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

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精选10篇）

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 篇1

一问题背景

社会科学有两方面的旨趣,一方面,旨在理解社会事件的意义和联系; 另一方面,旨在解释它在历史上成其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然而这两种旨趣似乎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为要理解事件的意义恰恰在于其不能满足于以规律的方式把握,而解释它的原因又必须诉诸因果关系之合规则性的知识。那么,意义理解( 简称“理解”[understanding]) 和因果解释( 简称“解释”[explanation]) 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对此问题主要有三种立场: 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和多元论。自然主义试图坚持某种程度的科学统一性,认为因果解释才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反自然主义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质性,着眼于意义理解或诠释理论的发展,贬低因果解释在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地位。多元论延续韦伯未尽之事业,主张理解与解释在社会科学中均是不可或缺的。

理想类型方法1( methodology of ideal type,下称MIT) 是韦伯提出的多元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纲领,它是社会科学理想化方法的方法论基础,所以MIT在方法论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弗里茨·马克卢普( Frutz Machlup) ,1978[1]; 玛丽·摩根( Mary S.Morgan) ,2006[2]; 利亚德·阿罗诺维奇( Hiliard Aronovitch) ,2012[3]。当代自然主义和反自然主义均对MIT提出批判,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针对MIT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因果机制探索何以可能,批判实在论提出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的改进,笔者赞成其本体论改进,但质疑其方法论改进,具体而言: 批判实在论在方法论上提出了RRRE模式以取代MIT,二者的逻辑基础虽然都是回溯,但RRRE模式更契合最佳解释推理对回溯的推进,亦即通过可爱性原则和可能性的关系来反映理解和解释的互动关系。然而最佳解释推理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推理形式。因此,关于理解和解释之间的关系还需进一步探究。

二理想类型方法( MIT)

韦伯对于理解和解释的关系持多元论立场,认为虽然社会科学的主题是价值关联的,但只要社会科学家秉持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原则,就可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MIT是韦伯方法论的核心,它是在论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时提出的。

( 一) 理想类型与MIT

理想类型是研究者建构出来的一种纯粹的思想图式,故不可能经验地存在于任何实在之中,但也不是随意的虚构,理想类型的构建过程要运用客观可能性范畴( 如因果性范畴) ,在该范畴中,历史实在及其“成分”被一个无限的因果网络安排在某个固定的位置———因果关系中。据此,“我们以抽象的方式把在事件的材料中发现的一部分条件分离出来,成为‘可能性判断’的对象,以便根据经验规则获得对事件之 具体的成 分的因果‘意 义’的洞识。”[4]101

很明显,理想类型是研究者以“抽象的方式”分离出来的,其作用是和现实相比较,并根据经验规则得出对具体成分的因果意义的理解。帕森斯将韦伯的这种MIT概括为如下几个步骤:[5]

( MIT1) 把这个复杂的历史个体加以分析,分解成为一些各自都可以根据一种一般经验规则加以归类的成分;

( MIT2) 对于这种一般的经验规则预先有所了解;

( MIT3) 假设去掉或改变过程中的一个或数个因素———需要研究的就是这一个或数个因素是否是该过程结局的导因;

( MIT4) ( 去掉或改变了一个或数个因素之后)猜想( 运用客观可能性范畴) 预期的事件会是什么样子;

( MIT5) 把关于可能的发展过程的假设的概念同事件的实际进程加以比较;

( MIT6) 根据这一比较,如果实际发展过程同可能发展过程不同,那么可以认定这种差异是由“被设想去掉了或改变了的”那个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若是设想中改变的并未带来不同,则说明所研究的这些因素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上的重要性。

针对上述概括,两个问题凸显出来: 韦伯所说的一般经验规则是什么? MIT中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

( 二) 意义上妥当是因果上妥当的必要条件

在韦伯那里,这种一般经验规则并非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普遍规律( 恒常联系) ,而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下的行动原则。韦伯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性格易怒的年轻母亲被孩子的倔强行为激怒,她狠狠地打了孩子一记耳光。事后,她向老公辩解说,如果她在那一刻不是已经与女厨师争吵而被激怒,那么她不会以冲动的方式管教孩子。她请他注意自己有关她的“经常性动机”的“经验知识”,那些动机在绝大多数完全可能的状况下本来会导致另外一种不那么非理性的结果。换句话说,她宣称那记耳光是一种偶然反应,而不是合适的反应。[4]97这里一般经验规则是“有关她的‘经常性动机’的‘经验知识’”,是一种统计性规则,但是这种规则被使用的目的是说明在通常情况下行动者动机导致的结果是理性的。这一规则预设行动者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算计是符合理性的。

并且韦伯强调,理想类型所指的这种一般经验规则必须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相联系。他说: “对一个典型的行动( 可理解的行动类型) 所做的因果性诠释,意指其被宣称是典型的过程,既可以在意义上妥当的( sinnhaft adquat) 展示出来,又可以因果妥地( kausal adquat) ( 不论何种程度) 确认。不管我们处理的是外在的或心理的过程,也无论这种过程的规律性在精确估算下的几率有多高,只要是缺乏意义的妥当性,它就仍然是个不可理解的统计几率而已。”[6]33因而,“只有在那些和某种社会行动的可理解的主观意义相吻合的统计规律上,我们方可建构出可 理解的行 动类型,亦即社会 学规则。”[6]这些社会学规则就属于理想类型。

至此可知,韦伯的多元论要义在于理解是解释的必要条件; 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获得对行动的因果诠释,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建构的理想类型必须既是因果上妥当的,又是意义上妥当的。

( 三) 价值中立与工具 - 目的理性

意义上的妥当性指在知识层次上满足行动者主观心灵的特定目的[6]32。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基于外在于行动者的经验统计性规则如何与行动者的特定目的或者心理状态联系起来呢?

这个问题关涉到上面所讲的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如上所说,价值关联指研究者的研究旨趣决定了选择怎样的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问题是什么。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理解行动的可能意义,从而以概念构建的方式设定行动者可能的目标和价值,研究主题以及经验分析的任务就是批判地考察这些设定目标,从而显示行动者的价值。

价值中立要求,一旦目标确定,研究者就应在研究中摒弃自己的价值判断,而理想类型是假定目标已给定,对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揣想。因而,理想类型实际上是对经验性规则和行动者目的之间联系的一种虚构。它的任务就是达致对行动者的目的的合理性理解。因而,对理想类型的检验不在于其是否与经验实在相符合,而在于该类型是否服务于理性地( 逻辑的或数学的) 确证行动的主观意义( 或文化意义) 。这是为什么呢?

理性的确证是理性的理解或诠释学理解的目标,理性的理解指“以知性直接而清楚地掌握主观意义的理解,在最极致的情况下表现为与数学公式或逻辑命题相联系的意义关联”[6]23。比如,当某人引用2 + 2 = 4这样的数学公式或者以勾股定理进行推演,或者当她依据“普遍接受的思考模式”推演出逻辑上的正确结论时,我们可以完全清楚地理解其意义关联。这里,“普遍接受的思考模式”韦伯指的是目的 - 工具理性。

显然,理性的确证预设了目的 - 工具理性行动的理性标准是被研究者和行动者共享的。也只有基于此预设,才可能构建理想类型,把经验的统计规则与行动者的主观意向联系起来。然而,MIT也因此遭受指责。

三对MIT的批评

对MIT的批判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批评韦伯对意义的理解; 第二类针对价值中立原则,认为目的工具理性不适于作为合乎理性的典范; 第三类否认意向性因素具有因果效力,也就是说意义的恰当性和因果的恰当性不能同时兼具。

( 一) 意义与规则

第一类批评主要来自于反自然主义,他们不同意韦伯对意义的理解,对其批判主要从两方面: 理解社会科学概念如何可能,构建社会科学概念框架如何可能。温奇开启了第一个方面的批判,吉登斯则是第二方面批判的代表。

温奇根据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即使用”语言游戏观,指出: 识别行动的意义要将行动放入特定社会背景下考察,其关键在于掌握在该社会背景下所遵循的规则,而不是对行动者主观意向的理解。因此,温奇认为,韦伯理想类型的方法企图将社会关系从行动者的行动所体现的观念中剥离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故韦伯的MIT是不成功的。

温奇的批评有一定道理,那就是基于一定的生活形式,意向、动机才是可理解的。然而,温奇走向了极端,认为所有行动都是受规则支配的。而这些规则是由行动者所在的生活形式决定的。这似乎蕴涵着我们要用行动者的语言做出对其社会行动的阐述。这会使得社会科学变得不可能。因为如果这样,我们的参与会影响甚至改变行动者所处的语言游戏,或者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类似于我们的社会诠释之实践的原始社会的话,用这个社会的语言构造我们的诠释,几乎是不可能的。

吉登斯提出了双重诠释学,在预设社会科学家以及行动者均为理性者的前提下,论证构建社会科学概念的可能性。主张社会科学的概念框架就是社会科学家建构的,但是这些概念的意义本身是属于行动者构建的生活形式,社会科学家既是日常生活者又是专业研究者: 作为日常生活者理解和参与构造概念的意义,作为专业研究者创造专业概念框架对意义作重新诠释。双重诠释学可以说是对韦伯的一种批判性发展,一方面吸收和回应了温奇关于意义理解的批判,另一方面具体阐述了理想类型与日常概念之间的关系。然而,吉登斯尚留下两个问题:一是双重诠释学得以可能是基于合理性预设的前提下,但吉登斯并未讨论由于对合理性的反思带来的辩驳; 二是吉登斯基本认同韦伯的多元论进路,在因果妥当性和意义妥当性的关系问题反对诠释学的立场[7],但是对于因果妥当性未做深入探讨。

( 二) 目的 -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

第二类批评质疑理想类型得以构建的理性预设。MIT得以成立的前提是预设了目的 - 工具理性是研究者和行动者共同的理性判断依据。然而,在跨文化研究中,这一预设显示出局限性。雷克斯·马丁举出这样一个例子: 一个土著人,意外地在他自己腿上造成了一处刀伤。他试图用清洗小刀来治愈他的伤口,可是伤口本身并没有被包扎。我们现在提出对这个( 真实) 陈述的解释: 那个人想治愈他的伤口,并相信清洗他的刀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尽管该解释陈述了行动者的手段 /目的信念,我们却仍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清洗他的刀却不管他的伤口。[8]这说明土著人并非遵从目的 - 工具理性,在此类研究中,无论是理解还是解释,都面临一个困境: 要么假定目的 - 工具理性是研究者和行动者共享的价值体系,但是会导致辉格式解释; 要么承认研究者和行动者双方各自有一套价值体系,那么理解或者解释何以可能呢?

哈贝马斯提出了基于交往理性的交往行动理论,指出目的 - 工具理性的特质在于其宰制或支配功能,目的 - 工具理性行动不但不能发挥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备合理性,任何将理性等同于目的 - 工具理性的主张都是意识形态。一个行为是否合乎理性,只能在这种行为和其他行为的关系中加以认定,这时候互动双方的言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交往互动中为达到相互理解而做出的行动才是合乎理性的,这种理性被他称为“交往理性”。但是,哈贝马斯的目标在于构建一种批判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因此,他虽然对韦伯的理性化模式予以批判,而且基于交往理性重新论证了存在一种普适的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并未进一步重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模型。

( 三) 理由不是原因

第三类批评延续温奇关于社会背景对理解行动者意向的重要性,否认因果妥当性与意义上的妥当性可以同一于社会科学解释中。他们认为主要理由的社会背景在意向性行动的解释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意义上妥当的解释必须包含主要理由与行动之间的规范性关系。

而因果解释有一个必要条件R: X因果地解释Y仅当X是Y的因果历史中的一个事件( 或过程) 。这个表达被称为“本体论模式”,它蕴涵着解释是事件或实体间的关系,而不是语句之间的关系。[9]根据这个条件,规范性关系不能算作因果解释的解释项,因为意向( 即主要理由) 不是事件也不是过程。因此,意义上妥当并不保证因果上妥当,即主要理由不是原因。

上述批评的错误在于: 将本体论的问题和认识论的问题混到一起来谈。条件R是把因果关系当成一种事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因果解释是一种本体论解读。但是,讲到主要理由与行动的关系又是从认识论层面来谈的。因此上述批评是站不住脚的。但是,由此却引出两个相关的论证路径,一个是原因和理由的关系; 另一个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对因果关系的分层解读。前一路径以戴维森为典型,后一路径以批判实在论为代表。

戴维森在其著名的文章《行动、理由和原因》中曾经论证过“主要理由即原因”。其基本思路如下:R是主要理由,解释在描述D下为什么行动者实施行动A,仅当R构成了行动者倾向具有某一性质的行动的前态度,并且行动者在描述D下相信A具有那个性质的信念。[10]语句的关系例示了事件的关系,而根据主要理由对行动的描述就例示了“合适的”因果关系,处于“合适的”因果关系中的信念、前态度导致了后续事件,即行动。规范性关系被包含在前态度中,故而规范性关系也可能作为因果解释的解释项。

