一旦错误出现就会对于整个工程造成经济损失, 这样我们发现在实际的工作中, 图纸的设计非常的关键, 设计工作者一定要进行严格的审查, 在审查的过程中, 一定要严格的按照相关的规范进行审核, 针对于一些问题点一定要进行有针对的评审, 一旦发现有问题, 就要进行严格的处理, 令其进行及时的修改, 使得问题在最小化时得到解决。在我们之前的工作中发现了很多这类的问题, 对于我们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这样就促使我们一定要加大审核的力度, 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

4 加强建筑设计经济合理性和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4.1 只注重设计的奇特而不在美观、经济上考虑

如果只追求特异而不从经济合理、适用美观方面考虑, 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过分追求奇特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不能过分追求形式, 过分讲究高档奢华, 这些都不是正常的现象。如在一住宅小区, 高层低层都有出现过没有太大意义的所谓的“飘件”, 不美观, 不经济, 不适用。还有在阳台为追求立体效果, 大面积贴上玻璃, 不仅不美观, 而且存在很大的危险, 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 是不可取的。

在实际的设计中, 不同的建筑类型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这样使得我们进行判断的过程中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我们判断一项设计的情况从多个角度出发, 像是外观、美学、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入手, 最终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安逸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今天的建筑理念变得越来越丰富, 也变得越来越合理,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带动未来行业的进一步的发展。

4.2 要保持先进的思维方式, 全面的思想, 避免在设计中存在错误, 遗漏等问题

设计方面在今天变得越来越全面, 在以前的设计工作中, 我们经常发现很多的设计问题, 即使我们仅仅在图纸当中也能够明显的发现, 在工作中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今天的工作对于这类事件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避免, 人员要经过及时的培训, 接受最新的建筑理念, 设计的过程中要进行综合的考虑, 在设备以及技术方面要更多的考虑新的、提高效率的方面, 成本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吸取之前的经验与教训, 我们一定要对于整个设计进行审核,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避免疏漏时间的发生, 从而提高工程的质量, 缩短工期, 提高寿命。

4.3 确保工程技术和经济观念的紧密关联

要做到建筑设计的经济合理性就要把工程技术和经济观念相结合, 加强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工作能力, 保持经济观念和开放的思想。在投资成本上, 既要注重经济的合理性又要考虑到设计人员的技术和观念, 对方案比较和优化, 注重立体造型。

结束语

从上文分析可知, 建筑设计是一个综合型的过程, 要注重经济的合理性和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 不管是在策划构思阶段, 还是在方案的设计及深化阶段, 都必须注重这些合理性原则问题。在当今的经济现状及飞速的发展中, 建立宏观的合理性观念, 用有限的资源来达到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现代大学文化建设的理性审思论文 篇5

[论文摘要]研究现代大学文化，构建和谐、高雅和优秀的现代大学文化，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提升大学形象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大学内涵式发展、特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此，必须厘清现代大学文化的本质内涵，阐明现代大学文化的多元品性，确立现代大学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把握现代大学文化建设的有效策略。

[论文关键词]现代大学大学文化理性审思

现代大学除了肩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职能外，还具有文化引领的巨大作用。现代大学要想真正引领文化发展，自身首先要形成高品位的优秀文化。优秀文化既是现代大学的精神生命和灵魂，也是现代大学凝聚力和活力的基础和源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流的大学做文化，二流的大学做品牌，三流的大学做制度，四流的大学做规模。”实际上，在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现代社会，只有重视文化建设，充分发挥现代大学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激励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大学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从而实现学校的内涵式发展、特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然而，从近几年我国大学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繁华的背后却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困境，必须对其进行理性审视与思考，从而构建起和谐、高雅和优秀的现代大学文化。

一、正本清源：现代大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我国现代大学文化的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小学兴起的校园文化研究热潮。但是，校园文化并不等同于学校文化，校园往往被习惯地理解为空间概念，它更多地是把文化解读为可见可感的学校物质文化和环境文化，而忽视了对深层的学校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的关照与珍视。随着教育改革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校文化研究逐渐取代了校园文化研究，反映了人们对学校文化精神品格的重视和学校文化的整体关照，从而使学校文化较之于校园文化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特质。

何谓大学文化?我国学者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杨福家认为：“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王少安指出：“大学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文化的亚文化，是指‘大学人’在大学里的一切活动方式、活动过程及其活动结果。从内涵来看，大学文化是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有机统一。”房喻则认为：“大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的，经过全体师生员工的长期不懈努力和培育，已经融入到大学的精神传统、办学理念、人文价值以及形象识别系统中，以育人为本质属性的高级文化形态。此外，关于大学文化的内涵，还有意识形态说、精神体系说、氛围说、潮流说、启蒙说、活动说等多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现代大学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大学全体成员逐步创造和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大学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心理趋向以及规章制度、校风校貌、大学精神和大学形象等。现代大学文化是内隐在现代大学教育理念、教育行为方式、教育管理制度以及教育环境等因素中的价值取向，其核心是现代大学作为一种有活力的组织的内在人文系统。从其对学生发展、教师专业成长和大学发展的作用来看，现代大学文化的最终体现是现代大学中的生活方式;从现代大学文化的构成要素看，它包括现代大学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从现代大学文化的主体看，它则包括校长文化、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等。作为社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大学文化，蕴涵着巨大的教育价值，在现代大学教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育人功能。

二、多元品性：现代大学文化的特征分析

1.现代大学文化的育人性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育人是学校教育的最根本属性。现代大学文化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任何文化一样，也具有促德益智、陶情冶性的教育价值。现代大学文化作为一种信念的力量，影响、支配和决定着学校中每个成员的行动方向，引导和推动整个学校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现代大学文化作为一种心理的力量，能使师生员工保持坚定的信念、积极的进取精神、乐观的情绪和顽强的意志品质，从而形成整个学校的心理优势;现代大学文化作为一种道德的力量，能促使师生员工自觉地按照某种共同的准则调节和规范自身的言行，并逐步转化为师生员工内在的品质，改变和提高其基本素质。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校园里应该充满鲜明的、有道德的气氛，而这种气氛使人相信，高尚的道德情操会成为主流。在有许多鲜明的道德行为的地方，善才会成为消灭恶的力量。”

2.现代大学文化的生成性

现代大学文化的培养即是大学办学理念和办学行为的结果，但它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多元互动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鲜明的动态生成性特征。从现代大学文化主体的维度来看，由于生命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彰显，生命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的激活与调动，教师和学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成长需要随之呈现出动态变化的活动样态。当学生被激活与调动起来的时候，对教师也会产生刺激和提出挑战，促使教师在现代大学文化实践中及时调动自己的智能内存，在帮助学生实现超越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教育智慧的超越和提升。不仅如此，教师一旦被激活与调动起来，则又促使学生的成长需要在更高层次上得到有效的激发。现代大学文化正是在教育主体之间的这种和谐互动过程中得以生成与发展、更新与提升的。

3.现代大学文化的独特性

现代大学文化具有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特征，但现代大学的价值和魅力不是来自于现代大学文化的共有品性，而是源自于其深层的鲜明的个性特色。因为现代大学的办学品质与办学水平根植于现代大学文化独特个性的深厚底蕴之中，生长于对多元文化成果的有机整合之中，形成于现代大学文化鲜活的动态发展之中。现代大学文化的独特性不仅能催生先进的办学理念、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和教育环境，而且能提升大学的教育质量、精神品格和核心竞争力。而现代大学文化一旦缺失其独特性，则必然会因违背大学生命成长和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变成一种文化虚设，现代大学文化就会失去本真和自我。缺少了独特的现代大学文化的浸润陶冶，大学的精神生命就会逐渐枯萎凋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生长也将因得不到彰显而日渐走向衰落。

