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关系（通用12篇）
企业社会关系 篇1
0 引 言
企业已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多数经济与社会资源掌握在各类企业手中,大量人群工作于企业中并赖以谋生,企业的影响已远不仅限于其经济作用,而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均产生相当程度的控制与影响。但是近年来,各类企业由于忽视社会责任导致的负面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民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不和谐音符,这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已到了刻不容缓地步。时代背景要求研究者们深入与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以引导企业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主要发展路径进行梳理,从而可以更好把握研究趋向,这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企业社会责任:争议与发展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CSR1)思想发端于20世纪初期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公众对大公司的出现以及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反思。伴随着大公司的出现以及大公司在经济和社会中权力的加大,公众要求大公司在获得这种社会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1];而两权分离和管理专业化所带来的管理者资本主义,也促使相当部分人反思传统的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2];这两方面因素促进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产生。
但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却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受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猛烈抨击与反对,是在与传统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观点的对抗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是危险的,是对自由经济的根本颠覆(Friedman,1962)[3],因为它动摇了资本主义的根基——利润最大化原则。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支持者们则声称并不排斥企业的获利行为,而是提出用“利润最优化”(Profit Optimization)来取代利润最大化,公司管理者在努力赚取足够利润来满足股东的同时也追求其他社会目标,以最大化公司总福利(Sheikh,1996)[4]。在这种与主流经济学格格不入的状况下,企业社会责任给人的印象是缺乏理论依托,更多表现为道德维度。
在不断地演变与争论中,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仍然取得了许多成果。早期的学术研究努力希望构建较为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但是客观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仍就像一把“大伞”(Valor,2005)[5],装进了各类思想、概念、技术与争论,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和可被广泛接受的定义,仍然被学者们批评为“含糊不清”(沈洪涛、沈艺峰,2007)[1]。
2 企业社会回应:管理维度上的反思
2.1 企业社会回应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模糊性长期被人诟病,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企业社会责任不能再只是停留在概念和争论上,而必须转化为关乎企业生存的实实在在问题。在此背景下,企业社会回应(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CSR2)、企业社会表现(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CSP)等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新概念相继被提出,学者们希望用这些新概念来替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以搁置价值观探讨,克服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上的模糊性与规范性缺点,使研究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与操作性(Mitnick,1995)[6],这也代表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从道德维度转向更具操作性与实践性的管理维度。
其中,企业社会回应概念强调的是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Frederick,1994)[7],集中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过程和外部的环境管理技术(Wood,1991)[8]。阿克曼(Ackerman,1973)[9]、阿克曼和鲍尔(Ackerman & Bauer,1976)[10]是最早提出并深入描述企业社会回应概念的学者,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做了区分:企业社会责任强调的是动机而非结果,是公司所承担的义务;而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是“做什么”的问题,不应只考虑“该做什么”。他们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同时包括以下五个因素:一、企业社会回应是一种公司战略;二、企业社会回应是一个管理过程;三、企业社会回应是一个创新性的业绩表现衡量方法;四、企业社会回应是应对不同时间公众预期变化的新技术和新管理技能;五、企业社会回应是一种制度化的决策方式。
企业社会回应的提出,标志着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转移到企业满足社会需求与社会预期(Ackerman & Bauer,1976)[10]、应对社会压力(Frederick,1994)[7]]和进行社会问题管理(Wartick & Cochran,1985)[11],体现的是管理维度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反思。
2.2 关于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不同观点
(1)第一种观点:企业社会回应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替代
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7]与塞西(Sethi,1979)[12]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企业社会回应是企业与社会领域研究的“第二阶段”,可以替代充满争议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7]对企业社会回应的研究有着重要贡献,他明确将企业社会回应定义为“企业回应社会压力的能力”,这个定义得到了广泛接受。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进一步指出,企业社会回应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一个是组织上的微观层面,指的是企业管理公司与各类社会团体间关系的能力;另一个是制度上的宏观层面,指的是每个进行社会回应的企业的制度安排与程序设计。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认为,比起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更为切实可行,为企业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现实平台,也更符合企业及其管理者实践的需要,这意味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从理念与伦理概念转变为行为导向的管理概念,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发展的第二阶段,因此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将企业社会责任简称为CSR1,而企业社会回应则简称为CSR2。
塞西(Sethi,1979)[12]则将企业社会行为划分为三个阶段:企业社会义务阶段、企业社会责任阶段与企业社会回应阶段,企业社会回应是超越企业社会责任的阶段。塞西(Sethi,1979)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公司社会行为本质上是说明性的,而与企业社会回应相关的公司社会行为本质上是预防性的,企业对各类社会问题的回应必须在物质、经济与社会政治环境中进行,环境评估在企业社会回应中非常重要。
总之,无论是弗雷德里克(Frederick,1994)的CSR1与CSR2,还是塞西(Sethi,1979)的三阶段论,都认为企业社会回应是企业社会责任之后的一个新的阶段性概念。
(2)第二种观点:企业社会回应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补充
另外一批著名学者则并不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可以取代企业社会责任,而是认为企业社会回应与企业社会责任是对等并列、相互补充的。
卡罗尔(Carroll,1979)[13]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只是企业在社会领域中管理性反应的一个行动阶段,代表的是企业社会表现中与企业社会责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方面,该方面仅与企业对社会反应的管理过程有关,并不能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概念。
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11]则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实际上是为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了方法,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两者都应包括进来成为企业社会参与面的单独方向。他们认为,用企业社会回应来替代企业社会责任将会弱化对企业伦理的重视;企业社会回应只是短期或中期的决策,而企业社会责任则是长期的决策;企业社会责任看重的是终极结果,而企业社会回应注重的是过程方法,企业社会回应并不意味着企业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
伍德(Wood,1991)[14]则指出,企业社会回应集中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过程与企业外部的环境管理技术,提供的是企业行动的方向,是“如何做”的构成部分,应该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规范性概念的补充。在伍德(Wood,1991)的界定中,社会问题管理、环境评估与利益相关者管理并行成为企业社会回应的三大支柱。
应该说,一段时期以来,企业社会回应一度成为与企业社会责任并驾齐驱、相互竞争的概念,但由于其重点毕竟只是在企业及其管理者反应过程方面,过于强调了企业应对环境变化压力的实用性方法,而忽视了企业与社会间互动的道德与伦理方面的规范性基础,因而最终并未能取代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1]。
3 企业社会表现: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联结点
3.1 关于企业社会表现的理论观点
企业社会表现是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之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出现的又一新概念,其在某种程度上兼容并蓄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概念。
卡罗尔(Carroll,1979)[13]提出的“企业社会表现三维概念模型”成为企业社会表现研究领域的第一个框架模型,也是最经典的模型。卡罗尔(Carroll,197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社会问题管理与企业社会回应是三个不同的重要维度,共同构成了企业社会表现的三维空间。第一个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被卡罗尔(Carroll,1979)分解为四个成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愿责任;第二个维度是社会问题管理,包括消费者、环境、种族歧视、产品安全、职业安全与股东问题等,不过卡罗尔(Carroll,1979)承认由于社会问题日新月异,且不同公司与行业也各不相同,因此该维度难以详尽界定;第三个维度为企业社会回应,是一个从反应、防守、适应到预防的连续过程。卡罗尔(Carroll,1979)的三维模型提供了一个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到企业社会表现的过渡桥梁,其影响力是深远的,之后学者们提出的企业社会表现概念模型多是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该模型也存在很大局限性,不易于研究的操作化,理论模型也并没得到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
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11]的企业社会表现三维模型是建立在卡罗尔(Carroll, 1979)三维概念模型基础上的,包括原则、过程与政策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原则维度即企业社会责任维度,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愿责任;第二个维度过程维度即企业社会回应,包括反应、防守、适应与预防四种类型;第三个政策维度即社会问题管理,这里与卡罗尔(Carroll,1979)的模型不同,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认为社会问题管理是企业社会回应的直接扩展,是社会问题发现与有效社会回应的连接点,因此包括确认问题、分析问题与回应问题,这样该模型便成为了一个动态分析框架。
伍德(Wood,1991)[14,15]的企业社会表现三维模型扩展和修正了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 1985)的三维模型。伍德(Wood, 1991)认为,企业社会表现是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及与企业社会关系有关的可观察到的结果的总和,它包括三个层面:社会责任原则、社会回应过程与社会责任结果。对于第一个维度企业社会责任,伍德(Wood, 1991)并没按照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自愿责任来划分,而是划分为制度层次、组织层次与个人层次,以区分社会对所有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企业的预期、社会对企业作为一个特定个体的所作所为的预期以及社会对企业内表演道德角色的管理者等人的预期;第二维度是社会回应过程,伍德(Wood, 1991)将沃帝克和科克伦(Wartick & Cochran,1985)模型的第三维度社会问题管理合并到该维度,认为企业社会回应实际上包含了三大支柱:社会问题管理、环境评估与利益相关者管理;第三维度是指企业行为的社会影响、社会方案与社会政策的结果。伍德(Wood, 1991)认为,无论第一维度企业社会责任的原则,还是第二维度企业社会回应的过程,都是难以被观察和测量的,只有第三维度企业行为的结果是企业社会表现中唯一能够进行实际观察与公开评估的,正是由于第三维度企业行为结果的独立存在,使得企业社会表现变得容易观察与测量,这样就使模型更具有操作性。
总之,企业社会表现模型被认为是重新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回应之间断裂的联系(Wood, 1991)[14]。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各方理论相互独立和暗中相互竞争(Wood,1991)[14],导致难以形成共识;这种情况同样反映在企业社会表现的研究中,因此尚不存在一个得到一致公认的统一的企业社会表现框架。
3.2 关于企业社会表现的测量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阐述阶段,还必须从实证上得到验证,必须在规范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之间锻造一个结合点(Swanson, 1999)[16]。伍德(Wood,1991)将其企业社会表现模型第三维度企业行为的结果独立出来,认为只有企业行为的结果是企业社会表现三个维度中唯一能够进行实际观察与测量的,“企业社会表现一词非常清楚地指(企业)行为的结果”[8],可以用以体现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表现。伍德(Wood,1991)的观点为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实证研究打开了通路,企业社会表现在实证研究中可以被看作是企业社会责任测量的操作性定义,这样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就有了存在可以测量的操作性定义的可能性,其意义非常重要。
艾格伦斯和高得(Igalens & Gond,2005)[17]总结了五种把“企业社会表现”概念进行操作化的方法:基于年报内容分析的测量、基于污染指数的测量、基于问卷调查的知觉测量、基于声誉指标的测量与基于专业机构数据库的测量。在西方众多企业社会表现(企业社会责任)测评工具中,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克拉克森(Clarkson,1995)的RDAP量表[18]、霍普金斯(Hopkins,1997)的SRE量表[19]、美国KLD公司开发的KLD指数以及《财富》声誉指数等。西方研究者们在测量工具的开发上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这些测量工具有个共同点,即都是多维测量的,但也应该看到,大部分实证研究中的测量工具采用的是非学术领域开发的测评体系,测量工具与理论之间存在脱节问题。
中国研究者们近年来也试图开发能够适合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本土化测量工具,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国内研究者们更倾向于将所开发的量表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量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量表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表现量表等,但从本质上来看,与西方企业社会表现属于同一范畴。
4 结 语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在不断地演变与争论中发展起来,时代背景要求研究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能只是停留在概念与道德维度的争论上,而应运用现代研究方法加强相关研究的操作性与实践性,以落实到实实在在的管理维度上。观察相关领域研究的演化路径,从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直到企业社会回应、企业社会表现的提出与发展,正是切合这样的发展趋向,研究者们应该顺应这样的趋向,将相关领域的研究推进到更深入的层面。
企业社会关系 篇2
一个企业的发展千万不可忽视的就是一些细节问题,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忽略细节问题,导致很多事情就失败在此。我们要知道小的细节问题非常的重要,对于个人,细节表现出修养的差异;对于组织,细节区别出平庸与卓越;对于国家,细节反映国民素质和国家竞争力。
乔布斯说,清洁工没完成工作有很多理由,副总裁却没有任何借口。同样的,没有意志力者睡懒觉有很多理由,有愿望的人勤奋不需要外力推动。春节日,也是生命中的可计量的日子。
无论背后有多复杂的缘由,侵权就是违法。中国的侵权成本太低,尤其擦边球式侵权获得了充分的玩小聪明的机会,靠潜规则已经获利巨大,法律干预需要漫长的时间,违法者正偷乐呢。加多宝之风不可长,成王败寇之习不可继。
禁止本企业员工和家庭成员使用竞争对手的产品,算不得境界问题;企业家和职业人必须认定自己的产品是同类中最棒的,否则如何说服消费者?当然,指责对手的产品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必要的,无论对内对外。
把馒头全给朋友是一个坏主意,不仅常人做不到,而且会置朋友于不义。这种似乎理想的高尚倡导害了很多人,儒家有很多这种理想主义的设计弄得最终君子寥寥。应该把荒唐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改造为世俗社会课操作的“承认私欲,控制私欲”。
所有伟大的改革都会因**而流产,任何限制恶的措施都会在更恶的**面前功亏一篑。没有完全独立的香港式的廉政公署作保证,再好的改革方案都会是水中捞月;而廉政部门没有独立和公开的舆论监督,自身的干净就无法保证。
所谓“中国式”恐怕只是文字游戏而已,管理的原理是一致的。当然不同国家的文化有差异,表现出来的从业者思维模式有差别,而国体不同企业经营环境有差别,使企业管理存在“地方性”。但是,过于强调差异性,很容易给管理不规范制造借口。
集体跳槽一定是文化出了问题,根烂了。当然会有各种可能的具体表现:老板太恶,薪酬刻薄;任人唯亲,不信外人;拉帮结派,各立山头;个人主义,体系混乱;疯狂发展,不切实际;前途暗然,人心已死......给韩国企业家上课(汉阳大学在上海交大的班),课间聊到韩国人坚信民族品牌最优秀,自己的产品最好。我说:“自己的大米和牛肉都比外来的贵,但坚持不进口,身土不二;多数人车用现代,手机用三星,彻底的爱国主义啊。”韩国朋友很迷茫地回答:“好像没有这个意识啊?”对了,这才是真爱国!
