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教学汉语化

英语教学汉语化（精选12篇）

英语教学汉语化 篇1

摘要：汉语属于高语境文化系统, 对语境的依赖程度高, 这种依赖有时甚至会忽视话语本身所要传递的信息。本文从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交际化的实践入手, 探讨如何利用语境促进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交际化这一实用目的。力促能使学生具有语境意识并在语境制约的前提下领会和练习语言运用, 最终达到通过交际化的教学过程实现提升交际语用能力的教学目的。

关键词：语境,对外汉语教学,交际化

问题的提出

有这么一个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段子, 全文如下:某老外苦学汉语十年, 到中国参加汉语考试, 试题如下:

请解释下文中每个“意思”的意思:

阿呆给领导送红包时, 两人的对话颇有意思。

领导:“你这是什么意思?”

阿呆:“没什么意思, 意思意思。”

领导:“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阿呆:“小意思, 小意思。”

领导:“你这人真有意思。”

阿呆:“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领导:“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阿呆:“是我不好意思。”

老外泪流满面, 交白卷回国了。

读完此段, 明白的人想必都会捧腹大笑, 但作为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的我们却不得不在笑过之后陷入思考?这是为什么?

语言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 通俗地讲, 就是使学生学会语言并能自如地运用语言。很显然, 苦学汉语十年的老外并没有学会自如地运用汉语。那么, 让我们翻开《现代汉语词典》 (第五版) 看看对“意思”这个词的解释: (1) 语言文字等的意义;思想内容 (2) 意见;愿望 (3) 指礼品所代表的心意 (4) 指表示一点心意 (5) 某种趋势或苗头 (6) 情趣, 趣味。我们发现, 倘若单纯依靠词典义项对照上面的段子, 即便是以汉语为母语的我们都难以解读出如此众多的“意思”的意思。这又是什么原因?

语言因交际需要而产生并存在, 因此, 它总是要在一定的交际环境中才能正确地发出与接收, 编码与解码。这里说的一定的交际环境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语境, 也正是吕叔湘先生说“任何语言里的任何一句话, 它的意义决不等于一个个字的意义的总和, 而是还多些什么”[1]的原因。吕先生所说的“还多些什么”为汉语学习者理解上面的段子指明了方向。

汉语语境的特点及其对话语意思的影响和制约

人类所有的言语总是发生在一定的语境范围之内, 因此, 语境对词义、语义、言语结构以及言语风格等都会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

(1) 汉语属于高语境文化系统。汉语属于高语境文化系统, 在基本语法、交际语用规则等方面与低语境文化差别很大。具体表现为一种集体主义文化, 交际话语的意义通常是需要被感知的, 即中国人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2) 对语境的依赖程度高。在汉语语境中, 人们谈话时会注意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 亲疏程度, 性别差异等语境因素, 这种依赖有时甚至会忽视话语本身所要传递的信息。比如教师与学生, 汉语语境里强调尊师重教, 儒家的传统要求更是“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这种潜在的语境制约使得中国学生具有高度的向师性, 因此, 中国学生不会像欧美学生那样直呼老师的名字, 在交际过程中, 大多数时候也总是倾向于赞同老师的观点和主张。

(3) 讲究面子。在中国人的交际过程中, 面子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在话语交际中总是希望保全自己和对方的面子, 尽力避免冲突, 主张和为贵。一旦面子受到威胁, 交际就极有可能失败。

如何利用语境促进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交际化

交际法, 又称“意念法”、“功能法”或“意念—功能法”。它是以语言功能项目为纲, 培养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运用语言进行交际能力的一种教学法体系。那么, 对于我们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来说, 如何让汉语学习者找出话语的真正意思呢?

(一) 汉语语境对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者的要求

(1) 一定要心存“语境”。语言的意义就在于交际,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教师一定要心存“语境”, 一定要时刻关注教学过程交际化中的语境利用。师生之间的亲和关系是进行交际化教学的关键。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应该与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2) 要采用积极的教学语言。对于学生对的, 符合语境的语言行为要及时肯定和鼓励。尤其是对那些刚刚来到中国, 对学习汉语缺乏一定信心的汉语学习者, 他们在这个阶段最需要老师的肯定。因此, 对学生在课堂上的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的表现, 教师都要及时、明确地反馈, 从而帮助他们培养积极的情感, 克服消极的情感。

(二) 汉语语境对汉语学习者的内在要求

(1) 要对中国文化开放。学习者对所学语言语境的认知程度决定学习者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效果, 而认知程度又是由学生自身与目标语言语境之间的距离来决定的。因此, 汉语学习者应当从思想上、心理上对汉语及中国文化充分开放。同时, 我们应当明确地告诉汉语学习者对中国文化开放的目的不是放弃母语文化, 只是培养他们对汉语语境的敏感性, 从而使得他们在用汉语与中国人交际过程中有意识地遵守汉语的社交语用规则, 不至于因为文化差异而造成误会或冲突。

(2) 应具备一定语用推理能力。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礼”的国家, 在汉语语境中, 出于某种交际需要, 人们会产生一些非规约性的会话含义, 即言外之意。

结语

将语境与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交际化这一实践活动相结合, 就是要利用语境对话语意思的制约功能, 让学生尽可能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掌握汉语语用能力, 就是要使学生具有语境意识并在语境制约的前提下领会和练习语言运用, 最终达到通过交际化的教学过程实现提升交际语用能力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1]常敬宇.语境和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6, 2.

[2]崔永华.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3]付宁.现代汉语语境的功能制约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06届优秀毕业生论文.

[4]胡超.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J].宁波大学学报, 2009, 4.

[5]黄锦章, 刘焱.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英语教学汉语化 篇2

据目前研究，介词语法化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普通话研究成果多，方言研究不充分且停留在比较其与普通话不同的层面;第二，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研究集中于普通话层面，方言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研究少;第三，汉语方言介词语法化研究较少。

关键词：介词 方言 语法化 综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语法化理论引入中国。

沈家煊(1994)在《“语法化”研究综观》一文中提到了“到”“被”“在”等介词的语法化，并提出语法化研究的两条路子与九条原则。

孙朝奋(1994)同年发表《<虚化论>评介》，介绍国外语法化研究的最新情况。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发表《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要素》一文，提出句法位置、语义变化、语境及重新分析是四种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要素。

以上三篇文章构成我国语法化研究的指导性理论，对汉语语法化研究产生引领性作用。

随后，沈家煊又介绍了国外最新语法化理论著作《演变而来的语法》，明确表示赞同此书作者的观点，认为弄清语法标记形成的历史过程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要弄清词义虚化机制。

语法化指导性理论建立后，介词语法化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介词语法化动因与机制

动因与机制问题一直是介词研究的重点。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动因”与“机制”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但都不外乎回答动词为什么能够虚化为介词及怎样虚化为介词这两个问题。

石毓智(1995)分析汉语介词衍生的原因，认为汉语介词的衍生与连动结构的时间一维性有关。

时间的发展只有通过运动变化才能为人所感知，它又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一维地向前流逝，那么在计量它时，如果同一时间内发生多种多样的运动变化，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个来计算。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提出，诱发汉语实词虚化的因素有四种，即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的变化、语境的影响和重新分析，并讨论了汉语“把”字句与“被”字句的产生机制。

金昌吉()谈到介词来源问题时，赞同徐通锵提出的“结构的不平衡是变异之源”的观点，认为用“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这一公式可以解释介词的虚化问题，并分析了“把”字句、“被”字句、“比”字句的形成。

洪波(1998)不同意石毓智的观点，他认为时间的一维性对于汉语介词的衍生只起间接作用，即它使得汉语介词所从来的那些动词在句法结构中的某些句法能力(如时体表现)大大弱化，从而为这些动词向介词虚化创造了条件。

他认为，汉语实词虚化的机制有两种：一是认知因素，一是句法语义因素。

刘丹青(2OO1)指出了介词的前置与后置之分。

他认为，动词虚化为介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赋元动词，这是介词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是连动句的句法环境，这是汉语前置词来源的主流。

陈昌来()也认为句法结构位置是动词虚化的机制。

首先，虚化为介词的动词首先得能充当连动句的第一个动词，构成“Np+Vp1+Vp2”的格式，或充当连动句的第二个动词，构成“Np+Vp1+Vp2”。

其次，句法结构的变化和固定使得动词向介词虚化有了基础或前提，而实现这种虚化还需要动词词义的泛化以至弱化、虚化。

另外，张旺熹()对汉语介词衍生的语义机制，李永(2007)对动词词义虚化过程中的义素变化，何洪峰(;)对汉语限域性介词、汉语次生介词的演化机制都作过详细地分析。

根据目前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于介词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问题，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解释，但总体来看，都肯定句法位置是最重要的前提，语义的弱化则是另一重要的条件。

二、介词语法化的过程

(一)普通话介词

90年代以来，运用语法化理论分析汉语介词语法化的个案研究硕果累累。

主要包括单个介词的语法化研究及同类介词的对比研究，以下为近年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论著。

马贝加撰文研究“向、沿、同、就、经”等介词的虚化过程，后又撰写《近代汉语介词研究》一书，集中研究了各介词从古至今的演变。

相关研究的文章还有李琳莹《介词“对于”的意义和用法考察》();陈安平《介词“问”的产生》();蒋绍愚《“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功能扩展》(2003);陈勇《上古汉语“从”的虚化及发展》();章家谊《“让”语法化过程的个案分析》(2005);陶振伟《“到”的语法化》();何洪峰、苏俊波《“拿”字语法化考察》(2005)。

邵宜《介词“往”的语法化过程考察》(2005);刘永耕《动词“给”语法化过程的义素传承及相关问题》(2005);肖任飞、陈青松《介词“向”“往”“朝”的句法语义模式分析》(2006);周芍、邵敬敏《试探介词“对”的语法化过程》(2006)。

黄敬轩《汉语介词“就”的语法化历程》(2007);刘祥友《“向”的介词化过程》(2007);林运运《“把”语法化过程及其机制》(2007);郑宏《介词“将”的产生》();刘瑞红《介词“自”和“从”历时比较简析》(2008);晁端《汉语“给”的语义演变》()等。

(二)方言介词

随着语法化研究的深入，方言介词也成为语法化的主要研究对象。

以下是一些学者对汉语方言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成果。

鲍厚星在《长沙方言研究》(1999)一书中分析了“得、哒、在、到”四个虚词的异同，构拟了它们演变和发展的路径。

刘丹青(2003)发表《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单向性与双向性――以北部吴语的同义多功能虚词“搭”和“帮”为例》一文，通过分析吴方言中的虚词“搭”和“帮”的语义、用法和语法化路径，发现两者的多功能性和相反的语法化途径。

荣晶、丁崇明(2004)《昆明话的“着”字及其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一文通过对比新老昆明话的语音差异，结合历史文献和其他方言，论证“着”的不同读音是语音演变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语法化过程中的历时择一与共时制衡问题。

李宇明、陈前瑞(2005)的《北京话“给”字被动句的地位及其历史发展》一文考察了“给”字被动用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制约因素，认为北京话中的介词“给”在助词“给”的诱导下逐步发展出被动用法。

陈泽平(2006)《福州方言处置介词“共”的语法化路径》一文，认为“将”是来自书面语的外来成分，“共”是方言自源的成分，并且是个多用途的虚词，讨论了这个处置介词的产生时间和语法化途径。

吴福祥()《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一文从共时角度讨论汉语方言中趋向动词的若干语法化过程，概括出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四个语法化模式。

刘春卉()《河南确山方言中“给”的语法化机制考察》认为，河南确山方言中的“给”首先在动词“给予”义的基础上发展出“为、替、帮”义;后来随着“受益”意味的逐步弱化，它又开始引介动作的接收者、协同者以及比较对象或关系对方，表示“向”“对”“跟”;而当两对象之间的主从关系不明显或无关紧要时，“给”进一步向连词发展。

三、汉语介词语法化的其他视角

(一)介词语法化的语音表现

关于介词语法化过程中的语音表现，学者们做出了许多探索。

江蓝生(1999)以“动词+介词+处所名词”结构中的介词为例，探讨了音变与语法化程度的对应关系，指出伴随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

杨成虎(2003)从语法化连续统渐变角度分析这一问题，认为音变也是一个连续统，其渐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重读到轻读(包括原有的重音失去，音节中的元音被弱化等)。

石毓智(2001)在其著作《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一书中提出，一个实词的语法化过程往往导致其语音形式的弱化。

就汉语来说，语音弱化主要表现为声调的失落、韵母的简化或者央元音化、声母向舌尖音靠拢等现象。

潘悟云()在《温州方言的介词》一文中指出介词具有前附的语音特征，表现为声调的弱化，即失去了固有的调值和调类，声调会中性化为一个短低调，略呈降势。

李如龙(2007)在《闽南方言的介词》中指出福建泉州话的介词“共、护、度”等作动词时重读，而用作介词时往往与单音节名词和音。

(二)介词语法化与重叠现象

曹广顺(2003)发现汉语语法化过程中的“并存原则”有时以一种特殊形式出现，即把新旧两种格式或虚词重叠起来在同一句子中重复使用，构成对语法意义重复表达的格式。

两种格式经过长时间的选择，一个消亡，一个保留;有时也会把不同表达方式凝固成一个整体使用下去。

并存原则与重叠现象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表达同一语法功能的`不同语法形式在一个共时系统中同时存在;而后者是指新旧两种形式重叠使用，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结构中。

因此，重叠是并存的特殊情况。

王姝、王光全(2014)指出，从语法化的角度观察，汉语史上介词和连词的形式由小变大，表示同一语法意义的介词和连词也不断增多，这两个现象令人不解。

该文提出一种“叠加结构”假说，由于单音介词叠加，使介词的音节数目增加――由单音变双音，由双音变三音;某些连词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

同时，叠加不断产出的双音节词和三音节词增加了同义介词和连词的数量。

(三)语法化与双音介词

马贝加()在《近代汉语介词》一书中指出，学界大多认为，汉语介词全部(或绝大多数)是从动词衍生出来的。

如果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仔细观察，现代汉语平面上，就介词范畴来源而言，所有的单音介词都脱胎于动词。