但这样的分析并不会令社会科学哲学家满意,因为戴维森预设了理性化行动就是对行动的前态度和信念等主观意向的描述,但经过温奇、吉登斯等人的批评可知: 理解行动的意义不能独立于社会规则而探究主观意向,所以戴维森的讨论更适合心灵哲学而非社会科学哲学的讨论。

综上所述,当代社会科学哲学上述各派对韦伯关于意义、价值中立和意向性因果关系均进行了批判和改进,但对于解释中的因果恰当性并没有给出进一步澄清,因而也没有针对MIT提出新的方法论纲领。据我们所知,批判实在论对因果关系的分层解读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超越性视角。

四批判实在论对MIT的批评和改进

批判实在论是由巴斯卡提出的,其最重要的哲学主张是分层的本体论,并且在本体论领域把重心由事件和事态转移至产生这些事件与事态的结构和机制。他指出,无论是实证主义1、反自然主义还是韦伯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都认为只有事物之间的经验恒常关系才是科学追求的目标。只有在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前提下,才能在“科学发现的逻辑”引领下,制定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纲领”。[11]2本节首先梳理巴斯卡的上述思路,然后考察巴斯卡的新“纲领”———探寻因果机制的RRRE模式,得出结论: 该模式和MIT模式的方法论基础都是回溯推理,但是相比于MIT,RRRE模式在两个方面有突出改进: 第一,其中的因果概念得到了澄清; 第二,RRRE模式更契合最佳解释推理对回溯的推进。

( 一) 分层的本体论

在巴斯卡看来,知识有两面( sides) : 不变的维度( intransitive dimension) 和可变维度( transitive dimension) 。前者凸显知识所捕捉到的机制独立于认识活动,而后者强调知识产生是一个依赖于人类的社会行为。科学作为生产知识的活动,就必然具有这两面,并且在这两个维度间贯通。如果只强调可变维度,则会产生“认识论谬误”,从而使得知识脱离于真实世界而存在,这使得“科学”无法促进人类对真实世界的任何了解。为了避免“认识论谬误”就必须同时考虑知识的两个维度。为此,巴斯卡提出了分层的本体论。

分层的本体论认为,实在由三个由浅至深的层次所构成: 经验域( domain of empirical) 、实际域( domain of actual) 和真实域( domain of real) 。如图1所示: 这三个领域依次包含,即实际域包含经验域,真实域包含实际域和经验域。人类的经验生活存在于经验领域; 实际领域除了包括经验还包括事件,但事件不一定能被我们经验到,但可以通过它们的作用来认识到其存在; 而真实域包含经验、事件和机制,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利用自身的理念来直接触及世界运行的机制,只能通过科学活动发现或接近机制。

批判实在论进一步认为,经验和事件都必然产生于某种特定的机制之中,因此,“世界是由机制而非事件构成的”[12]37。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这些深层机制,而不是科学认知上的恒常联系或者因果关系( causal regularity) 。这恰恰是实证主义、反自然主义和韦伯的错误之处。那么,深层机制和因果关系是什么关系呢?

( 二) 深层机制和因果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巴斯卡看来,机制就是事物起作用的方式。机制存在于事物本身的结构内或者存在于事物与事物所构成的结构中。一事件的发生就是事物中的机制被启动了,因此,机制是事物或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或者说使得事件发生的是因果机制,而不是科学认知上的因果关系。因果机制所具有的必然性比上节所提的“R条件”更强,不但说机制的启动( 在没有其他机制干扰的情况下) 必然产生结果事件,而且指即使在未被启动之下,机制也必然存在。

但值得注意的是: 机制虽然可促使结果事件必然发生,其启动与否和是否体现,却是或然的。

那么,科学活动怎样才能获得对深层机制的可能描述呢? 巴斯卡认为只有通过科学活动创造出“人为的封闭系统”,使得该体系内的因果关系趋于稳定化,就能够接近对因果机制的可能描述。这里,因果关系是科学认知意义上的,具有或然性,但其得以稳定的基础是因果机制,因果机制具有本体论上的必然性。因此,有学者说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是“在本体论绝对主义前提下强调认识论的相对主义”[11]1

因果机制是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因果关系是科学活动所获得的对因果机制的可能描述,因此因果关系可能是错的,它需要通过科学活动不断地检验,也能帮助科学不断地接近真实,接近因果机制。这就是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因果观。韦伯对因果关系语焉不详,温奇、吉登斯、哈贝马斯等人把因果关系理解为经验上的恒常关系,瑞斯玖德把因果关系等同于本体必然性,相比而言,巴斯卡的因果观明确地区分了本体上因果必然性和认识论上或然的因果关系,并且据此阐明了科学的统一性在于都是对因果机制的探寻。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批判实在论关于事件生成机制的认识,要比实证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认识更深刻[13]。

( 三) RRRE模式

批判实在论虽然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本体论上统一的,但认为在具体结构上,社会结构有别于自然世界和自然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行为依赖性: 社会结构的存在并不独立于其所影响的行为之外; 观念依赖性: 社会结构的存在也不是独立于行为者的行为观念之外的,行为者的观念组成了所描述事实中的一部分,并不外在于这些事实; 时空依赖性: 社会结构只有相对的持久性,以至于其显现出来的趋势是相对于一定时空的。上述三种特性正是吉登斯双重诠释学所表达的社会特性,但是巴斯卡由于有批判实在论的因果观,所以可以进一步阐明解释和理解的关系。

巴斯卡认为,正是由于上述特性,社会科学活动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创造“人为的封闭系统”,更无法完全保持数据的真实性,所以价值中立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对开放系统中的历史事件进行非预测解释( non - predictive explanation) : RRRE解释模式。它由四个阶段组成: ( R1 )对事件进行因果分析或分解( resolution) ; ( R2) 对分解出的组成 成分进行 理论重述 ( redescription) ;( R3) 通过规范性的陈述( normic statements) 回溯( retroduction) 出这些组成成分的原因; ( R4) 排除( elimination) 其他的原因。[12]115

让我们把RRRE和MIT相比较,形式上看,R1和MIT1都讲因果分析; R2与MIT2表达同一个阶段,MIT中的一般经验规则是有意义的统计性因果规则,对这类规则有所了解也就是理解,能理解体现在能对其进行理论重述; R3和R4相当于MIT3MIT6四个步骤的合取。但内容上看,两个模式有三处重大不同,( 1) 因果观上不同: RRRE模式的因果观是批判实在论的,比MIT含糊其辞的因果观有了重要的改进; ( 2) 基本预设不同,MIT要求价值中立,工具 - 目的理性是其基本预设,但RRRE基于分层本体论,认为社会世界是个开放系统,故而批判价值中立,坚持批判理性; ( 3) 逻辑基础有改进,依据巴斯卡所说: “回溯论证( retroductive argument) ,也就是从某现象的描述、回溯到产生该现象之某物的描述的一种论证。”[14]11RRRE和MIT的逻辑基础可以说都是回溯,但二者对回溯的侧重是不同的,MIT侧重于珀斯意义上的回溯,RRRE则更侧重于后来由利普顿等人对回溯的发展,即最佳解释推理。

回溯最早由珀斯( C. S. Peirce) 提出,其形式如下: 令人吃惊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但是,如果假说A是真的,C当然也是真的; 因此,有理由猜测A是真的。珀斯一再强调,回溯性假说不同于理论,回溯是猜测一个假说或者发现一个概念的逻辑,至于假说A是否是真的则属于科学验证的范畴。同样韦伯的MIT也只是旨在对行动或事件的意义,而不重视理想类型与实在是否相符合; 那么,回溯是否体现了MIT关于意义恰当性和因果恰当性同时兼具的要求呢?

在珀斯的回溯形式中,假说A是一个尝试性的猜测,其能否被承认取决于A能够解释引起惊奇的现象C或者至少是其中的某些现象。因此,回溯的重要特征是: 通过解释上的考虑而产生猜测性假说。但什么是“解释”? 以及“解释上的考虑”所依据的合法性规则是什么,珀斯语焉不详,只说“它的合法性依据一些与其他种类推理的原则截然不同的原则。”[15]利普顿等人由此提出最佳解释推理,认为解释就是对“为什么P而不是Q”的回答,而不只是对“为什么P”的回答。故而,是一种比较性解释,解释上的考虑所依据的原则就是用来过滤Q,而留下P。这个原则是所谓的“可爱性( loveliness) 原则”,最佳解释就是最可爱的解释,亦即提供了最多理解的解释。可爱性不同于可能性( 高的验后概率) ,可爱性与潜在的理解有关,可能性和“真”有关[16]58,但“可爱性是可能性的向导,用以使这一建议得以工作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即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在两个阶段上运行的。解释的可爱性被用来作为似然性( 给定H时E的概率) 的征兆,并且似然性对于可能性或验后概率的决定是有帮助的。”[17]验后概率高的假说相当于韦伯所说的统计性规则,但是在回溯中验后概率高并不等于更可爱,而是反过来,可爱性有助于可能性,即可爱性是可能性的必要条件。

可见,最佳解释推理中可爱性之于可能性的关系,相当于MIT中意义恰当性和因果恰当性的关系。不过,利普顿认为最佳解释推理是“一种特殊的归纳模型”[16]55归纳通常被视为科学验证范畴,它对假说与实在的符合有所要求,因此最佳解释推理暗含了一种实在论诉求,在这一点上,RRRE模式的批判实在论立场与之更为契合。韦伯和珀斯则站在另外一边,从逻辑上珀斯强调回溯是独立于归纳( 笔者注: 珀斯理解的归纳为简单枚举) 的推理模式,利普顿则从现代归纳逻辑( 以贝叶斯主义为主)出发,比较回溯和归纳的关系; 从哲学立场上看,韦伯持工具主义立场,其MIT在逻辑上和珀斯的相契合,而巴斯卡持实在论立场,其RRRE模式在逻辑上和最佳解释推理相契合。因此可以说,在方法论上,批判实在论的RRRE模式是对MIT的改进。

五结语

综上所述,韦伯对解释和理解的关系持多元论立场,其要义在于理解是解释的必要条件,社会科学的目的是寻找原因,获得对行动的因果诠释,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构建的理想类型必须既具有因果妥当性又具有意义妥当性。然而,其对于意义、价值中立原则和意向性因果关系的理解均受到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批评,在批判者的改进方案中,批判实在论显得更有优势。首先,它在本体论上提出了分层的本体论,把因果机制放到了本体论层面,也为科学的统一性提供了一种本体论说明,即: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目的都是对因果机制的探究; 其次,它区分了深层因果机制和科学认知上的因果关系,由此澄清了对因果关系的偏狭理解而导致的误解,提出了一种超越实证主义和反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新立场,即“在本体论绝对主义前提下强调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最后,批判实在论提出的RRRE模式和MIT的方法论核心虽然都可以说是回溯,但RRRE模式更契合最佳解释推理对回溯的推进,亦即通过可爱性原则和可能性的关系来反映理解和解释的互动关系。不过,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 最佳解释推理一旦被给予严格的表述,要么相当于贝叶斯推理,要么相当于决策推理,因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18]因此,关于理解和解释之间关系的多元方法论还需进一步地探究。

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 篇2

科学史研究是否科学取决于其方法论原则是否科学.本文从科学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比较的角度出发,揭示出科学史研究所应遵从的方法论原则:求实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

作 者：邢润川 李铁强 作者单位：邢润川(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030006)

李铁强(武警学院部队管理系,河北,廊坊,065000)

当代艺术中的摄影方法研究 篇3

当代艺术中的摄影

上个世纪艺术界发生了非常重大的转型，即我们现在所谓的“当代艺术”的出现改变了艺术的定义、定位及定性。当代艺术之于传统艺术而言，不仅是被拓宽、被延展，更打破了之前的艺术格局，使艺术与人、与世界发生了新的关系、产生了新的意义。很多传统艺术语境中与艺术无关的东西例如现成品、行为、文案也可以被纳入当代艺术行列，而很多单纯的传统绘画形式在当代艺术中却被质疑它的艺术性。亦即材料手法已经不能够成为判断艺术性的依据，当代艺术更重表达、意义、思考、创造、观念。

摄影是当代艺术发生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被广泛使用和认可的，它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历经了为其它艺术媒介充当记录工具，到独立成为艺术创作手段的过程。

被称为当代艺术之父的杜尚有两件著名的作品，一件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名为《泉》的小便器，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这件作品的图像是由摄影教父施蒂格里茨所摄；另一件是杜尚扮成女人的样子的照片，由现代摄影大师曼雷拍摄。第一件作品中摄影的功能仅是将现成品如实记录，用于印刷和传播，摄影本身并不具有观念意义。第二件作品貌似是一件摄影作品，但其实摄影在这里也不过是杜尚的观念或行为的记录，所以，杜尚这两件作品的图像虽然有名，但鲜有人知道是谁来拍摄的。施蒂格里茨和曼雷虽然都是摄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师，但从来不会将这两张照片认作自己的艺术作品，因为，创意人不是自己。从此摄影开始有了新主人，即作者不再一定是那个拍摄的人而是创意的提出和规划者。