公司大而且老,就会被历史拖累,被惯性卡住。国家也如此,古老的文明把中国也拖得够呛,改革起步维艰,变革成本极高。
【我们走了很远,却忘了为什么出发】办企业,首先是使命和理想,然后是战略和规划,再然后是计划和方案……。但我接触的中国企业就使命而言存在三种情形:理想空洞,领导瞎编;理想简单,就是挣钱;设计了理想雄纠纠出发,行进中忘得一干二净。
羡慕德国人是需要本钱的,中国人的效率是值得反思的。一边玩**一边工作、动辄出去抽支烟、上下午各泡一杯茶是不可能的。德国员工平日可能也腆着大肚子,但进车间迅速钻进机器底下。更重要的整个德国社会自动化、信息化程度特别高,我们多数行业不可比。
员工的职业化一如黄秋生所言:我在一家很烂的企业打工,但我从不做一件很烂的事;认真的态度是对自己的人生品质负责,而不是对老板负责。
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笔生意。做一颗螺钉,并不是如何把它做到最好,而是有人购买能挣钱就行;做一栋房子,绝无百年基业的想法,只要核心价值的土地能得到充分利用就行;就算提出“百强企业,百年老店”。
中国需要建立与工业化相适应的精神大厦。这座大厦的基石是合作精神,框架是契约精神,构造是效率观念,细节是质量意识,整体是科学观,设计原则或依据是持续发展观。——此语出资未曾谋面的朋友、《徽州魂》的作者汪鑫。
昨晚住札幌市郊定山溪温泉酒店,热水龙头和花洒都放得很低,洗涤剂和梳妆镜也放下来了,还配上小的盛水盆和小马扎:所有这些设计大概都有为老龄化社会着想的意思吧。左上图,日本人把小小的筷子做到了极致;左下图,景区选出不到40平米土地种上10种作物供非农者学习。
日本羽田机场的细节讲究:1.洗手间外的婴儿安置处;2.儿童车;3.托运行李拉锁用小纸条封好;4.宝宝车;5.洗手间设置挂伞柳丁;6.简易行李可以自助打包。
集体思维影响个体智商必然存在,因为分工的细化使得任何一个人都不需要太多太宽的思考。但在专业领域必须“百尺竿头”,使自己成为专家。而且一个上进和互动的组织一定会激励个体的竞争意识和学习力,便不会对个体的智商产生负影响。
“如果我们的工厂撤走了,这片土地长不出庄稼,就是我们企业的耻辱。”我的在珠海负责筹建新厂的朋友被他的外资方老板如是警告。
任何事都不存在没时间,要么是认知上的不需要,要么是技术上的没计划。
几名中国员工在德国一个港口城市就餐,由于吃剩下的饭菜太多被当地社会保障机构工作人员罚款。“需要吃多少,就点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世界上有很多人还缺少资源,你们不能够也没有理由浪费!”——杨佩昌《你所不了解的德国》
中国不缺管理哲学,但从没有科学性的管理学。中国的管理者和管理学者亟需补的课是管理的科学部分;文的管理思想类终究是各执一词,自说自话,有的自圆其说都难,只能使管理学界更乱。但是,明茨伯格也觉得现存的管理学中“硬”的成就有限。
当孩子把学习当作游戏,天才可期;当女人把逛街当事业,体能无限;当男人把工作当乐趣,工作无影。
自虐精神不等同于自虐,自虐精神主要是自制力和坚韧度。自制力首先对自己要严、要狠,不能让自己太舒适、太优雅,我曾说过“过于优越的工作环境会破坏工作效率”;坚韧度则强调一根筋的走到底,不自以为聪明地找捷径,不轻易因诱惑而旁顾。
“我是一个销售,怎么才能克服懒散的习惯呢?”我对提问的网友说:“常人因惰而庸,才人因熬而败。任何有成就的人都是有点自虐精神的。”你读不懂这句话,我就懒得再回复你另外也会懒,人类天性。
企业长寿的文化:面对政府平和,面对利润淡定,面对社会仁义,面对员工亲善,面对欲望收敛。
在中字号企业讲课,课前领导讲话。“既然来了,我也说几句罢。”这是几位领导的开场白。中国的领导要考虑:
一、时间有高额成本;
二、不讲无准备的话;
三、要讲有价值的话。这也是以人为本。
铁道部其实只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天大的事当成了屁大的事;错误根源只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是为顾客服务的机构却看成了管乘客的机关。
有人会说那些礼节有什么作用?礼节让人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让我们随时都记住别人的存在,使人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容,偏于烦琐的礼节还能让人强化自身的修炼,学会克制,不致使欲望如野马般乱窜。
有干部说“李娜勇夺法网女单意义非常重大”,”充分展示了李娜通知作为一名中国***员创先争优的不懈追求“,“也是向党的90华诞敬献的一份厚礼”。不相信领导会这么弱智,更不相信全体公民会弱智如此。当牵强附会和虚妄成为一种习惯和文化,我们就不是在维护组织的伟大,而是在丑化伟大的组织。
有很多组织和个人在研究形式主义,轰轰烈烈搞形式,热热闹闹走过场,形式主义格式化。仅写材料一项,有的组织折合有三分之一的人终年在努力于谁都知道没有意义的材料。上报材料数据化、表格化的一天就是我们的形式主义治愈的日子。
日本人做事的特点可以概括为8个字:精益求精,愚公移山。大阪的关西机场就是典型例子。该机场是从20多公里外炸山取土填海10年建成,落成之日是全球最先进的国际机场。
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事件的主角是森永乳业。森永的做法是向所有受害消费者作出合理赔偿,为此还债五十年终于存活下来,并因严守信用而做大。事迹可见《森永乳业五十年史》。
企业的社会责任从关西电力的考察读懂了。天然气发电有害气体排放几近于零,用于冷却的海水稀释后排出水温不得升高七度以上。35%的厂区绿化面积,100多种树 35万棵,设少年儿童参观专区普及科普与环保,在接待我们的同时接待了一批幼儿园小朋友和两位残障人士。
日本企业的务实从安川电机的考察可得之:没有彰显的大门,办公楼会议室几近寒碜;停车处未见豪车;“为人类创造梦想”的企业愿景未上墙,天皇夫妇来视察过也未见大幅宣传图片,只留下他们栽种的树木和一块小提示牌。而这家企业机器人月产能2650台,数全球第一。
两个人物都画鸡蛋:达芬奇将鸡蛋置于不同的光照角度下,仔细观察琢磨,画的鸡蛋很有立体感;***也画蛋,据他自己口述,在湖南师范读书“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鸡蛋。结果图画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最终做出的事情必然迥异。
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只要认真也能抓好,奥运期间就在世界各国来客面前做到了零事故。孙中山说:“中国事向来之不振者,非坐于不能行也,实坐于不能知也。”我们的问题多数是认识问题,态度问题.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天命无常,有志竟成。”正因为他的愈挫愈勇的性格特点,让他百折不挠,绝不言败。多数人则信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含义与孙先生句相近,差别是前后句的位置倒过来了。
与法治比较人治的“好处”在于:我们少数几个决定一切,所谓“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特事不开会”;我们可以在事后拿出一把戒尺来,随便找个理由就“敲你没商量”;有必要可以来一场运动,不仅轻重可以重申,抓关与否也可以临时打
草稿。总之,法治太不方便,人治容易上瘾。
新加坡和印度的反贪污法律都规定,公务员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即按贪污论处。中国只要拒不承认,就很难定罪和量刑。我们的法律就提示给贪官:抗拒从宽!
现在防腐、反腐的机构并不缺:审计、监察、检察、纪委。只是反贪局比检察院矮半格,检察院得让着政法委,政法委也在党委领导下,何况上级必定具有权威、领导必然大于组织。
“决策从容,执行迅速”是我提倡的,而今天午餐间,浙江泰隆银行的董事长王钧提出“决策要像狐狸,执行应像狮子”更加形象。问题是现在很多组织,决策像狮子,因为浮躁;执行像狐狸,因为权变。现实的病态和文化的沉疴兼而有之啊。
很多地方政府和国企提出“5+2”、“白+黑”,偶尔为之可以理解,长期没有休息日、不分日夜地工作,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也不符合管理原则,不仅容易走形式主义,还产生对效率的破坏。
企业社会关系 篇3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倾向得分匹配
近些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点问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虽然可以为社会带来贡献，但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追求经济利益才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倘若履行社会责任影响到了企业的经济利益，那么将会成为企业的负担。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涉及到资源配置的问题，正如施密斯所说，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要做的正确的事”，而且是“要做的巧妙的事”。目前尽管有大量研究在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但是直到现在，学术界关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讨论仍然没有定论。而且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够适用于我国还有待考究。因此，有必要在中国背景下针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展开探讨。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
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数量较多，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负相关甚至不相关的学者均存在。从数量上来看，结论为正相关关系的文献占据了多数。对此持支持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的方式之一。因为其能够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和支持，进而获得企业发展所必需的重要资源。例如员工如果觉察到自己所在的公司是富有道德感的，便会对其产生认同，进而为公司发展做出更多努力（Greening&Turban，2000）；消费者也更加愿意购买履行了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因为这可能与自身的价值观相吻合，消费者忠诚度也会提高（Lichtenstein，2004）；甚至创造意外机会，例如政府可能会在向企业征收各项税费时有所减免并给予有利的政策支持，因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向政府发出信号，表明企业真诚地处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综上所述，我们提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为了准确测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否对绩效的影响，过去的研究大多使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这种方法虽然能够控制较多的变量，但是却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因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本身就多为业绩良好的企业，而且两组企业的特性存在很大差异时，线性回归的方法是有偏的。因此更加准确的估计方法应当是对比一个企业在履行了社会责任和未履行社会责任两种情况下，其绩效的差异。但是现实中不可能同时观察到一个企业在这两种状态下的结果，即典型的反事实假设，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替代企业，其除了未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外，其他特征与履行企业是一样的，对比这两个企业的绩效差异即可。但当存在较多的影响因素时，这个配对的过程将非常复杂耗时。因此，Rosenbaum和Rubin（1983）提出了倾向得分匹配法，其可定义成“在既定的可观测特征条件下，基于参与者的条件概率（即倾向得分）来匹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一种算法”。具体而言，首先PSM使用Logit或Probit回归将影响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因素浓缩成一个得分因子：
其中z为影响企业是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PS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概率，即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然后按照倾向得分在履行组和未履行组的企业样本中找出最为相似的对象进行匹配，并根据Becker和Ichino（2002）的公式得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平均影响（average effect of treatment on the treated，ATT）。
其中，y1i和y0i分别代表i公司履行和未履行社会责任。
（二）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2年我国股票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其中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为处理组，未履行的公司为对照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于国泰安企业社会责任数据库，研究所需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首先我们删除了ST、PT开头的公司；其次，由于金融行業的特殊性，本研究将金融行业的样本公司排除在外。经过删选后，本文共得到处理组样本567家，对照组样本1812家，合计2379家。
企业绩效的操作变量我们选择Tobin’Q值，选择这一指标衡量企业绩效的原因是我国资本市场正逐渐走向成熟，Tobin’Q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另外，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我们用ROA和ROE分别进行替代检验。
三、实证分析结果
倾向得分匹配法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筛选特征变量，计算倾向得分值；第二部分是根据得分值在未履行组中虚拟一组与履行组特征最为相似的公司进行配对，计算ATT效应。
（一）倾向得分值的计算
倾向得分（PS）值的计算需要根据企业特征对各个样本企业进行打分。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归纳整理，我们初步选择了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合计数取对数）、企业产权性质（state，虚拟变量，国有企业=1，其他企业=0）、企业成立年限（age）、股权集中度（h5，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Z指数（Z，第一、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是否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heyi，虚拟变量，是=1，否=0）、独立董事比例（duli，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流动比率（liq，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资产负债率（assdebt，总资产/总〖JP3〗负债）、财务杠杆（lev）、留存收益比例（retain，留存收益/总资产）、营业收入（income，营业收入取对数）、上一年度的ROA（roa2011）作为特征变量；另外，公司所属行业也可能会影响社会责任的履行，因此也将行业虚拟变量加入估计模型。〖JP〗
但上述变量只是我们初步选定的可能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特征，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中筛选出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显著影响的主要特征变量。由于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是一个二值变量，即履行=1，不履行=0，因此我们选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为了筛选出具有显著影响的特征变量，我们依次将上述变量中的全部或部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观察其系数的显著性。经过多次测试之后，我们最终选取了企业规模、企业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二次方、独立董事比例三次方、留存收益比例、上一年度ROA作为匹配特征变量，并控制了行业因素。
（二）ATT效应的计算
进行样本匹配并比较的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最近相邻匹配法进行匹配，结果见表1。我们可以看出，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绩效，对Tobin’Q和ROA的ATT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0.0902和0.0083，且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绩效，包括Tobin’Q和ROA，但对ROE的提升效应不明显。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多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因而存在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本文所采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了这方面的缺陷，使得样本的选择更加科学，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其次，本文的研究背景为中国企业，丰富了已有文献多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研究成果。
本文的结论对于企业更好地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并披露相关信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从总体上来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是有益的，企业应当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将相关信息向公众进行批露，从而建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参考文献：
[1]Lichtenstein D R，Drumwright M E，Braig B M.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Customer Donations to Corporate-Supported Nonprofits[J].Journal of Marketing，2004，68（4）：16-32.