4.现代大学文化的整合性

现代大学文化不仅因教育而发生，而且也因教育而发展。由于大学教育活动是复杂多样的，现代大学文化也就必然具有多维的结构和多样的内容。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组织文化，而且包括校长文化、教师文化、班级文化和学生文化;不仅包括德育文化、智育文化、体育文化和美育文化，而且包括课程文化、质量文化和观念文化;不仅包括显性文化，而且包括隐性文化。同时，人类文化也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现代大学文化不能置身丰富多样的人类文化之外而必须与其共生共存、交相辉映，才能根深叶茂，充满生命活力。现代大学文化必须珍视其整合性特征，如果无视现代大学文化的这一突出特征，就会势必造成其独特价值的湮灭，不仅会造成现代大学文化行为对生命多元需要的漠视，而且也会招致现代大学文化对生命意义和价值作用的肢解。

三、以人为本：现代大学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

在一定程度上，现代大学文化可以说是在大学长期的教育与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是一所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办学理念、教育观念、道德品质、精神品格与行为方式的集中体现。由此观之，现代大学文化的合理内核与深层本质应该是基于“人本精神”，也就是“以人为本”。因此，应把“以人为本”作为现代大学文化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一方面是指要满足学生身心发展的各种需要，珍视学生的人格和尊严，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全面发展、全体发展、主动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为旨归来建构现代大学文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教师的专业自主权，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专业发展，引领教师体悟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构建真、善、美协调一致的现代大学文化。 现代大学文化看似潜隐和无形，但它却能借助显性的有形的物质载体而得以充分的彰显，它能浸入师生的思想观念和灵魂深处，它润人也深，化人也速。指导他们的行为与习惯，现代大学文化的作用是全面而巨大的。现代大学文化不论是在形成过程中还是形成之后，对大学和其师生员工的影响都是深刻而持久的。在这里，现代大学文化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圈或者文化氛围，而“以人为本”体现的则是一种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它可以表现在现代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现代大学文化建设中，必须强化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不管是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都要充分体现对师生的尊重、理解、信任和关怀，使师生的言行能按照良好的规范和预期的目标来发展，把一些可能会诱发不良言行的因素禁于未发，这才是现代大学文化潜在激励力和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所在。

“以人为本”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只有科学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大学的和谐发展，因而科学发展是学校和谐的根基之所在。现代大学文化建设只有秉持“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学生健康发展为本，以育人为己任，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主线，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六育”并举，使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达到和谐统一，才能不断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全面协调地健康成长。

四、科学有效：现代大学文化建设的基本策略

1.建设高品位的大学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现代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衡量一所大学是否建立了有自身特色的大学文化和大学文化优劣高低的重要标志。大学精神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以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大学的精神品格，并最终深刻地影响大学每个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现代大学精神文化建设要重视文化陶冶理论的作用，要特别强调现代大学文化的外在形式和丰富内容只是精神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通过主体的生命体验，才能使这些资源成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文化陶冶理论认为，只要是真正能尊重学生作为生命主体的价值，都可以理解为精神文化的活动范畴;如果教育教学活动能给予学生生命体验，就应当视为一种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进行现代大学精神文化建设，需要付出极为艰苦的努力，不仅要积极转变旧的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观念，而且要在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体系的同时，逐渐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观念。同时，进行现代大学精神文化建设，还要注意采用正面说理、启发自觉的方式，善于摆事实、讲道理，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从而形成师生共同创造大学精神文化的良好氛围。

2.构建富有特色的现代大学课程文化

课程文化作为现代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大学文化的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大学课程文化的构建要以科学理性为基础，以促进学生的人格完善和个性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把当代先进的教育理念贯穿到课程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之中;要重视挖掘人的创新潜能与弘扬人的主体精神的有机结合，注重学生各发展阶段的能力和人格的形成。为了构建富有特色的现代大学课程文化，现代大学课程不应是模式化的，也不能以教科书作为唯一的载体，大学课程应当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能为教师和学生的创新性展现创造有利条件。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管理模式之下，要突出现代大学校本课程的重要作用与独特价值，使现代大学课程文化更能符合本地本校的实际，符合教师与学生生存与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育人的规律和课堂教学的规律，使其在促进师生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3.激发现代大学文化主体的内在自觉

现代大学文化主体主要是指教职工和学生，他们既是现代大学文化的建设者和创造者，又是现代大学文化的享用和鉴别者。现代大学文化建设一定要重视激发教职员工内在的文化自觉，使其认同并自觉践履现代大学文化理念。现代大学文化不是某个或某几个人一厢情愿的口号和愿景，而是融汇于大学全体成员的言行举止和思想感情之中，体现在大学成员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等日常活动之中。现代大学文化既内蕴于大学文化主体的心灵，又外显于大学文化主体的行动。前者是根本，是现代大学文化的主要存在形态，后者则是前者本真理念的自然展现和目的旨归;前者需要文化主体的自觉认同，后者则需要文化主体的自我践履。如何由文化理念转化为文化自觉，这是现代大学文化建设的实质性和关键性工作，否则现代大学文化建设就很容易流于形式主义，导致表面的热闹繁荣之下却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4.创建和谐优美的现代大学物质文化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理性追问 篇6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职业教育 普通教育 技能 技术

一、引言

职业教育体系对于职业教育来说非常重要，在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构建时，必须深入分析其本质和关系，才能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实践，才能在进行理性追问的过程中对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进行创新和突破。本文从理性角度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进行追问。

二、现代职业教育中技能和技术之间的关系

现代职业教育包括技能教育和技术教育两部分内容，因此在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构建时，需要充分考虑技能教育和技术教育之间的关系，明确二者在教育中的定位，才能更好地创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技能是一种内化的技术，人掌握了技能就可以为社会服务，创造更多的价值。技术是一种理论手段，可以告诉人们如何操作某种工具，如何进行某种创造。技能是一种可以将技术应用到实践中去的能力，只有掌握技能才能够把技术从形式状态转化成实践能力。技能与技术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伴生的。技能是人掌握了技术并应用于实践的能力，不能简单地将技术当作高级的技能，技术和技能两者之间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层次发展的关系。因此，想要将技术更快地转化为技能，就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只有通过教育对人进行训练和培养，让其进行学习，才能提高人的技能水平，才能让人更好地进行技术的实践，创造更多的价值。

现代职业教育对人才的培养必须要进行全方位的技能教育，将人培养成为技能型人才，技能教育培养的是“知识含量高”的人才。从现实意义上来说，现代职业教育可以将人才培养成具有技能也具有技术的人才。技能教育是一种有规律的职业教育，无论职业教育过程中将人才培养成为技术员还是技师，都是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

三、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异同

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者是同类型但是不同层次的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注重培养实践操作的技能型人才，而高等职业教育则注重培养管理层面的策略性人才。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异同必须要理清经验和策略之间的关系。

经验和策略的不同点在于：策略是一种经过了升华以后的经验。在有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将经验转化成一种办事的方法，并且对经验进行系统化的处理，将经验中收获到的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升华，并且进行创造性的加工，才能形成策略。所以说，策略是递进以后的经验，两者存在递进关系，但是不存在类型不同的关系。经验是一种初级的技能，策略是一种高级的技能。在职业教育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重视经验教学，而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注重策略教学。学生在学习中必须要通过经验学习才能更好地掌握经验层面的技能，但是策略层面的技能就需要通过策略层面的教学来实现。

就具体的职业教育过程来说，学生想要熟练地掌握一些实践的职业经验，就需要学习不同的理论知识，并且进行经验的积累以及策略的学习，只有通过策略学习才能更好地应用所学的知识。因此，经验技能和策略技能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在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系统构建中，需要充分开拓经验教学以及策略教学，充分协调好两个阶段，才能使职业教育更加符合人才培养的目标。

