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管理

跨省管理（通用12篇）

跨省管理 篇1

在能源系统中, 电力居于中心地位, 客观上是由电力特性、资源禀赋和能源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无论从电力与其他能源品种之间的关系来看, 还是从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及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来看, 电力的作用都十分重要。我国能源资源和能源需求呈逆向分布的现状在客观上对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提出了现实需求[1]。

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是我国能源未来发展的必经之道。提升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能力是深入推进电网发展方式转变和公司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 是保证清洁能源发展的客观需要, 是确保电力可靠供应的重要保障, 是应对电力市场复杂环境的有效手段。

1 实施背景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国家电网公司深入研究并开展了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有关工作。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的研究分析和工作开展将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而逐步深入推进。

本文开展跨省跨区电能优化配置管理方法研究, 旨在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网情、统一规范、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的大范围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模型, 通过理论研究以及实际跨区跨省电能交易分析, 为公司的电力市场建设和经营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论证。

2 供应链方法与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

2.1 供应链管理方法概述

供应链管理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 现已在发达国家的企业中得到了较为成功的应用[2]。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较, 供应链管理的不同之处体现在:首先, 供应链管理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第二, 供应链管理强调和依赖战略管理;第三, 供应链管理具有更高的目标, 不仅仅是达成市场目标;第四, 供应链管理采用集成的思想和方法。

供应链管理在消除过多存货、提高客户服务水平、缩短生产提前期、降低市场风险和提高整体效益上有重要作用。同时在促进企业转换机制、利用先进的经营和信息技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等方面也具有重大意义。

2.2 电力行业供应链管理发展现状及问题

电力行业由发电厂、电网公司、供电公司和电力客户四大主体组成。围绕电能生产、输送和配送过程, 电力行业供应链大致可以分为煤炭供应、发电、输电、配电和电能销售等几个环节, 主要市场参与者为电煤供应商、发电商、电网公司和客户, 如图1所示。

从供应链管理角度看, 电力行业是个比较特殊的行业, 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首先, 电力行业的主要产品为电能, 产品质量和品种具有无差异性;其次, 电力生产具有产、供、销同时完成的特点, 电力供应链的管理更加强调协调性、动态性和面向用户需求性。电力市场供应链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交叉性等特征, 涉及的物流环节繁多, 牵涉企业部门主体复杂, 其管控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2.3 供应链理论在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方面的应用

利用供应链管理理论可对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进行指导, 实现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的反应快速化、功能集成化、目标系统化、手段现代化、组织网络化、信息电子化[3]。

通过供应链理论在电力交易中的应用, 可以实现从点到面、从个别环节到全流程、从静态管理到动态管控的转变, 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通过原料供应环节到电量费的结算环节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管控, 把握供应到消费各个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 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快速反应, 实现对电网企业的采购、生产、价值增值、分销以及不同企业实体间的信息沟通与交换协同等全过程的有效管控。

3 集团管控理论与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

3.1 集团管控理论概述

集团型企业是一种典型的经济组织形式, 起源于l9世纪末的欧美工业化国家, 最初以垄断财团的形态出现[4]。在我国, 集团化企业则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 是随着单体企业规模日益扩大, 组织结构日益复杂, 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企业联盟团体。

集团管控模式的涵义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进行理解。集团管控模式的选择, 本质是对集团集权与分权的把握, 通过组织控制与市场控制的有机结合, 实现整个集团各层级权、责、利的平衡。对于集团管控模式的划分, 存在多种不同的方式, 如表1所示。

3.2 电力行业集团管控模式现状及问题

21世纪以来, 电力行业进行了重大改革, 尤其在厂网分开之后, 出现了众多大型发电集团, 这是一种现代企业高级组织模式。国家电网总体管控模式为“电网核心业务以操作管控为主, 非电网业务以战略管控和财务管控为主”, 为操作管控、战略管控、投资管控三种管控模式的混合。从总体来看, 目前电力企业集团管控方式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图2所示几个方面。