[2]刘凤军，李辉.社会责任背景下企业联想对品牌态度的内化机制研究——基于互惠与认同视角下的理论构建及实证[J].中国软科学，2014（3）：99-118.
[3]朱乃平，朱丽，孔玉生，沈阳.技术创新投入、社会责任承担对财务绩效的协同影响研究[J].会计研究，2014（2）：57-63.
乃至普通群众也如此。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篇4
一、文献综述
(一)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 Clark是最早思考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学者之一。 Clark (1916) 在《政治经济学刊》上发表的《 改变中的经济责任的基础》一文中写道:“迄今为止, 大家并没有认识到社会责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责任。” 20世纪30年代,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Berle与哈佛大学教授Dodd围绕“企业的管理者是谁的受托人”展开争论, 争论的实质在于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Berle主张企业不应承担社会责任, 认为企业管理者受股东委托, 应为股东争取最大利益;而Dodd则主张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 认为“企业是既有盈利功能、又具有社会服务职能的经济机构”。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前, 已经存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但是学术界普遍认为,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式研究应该始于20世纪50年代。Bowen (1953) 出版了《企业人的社会责任》一书, 被认为是第一本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著作, 标志着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开端。Bowen (1953) 认为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要求, 制定政策, 做出决策, 以及采取行动”。Carroll (1979) 明确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四个层次, 即经济的、法律的、道德的、任意的或慈善的社会责任。Harold Koontz and Heinz Weihrich (1993) 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考虑企业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Stephen p. Robbins (1997) 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 企业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
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基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观点。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学者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Friedman、英国著名经济学家Hayek等为代表, 其基本观点认为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最重要的目标, 是企业的天性, “企业有并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 (Friedman, 1970) , 那就是为股东尽可能多地创造利益。支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学者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on、美国的Andrews、Robbins和Griffin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 他们认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保证自身生存, 但企业与社会有一种共生的关系,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关注利益相关者。
我国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研究, 相对于西方国家则起步较晚,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王秋丞 (1987) 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出于自愿, 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社会, 解决社会问题, 为社会做出贡献。”徐淳厚 (1987) 也明确地提出:“商业企业的社会责任, 就是企业在营销活动中客观存在的, 有义务完成的, 维护公众利益, 保证经济增长, 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责任”。袁家方 (1990) 在《企业社会责任》一书中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 面对社会需要和各种问题, 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根本利益, 必须承担的义务”。卢代富 (2002) 认为:“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应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屈晓华 (2003)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通过企业制度和企业行为所体现的对员工、商务伙伴、客户 (消费者) 、社区和国家履行的各种积极义务和责任, 是企业对市场和相关利益群体的一种良性反应, 也是企业经营的综合评价指标, 包括企业的经济责任、生态责任、伦理责任和文化责任等”。李冬生、阳秋林 (2006) 又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了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社会责任包括法定责任和道德责任, 而狭义的社会责任则仅指道德责任。
本文认为,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 (包括政府、员工、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和消费者等) 所应承担的责任。具体而言, 就是企业在追求利润、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 要能做到遵守国家法律和商业道德、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保护投资者和供应商的经济利益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
(二)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近20多年来, 国外学者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但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观点, 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是正相关的, 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负关系或没有关系。
根据Margolis和Walsh (2001) 统计, 到2001年止, 公开发表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关系的初评研究论文共有122篇。在1997年第1期《商业与社会上》, Griffin和Mahon发表了题为“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之争”的文章, 对从1972年到1994年间这一领域中经过同行评审发表的51篇论文进行了回顾。他们发现, 得出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负相关结论的论文共20篇。在这51篇论文中, 部分文章还同时得出正相关和负相关, 或正相关和不相关, 或负相关和不相关等不一致的结论。美国学者Preston等人 (1997) 仔细分析了美国67家大公司1982～1992年的有关数据, 继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美国大公司而言, 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Waddock等人 (1997) 在研究中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以前和将来的企业绩效有肯定的关系。Homer.H Johnson (2003) 提出, 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够增加企业的利润和提高公司的价值, 不合法的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负效应。Bruce等人 (2003) 对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形式之一的企业慈善行为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发现:不论企业的慈善行为是用现金还是用其他任何形式来表示, 也不论企业的经济绩效是用会计方法还是市场方法来计量, 企业可获得的现金资源量与其以现金形式的捐赠成正相关关系, 但并没有发现企业的慈善行为与其经济绩效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应该是负相关的关系。他们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 社会责任成本使企业在与不承担或少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财务状况。
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 我国学者对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吴彬、宋宝莉 (2005) 从理论上阐述了二者之间正相关的存在;颜剩勇、刘庆华 (2005) 也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确定的正相关”。然而, 这种理论推导的结论在说服力上明显不足。近几年我国学者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沈洪涛 (2005) 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采用1999～2003年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非金融业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设计与计算了利益相关者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对其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的性质进行了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当期公司社会责任与当期财务业绩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当期公司社会责任与上一期各种财务业绩指标之间同样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期公司财务业绩与前一期至前三期的社会责任的关系因财务业绩指标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结果。李正 (2006) 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前一年的盈利能力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活动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业绩很差的公司固然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业绩好的公司尽管拥有更为宽裕的资源, 也不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本文拟用辽宁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之加以探究, 以期对两者关系进行验证。
二、研究假设
本文根据国外大量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 并结合我国实际,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企业承担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因为投资者关心的是其投资回报率, 企业主动承担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有利于赢得投资者的信赖, 稳定并提高企业的筹资能力和筹资水平, 从而为企业绩效的提高提供持续而稳定的资金基础。
假设2:企业承担对国家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企业主动承担对国家的社会责任有利于获得政府的支持甚至是扶持, 使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加融洽, 可以更有能力去影响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更容易享受到政策优惠, 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 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假设3: 企业承担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员工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因此, 善待员工是企业社会责任中重要的一个内容。员工最为关心的就是他能从企业这里得到的报酬, 即工资福利。若可以得到满意的工资福利就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归属感, 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假设4:企业承担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企业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 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作周转。债权人最关注的是企业是否能准时的偿还借款并得到其满意的收益。企业只有履行诚实信用, 确保商业银行和其他各类债权人的利益, 才可能保证自身在金融市场上的信用, 并利用金融市场推动自身发展。
假设5:企业承担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企业同供应商的关系已从传统的非合作性竞争转向了合作性竞争。长期与一个供应商保持稳定合作的关系比那些同时拥有很多供应商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绩效水平。供应商关注的是准时和按信用条件付款、持续定货和足够的准备时间等。
假设6:企业承担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最终要顾客发生购买行为来实现, 顾客买的产品越多, 企业的绩效就越好。若企业主动承担对顾客的责任, 提供价廉优质的产品, 更好的满足顾客的需求, 将有利于提高消费者满意度水平, 增加顾客对企业产品的忠诚度, 直接影响到产品的销售业绩, 从而更加有利于企业发展壮大。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信息来源。
本文以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我们选取了2008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只发行A股的公司的样本的数据, 共911家。为保证所收集数据的有效性, 尽量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依据以下原则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剔除了一些绩效严重恶化的ST公司。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ST公司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 不能将其与正常公司相对比。剔除了数据披露不全的及资产报酬率异常波动的上市公司。依据上述原则, 最后得到644家样本公司。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证券之星、财金在线网站、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和沪深两市所公布的年报。文中相关数据的处理及检验均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
(二) 指标设计与变量选取。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 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资产收益率 (ROA) 的平均值是5.066%, 其标准差1.247%, 总体情况还较好。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变量中, 每股收益 (EPS) 最大值为6.42元, 最小值只有-3.57元, 平均值是0.24元, 标准差为0.71元, 这说明公司间的股东收益有较大的差异。资产负债率 (LEV) 的均值是56%, 总体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基本可以达到债权人的要求, 但个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达到550%, 严重超过西方国家的警戒线, 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 个别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又太小, 表明企业未充分利用财务标杆的作用来举债经营。在现金与应付账款比率 (CPAR) 和工资增长率 (SWGR) 方面, 各公司差异较大。在资产税费率 (ATR) 方面各公司差异不是很大。
(二) 相关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 资产报酬率与资产负债率、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成本率、资产税费率、现金与应付款的比率和工资增长率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0.299, 0.701, -0.46, 0.378, 0.177和0.137, 并且其双尾检验的相伴概率值都为0.000, 故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三)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准确揭示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我们构建模型如下:
ROA=β0+β1EPS+β2LEV+β3OCR+β4CPAR+β5ATR+β6SWGR
其中:β0为截矩项, β1～β6是回归系数。
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6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如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从表4中可以看出, 方程调整后的R2为0.550, 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整个模型的F统计值为136.112, 相伴概率是0.000, 故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各自变量也均显著, 除了变量主营业务成本率外, 均与预期符号相符, D-W值为1.9714, 排除了自相关的存在。而且通过各变量对应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限于篇幅未列, VIF值均小于10) 的分析, 能够排除自变量之间的高度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影响, 故模型总体上是有效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资产收益率 (ROE) 与每股收益 (EPS)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1是一致的。 (2) 资产收益率 (ROE) 与ATR (资产税费率) 显著正相关。这表示公司实际支付的税金占收入中的比例越大, 不但不能损害股东的利益, 而且还可能会提高其所获得的收益。这是因为, 当公司能够及时、充足纳税时, 可以使得公司和政府之间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它会使公司得到许多政策上的优惠, 降低政治成本, 减少政府管制的可能性, 进而可以提升股东的价值。这一点与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并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2。 (3) 资产收益率 (ROE) 与工资增长率 (SWGR) 之间正相关但不显著, 这部分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3。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的报表中的工资项目还没有引入公允价值, 其值只包含支付给职工的基本工资, 没有包括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项目, 也没有包括其他福利。 (4) 资产收益率 (ROE) 与资产负债率 (LEV) 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越低, 从债权人角度来看, 公司能够按时支付利息或按时还款的可能性越大, 即公司违约的风险越小。此时, 债权人可能会降低贷款利息并减少限制性条款, 从而提高了股东的收益。这与假设4相符。 (5) 资产收益率 (ROE) 与主营业务成本率 (OCR) 显著负相关。这与我们的假设5不相符。公司越照顾客户的利益, 那么给客户的让利就越多, 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率应越高。但本文未通过此假设, 究其原因, 可能是从近期看其效益下降, 但从长远的角度看, 公司为顾客让利, 会逐渐得到客户的认同, 以致于提高顾客的长期购买行为, 从而达到增加公司绩效的目的。 (6) 资产收益率 (ROE) 与现金与应付账款的比率 (CPAR) 显著负相关。这与假设1相符。现金与应付账款的比率越高, 说明公司支付应付账款的能力越强, 供应商收回货款的可能性越大, 其利益越能得到保障。
五、结语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像有些企业想的那样, 只会增加企业的负担, 而是会提高企业绩效的。企业对国家、投资者、供应商、债权人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微弱正相关, 但不显著, 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另外, 每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贡献大小是不一样的, 这主要是由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不同地位决定的。从回归分析中不难看出, 对企业绩效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是股东。