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异同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两者是同层次的教育，但又是不同类型的教育。普通教育培养的是人才的基本能力，但是职业教育却能够培养人才的特殊技能。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培养技能型的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同类型的技能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点。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不同点在于：两者的教育目标和教育人群是不同的，教育内容也有非常大的区别。从教育类型来说，普通教育是从中学开始一直到大学以及研究生教育的整个教育系统，职业教育也是从中学阶段开始就有的，二者是并列发展的，职业教育也是一种体系比较完善的教育。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并列的。如果要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必须要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和谐地衔接起来。比如在职业教育以后可以进行继续再教育，从而进入普通教育的体系中。要对职业培训给予充分的重视，因为从层次和价值上来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学位具有同等的价值。

我国的普通中等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都属于高中阶段的教育。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后也有继续教育的大学，如果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算上应用型大学，那么就可以说，在高等教育阶段也有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无论是什么教育类型，对于我国的教育体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忽略任何一种，即使是同一层次的教育，也是无可取代的。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包括许多内容，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追问，才能明确职业教育体系的特点。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结合中、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开创新的职业教育体系，才能促进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高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三对关系[J].职教论坛，2013（22）：14-17，29.

[2]陈鹏，庞学光.大职教观视野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J].教育科学文摘，2015（06）：100-102.

[3]张社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障碍因素分析[J].职教论坛，2014（01）：35-38.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性思考 篇7

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

高等教育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 其不仅是教育软硬件的现代化, 同时也是满足现代生产与科技需要、达到现代社会发展先进水平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质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教育观念现代化。即从思想观念上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 摒弃性别歧视、阶级歧视, 强调在高等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化教育理念; (2) 教育内容现代化, 高等教育必须走在各学科的最前沿, 及时对课程体系进行更新, 使学科发展与教学内容能够与现代化建设同步发展; (3) 教育装备现代化, 随着国家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 高等教育的物质装备与技术手段也获得了较多进步, 逐步实现了教育装备的现代化; (4) 教育队伍现代化, 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仍然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 教师队伍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 因此必须注重教师队伍的现代化建设; (5) 教育管理现代化, 高等教育管理是保证师生教学活动有序进行的重要基础, 现代化的教育管理工作能够实现人力资源、教学资源以及科研资源等要素的最佳配置。

二、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构成要素

高等教育现代化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抽象概念, 而是能够反映高等教育某一状态或过程的要素的概念集群。其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构成要素:

(1)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国家30%以上的适龄青年能够接受到高等教育; (2) 高等教育的高质量, 高等教育高质量具体体现在杰出人才培养以及知识创新这两个方面, 在达成高等教育普及化目标的同时还应重视其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3) 高等教育的善治结构。高等教育的实施组织——大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 这一系统具有内外部关系复杂、活动与目标多样性的特征, 因此必须构建完善、高效的善治结构从而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结构与制度保证; (4)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求教学知识必须能够反映国际学科知识的最新状态与最高水平; (5) 高等教育的信息化, 随着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 高等教育优质资源能够借助互联网技术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这对高等教育的传统教学方式、教学观念都带来了巨大冲击, 高等教育想要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必须加快其信息化进程; (6) 高等教育的学习化社会, 学习化社会与学历教育社会的不同在于前者将学习转变成了一种常态生活方式, 在这种理想条件下, 人们能够进行更加开放、多样、公平的社会学习。

三、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途径

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与创新人才的关键阶段, 而高等教育创新是实现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因此必须针对高等教育展开多方位的创新才能真正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

(一) 高等教育思想创新

高等教育思想创新的实质是摒弃传统的、落后的教育思想, 在其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教育思想体系的构建。高等教育的思想创新包括建立起能够帮助学生内化社会经验、内化个体经验的个性化教育模式;以学生为核心, 发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思想;具有国际化视野、提倡终生学习的教育规划思想。

(二) 高等教育目标创新

高等教育目标是高等教育教学展开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 因此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是必须合理进行教育目标的创新。现代化教育必须从培养通专结合、具有创新能力、人文精神、科学素养的通用型、创新性、国际型人才出发设立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教育目标。

(三) 高等教育内容创新

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必须加快进行教学内容的创新, 具体体现在能够反映出学科的最新成果、市场经济对人才的综合需求以及时代发展对人才的能力与品质需求等, 必须增加足够的实践性与活动性内容, 注重学生的个性化与创新性发展。

(四) 高等教育制度创新

高校必须尽快进行教育制度的创新, 加快建立完善的现代大学制度, 建立起面向社会的、适应学生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 使高校教育既能够符合社会需求同时又具有自身特色与优势。

(五) 高等教育管理创新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一个全新、高效的教育管理模式, 能够较好地实现效能、整体、责任业绩等方面的统一, 并能够符合科学的发展与管理规律, 实现学校教学活动效益的最大化。

本文从分析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出发, 分析了高等教育的六大构成要素, 包括教育普及化、高质量、善治结构等,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认为必须通过对高等教育的多方位创新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真正实现。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必须加快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进程。首先分析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 并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构成要素以及实现途径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高等教育,现代化,创新

参考文献

[1]眭依凡.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性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 2014 (10) :1-10.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理性分析与思考 篇8

一、现代服务业发展内生路径的理论探讨

1、市场需求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也是奠定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雄厚物质基础。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为服务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从而导致服务业规模日趋扩大。这里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成为扩大市场需求的关键。可考虑通过多种渠道拓展市场需求。一是通过扩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 以巨大的消费潜力和需求张力有力地拉动经济发展, 这是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有效之策;二是通过扩大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 改善服务消费的环境, 完善消费政策, 营造有利于扩大服务消费的社会氛围, 以有效的需求驱动实现对现代服务业的强劲拉动;三是通过深化改革, 革除政府的垄断经营,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让市场承担在银行、保险、电信、民航、铁路、教育卫生、出版、广播电视等行业的服务, 形成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快速拉动;四是通过市场需求的驱动, 特别是要由产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中间需求的发展来拉动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社会专业化分工程度还比较低, 许多服务活动内部化, 在非服务部门中形成部门内部的自我服务, 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 中间需求的拓展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制造业分工和专业化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渠道

伴随着技术进步、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和产业组织的复杂化, 制造企业内部的设计、研发、测试、会计、审计、物流等非制造环节会逐渐分离出来, 形成独立的专业化服务部门。这表明现代服务业不是一般制造业的产物, 而主要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产物。它主要依托电子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是现代服务业得以孳生的土壤, 这从先进制造业不断拓展的规模和不断延伸的环节便可看出。从先进制造业不断扩张的规模看, 先进制造业在它扩展的过程中有可能在内部产生新的分工, 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留下空间。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深入, 工业的装备程度的提高, 先进制造业比重在工业中越来越大。由于先进制造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制造业内部才可能有更细致的分工。同时随着制造业规模的扩大, 对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经济规模大到足以将其中的一部分职能分离出来, 自然就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出需求。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环节看, 其产业链条的延伸有可能使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独立出来, 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分支。任何制造业的发展均要经过研发→生产→营销三个基本环节的业务流程。制造业越发展内部分工越细致, 这三个基本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分孳出若干个环节。比如:研发环节可能孳生咨询、设计、开发等部门;生产环节可能孳生采购、管理、融资、要素配置等部门;营销环节可能孳生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部门。可见随着制造业的发展, 生产流程的链条逐渐延伸, 附着在链条上的环节逐渐增多, 当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到这些环节足于从制造业的母体上独立出来, 它们就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见, 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原本就是从制造业的母体中孳生出来的, 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主体和核心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 制造业的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渠道。