但是，双音介词却不同，双音介词的来源可以分为5种情况：

1.由两个介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按照、依据、依照”等。

2.由一个介词性语素加一个助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为了、为着、趁着”等。

3.由一个动词性语素加一个介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关于、由于、对于”等。

4.由一个名词性语素加一个动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根据”。

5.由两个动词性语素复合而成，如“经过、作为”等。

金昌吉(1996)、陈昌来(2003)、刘丹青(2003)都对双音介词作过一定的研究。

(四)语法化与框式介词

关于框式介词研究，不得不提的是刘丹青(2002)的《汉语中的框式介词》。

“框式介词”是指在名词短语前后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一起构成的介词结构。

该文分析了汉语后置词发生发展的动因，认为前置词短语从以动词后为主演变为动词前为主，使汉语前置词不再位于联系项倾向占据的中介位置，违背了联系项居中原则，从而促使方位名词等一些词语发展出后置词的用法，并与前置词一起组成框式介词。

陈昌来(2002)《介词与介引功能》一书设专节详细地描写了介词框架。

他根据后置词的词性将介词框架分为四种类型：介词与方位词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名词性短语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连词、动词、副词构成的介词框架，介词与准助词构成的介词框架;分析了介词框架的句法功能、语义性质、语用功能，讨论了介词框架中前置词和后置词的自由度问题，并简要分析了介词框架形成的动因、介词短语的前移等问题。

(五)类型学视角的研究

语言类型学是当前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

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与语言类型学结合，对于汉语介词研究的深入拓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吴福祥《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2003)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研究汉语伴随介词。

通过对汉语的历时考察和共时分析，发现在汉语中存在着“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样一个语法化链。

从汉语观察到的“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一演变模式，体现的是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一种演变类型。

与之对立的另一种演变类型是“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这种演变模式广泛见于SVO型语言。

分析表明，导致伴随介词在SVO型语言里具有上述两种不同演变模式的因素是句法条件。

“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这两种演变模式的认知动因也不相同。

前者由转喻操作诱发，后者为隐喻操作促动。

刘丹青(2002)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根据汉语的共时和历时材料，考察了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就汉语框式介词的存在动因、句法性质、语义特点等问题作了探讨。

其著作(2003)《语序类型学》对框式介词进行了更为广泛而全面的研究：介绍了框式介词，探讨框式介词的历史来源;讨论了先秦汉语中框式介词的形成及其诱因;在研究吴方言介词系统的基础上，将框式介词进行了跨吴语比较;按句法特点将框式介词分为四类：双重赋元框式介词、词汇性框式介词、强化式框式介词和连接式框式介词。

四、结语

汉语学界对介词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以上只提及一些语法化理论引入后的重要研究成果。

其实早在“语法化”理论引入之前，汉语介词的研究就已非常发达。

根据目前的研究，学界对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普通话介词研究成果较多，方言介词的研究不够充分，且多停留在比较其与普通话不同的层面，对各地方言介词系统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2.双音介词与框式介词的研究也集中于普通话层面，涉及到方言双音介词、框式介词的研究少之又少。

3.涉及汉语方言介词的本字及语法化过程的研究比较少，各地记录方言时如遇不明本字的情况大多用同音字替代，这就造成了方言中误用、误读、不明真相的情况。

综上所述，汉语介词语法化特别是方言介词语法化研究仍将是汉语介词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鲍厚星.长沙方言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陈昌来.介词与介引功能[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金昌吉.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

[4]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刘坚，江蓝生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6]马贝加.近代汉语介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英语教学汉语化 篇3

关键词：有 have 语法化 对比

一、引言

刘丹青（2011）认为，在汉语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词语是表物权领有的“有”，具有显著的“表好表多”的语义倾向，其基本语义是表领有关系，后来引申虚化，逐渐语法化。温锁林（2012）提出“有”是一个焦点标记词，在“有+数量结构”中，“有”具有自然焦点凸显功能。王明月（2014）从构式及其话语功能的角度指出，“有”主要体现主观量的评价和主观感受的表达。庞加光（2015）认为该用法是领属“有”的主体化，由客体观照转变为主体观照，它是具有认识性特点的语基成分。蒋兰慧（2011）研究了英语中“have”的语法化进程，说明了“have”的语法化终端形式是成为完成时的语法标记。黄立鹤（2014）在研究英语“have”与汉语“有”的对比中发现，两者作为完成时标记的语法化具有跨语言意义的共性发展规律，即从领有动词到完成体标记的语法化。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对汉语“有”与英语“have”的语法化进程进行分析，并找出其共性与差异，发现由于语言类型的不同，它们的语法化程度与范围存在很大的不同。

二、汉语中“有”的虚化

（一）“有”的本义与虚化

“有”是汉语中高频使用的词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除了表示“领属”“存在”这种领有关系和存在关系外，词义逐渐出现引申和虚化，还有一种表示“性质、数量达到某种程度”的用法。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有”表领属关系，即有生命的个体特别是人对事物的拥有关系，领有者和被领有者在句子中充当主语和宾语，“有”作谓语动词。如：

（1）小王有一辆车。

（2）他有三个孩子。

袁毓林（2009）将“有”表示的领有关系分为四大类：1.（广义的）领属关系（含物权领有、关系领有、性状领有）；2.包含关系；3.包括关系；4.存在关系。按照这个分类，存在是包含在领属范围内的。可见“有”的延伸虚化义也是在其基本领属义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例如：

（3）这条蛇有碗口那么粗。

（4）他步行了有一万米。

例（3）、例（4）中的“有”与例（1）、例（2）中的“有”存在明显差别，它后面跟的是有比较意义的名词短语或数量短语，而且这类用法比较虚，不如例（1）、例（2）中的“有”的意义实在。此构式中的“有”源于领有句中的“有”，领有句中的“有”从历史根源上追究，是“拥有、占有”，领有关系符合领有主体的利益需要，其原型属性包含“有益”的特征，如“有财富、土地、资源、权利、靠山”等。所以，表领有关系的“有”，本就带有积极倾向。另外，“有”和“无”相对，任何拥有，相对于一无所有，都是多的。因而，“有”的本性里又多了“多”的倾向。所以，“有”的语义就包括了“又好又多”的内涵。

（二）句法结构特点

“有+数量结构”中的“有”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构式形式多样。这主要由数量结构的组成的多样性体现，可以是单纯的数量词，如“一米八”，也可以是“数量词+名词短语”，如“五十多个人”，还可以是“数量词+形容词短语”，如“几十米宽”等。

2.“有”句法位置固定。“有+数量结构”在句中可以充当谓语或动词的补足语。

3.“有”可省略。在该结构中充当谓语或补足语时，“有”可省略且不影响句子在句法和语义上的成立。而表领属的“有”通常不能省略，否则句子不成立。例如：

（5）小王有一辆车。

（6）小王一辆车。

（7）这孩子有一米八。

（8）这孩子一米八。

同为谓语结构，例（6）省略“有”不成立，而例（8）依然成立。可见，此构式不是句法结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语义上也表现得空灵虚无。但深究起来，其语用功能却不容小视。温文中提出它是一个自然焦点标记词，在语用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4.构式整体表大表多。该构式表现出强烈的表大表多的语义倾向，排斥表小表少。可以说“他看了我有几眼”，而不说“他看了我有一眼”，但说“他看了我一眼”是可以的，因为它只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加上“有”后，则更多地反映出了一种主观性。因此，此处的“表大表多”也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对量的判断是因人而异的。例如：

（9）姐姐给了我五毛钱。

（10）姐姐给了我有五毛钱。

（11）姐姐给了我有五毛钱，哥哥才给了一毛。

例（9）是对钱数的客观描述，虽然数量上来说很小；例（10）加上“有”之后，句子显得不自然了，因为“有+数量结构”排斥表小表少，后跟表大表多的数量结构，才能与“有”的语义倾向保持一致，因此句子内部语义表现出冲突。而例（11）增加一个子句跟“有+数量结构”形成对比，以小量突显大量，因而使前半句自然了。因此，所说的大量为主观大量，而非客观大量。

除了在“有+数量结构”中表大表多的倾向以外，在“有+VP”和“V+有”结构中，“有”还体现出一种完成性和存在性。如：

（12）他有告诉过我。

（13）你有做过主持人吗？

此处“有+VP”结构中“有”仅作为一种完成体的标记词，并无实在意义，句法上可省略。

（14）墙上挂有中国地图。

（15）这个山洞里可能藏有一批珍宝。

此处“V+有”表示一种存在的状态或结果，虽然在语义上仍脱离不了领属拥有的本义，但语法化程度相当高。

三、英语中“have”的语法化

“语法化”，即语言中表示实在意义的词汇项和结构式在某些语境下逐渐演化为无实在意义、表示语法意义的成分，或已表示语法意义的成分演化出新的语法功能的现象或过程。语法化是一个漫长渐变的过程，语言学家发现，语言中的时、体、态、语气、人称等语法范畴也多为语法化的结果。“have”从表示“拥有”，表达一种静态的领属关系，到完成时态的语法标记，完成了从实义词到语法词，从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的语法化过程。

“have”的语法化进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主语为有生命体，“have”表“拥有”，是实义动词。如：

（16）I have a big house.

（17）Elephant has four legs.

例（16）中的主语是人，例（17）中的主语为动物，均为有生命的物体。

（二）主语为无生命体，表客观存在。如：

（18）The room has four windows.

（19）The book has 200 pages.

例（18）、（19）中的“have”用非生命体作主语，表达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三）“have”后接抽象名词，表示状态和属性。例如：

（20）Have the happy air in，please.

例（20）是“have”的抽象用法，表明主体的义务。

（四）“have+to do”，强调施动者的动作及态度。例如：

（21）I have to finish my work today.

（22）Students have to keep quiet in class.

例（21）、例（22）中的“have to”已成为固定词组，表示“不得不”，具备了情态动词的功能，具有语法化的痕迹。它是在例（3）的基础上进一步虚化而来，表明主语应尽的义务，后面可以再接动词，说明其语法功能显著。

（五）完成时中的“have+done”和“have+been+doing”。如：

（23）We have worked here for 3 years.

（24）It has been raining for the whole day.

此处“have”的用法进一步虚化成完成时的语法标记，强调动作发生的持续性以及对现在造成的影响，此时“have”已经失去“有”的本义了。

（六）ve，s，d+done/been done。如：

（25）Theyve gone.

（26）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about one hour.

（27）Shed prepared well enough.

例（25）～（27）是“have”在形式上或语音上的简化或弱化，此时“have”已经高度语法化。

“have”本义是“有”，源于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体验，随着语法化的加深，“have”逐渐被用作抽象概念，直至抽象为表示完成时态的语法标记。其语法化体现的是人类认知水平的进步，不仅丰富了语言表达，而且延伸了抽象思维，是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与当前认知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汉语“有”与英语“have”的语法化对比

通过对“有”和“have”的对比发现，两者具有相同的语法化起点，都是表领属的实义，但两者语法程度和范围存在很大差异。由于英汉语言类型不同，英语属综合型语言，形态变化主要依靠词缀，而汉语属分析型语言，并不依靠形态变化。英语中“have”的语法化程度极高，由最初的“拥有”义且主语为有生命物体，最终演变为构成完成时的屈折词缀，而且“have”除了可独立使用外还有缩略形式，出现了语音弱化。而汉语中“有”仅限于协助其他动词表达特定含义，仍然保持独立性，如“有+数量结构”主观表大表多倾向，“有+VP”表完成，“V+有”表存在。因此在语法化程度上，“have”要高于“有”。

而在语法化范围上，“have”呈现直线型，语法化程度不断加强，而“有”则呈现发散型，在领有义的基础上延伸，根据主观化和表意需要，朝着不同的方向虚化，“有+数量结构”主观表大表多倾向，“有+VP”表完成状态，“V+有”表存在状态。因此在语法化范围上，“有”要大于“have”。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汉语中“有”与英语中“have”的语法化对比探究，发现汉英语中都存在实词虚化或语法化的情况，其作为完成体标记的语法化具有跨语言意义的共性发展规律，即从领有动词到完成体标记的语法化。但由于英汉存在语言类型上的差异，因此两者存在语法化程度和范围上的不同：英语“have”的语法化程度较高，而范围不广；汉语“有”的语法化范围较广，但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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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学汉语化 篇4

关键词：语法化,对外汉语教学,理论语法,教学语法,语法教学

一 引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语法化理论在西方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随着该理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引入,它在我国也几乎成为一门“显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与此相关,在一些学者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探讨将语法化理论引入第二语言(外语)教学中。在英语教学中,有学者认为语法化理论有助于解决诸如介词搭配、词义引申和时体系统教学等难题(刘利红等,2008),也有学者讨论语法化与外语教学的接口问题(薛芬,2008)。在对外汉语教学(特别是语法教学)中,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引入语法化理论解决教学问题,如高顺全(2006,2007)、管春林(2008)、张姜知、杨频萍(2008)等,这反映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者理论意识越来越强的现实状况,为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注入了新的理论元素,自然应当积极探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人们对语法化理论、对外汉语语法教学本质及特点等方面认识存在差异,因此在如何看待语法化理论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的价值问题上有一定分歧,应该重视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目前对外汉语教学中哪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借助语法化的研究成果?无论是词尾“了”还是句尾“了”,都是教学中的难点,靠语法化的成果能否有所进展?知道了汉语介词来源于动词这一事实对于介词教学有何实际意义?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求新固然要提倡,更重要的是需要理性。本文从一些研究实例入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二 关于语法化理论

(一)语法化理论的本质

语法化的思想早已有之(2),如西方人早就承认,“语法化”的概念最早是中国人周伯琦在13世纪的《六书正伪》中提出的:“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西方的葆朴(Bopp)在1816年,洪堡特(Humboldt)在1825年,分别就语法化的有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现代语法化学说的先驱为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Meillet),他在《语法形式的演化》(1912)中首次使用了grammaticalization一词。