3.3 集团管控理论在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方面的应用

集团管控理论可以用于解决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方面的以下问题:

(1) 建立多级电力市场管控机制

由于我国“十一五”期间完成了国家、网、省各级电力市场交易运营系统的建设, 建立多级电力市场管控机制更适合我国电网的网情, 实现电力交易集约化、精益化。

(2) 完善多级交易运营系统互联及交易协调运作

经过十余年电力市场建设, 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电力市场建设和运营经验, 为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平台研究奠定了电力市场运行实践经验。国家电网三级电力交易中心建成后致力于多级电力市场协调运营, 开展了多种交易, 包括跨区跨省交易、省内电厂外送电交易、发电权交易等等, 支撑了特高压建设和智能电网建设的深入开展。

4 风险管理理论与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

4.1 风险管理理论概述

20年代中期, 风险管理首次作为一门学科出现, 此后成为企业经营和管理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风险管理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风险回避和风险转移。企业风险管理对于企业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 风险管理能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减少决策的风险性;另一方面, 风险管理的实施可以使生产活动中面临的风险损失降至最低。

风险管理的程序是实现风险管理的主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是为了达到风险管理目标而必须进行的一系列管理过程, 它反映了风险管理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的工作步骤, 风险管理程序主要包括四个步骤: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效果评估。

4.2 电力行业风险管理发展现状及问题

对于电力企业来说, 风险管理除了强调安全生产管理和预防财务损失上, 更应该从整个企业的层面上研究各方面的风险和威胁。

(1) 企业风险管理方法

目前电力市场中企业常用的金融风险管理方法有三类:组合交易决策, 报价策略和运用电力金融衍生工具。

(2) 市场风险监控

市场化的电力系统中充满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包括:风、水电出力的波动性;需求侧受经济危机等因素影响的不确定性等。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导致了风险的出现, 而这些风险的集中体现就是电价的频繁波动。电力行业存在的主要风险如图4所示。

4.3 风险管理理论在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方面的应用

为了实现对电力交易风险的管控, 需要对不同种类的风险进行监测和分析, 针对各类风险构建科学合理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 将风险管理理论的应用渗透到对电力交易的各环节、各主体活动的管控中, 达到在满足经济目标的前提下将风险性降到最低的目的, 促进电力交易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交易过程管控工作中, 风险分析被分为事前风险预警、事中跟踪控制、事后考核反馈, 如图5所示。

5 成本管理理论与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

5.1 成本管理理论概述

成本管理理论是运用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企业资源的耗费和使用进行预算和控制的理论、程序和方法的总称[5]。企业在成本管理目标及管理措施的选择过程中, 需要将成本管理放在与企业经营活动、管理措施及战略选择的相互关系中考察, 将成本管理置于战略管理的高度, 对企业的成本行为及成本结构进行分析, 并为企业管理决策服务, 才能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成本管理包括事前成本管理、事中成本管理及事后成本管理等三个阶段八个环节的工作, 主要流程如图6所示。

5.2 电力行业成本管理现状及问题

随着我国电力行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电力企业的不断发展, 电网建设速度不断提高, 电力企业的成本控制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 加强电力企业的成本控制, 对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环境, 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 电力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着不少问题与挑战, 主要体现在:首先, 电力企业成本管理体系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其次, 电力企业成本管理的内部运行机制有待完善。最后, 电力企业存货成本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5.3 成本管理理论在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方面的应用

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优化配置建立在成本管理理论之上, 针对电力市场交易、购电全过程对购电成本、输电成本进行管控, 重点在于将发电侧购电交易、跨区跨省交易、清洁能源大范围消纳三类电力交易中的购电和输电成本纳入管控业务中。成本管理理论主要应用在购电成本管控和输电成本管控两个方面。

6 总结

我国能源资源和能源需求呈逆向分布的现状在客观上对能源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提出了现实需求。由于在能源系统中, 电力居于中心地位, 所以, 电能资源大范围优化配置凸显出独特的重要性。本文从供应链方法、集团管控理论、风险管理理论、成本管理理论四个方面入手, 研究电能资源的优化配置, 通过多维视角展现了跨省跨区电能优化配置管理方法。

参考文献

[1]刘振亚, 张启平.国家电网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13, 33 (7) :1-10.