摘要：本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企业对国家、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的社会责任贡献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指标, 采用统计性描述, 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沪市上市公司对国家、投资者、供应商、债权人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 对员工的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绩效微弱正相关, 但不显著, 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篇5
在咨询过程中，发现很多企业谈到企业文化时都认同企业文化对企业非常重要，但是当问及到底什么是企业文化时就会说不太清楚，进一步追问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有什么区别和关系时更是回答不上来，而且经常把两者混淆电玩城设备。
一、正确认识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理念、团体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的核心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不是一些华丽的词语，其本质是要回答企业要如何处理电玩城设备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也就是企业在对待各利益相关者时会坚持的基本原则。比如，IBM的核心价值观“ 精益求精;高品质的客户服务;尊重个人”，这三条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是IBM在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承诺，也是IBM对公司全体员工的电玩城设备根本要求。一个企业处理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的方式、方法可以用制度进行规定和规范，但是制度和规范往往无法面面俱到，另外制度和规范由于太具体，各种情况和环境条件变化又特别快，制度和规范往往很容易过时。电玩城设备比如，IBM创始人老沃森规定公司员工必须“穿黑色正装和白色衬衫”的正装规定，这个制度和规定的本质是要求为了更好体现 “高品的质客户服务”这条核心价值观，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客户已经改变了他电玩城设备们在工作时的着装，而且很少有技术型的买家会在公司中出现时身穿白衬衫和黑色套装。”，这时IBM“高品质的客户服务”核心价值观没有过时，可是穿正装的制度规定却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了。因此，企业文化不等同于企业制度，企业文化是核电玩城设备心、是理念，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的表现和具体化。
二、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的关系
企业文化不同于企业制度，但是企业文化和企业制度对于一个企业的管理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企业管电玩城设备理的“两手”，一支手是硬的，一支手是软的。可以独立存在，单独运用，也可以同时并存，同时运用。两者不相互依靠，但是两者确存在密切关系。两者可能相互补充、协同作用;两者也可能相互冲突、相互削弱。根据两者一致程度的高低，企业电玩城设备文化与制度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分为三种表现形式：
(1)一致型关系
一致型关系是指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处于正相关，一致性比较好，两者提倡和要求的行为方向是一致的。这时，两者对企业的管理和企业的发展电玩城设备就会起到同时作用、相互补充、相益得彰的作用。两者的一致性越高，对管理产生的作用就会越好。比如，前文举的IBM核心价值观的例子，在老沃森年代，“穿黑色正装和白色衬衫”的着装制度与IBM“高品质的客户服务”的核心价电玩城设备值观是高度一致的，两者相益得彰，有力促进了IBM的发展。
(2)离散型关系
离散型关系是指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相关性比较低，甚至没有相互关系，企业文化说企业文化的事，企业制度说企业电玩城设备制度的事。这时，两者对企业的管理和企业发展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力相对于“一致型关系”来讲要小得多。这种情况在很多企业中也比较多见。比如，本人曾经服务过一家供电企业，该企业认为讲服务比较时尚，而且也很吻合供电玩城设备电企业的业务特点，因此就把企业其中的一条核心价值观定为“服务”，但是该企业仅仅把服务变成口号、板报，公司对员工没有任何新的制度规定，最终，文化没能有效提升公司的服务水平，员工该如何电玩城设备服务市民还如何服务市民。离散型的企业文化往往由于没有制度的支撑，变成空口号。甚至有很多企业，为了体现差异化，在整合文化时，转向片面追求华丽词语，以追求文化个性和标新立异，但是文化对企业管理的提升电玩城设备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却不大。
(3)冲突型关系
冲突型关系是指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呈负相关，两者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企业文化倡导的内容跟企业制定规定的要求相互矛盾，甚至有时完全相反。这电玩城设备时，两者对企业管理的作用就会相互对冲，让员工无所适从，结果作用力相互削弱，导致企业管理事倍功半。比如，本人曾经服务过的一家煤矿企业，公司把“安全 ”列为核心价值观，但是对于那些带病下现场采煤、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的设备的工人电玩城设备却大加表扬，而不是进行惩罚和教育。最终导致员工不知道公司是真关心员工“ 安全”，还是假关心员工“安全”。还有，如前文举的IBM的例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IBM仍然倡导“高品质的客户服务”，电玩城设备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客户已经改变了他们在工作时的着装，而且很少有技术型的买家会在公司中出现时身穿白衬衫和黑色套装。”，而IBM的制度还是规定员工必须“穿黑色正装和白色衬衫”的正装，这条规定在这时不仅不电玩城设备能有效体现IBM“高品质的客户服务”的核心价值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客户造成了“劣质、死板的客户服务”的印象。这条规定一直到郭仕纳到IBM后才被废除，郭仕纳在自传《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一书中，还特意电玩城设备用了一些篇幅说明了此事。
当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存在冲突时，所有的员工为了遵守公司的制度，不得不破坏公司的文化，公司文化逐渐沦为一句空话，甚至最终使得公司的文化在员工的一次次破坏中，逐渐被全体员工淡忘。
三、电玩城设备理顺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的关系
为了让企业文化能和企业制度一起共同推动企业管理的提升，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有必要理顺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的关系，尽量让两者的关系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首先，必须对电玩城设备企业文化及与文化相关的企业制度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明确他们之间的关系，哪些是一致型关系、哪些是离散型关系、哪些是冲突型关系。
其次，根据不同的关系采取不同的策略进行改进。(1)对于一致型关系的部分电玩城设备，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两者关系的一致程度高低，对于一致程度低的，有必要完善制度，以保证文化执行过程中得到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撑。(2)对于离散型关系的部分，有必要对文化和制度进行系统梳理和完善，一方面要对企业文化进行系电玩城设备统梳理，分析文化的结构是否完整或者冗余，对于不完整的地方要完整和丰富文化，对于冗余的地方，要给予删除。另一方面，要对企业制度和规定进行系统梳理，对于缺乏制度支撑的文化，要建立健全制度。对于有很多制度，但是却电玩城设备没有文化的地方，要看是否有必要丰富和完善文化，以便用文化进行指引和指导员工的思想，发挥文化的导向作用。(3)对与冲突型关系的部分，必须充分分析两者之间是哪一方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对于不符合或不电玩城设备适应公司发展需要的一
企业社会关系 篇6
摘要：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然而，多年来并未给出一致性的结论。文章回顾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主要成果与结论，聚焦导致两者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内在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不同、在实证研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测量方法不同；第二对企业绩效的研究维度不同；第三，CSR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不同。另外，文章回顾了当前研究中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主要关系结论：正相关、负相关、以及曲线相关。在对文献进行较为完备的回顾和评述之后，文章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关系的整合命题，并给出未来在此领域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利益相关者
一、引言
自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概念被提出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大量学者试图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会对企业绩效乃至最终目标产生影响，然而30年来的研究并未给出一致的结论，究其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实证研究中对CSR的定义不同（Wood & Jones，1995；Margolis & Walsh，2003）。其二，對企业绩效的研究维度不同（Margolis & Walsh，2003），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财务会计层面、市场价值层面以及企业风险管理层面。其三，对CSR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不同（Abagail Mc Williams，2006；Barnett，2007）主要体现在中间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以及研究的数据类型上。
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深入探讨CSR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关键要素，最后，本文将对未来CSR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进行展望。
二、 从绩效角度观测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实证测量的发展
资源依赖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的发展，使管理者认识到保持持续竞争能力的重要性。Jones（1995）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能够为企业带来道德资本，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降低交易成本，为企业经营带来持续的益处，由此基于提升企业绩效视角的战略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得以发展。CSR的基本内涵在于改善社会和环境的总体条件（Waddock，2004；Wood & Jones，1995），而提升企业绩效的CSR行为的核心是通过社会责任行为获得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使CSR行为与企业长期战略价值相匹配。Jamali（2007）将CSR行为定义为具有战略价值的自由量裁的社会责任。Porter（2006）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分为价值链影响行为和竞争背景下的社会行为。实证研究中，学者主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确定企业社会责任边界。Barnett（2007）认为只有既聚焦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同时又能满足社会福利提升的行为才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Paul C. Godfrey（2005）、Abagail Mcwillams（2001）将CSR看作是最终产品的特有属性，具有CSR属性的产品将提升产品差异化程度。
实证研究中，CSR的测量方法不同是导致研究结果差异较大的原因。目前主要有四种方法：一为内容分析法，通过企业年报披露的信息观测CSR行为。Bowman，Haire（1975）将上市公司年报的关键词出现频率作为企业CSR行为的测量标准。二是企业声誉评级。如Moskowitz's的第三方评级，以及财富杂志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Joshua D. Margolis，James P. Walsh，2003）。三为企业慈善捐赠额度。声誉评级和慈善捐赠额度作为衡量CSR指标的好处在于指标的可测量性和透明度，同时也是外部利益相关者感知CSR行为的主要指标（Stephen Brammer & Andrew Millington，2008），但是声誉指数和慈善捐赠都不能全面概括CSR行为。四为社会审计（Social Audit），通过第三方公司对公司行为数据的客观评价获得，如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CEP）、Kinder，Lydenberg和Domini Database（KLD）等。由于中国缺乏相应的数据库资源，我国学者主要通过财务指标和问卷调查来进行CSR评估。李庆华、胡建政（2011）对2003-2007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设定员工责任指数、债权人责任指数、政府责任指数、供应商责任指数、消费者责任指数这几个维度，对CSR进行评估。陈旭东、余逊达（2007）等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企业CSR行为进行测量。
三、 CSR研究中企业绩效观测的发展
企业绩效的衡量是CSR研究中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企业绩效衡量标准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研究结论。在CSR研究中，学者对企业绩效的定义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财务会计层面、市场价值层面。财务会计层面的指标主要包括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这些财务指标指征了公司内部运营效率。财务数据较为客观的反映了公司的内部管理情况。市场价值层面主要包括每股价格、股票价格增值等。Mackey（2007）财务指标反映的是企业过去的经营业绩，而市场价值反映了股票持有者对公司未来的预期与展望，这更能客观反映CSR是否会对公司未来绩效产生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管理者无法确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市场的反应。
四、 CSR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
企业社会关系 篇7
一、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国外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提升企业价值。Spicer B.H. (1978) 以纸浆和造纸行业的18家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那些有更好的污染记录的企业盈利能力更强、规模更大、市盈率更高、系统风险和总风险更小。该文的缺点是18家企业样本量太小, 使研究结论不具有代表性和可复制性。Anderson J.C.and Frankle A.W. (1980) 发现, 在风险相同的情况下, 那些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回报率更高, 披露财务类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回报率高于披露描述类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 持续披露的企业回报率高于新披露企业。Preston和O'Bannon (1997) 得出结论:“对于美国大公司而言, 社会表现和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A.P.Stanwic和D.S.Stankwick (1998) 、Simpson和Kohers (2002) 的研究也都发现了, 企业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有着积极的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价值。Ingram和Fraiziner (1983) 、Freeman和Jaggi (1982) 研究发现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 他们认为社会责任成本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财务状况中研究发现平均控制污染支出金额占总资本支出的比例与长期平均市场回报负相关, 平均控制污染支出金额占总资本支出的比例与系统风险负相关。作者对此的解释是资本市场以理性投资者为主, 他们认为平均控制污染支出金额占总资本支出的比例越高, 企业资源流失越多, 使盈利减少, 同时企业可以降低面临违反环境法规处罚的风险, 因此公司系统风险降低。Shane P.B and Spicer B.H (1983) 的研究发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与股价反应有负的相关关系。
(二) 国内文献
近年我国学者也开始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财务绩效和公司价值的关系等多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邹相煜、王一川 (2012) 选择2005年之前的深市A股412家上市公司2006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研究表明, 上市公司对政府的贡献率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 并且各个地区之间的价值相关性迥异。陈熙江 (2009) 通过对2003年至2006年沪深A股市场上市公司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指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或者正相关, 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维度与当期企业价值负相关或不相关, 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值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长期的U型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我国众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逃避社会责任, 甚至冒着被处罚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对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当期来说,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消耗企业资源的成本大于收益, 所以, 提出假设:
假设1:当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在实践中, 企业通常把社会责任的履行当做一项额外成本, 且这一成本与经济绩效不挂钩, 属于非相关成本, 也就是履行社会责任并不能提高企业价值, 只能增加负担, 因此企业不愿履行社会责任。然而, 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盈利性及价值创造是相辅相成的, 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上, 上市公司履行的社会责任越好, 它的价值就会越大、股价就会越高。而社会责任的披露与企业实际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又存一定的时滞, 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依据披露的信息对企业进行投资、评价等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之间也存在时滞, 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面效应在短期内往往难以显现,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生的成本在至少两年的时间内不能得到充分补偿 (陈熙江, 2009) 。由于时间上的限制, 未能收集到足够长时间内的有关数据, 仅能研究上期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按照上面的分析, 由于上期对本期的影响仍然是短期效应, 因此上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仍存在负相关关系, 但是相对于本期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程度下降。由此, 提出假设:
假设2:上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但负相关程度减少
陈熙江 (2009)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综合值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长期的U型相关关系。如果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与企业价值之间确实存在U型关系且假设一得到验证, 那么应该鼓励企业加大社会责任的投入水平, 使企业社会责任落在U型区域的右侧, 这样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增强, 企业价值也得到提升。基于此, 提出假设:
假设3: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是以2011年和2012年为研究窗口, 应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A股的横截面数据, 对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为保证所收集数据的有效性, 尽量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 本文依据以下原则对自变量数据进行了筛选。 (1) 剔除ST公司。这主要是考虑到ST公司的财务状况已经恶化, 不能将其与正常公司相对比。 (2) 剔除数据披露不全的上市公司。 (3) 剔除极值 (社会贡献平方>100, 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增长率的平方>100) 。选择这些上市公司2011年和2012年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以报告中的三个主要会计报表及其附注中的数据为基础, 依照指标体系对数据的要求对因变量进行数据的采集。本文所有数据均采用统一口径, 如果公司年度报告或者相关数据库中没有某些数据, 则将该公司从样本中剔除。经过上述筛选的到样本公司共947家。本文数据来自金融界 (www.jrj.com.cn)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三)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通过前面分析知道,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二者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 有必要建立一个联立计量方程模型来描述这一系统内的相关关系, 其特点是每股社会贡献既作为被解释变量, 也作为托宾Q的解释变量出现。综合前人的研究经验和以上考虑,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研究前提和假设, 本文选择Tobin’s q作为衡量企业价值的指标, 用每股社会贡献值作为衡量社会责任的指标, 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联立计量模型如下:
模型中第 (1) 个方程用于得出每股社会贡献值的估计量, 第 (2) 个方程用于研究社会责任的履行水平是否影响企业价值。具体变量解释见表 (1) 。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可以看出, 样本企业价值均值为1.2533, 表明企业市值是账面价值的大约1.25倍, 最大值为6.39, 是恒瑞医药 (600276) , 最小值为0.5, 是华丽家族 (600503) ;2008年每股社会贡献均值为0.777元, 最大值为3.14元, 是新湖创业 (600840) , 最小值为-2.05元, 是第一医药 (600833) ;2007年社会贡献平均值为0.8989, 最大值为3.09, 是中联重科 (000157) , 最小值为-1.63, 是通葡股份 (600365) ;重污染行业企业共345家, 非重污染企业共602家;资产负债率最小值为2%, 是茂化实化 (000637) , 最大值是115%, 是东方航空 (600115) , 平均水平是59.98%;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增长率平均为-0.3257元。
(二) 相关性分析
从表 (3) 相关性统计结果可知, 企业价值与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风险、每股社会贡献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每股社会贡献与每股现金流量增长率、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与公司风险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与资产负债率在0.1的水平上正相关。另外, 公司规模在0.01的水平上与资产负债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 与公司风险显著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公司风险显著负相关。
(三) 回归分析
(1) 假设1检验。本文通过2012年的截面数据来验证假设1,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度是33.3%, 即自变量对每股社会贡献的总体解释度达到33.3%, 模型的F值在1%的程度上显著, 说明该方程总体上存在线性关系。四个自变量与每股社会贡献都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 其中, 是否为重污染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社会贡献负相关, 公司的每股现金流量增长率、公司规模与每股社会贡献正相关。这表明, 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 重污染企业的每股社会贡献更低, 这与之前的有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相反的, 主要原因是本文在计算每股社会贡献时扣除了未核算环境成本, 而重污染企业的未核算环境成本往往较高, 使得其每股社会贡献低于其他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 每股社会贡献越低, 这与之前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不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每股社会贡献同时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 简单相关分析只反映了二者之间简单的而非内在本质的关系, 当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时, 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社会贡献呈现负相关关系;公司的成长性越好, 公司规模越大, 每股社会贡献越高, 这不难理解, 因为这些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强于其他公司。2012年社会责任贡献度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方程的拟合度是25.6%, 表明所有自变量对企业价值的解释程度为25.6%, 方程的F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在整体上各个变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线性相关。从表中可以看出, 2008年的每股社会贡献与当年的企业价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是-0.325, 从而验证假设1:当年每股社会贡献越大, 企业价值越小。所有变量中除了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增长率与企业价值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外, 其他变量都与企业价值存在或正或负的相关关系。其中, 只有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与企业价值是正相关的, 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风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都是负向的, 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相吻合的。
(2) 假设2检验。本文通过2011年的截面数据验证假设2回归结果如表 (6) 和表 (7) 所示。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度是16.2%, 即自变量对每股社会贡献的总体解释度达到16.2%, 模型的F值在1%的程度上显著, 说明该方程总体上线性关系显著。公司的每股现金流量增长率、公司规模与每股社会贡献正相关, 而是否为重污染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每股社会贡献线性关系并不显著。此方程的回归结果再一次说明公司的成长性越好, 公司规模越大, 每股社会贡献越高。方程的拟合度是25.1%, 表明所有自变量对企业价值的解释程度为25.1%, 方程的F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在整体上各个变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线性相关。从表中可以看出, 2007年的每股社会贡献拟合值与2008年的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为-0.11。要验证假设2, 就是要检验2007年的每股社会贡献拟合值与2008年的企业价值的相关系数r1=-0.11是否比2008年的每股社会贡献拟合值与2008年的企业价值的相关系数r2=-0.325显著地大。 (3) 假设3检验。企业价值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不存在“U”型关系呢?本文2012年每股社会贡献的平方作为一个新的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回归结果表明, 每股社会贡献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 二次项系数为正, 但并不十分显著, 显著性水平为17.4%。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是否存在“U”型关系并不显著。假设3在本文中没有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企业价值与当期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 企业社会责任越大, 企业价值越低。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企业价值与当期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即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价值。从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制度背景来讲, 对企业违法违规及危害环境的行为处罚不到位、地方政府官员默许、中国不存在社会责任型投资基金这样的伦理投资者等制度背景是造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降低企业价值的重要原因 (李正, 2012) 。另外, 我国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反应不灵敏, 信息使用者对社会责任信息不关注, 人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也是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因此, 企业社会责任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补偿或者补偿周期太长, 理性投资者过度关注会计盈余、企业逃避社会责任成本很低等因素是企业不愿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 (2) 上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负相关, 但是负相关程度减弱, 表明随时间推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消极影响会逐渐削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产生成本, 同时也为企业带来收益, 但是二者的发生是不同步的, 前者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当下就已经发生, 而后者只能在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被公众知晓后才有可能发生。因此, 当期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当期企业价值的影响通常是负的。那么, 上期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会产生何种影响呢?实证研究表明, 上期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仍然负相关, 其原因可能是我国资本市场对企业责任信息反映时滞较长、公司社会责任投入的回收期较长等。但负相关程度较当期减少, 因此有理由推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不利影响会逐渐削弱, 甚至由负向转为正向。 (3) 从当期看, 企业价值与企业社会责任并未呈现明显的U型相关关系。从本文的回归结果看不出企业价值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明显的U型相关关系, 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 可能的原因有:一是样本公司社会责任水平普遍偏低, 大部分处于U型区域的左侧;二是由于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企业价值与企业社会责任的U型关系只有在长期内才能显现出来, 而本文用的是截面数据, 无法验证两者的长期关系;三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在任何区域中都是负相关的。至于到底是以上哪种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这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二) 建议
据此提出如下建议: (1) 树立社会责任理念, 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水平。强化社会责任是企业管理达到一定水平后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树立社会责任理念并将之制度化, 也是我国企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企业内部, 一方面要建设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 依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风气, 使企业所有管理者和员工在思想意识层面高度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另一方面, 企业应将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全面融入公司发展战略和日常经营管理中, 把社会责任工作融入公司管理制度、控制程序、激励政策和业绩目标。企业可以通过制定管理规章、制度, 来推动企业内部社会责任的实施, 改善劳资关系, 融洽企业内部员工氛围;制定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 有效保障消费者生命财产权益;建立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经营绩效评价体系, 在企业内部形成至始至终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良好环境;在企业管理组织结构层次中, 要把社会责任管理贯彻到从上到下的各个层次, 要在管理组织机构的底层加强社会责任管理目标的组织落实, 避免重大的管理事故出现和控制小的管理事故的发生, 降低企业管理的机会成本。就企业的外部而言, 企业可以通过设立公关部门, 与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外部的政治、经济、舆论影响力量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及时的沟通, 从而建立起企业的外部亲和形象, 为企业发展创造广阔的外部发展空间。 (2)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法规。我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责任观念传入我国以来, 一直没有出台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方面的法律法规。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工作, 以确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主体地位, 强制企业承担法律要求的社会责任。只有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 才能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例如加强劳动法对员工权益的保护, 加强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 提高企业的环境污染成本等等。另一方面, 要建立一套适合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体系, 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在这个体系中, 应明确规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和标准。 (3)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形成企业社会责任监督机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从根本上说受益者是广大的社会公众。公众的积极参与, 是包括企业在内的全社会责任意识提升的最重要的标志;公众的广泛监督, 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有力的保证。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公众舆论作用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示范作用可以带动全社会崇尚社会责任的良好社会风气。媒体舆论监督机构应发挥更加活跃和积极的作用,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面和反面典型进行及时报道, 定期举行企业社会责任评选, 在全社会掀起扬善惩恶的热潮。如成功举办过五届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每年都会评选出当年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其评选出的2009年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有联想集团、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北京) 有限公司、日立 (中国) 有限公司、安利 (中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太资源集团、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凤凰卫视, 这些企业都在各自领域为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 促进了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一些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榜样作用也会带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中来。如2011年联想启动公益创投计划, 开创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公益思路, 让我们耳目一新, 为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提供了新的发展发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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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hen, C.and Milne, M.J.:Investor Reactions to Corporate Environments Saints and Sinners: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 1999.
[8]Ingram, R.W., and Frazier, K.B.: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3.
企业社会关系 篇8
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是否会提高 (降低) 企业效益;二是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内容对公司效益的影响大小;三是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在对国内外研究梳理的基础上, 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 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 (简称CSR) 的概念最早是由Oliver Sheldon (1924) 提出的。从此,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就风靡了西方国家。此后, 诸多中西方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博文于1953年在其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中给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商人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 来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或采取某些行动”。戴维斯认为, 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回避将导致社会所赋予权力的逐步丧失”, 因此他认为社会责任是指“企业考虑或回应超出狭窄的经济、技术和立法要求之外的议题, 实现企业追求的传统经济目标和社会利益”。弗雷德里克强调, 社会责任意味着商人应该监督经济体制的运行以满足社会的期望, 促进社会的进步。他强调生产的经济意义在于, 生产和分配应以提高总体社会经济福利为目标, 公众期望社会的经济、人力资源能通过企业被运用于广泛的社会目的, 而不是单纯为了个人和企业狭隘的有限利益。麦克奎尔 (1963) 明确地将CSR概念延伸出经济和法律范围之外, 他认为, “社会责任的观点假定企业不仅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同时有超越这些义务的社会责任”。卡罗尔于1979年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被广为引用的概念, 即“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了在特定时期内, 社会对经济组织经济上的、法律上的、伦理上的和自行裁量的期望”。S.P.Robbins (1991) 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世界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 (1998) 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针对社会 (既包括股东也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 的合乎道德的行为。”A.B.Carroll (1999) 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
综合诸多中西方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1) 为了满足某些人员某些方面的期望; (2) 超出了经济和法律范围。本文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在一定时期内, 企业为了达成有利的长远目标, 自愿承担满足各个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等各方面期望的责任。或企业的行为、思想与他们对企业的预期、期望相一致。
二、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关系的主要理论流派