1. 历史语言学

语法化的研究本质上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主要探讨的是语言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沈家煊(1994)谈到:“作为语言研究的一部分,语法化历来属于历史语言学的范畴,直接跟研究语言的演变有关。”也就是说,就研究的基本内容来看,语法化并非一种全新的东西,而是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进入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又重新重视语法化研究呢?沈家煊(1994)谈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并指出重新兴起的语法化研究把重心转移到共时上,试图用语法化来解释共时平面上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大量的语法化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历时的,只是换成了新的标签。我们知道,索绪尔现代语言学思想的提出,是在充分认识到历史语言学的局限的背景下产生的。这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今天所进行的“现代语法化”研究究竟和传统的历史语言学有什么不同?更直接一点说,现代语法化理论比传统的历史语言学优越在哪里?或许就在于认知解释方面。

2. 解释性研究

语法化理论从根本上上说是一种解释性理论,重在探讨语言(主要是语法)的演变规律、演变机制和演变动因,这从下列主要研究内容可以看得很清楚:(1)语法化的历时方法和共时方法是否存在矛盾?是否还需要新的方法?(2)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还是非连续的过程?(3)语法化在多大程度上是话语语用力量的结果?(4)当概念和形式参与语法化过程时,它们的选择有什么限制?(5)刚产生的语法化什么时候可以辨认出来?(6)语法化是一种单向性现象吗?(7)语言中的什么现象不是语法化的实例?(梁银峰,2008:6)概括上述问题,语法化研究的根本目标是要回答“语言是如何获得语法的”(Bybee2002,转引自胡壮麟,2003)这样一个几乎是终极性的问题。

常有人认为,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实践服务,这话一般来说是不错的,但并非一切理论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实践。语法化研究,特别是着眼于共时层面的认知机制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纯粹认识取向的,对于共时表现的规则描述贡献有限。换言之,已有的理论和方法揭示不了的,语法化理论往往也无能为力。比如副词“还”,有学者归纳出十几个义项和用法,并且画出语义地图,但究竟如何建立起这些用法的形义关系,如何刻画彼此间的演化路径?都还是问题。因此,我以为,可以做解释的努力,但要力避强作解释。

(二)语法化理论的历时性

语法化理论虽然是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视角进行研究,但主要是历时的。霍伯尔和特拉格特(2003:2)就说“其中历史视角是主要的,它(指‘语法化’——引者)调查语法形式的来源及其所经历的典型演变步骤”。Matisoff(1991)也指出:“语法化研究的对象决定了它属于语言的历时研究,且被认为是历时语言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转引自王寅、严辰松,2005)

索绪尔之所以在对历史比较语言学有了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现代语言学思想,将共时和历时区分开来,是有其深刻的语言观基础的。他区分历时和共时,并非不清楚语言的历史演化和现实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是出于将语言学科学化的需要:确立明确的研究对象,划定清晰的研究范围,以利于构建合乎科学要求的体系。语言学也因此进入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发展阶段。他把“共时语言学”的目的表述为“要确立任何特异共时系统的基本原则,任何语言状态的构成因素”,并说“人们称为‘普通语法’的一切都属于共时态;因为我们只有通过语言的状态才能确立语法管辖范围内的各种关系”。索绪尔(1949:144)还认为:“一般地说,研究静态语言学要比研究历史难得多。演化的事实比较具体,更易于设想。我们在这里观察到的是不难理解的相连续的要素间的关系。要探索一系列变化并非难事,往往甚至是很有趣味的。但是老在价值和同时存在的关系中兜圈子的语言学却会显露出许多更大的困难。”比如我们要描述名词的句法功能,就不能因为“科学”“机械”可以用在状语位置而认为这是名词做状语,因为这样的词的共时状态已经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换言之,需要确定词的同一性(3)。尽管这些词的功能演化路径是从名词变为形容词,形成共时兼类的状态,但在具体的共时句法环境中,其功能是确定的。再如现代汉语语法共时系统中,“和”“同”“跟”“与”并存,兼属连词和介词,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它们并存于共时系统中只因为彼此间存在着对立,各有其价值(4)。但是从语言的经济性看,显然是不符合的,何以如此?恐难有很好的解释。

人们在评价语法化研究时,往往会说到它打通了共时和历时的界限,甚至会引用Hopper(1987)的极端观点:“根本没有什么语法,有的只是语法化。”(转引自沈家煊,1994)如此一来,难免又回到索绪尔前时代,语言系统的面目将无法看清。

三 从理论语法和教学语法的关系看语法化理论的应用

语法学界对理论语法和教学语法的区分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5)。这种区分既有其学理基础,也有其实际的意义。

(一)作为理论语法的语法化理论旨在“明理”

上面说到,语法化研究的基本取向在解释,主要目标是要探寻语言(主要是语法)演化的规律,对共时状态下的语法表现作出合理的解释,旨在“明理”,因此从目标上看是属于理论语法的性质。例如,有学者认为,空间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表示空间的词语是最基本的,其他词都是从空间词派生的,比如“在”从表空间(她在厨房)到表时间(她在做饭)。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空间词语不是最原始的,人对自己身体部位的认识才是最基本的。(沈家煊,1994)这两种认识看起来都有道理,都有自己的逻辑,这恰是理论语法的特点:无论是哪种认识,只要自圆其说即可。而对外汉语语法教学需要的是旨在“致用”的教学语法,需要解决共时平面的语言规则、规律和用法问题,并不需要解决语言共时状态何以如此的历时过程问题。学生需要通过对形式与意义相对应的若干规则的掌握,获得实际的语言能力。例如,学生要掌握汉语中表达被动意义的形式——“被”字句,只需要掌握“被”字句的结构规律、语用功能和使用条件等,并不需要知道“被”是怎么从名词“被”到动词“被”,再到介词“被”的演化过程。再如,虽然英语中的定冠词the是从指示代词that演化来的,不定冠词a/an是从数词one演化来的(Bybee,2002,转引自胡壮麟,2003),但人们在学习英语的语法时,并不需要知道冠词的历史,重要的是要知道何时用定冠词,何时用不定冠词,掌握冠词的使用规则即可。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了解非英语专业的英语学习者是否知道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来源,恐怕多数人未必知道。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冠词的运用,知道其来源未必用得好,不知其来源未必用得差。另如,会说goodbye的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是从God be with you演化而来。就母语者而言,在获得和运用语言时,通常并非清楚地了解某种形式的来源,而是整体对形义关系的把握。比如任何一个汉语母语者都会恰当使用介词“从”,但对缺乏汉语言文字知识的人,一般不会了解“从”曾经是一个表示跟随意义的动词。再比如一个小学生可以很好地运用“来之不易”,但若问他这个词组是如何构成的,他很可能答不出来。同样,一个儿童在习得英语复合词(如ice-cream等)时,也不会觉察到其中的组成成分。(王寅、严辰松,2005)

以“致用”为目标的教学语法需要最大限度地将共时态的语言构造规则、规律明晰地表述出来。而语言的共时形态是历时发展的结果。尽管一代代语言学家不断探求语言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与规律,也确实有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需要承认,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某些语法形式究竟是怎样演化来的,研究者今天还不能说清楚。比如汉语中动词后的“上”,意义和用法相当复杂(有教师列出了十几种“上”)。近些年随着语法化理论的兴起,有学者试图用包括图式、隐喻理论在内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研究“上”的演化路径,但迄今未见令人信服的成果。对于这类现象,教学语法的解决之道不是究其演化过程,而是从语境、功能等角度探求使用规律,以学生能够恰当地运用为基本目的。

(二)教学语法对理论语法的选用是有条件的

理论语法无疑是教学语法的基础和源泉,教学语法要从理论语法中不断汲取营养。以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正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1958年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所构建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就是在传统语法的基础上,吸收了习惯语法(6)、结构主义语法等理论语法的研究成果而形成的综合性的体系。比如汉语补语系统的构建,主要就是采用了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对补语的分类和描述。由于这个系统比较好地将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因此在教学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教学语法不应该是僵化不变的,而应当随着理论语法的深入而不断充实和完善。还以补语系统为例。过去几十年中汉语语法学者在补语的研究中取得了不少成果,对汉语动补结构的认识不断深化。教学语法就应该对这些成果加以合理地吸收。我们注意到,有的教材在讲补语时就增加了有关补语语义指向的说明,这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补语无疑是有帮助的。

教学语法对理论语法研究成果的吸收究竟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这是至今未能很好地加以讨论和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最初动因。原则上讲,任何理论语法对教学语法都是有价值的。然而事实上,由于理论语法和教学语法有着“研究取向”的根本不同,不同的理论语法和教学语法之间就有着或远或近的距离。换言之,不同的理论语法对教学语法具有不同的价值。回顾一下语法理论发展的历史,先后出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流派(如结构主义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法、“格”语法、配价语法、蒙太古语法、依存语法等等)。但迄今被用于教学语法的仍十分有限,主体仍然是传统语法。我以为并非因为教学语法僵化保守,而是由于教学语法的应用性质决定了其对理论语法选用的严苛。具体来说,只有符合教学语法的本质要求,能够满足对共时平面语言事实规律的揭示和描述要求的理论及其成果,才有可能被加以吸收和应用。而语法化理论正由于其主要着眼于历时演化的探究,在考虑其应用价值时就需要慎重。

四 从教学语法和语法教学角度看语法化理论的应用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法问题需要区分两个概念:教学语法和语法教学,前者是内容、实体,后者则是行为、活动或过程。

(一)教学语法的内容须是共时的,是语法的而非词汇的

教学语法主要解决的是教什么的问题。第二语言(外语)教学中的语法教学根本上是要使学生具备目的语的运用能力,而目的语的现实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则不是学生关心的,因此也就不应成为教学的内容。以汉语的时体系统为例。作为一个范畴,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平面,客观地存在着一个自成系统的时体范畴。这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成果为证。从起始体(“起来”“上”“开”),到持续体(“着”),再到接续体(7)(“下去”),最后到完成体(“了”),体现了汉语语法体凸显的特点。这个共时的时体系统即应成为教学语法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体标记的来源及演化过程则不应成为教学语法的内容。具体来说,起始体标记“起来”的源词——实义的趋向动词“起来”要和体标记分开,前者是趋向补语,后者是表达起始体意义的助词(亦可视为“标记”)。同样,完成体标记“了”仅作为标记存在于共时的现代汉语体系统中,不能把它和其源词“了(lio)”联在一起,因为无论是语音形式还是语法功能,二者已不具有同一性。高顺全(2006)在讨论了“了”的语法化顺序后提出如下“了1”的语法教学顺序:

可能式结果补语(如“吃不了”)>完成体>减类动词后结果补语>持续体

这种顺序把不同层面的语言成分混在一起,把本已复杂的完成体标记“了”的教学更加复杂化了。要让学生在源词“了(lio)”和体标记“了”之间建立起语义关联,且不论有无可能性,至少是增加了理解的负担。何况“V得/不了”还存在着歧义问题。至于后面的两个用法,学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宜作为教学语法的内容进入排序。由此我们还认为,语言本身还是存在着共时和历时两个平面,而并非如沈家煊(1994)所言:历时和共时不是语言本身的两个平面,而是语言研究的两个平面,尽管我们也认为,共时的系统是历时的结果,是相对的共时。

主张将语法化研究成果运用于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学者从第二语言习得和语法化的认知基础出发,认为在语法项目的选择和排序上要以语法化顺序为依据。就基本的原则来说,从实到虚,从具体到抽象,是符合语言学习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基本规律的。因此,说教学语法项目的选择和排序应该参考语法化顺序是有其道理的。事实上,我们看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实践,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比如一定是先教“爬上山”的“上”,再教“爱上她”的“上”。但是,这个应用语法化研究成果的原则不能和更加重要的原则相冲突。首先,教学语法的内容必须是共时层面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其次,语法教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所教的内容一定是语法的而非词汇的。尽管一个时期以来有一种强烈的声音,淡化或者模糊词汇和语法的界限,但笔者坚持认为,二者虽然存在密切的联系,但界限不能模糊。管春林(2008)基于对“所”字语法化的描述,排出“所”的教学顺序:

实词义“所”(如“派出所”)>所以>“所”字结构>“所”+动+者>“所”+介>为+所

按照上述两个原则,这一顺序显然存在问题。暂且不论语法化顺序到底和习得顺序之间是何种关系,仅从教学实际来看,此种安排没有充分的理据。首先,作为语法成分的“所”,尽管来源于名词“所”,但在现代汉语共时系统中,源词“所”只作为构词成分存在于“厕所”“派出所”等词语中,或者演化为量词和一些名词存在搭配关系(如“一所医院”),总体上已经不具有语法意义上的功能,因此可以说和语法没有关系了;其次,处在一个虚化阶段的“所”演化出“所以”这个表果连词,它在共时平面上的作用和助词“所”也是不同的,更多的是词汇作用,而非结构作用,不具有排序的关联性。事实上,以笔者的体会,这样的安排非但无益于教学效率的提高,反倒会使问题复杂化,造成学生的困惑。合理的安排应该是,非语法的交给词典或学生自己,“派出所”和“所以”,学生没有任何困难,与助词“所”相关的结构放在中高级阶段教学。

上面谈到的两个语法化理论的应用实例,如果作为正面的范例,将会产生一系列同样的后果。比如“把”字句中的介词“把”是从动词“把”虚化来的,量词“把”(如“一把米”)也在演化链上。在共时的现代汉语中,不同词性和用法的“把”并存,照前述做法,势必也要给它们排出一个教学顺序来。其他如“要”“想”等都会有同样的问题。我以为,系统的、联系的观念在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中是十分必要的,但需要充分考虑教学规律、学习规律,一切要以降低学习难度、便于教学操作为原则。要坚持共时性原则,有演化关系的各成分,在共时系统中各归其位,属词汇的归词汇,属语法的归语法。