3、行业融合和高新技术通用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现代服务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高新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应用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方面, 高新技术在不同行业被广泛采用, 为不同行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如信息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航空、勘探、采掘、制造、物流、医疗等行业, 当行业之间发生横向联系、纵向联系、侧向联系时, 便可通过网络技术进行信息沟通, 这为行业的融合做好了物质技术准备;另一方面, 随着行业的融合发展, 高新技术在不同行业的广泛采用, 使现代服务业以不可遏制的速度快速发展。这是因为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一旦交媒便相互促进、融合发展。这种融合发展不仅表现在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 还表现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及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融合发展上。正如美国经济学家s hel指出:“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砖块, 而服务业则是把它们黏合起来的灰泥。”Riddle也认为“服务业是促进其他部门增长的过程产业……服务业是经济的黏合剂, 是便于一切经济交易的产业, 是刺激商品生产的推动力。”从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和趋势看, 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高新技术在不同行业中的广泛采用以及行业的融合是分不开的, 而且这种行业融合高新技术通用已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4、对外开放和全球产业转移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外部推力

一国经济的发展既取决于国内市场的需求, 也取决于国外市场的需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律。一般说经济越开放, 生产配套需要的现代服务越多, 其产业链条可能触及的空间越大, 消费也就更加国际化;经济越开放, 也意味着利用国外服务业资源、进入国外市场的机会越多。同时经济越开放, 与国际经济国际市场联系越紧密, 越加容易接受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客观现实。经济发展与经济开放度是并行不悖的。近年来, 全球正掀起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日趋专业化, 纷纷把后勤办公、顾客服务、商务业务、研究开发、咨询分析等业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办公室”现代服务业的经营活动正日益国际化、网络化和一体化。目前, 国际服务业转移正加快步伐, 已经扩展到信息技术服务、软件服务外包、人力资源管理、金融、保险、会计服务、后勤保障、客户服务等多个领域。我国可以通过扩大开放的方式, 通过主动接受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方式, 以扩大外部需求的强劲推力促进现代服务业跨越式发展。

5、创新和创意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创新和创意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由于现代服务业既是技术和知识含量较高的产业, 又是行业黏合度融合度较高的行业, 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类创新和创意的发展。目前, 依靠科技创新、服务创新、商业业态创新、商业经营方式创新获得巨大成功的现代服务企业非常多。品牌成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价值之一, 巨大的品牌效应对服务企业、行业、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在一些非常成功的企业里面我们看到, 他们往往不生产具体的产品, 而是运用人们的大脑的想象力生产服务性产品。他们的创意甚至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在过去人们是在工厂工作的, 现在人们可以在家里面办公, 可以到咖啡厅里面边喝茶边谈生意。这里创新和创意成为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的灵魂, 成为牵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有创意就有创意产业、创意经济。创意经济广义上指一切以通过知识产权的运用、实现财富和就业增长的创新型经济形态。狭义上指用创意活动丰富和完善经济行为, 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涵, 进而提高产品和服务附加值的一切经济活动的总称。创意经济不是一个单纯的产业经济, 而是对具有高科技含量、高文化附加值的各类创新型产业的高度概括。它包括广告、艺术、商品设计、音乐、出版、软件、广播影视等行业。此外, 旅游、博物馆和美术馆、文化遗产和体育等行业也具有明显的创意经济性质。即使像汽车、手机这样的产品, 吸引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已不再是其基本使用功能, 而是其非功能型的设计和品牌文化。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 人们在解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 对体验式的无形消费比例将逐步加大, 比如享受一种服务, 感知一种品牌, 体验一种快乐等等。能够满足人们这种无形消费需要的, 只能是创意。毫无疑问, 创新和创意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6、产业集群集聚集约发展是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生态基础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即自然生长环境看, 现代服务业的优质快速发展必须基于相关产业的集群发展、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关产业的集约发展。这里相关产业集群发展是前提, 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是关键, 相关产业的集约发展是目的。产业集群发展 (cluster) 是指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 组织等行为主体, 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积聚体。这种集群形成具有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由于生产企业的扎堆发展, 它为各类生产性服务发展提供了便利。产业集群带来的互补、共享、大规模、低成本等外部经济效应十分显著, 众多服务业单位云集在产业集群周围提供各种服务, 很快产业集群带来了服务集群。所谓服务产业集群化, 就是指服务业中相互关联的若干企业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相对集中。服务集群是现代服务业发挥自身功能和提升空间绩效的重要手段。产业集群的发展应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在我国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别是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要通过相应政策的引导, 而实现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既避免了同类产业同质竞争, 也利于产业的专业分工错位发展, 同时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 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化配置, 将集群化发展的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的潜力发掘出来, 从而达到集约化发展的目标。因此, 积极推进产业集群集聚集约发展就为优化现代服务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二、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路径的理性思考

现代服务业是涉及行业门类很多的行业,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 这个行业处在不断的动态变化中。因而拓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路径是一个不断的永续的过程。从拓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路径看, 有这样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在发展中引起思考:

1、用最新理念与全域视野的有机结合制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划

科学且合乎实际的发展规划既是蓝图又是标杆,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规划更不例外。市级层面要牢牢坚持高起点规划的基本定位, 用最新理念和全域视野高标准统筹制定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最新理念即用现代经济、现代科技、现代管理的前沿理念, 全域视野即用全球眼光、全方位视角在制定服务业发展规划时要积极做好它与产业规划、空间规划、土地资源保障规划的整体衔接, 明确主城与郊县、江南与江北、城市核心区域与外围区域、传统服务业密集区与新兴服务业增长极的产业分工, 形成覆盖全域、突出重点、差异分工、有序引导的高层次整体战略规划。在制定规划时就应重视现代服务业的标准化建设, 通过标准的确立, 使现代服务业在起步时就与国际现代服务业发展接轨。

2、用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有机结合形成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优势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基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发展, 行业优势越突出, 品牌行业越多, 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优势也就越明显。怎样才能形成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优势呢?这需要科技需要创新的发展, 科技是推动服务创新的重要动力, 技术是实现服务创新的有力支撑。服务创新是一种多维度的创新活动, 其内涵较制造业技术创新更为丰富, 因此, 它需要我们从多个视角进行研究。服务创新业态的不断发展, 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是现代服务业产业优势形成的必然条件。而要实现这些条件, 必须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变化不断创新服务业态。因此, 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创新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现代服务业只有与最先进的技术相结合, 才可能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服务水平。如信息技术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益的重要抓手, 现代服务业是基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广泛用、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型产业。只有用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的有机结合形成现代服务业的产业优势。

3、用人力开发与环境营造的有机结合形成现代服务业的后发优势

现代服务业是服务业中的新兴产业, 它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现代网络技术紧密相连, 是服务业中知识密度高、科技含量高的行业。随着现代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兴产业的不断出现, 现代服务业的潜在优势越加明显。要将这种潜在优势变为实实在在的的后发优势, 必须下大气力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 因为现代科技是人发明的, 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需要人去掌控, 离开智力的人就不会有现代服务业, 更不可能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是环境的动物, 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才的开发成长不仅要营造舒适温馨的生活环境, 也要有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工作环境, 还要有有利于人才发展的人文环境, 更要有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环境。总之, 只有用人力开发与环境营造有机结合, 才可能形成现代服务业的后发优势。

4、用宏观调控与市场手段的有机结合形成现代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现代服务业要具有竞争优势, 必须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手段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力。这是因为, 只有采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 才可能在服务业中形成竞争, 只有同业竞争才能使那些成本低、质量好的服务占据优势, 而将那些通过行政庇护、通过非市场手段保护的落后服务业淘汰, 市场竞争是形成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唯一途径, 在现代服务业涉及门类越来越多、牵涉关系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 要将现代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变现为竞争优势, 既要通过公平的市场机制角逐现代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又要通过宏观调控的手段扫除平等竞争的各种障碍, 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来实现。因此, 用宏观调控与市场手段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形成现代服务业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熊尚鹏“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3期