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可以提高公司利润吗?这是很多学者和管理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近几十年来, 对公司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很多, 也得出了很多不同的结论。有些学者认为, 利润最大化就是公司的社会责任, 而有些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和利润是相互联系的, 共同发展的。很多学者认为前一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公司的社会责任不仅仅包括经济责任, 还包括其他很多内容。而后一种观点也得不到实践的证明。社会调查显示, 公司社会责任和利润不一定总是一致的、协调发展的。他们之间有时候是协调的, 有时候却是相背离的, 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判断。笔者根据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的关系将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归纳, 把它们分为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的正相关关系理论流派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负相关关系理论流派。
(一)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的正向相关理论。
正向相关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的长期效益。
1、理论研究方面。
在初期, 对于大多数的实践管理者来说, 组织效益是企业的核心目标 (Posner and Schmidt, 1984) , 也有理论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增加自己的利润。 (Friedman, 1970)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很多理论研究者也认为企业的动机是复杂的, 公司目标、策略和结构都与公司社会责任有关。社会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结构, 它影响不同的组织特性, 也被不同的组织特性所影响。 (Tuleja, 1985;Kraft and Hage, 1989) Zahra and LaTour (1987) 曾经通过由410名大学生和研究生收集来的信息来检验公司社会责任和组织效益的关系。在因素分析中, 涉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八个尺度 (政府监管企业的义务、公众舆论、企业和社会的物质贪婪、乐观的经济前景和企业的社会参与、慈善事业的重要性、生态政策的需要、道德/伦理标准的需要和宗教意识) 和组织效益的三个组成部分。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了特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实践会影响组织效益的假设, 表明了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多元的结构, 它与组织效益有关系。
在回顾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Isaiah Yeshayahu Marom通过设定几个具体的假设条件, 总结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收益之间的一个统一理论, 即从满意的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的财务回报和用于社会产出的成本是可以平衡的, 而且获得的总收益会超过成本。由于他的研究包括了与公司社会责任有关的收益和成本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东西, 所以可以用来解释所有公司社会责任和公司财务收益可能产生的关系。Catherine J.M.Paul Donald S.Siegel也认为与增加投入成本一样, 公司社会责任活动会影响生产效率、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这些影响依赖于企业的特性, 例如企业采取社会责任活动的动机、税法、位置场所和创新活动等。Moses L.Pava Joshua.Krausz则认为, 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收益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微妙的。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企业一般都提高了自己的财务绩效, 如果不比其他的公司好, 至少也是可以相提并论、旗鼓相当的。
2、实证研究方面。
大量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确定的正相关关系。Jeff Frooman (1997) 分析了与不负社会责任和存在非法行为的企业相关的实证文献, 他的分析结果表明股市对那些不负社会责任和违法的企业持否定态度, 证明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财务绩效的正向关系。Greig A.Mill通过对英国部分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与收益关系的实证研究, 指出长期的社会责任投资对企业收益是有作用的, 他们之间有着正向积极的联系。Lee E1 Preston和Douglas P1OBannon (1997) 比较了1982~1992年美国大企业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 也发现二者的积极关系。W1 Gary Simp son和Theodor Kohers (2002) 对美国国有银行1993~1994年的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们以企业社会再投资行为排序作为企业社会绩效评价, 用总资产利润和贷款损失率评价财务绩效, 也发现二者间存在积极关系。
(二)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的负向相关及无关理论。
负向相关及无关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是无关的或是负相关的, 企业社会责任不但不会提高企业的效益, 甚至有可能会损害企业的效益。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像前面提到的学者一样, 认为企业除了创造利润外, 还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相反, 他们认为利润最大化和企业社会责任是相背离的。企业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利润, 也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因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乃至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成本, 增加企业的负担, 从而损害企业利益。例如, 弗里德曼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批判中就暗示着这一思想。他认为,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成本, 从而会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带来损失, 比如股东的红利可能会减少、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可能会降低、商品的价格可能会上涨, 等等。在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理论中, 他们指出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带来的一系列损害, 并且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不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的, 相反, 它还会降低企业的效益。从而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是存在着负向相关关系的。
Kenneth E.Aupperle I and Deane VanPham t的研究认为,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公司社会责任变量和财务测量方法, 公司效益 (不管是市场收益还是账户收益) 和公司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公司社会责任行为不能为公司带来收益。S1 Pasari2bu Hadi (2003) 对印度尼西亚的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无关;RobertW1 Ingram和Kat herine B1 Frazier (1980) 的研究也发现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呈负相关。他们认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需要付出相应成本, 这一成本就使得企业在与不承担或较少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状况。
三、对我国研究的启示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比较, 我们发现, 承认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效益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的文献还是占大多数的。大部分的学者和管理者都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 提高企业竞争力。当然,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为了提高企业的形象和竞争力, 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笔者认为, 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不仅应追求企业的短期利润, 更应关注企业长期获得利润的能力。而从长远角度来看,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追求企业收益之间是不矛盾的。例如, 杜邦公司之所以能从一个总资产为36, 000美元的火药小作坊, 成长为年销售收入超过240亿美元的跨国巨头, 这与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有着很大直接关系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和众多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 在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企业完全可以将社会责任转化为竞争力。
综上所述, 我们的结论是:只要我们能够正确理解效益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及衡量标准, 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的, 不会损害企业的效益。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竞争力, 它与其他的企业竞争力优势一样重要。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 不会减少企业的效益, 相反, 它会对企业的效益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能够给企业带来超额的长期利益。如果企业要追求长远的发展, 就必须承担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经济、法律、道德/伦理及慈善等方面的责任。
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述评 篇9
一、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概念提出
近几年我国大陆地区部分学者在西方研究成果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对具体研究中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加以定义(表1):企业社会资本(边燕杰、丘海雄,2000)、企业家网络 (朱晓霞,2008)、企业家社会网络(陈钦约,2010)、社会网络(张君立,2008)、企业网络(高健,2008)、企业关系网络(郑准,2009)、企业社会关系网络(李正彪,2005)、外部网络关系(余红剑,2007)等。
中国大陆学者习惯将所研究的网络表述为“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因为中国大陆地区历来有注重“社会关系”这种习惯表达;思维习惯上“社会关系”是指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而不包含企业内部的关系;“网络”表明社会关系有多个维度,并且各个维度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基于以上研究,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概念可以视为,以企业为中心,因资源联结、业务合作、交换关系等而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将自身与外部组织联系在一起,以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为基础的不断优化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网络系统。
二、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理论
(一)弱关系力量理论
“弱关系力量”的核心依据是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Granovetter,1973,1985,1995)。“关系强度”从四个维度判断:互动频率、感情深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程度。互动频率高、感情深、相互信任度高或者互惠交换多而广,则为强关系,反之是弱关系。强关系群体同质性较高,个体所了解的事物和事件、所掌握的信息往往趋同,它主要起着维系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而弱关系往往连接的是具有异质性特征的个体,弱关系联结的人越多,收集的信息也会越多,因此,“弱关系充当信息桥”,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它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
(二)社会资源理论
在发展和修正Granovetter“弱关系力量理论”的基础上,林南(Nan Lin,1982)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他认为“社会资源”,包括权力、财富和声望等,不被个人直接占有,而是个人通过社会网络直接或间接的获取。个人关联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力量决定了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个人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社会资源,存在以下关系:一是纵向联系间的相互影响结果与社会网络中关系人所提供的社会资源量之间,成正相关关系;二是个人初始的社会地位与通过社会关系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之间,成正相关关系;三是个人的初始地位较低时,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在摄取社会资源方面更有效。
(三)社会资本理论
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86)认为,社会资本是指通过借助社会关系网络而持有或获取的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的总量。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个体可以有效地加以运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以及关系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及符号资本等各种形式的资本数量。个体的社会网络性行动,促进了社会的资源交换。Coleman(1999)归纳了社会资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具有生产性,有助于个人实现预设的目标;二是具有不完全替代性,社会资本的生产性功能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性行为实现;三是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四是具有不可转让性。Coleman拓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作用,并把它纳入人力资本分析范畴,认为社会资本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条件。
三、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维度及其构成
学者们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对社会网络进行了不同维度的划分。例如:Annika(2000)研究了网络嵌入性、资源流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认为社会关系网络由类型、强度、多样性、资源流动程度四个维度组成。张君立(2008)从网络构建能力角度将社会关系网络划分为网络规模、网络强度和网络多样性三个维度。Nahahapiet & Ghoshal(1998)提出了社会资本可以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三个维度考察,郑准(2009)将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作为衡量企业关系网络水平的三个维度。
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由网络主体及主体之间的联系构建,这些维度的划分也正是对这种联系“桥”的深入的研究。这些“桥”建立的基础和载体就是网络主体。企业与不同网络主体之间所建立的联系,对企业创立和成长具有不同的作用。现代企业较全方位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如图1所示。
不同学者研究视角不同,所得到的企业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主体也不尽相同(表2)。
储小平 (2003) 通过对我国大陆地区调研认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私营企业亲情熟识网融资能力非常强,但到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信用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其融资能力相对于内源型融资能力而言有递减趋势。王庆喜(2004)在对浙江民营制造业企业的企业资源与竞争优势研究中,发现在企业的关系网络里有三个关系渠道对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很大影响。它们分别是: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主要供应商的关系和与主要经销商的关系。然而,企业与供应商和经销商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以达到持续成长的目的,是为企业生产能够生产得到长期持久需求的产品,并且这种产品还要得到顾客认可。因此,企业面对市场的“产、供、销”完整生产链角度,市场关系网络主要对象除了供应商和经销商之外,还要包括顾客(刘洋,2008)。
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和维度也将发生变化,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只有不断随着企业发展变化,才能适应企业各阶段发展要求。
四、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持续成长
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对企业持续成长的正向影响已被证实。余红剑(2007)对新创企业的外部关系品质、内部能力与成长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图2),通过对276份有效问卷分析,认为:新创企业的重要外部网络关系对象主要包括合作伙伴、顾客、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新创企业与这些关系对象间的关系品质越高,越有助于其提升成长绩效。
郑准(2009)将关系网络作为前因变量,并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等三个维度 (图3),探讨关系网络、国际化资源获取与企业国际化成长之间的关系,对能够反映出广州企业国际化状况的制造企业行业特征的146份有效问卷分析认为:企业的内外国际化实质上可以被看成一种市场主体包括供应者、顾客、政府、竞争者、中间组织等关系互动的结果;企业外部关系网络的三个维度均与企业国际化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关系维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最显著。
刘洋(2008)在家族企业社会关系转型的研究中认为,企业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经济绩效、企业成长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如图4所示。在社会关系网络与家族企业成长两者之间建立关系对接机制,关键是这种关系网络由人格化转变为制度化或组织化的机制。实现这种机制转变的手段主要有:一是企业家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向企业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的转变;二是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个人化,其组织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是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三是家族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通过构建相应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相应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并进一步通过这些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来培育家族企业在各成长阶段的核心能力,以保证家族企业的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四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传承需要结合家族企业的传承计划,为确保下一代能被引入父辈的关系圈中,在家族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需要采取相应的步骤和手段。
企业社会关系 篇10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一种兑现或维护, 而利益相关者的获得预期回报以其独特方式更加关注企业长期财务目标的实现并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 从而使企业获得长期的、稳定的现金流入, 加之利益相关者的配合, 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低, 进而综合资金成本也就相应较低, 从而经过折现的现金流入即企业价值增大, 即顺利实现了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 降低融资成本, 提高企业价值。企业履行对投资者的责任, 可以源源不断地从投资者手中获取资金, 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的同时, 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进而提高了企业价值。企业投资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 企业对投资者的责任则主要包括分配足额股利和按时偿付债权人本息。企业履行了对投资者的责任, 投资者便可以有所偏好的将资金置于该企业, 不仅降低了企业资金链断裂等财务风险, 同时也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进而可以提高企业价值。