上世纪中期，观念艺术日渐活跃，波普艺术的代表劳森伯格和安迪沃霍尔等人相继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识的利用摄影来完成想法和观念，但此时的摄影充其量只能算是艺术家们创作手法的补充和利用。摄影不会作为独立而完整的当代艺术形式被关照或被审视。

摄影自1839年被发明，其本身的发展历史一直平稳而有序，它不断的受科技的发展而丰富。在摄影被纳入当代艺术之前，已经足够精彩和创意百出了。而有了观念至上的当代艺术的加持，摄影既是其它媒介的辅助记录工具，又能独立完成创作任务，亦有更多时候是无法分辨和定位。

直到上世纪后半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摄影作品在重要的当代艺术大展中获奖，各大博物馆也开始展示、收藏摄影作品，预示着摄影作为独立的艺术手段，真正被当代艺术界认可了。例如1972年阿勃丝作为第一位美国摄影师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贝歇夫妇的摄影作品在1990年威尼斯双年展中斩获金狮奖。

当代艺术中的摄影创作方法

摄影从发明之初，为了争取艺术地位，便动用了各种摄影制作和创作方法：蛋白、湿版；拼贴、暗房合成；摆拍神话故事……数字时代的今天，因着摄影对器材和科技的依赖，摄影面临着比其它艺术媒介更要经受科技发展变化的考验，相应的，摄影创作方法、摄影教学方法都随时需要变革，面临挑战。

当代艺术语境中的摄影，早已不用为争取艺术地位而争辩，它在以多元化、包容、跨媒介为特征的当代，成为了有力的工具和个人艺术发声的手段。本文将从内容、材料、形式三方面来研究和梳理摄影创作方法。

创作路径

1.在模仿中创造

艺术史上一直不乏模仿性的作品，模仿不是终点，在模仿中再创造才能生成新的“灵光”。当代艺术是艺术历史的一页新篇章，它割裂了与传统艺术的实质性的形式连带关系，在这种新兴的艺术定位中，各种媒介、材料、形式的尝试使用者中都涌现了佼佼者及大师级的人物。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作品在艺术长河中熠熠生辉，后人的创作无不在他们创造的语境中摸索徘徊。“模仿”是有效的学习方式，是认识艺术世界的捷径。但是艺术家的创作如若单纯模仿则会被定义为抄袭。所以，规避简单模仿是做艺术的首要原则。

2.从在地经验出发

对于中国当代来说，摄影无疑是个舶来品，中国摄影创作、教学无不参照西方，同时关照本土情况。在地经验是当下解决摄影创作单一模仿困境的重要出路。

什么是在地经验呢？在地即个体所在的土壤（地域、社会特性、文化背景），它不仅是乡土经验或本土经验，也包括此在经验。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固步自封也不是闭门造车。本雅明说“灵光”总在物体的“此时此地”现身，这句话道破了艺术作品成立和成熟的条件：时代性、地域性。

无论是纪实摄影还是观念摄影，田野调查式的在地研究和学习，可以抵制一窝蜂的模仿，可以摒弃肤浅简单的叙事方法，可以对抗浮躁和虚华。我们观察成功的摄影家无不是从在地经验出发审视和关注于己相关的空间、时间以及人的问题。例如日本最受艺术界尊重的艺术家杉本博司的作品，之间无论跨度多远、差别多大，都不曾离开日本元素，不曾远离他主要的生命际遇和思考。

3.实验性探索

模仿是艺术创作路径中常常无法回避的东西，于是要在模仿中创新、实验。而使实验探索行之有效的前提就是从在地经验出发。摄影的实验性的探索包括很多方面，大到形式、内容、主题、风格，小到道具的使用、色彩的变换等等。艺术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中的先锋分子，开创和实验精神是其使命之一，尤其当代艺术所具有的探索性、开拓性和不确定性的实验态度，给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向提供了诸多的思考空间和可能。

杉本博司《海景》

摄影的近二百年的发展以及近几十年大量的摄影艺术家的摄影创作无不在探索和实验中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成熟作品的问世，创作越来越难以寻找新的空间和道路，此时的实验精神便尤为珍贵。

制作方法

现代数字影像的输出和喷绘之后装裱上墙是主流平面呈现方式。幻灯播放、影像装置、手工书等是立体而综合的展示方法。当代艺术的多元性及摄影技术的简单化，使得摄影的呈现形式不再强调纯粹和单一，多维度多层次的呈现方式必将赋予作品不同的生命。

近年来在艺术重地开始显现了摄影传统工艺的回潮，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出现的摄影古典传统工艺的展览、论坛，工作坊。这些照片的生成除了传统银盐工艺，还包括：蛋白、湿版、蓝晒、钯金、范戴克等方法。中国的高校中有摄影专业的学科也开始设置摄影古典工艺课程或者工作坊。如今的速食化、便捷化让很多摄影家反思艺术及摄影的精神，古典工艺不单是一种手法的选择，更是一种对当下人思想意识的一种诘问。

摄影历史中曾经有无数艺术家实验和尝试过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做摄影，如今，亦有很多创作者将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结合，例如无底放大、实物扫描。无底放大即“物影照片”，它抛弃了底片这一影像的初期载体，摄影史上做物影照片最出名的是曼雷。当下又有很多物影摄影的爱好者在这条路上进行了更加有趣的实验。例如川美摄影毕业生周彦伶将手机物影在传统相纸上，而手机里的数字影像又在相纸上反相呈现；有位鲁美摄影毕业生是将萤火虫的光物影在相纸上。这些看似只是方式的探索实际都触及和探讨到了摄影本质问题。而实物扫描是物影照片的变种，常有艺术家和学生将静物、人的局部在扫描仪上直接扫描成像。

形式探索

分类本身对于丰富多样、变幻莫测的世界来说，永远都是牵强的，永远都不可能涵盖所有。我们研究摄影方法和形式探索不是为了分类而分类。而是为了更明了方便快捷的认识当下的摄影状态，有些作品游离或跨越几个类别也是情理之事。以下，列举一些重要的、常见的作品形式方面的探索。

1.类型学摄影

狭义的类型学摄影指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贝歇夫妇创立的类型学摄影流派，他们的拍摄和工作方法又传承给弟子们，总体又被称为杜塞尔多夫学派，他们在摄影艺术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例如安德烈·古斯基、托马斯·鲁夫等当代几位杰出的摄影人都是出自这个系统。广义的类型学摄影指一组作品里都以同样的或类似的视觉形式呈现同一类型不同实体的内容的作品。这种拍摄方法简单、有效，常被艺术家和创作者所采用。

贝歇夫妇《建筑》

2.行为、摆拍

因为摄影早期被行为艺术家作为记录手段，使得很多观念摄影是从记录行为的照片中衍生出来的，也使得很多人认为观念摄影就是摆拍摄影。这种谬误不但影响了诸多的艺术学生的创作思路，也模糊着观者的判断。实则摆拍确实更容易契合作者的主观意图，也更容易造出非现实情景，确实被大多数艺术家使用，但绝对不是等于，更不是全部。其中人物摆拍中又有许多种不同方法和目的，例如有角色扮演、有自拍、有解构经典等等，日本的摄影家森村泰昌的作品就是兼顾了这三点而存在的典型性摆拍作品。

森村泰昌作品

3.数字后期处理

计算机软件的发明让摄影后期越来越智能化，很多处理图片的计算机和手机软件应运而生，摄影成了与大众最亲密无间的艺术形式。很多摄影作品就是依靠后期制造出作品强大的力量和观念。台湾摄影家袁广鸣的《失格》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将数码技术运用在摄影中产生独特观念的作品。当然，在科技带给我们创作观念的新空间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更多的简单、低级别的后期作品。这是科技带来摄影门槛降低的代价，于大众是好事，于艺术而言，则需要艺术工作者具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能力、眼光和责任了。

4.纪实手法

纪实手法比较少或完全不干扰和控制被摄对象，尽量尊重和还原空间人物的本来情景，进行现场直接拍摄。当代艺术摄影都是摆拍的观点是一种误解，也使其发展狭隘化，近年来更多的人认识到纪实的手法同样可以驾驭观念，纪实和观念并不相悖。纪实手法带来的真实的力量往往使研究的命题更加令人信服从而产生巨大的回响。

结语

当代艺术的内容无可不触、类型多元而庞杂，摄影作为当代艺术的一种形态，其对世界提出问题的功能因其天然的纪实性而强大，艺术家不但有义务寻找别人未提过的问题，更要有对同一问题、普遍性问题以不同措辞来更有效的提出的能力，这个措辞，就是方法。科技发展无限、人的思维无边，摄影创作方法必然不断更新变化发展，但不论如何，方法只是途径、手段与行为方式，其目的是创作、是表达、是发声、是与自己、与这个世界对话。

（作者单位：四川美术学院）

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 篇4

正如20世纪的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引发的物理学哲学研究热潮一样,当代蓬勃兴起的认知神经科学和脑认知研究也为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素材。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求解能力不足以揭示人类的认识之谜,因此就需要从认知科学内部以一种经验的方式、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对人类认识机制、模型以及原因作出讨论和建构;另一方面,认知神经科学本身越来越多地涉及传统哲学问题,比如意识解释、记忆原理以及语言本质,类似“如何理解心脑的关系研究”、“如何看待脑处理中的计算和表征分析”、“如何解释神经科学中的意识与现象”这样的问题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特别是科学哲学家投身其内,由此衍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成为当前最热门的科学哲学研究领域。

一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关注大脑神经生物活动到关注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从关注部分层面到关注全脑层面;从关注脑活动与行为的关系开始到关注动态考察脑结构和功能的发育;从关注脑和外在行为开始到关注‘基因和环境——脑——行为’。”[2]因此,由于认知神经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复杂性,使得对其的哲学研究也从一开始表现出差异。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和神经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Neuroscience)就成为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的两类不同称谓,而这个领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为关注焦点和研究兴趣不同而被划分至两个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

神经哲学,顾名思义,是以哲学的视野来审视神经科学学科内部的概念和主题,或者说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给予哲学式的解读和讨论。按照这样的理解,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这种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尝试使用来自神经科学中的信息来探讨宽泛的哲学问题,包括传统上属于心灵哲学研究视域下的身心(mind-body)问题等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神经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也从客观上深化了哲学与神经科学二者研究之间的关联。

基于神经哲学中的理论往往建立在神经科学的发现基础上,这些理论往往内在地表现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诉诸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去解释感觉、知觉、记忆等精神现象以及语言的脑机制问题。通过肯定身体与行为的联系就将思想、情感等精神现象与物理性质的身体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以及脑损伤研究方法等实证研究就进一步地将认识论中的传统问题(如感觉、直觉、记忆、推理等)脑认知化,从而使神经哲学显现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这样一来,在研究基点上包括在观点和立场上自然地对立于试图依据心灵和思想去解释精神的唯心论、二元论以及功能论中的部分理论。当然,神经哲学的关注点仍然在于传统的主流哲学问题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质、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构成了神经哲学的主要内容,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被赋予了更多的有关神经科学的经验发现,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受到了相关神经系统研究成果的支持与限制。

神经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学哲学的严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释神经科学的内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相比神经哲学来说要更加集中和收敛。随着神经科学最近20年来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成就,特别是受到最近有关脑认知发现的显著增加的鼓励,神经科学哲学开始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当中凸显出来,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的关注和介入。这一情景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过去的30年当中科学哲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局域性,关注点从科学行为的一般特征转换到具体的特定学科的概念、问题和难点上。”[3]另一方面,“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持续地关涉和影响了人文学科传统上所强调的问题,包括意识的本质、行为、知识和规范性,特别是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经验发现表明自然主义的方法可以在传统的哲学命题上得到详细的应用,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思考”[3],这就为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打开了大门。由此,尽管传统的哲学包括心灵哲学的分析方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精神和主体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兴的神经科学哲学则更多地借鉴了来自于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从而表征出了自然主义的研究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化的哲学研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经科学哲学”与“神经哲学”之间的区分还可以由两个范式内探讨的问题加以区分。“如果说神经科学哲学关注了神经科学中的基本问题,那么神经哲学则关注了神经科学的概念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应用。这样,探索神经科学理论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适用范围,而检查神经逻辑综合症的应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体来看,与神经哲学主要关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相比,神经科学哲学则主要倾向于从有关神经科学内部提问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形而上学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包括:什么是神经科学的发现与解释?什么是神经科学的表征和解释机制?对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规范的方式给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经科学哲学就演化为一种对认识机制的自然主义的说明,它将对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给予支撑;依照后者,神经科学哲学就过渡为一种认识论的替代,尽管并非所有的认识机理都能够获得有效的建构。

综上所述,当代神经科学与脑认知研究的蓬勃兴起在回答和解决人类认知功能机制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充实和支持了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以神经元和脑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科学就与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联系起来,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两种范式尽管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点毫无疑问是相同的。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探讨人类认识机制的必然过程,毕竟相较于传统的拷问内心的心灵反思,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使得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直接看到大脑的认知活动,即大脑在进行各种认知加工时的功能定位和动态过程”[4],而这显然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出现在哲学领域的直接推动力。这样,以心理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为基础、以思维和大脑结合的神经研究为目标、以心理和认知功能在大脑中实现为核心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和繁盛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关注问题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明显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鼓励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现则源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人类探索认知活动的脑机制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对智能信息系统越来越高的需求,认知科学的诸多核心学科分支,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都意识到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出现的难点需要在统一的脑认知平台上加以解决。由此诞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在充分汲取认知科学营养的同时,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问题和理论,而对这些理论的形而上学思考就构筑起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