[2]张建华“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成因分析”《学术研究》2007年第6期

[3]陈滨“发展现代服务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4]陈庆修“发展服务业应把握好两个优势”《经济管理》2007年第2期

栖霞市发展现代农业的理性思考 篇9

栖霞市地处胶东半岛腹地，总面积2 017 km2，辖12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953个行政村，总人口6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4%，高出全国20多个百分点，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级市，也是有名的“中国苹果之都”。近几年来，栖霞市经过对传统农业的大力改造和现代农业的大力发展，使栖霞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截至目前，苹果套袋达到40多亿个，苹果无公害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达到2.33万hm2，为农民增加收入20多亿元;食用菌总量达到1 000万棒，为农民增加收入4 000余万元;打造长岭酿酒葡萄生产示范基地333.33 hm2，为农民增加收入2 000多万元;沼气池达到12 183个，沼气示范村13个，1年可产沼气约为902万m3，优质沼肥约8万m3，节约能源折煤642万kg，为农民增收节支482万元;培育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34个;发展冷风库、气调库148座，贮藏能力35万t;包装、加工、销售等农业龙头企业60余家，肥料生产企业8家，农药生产企业3家，其中2006年销售收入过100万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4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家、烟台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在蛇窝泊镇建起了年成交量37万t、成交额10亿元的中国北方最大的果品批发市场和蛇窝泊镇红旗岭苹果管理生产机械化创新示范区。2006年，栖霞市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5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 866元，小麦种植面积0.71万hm2，农业机械原值达76 631万元，总动力109.8万k W。目前，栖霞市苹果—食用菌—有机肥—果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以粮—鸡(猪)—沼气(肥)—粮为主线的庭院式食物链生态循环模式已初步形成，栖霞市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的局面已经结束，全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加快，实现由单一种植业为主向农林牧渔协调发展、数量农业向质量农业、常规农业向特色农业、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2 栖霞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适应市场日益多样化的趋势

果业是栖霞市的支柱产业，长期以来不少干部和农民一果遮目，以果为纲，仅仅依靠果业这一枝独秀，不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和多样性来决定生产和经营方向，因而导致产业结构单一，菌菜等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步伐缓慢，农村经济增长点和亮点少，市场需求与产业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直接影响了农民增收。

2.2 农业标准化程度低农产品认证少品牌效应低

近年来，栖霞市在果品生产上已由注重数量型向注重质量效益型转变，并围绕提高果品质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受旧思想的影响，对无公害果品、放心果、有机果的认识还不到位，对高档果的开发、投入力度也不够，再加上质量检验检测体系不完善、手段落后，致使无公害基地面积增长缓慢，果品的质量和效益一直徘徊不前，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还处于劣势。

2.3 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突出

栖霞市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特别是精深加工产品少，附加值低，龙头企业与农户对接困难，相互间的关系不够协调，行为也不够规范，还没有形成“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栖霞市虽然也成立了不同类型的行业协会，但这些合作组织不符合“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没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运行机制，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小农户难以适应大市场的要求。

2.4 农民科技素质差技能低

目前，栖霞市广大农民对科技致富和转移就业有着强烈的愿望和要求，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缺少一技之长和创新致富本领，特别是缺乏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新技术、新知识。可以说，农村劳动力素质差、技能低是制约转移就业数量和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必须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中央1号文件”的要求落到实处，真正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3 发展现代农业的对策和建议

3.1 发展现代农业要坚持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

3.1.1 要树立开放的发展理念

通过开放的发展理念，想方设法推进农业生产从规划、布局、管理到储藏、加工、流通等环节与国际市场接轨，力争把栖霞市更多的农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把国内外更多的资金、技术、品种和管理生产经验引入栖霞市。

3.1.2 要树立农业结构多元化发展的理念

栖霞市是一个果业大市，因此，必须坚持把果业发展的重点放在提高果品品质的同时，培育新的农业产业，开辟新的农业增长点。在巩固果业、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食用菌生产的组织、引导和扶持力度，扩大食用菌生产规模，3年内确保把食用菌生产培育成继果业之后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加快栖霞市蔬菜基地和酿酒葡萄基地建设，搞好南茶北移的引进和试验示范，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尽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镇、专业村、专业户。

3.1.3 发展现代农业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全面实施以减少化学农药、减少化肥，保产量、保质量、保环境为目标的“两减三保”行动，加大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力度，不断增强农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大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积极引导农村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资源，充分利用国债农村能源建设项目的实施，推进栖霞市农村户用沼气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3.2 把握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标准化

3.2.1 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

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要按照“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的农业循环经济理念，抓好“两减三保”和苹果出口行动计划的实施，并组织好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认证工作，鼓励企业积极争取ISO9000、HACCP等国际标准化体系认证，不断提升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

3.2.2 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

探索农业经营新模式通过招商引资，进一步发展壮大“农”字号龙头企业，抓好农产品基地建设;依托栖霞市及周边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通过企业与农户、合作组织签订产销合同等形式，加快发展订单农业;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加快建立专业协会，大力培育各类中介服务组织，为产业化发展提供组织保障;鼓励引导各行业的生产、加工、销售企业、专业合作社和技术研究推广等部门积极组建行业协会，积极探索“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为兴一个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群众的重要力量。要积极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与“3+1”联手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活动，以实际行动反哺“三农”。

3.3 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3.3.1 加强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力度

要牢固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加大对农业技术和人才的投入。紧紧围绕粮油、果品、菌菜、畜牧四大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科研联合，搞好传统产业的嫁接改造和升级换代。支持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和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鼓励农村能人带头创办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搞好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充分发挥电视专栏和“专家热线”的作用，广泛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和技术培训，大力推广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努力搞好科技成果的转化，将科技成果真正转化成经济发展优势。充分利用“农信通”短信服务平台，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更快、更便捷地把农业科技等信息传播到农民手中。

3.3.2 抓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

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以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主体培训为目标，大力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坚持农技人员直接抓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的原则，切实提高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转化率和到位率。

3.3.4 多渠道筹措资金切实加大农业投入力度

现代理性 篇10

1 概念描述

1.1 农业大数据的定义及特征

1.1.1 定义

农业大数据是指在农业以及涉农相关领域所产生(或发生)的全样本(或多样本)不同类型数据的集合。

从已有的资料上看,关于农业大数据的定义有多种,大都从应用层面进行阐述,还没有形成被大家认可的综合性定义。以上定义是笔者基于多年从事农业大数据研究与应用实践得出的。

1.1.2 特征

农业大数据除了具有大数据的5个特征,即:数据量大、处理速度快、数据类型多、价值大、精确度高之外,还包含其独有的特征。

一是数据涉及领域广。农业大数据除涉及行业领域本身的数据,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的数据以及扩展至产前产后的生产资料、深加工、价格数据等,还涉及影响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其他行业的数据。例如:气象、环境、土地资源、市场价格、农业投资等数据。同时,农业数据不仅包括全国层面上的数据,还包括省市县乡村的数据。因此,农业数据涉及的领域面广量大是其基本特征。

二是数据跨越周期长。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农耕历史和文化。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留下许多宝贵的历史数据。诸如二十四节气,是祖先对农业历史数据产生规律性最经典的认知与预测,一直指导着农业生产。自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到农业领域之后,记录和存储的历史数据也有三十多年历史。另一方面,一个完整的农业生产周期经过时间是较长的,同一类数据在一种作物生长周期中变化是较大的。例如:冬小麦生长,从播种到收获要经过7个多月时间,历经秋、冬、春、夏4个季节。小麦生长的温度、光照、积温、水盐动态等因子变化差异较大,直接影响冬小麦各个关键时期生长。因此无论从农业历史数据,还是实时发生的数据,其周期是较长的。