其二, 降低人力资源成本, 提高企业价值。企业履行对员工的责任, 可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和工作效率, 降低企业人力资源成本, 进而提高企业价值。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主要包括按时、足额发放薪资、对员工提供后续教育、激发员工的聪明才智以及按照员工特点协助其职业规划等。企业履行了对员工的责任, 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提高工作效率, 还可以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避免其“跳槽”, 泄露企业机密等违约现象, 进而可以提高企业价值。
其三, 降低经营成本, 提高企业价值。企业履行对供应商的责任, 可以充分利用供应商提供的商业信用, 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进而提高企业价值。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主要指不违反商业合同、按时归还应付账款等。企业只要履行了对供应商的责任, 可以吸引更多的供应商与企业进行合作, 这样一方面供应商之间进行竞争, 降低了企业原材料等的成本;另一方面供应商可以接受对企业更为有利的商业信用条件, 提高了企业资金使用效率, 从而提升企业价值。
其四, 享受政府优惠, 提高企业价值。企业履行对政府的责任, 一方面可以降低政府罚没支出, 另一方面可以充分享受政府的政策优惠, 进而提高企业价值。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企业必须向政府按时、足额缴纳各种税金;政府根据宏观调控目标、企业所处行业特征等对特定企业实施各种优惠政策, 对不遵守法律法规的企业做出处罚决定等。因此, 企业履行了对政府的责任, 就可以从政府政策中获利或减少企业的违规成本, 提高企业价值。
其五, 提升企业竞争力, 提高企业价值。企业履行对社区、环境以及能源的责任, 可以提高企业产品的品牌效应, 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提高企业价值。企业履行对社区、环境以及能源的责任, 其本身就是一种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更何况其可以提高企业产品的品牌效应,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这都是提高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博弈分析
假设有一家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 企业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企业前景暗淡, 用θ=-1表示;另外一种可能情况就是企业前景光明, 用θ=1表示。利益相关者均不知道企业的具体情况, 只知道θ=-1和θ=1的概率分别为1/2, 而企业知道自己的类型。根据上文对企业价值定义的界定, 本文认为前景暗淡的企业未来现金流较少, 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 所以企业价值较小;前景光明的企业未来现金流较为充足, 所以企业价值较大。为了便于博弈分析, 本文把企业前景暗淡等同于企业价值较低, 企业前景较好等同于企业价值较高。一般认为, 前景光明、企业价值较大的企业打算并且能够长久经营, 有建设“百年老店”的企业目标, 所以这种企业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实现, 例如会确保一定的利润水平, 按时偿付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 提供比较高的商品质量等;而前景暗淡的企业很难有能力在某一地区长久经营, 所以其一般对利益相关者利益关注不够。企业利益相关者在对企业做出各种决策前, 如投资者决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之前, 消费者决定对企业产品进行购买前, 供应商决定企业的赊销政策前, 政府在决定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前等, 可以观察企业是否关注社会责任做出相应决策。如果做出肯定决策, 利益相关者的效用为V=W (θ) -P, 企业的效用U=P-θ (P>θ) ;如果做出否定决策, 利益相关者的效用为0, 企业的效用也为0。
在对称信息情况下, 利益相关者者会针对企业前景做出正确决策, 前景光明的企业将得到效用为U=P-θ, 前景暗淡企业得到效用0。因为P>θ, 那么前景光明的企业就会得到较多的社会资源, 前景暗淡的企业将会被淘汰, 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福利。这种帕累托最优均衡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一般是做不到的。
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 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前景信息很难获取, 这也就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而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方法一般是企业通过传递一些很难被模仿的信号来把企业本身的前景传递给信息弱式的相关利益者, 而履行社会责任被认为是一个恰当而且完美的信号。本文为了方便分析, 把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完全等同于企业是否关注公益事业。s=0代表不关注, s=1代表关注。利益相关者只能观察到s而不能观察到θ, 因而是否对企业做出肯定决策取决于其观察到s的后验概率所决定。令μ (θ=-1/s) 为观察到企业选择不关注公益事业, θ=-1时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是前景暗淡的后验概率。精炼贝叶斯均衡意味着: (1) 企业选择s (θ) , (2) 利益相关者根据观察到的s得出后验概率μ (θ=-1/s) 和做出决策;使得:给定预期的利益相关者态度, s (θ) 是类型为θ的企业的最优选择, 给定s (θ) , μ (θ=-1/s) 是与贝叶斯法则一致的。
均衡可能是混同均衡或分离均衡。首先考虑混同均衡。混同均衡意味着不同类型的企业选择相同的关注公益事业行为, 从而利益相关者无法分辨企业的类型, 随机选择企业, 即对特定企业可能做出肯定决策也可能相反, 概率为1/2。当s (θ) ≡0时:
即在均衡时, 两类企业都不选择关注公益事业, 利益相关者认为关注公益事业不传递信号。这确实是一个均衡:给定利益相关者的后验概率μ (θ=-1/s=1) =0.5, 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关注公益事业 (s=0) ;给定企业选择不关注公益事业, s=1是不可能事件, μ (θ=-1/s=1) =0.5与贝叶斯法则并不矛盾。
这里, 混同均衡之所以是一个均衡, 是因为我们假定利益相关者在观察到s=1 (非均衡路径) 时不修正先验概率。如果利益相关者的后验概率μ (θ=-1/s=1) =0, 即认为选择关注公益事业的企业一定是前景光明的企业, 上述混同均衡就不成立。这是因为, 给定μ (θ=-1/s=1) =0, 类型为前景光明的企业将会选择s=1。这样就有如下分离均衡:
就是说, 前景光明的企业会选择关注公益事业, 而前景暗淡的企业不会关注公益事业;利益相关者认为关注公益事业的企业一定是前景光明的企业, 因而对该企业做出肯定决策, 认为不关注公益事业的企业一定不是前景光明的企业, 因而会做出否定决策。容易证明分离均衡是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给定利益相关者的后验概率和决策, 前景光明的企业最优选择是关注公益事业;前景暗淡的企业最优选择是不关注公益事业。另一方面, 给定企业的选择, 消费者的后验概率是根据贝叶斯法则得到的。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 存在着一个混同均衡和一个分离均衡。但是, 混同均衡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均衡, 因为它依赖于有关利益相关者在非均衡路径上后验概率的特定假定, 即μ (θ=-1/s=1) =0.5, 而这个假定是不合理的。这主要是因为前景暗淡企业没有能力长久经营, 关注公益事业的捐款而形成的品牌效应不会在随后各期为企业带来收益。而前景光明的企业因为关注公益事业而得到的品牌效应能够在随后各期为企业带来收益, 从而弥补了捐款等的成本。所以关注公益事业、负社会责任的企业必能得到其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企业价值得到提高。
三、结论与对策
第一, 积极引导企业树立社会责任观念。首先, 通过强制手段引导企业树立社会责任观念。立法机构可以针对企业社会责任通过制定法律、规范等强制手段, 要求企业必须执行。可以颁布一系列配套法规, 包括社会责任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 即要尽可能是法律或制度能够涵盖所有的社会问题。其次, 可以通过社会舆论引导企业树立社会责任的理念。一方面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正面典型的宣传, 使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发挥榜样的作用并从中获利 (免费的广告效应等) , 进而让更多的企业意识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 对那些不能够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也要进行宣传揭露, 如对各类坑、蒙、拐、骗者、不善待员工者、偷税漏税者、违反合同者等典型案例,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进行揭露, 将其晓之于众, 使其产生畏惧心理, 从此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第二, 加强相关利益者的监督力度。加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消费者、行业组织等) 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监督力度, 形成一种合力或者说一种体系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监督机制。例如利用政府行政干预或宏观调控等方式、利用行业组织 (工会、消费者协会、媒体等) 通过制定相关规章规范等, 从而形成一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体系, 以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紧迫感。一方面, 要充分发挥政府机构的监督职能。政府在建立企业约束和监督机制方面应发挥基础性作用, 这除了与政府的强制力有关外, 政府行使监督职能可以很好的控制企业社会责任的程度和方向, 及时纠正或惩处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另一层面, 要充分发挥审计事务所、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在规范、监督、服务企业经营者方面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监督职能。
第三, 投资者应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利益相关者理论是连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桥梁。只有企业切实履行了社会责任, 真正关注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才能求得企业长远发展,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投资者, 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往往通过评价企业价值来进行, 而在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时必须要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换句话说, 投资者必须转变投资观念, 用战略眼光联系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评价企业价值, 而不能仅仅依赖企业财务报表数据作出决策, 即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关注企业的市场行为才是理性投资者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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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和法学分析》, 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四大模式 篇11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希望工程创始人
1999年8月22日清晨5时33分，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在象征中国古代信息传递手段的八达岭长城烽火台，“第二届中国互联网络大赛”启动。一名希望工程受助少年按动鼠标在互联网上成功采集火种，作为时任大赛组委会主任、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我将火种传递到大赛网站。
在这届主题为“互联网与中国的未来”的大赛上，举行了包括“中国电子商务大赛”在内的10场赛事，评出了包括新浪、搜狐、网易和阿里巴巴在内的10大类100家优秀网站。
在推动中国互联网普及中，我发现了互联网“便捷性、选择性、透明性”对现代公益的价值，还发现了互联网企业用公益手段做商业的秘密。在一次与张朝阳的对话中，我说：你们拿了风险投资，却给用户提供免费的服务，在我眼里，你们就像一家公益机构。
互联网经济遵循信息产品共享性的规则，用公益的手段做商业，有了今天的辉煌，它已经改变了世界。现在，我和大家一样，又发现了社会企业的秘密——它遵循解决社会问题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规则，用商业的手段做公益，一定也将创造未来的奇迹，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免费的商业+收费的公益，这是一种颠覆式的社会创新，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创新可能性。
今天的中国，正迎来新一轮改革创新的浪潮。
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进了一个协同共享的新经济时代。中国在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应用和市场开发方面，实现了后发优势；在代表工业4.0的物联网、3D打印技术、人工智能开发领域，正处于世界前沿水平。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与创新也不落后，特别是在简政放权方面。据报道，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去年一年内，政府就下放和取消了160多项涉及创新创业的行政事项，几乎每两天就为小微企业松一次绑。看来，咱们中小企业身上的绳索实在太多了，而政府每两天就放下身段为中小企业松一次绑，很辛苦也很难得。
相比之下，中国慈善界改革创新非常落伍。在4000多家基金会中，60%还没有网站，恍若隔世；许多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还在固守体制堡垒，继续做着慈善资源垄断梦。因此，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由公益界率先发动，政、社、产、学、研跨界协同的社会创新大会，也是一个寻求中国公益变革、追赶世界社会创新潮流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既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也是一个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的问题大国，社会企业是为着有效、可持续解决社会问题而生的，天降大任于斯。
当下，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已经到达爆发临界点。
综合有关研究报告，到2020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将达8万亿，是当前市场供给量4500亿的18倍；医疗健康产业规模也是8万亿（与养老有部分交叉）；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大中小学、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和各类教育培训市场规模在3万亿左右；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5万亿。还有家庭服务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市场等，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未来5年，二、三十万亿的社会投资市场规模的形成，既是基于市场需求大而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的强大刺激；也是基于国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政府需要通过鼓励创新型社会投资，实现调结构，稳增长，保证新常态健康运行。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将出现四大发展模式与趋势。
一、民非+公司的双轮驱动模式
我国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20多万家民非，他们是潜在的社会企业。囿于民非的非营利性质，投资人无财产权、无投资回报、无融资资格、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和实际上不予免税的假私济公“五不”政策，对这些领域的社会投资产生了严重抑制。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非转型，为社会投资开闸，10部委连续下发了10多个文件，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突破是为“民非+公司”开方便之门。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任选民非或公司体制；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可以同时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对民非进行固定资产租赁和资金借贷，“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其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进行必要监管”（〔2015〕33号）。
上述领域，以民非的非营利体制寻求公益捐款投入，可能几十亿都来不了；而民非+公司，吸引投资可能以数万亿计。浙江绿康老年医院是一家专门为失能失智老人服务的机构，去年引进风险投资，实现民非+公司的转制。转制后服务规模和质量双双大幅提升，到2016年将在浙江建成绿康医院25所，未来还要上市。
二、政府+民间的公私合作模式
政府与民间合作，英文简称PPP。PPP 本质上是一种政府采购形式。去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加快简政放权，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去年11月，国务院又发出《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据财政部估算，今年地方政府公布的PPP项目总投资约2万亿。除了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外，大量涉及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农业、环境、社区服务等领域。
上海NPI系的“屋里厢”是一家给政府社区公共设施提供外包服务的机构，是PPP模式的典范。2015年，他们在长三角地区托管政府公共服务设施面积达3万多平米，营业收入3200多万。他们正考虑引进社会投资，以民非+公司的模式把服务规模做大，以适应政府巨大的需求。全国有6923个城市街道，7万多个城市社区，农村的数量更大。单从社会服务PPP这一项来看，这是多么大的市场，多么大的商机！
“为成功埋单”，这是政府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
三、公益基金+私人资本的多元投资模式
nlc202309041005
欧美国家的社会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基金会、私人投资和政府补贴。
美国家族基金会的资金投向，以往只有资助和投资两个方向，现在已经发展为资助、贷款、社会企业投资和一般投资四个方向。斯坦福大学基金会已决定把影响力投资作为250亿美元资产投资的重要选择。
英国首相卡梅伦推动银行用“僵尸”账户资产6亿英镑设立的“大社会资本”，成了英国投资社会企业的重要撬动杠杆。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摩根大通银行联合发布的影响力投资报告，预测2010年到2020年，全球在住宅、水资源、医疗卫生、教育、普惠金融投资方面的金额将达到4000亿到1兆美元，利润将达到1830亿到6670亿美元。从中国的发展趋势看，上述预测是非常保守的。
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开发一个投资工具，设计让基金会的投资作为社企投资的前端，确保社企的社会目标，并承担比较大的投资风险；市场风险投资在后端跟进，以此吸引更大规模的风险资本进入社会投资领域。
中国社会投资需求量巨大，很显然，基金会的捐款投入数量非常有限；而中国基金会和慈善会有2000亿存量资产，把慈善资产的保值增值与社会投资相结合，将形成规模可观的公益基金投资。同样，最大的投资有赖私人资本市场。
四、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无论是“民非+公司的双轮驱动模式”、“政府+民间的公私合作模式”、“公益基金+私人资本的多元投资模式”，还是“互联网共享性+公益有效性的颠覆式创新模式”，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当今时代，公益与商业，非营利与营利，社会组织与商业组织，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不是那样泾渭分明，更不是水火不容了。今天我们说：互联网就是最大的公益！有谁还会骂公私不分吗？这不禁让我们回溯“义利并重”的中国商业文明传统。宋代浙东学派陈亮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永嘉学派叶适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这些道理，不仅对我们做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有用，对于摒弃当今慈善文化中盛行的道德绑架、道德审判、道德自慰、惟我独尊和不重效率的不良风气，更是一针见血。
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渗透着社会主义理想的、主张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当然，我们不免要追问一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能成为社会企业发展的乐土吗？
事实上，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规模与贡献，和印度、孟加拉、肯尼亚等贫穷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和欧美国家相比，在投资规模与创新方面，更是无法望其项背。
我们需要少点空谈，多点行动。正如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发生后，我看到一位参加大会的“返乡创客”在群里说：“中国这几十年盲目追求城市化！掏空农村！遗留了太多太多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没有那么多能力能全部去解决！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返乡创业！开辟新天地，给农民子女一个希望！”她全部用了“！”。我们从中看到了这一代青年创业者的责任感、决心与勇气。他们何尝不是我们天使社会投资的对象？中国每年有1000多亿慈善捐款，有2000多亿存量慈善资金，还有更加巨大的民间资本。如果把一部分资金投入支持青年返乡创业，“让爸爸回家”，让乡村再现生机，难道不比那种隔靴搔痒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更有力量吗？