[2]刘丽文.供应链管理思想及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过程[J].管理科学学报, 2003, 6 (2) :81-88.

[3]尚金成.跨区跨省电力交易机制与风险控制策略[J].电力系统自动化, 2010, 34 (19) :53-58.

[4]杨海成.集团型企业发展现代制造服务业的认识与思考[J].机械设计与制造工程, 2009 (2) :11-14.

[5]桂良军.供应链成本管理理论基础和方法研究[J].会计研究, 2005 (4) :51-55.

跨省管理 篇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筑安装业跨省异地工程作业人员个人

所得税征收管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52号

为规范和加强建筑安装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下同）异地工程作业人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派驻跨省异地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异地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由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依法代扣代缴并向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总承包企业和分承包企业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聘用劳务人员跨省异地工作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由劳务派遣公司依法代扣代缴并向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二、跨省异地施工单位应就其所支付的工程作业人员工资、薪金所得，向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凡实行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的，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不得核定征收个人所得税。

三、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需要掌握异地工程作业人员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缴纳情况的，工程作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应及时提供。总承包企业、分承包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不得对异地工程作业人员已纳税工资、薪金所得重复征税。两地税务机关应加强沟通协调，切实维护纳税人权益。

四、建筑安装业省内异地施工作业人员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参照本公

告执行。

五、本公告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建筑安装业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6〕127号）第十一条规定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跨省做农民 篇3

石桥下残存的河水在琉璃河高速路北侧形成了一块湿地，放眼望去，万亩荷塘翠绿一片，其中的100亩藕塘便属于江之生。

江之生的经历并非个案。从一个省份到另一个省份，从家乡的土地到异乡的土地，从第一产业再到第一产业，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的今天，有一群农民却固守着自己的身份及种地的把式，像江之生一样跨省份做起了农民。

他们中有人长期固守在城市边缘，成为外来务农者；有人做起了随季节迁徙的候鸟，成为规模化农业产区的一名“工人”。4月的春茶，5月的海带，6月的番茄，10月的棉花……看似辛苦的农活却给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将他们从二、三产业拉回到了农业。

异乡务农者

6月上旬，采藕工人刚结了工钱离去，家里只剩下江之生、他的妻子和一名长工。他家在石桥东500米处的一块旱地上，北面两间简易房、西面一间仓库、南面一排盖了一半的宿舍，没有围墙，远离人群，看起来像一座孤岛。

1993年，20出头的江之生跟老乡到北京闯荡，除了手中的锄头和种藕的本事，没有任何劳动技能，也没想过像大多数走出农村的人那样做个“农民工”。

起初，他和老乡在朝阳区长店村租下几百亩土地，“当时日子过得很舒服，每亩地地租只有三四百元，水电费也不用缴，跟大队签好协议就行”。到了春秋收获季，江之生和妻子会亲自拉着一车车藕到农贸市场卖掉，换取生活费。

随着北京城区的步步外扩，当初的长店村藕塘已不复存在，成了紧邻京城著名798艺术区的繁华闹市。

“越走越远。”江之生说。因为“城镇化”，他和种藕的老乡辗转到过海淀区的西北旺、房山区的坨头……2004年，他们来到了琉璃河镇，8户安徽人家共同承包了500亩土地，一呆就是10年。