三是数据采集难度大。我国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大部分地区是靠天吃饭,加之土地集约化程度较低,这给数据收集工作造成较大困难。我国农业及其相关产业信息化水平低,加之农业基层人员信息化意识、信息化知识缺乏,农业数据采集手段较为原始。采集的与农业相关数据存放在不同的部门,缺乏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数据价值得不到充分利用,不能有效地指导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我国部分地区拥有大量的未开垦的盐碱地和荒漠化土地,许多农业相关数据几乎是空白,这些资源的开发依赖数据说话。对于这些地区而言,数据采集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四是数据处理较为繁杂。其一农业生产是自然、开放的,其数据也是相对分散的。其二农业生产制约因素较多(如气象、水利、土壤、环境、病虫害等),其维度众多;作物生长其关键期只有几个重要时期。其三农业两个界别(植物、动物界)分类较细,加之其它影响因素,数据标准制难以囊括全部。其四影响农业生产相关领域数据格式种类多、标准不统一等。这一切都会给数据处理造成诸多困难。

1.2 农业大数据技术定义

基于农业大数据概念及其特征,定义农业大数据技术。笔者认为,农业大数据技术是指利用全样本(或多样本)的农业数据为从事农业以及涉农相关领域不同类型群体提供服务的跨学科、跨领域众多技术的集成。

农业大数据技术包含以下几种技术。一是大数据采集预处理与存储管理技术;二是大数据计算与挖掘分析技术;三是大数据可视化分析与呈现技术;四是大数据隐私与安全技术。

1.3 农业大数据工程定义

农业大数据工程是指在大数据理论指导下,运用农业大数据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水平的集成与应用。

农业大数据工程具有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特性,并且固化为一系列可遵循的程序、标准、规范。

1.4 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农业大数据、农业大数据技术、农业大数据工程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数据是基础,技术是关键,工程是保障。一方面,没有农业大数据,大数据技术是无米之炊;没有大数据技术,大数据工程不可能实施与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工程实施,可以更有效地修正、提高大数据技术;为大数据技术研究和数据工程开展提供更多数据资源服务。因此,三者是一个闭合的、相互作用的、不断提升的生态循环过程(如图1所示)。

2 实施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的路径及主要内容

2.1 实施路径

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必须围绕两条主线进行。第一条主线是:农业大数据共性技术这条主线;第二条主线是:农业大数据技术在农业农村具体领域应用这条主线。将农业大数据共性技术和农业农村具体领域需求相结合,通过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充分发挥农业大数据在促进农业经济和农村各项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2.2 实施的主要内容

2.2.1 围绕农业大数据共性技术实施的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

一是围绕搭建大数据云平台实施筑云工程。筑云工程是实施现代农业大数据共性技术基础工程。云平台建设在云管端3个层面形成云存储、云计算、云服务整体解决方案。重点围绕农业农村解决数据分析、挖掘、应用的个性化软件需求和客户端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的信息化需求问题。使云平台发挥互联互通、方便使用的作用。

二是围绕数据存储实施数据库建设工程。数据库是长期存储在计算机内的、有组织的、可共享的大量数据的集合。因此,实施农业数据库建设工程,主要是解决数据资源有序管理和共享问题。农业数据库建设的重点是:农业数据的科学分类;农业数据的采集、入库,管理的标准规范和数据库相关技术。

三是围绕数据标准化实施大数据共享工程。农业数据的标准化是农业大数据共享应用的基础工程。只有建立农业大数据的标准化规范体系,才能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业大数据共享应用平台和数据资源中心。农业数据标准化工程的重点是:农业数据的科学分类和农业数据学科框架体系建设。

四是围绕数据分析、挖掘、利用实施数据服务工程。采集农业数据的目的在于应用。从采集数据到应用数据,要经过数据清洗、入库、挖掘、分析、呈现等若干技术环节。实施数据服务工程的重点是:农业数据相关分析软件的自主开发、农业数据相关模型建立以及数据呈现技术的研发等。

2.2.2 围绕农业农村具体领域应用实施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

推进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大数据支撑。种什么?怎么种?农产品销什么?如何销?农业企业赚什么?怎么赚?都需要靠数据说话。因此围绕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显得尤为重要。

(1)生产:实施精准化农业生产工程

精准化农业生产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农作物生产而言,精准播种、施肥、施药、灌溉等,都需要数据支持。仅以氮肥为例,据统计,我国氮肥的全年利用率约为45%,意味着将有一半以上的氮肥被浪费掉。我国每年浪费的氮肥相当于欧盟27个成员国施用氮肥的总量,可见资源浪费问题的严重性。另外,氮肥是由煤炭、天然气等转化过来的,因此提高氮肥利用率,就意味着保护了我国的煤炭、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利用大数据手段、方法实施精准化农业生产工程,可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土地污染、节约能源、提高农业生产的精准性等。

实施天地空一体化数据采集工程。实施精准化农业生产,靠农业数据支撑。那么农业生产数据从何而来?这就必须实施一系列数据获取工程。从土地自动获取数据,必须借助于物联网工程;从空中获取数据必须借助于无人机、遥感卫星等。实施天地空一体化数据采集工程,结合各地的历史数据,通过大数据手段,进行关联分析,可以有效地指导精准化农业生产。

实施农业技术装备智能化工程。实施农业技术装备智能化工程,是农业规模化、精准化、设施化的需求。加强以信息化技术为先导的智能化、自动化农机技术与装备研究,应主要围绕传感器技术、农业信息监测、智能农机装备等重点,研究开发农业大数据协同、智能农业装备、农业机器人等农业生产智能技术,提高农业智能化装备水平。

实施农业环境监测工程。农业环境监测是运用物理、化学、生物手段获取农业(牧、渔)环境质量信息数据,并据此提出防治污染、保护农业环境对策的过程。监测对象主要是污染农区和主要经济农区的土壤、作物、大气、农用水质和渔业水域。实施农业环境监测工程,就是建立有关数据档案或数据库,对农业环境现状或影响进行评价,依据数据编报环境质量报告书,为防治污染、改善和保护农业环境提供服务。

(2)经营:实施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工程

农产品经营策略是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重要环节。农产品既要产量高、质量好,又要销路好、价格高,是困扰农村生产者、经营者的重大问题。从农产品经营角度而言,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施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催生新的农业经营主体是非常必要的。

实施大宗农产品市场价格预测预警工程。依据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及价格波动轨迹,实施主要农副产品如:粮食、畜牧、水果、蔬菜等市场价格预测预警工程。通过历史数据、现实数据分析,对未来价格波动提供预测、预警。

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工程。随着“互联网+农业”的广泛应用,催生了许多新的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工程,就是充分利用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农业信息服务平台产生的数据,通过分析、挖掘,支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加强产销衔接,实现农业生产由生产导向向消费导向转变,提高精准化营销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科技化、组织化和精细化水平,推进农业生产流通销售方式变革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值空间。