（本文系徐永光在“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所做主旨演讲）
企业社会关系 篇12
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一些缺失企业社会责任的现象频繁发生,引起了媒体、政府及公众的高度关注与担忧,促使企业界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在外围环境日益重视社会责任的情况下,企业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履行社会责任。这就给企业提出了一大难题:一方面企业需尽可能降低成本盈利,另一方面又需拿出部分利润,回报社会。企业到底应该如何处理上述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是现今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Porter和Kramer(2011)指出企业与社会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创造共享价值,即企业找到社会责任与经营业务之间的交汇点,通过满足社会需求,在创造出社会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价值[1]。企业创造共享价值的做法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Business Model)。由此,本文尝试基于商务模式视角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由于案例研究特别适合研究“怎么样”和“为什么”之类的问题(Yin,1994)[2],所以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四个中国上市家电企业的多案例研究,探讨商务模式怎样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而对“为什么有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绩效不会相冲突而有的企业却会冲突”的现实难题做出解释。
一、相关理论与理论框架
(一)企业社会责任
Carroll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某一特定时期里社会所赋予企业的经济、法律、伦理和自由决定的期望[3],主要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4]。这一定义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及引用,因此本文把它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理论基础。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本文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创造利润的经营过程中,除了对股东利益负责之外,还需要对员工、客户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起经济、法律、伦理及慈善方面的责任。考虑企业的资源有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象要有侧重点,通常企业选取首要利益相关者作为对象,即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环境、社区、政府这七类利益相关者(Clarkson,1995)[5]。
此外,为更好地把握企业社会责任内涵,需要对其进行层次界定。参考刘长喜(2009)的企业社会责任层次分类法[6],本文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即基本层次社会责任和高级层次社会责任。前者主要包含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这个层次责任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企业必须履行;后者包含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这个层次责任更多的是自愿成分,法律并不强制要求企业履行。
(二)商务模式
尽管商务模式已发展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其内涵理解不一,尚没有一个广为认可的定义。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视角的概念定义,即盈利视角、系统视角、价值创造视角。早期学者主要从盈利视角理解商务模式内涵,比如Slywotsky和Morrison(1997)认为商务模式是能使企业盈利的方式和战略[7]。而后一些学者认为商务模式是一个“系统”,比如Zott和Amit(2010)指出商务模式是跨越企业边界所形成的一个相互依赖的活动系统[8]。近些年则有不少学者强调商务模式是企业关于如何进行价值创造的体现,比如Shafer等(2005)认为商务模式是企业在一个价值网络里创造并获取价值的潜在逻辑及战略选择的表现[9]。
本文基于价值创造视角理解商务模式的内涵,认为商务模式是企业如何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体现。不同企业创造价值的内在逻辑会有差异性,其商务模式也就存在着差别,因此需要对商务模式进行分类界定,才能更好地理解及辨别企业商务模式的特点。本文以共享价值理论作为商务模式分类依据。根据Porter和Kramer(2011)的共享价值观点,共享价值是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冲突的解决之道,它是一个有效实现经济目标的新型管理方法,体现出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本文视之为“共享型商务模式”。一些以精明务实著称的企业,如GE、Google等,其商务模式早已注重共享价值方面的设计,设法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进步。但现实中有不少企业的商务模式反映了它们零散地考虑社会责任或经营业务与社会需求相分离的特点,这是与共享型商务模式相对立的另一种商务模式,本文称之为“非共享型商务模式”。这样,本文界定出共享型与非共享型两大类商务模式,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创造共享价值程度或采用共享价值措施多与少的差异。共享型商务模式应用于经营过程较多采用共享价值措施的企业,而非共享型商务模式应用于较少采用共享价值措施的企业。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尽管多数学者得出了正相关的结论(如Waddock和Grave,1997;Simpson和Kohers,2002)[10,11],但也有学者发现了两者呈负相关(如Ingram和Frazier,1983;Brammer 等,2006)[12,13]、不相关(如McWilliams和Siegel,2000)[14]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不一致的研究结论,说明二者很可能是受到某权变因素变量的调节影响。本文引入商务模式作为调节变量,认为商务模式会调节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方向,并提出如下理论框架(见图1)。
采取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的企业,遵循共享价值的原则,追求“既要做得好又要做好事”的目标(Kotler和Lee,2004)[15],把社会问题看成既是挑战,又是重要的业务机会来源(Drucker,1973)[16],使企业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能够与自身业务结合在一起,这样企业在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价值,即创造出共享价值,从而让社会进步与企业成功之间有了更加紧密的关系。在现实中,有许多通过共享型商务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例子。例如,日本丰田企业研发出混合动力车型普瑞斯,很好地解决了汽车的尾气排放问题,其排放气体仅为常规汽车排气量的10%,但油耗却仅需常规汽车一半的量,从而为丰田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同时也为环保做出贡献。因此,共享型商务模式表明社会进步与经济效益提升并不矛盾,两者之间往往能相互强化。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1:当企业采取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采取非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的企业,其履行的社会责任只是停留在简单的慈善捐款阶段,或者其大部分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主营业务并不具有关联性,往往会忽视社会需求背后所隐藏的潜在市场及收益;此外,它们把履行社会责任更多地看成是一种义务(Kotler和Lee,2004),或者视为一种平息压力的行事方式(Porter和Kramer,2006)[17]。这样会使企业经常陷入一系列的短期预防性反应,形成各类不协调的社会责任活动以及脱离了企业战略的慈善行为,这既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社会影响,也不会给企业业务带来任何有价值的战略性利益,自然也就无法加强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因此,企业也就难以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据此,本文提出:
假设2:当企业采取非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与数据收集
Eisenhardt(1989)认为案例样本的选择并不需要随机抽样,而是应该结合研究目的采取选择性抽样原则,只要样本能够符合典型性和代表性特点,即可作为研究对象[18]。根据理论框架及研究目的,本文遵循如下标准选择案例样本:(1)选取样本的行业限定在我国家电上市公司,以避免出现不同行业企业在社会责任要求标准方面的差异性,减少外部变异性;(2)选取的样本在企业社会责任、商务模式、企业绩效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以便于案例比较分析及更好地达到多重检验效果;(3)选取的样本可以保证数据或信息的可获取性,从而能够对案例进行深入研究。根据上述标准,本文确定4家中国上市家电企业为研究对象,即青岛海尔(简称海尔)、格力电器(简称格力)、伊立浦电器(简称伊立浦)、厦门灿坤(简称灿坤),它们均来自于中国证监会定义的“C76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其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基于案例数据的可获取性考虑,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对二手资料进行内容分析及编码来获取相关研究变量的2010年数据。二手资料数据来源主要如下:案例企业官网、年度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百度、谷歌、锐思(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等。
(二)变量选取与度量
1.企业社会责任变量。
在参考Abbott 和Monsen(1979)[19]、Kapoor和Sandhu(2010)[20]、徐尚昆和杨汝岱(2007)[21]、黄群慧等(2009)[22]、衣凤鹏(2012)[23]等学者的相关文献基础上,本文设计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测量指标由一级与二级指标所构成。一级指标包含股东、员工、供应商、客户、环境、社区、政府这七大类责任以及正调整项与负调整项这两类调整项。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所对应的具体测量条目,其中股东责任包含健全治理结构、利润分红、保障中小股东利益、信息披露规范、杜绝内幕交易、避免非法关联交易这6个条目;员工责任包含按时支付工资、健康与安全、保障员工权益、培训、文化生活、帮助员工职业规划、帮助困难员工这7个条目;供应商责任包含及时支付货款、无商业贿赂、公平交易、长期合作关系、要求供应商生产经营符合社会责任基本标准这5个条目;客户责任包括产品合格、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货真价实、无虚假广告、良好售后服务这5个条目;环境责任包括污染治理、避免污染的生产行为、节能减排这3个条目;社区责任包含慈善捐赠、关心弱势群体、支持教育、支持文化艺术与体育、支持其它公益这5个条目;政府责任包括照章纳税、遵守法规、促进就业;正调整项包含股东责任、员工责任等六大类责任的获奖奖项(因现实中不存在供应商责任奖项,所以没有设立此奖项)及企业社会责任奖Abbott和Monsen(1979)的“0-1”赋值法,如果企业在其社会责任报告、官网、年度报告等上面定性或定量披露了股东等七大类责任相应的测量条目中的某一项,并且网上无相关负面报道,则分值为1,否则为0。此外,参考黄群慧等(2009)的赋值方法,如果企业获得正调整项里的某类奖项,则给予奖励分,每类奖项得1分;而负调整项里的每项责任缺失行为(从百度或谷歌搜索相关负面报道)则给予相应的惩罚分,每项缺失扣2分。这样,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得分,理论上的最高分为41分,最低分为-14分Porter和Kramer(2011)认为企业有三种创造共享价值的途径:第一,重新构想产品与市场;第二,重新界定价值链的生产率;第三,改善当地产业集群环境,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基于三种途径,本文从中细分出11项共享价值度量措施,即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为边缘市场提供相应的产品、对员工实施有效或创新的激励措施、致力于产品的环保节能设计与研发、通过技术或管理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率、废弃物回收利用、开展绿色营销、培育或扶持供应商发展、与科研机构或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与高校或职校合作定向培养专业人才、参与制定或引领行业标准。然后,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共享价值措施进行计数,当企业采取某项共享价值措施时,计数一次,累加企业采取共享价值措施的合计总数Orlitzky等,2003)[24]。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能反映企业为股东创造利润能力的特性,可以更好地验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为股东盈利是否相冲突的问题。
(三)效度与信度分析
内容分析法的效度检验通常采用内容效度里的逻辑效度作为标准,而逻辑效度主要运用专家评价法(莫长炜, 2008)[25]。本文在进行研究变量的测量指标及其度量方法的设计过程时,与熟悉本研究的四位专家学者(其中一位是教授)进行了多次反复的沟通与确认,直至他们一致认可为止,从而保障研究变量测量指标的内容效度。
在内容分析法中,信度分析主要是检验不同编码员对同一个测量项的编码结果相互之间达成一致性的程度。本文的两位作者与另一位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组成一个编码小组,在确保熟练掌握编码规则与度量方法后,三位编码员首先独立对案例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商务模式开展编码赋值工作,然后相互比较测量指标赋值结果的一致性情况,最终三位编码员各自编码赋值结果的平均相互同意度(A)为0.853。根据Holsti(1969)[26]信度计算公式,可以进一步得出编码信度为0.946,高于一般要求的0.8临界值,说明三位编码员一致性归类较高,能够符合信度检验的基本要求。
三、案例分析
多案例研究主要涉及案例内分析与跨案例分析两部分。本文首先进行案例内分析,对每一个案例分别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展开跨案例分析,对案例企业逐一比较分析,进而验证理论框架设计的可行性。
(一)案例企业的社会责任、商务模式及企业绩效情况
为简洁起见,本文用表2来表征企业社会责任、商务模式及企业绩效三个变量的案例内分析结果,其中企业绩效是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简称为ROE)来测量。案例企业的绩效是好还是差,需要与行业中位值或平均值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结论。本文选用行业中位值作为参照点,如果案例企业的绩效指标值高于行业中位值,绩效初步评价为好,高出行业中位值越多,企业绩效视为越好;反之,如果低于中位值,则绩效评价为差,低于中位值越多,则企业绩效视为越差。通过锐思(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下载的112家“C76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企业的绩效指标数据,可得出该行业企业2010年的ROE中位值为11.65%。由于海尔及格力的ROE值均远高于行业中位值,所以它们的企业绩效均视为很好;灿坤的ROE为15.01%,高于行业中位值,反映其较好的盈利能力,因此,2010年灿坤取得较好的企业绩效;而伊立浦的ROE值远低于行业中位值,因此,其企业绩效较差。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有的研究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的观点,有的研究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给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等。本文通过四个案例企业的比较分析,也反映出两者关系方向的不一致性。
在四个案例企业中,格力与海尔在2010年履行了较多的社会责任,并且都取得很好的企业绩效。从具体表现的数据看,格力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35分)高于海尔的评分(31分),其当年企业绩效(ROE为36.51%)也高于海尔的绩效(ROE为24.28%)。因此,格力和海尔这两个案例企业,呈现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性的特点。此外,格力、海尔相对于伊立浦或灿坤而言,也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性。但是,接着分析伊立浦和灿坤这两家企业,却发现灿坤的2010年社会责任表现一般,其企业社会责任评分(17分)低于伊立浦的评分(21分);然而灿坤2010年的企业绩效却比伊立浦好。因此,伊立浦与灿坤的案例情况体现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负相关性的特点。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本文案例研究也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它们可能是正相关性,也可能是负相关性,这就需要考虑权变因素变量对二者关系的影响。
(三)商务模式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影响的比较分析
在理论研究框架中,本文引入商务模式这一权变因素变量,并假定商务模式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方向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在跨案例分析里得到有力的支持。
通过跨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商务模式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绩效冲突与否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海尔与格力采取的是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全面考虑了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如何相结合的问题,在其经营过程能够设法从产品、边缘市场、价值链及当地产业集群等寻求共享价值机会,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创造出共享价值。这样,海尔与格力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能够支持企业自身的经营目标,同时它们的经营活动也能够有助于促进社会发展,从而实现了社会与企业的双赢,成功克服了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绩效相冲突的悖论。
至于伊立浦与灿坤,它们并没有在商务模式里系统考虑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如何相融合的问题,其履行的大多数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活动显得相互脱节,只是在一些个别环节创造出共享价值,比如伊立浦仅在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环保节能产品设计与研发以及与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方面创造出共享价值,而灿坤的共享价值措施甚至更少,比伊立浦企业还少一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伊立浦和灿坤采取的是非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它们未能有效处理好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履行的社会责任活动不能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也就是伊立浦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比灿坤好,但企业绩效却比灿坤差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前文理论框架的假设1及假设2均获得了案例数据的支撑。
四、结语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冲突与否,商务模式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企业采取共享型商务模式,企业能够从满足社会需求来实现经济价值,创造出共享价值,从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提升企业绩效就不会出现冲突的情况;而当企业采取非共享型商务模式,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就会处于相互分离或不一致的情况,那么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提高绩效就会出现冲突的局面。
本研究对企业及政府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对企业而言,履行社会责任并不一定与提升绩效相冲突,但其前提是采取了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这样才能做到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次,本文在收集及分析案例数据的过程中,发现案例企业所采取的共享价值措施中有不少是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的结果,比如家电下乡补贴、低碳环保等政策的相继出台,带动了先行者企业(如海尔及格力)创造出共享价值,这就说明了企业的共享型商务模式设计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
毋庸讳言,本文仅仅选用四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结论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检验。后续的研究方向可以收集大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商务模式是否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一种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