(二)语法教学中可以适当运用语法化研究成果

总体上说,语法化理论对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不具有很强的适用性,这从上面的两个应用实例中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但这不等于说,语法化研究的成果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就完全没有价值。事实上恰恰相反,如果在语法教学过程中能够处理好一些重要的关系,适当地运用好相关成果,会对教学起到促进作用。

1. 教学阶段与教学策略

在教学语法实施(即语法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有阶段意识,不同的教学阶段,需要有不同的教学策略。在基础阶段,应以具体的语法规则的呈现为主,不应加入解释性的内容。比如在教表示意愿的“要”时,只需要和“想”建立起关联,使学生明白“我要买书”大体即是“我想买书”的意思(还有细微差别),否定的时候只能是“我不想买书”而不能是“我不要买书”。至于此用法之“要”和一般及物动词“要”(如“要饭”“要钱”)的演化关系,不应也不能涉及,以免造成困扰。后者是词汇教学要管的,前者才是语法教学要解决的。那么是否到了中高级阶段就可以加进解释性内容了呢?这还要看是在哪种课程中,如果是技能型课程(如中级汉语、高级汉语),仍然尽量不要“讲知识”,要让学生在自然的语言能力获得过程中体会语言项目间的关联,即使体会不到,也不影响学生能力的获得和发展。解释性的内容主要应该用来解决学生的问题。教学中难免会有喜欢刨根问底的学生,或许会问“‘把着门’的‘把’和‘把门打开’的‘把’有什么关系”一类的问题,教师可以在课下予以解答。这已经不是培养语言能力的问题了,而是解决知识性的问题了。如果对象是汉语言专业的学历生,又是以知识讲授为主的课程,则可以把语言演化的有关知识教授给学生。

2. 教师知识与教学设计

语法教学的主体是教师。教学语法的内容虽然不能是历时的,但不等于在语法教学过程中完全排斥历时的“知识”。作为教师,自然应当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各种语言理论,尽可能多地了解语言规律和语言演变规律,甚至努力要在头脑中建立起所教语言的“历史库”,但这不等于要把这一切的知识都直接用于教学中。第二语言教学的根本目标是语言能力的获得,而不是知识的获得。因此,教师需要做的是把所拥有的知识转化为可以并且应当在教学中实施的教学语法。以笔者为例。在进行结果补语教学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将汉语语法史关于动结式形成过程的“知识”转化成一种教学设计。这个知识是,含有动结式的句子实际上是由两个表述经过“压缩”而形成的。例如“洗干净衣服”包含“洗衣服”和“衣服干净”这两个表述。于是,我在讲练环节就把这个“知识”设计成易于理解的方案,学生很快就掌握了动结式的基本结构和语义,而教学过程中不出现任何对“知识”的讲述。据说有的对外汉语教师,学科背景是汉语史,对“着”的演化路径很清楚,将这些知识巧妙地设计成教学方案,效果也很好。这说明,无论是语法化理论还是其他任何的语言理论,都有可能对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产生积极作用。本文要强调的是,在对待各种理论语法及其成果问题上,要力避直接照搬到教学语法和语法教学中来,需要按照上面谈到的原则进行选择和转化。

五 结语

概括前文的论述,我们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的内容———教学语法的基本属性是共时层面的语法,是唯一具有“现实性”(索绪尔语)的语法,历时的要素发展不能成为教学语法的内容,比如不能因为现代汉语中的助词“所”是从上古名词“所”发展来的,就在语法教学中把二者关联起来,甚至还要做出所谓语法排序;第二,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引入新的语言理论,基本的原则应当是充分依据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科学处理理论语法和教学语法的关系,力避用理论语法代替教学语法;第三,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引入语法化研究成果,要区分两个作用层次,即是作用于教师还是作用于学生,其主要的作用对象是教师而非学生。

汉语助动词语法化的特点与原因 篇5

汉语助动词的语法化不同于一般的实词虚化,它只是语义由具体变得抽象,既没有失去独立运用的能力也没有造成语音形式的.弱化,但在语法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助动词语法化的原因从认知的角度看是认知域的转移,同时也与语法结构的重新组合和类推有关.

作 者：张宋兰 张德岁 作者单位：张宋兰(萧县函授学校,安徽・萧县,235200)

张德岁(宿州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汉语“有”字句的语法化研究评述 篇6

关键词：“有”字句语法化类推重新分析

一、理论背景知识

Hopper和Traugott在《语法化学说》中将“语法化”这个词定义为：“所有语言都可以做出词汇词和功能词的区分，语言中的一些现象显示，功能词通常起源于一个词汇词。当一个词汇词呈现出功能词的语法特征时，这个形式就可以说它‘语法化’了。通常，发生语法化的不是一个单独的词汇词，而是包括这个词的整个结构。”

二、“有”字句的语法化研究

（一）句首“有”字的语法化

1.“有”字在最初主要用于引出表示自然现象、动植物的主语，很少用于引出指人的主语。

2.从《史记》开始，“有”字引导的主语范围扩大，指人的一般名词的情况显著增多。在《世说新语》和唐五代的《祖堂集》中，直接出现了很多“有+人+动词”的情况。而主语指自然现象和动植物的情况减少。“有人”逐渐凝固成一个固定短语。

3.从《诗经》、《史记》到《世说新语》，“有”引导的主语都是施事或当事的，并且主语是不定指且实指的。但是到了唐五代时期，“有”字开始引导受事主语，主语仍然表示不定指且实指的语义特征。“有”字开始虚化了。例如：

於彼殿角，有一铜镜玲被风摇响。（《祖堂集》）

4.汉语中有一种“无定主语句”。其特点是谓语结构复杂，常常有趋向动词，或者有结果补语，或句子中有表示地点的介词短语，或上下文中有指示时间的词语；绝大多数是肯定句；有很强的描写性，把对象的原样直接表现出来，具有现场性，目击性，是一种存在句。例如：

我心情绝望，又站了会儿，不知该沿哪条路追下去。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口外羊从东边过来，羊群挤挤挨挨咩咩叫着从我身边走过.（王朔《过把瘾就死》 ）

明清汉语中的“只见+主语+动词”类句子有强烈的现场性，和现代汉语中的“无定主语句”有相同的特点和相同的谓语构成。如《水浒传》中的例子：

只见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黄文炳家里，前后点着，乱乱杂杂火起。

我们认为，“只见+主语+动词”是现汉无定主语句的来源。“只见”句和“有”字句的不同点在于：“只见”标记的事件具有强烈的现场性，发话人立于事件之中；“有”字标记的事件是非现场性的，发话人立于事件进程之外。如：

夏五月，有鹅鹅鸟集灵芝池，招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 （《三国志》）

清末民初，“只见”就脱落了。“无定主语句”和“有”字句的转化就是：有”的有无取决于观察事件的角度。当观察者立于事件进程之外时，不定指性需要“有”来标记。当观察者立于进程之中时，无需“有”做出标记。例如：

嘿！一小孩儿爬上去了。

我刚才不在，听说有一小孩儿爬了上去。

（二）表示领属的动词“有”向完成体标记发展

1.“有”和动词的直接搭配

现代汉语“有”可以跟很小一部分双音节动词搭配，功能相当于完成体：

她的英文水平有提高。=她的英文水平提高了。

“有+V”的整体功能相当于“V+了”，然而“有”和后面动词的关系还宜看成是述宾关系，理由有二：（一）为了强调，“有”后面还可以加上体标记“了”；（二）这些双音节动词还可以加上定语修饰，可见它们此处已经名词化了。（石艈智2004）例如：

她的英文水平已经有了提高。她的英文水平有很大的提高。

2.“动词+有+宾语”格式的语法意义

这类例子中的“有”都可以换成完成体“了”，而句子的意思基本保持不变。例如：

墙上画有壁画。→墙上画了壁画。

这种结构中的“有”具有完成体标记的表达功能，还可以从一系列的语法特点中看出来。首先，“V+有”跟一般的动补结构不一样，其后不能再加任何体标记，而一般的动补结构则可以，即“有”并不是普通的补语。例如：

*他在银行里存有了一笔钱。

*他在银行里存有过一笔钱。

*他在银行里存有着一笔钱。

上述结构中的“有”与“了”的共同点还表现在它们对应的否定式的一致上。“V+了”的否定式是“没+V”，而且“没”和“了”是不能共现的。同样，“V+有”的对应否定式也是“没+V”，而且“没”和“有”也同样不能共现，例如：

*他在银行里没存有一笔钱。他在银行里没存一笔钱。

3.“有所+动词”的语法意义

“有所”也具有完成体的表达功能。例如：

交谈中，田的眼睛始终和戈玲的对视，戈玲也不避让，谁都没有注意，唯有刘书友有所察觉。（《编辑部的故事》）

现代汉语的“有所+V”的整体意义也跟古代汉语有本质的区别，古代汉语中该结构的“有”还是一个实义动词，表示“领有某种具体事物”。例如：

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楚辞·怀沙》）

现代汉语的有关例子则都不能这样理解，它们都是表示动作行为的进行状况的。即现代汉语的“有所”和动词构成的短语并不是一般的述宾结构。“有”则由普通的实义动词逐渐变成一个完成体标记。

4.“有”向完成体标记发展的动因

第一，领有动词具有向完成体表记发展的语义相宜性，这就是“有”向完成体表记发展的认知基础。

第二，更直接的原因是语言发展的类推效应。十五世纪以后，“没+V”逐渐发展成为稳定的完成体否定式。随着这一用法的普及，跟“没”意义正好相反的“有”也逐渐发展出完成体标记肯定式的用法。当然，“有”的完成体用法还是很有限的，口语用法只限于疑问句型，书面语中也只能跟部分动词搭配。

5.“有没有+动词”的产生和发展

英语教学汉语化 篇7

1英语教学汉语化

英语教学汉语化,是指在英语课堂教学中所出现的一种母语使用不当现象。具体表现为教师的课堂教学用语多以汉语(母语)为主。其中最能体现汉语化的典型事例就是在某些中小学英语课堂中,教师让学生利用读音相近的汉字来代替单词发音,或用汉语拼音替代单词发音以达到记忆的目的。例如在学习单词wonderful时,就以汉字读音“弯的佛”来标注。这种方式在虽然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学生达到强化记忆的目的,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对于正初步系统接触英语知识的中小学生而言, 一节从头到尾贯穿着汉语的英语课堂味如嚼蜡般毫无新意可言,学生的积极性更是无从提起。尽管汉语作为学习英语的辅助教学用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就可以在实际教学中忽视学生的需求,一味地把汉语视作贯穿整个英语课堂的主要工具。

2引发出现英语教学汉语化的主要原因

英语教学汉语化现象如何产生,且诱发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又是哪几个方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允许使用汉语教学固然有其道理,但如果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势必会出现消极的一面。因此,指“标”还需治“本”,只有深层挖掘内在因素,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清问题,解决问题,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2.1没有正确利用母语的迁移作用

语言迁移即外语学习中母语的迁移。母语的迁移存有正负之分。正迁移是指母语中所存在的与外语相似的部分,这部分对学习外语是有促进作用的。与之相反,负迁移对学习外语起着干扰作用[1]。

在教学中如果过分夸大母语的正迁移作用,忽视或是弱化负迁移所带来的消极作用。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学生对母语形成过分依赖,使学生在学习英语时会忽视语言形式对等、语义对等和语用对等的差异,致使学生养成使用汉语思维方式去表述英语的不良习惯[2]。结果势必会影响学生学习动机的形成,无益于学习积极性的提高。不可否认,母语在帮助学生理解某些晦涩难懂的语法知识时确实是一种较好的运载工具,但是从长远来看,过多使用母语,只能是弊大于利。

2.2忽视语言环境对学习英语的影响

“语境”是对语言环境的简称。有学者认为:“语言环境可以分为自然语境和课堂语境两种,自然语境是一种无人教授的自然或者接近自然的语境。而课堂语境则主要是指在课堂教学方式下的语言环境[3]。”文章中所提到的语境是指课堂语言环境,即在教学过程中能过给学生提供语言输入机会的环境。

语言的学习离不开与之相对应的语境。因此,只有把语言放置于特定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被学习者所习得。我国绝大多数英语学习者都是在汉语语境中学习成长,以汉语作为母语,汉语思维早已在学生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坚不可摧地存在着[4]。在我国中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英语学习的最大特点就是缺少良好的语言环境。通过教材或者教师的课堂讲授是大多数学生获取英语知识的主要途径。可是由于升学评优等压力的影响,不少教师把课堂时间都用在了语法讲解上。这种只注重语言形式,轻视交际功能的“语法式教学”使学生成为课堂中机械学习英语“机器”,学习英语的目的也逐步沦为以应付各种选拔性考试为主。

2.3教师自身语言素质的欠缺

课堂是学生获得语言输入的重要场所,教师的语言则是学生模仿和学习的重要资源。其语言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英语学习效果[5]。有些英语教师由于本身发音不准确,或是缺少专业素养等原因,在课堂教学中为了追求教学进度,完成课时目标,盲目选择使用汉语讲解。在这种充斥着汉语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呈现给学生的英语是既混乱又不充分的。师生双方由于缺乏实际有效的交流,致使学生很难流畅的输入英语知识,直接影响了学生语言知识的获取。中小学生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期”,他们在课堂中所呈现出的最大特点是善于模仿。在这个学习语言的黄金阶段,对于学生而言,如果缺失必要的语言浸润,会给学生今后学习英语带来很多不利影响[6]。