1.认知功能定位。

认知功能定位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凸显源自于最近20年来的神经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术。但是与此前的脑损伤研究相类似,神经影像研究同样遇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脑皮层中有许多不同的细胞群负责和控制不同的肌体,然而无论是脑损伤还是神经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种假设,即存在着单一的皮层区域和细胞结构控制和负责了有机体的某一种构成性功能。但这一假设受到了诸多神经科学哲学家的质疑,认为其过分依赖于单一区域控制前提。他们认为脑处理过程行为应该是一个整体过程,大脑的绝大多数区域都涉及认知行为过程本身,而绝不仅仅只是局部区域,此前的定位理论不过是将功能与效果相混淆。应该说,这一解释实际上是符合复杂论和整体论原则的,大脑的复杂认知过程绝不仅仅是各部位的简单堆积和组合,因此从这一观点来看,定位理论确实先在地表现出了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的思想,但是鉴于大脑研究的特殊性,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又需要将大脑进行适当的还原和定位,因此有关认知功能定位理论的争论也将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中长期存在下去。

2.意识解释。

意识问题是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但最近开始频繁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和脑认知研究中,特别是有关意识的本质以及意识等同理论。一些哲学家认为意识经验是主观的,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客观的科学理解。但是这样一来,意识就成为一种无法得到解释的主观现象,而这显然就脱离了科学的讨论范围,甚至是哲学的。更多的哲学家则主张一种等同理论,即意识等同于一种可解释的神经物理属性,而心理状态可以被视为特殊的物理状态。但如此一来意识的大脑处理解释将在大脑处理和意识经验之间留下“解释鸿沟(Explanatory Gap)”。也就是说,尽管心物相互作用问题得到解释,但是将意识等同于物理状态,并不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能够产生人的意识复杂性与意识经验问题。由此,如何看待意识的本质?是否意识来源于大脑中细胞分子的神经机制?意识仅仅是人的心灵产物还是一种综合神经反馈?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成为有关意识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比如塞尔就指出,“意识问题研究首先需要探索与意识相关的神经活动,并去证实意识活动与神经事件间的必然因果关系,最后需要发展出包含若干法则的理论来说明神经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转化。”[5]

3.大脑的计算与表征。

有关将大脑与计算机对比联系的思想实际上在神经科学研究当中早有出处,20世纪30年代起计算神经科学就与人工智能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和沃伦·麦卡鲁(Warren McChulloch)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则发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皮茨和麦卡鲁的工作建立在神经元可以执行解释认知的逻辑计算的假设基础上,并使用神经元发展出用于计算的逻辑门(Logic 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范式成为科学哲学家研究和反思的对象。最近,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神经计算与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纳了根据表征转换来假定计算定义的方式。因此,大多数关注计算与表征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有关表征分析与看待的问题。尽管在谈论问题上有所区别,但是可以将这些问题的关涉内容划分至三类:即,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以及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具体来看,“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就是指一个具有句法和语义学的神经系统如何得到建构?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就是指该系统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以其形式为基础各种表征如何相互作用?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够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内容及意义?”[6]

4.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

有关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问题目前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中逐渐引发了争议。通常来说,这一解释机制主要分为两类:机械论与还原论。神经科学的机械论解释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论述构成部分及其行为如何因果性地解释了某一特定现象。与机械论的解释机制相比,还原论的解释机制就是神经科学中的另一个主要解释模式。神经科学中的还原论主要体现在高低层次间的理论与实体解释上,例如,用低层次理论解释高层次理论,主张高层次的“实体”只不过是低层次实体的组合等等。与机械论的因果性相比,还原论则更加强调了层次性,特别是强调了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转换与递归。但无论是机械论抑或是还原论,本质上都具有无法回避的缺陷,前者过分地强调了因果关系,因而忽视了导致行为的其他事实上的复杂性与非决定性,而后者则突出了层次性和决定性,忽视了高层次与低层次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还原过程中的遗失现象,因此如何理解当代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如何定位机械论、还原论以及新兴的动态系统理论,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趋待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论题。

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认知功能定位、意识解释、大脑的计算与表征以及解释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重点关注了包括感觉、知觉、记忆、语言、意识在内的一系列神经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相继运用了诸多来自认知心理学、计算建模、动物实验技术、脑损伤定位、神经病学中的实证方法,深入地分析了传统认识论所回避的“大脑-心灵”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关注问题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其他的研究议题。比如,有关“解释”所引发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现象可以在神经科学中得到解释?什么构成了神经科学的充分解释?)、有关“理论结构”所引发的问题(神经科学理论的结构是什么?神经科学理论如何表征?)、有关计算、模拟与神经网络问题(计算机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拟大脑?模拟和解释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讨论中不绝于耳,它们在丰富该学科的理论议题的同时也对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建立在神经科学的成果之上,致力于理解认知神经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所承载的目标、分析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解读它建构理论所使用的推理与假设、思考它应用过程中面临的限制和隐患、探索它在解读心脑问题中使用的理论概念与背景。因此,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是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哲学分析和思考,它的出现和发展就与神经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智力引导。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哲学思考并不能取代神经科学研究,为神经科学提出理论也并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只能在可以澄清心灵的概念以及与相关概念形成逻辑语法关联网络的意义上研究心灵的本质,这是哲学的领域。……神经科学只能在可以探究我们的心理和行为能力以及行使这些能力的神经基础的意义上研究心灵的性质。哲学事业和神经科学事业完全不同,而且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因为关于心灵的概念和相关心理概念的含糊和混淆会妨碍对神经科学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描述和理解。”[7]

具体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将关注个体意识与行为现象的整合。大量的研究表明,个体在认知、情感上的差异将导致其意识与行为现象整合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反映在神经活动的功能-结构的关系解读上。因此,在个体水平上揭示不同层次活动之间的意识与行为的对应和相互作用关系,将有助于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具体来看,这种整合可以表现为:在意识层面上分析不同语境下的心理与行为;在认知层面上分析行为的信息加工机制;在神经层面上解读信息加工的脑处理机制,从而最终构成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主题。

其二,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将关注伦理与道德的研究。对神经伦理的思考目前已经出现在神经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内,并展现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总体来看,神经伦理研究既涉及借助神经科学的数据来理解道德认知,也存在使用道德伦理来规范神经科学的应用。比如,神经伦理学关注了神经逻辑损伤患者的治疗和对待,关注了“读心术”技术对心灵内容的解读和伤害,关注了神经科学研究中动物实验的伦理现状。另一方面,神经伦理学则试图扩大研究范围,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儿童和老年人身上,试图解读儿童神经发育以及老年人神经衰退现象,试图解释遗传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大脑的活动模式。

其三,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与传统社会科学的交叉。近来的认知成果表明,对大脑活动的研究绝不能是孤立地处于密闭容器中的缸中之脑式的研究,因此必须要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社会环境中,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才是有意义和符合认知结果的。而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人就受到了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而对这些规范的认同和执行就建立在人的心理与意识基础之上。很显然,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显现出的与传统社会科学的交叉有助于我们在脑层面机制上认识人的社会特征及其本质。

其四,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与计算神经科学的交叉。计算神经科学旨在探讨心理过程的神经机制,也就是大脑的运作如何造就心理或认知功能,因此有关计算模型的运用在计算神经科学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大脑计算与模拟问题开始广泛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论域中。根据认知理论和神经活动的相关知识来建立计算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多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就有助于回答和解释单神经元的建模、感观处理以及行为网络等神经现象,从而有助于回答结构-功能间的本质关系。

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受到了神经科学的推动和支撑,同时也受到了心理学、社会科学、计算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和关涉。因此,有关认知神经现象的实证研究和概念研究常常同时出现在该领域内。一方面,神经科学的实证需求就要求神经科学哲学能够确证相关神经系统结构和活动的事实,解释感知觉、记忆、运动控制、语言、学习、情绪等功能的可能条件,这样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大量的来自神经科学的概念、术语和实证方法,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来自神经科学的概念研究就先在性地容纳了包括意识、解释以及心灵感受问题等哲学命题,从而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铺平了道路,并成为哲学的适宜领域,这样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能够解释有关结构与功能、语言与思维等一系列传统的哲学问题,进而回答心脑的关系问题。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无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表征出的是自然主义的立场抑或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考,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的出现为人类解决长久以来的认识困境,揭示心灵与大脑的关系提供了最合理和充分的认知理由,而这显然就是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出现和繁盛的根由所在。

参考文献

[1]熊哲宏.认知科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2]Bernard J Baars,Nicole M Gage.认知、脑与意识:认知神经科学导论[M].原著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导读1页.

[3]Bickle J,Mandik P,Landreth A.The Philosophy of Neuro-science[EB/OL].[2010-5-25].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neuroscience/.

[4]Gazzaniga M,Ivry R,Mangun G.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心智的生物学[M],周晓林,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序1.

[5]Seade J.Consciousness[J].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2000(23):557-578.

[6]Brook A,Mandik P.The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 Move-ment[J].Analyse&Kritik,2004(26):392-393.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评述 篇5

3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评述

王 蔚

摘 要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前提具 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社会科学意识在西方强于中国。社 会科学有其重要的功能,已形成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主 要有实证主义和非实证主义两种方法。社会科学方法论 面临着来自社会科学外部的压力。

关键词 :方法论;社会科学;实证主义;非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 C91-0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06)3-065-03

作者: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湖北,武 汉, 430079

方法论(M ethodology)是一系列有关方法的理论与学说,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的反思性前提 ,具有重要的学 术意义。/不言而喻 ,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理论之所以可 能 ,首要的条件是刻画社会科学在对象、工具和方法诸方面区 别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质。0在中外各类社会研究方法的著¹

述中,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描述众说纷纭。本文试图对此 做一番粗浅之梳理。

一 社会科学研究在中西方之遭遇)/东方不亮西方亮 0

在西方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比较强。早在 18世纪 ,维 科的 5新科学 6以及休谟关于精神科学的理论、斯密的经济学、弗格森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 ,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和方法论研 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世纪 ,在圣西门、孔德、斯宾塞、韦伯 等人的著作中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杜尔克 姆的 5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6是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的经典,韦 伯的 5社会科学方法论 6刊行于世。/严格说来 ,社会科学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 0。º

20世纪 ,西方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流派更

是以其方法论而著称 ,但是,自 20世纪 50、60年代始,在后现 代主义语境中 ,西学的主题和话语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20世纪 3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合乎逻辑地 出现在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前台,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有 过很多诸如 /社会科学概论 0、/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0、/社会科 学方法论 0的几乎同名的著作和文献。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 科学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主要的工作基本上停留在西方社 会科学思想的引入上。后来 ,由于唯科学主义的影响以及对 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 ,无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以唯物史观取代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乃至取代、否定具 体的社会科学学科 ,使得后来一些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民 族学)、心理学等在极端的年代被取消。在 20世纪 80年代中 期 ,伴随 /迎接新技术革命浪潮 0,我国学术界对社会科学与自

5然科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过比较集中的讨论,因缺乏关于社 会科学的独立性的意识 ,无法展开对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 方法论的全面的研究。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 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远没有引起中国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一个突出的表现 ,就是有关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究仍然不被 看作专门的学术领域 ,至少远不如自然科学史、科学技术哲 学、科学技术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那样引起广泛的重视。

二

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之功能

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有目的的智力活动,也是一种社会

活动。就特定的知识和学科来说 ,如果没有成熟而系统的方 法论作为预设和前提 ,就表明这一学科和这一类知识对于自 己的逻辑依据和研究程序、自己的视野以及自身的社会功能 , 尚缺乏系统而清晰的认识。

社会科学研究的功能首先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功 用。理论功用是指通过理论性或基础性的社会研究 ,获得有 关人类社会的基本知识;实践功用是指针对某种社会实际问 题而进行的具体研究 ,研究本身是为了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 思路与方法。两种功用缺一不可。其次 ,具有描述、解释和预 测的功能。描述就是对社会现象或事物的状况、过程和特征 进行客观的说明 ,做出 /是什么 0的回答。解释是对研究对象 的过程、原因等作出分析,回答的是 /为什么 0的问题。预测是 对研究对象未来发展状态的预期。它是建立在描述和解释的 基础上的研究活动。只有对事物的现状、发展变化的规律及 其因果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之后,才能对其未来的状况 作出正确的预测。但是 ,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 的预测的局限性。

目前 ,社会科学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大致上 可分为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方法论是人 们研究社会的基本立场、基本假设和基本出发点。可以将其 划分为哲学方法论和各门具体学科的方法论。马克思曾经指 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重要 缺点;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 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民的感性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 ,不是 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0。可见»,人们在观察社会时难免有 /洞穴 偏见 0(培根语)。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 ,对社会的研究和 认识会得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研究方式主要 是确定研究和研究路线。依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不同 , 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式。在社会科学领域,最常见的 研究方式是 :调查研究法、文本研究法、比较分析研究法、实地研究或观察法、访问法、实验法等等。