(3)管理:实施农业农村综合治理工程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的户籍人口在农村,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因此,利用大数据手段,实施农业农村综合治理工程,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促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实施农村综合治理工程。利用大数据的手段与方法,实施农村综合治理工程,就是将村务公开、群体事件、环境卫生、乱搭乱建、违规占地、劳动力转移、土地利用等数据,通过数据平台汇聚起来,进行相关分析。从安全稳定角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解决;从民生角度,引导农民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从环境治理角度,找出脏乱差的根源,进行综合治理等等。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程。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程,就是强化农产品监管体系建设,建立工程示范基地,推进制度标准建设,建立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机制;支持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对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精细化信息化管理,加快推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等信息技术在生产加工和流通销售各环节的推广应用;强化上下游追溯体系对接和信息互通共享,不断扩大追溯体系覆盖面和监管体系覆盖面;充分利用农产品数据资源和互联网信息资源,构建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公共服务平台。从而实现农副产品“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可追溯,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4)服务:实施信息服务进村入户工程

实施农民生产生活信息服务工程,就是推进信息化、大数据进村入户,切实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推进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就是通过移动互联网为农民提供农产品价格信息、劳动力市场信息、生产资料信息、农业机械作业信息、科技致富信息、保险信息等服务;推进互联网企业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合作,综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建立农业信息监测体系,为灾害预警、耕地质量监测、重大动植物疫情防控、市场波动预测、经营科学决策等提供服务。

3 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的几点建议

3.1 解决数据来源问题

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数据是基础。数据来源应通过多种途径解决,而且一定要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要解决农业数据来源问题,一是建立并实施数据统一标准。从所属行业、数据名称、数据类型、数据量、数据大小、数据格式、数据库版本、产生时间、更新频度、加密方法等进行描述等,形成农业大数据标准规范。二是对农业及其相关领域的历史数据进行收集、整理。三是利用物联网、遥感、无人机、光谱等技术,对农业及其相关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四是完善现有数据采集体系,建立相对固定的数据采集、报送站,畅通报送渠道,加大报送人员的培训、补贴力度。

3.2 解决数据共享问题

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数据共享是前提。在建立农业大数据标准规范的基础之上,大力推进数据共享工程。从政策、机制、管理、安全等方面,建立农业及相关部门国家级数据资源中心,搭建数据共享平台,使数据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3.3 建立试验示范基地

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试验示范是途径。建立示范基地,应选择信息化条件较好、思想意识开放、产业基础厚实、具有典型性的县域进行。通过试验示范,积累经验、认知规律、锻炼队伍、产生效益,为今后全面推广奠定基础。

3.4 加强人才培养和培训

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人才是保障。高等农业院校、科研院所,应设立数据科学研究方向,着力培养跨界人才,尤其是计算机、经济管理与农业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高等职业院校应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落地人才培养,尤其是应用技术人才培养。高等农业院校还应加强农业信息员、农业基层人员等实用人员的专题培训,使他们会用、能用、管用、用得便捷。

4 结束语

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只有明确思路、确定重点、搞好试点、稳步推进,才能取得预期效果,才能为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插上大数据的翅膀。

摘要：通过对农业大数据、农业大数据技术、农业大数据工程定义的描述,论述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着重思考、研究与探讨了实施农业大数据工程的技术路线、详细内容,并提出了诸多建议。通过对实施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的思考,以期为政府决策、工程建设、研发方向、人才培养等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现代农业,大数据,农业大数据,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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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理性 篇11

这个“同心圆制度体系”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它以传统制度的规范性作基础,又突破了传统制度仅有的“清规戒律”式的“规范”功能,建立了发展性的现代制度,赋予规章制度以“人性化”的光辉,让规章制度的“人文性”升华传统制度仅有的“规范性”, 去实践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教师和学校发展为基本立足点的“发展教育”办学理念,最终达到“发展人”的目的。

一、管理制度既要遵循“科学性”,更要正确处理好学校制度与学校发展之间的关系

学校办学理念是学校管理制度的灵魂,具有导向性和统领性,优越的学校管理制度是促进学校发展的强力保障。中山市实验高级中学以“发展教育”办学理念为指导,构建了一套体现“发展教育”理念的“发展性”制度体系,即同心圆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凸显了规范性、科学性、整合性、内生性、人文性、发展性、服务性等特征,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是规范性与发展性的结合,它显示制度的科学性,它促进了教师、学生和学校的发展。而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好学校制度与学校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制度促进全面发展、用发展提升制度的魅力,更加显示制度的科学性,是我们要更加深入思考和探讨的课题。

二、管理制度既要具有“服务性”,更要正确处理好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之间的关系

服务性是现代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强调关注人的情感、需要和发展,并为此提供各种保障,它标志着现代制度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和关注人文精神,也表明管理制度的“刚性”不断弱化,而“柔性”不断增强。如学校的“三师工程”制度,正是为不同年龄阶段教师成长提供阶梯,搭建平台,这体现了为教师发展服务。在发挥制度服务性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好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避免“利益至上”和“功利主义”盛行,让服务性散发出“人文性”的光辉。在体现服务性的本义和功能时,正是需要不断提升教职工的精神追求和培养教职工的团队意识。

三、管理制度既要体现“发展性”,更要正确处理好发展性与服务性之间的关系

教师是管理的第一要素,是学校的第一资源。我们奉行的是“教师为本”的管理思想,教师是向学生传递知识和价值的关键,要想让学生得到关爱和尊重,学校必须首先让教师得到关爱和尊重;要想让学生得到一流的教育,学校必须首先向教师提供一流的人文环境。这就揭示了发展性与服务性的关系,如:学校的民主管理制度、用人制度、培训制度等充分体现了人本精神和发展性特点。相反, 在学校管理中,如果“重物轻人”或“重事轻人”,就不可能体现人的主体地位,最终会限制或阻碍教师的发展和学校的发展。

四、管理制度既要体现“整合性”,更要正确处理好规范性与导向性、发展性之间的关系

学校管理制度的整合性是统揽学校全局,使各个部门、各类工作、各类成员及各类因素形成有机联系,其目的是为了学校的协调发展。不然,由于数量众多,杂乱无章的制度,会使管理者无法统筹兼顾、使管理对象无所适从。制度的整合性需要以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为依据,做到:一是同一制度不“内哄”,二是不同制度不能“打架”,三是所有制度要成“体统”。也就是说,整合性的制度是系统化、效能化和人性化的制度,它让制度的规范性成为导向性和发展性的基础,使制度的导向性成为发展性的方向。中山市实验高级中学以学校章程为圆心的同心圆制度体系就是整合和优化的成果,它的有效实施,促进学校的协调发展。

五、管理制度既要强调“内生性”,更要正确处理好稳定性与灵活性、运行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学校管理制度不能简单嫁接,它具有校本的内生性和独特个性,是根据学校本身内在的运行规律和必然要求产生和发展的,是学校形成发展特色和打造品牌的基础。管理制度运行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有利于学校的平稳发展、有序发展,有利于形成学校特色;要不断改进、完善和推进学校工作,又需要有灵活性。中山实验高级中学构建的“同心圆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内生性”特点,如用人制度、教师培养制度、团队负责制、扁平化组织等无不深深打上反映学校管理特色的烙印。学校以章程为圆心的制度体系既体现了学校制度稳定性和层次性的特点,也体现了学校制度的灵活性和兼容性特点,各项制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向外不断生成、向内强力聚合的学校多维度的制度体系。

六、管理制度既要具有“人文性”,更要正确处理好人文性管理与规范性管理之间的关系

学校管理有三种基本形态:人治管理、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这三种基本形态相互依存,具有共生性,这是由它们各自概念的内在联系决定的,如极权文化、制度文化等。因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所以在实行“制度管理”的同时,自然也伴生“文化管理”。这样理解很重要,也就是说,既然文化就是一种核心价值观,那么,一所学校的制度,也必须指向这所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即在“制度管理”的同时已有了文化的因子,否则,就不利于学校的文化建设。实施制度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校各项管理制度不断内化成教职工价值意识再外化成自觉行为的过程,在这个内化与外化的过程中形成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管理。尽管学校管理制度的构建对于推进学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不能唯制度而制度,更重要的是要走出制度,超越制度,去追求我们理想的教育境界,构建我们心中完满的“圆”。