3有效抑制英语教学汉语化的对策

汉语化的英语教学所带来的弊端是不容小觑的。针对以上三种因素,采取怎样措施才能有效抑制这种现象,这是本文的关键所在。

3.1正确认识和理解母语的迁移作用

母语与英语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二者之间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联系。不论是教授者还是学习者,在实际教学中需做到正确认识和理解母语的迁移作用。母语的正迁移在一定程度上对学习英语是有所帮助的,这也是毋庸置疑的。结合实际可以观察到,英语中的某些语法与汉语其实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时如果教师抓住并合理利用学生原有的汉语语法知识这一特点进行英语语法教学,便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7]。利用母语正迁移的同时,也决不可忽视负迁移所带来的影响。母语的负迁移一向被视为是干扰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有些人虽然会用简短英语表达,但因其发音不准和句法紊乱,从他们口中说出的英语被戏称为“Chinglish”。也就是所谓的“中式英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初学英语时期,其语音受母语影响较大,且在初期没有及时得到改正,导致成年之后愈发难以纠正。这就提醒了广大英语教育工作者们要时刻保持清醒,在充分利用母语优势进行教学时,更要做到最大限度地减小母语对学生学习英语的负面影响,以确保在英语课堂上使学生有足够的语言输出和语言熏陶。

3.2重视创设英语课堂语言环境

英语课堂应该尽量为学生提供使用英语表达和交流的机会,这就必须强调和突出英语语言环境对学生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期,这种语境的浸润对于促进和刺激学生第二语言习得能力的发展尤为重要 [8]。学生只有经过反复听英语、说英语,才能打好英语基础。否则,母语对于英语习得的负面影响就会愈加严重,母语表达、母语思维就会在英语课堂上占据上风。母语的语境是自然且客观的;而英语的语境则需要积极去培育,用心去打造[9]。因此, 良好的语境对于英语学习来说宛如锦上添花。教师应倡导组织学生举办各种类型的英语活动,如英语故事会或英语短剧比赛,为学生播放英语讲座或新闻、提倡课外用英语交际等,使学生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潜移默化地感受到英语氛围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从而提高学习英语的热情和动机。

3.3切实提高英语教师自身专业素养

英语教师是实施教学的主体。其专业素养的高低与所授课程的质量呈正比。因此,改善教学质量的核心是要提高教师自身专业素养。首先,需要提高教师在课堂中语言表达的正确率。正确使用教师的教学语言,对于学生的英语习得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10]。要做到这点,教师必须实掌握好语法、词汇等基础知识,避免教学语言中表达错误。因为学生的语言输入一旦出现了问题,到达学生那里掌握的就是错误的信息,这种错误信息会对学生今后的学习产生误导。第二,教师应与时俱进,时时跟进并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逐步减少母语在课时中的比例,不断增加英语教学的比重;实施生动有趣的情景式教学,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英语主题活动,着重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第三,英语教师还需课下进行教学反思。反思使人进步。能够帮助教师及时认清不足,及时改进方法策略,进一步完善教学工作。

4结语

在实际教学中,汉语与英语的关系不是孰多孰少的问题。 而是怎样才能把握住平衡,灵活运用二者进行教学,最终达到并完成教学目标。汉语对英语教学好的方面要及时采纳,不好的方面则要及时发现、趁早排除。对待汉语的态度也要做到既不排斥,也不完全汉化。防止在课堂中出现全盘汉化现象。能够真正体现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目标,即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促进心智发展, 提高综合人文素养[11]。

参考文献

[1]谭鸿雁.试论母语对课堂外语教学的影响[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2]胡晓欧.母语正负迁移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D].长春:吉林大学,2007.

[3]陈三东.语言环境对二语习得的影响[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6):80.

[4]刘阿英.警惕汉语对学习英语的干扰[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7(3):68.

[5]束定芳.外语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与若干研究课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14(3):449.

[6]张素云.小学英语语音教学的问题及思考[J].基础英语教育,2009(4):65.

[7]喻昕.英语教学请允许母语的参与[J].中国教育学刊,2015(11):102.

[8]王妍.“保持洋气”是英语教学的本色所在[J].中国教育学刊,2015(12):100.

[9]陈昌义.论外语语言环境[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57.

[10]梁红卫.外语教学中教师课堂教学语言对学生外语成绩的影响[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4.

英语教学汉语化 篇8

英语与汉语之间积极的交流都给双方带来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体现在语言学层面上：音系学方面的、形态学方面的、句法学方面的、词汇学方面的。最终，越来越频繁的交流导致了汉语的英式化和英语的本土化。

一、汉语的英式化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汉语的英式化，自从汉语受到英语英式化的影响开始，就有大批学者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先看一下汉语英式化的最新趋势。总的来说，汉语英式化广泛地体现在形态学和句法学上的变化，下面将主要分析这些变化。从形态学上讲，传统的汉语复数词缀“们”常常用于人称代词后面，像“你们、我们、他们”，或是表示人物关系的词汇“兄弟们、姐妹们”。其他形式的复数形式，要么不表示出具体的复数形式，要么结合具体的数字，如“三个儿子”。

然而，由于受到英语的影响，中国人开始大范围地扩大对“们”的使用，“们”出现在很多人物名称后面，如“作家们、学者们、农夫们、朋友们”。这些用法从传统上来说，并不是常见的，而像“委员们、好人们”以往更是很难听到。现如今，这种用法却屡见不鲜。“们”甚至已经衍生到表示非人物性名词的复数，如“动物们、狗儿们、猫儿们”，尽管这些动物复数加“们”的用法并不是很频繁。就如前文中提到的，汉语名词复数要么不明显体现出来，要么在名词前面增加数字，而“们”的广泛使用，打破了这个语法限制，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英语语法对汉语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正如上述例子所示，汉语英式化也只是扩大复数词缀“们”的适用范围而已，但只要英语的强大影响力存在，没有人能排除这个范围还会继续扩大。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在汉语中，“地”常常跟在副词后面表示副词词缀，如“慢慢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汉语副词都以“地”结尾。然而在英语中，语法规定副词基本上以“ly”为结尾词缀，受英语影响，汉语副词也开始有明显性的副词词尾标记“地”，所以，很多不需要“地”的副词也被加上了“地”，如“突然地、同时地、首先地”，“突然、同时、首先”本身是副词，不需要加“地”。现在的趋势是，无论是书面还是口语化汉语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在副词后面加“地”。这种现象毫无疑问地表明，部分国人想通过正式规范的语法来区分不同的词性。结果导致使用“地”成了一种时髦现象，人们可以不受拘束，自由地在所有副词后面添加“地”。

汉语除了词尾受到影响，还有很多方面受到英语的词缀影响，比如“非(-non)，反(-anti)，副(-vice)，后(-post)，者(-er/or)，主义(-ism)，化(-ize/fy)”。这些词素充当着前缀和后缀，直接与词语结合产生意思，比如“非成员、反社会、副总裁、后现代”等。让我们来看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后缀“化”，通常指一个行动或状态的变化，跟英语的词缀“-ize/fy”相对应，如“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社会化(socialize)”，这个词缀起初是通过翻译被引进，但是如今却不限于它本来的使用范围，“实用化、人性化、地下化、软化”等词汇都是演化出来的，在英语中并没有对应的词语(刘正谈，1984:90)。

正如上文诸多例子所示，对英语词缀的灵活创新使用，远远扩大了词缀本身的使用范围。中国人发挥创新精神，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缀，也为形态学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

从句法学角度而言，汉语是主题性语言 (topic-prominen language) ，而英语是主语性语言 (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 。一个完整的英语句子，必须存在一个主语和谓语，主语一般置于谓语动词之前，谓语动词根据主语的单复数而变化。相比之下，汉语句子常常是主题，而非主语主宰整个句子，在对话中，如果主语可以在上下文中推出，主语常常省略不出现。一般而言，在由两句话组成的对话中，只要两句话的主语指的是同一人物或事物，往往只在一句句子的句首出现主语。然而，受到英语的影响，一些国人认为，为了符合语法规则，每句句子都应该有主语。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使用主语的情况大大增加，现代汉语似乎正在从主题型语言慢慢向主谓型语言转变。

除了使用主语的增加，我们注意到，以往在汉语中，句子常常直接把形容词用作谓语动词，如：“这多花真漂亮!”但是受到英语语法要求形容词前加系动词的影响，中国人开始使用“是”这个词，等同于英语中的系动词“be”。举个例子，过去我们直接说“她很活泼可爱”，现在又有一种说法“她是很活泼可爱”。有些学者认为，增加主语的使用不违反汉语语法却会使主语显得多余，增加“是”的使用，尤其是用在形容词前，却不是汉语千百年来的语法习惯。尽管有很多人不赞同，“是”却不断地被使用(余光中，1981:121)。

论述到此，我们只是略举了几个例子表明英语对汉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才刚刚开始，英语对汉语造成的影响，无论从句法学还是形态学上，随着国家之间的交流加深，将越走越远，不断发展。

二、英语的本土化

如今，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言，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和一个国家联系起来，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把英语作为交流工具。从音系学角度看，汉语对英语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当一个中国人阅读或开口讲英语时，从他的发音到语音语调很容易区分出他是否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当一个地区开始使用英语，不管是出于科学、宗教，还是现代化的因素，英语都要进行一段既是语言层面上又是文化层面上的重生。原汁原味的英语有时无法表达另属于其他文化的特性，不得不进行适当的变化以适应当地的文化，这个过程被称为英语的本土化。在中国使用英语，从语言学角度到文化层面，都会受到本土化的影响。本土化的英语，无论词汇学上，句法学上，都融合了两种语言的特点。

必须承认，跟其他语言比起来，汉语对英语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这种影响的确存在。

在英国主要受欢迎的中国物品为：衣料、茶、水果、瓷器等，对这些物品的喜欢反映在很多英语的外来词，“silk”来自于中文的“si—丝”，“litchi”来自于“lizhi—荔枝”，“ginseng”来自于“renshen—人参”。这种本土化在复合词和复合短语翻译中更明显，如“beancurd—豆腐(豆=bean，腐=curd)”、“teahouse—茶室(茶=tea，室=house)”、“lose face—丢脸(丢=lose，脸=face)”、“paper tiger—纸老虎(纸=paper，老虎=tiger)”、“responsibility system—责任制(责任=responsibility，制=system)”。这些词语反映了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变化，主要来源于媒体的报道。英语的本土化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被引入到英语中，并逐渐被英语母语者接受，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silk(丝绸)，tea(茶)”这样的词语;第二类是媒体大量使用的词汇，不仅英语母语者可以理解，非英语母语者也可以理解，如“paper tiger(纸老虎)，four modernization(四个现代化)”;最后一种是出现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撰写或翻译的书刊中，最后一种不被英语母语者所熟知。

随着本土化的发展，除了翻译中重新创造的外来词，我们发现：删减、拓展、消除词语的意思也是本土化的一个特征。下面是相关的二个例子(赵彤，1995:12-13):

Cadre(官员，干部)

英语中的原意：(1)训练新兵的主要官员或军官;(2)组织并扩大商业，政治团队的经验人士。

中国本土化后的意思：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包括军官。

Laborer (劳动者)

英语中的原意：体力劳动者。

中国本土化后的意思：一个靠体力或脑力工作的自食其力者，常常受到尊重。

英语的本土化，是为了传播中国的文化，让外面的世界通过英语更好地了解中国。而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英语作为其传播工具，不得不对它做出改变。

总的来说，文化接触往往和语言接触是同步的，通常引发语言之间的互相影响。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与中国的接触，汉语和英语都带来了变化。这种变化既是语言学层面的，又是文化层面的，即汉语的英式化和英语的本土化。本篇论文只是简要地探讨了语言学领域内汉语受到英语的影响，以及汉语母语者使用英语时英语发生的变化。本论文不是聚焦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而是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1]余光中.批判文集.台北:纯文学出版社, 1981.

[2]刘正谈.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4.

英语教学汉语化 篇9

《汉语拼音方案》三化特性是周有光先生概括的。本文作者读到的, 一是1980年周先生在香港湾仔温莎公爵社会服务大厦礼堂的讲演[1], 另一个是周先生的一篇短文[2]。两者后来都收录在论文集[3]里。周先生总结、说明了《汉语拼音方案》制定的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 对这三个原则的来历、内容、意义做了解释。其概括非常简单、明了, 十分准确地反映了《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特点, 在国内外都有广泛、巨大影响。

关于拉丁化, “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 (罗马) 字母, 便于吸收国际化的科技术语, 便于打国际电报, 便于成立汉语拼写法的国际标准。拉丁化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1]。拉丁字母是由比拨罗字母发展、变化而来的。比拨罗字母产生的年代和中国的甲骨文时期相当。罗马帝国的文字使用拉丁字母, 所以拉丁字母又叫罗马字母。拉丁字母到中国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最早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1605) , 稍后有法国的金尼阁 (1625) 。随着西方商客和传教士的大量涌入, 也就产生了许多汉字拉丁化拼音方案, 包括拼写中国方言的, 如闽南白话字;影响最大的要属邮政式或威妥玛式。19世纪末中国产生了切音字运动, 这实际上是中国拼音化运动的初期形式。当时拼音字母的选择以汉字式为主。中国第一个法定的拼音方案是1918年颁布的“注音字母”, 是汉字式的, 也就是民族形式的。1928年又公布了“国语罗马字”,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个拉丁化的拼音方案。稍后, 又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主持设计的、同样使用拉丁字母的“拉丁化新文字”。19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三百五十多年来经验的总结。1958年国际上共有六十多个国家采用拉丁字母[3]。周有光先生说:相距三万八千里的汉字和拉丁字母依傍在一起“标志着文化闭关时代的结束, 文化交流时代的开始”[1]。

关于音素化, “汉字不能自己分析字音。分音和拼音的知识发展很慢, 后汉晚年开始有反切。……反切只能‘心头’分音和拼音, 不能用‘笔头’分音和拼音”。卢赣章和王照的切音字 (汉字式拼音) 是声韵双拼的, 注音字母是声、韵、介三拼的;国语罗马字是音素化的。中国的“反切、双拼、三拼、音素化———这个逐步前进的语音学认识过程是在印度和西洋的影响下完成的”。“分析音素是学习任何语文所必须的基础知识, 又是语言学和语言声学所必需的基础知识”[2]。“从声韵双拼, 到声介韵三拼, 再到音素 (音位) 化拼写法, 是语音分析和拼合技术的历史发展。音素化是拼音的科学化”[1]。