如果说方法论和研究方式指出了研究的方向并确定了研

究途径的话 ,那么 ,剩下的就是 /小心求证 0,这就涉及到在研 究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其中最重要 的是如何收集资料、如何进行观察、如何进行调查、如何汇集 资料、如何分析资料、如何处理数据等等。这些具体方法和技 术往往交叉使用于各个阶段。因文章篇幅有限 ,笔者下面重 点从两方面来介绍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三 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

(一)经典实证主义、工具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 社会科学是继 17世纪科技革命后自然科学的发展、成熟 后争取到自己的 /科学 0地位的。社会学的鼻祖奥古斯特 #孔 德提倡建立 /科学的社会学 0(scientific soc iology)。人们把这 种源于孔德 ,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一致性 ,并寻求普 遍规律性的观点称之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作为一种曾在 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的方法论观点 ,实证主义的发展经 历了经典实证主义、工具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三个阶段。

孔德和涂尔干的观点代表的是实证主义发展的经典阶 段。经典实证主义认为 :社会科学在学科性质上与自然科学 是一致的,社会学完全可以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并纳入 科学之列;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跟自然科学一样是寻找和建 立 /规律 0;宣称 /社会学坚持,一切社会现象都服从于因果原 理。这在于社会学应用这个原理不是出于理性需要 ,而是来 自于经验概括。既然已经证明自然界中存在着因果律 ,既然 因果律已逐渐由物理学、化学领域扩展到了生物学领域,又从 生物学领域扩展到了心理学领域 ,那么我们有理由宣称它同 样适用于社会世界。0经典实证主义主张整体主义的方法论¼, 强调对社会整体结构的研究 ,认为只有社会层次的事物才是 重要的 ,个体行为只是社会结构的产物。

/工具实证主义 0(instrum enta l positivism)是实证主义发展到 20世纪 40-60年代的新的表现形式。拉扎斯费尔德是其 代表。与经典实证主义相比 ,工具实证主义的研究重点不再 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考察,多数也放弃了建立普遍性的社会 规律的企图 ,而是着眼于具体的社会现实事物或制度,力求通 过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改进 ,通过研究语言的数学化和形式化, 发展了实证主义社会学。

20世纪 70年代,由于西方遭受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学术 危机加上实证主义自身发展的不足 ,风靡一时的实证主义方 法论陷入了困境,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和挑战 ,从而失去了独霸 天下的局面。实证主义进入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时 代 ,主要代表有华莱士、乔纳森 #特纳和亚历山大等。后实证 主义的出现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发展的某些趋 势 ,体现在 :社会科学研究趋于综合化 ,理论观点取向多元化;对 /科学 0概念和对社会科学各学科自身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 变化:人们已经认识到 ,科学没有统一的模式,科学的目标也 是多元的,因而社会学可以是科学取向的也可以是人文取向 的;对 /客观性 0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传统的实证主义知识观强 调客观主义 ,认为知识是积累性的 ,有客观的评价标准。然 而 ,目前此观点受到了相对主义论的极大挑战。社会科学研 究中的价值或 /意识形态 0问题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价 值中立 0观点也受到了动摇。后实证主义者虽然企图通过新 的努力来应对新的变化,但实证主义方法论已显得不再那么 强势了。

(二)非实证主义方法论

20世纪 60-70年代之后出现的非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代 表主要有现象学与理解方法、批评理论、建构主义等。如前所 述,实证主义方法论试图应用自然科学的范式,假设社会现象 和自然现象具有相同的性质。但是社会科学的现象学家则认 为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 ,因为自然界或自然现象是无意义的 , 社会世界是一个意义性(meaning)构成的世界,社会现象本身 是意义的。社会科学家的观察活动不仅仅是现象的观察与解 释,还需要理解(understand),从而抓住社会世界的意义的结构。现象学者认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失败的根本问题就是没有考虑这一点。

西方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提出 /理解 0方法的人是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狄尔泰主张社会科学(他称为精神科学 ,包括社会与人文各学科)与 /自然科学相比 ,这些科学具有完全不同的基础和结构。它们的研究主题是有一些既定的、而不是推论出来的单元组成的)))这些单元都是可以从内部加以理解的。在这里 ,我们为了逐步达到概念性的知识,从一种直接存在的知识或者理解过程开始

0。对自然界可以说明½,但对社会

精神生活需要去理解。后来 ,韦伯继承与发展了 /理解 0方法 ,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韦伯的社会学被称为 /理解的社会学 0, /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 ,并依次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因果说明的科学

0。在韦伯看来¾,社

会学类似于历史学,不同于自然学。社会科学在研究方式上应作到 /价值无涉(value-free)0,不应该让个人的价值或利益左右其研究。在这一点上 ,韦伯跟实证主义的观点是接近的,要求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作出明确的区分。认为不能从对 /事实的陈述 0中得出 /应该的陈述 0。但实际上 ,在社会科学中 ,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后来 ,美国社会学家许茨进一步从现象学的角度 ,强调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性。

现象学方法的提出者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观提出了激烈批判,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非常片面的 /残缺不全的概念 0,它只关注对纯客观事实的研究,忽视了主体价值问题。他提出了现象学这一新哲学方法 ,目的是通过强调对生活世界 /主体 0的分析 ,树立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科学观。胡塞尔的 /现象学运动 0对哲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 20世纪 60年代之后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等理论观点的出现就是突出表现。许茨在综合韦伯和胡塞尔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其现象社会学观点。他在肯定了对意义、生活世界和常识世界研究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常识实在的研究 ,主张用经验方法去考察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2ity)0这一重要社会实在。他通过 /主体间性 0的创造与维持概念,提出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常识的潜在的典型化(typ ifica2tion)。他认为生活世界的典型化是建立在主观意义基础上的,分为初级建构(first-order construc ts)和次级建构(second-order constructs)。

总体来说 ,现象学和解释学观点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有根本的不同。首先 ,他们主张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有明显的不同 ,表现在研究对象和目的等方面,特别重视理解方法。其次 ,重视对社会行动及其意义的研究 ,重视价值问题 ,倡导特定的分析视角。第三 ,以个体主义方法论为特征。从韦伯到许茨 ,他们都是唯名论者,关注对行为个体的研究。第四,倡导定性研究方法 ,而不是定量研究方法 ,如实地研究法、66

人类学的 /深描(think descr iption)法等 0。

批判理论又称 /法兰克福学派 0(Frankfurt School)。主要 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若、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 等。他们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故又属于新马克思主义学 派。其中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多产、最有影响 的人物。批判理论家关注的重点是对意识形态或社会文化的 批判。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批判反对 /唯科 学主义 0观点,批判实证主义的工具性单向思维 ,主张科学技 术也是 /意识形态 0,反对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观 点;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批判理论对社会的批判 ,是具体 的否定而非全盘否定。尽管这个学派后来出现了分化 ,但他 们都还保持了批判理论的基本趋向 ,即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 不是解决 /是什么 0(to be),而是解决 /应该是什么 0(should be)。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0主张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形 态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认为科学知识也是社会建构的产 物 ,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其观点可以概括为 :第 一 ,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 二 ,采取相对主义认识论的立场 ,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 弱决定的,并且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 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第三 ,认为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 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并被看成是受社会变量影响 的。科学家在解释他们占有的材料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 响 ,甚至受到他们的利益的直接的影响。科学家所得出的发 现事实上是社会协商的结果 ,因而普遍的科学方法只不过是 一种思想。建构主义观点不但用于说明科学成果是社会建构 起来的 ,而且更强调一切社会知识与实在都是社会文化的产 物。目前,建构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 响。它涉及到不同学科、源于不同流派的各种社会研究,如科 学知识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科学修辞研究、符号人类学、女性 主义理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等。

四 社会科学与外部社会的冲突

社会科学与外部社会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社会科学研究者 与外部非专业人员(主要指的是行政管理者和社会普通公众)和外部专业人员的冲突。

科学研究自产生时就与社会控制开始了永无休止的冲 突。因为社会科学家与行政管理者担任的社会角色不同 ,前 者从事客观研究 ,后者从事管理和社会控制。角色和利益不 同 ,对社会研究的看法自然也不同。社会科学的终极追求是 探索、描述、解释社会事实,而社会科学研究者直接关注的问 题是 :社会是什么 ?为什么如此 ?将来会怎么样?行政当局 更关心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 ,行政管理者总是试图规定社会 研究者应该研究什么,什么样的研究结论应该告诉什么人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一冲突的核心是 /事实)价值 0问题。而 社会科学研究者与社会普通公众之间的冲突的关键问题是 /事实)常识 0问题。社会科学家尊重科学事实而普通公众则 更相信自己 /亲身 0经验、/切身 0体会和世人皆知的常识。造 成这一现象的表面原因几乎是公众盲目相信个人经验和社会 常识,但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研究的 /科学性 0不强 ,社会科学还

没有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真正确定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社会地 位。

社会科学研究者与外部专业研究人员的冲突指的是社会 科学研究者与自然研究者之间的冲突。随着职业分化和教育 专业化的发展,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也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不理解、猜忌甚至是对立和冲突。产生这种冲突的原 因有三 :

第一 ,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在研究过程中 ,社会 科学工作者既是研究者,又是参与者。他们的感情和坚定的 信念难免会使得对事实的有效探讨更加困难。美国学者肯尼 思 # D #贝利就指出:自然科学一般不介入他或她正在研究的 现象 ,而社会科学家则置身在研究现象之中 ,因此,研究者必 然会把自己的知识结构、情感、意志、价值观念等带进认识过 程,并最终影响到认识过程的结果)))观念性产品。这种观 念性产品就很难具有客观性。这就使得在社会科学研究中À, 对真理的探索尤其艰难。

第二 ,社会事实与自然事实完全不同。社会事实与价值 相关联 ,而自然事实却完全相反。因此 ,自然科学的研究与社 会科学的研究有着原则界限。自然科学中对规律概念的用法 在社会科学中尤其是在历史研究中很少有所得。在自然科学 中,规律越是普遍适用 ,对精确的自然科学越是重要 ,也就越 有价值。在社会科学中却恰恰相反 ,最普遍的规律正是最空 洞的 ,往往也是最没有价值的。

第三 ,学科之间的偏见。斯诺认为 ,造成冲突最主要的原 因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的过分推崇和我们要把我们的社会模 式固定下来的倾向。社会上智力最高的人群间的对立和冲突 造成了重大的社会损失 ,他指出: /文化的分裂会使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再也无法在同一水平上共同就任何重大的社会问题 开展认真的讨论。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了解一种文化 , 因而会使我们对现代社会作出错误的解释,对过去进行不适 当的描述,对未来作出错误的估计。0

Á

注:

¹马克思、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 5社会科学方法论 6。中 央编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页。

º参见 5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6第 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 19 86年版,第 17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6第一卷,第 54页

¼E.Durkhe im.The R ules of Sociolo ica l M ethod.N.Y.: Th e Free Press.1938.P.14 1.½威廉-狄尔泰著: 5精神科学引论 6(第一卷),童奇志、王海 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8 0页。

¾M ax W eber。E conomy and Society, N.Y.: Bedm in ster press.1968.P.4.¿参见 [美 ]史蒂芬 #科尔: 5科学的制造:在自然界与社会之 间 6,林建成、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5页。

À肯尼思 # D#贝利 : 5现代社会研究方法 6,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 84年版。

Á [英 ]斯诺: 5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 6,陈恒

六、刘兵译,四川 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译者序 0,第 5-6页。

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 篇6

关键词 节约型社会 节约型设计 绿色设计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已成为国家总的发展方向，我们只有通过建设节约型社会，才能使国家可持续发展。将节约型设计置于当下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目前中国GDP增速放缓的新经济环境下如何实现节约型设计，是设计视野的新开拓，也是设计发展的新趋势。同时我们更需要把中国传统造物思想与现代设计伦理相结合，赋予其时代性，这样才能使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持续、长远发展，造福于人类。

1社会现状基本概述

1.1节约型社会提出的背景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使我国在资源和环境方面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污染严重，已经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1.2节约型社会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中，通过健全机制、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加强管理、宣传教育等手段，动员和激励全社会节约和高效利用各种资源，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支撑全社会较高福利水平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

“节约型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而只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并从属于一定社会形态的社会发展模式，其实质和基础指的是资源的节约使用。所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便是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获得更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2社会背景下的设计方法及思想构建

2.1节约型设计的提出

节约型设计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号召。

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需要各种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也离不开人们对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正确理解。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专业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些学者提出了建立“节约型企业”、“节约型大学”、“节约型建筑”、“节约型城市”等理念。

2.2节约型设计的构建思想

节约型设计是指在产品生命的全周期中，客观科学地配置所涉及的各方面资源，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构建节约型设计的基本途径是在设计研发阶段明确节约的设计思想，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资源，在生产中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降低资源消耗，实施清洁生产，在消费后全面回收利用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3节约型设计下的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是指在产品及其寿命周期全过程的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在充分考虑产品的功能、质量、开发周期和成本的同时，更要优化各种相关因素，使产品及其制造过程中对环境的总体负影响减到最小，使产品的各项指标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其基本思想是：在设计阶段就将环境因素和预防污染的措施纳入产品设计之中，将环境性能作为产品的设计目标和出发点，力求使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为最小。对工业设计而言，绿色设计的核心是“3R1D”，即Reduce，Recycle，Reuse，Degradable，不仅要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而且要使产品及零部件能够方便的分类回收并再生循环或重新利用。

2.4节约型设计的意义

节约型设计的意义就在于以资源的最优整合实现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用节约资源的绿色健康理念经营个人的消费行为，设计合理的生活方式，在消费活动中，不仅要保证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和健康，还要考虑下一代的消费需求和健康，在追求舒适生活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实现资源重复利用。此外除了改进产品，实现能源、资源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效用的最优化，还应该在倡导节约型消费观念，推行绿色健康的消费理念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3结语

在当代中国节约型社会的背景下，“节约型设计”是未来设计方法的必然趋势，同时节约型设计可以重新建构和谐的美的秩序，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能够正确地实施“节约型设计”“绿色设计”，我们必须探索工业设计的新方法，并遵循一定的准则，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环境保护融入工业设计中，更好的造福于人类，以“人”为本，为人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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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亚飞.试论我国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构建[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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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谢崇桥.（艺术与设计）节约型设计之辨，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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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hnPaul Kusz. When“Good”Design Means Responsible Design[J]. Design Management Review Summer 2005，Volume 16，Number3（30）.