现代理性 篇12

一、交往理性与教育管理的内在统一性

1.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内涵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一个体系庞大的批判理论, 是对工具理性及其引发的普遍性现代危机的一种自觉的克制, 更是对晚期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的一种很有深度的解构。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 劳动与交往是人类两大基本行为方式。劳动是一种目的性活动, 也叫工具性行为。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 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这些预测本身可以被证明为有根据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 而战略又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分析的知识包括优先选择的规则 (价值系统) 和普遍准则的推论。这些推论或是正确的, 或是错误的。目的性活动可以使明确的目标在既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这段理论通俗地讲, 就是作为目的理性活动的劳动, 是人类追求自己的生存目的的行为, 是建立在人干涉自然的一系列行为基础上的活动, 它构筑了社会的生产力系统, 其价值取向是具体的理性目标的实现, 是功利性的。而交往是一种主体间行为, 它是存在于主体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过程。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 以期在行动和思想上达成共识同步。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 而语言占据特别位置。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遵循有效性规范, 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性行为, 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信任, 并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简言之, 劳动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征服关系, 交往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关系。

2. 交往理性与教育管理

交往理性对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教育管理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 交往理性批判的支点是工具理性泛滥的现代社会危机。这种危机进入教育领域是必然的, 因为教育及其管理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 是要开放地参与到社会分工和管理中, 而无孔不入的工具理性对于教育管理的侵蚀也是一个基本事实。现代教育管理的工具理性倾向已经形成普遍的甚至是制度化的规则, 表现为教学管理目标的计量化、管理方法的过度科学化和评估体系的指标化。这三大基本倾向促成了现代教学管理的表面上的高效率与偏离人文内涵的背离。而交往理性恰恰也是对工具理性在教育管理领域肆虐的一种克制和调控, 用以将指标化、计量化和过度科学化的系统逐步取代, 而重建一种以交往、人文互动和理解为基础的教育管理模式, 回归教育的人文本质属性, 将教育管理这种本质上的交往行为从工具理性的桎梏下剥离出来, 还教育行为一个真实、人文的内核。

从本质来看, 教育管理是管理者通过组织、协调教育队伍, 充分发挥教育人力、物力、财力等信息的作用, 利用教育内部各种有利条件, 高效率地实现教育管理目标的活动过程。从这个基本范式来看, 教育管理是管理行为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而管理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协调, 协调的对象就是人际关系。那么可以说, 教育管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主体间行为, 是一种交往特质。管理不是技术, 不是人对物, 而是人对人, 而管理的高效, 则来源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达成的理解和共识。

二、交往理性重建与现代教育管理的人文主义复归

1. 主体间性复归———师生关系为核心的教育管理困境解除

师生关系是教育的基本范式, 因而也是教育管理的基本主题和主要内容。师生关系本身应该是以教育内容为纽带的一种精神交往, 而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倾向的异化下, 这种主体间性已经一再沦丧, 退化为一种类似强迫性的劳动关系。当下师生关系的交往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而解决这种困境, 恰恰能够根除当下工具理性肆虐的教育管理的畸形条件。

(1) 语言交流困境。语言是交流的工具, 是精神共享的传播方式, 是教育的最基本实现形式。而语言交流的困境表现为当下教育过程中的语言霸权、语言工具化和语言文本化依赖。这三种语言困境大大推动了师生交往的异化, 从而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内涵。语言霸权指的是教师压制性的独白而非平等性的师生交流, 语言工具化和文本化依赖指的是教师将语言定位在用于将文本符号转化成声音符号的简单工具, 而没有共享体验的功能。这三大倾向决定了当下教学语境下师生交往的语言困境。而重建主体间性, 首先就是语言的人文复归。语言具有工具性, 但是不可以任性的工具化, 它更是一种传承文明、提供思维共享的主体间场域。主体之间的本质交流, 必须要依赖一种真正的、毫无强迫性的语言互动环境。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 主体间的真正语言交往, 必须要符合“有效性”要求, 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按照这个要求, 师生之间的语言交往就能够找到相应的人文复归的范式, 即可领会性克服照本宣科、真实性克服独白、真诚性克服霸权、正确性追求体验式共享。

(2) 主体身份的困境。主体间性的基础是主体各自的身份认定, 师生关系总体来讲是一个主体对主体的理解与取信。教育的本质要求教育活动的交往双方均是具有主体性的完整的精神实体, 交往双方在交往机会上均等, 权利和道德上平等。教学管理人员因而就要在这个基点上对师生关系进行有效的调节, 协调的目的是师生之间的主体在本质上的平等, 而不是对“管制与被管制”的一种强化。而主体身份的困境表现为, 教育管理者往往将师生各自的主体身份量化和物化, 制定了各种行政指标来促使教师在教学上迎合这种标准, 进一步强化了师生关系的计量化和行政化倾向, 因此, 师生关系早已远离“精神互动”的本真意义, 而更倾向于“知识信息转移”的任务完成模式。因此接触这种身份困境, 就要改革并淡化教育管理中的行政化指标体系, 确立教育的“人文精神”内涵, 而尽量理性地处理“指标统计”。

(3) 教学管理“场域”的困境。“场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 其内涵在本文语境下只需要理解为“关系”的某种阐述方式。以教育管理的视野来看, 按照法国大思想家布尔迪厄的观点, 教育场域是一个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场域。教育场域内媒介资本主要是文化资本, 教育场域中的权力中轴是文化权力, “符号暴力是教育场域的基本冲突, 凭借特有的资本、权力和冲突类型, 教育场域具有一种相对的独立自足性, 它反对商业法则, 并与其他场域保持一定的距离。教学管理的场域实则是一种处于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独立性。当下的这种场域困境主要表现为资本、权力对教育管理的干涉, 从而造成了多数教学管理缺乏甚至主动放弃独立性, 趋向于唯利是图和行政化。教育本来是传承文明、人文气息醇厚的环境, 在权力和资本的滥用下千疮百孔。解除这种场域困境, 不仅是教育管理本身的事情, 更多的是全社会乃至国家体制的某种改良甚至改革, 驱除行政化、权力滥用对教育领域的过分干涉, 恢复其应有的独立性, 从而还权于教育本身, 将教育管理行为重新定位在保障师生关系的传统路线上, 排除政策性、资本性的干扰。

2. 回归生活世界———教育管理的背景人文复归

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 是被看作交往的背景提出来的。交往理性作为一种理性, 虽然需要植根于主体的内心, 但是实现它并非空中楼阁, 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实有的背景上, 那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 实际上就是个人社会行为的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交往活动。在教育管理的立场上, 生活世界为师生提供了共同的可接受的背景知识和背景文化。由此,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得到了最本质的协调, 并通过生活世界的要素加以区分和归类, 设定了政治、经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边界, 减少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干预, 使师生交往的环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净化。如果说主体间性的复归是一种“人性”的重建, 那么生活世界的复归就是一种符合人性的“环境”的重建。教育管理无非就是协调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的一种过程和行动。而交往理性在教育管理中的主题性介入, 实际上更倾向于一种“主题还原”, 因为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在异化这种主题内核, 将教育管理本来就有的“协调交往功能”进行了解构和遮蔽。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教学管理这个领域中植入交往理性, 应该是一种“重提”。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2]张向阳.高校师生交往的困境及出路——基于交往理性的视角.教育探索, 2009 (11) .

[3]刘生全.论教育场域.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 (1) .

[4]陈芙蓉.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应用.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09 (5) .

[5]康永久.传统教育的交往框架及其变革——一种新制度教育学的研究.集美大学学报, 200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