关于口语化, “口语化是文体的现代化”;“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要求文体口语化。文章不但要看得懂, 还要听得懂......汉语拼音拼写的是规范化的普通话, 它不是用来一个顶一个代替汉字的编码, 也不是用来拼写文言文章和文言诗词的, 文言文章和文言诗词应当用汉字书写”[1];“给汉字注音和拼写普通话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两项基本功能”;“汉字可以写白话, 也可以写文言。汉语拼音只能写白话, 不能写文言”;“口语化的道路就是发展现代汉语的道路”[2]。

周有光先生还总结性地说:“‘三化’方案是既有科学性, 又有实用性的方案”[1]。

本文作者以为:周先生的概括, 对描述方案的特点上是基本成功的, 但有过誉、美化倾向;特点似乎都成了优点。在不考虑应用环境、条件情况下, 拉丁化、音素化的强制、过度推行, 事实上已经伤害了汉语文的健康发展。

2. 广大拉丁文字圈的形成是西欧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后果

从罗马帝国开始, 拉丁字母一直统治着欧洲, 特别是西欧 (东正教使东欧使用斯拉夫字母) 。西欧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把拉丁字母带到全世界。“整个美洲、澳洲, 大半个非洲、小半个亚洲都拉丁化了”[2]。这种拉丁化难免带有殖民扩张的血腥, 一些国家的土著及本土民族文字正是被拉丁字母屠杀、灭绝的。现今拉丁文字圈包括三大语言集团: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这三种语文的成熟其实都相当晚。最古老的拉丁化法文文献见于842年;最早的拉丁化西班牙文是10～11世纪的手迹;最早的英文圣经译成于1382年。欧洲民族文字的成熟是在中国的造纸、印刷术传入后的14-15世纪[6]P303-306。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曾经是各殖民地国的宗主国, 语言集团中其他国家都曾经是它们的殖民地。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本土面积及本国人口比之相应语言集团的面积、人口都要小得多。如葡萄牙人口仅一千万, 而使用葡萄牙语的智利人口超过一亿。

美洲完全使用拉丁字母。其拉丁化始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 经过屠杀和奴役, 美洲原住民已经非常少。今天北美的人口主要是欧洲移民, 中南美的人口主要是欧洲移民和混血。北部的美国、加拿大使用英语和法语;南部 (拉丁美洲) 主要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6]P321。整个大洋洲不仅拉丁化了, 也都英语化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口主要是欧洲移民;现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仅有5万人, 新西兰操毛利语的人口还有20万[6]P330。大半个非洲是拉丁化的。撒哈拉大沙漠北部有7个使用阿拉伯语文的国家;南部除埃塞俄比亚以外都是拉丁字母区, 有40多个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前, 它们几乎都是欧洲的殖民地。[6]P333。亚洲早已形成汉字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阿拉伯文化圈, 这是拉丁化最晚也最少的洲。值得单独说一说的, 有印度和越南。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语作为官方及教育语言达一个半世纪, 1947年独立, 1950年成立印度共和国。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的国家。1949年宪法规定天城体字母书写的印地语为唯一国家官方语言, 另有13种法定语言, 非法定的英语在15年内 (1950～1965年) 作为过渡语言使用。由于英语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历史, 印度本地任何语言都无法与之抗衡。在原定英语使用的过渡期只剩下两年的1963年, 不得不规定“延长英语的应用, 直到不需要的时候”。至今, 英语这个“非法定的”而又“超法定的”语言, 实际上一直是印度的最流通的语言。宗主国的语文对于殖民地国家既有罪过, 也有功劳。[7]P169-175。英语在印度的广泛普及成为当今印度在软件外包市场上的一个优势条件。越南曾有千年的时间里使用汉字和汉字式的“字喃”。1861—1945为法国占领, 法国占领者推行由法国传教士于1651设计的拉丁化越南文, 在1945年独立后成为正式的越南文[6]P351。

周有光先生还曾提出“殖民拉” (殖民的拉丁化) 和“革命拉” (革命的拉丁化) 的术语。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把宗主国的语文当作自己的语文, 这样的拉丁化就是“殖民拉”;而像土耳其那样在民主革命的运动中, 自主地把原来的阿拉伯字母文字改为拉丁字母, 周先生称之为“革命拉”[8下]P81。

3. 法文、英文三四百年里相继作为主要国际交际语大大增强了拉丁字母的国际性

从17世纪起法文成为主要的国际交际语, 到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英语取代。这三四百年里拉丁字母的国际性大大增加。随着信息新技术的发展, 世界在缩小, 国际交往频繁。对于不使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的国家, 也一律要建立文字的拉丁转写形式, 以利于交际与交流。最平凡的, 如护照中名字的拼写, 地图里地名的标注, 等等。这种转写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主持制定的。自然, 方案来自所涉及的国家。这种转写主要使用于浅层的技术层面, 其重要性有限。《汉语拼音方案》于1982年, 被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批准为汉语的拉丁化拼写标准, 当时美英都投了反对票。因为他们的一些汉语文献一直沿用威妥马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

4.《汉语拼音方案》三化特点的合理性、科学性是相对的, 有限的

说音素化是拼音的科学化, 是语音研究成熟的标志, 从语音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看, 这或许是对的。但把这种最后、最精细 (也是最复杂、繁琐) 的成果, 不审慎地、强制地、迷信地应用于基础教育 (识字教学) 或普及教育 (推广普通话) 就未必恰当。中国人对音节, 对声、韵、调敏感, 对音素分析欠敏感。舶来品的水土不服就难免造成破坏。新中国50多年来, 小学识字教学一直从汉语拼音起步, 小小的只有26个字母的音素化拼音对中国小学生并不轻松、容易, 不少教师认为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不少学者明确质疑:世界上有哪个国家, 特别是一些操拼音文字的国家, 其基础识字教学像中国大陆这样从音素化拼读开始?近见外研社和英国权威教材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一套小学英语教材, 其前四册, 都不见音标和拼读, 一律是单词整体认读, 标注音标的词表出现在第五册。关于识字教学是否应该从拼音开始的一次争论, 参见《中国教育报》2005-12-31及2006-2-18的两组文章。马希文先生曾尖锐指出:音素化的汉语拼音方案并不是推广普通话的优良工具, 它有诸多弊端 (详见马希文文集, 489, 539页) 。音素化带来拼写字母串长, 完全依据汉语拼音方案的输入法需要耗费过多的击键次数, 这是明显的。事实上, 实用的、受欢迎的拼音输入法, 都不得不采取各种智能化手段减少拼音码串长度, 克服汉语拼音方案的这一弱点。完全按照《汉语拼音方案》不做任何简化的全拼输入法, 其效率是无法忍受的。完全按照《汉语拼音方案》不做任何简化的旗语和手语同样因操作冗长而难以使用。说《汉语拼音方案》三化特性就是其显著的科学性、合理性, 有失偏颇, 也缺少事实依据。《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 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适应国际交流, 利用或借用西方文字处理设备与技术方面有好处。但不应该据此全部否定汉字式或民族式的方案。认为中国传统的直音、反切一概落后, 没有任何价值, 无需做什么挖掘、提升, 这些认识其实是片面的。白话文运动是中国语文现代化活动中最早取得基本成功的领域。五四时期对文言文的评价过低、批评过于严厉;文白对立过于绝对;这些都是历史的片面性。这些片面性, 在当今《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中依然存在。周有光先生说:“白话代替文言成为文学的正宗, 这不仅是文体的现代化, 而且是文学的起飞和思想的解放。……国文’改‘国语’……重文字、轻语言的传统改变了;语言第一性, 文字第二性的科学原理得到认定”[11]P157。“语言第一性, 文字第二性的科学原理”不仅是得到认定, 它还成为某些主流专家把反对这个“原理”的人打成学术骗子的尚方宝剑。[12]序P2, 正文P14实事求是地分析, 应该重视张中行先生所阐述的:文言有不受时空限制的优点;文言有使人喜爱的力量;靠文言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汉语文化的威力同文言有密切关系;文言是好的交流工具和团结纽带;文言曾是表情达意的的好工具;文言为今人提供了大量值得欣赏的作品。[10]P2文言和白话的界限常常很难划分得十分清楚。白话很难和口语完全一致。胡适和陈独秀是白话文运动的两大旗手。他们对文言发难的开山论文, 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文开头几句是“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 何足以言此?”而陈文开头是“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 何自而来乎?”[10]P166可见两位现代白话文开山祖师自己一时还离不开文言。胡适当时出版了他的《白话文学史》上卷。他把自己认为是有价值的作品都划归白话, 包括杜甫的《丽人行》, 《哀王孙》还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按张中行先生的说法, “恐怕除他本人以外, 没有人会同意”, “他自己大概也感到这将是孤军奋战”, 所以在自序里做了一番解释。而周作人读了他的解释, 觉得胡适还是没有“画出分明的一条线”, “可知文言白话很难分, 其死活更难定” (此句针对胡适说的:文言写出的是死文学, 白话写出的是活文学) [10]P188。说到解放后的白话, 也“很明显的有两种水流, 一股离口语很近, 另一股离口语很远”[10]P251。当今的白话文里夹杂文言词语的现象依然普遍。这是汉语拼音电报中不得不掺用汉字四码的一个重要原因[14]。说《汉语拼音方案》能够拼写白话, 有很大的幻想、臆断成分, 有些一厢情愿。

5. 汉字处理电脑化成功之后, 《汉语拼音方案》的使用价值在下降

上个世纪后期, 汉字信息处理意外成功地实现了电脑化。汉字技术处理不再落后于英文, 汉字开始在多方面展示自己的优越性, 获得了科学发展的新机遇。汉字改革的主要缘由消解, 不复存在。此时, 以帮助汉字克服难题, 或者准备取而代之的《汉语拼音方案》就变得身价大跌。至少, 由于电子邮件, 手机短信的成功应用, 使得中文电报拼音化不再需要[14]。汉字语句或文本的拼音化表达, 包括实验性使用, 不再受到重视。汉字文献联机检索的高效率, 使汉语拼音方案仅仅在纸质印刷的字词典检索里还有用处, 在电子化信息检索里变得不好用或无法用。[15]网络通讯的高效、便捷使得基于《汉语拼音方案》的旗语、灯光通讯不再重要。[16]各国聋人手语, 其实都不是文字拉丁版本的机械地手指字母表达。[17]一些人宣称:信息时代必将是《汉语拼音方案》发挥更大威力的时代, “一语双文”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没有《汉语拼音方案》的充分帮助, 中国就没法真正进入网络时代。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判断, 是主观臆断地一厢情愿;完全无视于活生生、精彩纷呈的汉字电脑化的伟大进程。所以如此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铅字时代的思想、眼光使他们视而不见, 也是他们自己缺少汉字电脑化起码常识的后果。

6. 结语

英语教学汉语化 篇10

一、《红楼梦》所代表的现代汉语完全形成之初阶段的“一样”

现代汉语在康雍年间完全形成, 《红楼梦》是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早期现代汉语作品, 最全面地反映了现代汉语完全形成之初的语言特征。将《红楼梦》中“一样”一词的用法与今天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做比较, 可以看到“一样”一词的发展道路。

《红楼梦》中共有166个“一样”。其中有形容词的定语用法, 有副词的用法, 有指代性的用法, 但最主要的还是与平比有关的谓语的用法, 共95处, 超过其他用法的总和, 是这个时代现代汉语“一样”一词的主要用法。在这95处中, 有74处是完全独立的单句谓语, 例如: (其中大部分是直接引语中的单句或没有疑问的单句, 若文句意义不全, 可能会使人怀疑后面还有成分, 所以将后面句子部分引出)

因此便大不喜悦。独那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说来又奇, (第2回)

劝姑娘不要伤心想家, 跟着老太太和舅母, 即同家里一样。姊妹们虽拙, (第3回)

附学读书, 也不过和我一样。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 (第10回)

在与谓语有关的95处用法中, 有74处是完全独立的单句谓语, 占比例为77%强。在现代汉语完全形成之初, “一样”在表示平比的意思的时候主要是用作独立谓语。

剩下的几十例也并不能说不能单独作谓语。其中出现在复句中, 如:

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 也是楼子花? (第31回)

但这样的句子完全可以解释为单句的复合, 与占压倒多数的独立谓语句联系起来看, 它们应该是独立谓语句的复合。

在《红楼梦》中“一样”出现于状语性的介词结构中的情况, 有以下几例:

我今来求姐姐进去和我一样同居同处。 (第68回)

收拾东厢房三间, 照依自己正室一样装饰陈设。 (第68回)

表面上看, 它们很像是类似“主+介词+介词宾语+一样+谓语”的结构, “一样”在这样的结构中作状语结构中的助词 (参见下文) , 虽然数量小, 但似乎结构已经成形。

但我们可以发现, 相同句式, 《红楼梦》中可以在“一样”前加一个“的”字:

我说大嫂子倒不大说话呢, 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的一样看待。 (第35回)

这是一句在今天不可理解的句式。但可以发现, 《红楼梦》中“和/跟/同/像/与+介词宾语+一样”的句式作单独谓语句时, 也都可以在“一样”前加一个“的”字:

这样精致?我就象到了天宫里的一样。 (第41回)

你也坐下, 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样才好, 不然我就去了。 (第50回)

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 也就象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 (第78回)

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用在状语的“地”字在《红楼梦》中是写作“的”的, 因此上面的句子的“的”都是“地”, 如“这样精致?我就象到了天宫里地一样。”这就完全证明, 在“和/跟/同/像/与+介词宾语+一样”句中, “和/跟/同/像/与+介词宾语”是介词结构, 加上“地”作状语, 修饰主要动词“一样”。因此, 上面“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的一样看待”就应该是“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地一样看待”, “和凤姐姐”与“一样”是两个独立的状语, 共同修饰“看待”。

所以这样说, 还有进一步的证据:

我这里赶着收拾房子, 一样和我的道理, 只等老太太知道了。 (第68回)