教师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当代转向 篇7

一、从追寻本质转为面向实践本身

长期以来, 许多研究者在心理倾向和知识架构上往往倾向于找寻教育的一个所谓基础的、最核心的东西, 并将之作为教育乃至教师的本质, “合理地”认为教育的本质问题和教师的本质问题已经确定无疑, 并将这种本质性认识作为教育实践的最终依据, 既然已经找到了关于教育、关于教师的终极答案, 那么剩下的问题仅仅是如何把这种本质性认识通过教师的实践理性转化为现实的教育行为。这种追寻事物本质的方法论所依据的正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所谓基础主义, 是一种思想倾向与哲学信念, 它认为人类知识和文化都具有某种可靠的、不变的理论基础 (或阿基米得点) 。从认识和方法论上说, 基础主义往往表现为把现象和本质、外在和内在分裂或对立的本质主义。本质主义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深藏着的唯一本质, 相信本质和现象的区分提供了人类观察万事万物的基本概念图式。而人们的现实生活则被归结为某种抽象实体, 它不依赖于任何现实事物而独立存在, 具有本质的、普遍的意义。这种方法论一方面在现实世界之外陷入种种抽象实体的无穷争论, 另一方面试图从抽象实体这个高居于现实世界之上、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形而上学的虚设出发建立一个更真实更本原的本体世界, 用它解释、规定现实世界, 为理解现实世界寻找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确定的最终根据毫无疑问这种在现实世界之外而不是在其内部寻找生活世界真谛的所谓理解恰恰是以外在形式的追求掩盖了真实意义的理解, 而越来越远离了现实的生活和实践。为此, 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改像旧形而上学那样去追寻事物本质的那个永远不可企及的抽象的彼岸世界, 转为直接面向实事本身, 并最终将一切知识共同的前提归结为人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认为, 对现成之物作清楚的理论解释 (寻视) 是对此在自身存在地遮蔽, 在这种情况下, 此在倾向于从现成事物方面来理解自己, 是非本真的。为此, 海德格尔将实践视为此在本真的生存方式, 实践包括了此在的所有生存活动, 此在的实践规定性是此在的唯一规定性, 此在正是通过在“视”的-瞬间恢复了自己的存在, 这是一种独特的、时机性的此在地自身在场。伽达默尔则从语言与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走向语言对话和交流, 把解释学引向实践哲学。这种方法论上的重要转变, “从以外在实体抽象地规定现实生活, 使丰富的现实生活最终要归结为、符合于某种形而上学虚设转向敞开人的生活世界的开放和丰富多彩, 它现实、直观的显现自己的本来面目, 千姿百态, 真实、鲜活、富有生命气息”。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到迦达默尔, 尽管三位学者对“世界”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和解释, 但却有一种共同的接近问题的方式, 它直接促成了哲学研究方法上的实践转向。决定教育的最终根据是哲学。以此为据的教育只有在“实践”的意义上才可能真正触及和审视人的生存状况, 面向人的生存整体, 不断突破现存生活对人的规定性, 以对“尚未到场”的生活作出反应。

因此, 如果一定要追寻教育的本质, 我们倾向于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意味着教育不应该仅仅被作为一个静态的概念去理解, 教育应该被理解为实现教育意义的实践的过程, 那么, 这样的实践过程总是在发生并展开着。有了这样一种理解, 教育就生动、鲜活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教育不仅仅是认识, 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 它还有着更为丰富和广阔的意义。教育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着的一系列的实践联系, 教育的意义在教育发生的现场得以实现并显现出来, 教师在教育发生的现场实现并创造教育的意义。从而对教师的理解, 也只有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才能真正获得。每一种知识只有在它与人相遇时才会显现出意义。教师的工作不是呈现静态的平面的知识, 而是使知识的意义得以显现, 是一个不断发生着的意义实现的过程。当我们把教育作为一种实践的行动, 并且教育的意义是在教育的现场揭示、创造和实现的, 教师工作才真正具有不可替代的专业性质。因而以面向实践本身去理解教师教育, 正是要表达出一种理解教育的基本态度和方式。摆脱那些无休止的争论和各种偏见, 摆脱那些游离于实践之外的所谓“普适性真理”的控制, 直接面对实践本身, 在教育实践中以及在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使教师教育的问题得到合理、正当的解决。需要注意的是, 教师参与“实践”, 但并非所有“实践”着的“教育”都可以称得上是“教育实践”。只有当实践具有教育意义时, 实践才被称为“教育实践”。教师的确可以通过对教育本质的认识来指导自身的教育实践, 但教师并不是把关于教育的客观知识“复制”到实践中来。实践是教师的实践, 是作为整体的“我”的一种参与, 教师参与教育实践, 并非教师的知识、情感、理智分门别类地参与其中, 而是那个由知识、情感、理智等共同构成的整体的“我”“活生生”地处于“教育”之中。

二、从主客二分走向主体间性理解

近现代以来, 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下, 对于教育的理解一直从单向度的主体性或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视角进行解读, 教育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非线性的丰富的生动的关系被简单地物化为人与物之间的线性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知识权力”作为控制的概念和“意义的强加”成为教育的现存规定, 教育之为人、由人的意义被消解, 教育成为一种支配受动个体的强权力量, 显示出极强的技术理性和工具价值。在经过了长期的教育实践之后, 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主客二分的解释是不充分的, 无论我们怎样构造教师和学生、研究者与教师之间的各种复杂的主客体关系的系统结构, 总是无法真正应对层出不穷的教育难题和研究困惑。任何实践活动, 既有主体对客体 (物) 的认识和改造, 也有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理解既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主客关系也有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主———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的关系, 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自我”的人与作为“对象”的人同样具有主体性。也就是说, 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更多的是在主体间发生的。具有主体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和联系是交互的, 这样一种关系被理解为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 表达出一种对主体间的、交互的关系的整体理解。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 “主体间性”被界定为一种通过主体的“类比统觉”“同感”等视阈互换实现的, 在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的“共同性”或“共通性”。海德格尔则把“在世”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 也就是说在“此在”中渗入了世界与他人, 认为人不可能单独、独立地存在, 他总是与他人他物不可分割地在同时、同一世界中存在。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是个人之间具有的关系, 交往的目的是形成主体之间的相关性、统一性, 即主体之间在交往中形成的相互“理解”和“共识”。马丁·布伯所提到的则是主体通过“对话”所组成的“我———你”关系。由此, 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 主体间性理论体现出的是一种交互主体性, 即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对话、交往, 意味着主体间权利的平等、尊重、互善和多元的价值依存, 实现的是对等的生存法则。这种理论是对二元论的批判, 是对本质与现象、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真理与谬误非此即彼的确定性的抨击, 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同一性”和“因果性”的信仰。它认为教育应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得到暗示而不是从普遍的、一般性的标准中得到暗示, 它强调各种各样的“差异性”, 寻求“不同的声音”, 而不是“权威的声音”。主体间性反映在教育交往中, 教师和学生、教师教育研究者与教师之间是平等的“我”与“你”的关系, 对话和交往是以人格平等、相互尊重为基础的, 交往的空间是一个充满民主、自由和活力的公共领域。置身于教育情景之中的学生, 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积极地参与教师的教育过程, 其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在对话中生成“智慧”。研究者也不再是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地传达理念体系的“话语霸权者”, 不以规范和同化教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为主导, 而是鼓励教师教育思维的多元和发散, 鼓励教师从自身的生存处境出发审视其自身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主体间性对于教育情境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进行的重新界定, 为当代教师教育实现从对物性认识为主题的经验研究向以“教育学理解”为主题的实践研究的转变提供了极具教育意义的指导, 对主客对立的主体性思维所带来的教育活动中的内在矛盾作出了积极解答和修正, 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形象地说明了每一个个体是怎样进入另一个个体之中的以达臻自我与他我的某种整合这意味着在真实的教育过程和教育研究中, 教师和学生、研究者和教师之间都不是在某种分解的时间片段中时而作为主体去认识对方, 时而作为客体被对方所认识。他们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认识是在同一过程中、同一活动中同时地、交互地、共同地发生和达成的。交互的每一方都不是孤立的, 都是不可缺失的。作为主体的人彼此之间互相尊重, 信任和支持, 不存在权威的、支配的和中心的地位, 也没有处于边缘的被支配和被控制者。这是当下的教育及教师研究表达出的一种对平等、对话、关心、理解、多元、共生等人与人的关系的呼唤和企盼。

三、从研究技术取向走进“体验”教师的生活世界

以往的教师教育研究, 尤其是从新手型教师向专家型教师的培养过程中, 研究者往往致力于从操作层面进行教学经验的实证分析, 认为教学的操作体系是一个具有高度技术取向和工业化生产特征的体系。它强调教学流程的高度规范化、统一化、精确化和程序化设计, 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和可接受性。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掌握教学的具体操作流程。毫无疑问, 这种技术取向的教师教育研究已经完全将教师纳入到一个狭小僵化的思维空间中, 按照研究者对教师预设的标准化的培养目标, 以固定的、程序化的操作流程, 致力于掌握所谓先进的极具实效性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如此培养的教师根本无法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更无法显现原本就应丰富、生动的教育生活, 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之上, 教育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被蒙蔽。技术取向下的教师教育研究以对教师理智鼓励的形式剥夺了教师的理性。教师的教育反思充其量只是反思教学, 而不可能反思教育。即教师可以是一个理智的教育工作者, 但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理性的反思者。教师可以反思教学工艺, 但却无法反思教育目的。教师的理性自由并不是教师从教育那里领受得到的, 而是决定教学理念和教育模式的研究者所赋予的。赋予的反思是有限的反思, 赋予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一旦教师反思的范围被划定, 教师就已经被一劳永逸地囚禁在教育教学的操作性或技术性知识上而对教育的整体性知识则付诸阙如。这种教师已然失去自我, 更妄言教师创造性的发挥及教育智慧的生成。因此, 当生活世界的概念一经提出, 立刻成为批判和反思当下教育和教师研究的唯一可以抓握的“稻草”。生活世界丰富的内涵赋予了教育意义和价值的生成与彰显的可能。

生活世界是正在发生之中的, 是生成性的。因而是鲜活的, 富有生命意义的, 是一切教育的生存所必需的, 同时它又是生动的、丰富的、充盈的, 它为经验所直观而尚未被抽象的概念所规定, 是原发的、原生态的。教育就是这生活中的一部分教育因而是生活的正在发生着的教育在教育的现场, 是在教育的现场发生着的教师、学生以及一切参与到教育现场的人与人的交互主体性的联系。教育发生的现场就是教育的生活世界, 就是教师的生活世界。“体验”教师的生活世界, 就是要走进教育发生的现场, 走近丰富多彩的教育现象, 直接面对教育生活实践中的“人”, 去看、去听、去直观, 从中获得最原本的东西, 以此对教师和学生以及一切参与到教育现场中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故事进行分析、阐释和说明。这是一种现象学的方法论, 如范梅南所说, “现象学方法论提出的是不作任何假设的研究方法, 换句话说, 这种方法论力图避免任何对程序、技术和概念进行预先构思的倾向”。在这里, “体验”不是一种固定的具体的方法, 而是作为对某种教育问题的回答而被发现或开创的。如海德格尔所比喻的像一条“林中小路”, 它通往一个开阔之地, 在那里, 事物会显现和展露其本性。这个“开阔之地”就是教育和教师的生活世界。从这一点出发, 尽管当下的教育已经成为一个被科学所掌控的物性化的环境, 科学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我们的课堂, 但即便如此, 在教师和学生之间依然发生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影响、精神和人格的建构,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都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立身于教育生活世界中的教师正是借此反思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 体悟教育之对于学生及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认为教师教育研究就是要走进这个永远处于发生之中的教育和教师的生活世界。亦因如此, 从教育哲学的视角反思教师教育研究总是有着一种强烈的现象学意识。教育现象学正是以那些与教育现场、教育的生活世界紧密联系的“教育情境”“教育时机”“教育机智”“教育智慧”等一般教育学理论中并不常见的词汇在构成着“一门新型教育学的可能”。情境、际遇、行动, 总会出乎预料而无法预测是它的特性, 正是这样一些特性, 使教育的生活世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意义”。这丰富的意义是在特别的、具体的情境中发生的行动, 它们的发生是“以一种互相交融的联合方式相聚, 这种方式构成了一种关系, 一种教育的关系”。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生活的联系, 是在广阔的、独特的以及隐秘的生活体验中去寻求教育的意义

摘要：教育不仅仅是教师的工作和职业, 更是教师的生命场域, 是教师的生活世界, 教师就在“教育”之中。教师教育研究不能在一个虚妄的所谓教育本质已然确证的前提下构建教师培养的操作性框架, 而应从反思教师的生存处境出发, 以面向实践和主体间性的态度, 走进教师的教育生活世界, 在体验中触及和审视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 建立各教育主体之间的生命性联系。这是当下教师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特征。

关键词：教师教育,方法论,实践,生活世界

参考文献

[1]宁虹.重新理解教育——建设教师发展学校的思考[J].教育研究, 2001 (11) .