意思是“和我一样的道理”, “和我”和“一样”并不组成一个介词结构, 而是并列的成分, 所以位置可以互换。

这样, 在《红楼梦》的时代, “和/跟/同/像/与+介词宾语+一样”是一个独立谓语句, “一样 (地) +谓语”, 也是个独立谓语句, 当需要将两者结合表示意思时, 就可以组合起来, 但结合后的句法地位不是很确定。“和我一样同居同处”句子是两个独立句的合并, “一样”因为在两个句中都占有地位, 所以将它们连接了起来。这样的句子的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标准的“介词+介词宾语+‘一样’+谓语”的说法, 这才有后来“一样”进一步虚化为其中的一个助词。

二、《人民日报》所代表的现代汉语标准书面语中的“一样”

而在今天的现代汉语中, “一样”一词的用法正好相反。

平比句是现代汉语中常见的一种句子, 用来表达语义上的近似、相同的比较, 例如“像……似的如何”“和……一样如何”等语法形式。这类句式的研究是现代汉语研究的一个重点。

本文采用的语料, 是《人民日报》十年 (1995-2004) 的语料, 该语料库约六亿字, 属于大规模真实文本, 代表规范的汉语普通话书面语。下面引用的材料全部采自上述《人民日报》十年的语料, 每句不注出处 (《人民日报》原始材料按年、月、日、版、专栏名、条号、文、作者记录出处, 所有的出处记录都超过100字, 在本文中注明所有出处的话其字数会超过全部正文字数, 因此省略。需要查对原文可以使用我们对《人民日报》十年 (1995-2004) 所作的语料库软件)

通过使用语语料库的分析和统计, 可以发现, 在平比句中“介词+介词宾语+‘一样’+谓语”的句式, 和“介词+介词宾语+‘一样’”的句式占主流地位。而其中尤以介词为“和/跟/同/像/与”的格式最为常见, 使用最为频繁。例如在《人民日报》中有:

“介词+介词宾语+‘一样’+谓语”:

八一厂厂长明振江说, 和一切艺术一样, 军事题材电影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保活力。

“介词+介词宾语+‘一样’”:

就跟上网用宽带一样。

上述“介词+介词宾语+‘一样’+谓语”是“一样”结构后面直接连接谓语成分, 《现代汉语八百词》把“介词+介词宾语+‘一样’+谓语”类句式中的“一样”看作表示“同样、没有差别”的形容词, 但在“介词+介词宾语+‘一样’+谓语”类句式中显然不成立, 可以认为它已经语法化成引进比较对象的助词。

而“介词+介词宾语+‘一样’”类句式在“一样”结构中, “一样”似乎应该是主要谓语。但统计发现,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介词+介词宾语+‘一样’”一般是一个小句, 它在停顿之后还跟有其他小句, 如:

网络游戏在丰富人们生活、创造财富的同时, 又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 衍生着罪恶。

在《周易》中, “复”卦的内容同其余诸卦一样, 是非常丰富的。

这里的“一样”结构, 我们认为已经不是独立的谓语句了, 不与其他子句并列, 而是状语。其原因有两个, 一是这里的“一样”结构在句子中出现的位置非常灵活, 可以出现在句首, 也可以出现在后面, 符合状语的特点, 如:

与周围其他大大小小山坡一样, 都是等待着开发的荒山。

澳门人说普通话说得佶屈聱牙, 和香港人一样。

这样的句子是无法与状语严格区分开来的。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到, “介词+介词宾语+‘一样’”类的用法已经不能单独成句, 而必须与其他小句一起出现。如果它不再具有独立成句的能力, 就不能再被视谓语句, 而是副词性的状语成分。

“一样”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有很多种用法, 它可以是形容词、副词、指代性的词, 但主要的是可以作谓语的动词, 例如“他和其他苏联登山运动员们一样”中的用法。

我们研究的“一样”一词, 并不包括“不一样”“不太一样”等否定形式, 因为研究发现, 它们在语法上不是“一样”的否定, “不一样”“不太一样”等否定形式具有自己的语法规律, 我们将另外作研究。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对“一样”一词进行了分析, 在十年的《人民日报》文本中共发现7210例“一样”用于平比的句式 (作动词或我们所谓的助词, 其他的形容词、副词的用法极少, 只有230例) , 其中大部分属于位置在句首或句中, 后面还有谓语的, 如:

就像生吃海豹肝和以海豹肉为主食一样, 大多数格陵兰人依然保持着千百年沿袭下来的生活习惯。

一、切仅在30分钟之内就布置完毕, 像以往抗灾抢险一样, 不讲条件, 不讲价钱, 高效率、快节奏, 免除了一切繁杂呈报手续。

我的泪水刷地一下流了下来, 要知道连日来贺老总和我们一样, 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没有吃上一口热饭。

“一样”结构充当状语一定伴随其他主要谓语共同出现, 不能单独成句, 只是引入比较的对象, 对象的动作在主要谓语的动词中表现, 这占所有语料的89.06%, 6421例。这个比例已经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 “一样”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功能主要就是在谓语动词前后引入平比的对象。

在此之外尚有789例, 即总数的10.94%的例外, 在这些句子中, “一样”结构处于句尾的位置或其他位置, 似乎仍是充当独立谓语的。但其实不尽然。

在10%的例外中, 有一些是同样性质的状语句的变形。

(1) 倒装句法。状语出现在句子的末尾, 在汉语的习惯就是倒装句法。如:

英国国旗可以在该处飘扬, 就像葡萄牙国旗在澳门飘扬一样。

这类句子出现49次。句法倒置的出现可能主要是受外语影响。这类句法倒置中的“一样”结构并不是作谓语, 而是和语料中的大部分形式一样, 都是充当状语。这样“一样”结构充当状语的句子则应该再加上后置状语的49例, 总数已经达到6470例, 达到了全部语料的89.73%。

(2) 补语。“一样”格式由于作补语而出现在句子末尾, 这类格式出现的非常少, 仅有14例, 如:

两人虽已银霜垂鬓, 但一谈起科学和友情, 都激动兴奋得如同年轻人一样。

虽然这时打药最顶用, 但20多公斤重的药桶背在身上, 一趟下来, 她浑身湿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这里的“一样”结构的句法功能仍不是谓语而是补语。

(3) 标准单句:

他怀念邓小平像长辈一样给予他特别的关照。

在这样的句子中, “一样”结构在单句中做状语, 性质仍是一样的。

除去上面各种变形等之外, 剩下的就是真正的“一样”结构充当谓语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语料中共有211例, 其中能够独立成句的有197例。

在“一样”结构用来表示平比的全部语料中, “一样”结构充任状语性小句的共6470例, 占总数的89.74%, 而“一样”结构作谓语的独立谓语句仅有197例, 仅占总数的2.73%。我们可以用量的原则将它们的合法性排除, 但具体分析每一个“一样”结构作谓语的独立谓语句可以看到, 它们成立的限制条件是很严格的。

这些句子中大多数都需要利用上下文环境来补充语义:

许多所谓的专业修理商都和我一样。

从来没像这样种过洋芋, 洋芋金贵得像苹果一样。

对年青的乐手们来说, 今晚的演出和以往一样。

在这些例子中, “我”“苹果”“以往” (的演出) 是怎么样的, 或是预设了的, 或是前文有说明的。

更重要的是, 这197句中, 尽管每一个句子都似乎是独立的句子, 但它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单句, 都是在复句句群中出现的, 其单独成句的能力很值得怀疑:

心理能力退化, 痴呆或神经错乱, 视物模糊, 出现平衡障碍, 肌肉收缩, 症状与疯牛病一样。

我们的世界是个多样化的世界, 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同, 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等也不尽一样。

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的不同, 各国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也不完全一样。

总之, 这197句的例外各有各的特点, 但都有严格的限制。即使不是这样, 197句在8000句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可以说明其非正规的地位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一样”结构在平比句中的性质是引入比较的对象, 本身是不能作谓语的, 在句子中的典型功能是充当状语, 位置也很灵活。“一样”格式作句子的主要谓语是极少数的情况, 而且受到严格的语义限制, 需要上下文或比较对象来为其提供信息, 本身很难单独成句。因此, “一样”已经从具有表示平比意义的形容词、动词语法化为引入比较对象的助词。

上述研究表明, 从《红楼梦》到21世纪的《人民日报》, “一样”一词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 从可以独立作谓语的谓词, 化为引进平比对象的助词, 成为平比句的最主要的语法手段。

三、结语

经过以上的研究, 我们认为, 在现代汉语完全形成之初, 在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现代汉语中, “一样”作为谓词在平比句中的功能是作独立谓语 (或副词作状语) , 但是, 由于表达的需要, 它的谓语性用法和副词用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它为联系的凝固的句子, 就是后来的“介词+介词宾语+‘一样’+谓语”句式的起源。而这句式不断发展, 形成了更好的平比句的表达形式, 可以完整地表达平比动作的意思, 逐渐成为平比句的主流 (因此, “一般”、“相同”等词的用法中, 与“一样”相同的助词的用法也大量出现, 甚至超过其动词、形容词的用法。这个问题我们在其他的文章中讨论) , 而“一样”本身受此影响, 谓语动词的使用不断弱化, 到了今天, 我们已经可以说, 它的助词用法是主要的, 其他用法是次要的, 特别是谓语动词的用法基本消失, 只是历史的残留。

这样的发展就是“语法化”的过程, 虽然“语法化”的作用有争议, 但我们认为, “一样”的变化是“语法化”的代表。最近几十年中, 现代汉语的发展比较迅速, 这有外来语的影响, 也有其他一些因素, 但不容忽视的是, 现代汉语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与其他外在的社会影响不同的是, 现代汉语自身的内部发展不但遵循更严格的语言规律, 而且一般是朝着更精密、更准确、更抽象的方向发展的。

摘要：本文使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原理、统计的手段和历史比较的方法考察了“一样”一词从《红楼梦》及其代表的现代汉语完全形成之初阶段和《人民日报》代表的现代汉语标准书面语的变化, 指出它已经从一个完全的实义谓词转化为一个基本上只能出现于特殊句法结构中的结构词;并从这个实例出发对现代汉语用语法化手段形成有特殊意义的句式的机制进行了讨论。

浅析汉语新词构造中的词缀化倾向 篇11

【关键词】类词缀；新词；原因；界定；意义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我们已经知道“词缀”的含义，它指的是那些只能黏附在词根上构成新词的语素，它本身不能单独成词。“词缀”这一术语来自西方语言学，我们都知道在英语中存在着大量的词缀，如前缀：un-；后缀：-er；在其他一些语言中还存在中缀。但是，汉语作为孤立语的一种，词缀很少，常见的有“老～”、“阿～”、“～子”、“～头”等，这些词缀构词位置固定，意义虚化，读音弱化。但随着汉语新词的不断涌现，许多语素都出现了“词缀化倾向”。沈孟璎把“词缀化倾向”定义为“作为词根的原来实在意逐渐虚化，在构词中产生某些附加意义的倾向”。这种具有词缀化倾向或处于“半虚化”状态的语素通常称为“类词缀”，其特征是构词位置基本固定，意义虚化，读音不变。

例如：族 上班族、追星族、毕婚族、打工族

热 旅游热、出国热、琼瑶热、考研热

吧 网吧、酒吧、话吧、氧吧、聊天吧

二、类词缀

（一）类词缀产生的原因

类词缀在现代汉语新词的构造中占了很大比重，那么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语言的生成能力及人们类推能力的作用。这种附加构词法在新词的构造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可以用这种构词法派生出一系列词群。例如：从“文盲”一词类推出“科盲、法盲、电脑盲”等词；再如：由“体坛”类推出“足坛、泳坛、影坛”等词。正是这种类推使得新词大批量地出现。

第二，受外来词的影响，也产生了许多类词缀。在这类类词缀中，有的是汉语中原有的语素，这类类词缀表示的类属意义与原语素有联系，是被借用来表示外语中对等的概念的，在外来词之前这些语素从未出现过类词缀的用法，例如：“成就感、美感、立体感、负罪感”等词中的“感”；有的是外来词译音的结果，这类类词缀与汉语中原有的语素意义无关，是类词缀赋予的新义，例如：“网吧、酒吧、聊天吧、氧吧”中的“吧”。

第三，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人们思维方式的跳跃，越来越多的短语被词汇化了，这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并且人们希望能加快语言的记录和传播速度，因此大量的短语可以加上词缀或类词缀，从而实现“短语词化”。例如：“～族”起源于日本，来自港台，把人们分门别类，说成“上班一族”、“追星一族”，后来干脆删去“一”，说成“上班族”、“追星族”，词化痕迹明显，其他如“两个礼拜——大礼拜”，“含很多的蛋白——高蛋白”，无不如此。

第四，人们追求新奇、时髦的心理作用，也促使一大批“词根+词缀/类词缀”和“词缀/类词缀+词根”的新词的产生。例如：先有了“空姐”一词，后来人们追求新颖，又根据不同行业中女性的特点造出了“港姐、的姐、海姐、凤姐”等新词，在这些此种“姐”的位置固定，意义更加概括、抽象，从而实现了“词缀化倾向”。

（二）类词缀的界定

怎样才能界定一个语素成为了“类词缀”呢？

第一，在词缀化过程中，这些语素的意义会变得更加抽象、概括、泛化，即意义虚化了，但还未像词缀那样，完全虚化。例如：“热”本身是表示一种能量的名词，也可表示“温度高的”这一意义的形容词，如：“天气很热”，又可表示“使热，加热”这一意义的动词，如：“热一下菜”，而现在的“足球热、出国热、旅游热、考研热、托福热”等词中的“热”的语义限制小了，仅仅表示“很受欢迎”的抽象概括的意义了，它虽然还保留着一些词汇意义，但却趋于虚化了。

第二，在“词缀化倾向”过程中，词的位置变得固定不变。例如：类前缀“多”，放在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的前边，构成新词，如：“多维、多边、多媒体、多功能、多方位、多色彩、多视角、多层次”；再如：类后缀“率”可以组成“出镜率、收视率、一胎率、回报率、回头率”等词。

第三，类词缀由于在语义上已经虚化，所以不能单独成词。例如：“美感、口感、时代感、成就感”等词中的“感”表示的是一种感觉的意义，在这些词中“感”的意义已经虚化，不能独立成词，只能黏附在“美、口、时代、成就”等词的后面。

第四，类词缀构词能力强，它的组合构词能力和生成构词能力都很强。例如：“热”作为类后缀，可以与很多词进行搭配，组成新词，例如：“出国热、下海热、旅游热、足球热”等，而且，凡是表示“某事物很流行”的意思都可以组成“～热”这种构词结构，如：“考研热、托福热”等。这对丰富汉语词汇具有重要意义。

“词缀化倾向”在现代汉语中新词的构造越来越重要，它对汉语词汇系统及我们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类词缀可以让汉语词汇变得更加的系统，类词缀的意义开始虚化，构词位置固定，且有较强的构词能力，用这种派生法构成的新词可以让词汇在聚合层面上更加系统化。类词缀构词形式使词汇系统的音节词有所变化，词汇发展到现在，双音节词在汉语中占了主流，但随着新词的大量涌现，在双音节词的基础上加上语素构成三音节词或多音节词呈上升趋势，其中双音节词加上类词缀的构词形式占了很大比重。

三、结语

研究汉语中的这一现象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类推出大批新词，从而丰富汉语词汇，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类词缀构成的新词汇越来越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加强对这一现象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徐国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王雪梅.汉语类词缀对当代汉语词缀系统的影响[J].长春大学学报，2007（3）.