[2]戚万学.哲学是教育的最后根据[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1995 (1) .

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 篇8

脑科学对关键期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关键期内某些功能的补偿性、关键期与突触发生、突触修剪的关联性以及人脑有发育顺序和成熟的关键期三个方面。

(一) 关键期内功能发展的阶段性与功能缺失的补偿性

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 (Hubel) 以及斯图尔特 (D.L.Stewart) 等学者根据他们进行的小猫眼睛缝合实验的研究结果, 认为人脑某些系统的每一个具体的功能, 如视觉系统的视锥体, 在关键期内可能有一个显著的阶段。初始的是功能快速变化时期, 如视锥体很快达到成熟的加工水平。在第二个阶段, 如果人类或者动物不能继续从环境中接受适当的刺激, 系统仍然保持足够的可塑性, 但是剥夺能够导致功能的丧失或者恶化。在被剥夺的敏感期之后, 敏感期似乎还有第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 系统仍然保持足够的可塑性, 如果给予适当的感觉经验, 就可以补偿这种剥夺产生的影响, 几乎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功能。也就是说在被剥夺的时期之后, 在适当的时间, 给予适当的训练和治疗, 猫、猴子和人类, 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视觉功能。不过关键期和其中的每一阶段持续多久, 将依赖于具体的功能和支持这项功能的脑区成熟时间表。

(二) 关键期与突触发生、突触修剪的关联性

神经科学研究发现, 关键期内的某些能力以及学习能力与突触发生、突触修剪有密切关联。也就是学习的机制正在于神经细胞突触能力的改变, 即突触的可塑性。从婴儿出生开始一直持续到儿童期, 这是连接人脑神经联结突触的显著增长时期。随着突触的显著增长期而来的是突触的修剪期。出生时, 人类婴儿的人脑包含有联结脑细胞成为回路的突触。出生不满一个月的婴儿与成人比较, 每单元的脑组织有较少的突触和较低的突触密度。然而从婴儿早期开始, 儿童人脑中有一个突触或者神经连接数目的显著增长过程, 婴儿大脑开始形成的突触要远远超出成人的水平。这个突触增值的过程称为突触发生, 这一过程要持续一段时间, 在不同的物种中有所差异, 直到突触密度达到巅峰。

研究数据表明, 人脑中突触的密度是随着不同的脑区而变化的, 似乎正是由于这个缘由, 人类的婴儿才表现出了不同发展方面的关键期也不尽相同。人类突触生长的时间周期与儿童发展和教育相关表现为神经发展方面的改变与幼儿行为和认知能力的变化的联系。

神经系统特别是高度精确的系统, 如视觉, 己经进化到依靠普遍存在的环境刺激的出现来调整他们的神经回路的发展阶段。这些环境刺激维持和强化了经常加工信息的突触, 经常使用的突触得到经验的强化和保持, 而不经常使用的将被修剪。突触的修剪发生在突触建立过度联结期间, 关键期与过度的突触联结形成的时期相一致。对儿童学习机制的研究以及一些早期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表明, 儿童早期学习过程中的具体机能有不同的关键期, 它可能与突触的生长和修剪有关。

(三) 人脑有一定的发育顺序和成熟的关键期

脑生理学的研究证明, 有条始终贯穿于早期教育的适时性原则, 这是基于人脑存在生长、发育和成熟的关键期而定的。脑科学研究发现:幼儿大脑的发育遵循严格的程序性, 其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例如有实验研究表明, 儿童大脑皮层的发展具有头尾原则和近远原则。也就是说, 大脑皮层中控制头部及躯干运动的一些部分先行发展, 而后与肢体控制有关的皮层部分才开始发展;其中, 控制上肢的皮层部分的发展又早于控制下肢的皮层部分的发展。从小儿动作发展顺序可以看出脑皮层的这种发展顺序:小儿总是先移动头部, 抬头, 然后坐起, 最后直立行走。又如对儿童的脑电波研究表明, 大脑各区的成熟程序是由后往前分别进行的, 其程序是颞叶-顶叶-额叶, 这一路线是正常儿童大脑发育的规律。与之相应, 脑功能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顺序, 如一个幼儿总是在会说话前先学会看, 因为视觉神经中心处在大脑后部, 成熟较旱, 而言语中心则比较靠前, 成熟也较晚。

所有这些研究似乎都在坚定一个信念:儿童早期是学习的适宜时期, 是大脑和思想对新经验最开放的时期。也就是说脑的发展在早期是独特的, 经验必须限定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才能起作用, 也就是说他们将要深深地影响着往后的发展。

二、关键期研究对儿童教育的启示

(一) 及早诊断和治疗儿童的功能障碍改善儿童后继的学习状况。

(二) 把握好早期教育的适时性原则, 提高早期教育质量。

当代科学方法论研究 篇9

目前,在我国对一个学者及科研机构的科研水平的评价侧重于高级别课题项目数量或者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高级别的课题项目更是追捧至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高级别课题项目的典型代表,主要资助基础类研究项目,会计与财务领域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可以反映我国会计与财务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本文选取2003—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立项的有关会计与财务研究的项目作为样本。探讨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在项目资助、研究领域拓展、研究方法改进、研究学者背景等方面的现状及特征。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员网站项目资助栏目对有关会计研究的项目逐年查询,并通过相关网站查询了项目负责人的具体背景信息。研究发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具有显著的倾向性特征:资助项目及资助金额比例有所波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方面;实证研究方法应用的比例逐年增加;项目负责人具有高学历、高职称、高职务特征;985院校和211院校占资助总数的比例较大。

2 项目立项与资助状况分析

2.1 立项状况分析

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设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和宏观管理与政策三个一级学科方向。工商管理学科设有11个二级学科,分别是战略管理(G0201)、企业理论(G0202)、创新管理(G0203)、组织行为与组织文化(G0204)、人力资源管理(G0205)、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G0206)、会计与审计(G0207)、市场营销(G0208)、运作管理(G0209)、技术管理与技术经济(G0210)、企业信息管理(G0211)。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申请代码及方向划分,按研究方向把样本分为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G0206)、会计与审计(G0207)及其他三类,其他是指不是以公司理财与财务和会计与审计立项,但是研究内容属于会计与财务的项目。2003—2009年共有220个关于会计与财务研究项目。具体如表1。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统计整理)

从上表可以看出,2003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会计与财务领域的研究资助项目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尤其在2009年有了较大幅度增加,但是总量还是比较少,年均约31项。从研究方向来看,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方向资助数量显著的高于会计与审计方向。在工商管理11个二级学科中,会计与财务两个二级学科约占总数的25%,比例相对较高,并在2006年以后呈逐年上升的状态,尤其2009年增长更快,达到40%。

2.2 资助情况分析

项目资助金额大小对于研究成果影响较大,下面将会计与财务立项项目资助情况与工商管理学科项目资助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具体见表2.2。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统计整理)

从上表可知,2003-2009年,会计与财务项目共资助金额为4276.4万元,年均610.9万元,并呈逐年递增趋势,相对于2003年,2009年资助金额增长了4.36倍。项目资助金额总体占工商管理类资助金额的比例平均在26%,这与资助项目数量比例基本相一致。项目平均资助金额19.4万元,呈逐年上升,且在2005、2006、2008、2009年突破了20万元。平均资助金额与工商管理类平均资助金额相比较,会计与财务的资助金额19.4万元,略高于工商管理类平均资助金额19万元。

3 项目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分析

3.1 项目研究内容

参考《中国会计研究文献摘编》,按照研究内容,把会计理论与方法分为: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及其应用的研究、会计诚信及社会责任的研究、会计信息披露及会计监督的研究和其他等方面,其他主要包括会计发展的新领域、管理会计研究及不能归类到以上四个研究领域的其他项目;把审计理论与方法分为:审计理论与实务、内部控制的研究和其他等方面,其他包括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审计及不能归类到以上两个研究领域的其他项目等问题;把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分为:财务管理与成本管理的研究、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的研究、公司价值的研究及其他等方面,其他包括从会计角度研究如何合法避税的问题及不能归类到以上三个研究领域的其他项目等方面。具体统计见表2。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统计整理

从上表可知,会计理论与方法部分项目有44个,占立项的会计与财务的研究项目的20%,审计理论与方法部分项目有35个,占立项的会计与财务的研究项的15.91%,公司理财及财务管理部分项目有141个,占立项的会计与财务的研究项的64.0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会计与财务领域的立项主要集中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方面。

会计理论与方法部分的44个项目中,属于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有5个,占11.36%;属于会计准则研究及其应用的研究的有11个,占25%;属于会计诚信及社会责任的研究有4个,占9.09%;属于会计信息披露与会计监督的研究的有6个,占13.64%;属于其他的有18个,占40.91%。

审计理论与方法部分的35个项目中,属于审计理论研究与实务的研究的有25个,占71.43%;属于内部控制的研究研究的有8个,占22.86%;属于其他的比如注册会计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研究等的有2个,占5.71%。

公司理财及财务管理部分的141个项目中,属于财务管理与成本管理的研究的31个,占21.99%;属于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的研究的有32个,占22.70%;属公司价值的研究的有29个,占20.57%;属其他的有49个,占34.75%。

总体而言,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研究是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的项目,单纯会计的项目相对较少。

3.2 项目研究方法分析

本文将研究方法分为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和其他研究三类。由于无法获取申报书的具体内容,对研究方法的判断主要是根据项目名称进行的。项目名称本身就含有实证研究、相关性研究、经验分析、经验证据及经济后果等字眼的列为实证研究;项目名称本身就带有规范研究、会计理论研究等列为规范研究;其他研究是指既有可能是属于实证研究,也有可能是属于规范研究,但项目名称不能明确显示出它运用了何种研究方法,及项目使用的研究方法为描述法等其他研究方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关于会计研究的220个项目中,实证研究的共计72个,规范性研究共计133个,其他研究共计15个。每年的规范性研究、实证研究和其他研究具体如表3。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统计整理

从表3中显示的数据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实证研究项目数、规范研究项目数及其他研究项目数所占样本总项目的比例尽管在各年度的有所波动,但就总体而言,实证研究所占比例为32.73%,其他研究所占比例为6.82%,规范研究的比例高达60.45%。七年来,在研究方法上实证研究的份量在逐渐加大,且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应用在近两年有显著增加。但也可以看出,我国会计研究大部分属于规范研究,总体来看规范研究仍处绝对优势,大多数学者在会计与财务研究方面仍偏好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相对来说就显得有点不足。

4 项目负责人个体特征与机构背景分析

4.1 项目负责人个体特征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的关于会计研究的220个项目中,项目负责人的学历学位、职称、职务具体如表4。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统计整理

从表4中,可以发现项目负责人的学历学位基本上是博士(博士后),所占的比例高达96.36%,本科只占到0.45%,硕士也只有占到了3.18%,从以上数据显示出高学历的项目负责人是国内学术研究的主流。项目负责人中基本上都是有专业技术职称,有助理教授有6位,讲师22位,副教授47位,教授144位,显而易见,项目负责人以副教授和教授为主,尤其教授职称占到了65.45%。项目负责人有职务的就有89位。所长6位,主任44位,院长(副院长)37位,书记2位,总体比例高达40.45%。

总体而言,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会计与财务项目中,项目负责人具有高学历、高职称、高职务等特征。

4.2 项目机构背景分析

高校是主要科研机构,大多数项目负责人都有所依托的大学。根据中国教育统计,我国大学共计2263所,其中:985院校有39所,211院校有121所,财经院校也有237所。项目负责人所依托大学的情况具体如表5。