[3]贾泽林，王继中.现代汉语类词缀的形成及其与外来词的关系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0（3）.

[4]万琴.浅析现代汉语类词缀的特点[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

现代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述评 篇12

20世纪90年代, 随着语法化理论的引入, 介词语法化研究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之一。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数量越来越多。虽然也有评述介词研究成果的论文出现, 如万莹的《现代汉语介词二十年》 (2008) 、史冬青的《汉语介词研究评述》 (2007) 、李瑞的《近年来现代汉语介词研究综论》 (2005) 等, 但专门对现代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述的文章还不多见。我们试图在对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现代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分析这些成果取得的成绩和不足, 并预测了介词研究的发展趋势, 希望对以后的介词研究有所帮助。

一、现代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国外语法化理论的引入, 运用这种新理论对介词进行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多, 我们就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

金昌吉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论文《谈动词向介词的虚化》 (1996) 中就探讨了动词向介词虚化的原因及过程。在阐明动词向介词虚化的原因时, 他说“徐通锵先生认为‘结构的不平衡性是变异之源’, 据此, 他提出‘结构→有序状态的变异→结构’这个公式对语言系统进行动态的分析。我们认为, 用这一理论来观照动词向介词的虚化问题, 可以解释许多过去难以解释的问题”。也就是说, 金昌吉先生同意徐通锵先生的观点, 认为“结构的不平衡性”是动词向介词虚化的原因。随后他还解释了“把”字句、“被”字句和“比”字句出现的原因, 并提出了认识虚化现象时应该注意的几个原则性问题, 即系统性、持续性、限定性、同一语义范围内的优选原则、词义渗透、虚化链、分离和类变。在谈到虚化的过程时, 他认为动词虚化的过程也就是词义由实到虚的过程, 这一过程“以意义为依据, 以句法地位为途径”, 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中间有许多相关的环节。一般来说, 动词向介词的虚化过程要通过以下几个步骤: (1) X (动→介虚化过程中的词语) +NP之后出现另一个V (p) 。这是X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2) 某些实在义素消失, X与另一个V (p) 之间的相互制约减少。 (3) 义素的进一步失落, NP范围的扩大。 (4) 句法位置的基本固定化。这些观点在他的专著《汉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中也有体现。

陈昌来这方面的成果有专著《介词与介引功能》 (2002) 和一些论文。他在论文《汉语介词的发展历程和虚化机制》 (2002) 中认为, 句法结构位置是诱发动词虚化为介词的基本前提, 即虚化为介词的动词首先得能充当连动句的第一个动词, 或者是充当连动句的第二个动词, 否则, 动词没有虚化为介词的基础或前提。他还认为实现这种虚化还需要动词词义泛化以至弱化、虚化。

刘丹青的主要成果有专著《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 (2004) 和论文《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 (2001) 等。他指出大多数介词还处在由实词向虚词的语法化进程中, 完全虚词性的介词很少, 动词虚化为介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赋元动词是介词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是“连动句的句法环境”是汉语前置词来历的主流。他认为动词向介词语法化具有单向性、渐进性和叠加性。

齐春红、邱渊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分析了动词向介词的虚化。代表性的成果是《谈动词向介词的虚化和介宾短语的入句位置》 (2003) 。他们认为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 人们越来越重视背景信息, 为了表达新信息, 就必然创造一些介词, 这就是现代汉语中介词大量产生的认知基础。

张旺熹在论文《汉语介词衍生的语义机制》 (2004) 中“重点描述了汉语衍生为基本介词的动词的非终结性特征, 并认为, 非终结动词在句法语义上都要求后续或追加动词短语, 形成连动结构或兼语结构, 以满足句子语义完形的要求。而当一个句子同时出现多个动词短语时, 受语言结构主从关系原则的制约, 非终结动词短语就要发生语义降级, 可以说, 汉语介词可能是一部分非终结动词在连动结构或兼语结构中由语义降级而产生的句法后果”。

除了上述成果以外, 关于介词语法化的成果还有:傅雨贤等人的专著《现代汉语介词研究》 (1997) ;张谊生的专著《现代汉语虚词》 (2002) 等。论文有:马贝加的《介词“向”的产生及发展》 (1991) 、《介词“沿”的产生》 (1992) 、《介词“同”的产生》 (1993) 、《介词“就”的产生及其意义》 (1997) 、《介词“经”的产生与发展》 (1999) 、《对象介词“将”的产生》 (2000) 、《在汉语历时分析中如何区分动词和介词》 (2003)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的《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 (1995) ;李琳莹的《介词“对于”的意义和用法考察》 (1999) ;陈安平的《介词“问”的产生》 (2001) ;陈勇的《上古汉语“从”的虚化及发展》 (2005) ;陶振伟的《“到”的语法化》 (2006) , 《“拿”的语法化》 (2006) ;何洪峰、苏俊波的《“拿”字语法化考察》 (2005) ;邵宜的《介词“往”的语法化过程考察》 (2005) ;刘永耕的《动词“给”语法化过程的义素传承及相关问题》 (2005) ;孙福婷的《动介的非完全语法化状态》 (2006) ;肖任飞、陈青松的《介词“向”“往”“朝”的句法语义模式分析》 (2006) ;周芍、邵敬敏的《试探介词“对”的语法化过程》 (2006) ;黄敬轩的《汉语介词“就”的语法化历程》 (2007) ;刘祥友的《“向”的介词化过程》 (2007) ;林运运的《“把”语法化过程及其机制》 (2007) ;郑宏的《介词“将”的产生》 (2008) ;刘瑞红的《介词“自”和“从”历时比较简析》 (2008) ;范志飞的《“和”类虚词的语法化》 (2008) 等等。还有很多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论文也以此为研究的对象, 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以上对介词语法化研究成果的介绍难免以偏概全, 也会存在疏漏之处, 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出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国语言学界对介词语法化研究的基本情况。

二、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

这些年来对介词语法化进行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 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总的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能够借鉴国外先进的语言理论结合汉语实际进行研究。

借鉴国外的语言理论或语法体系研究汉语语法其实从汉语语法学建立之初就开始了。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之作《马氏文通》 (1898) 就是模仿西方的语法理论体系写成的, 比如它模仿西方语法名词、代词的“格”而为汉语设立了“次”, 认为汉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一一对应等。又如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 (1924) , 它的体系主要来自英国《纳氏英文法》等。但这些成果的不足是抹杀了汉语的很多特点, 没有结合汉语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而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研究汉语介词语法化的成果同样是借鉴了国外的语法化理论, 但并没有照搬照抄, 这些成果是在语法化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汉语中介词一般由动词虚化而来的特点进行的研究, 借鉴先进的语言理论不仅促进了汉语介词研究的深化, 而且也解释了汉语研究中各种界限的划分难以“一刀切”的原因。

(二) 研究成果不断深化, 研究思路不断拓宽。

通过梳理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 研究成果不断深化。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探讨介词的来源和研究介词的语法化过程, 如《介词“向”的产生及发展》 (1991) 、《介词“沿”的产生》 (1992) 、《介词“同”的产生》 (1993) 、《介词“就”的产生及其意义》 (1997) 、《介词“经”的产生与发展》 (1999) 、《对象介词“将”的产生》 (2000) 、《介词“对于”的意义和用法考察》 (1999) 、《介词“问”的产生》 (2001) 等。研究介词的语法化原因和机制的成果也有, 但比较而言较少。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不仅研究介词语法化的过程而且进一步剖析介词语法化的原因和机制, 如《实词虚化的机制》 (1998) 、《汉语介词的发展历程和虚化机制》 (2002) 、《汉语动词介词化动因考察》 (2005) 、《“把”语法化过程及其机制》 (2007) 等。因此, 研究成果不断深化。

研究介词语法化的思路也越来越宽。不但注重介词的个体研究, 而且研究某一部经典著作中出现的所有介词, 如《〈韩非子〉介词研究》、《〈国语〉介词研究》、《〈西游记〉介词研究》等, 还有介词框架的研究, 如《介词框架“除了……以外”考察》、《“在N的V下”介词框架考察》、《汉语介词框架“PP”上研究》、《介词框架“在X前”的考察》等。

(三) 个体介词语法化研究充分, 对动介兼类的原因有了新认识。

在我们检索到的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关于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成果中, 探讨某个介词语法化的成果最多, 如我们前面介绍的《介词“向”的产生及发展》 (1991) 、《介词“沿”的产生》 (1992) 、《介词“同”的产生》 (1993) 、《介词“就”的产生及其意义》 (1997) 、《介词“经”的产生与发展》 (1999) 、《对象介词“将”的产生》 (2000) 、《介词“对于”的意义和用法考察》 (1999) 、《介词“问”的产生》 (2001) 、《“通过”的语法化和语义研究》 (2006) 、《汉语介词“就”的语法化历程》 (2007) 、《“向”的介词化过程》 (2007) 、《“把”语法化过程及其机制》 (2007) 、《介词“将”的产生》 (2008) 、《介词“自”和“从”历时比较简析》 (2008) 、《“被”字的语法化及被字式的发展》 (2008) 等。所以说对汉语个体介词的研究比较充分。

汉语中引进语法化理论以后, 学者们对动介兼类的原因有了新认识。陈昌来先生在《汉语介词的发展历程和虚化机制》中说“现代汉语介词除了少数古已有之的传统介词和个别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介词外, 多数是在近现代汉语中从动词虚化而来的。……正是这一事实, 使得现代汉语的介词跟动词纠缠不清, 因为虚化是一种过程, 过程中充满竞争。有的词虚化过程比较彻底, 完全失去了动词意义和功能, 成为典型的介词;有的还没有失去动词性, 或者说, 有时表现为动词功能, 有时表现为介词功能, 相当一部分词是属于动介兼类词”。

当然, 在对介词语法化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注重历时研究, 忽略共时平面的描写

有关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成果很多都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介词语法化的过程或机制, 而对共时平面的描写比较少。既然语法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那么介词的语法化就不可能是突变的,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 应该有其发展变化的痕迹, 所以, 我们既要理清其语法化的历时过程, 也要在共时平面探究其逐渐虚化的轨迹, 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是比较全面的。

(二) 研究“动介非完全语法化状态”的成果较少

孙福婷认为“动介非完全语法化状态”是指虚化程度不太高, 动词用法占主流, 介词用法还没有被广泛关注, 正处于动词向介词虚化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状态。我们的现有成果中研究“动介非完全语法化状态”的成果还不多, 像孙福婷的《动介的非完全语法化状态》 (2006)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认为只有搞清楚了非完全语法化的原因才能进一步印证我们目前得出的介词语法化的原因和机制的科学性, 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应该深化。

(三) 介词语法化的对比研究有待加强

在介词语法化的研究成果中, 我们应该加强对比研究, 如汉语介词语法化与印欧语中某一种语言介词的语法化进行对比研究, 也可以是汉语介词的语法化与汉语副词或连词的语法化进行对比等, 从而揭示其共性和区别, 有利于发现汉语介词语法化特有的规律。

三、现代汉语介词语法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我们认为介词语法化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

1.汉语介词是一个封闭的类, 其数量是有限的, 所以, 可以做到对每一个有语法化现象的介词进行研究。因此, 我们认为个体介词语法化的研究将继续加强。

2.随着国外新的语言学理论的引进, 介词语法化的研究角度也将不断增多。目前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动词向介词虚化的成果已经出现, 这类研究成果还将不断出现。

3.研究内容也会越来越广, 如对介词框架以及介词语法化以后对句式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可能将会受到关注。

介词是汉语中一种很重要的虚词, 对介词的语法化研究将进一步推动介词的研究进程, 并促进对其他虚词的语法化研究, 从而带动对整个汉语虚词的研究。因此, 介词语法化研究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金昌吉《谈动词向介词的虚化》, 《汉语学习》1996年第2期

[2]陈昌来《汉语介词的发展历程和虚化机制》,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万莹《现代汉语介词研究二十年》, 《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6期

[4]李瑞《近年来现代汉语介词研究综论》,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6期

[5]史冬青《汉语介词研究评述》, 《东岳论丛》2007年第6期

[6]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4期

[7]吴金花《汉语动词介词化动因考察》,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8]周芍、邵敬敏《试探介词“对”的语法化过程》, 《语文研究》2006年第1期

[9]齐春红、邱渊《谈动词向介词的虚化和介宾短语的入句位置》, 《云南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

[10]张旺熹《汉语介词衍生的语义机制》, 《汉语学习》2004年第2期

[11]陈昌来《介词和介引功能》,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