数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网站统计整理

从表5中,可以发现,220个项目中,其中有147个项目负责人的依托大学为985院校;186个项目负责人的依托大学为211院校;45个项目负责人的依托大学是财经院校。依托985院校的受资助项目的比例为66.82%,依托211院校的受资助项目的比例高达84.55%。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中,985院校及211院校受资助的比例很大。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3-2009年立项的有关会计与财务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研究样本,从项目立项与资助、项目研究内容与方法、项目负责人特征与机构背景等方法对我国当代会计与财务研究现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1)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在会计与财务方面的资助项目数量、资助金额都有所增加,并在2009年达到高峰。(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立项的关于会计与财务研究领域越来越广,但焦点主要集中公司理财与财务管理方面,单纯会计的项目还比较少。(3)近年来,实证研究方法的比例在逐渐加大,且在近两年有显著增加,但是我国会计研究大部分还属于规范研究,总体来看规范研究仍处绝对优势,人们在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仍偏好规范研究,实证研究的相对来说就显得有点不足。(4)项目负责人具有高学历、高职称、高职务特征。项目负责人的学历以博士、博士后为主,职称则以副教授、教授为主,担任的职务以主任、院长为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高学历、高职称及高职务的会计学者有明显偏好。(5)项目负责人都有所依托的大学或机构,985院校和211院校占资助总数的比例很大,分别高达66.82%和84.55%。

针对上述主要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研究方法与学术成果方面。我国的会计与财务研究目前还以规范研究为主,研究方法的运用落后于西方国家。研究方法的落后导致我们研究结论、学术成果很难被别人接受,也很难形成影响。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是进行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车之两轮,不可对任何一个过于偏好或忽视,在今后的研究方法上,应加大实证会计与实证财务研究,但在实证方法上不可照搬国外现成的研究模型,应结合我国实际建立适宜的分析模型,以增强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同时增加学术成果的影响力。

(2)学术资源配置与学术公平方面。有限的学术资源如何配置,配置给谁,是学术资源配置问题,也是学术公平问题。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具有高学历、高职称、高职务的倾向性特征,以及过于集中于重点高校,涉及到了学术资源配置和学术公平。通常认为高学历是受过深层教育象征,但是他们更可能就理论而理论,缺乏对社会实践。高职称意味着具有丰富的科研经验,但有时会缺乏一点研究的激情,多了一些功利。高职务使得项目负责人更容易组建研究团队,容易“完成”项目,但他们获取学术资源手段、研究能力都让人生疑。985院校,211院校能够给项目负责人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和配套保障条件,而且这些重点大学聚集一大批人才。但过于集中于这些院校则导致学术资源分配不公,甚至导致浪费。针对这些问题,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在评审及立项过程中能够尽量公开的评审程序,增加评审的透明度。另外,评审重点应当集中于研究问题的科学性、研究方法的先进性,期望研究成果的贡献性方面,尽量避免以研究者的学历背景、学校背景,甚至职务背景作为主要立项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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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德武.21世纪中国会计学者的使命——中国会计研究的现状与未来[J].时代财会,2008(9):22-25

当代流行文化研究路径与方法 篇10

所谓“方法”, 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从实践上或理论上把握历史与现实, 为达到某种自觉目的而选择和采用的途径、手段、工具以及方式总和的指称。方法是由研究对象的特点、研究思路的选取和研究目的的设定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如果说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是一种“宏大叙事”, 那么, 我们把流行文化研究定位于中观研究, 它所指涉的是宏观 (一般) 文化范畴里的一个中观问题。也就是说, 这里预设的“问题域”既非日常化、琐碎化, 亦非抽象化、宏观化,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中层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 (fields) 理论, 为这一研究思路提供了理论注脚。从流行文化研究的技术层面看, 中观的或场域的研究路径其明显的好处在于, 有利于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 可以在有限的论说中尽可能发挥研究者对论题的阐释力, 使其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系统性和建设性。

必须指出, 采取中观的或场域的研究策略, 决不意味着对论题处理的简单化或顾此失彼。恰恰相反, 由于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构成的复杂性, 特别需要我们运用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理论加以分析。我们知道, 长期以来受经典科学理性主义认识方法论的影响, 人们习惯于用一种“简化范式”来认识和解释世界, 认为“现象世界的复杂性能够以及应该从简单的原理和普遍的规律出发加以消解。复杂性只是现实的表面现象, 而简单性才构成它的本质。” (1)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一些西方学者发现, 基于“简化范式”的认识具有“化简”和“割裂”两大弊端。为了克服简化范式的缺陷, 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提出了“复杂范式”。复杂范式与中观或场域策略其实并不矛盾。运用复杂范式观照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的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问题, 可以拓展研究思路, 使我们在对有限的或部分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中, 能够从单一的、静态的、二元的、线性的思维方法转向非线性的、联系的、多元的、整合的思维方法。

当代流行文化研究路径与方法, 并没有一套既定的模式。在笔者看来, 除了一些常规研究路径与方法外, 下面一些研究思路是特别需要重视的。

跨学科的方法——打破阻隔与间离的越界行动

所谓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就是自觉地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理论来研究本学科的特定研究对象的一种方法, 目的在于通过运用跨学科理论工具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特定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运动规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这样一种趋势, 即“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 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 (2) 戴锦华指出:“作为一种朝向社会实践的文化实践, 文化研究始终是一种越界行动。它拒绝恪守既有的学科建制与学科壁垒, 它拒绝学院四壁高墙内的阻隔与间离。相反, 它不拒绝一切既有的、可资使用的理论与文化资源。……如果说存在着文化研究的传统与精神, 那么它正是跨越学院与学科壁垒, 直面思想与社会的挑战”。 (3) 面对流行文化这一复杂的当下命题, 就应该采取这样一种研究态度与方法。

严格地讲, 跨学科本不归属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 而是更多地表示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在此作为方法讨论是要强调流行文化本身的特殊性。当代中国流行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实存在, 它的孕育与发展不仅离不开特定的国际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消费环境, 而且就其学理层面而言, 它还置身于一个复杂的、具有前沿性的多学科交错的背景之中, 比如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女权主义、消费社会、后现代文化思潮等。值得注意的是, 当代中国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乃至大众文化之间, 呈现出既相互渗透、融合又相互冲撞、冒犯, 甚至此消彼长的生存态势, 对流行文化这一新的文化形态的把握已超越以往单一的文化艺术领域而具有了跨学科性质。就主要的方面而言, 流行文化研究横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社会学、传播学、传播社会学、符号学以及文艺理论、文化研究、后现代理论等传统与新兴学科。简言之, 对流行文化展开研究, 任何单一的理论维度和阐释方法都存在局限性, 只有多学科视野才可能奏效。

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方法——从文本还原到理论创生

所谓语境 (context) , 狭义指语言使用的上下文环境, 但“在某种包罗万象的意味上, 它可能用于描述更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情势与条件, 某些行为、过程或事件就处于这些情境或环境之中, 并被赋予意义”。 (4) 受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影响, 以往有些研究往往缺乏自觉的语境意识, 以至于因其不符合具体语境现实要求而失去了理论的解释效力。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 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 一种是高度“语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的解读, 另一种是“去语境化” (decontextualization) 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 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 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 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按照笔者的理解, (5) 所谓语境化, 简而言之就是指理论研究的历史化、过程化与地域化, 就是强调发生学意义上理论生成的“此时此地”, 也就是恩格斯所讲的“这一个”。而去语境化则是研究者自觉地经历一个使文本的言说“陌生化”, 并由“陌生化”再到“重新熟悉化”即“重置语境” (recontextualization) 的认识过程。也就是说, 研究者先要自觉地将特定理论剥离出其生成的原始语境, 使之成为一个“指向不明”的抽象言说, 然后再将这一抽象言说放置研究者熟悉的语境之中加以重新语境化。这是对文本的一个有意“误读”的过程。同样一种文本, 我们运用语境化和去语境化的方法加以处理, 往往会有迥异的感悟、获得新的发现。

比如, 运用语境化和去语境化方法解读西方大众文化理论, 其作用与意义就十分明显。一方面, 从历时性角度看,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或言说方式, 都有其时间与空间上的惟一性或特指性, 都有其理论生成的历史场景与缘由。因此, 当代中国流行文化研究者必须用语境化的方法, 尽可能去探究西方理论生成的根源, 把西方理论对大众文化的解读, 直接还原于其生成的社会环境与学术背景中予以把握, 力求品味其思想含义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 我们还要用发展的眼光与变通的策略看待西方学术思想, 以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 运用扬弃的思维方法, 自觉剥离西方理论中与当今社会或中国现实不相适应的成分, 取其精华, 以应用于变化了的流行文化的当下情景, 尤其是它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这就是要强调流行文化研究的中国化, 要站在现实中国来认识和分析当下中国的流行文化现象, 以区别于早期西方的、以“乌合之众”为预设的大众文化理论。一言以蔽之, 语境化和去语境化既是一种研究方法, 更是一种治学态度。

阐释的方法——成见是理解的前提

阐释的方法源自阐释学 (Hermeneutics, Hermeneutik) 理论。阐释学又称“赫尔墨斯之学”。 (赫尔墨斯Hermes是希腊神话中传达消息的信使神。他主要传达主神宙斯旨意, 在把神旨传达人间或把神界语言翻译、转换为人间语言时要做一些解释性工作。) 我们这里关注的当然不是阐释学的发展史, 而是阐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存在意义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在传统认识论中, “先见”或“偏见”一直是被人们努力铲除的对象, 偏见与“理解”的关系成为势不两立、必欲两相决裂的关系。但本体论阐释学的创立者海德格尔的观点却与其相左, 主张正是作为理解条件的“先见”使理解成为可能。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将某事理解为某事, 其解释基点建立在先有、先见与先概念之上, 解释决不是一种对显现于我们面前事物的没有先决因素的领悟。” (6) 伽达默尔继承并发展了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先在结构本质观念, 提出了“成见是理解的前提”, 充分肯定解释者或读者在阐释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伽达默尔从胡塞尔现象学中借用了“视野” (Horizon) 这一术语, 认为理解活动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 超出了视野人们便一无所见。只有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 产生意义, 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一切理解都是一种阐释, 那种只有一个“惟一正确的阐释”的说法是不合理的。 (7)

阐释方法对于流行文化研究的有效性在于, 流行文化是一种“文本性产品的生产”, 它明显区别于“功能性产品的生产” (如汽车) 。 (8) 因而, 对流行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寻规律的实验科学, 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马克斯·韦伯就坚持这一观点, 他认为, 社会文化领域不同于自然世界, 研究前者的科学原则也不同于研究后者的科学原则。自然科学探讨的是规律性、因果性的关系与法则;而人的头脑是自由的, 它不遵循自然界的法则。正因为如此, 应当采用理解的方法或特殊化的方法, 从内心理解去把握行为的意义。运用阐释的方法解读流行文化, 就意味着有意也罢, 无意也罢, 反正这是一种“误读”。既然是误读, 就必然需要“投入理解” (韦伯) , 就必然不具有解读的惟一性和真理性, 就必然存在个人偏见。这就意味着流行文化研究不是在论证“科学道理”, 而是要体现一种现实文化关切。

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比较文学方法的有效移用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具有一百余年的历史, 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包括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在内的众多富有特色的研究方法。借鉴和移用这些研究方法, 对流行文化研究大有裨益。在比较文学中, 影响研究是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 包括作品、作家、文学思潮等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作为研究中心, 关注的是某种影响因素实际展开的过程, 以及不同因素之间此消彼长的相关性。平行研究是把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 在主题、题材、文体、情节、人物形象、风格特点等文学内部的诸多方面实际存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作为研究重点, 经过推理分析, 得出有益的、往往又是具有某种规律性、理论性的结论。一般而言, 影响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发展轨迹, 平行研究有利于揭示研究对象的构成特征。把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结合起来, 有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观照和全面考察。

在本人看来,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应囿于比较文学范畴, 完全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加以运用。就流行文化研究而言, 对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实际上是一种移用, 已经部分地失掉了比较文学自身的话语特色, 跳出了比较文学的框架, 这种移用应该是有益的。从大的方面讲, 探讨流行文化生成机制与传播动力本身就是一种影响研究, 它要回答的是究竟哪些因素影响、推动和制约着流行文化。同样, 有关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概念异同的历史考察与当代辨析, 就是一种平行研究, 它有助于对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异同得出理性判断。再如, 由传播技术手段的不同所导致的文本呈现方式的差异对文本传播效果的影响;网络文学、影视文学与印刷文学的双向互动影响;对不同类型流行文化样态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对比分析等, 都可以运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基金项目: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TJXC08-007) ]

注释

1埃德加·莫兰[法]:《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第266页。

2赖特·米尔斯[美]:《社会学的想像力》, 陈强等译, 三联书店, 2001年版, 第153页。

3戴锦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载[英]阿兰·斯威伍德著, 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 三联书店, 2003年版, 第4页。

4约翰·费斯克[美]等, 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 第58页。

5崔欣、孙瑞祥:《语境化: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 2003 (3) 。

6转见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第65页、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