与江之生一同在琉璃河承包藕塘的，还有他的表弟丁贵长。石桥西侧的一大片藕塘仅是丁贵长500亩藕塘的一部分，他还在天津武清、北京通州拥有几片藕塘。由于藕塘面积过大，丁贵长今年收藕较晚，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和10多位雇工刚从地里回来。

江之生的老家在安徽芜湖的一个乡村。由于土地稀少，迫于生计，20年前村民便陆续走出村子，或是打工，或是务农。其中，大部分人像江之生、丁贵长一样，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农活——种藕，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

而在未拆迁前，北京海淀区西北旺镇土井村也聚集着大量如江之生一样的外来农民。2012年夏天，几名研究生在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炳耀的带领下，走访了这一以蔬菜种植闻名的京西北地区，逐步描绘出了来京务农家庭的生存面貌。

“北京外来务农人员大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等邻近北京的省市，也有一部分来自安徽、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其流出地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往往较差，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孙炳耀说。

在都市郊区务农人群中，绝大多数年龄介于35岁到60岁之间，缺乏从事其他工作的劳动技能，无法顺利被二、三产业吸纳。而从事农业生产可以节省生活开支，在工作时间上较为自由灵活，还可身兼教育子女等多项工作。

在孙炳耀看来，外来务农者是当代中国急剧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群体，其规模不断扩大。“据上海市通过农业普查获得的翔实可靠数据，2010年年底全市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外来人员约13万人，占农业从业人员27.6%。这一比例足以说明外来务农者在城郊农业中的重要地位。”

卖方市场

每天凌晨5点钟，江之生都要到自己的藕塘转转。今年春天的挖藕季，他打电话从老家唤来6名老乡帮忙。挖藕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忙碌近10个小时，每次下田都要穿上齐胸高的防水皮叉，只有吃饭时才能休息一会儿。

长者3个多月，短者20余天，一季下来，江之生要给这些老乡支付6万多元的报酬。与长期驻扎在北京的江之生不同，这些“季节工”犹如追寻温度线的候鸟，家里有地种的，就趁农闲出来打短工赚钱；家里没地的，还要比较一下种田和做工价格，择高而就。

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蔡菲菲认为，农民工虽然一直是学者和政策关注的热点，但农业雇工却少有人关注。

2013年，蔡菲菲和她的调研团队走访了福建、新疆、湖南、内蒙古的规模农业区，接触到了同样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较具流动性的群体——农业雇工。

“农业雇工同为流动人口，却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从城市到农村，从二、三产业到农业；从农村到农村，从农业到农业。农业雇工的出现缓解了不同地区农村间劳动力供求不平衡所造成的压力。”蔡菲菲说。

虽然从事的是第一产业，但与自己在老家种地相比，农业雇工的收入比较可观，在劳动力市场可与部分二、三产业竞争。

江之生告诉记者，他的雇工里，技术较好且能干的工人，3个月收获季可赚到2万多元；以每位工人平均工作一个半月计算，也可拿到1万多元。

而据蔡菲菲调查，短期农业雇工一般一个工作季能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以海带工人为例，日工资通常在500到600元，一年工作时间大致为2个月，实际工作时间约25天，这样下来，一个种植季结束，工人就能赚1万多元。”

蔡菲菲的家乡在福建霞浦县，那里以养殖海带、鲍鱼闻名。从她上高中开始，她家楼下就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前来务工的人来自天南海北，以四川、安徽、湖南等中西部省份居多。

每年5月，前来赚“海带钱”的农民聚集到劳务市场，等待雇主的“垂青”。随后，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吃住在雇主家，每天劳作10个小时，通常要忙到十一二点。蔡菲菲说，霞浦本地人已经熟悉了这些“外来客”，“养鲍鱼的通常来自四川，收海带的一般来自安徽”。

与江之生当年闯北京一样，到霞浦采海带的农业雇工通常也是在老乡的带领下聚集于此，老乡也自然成为这一群体获知劳务信息的主要来源。

蔡菲菲认为，如果说二、三产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逐渐减少，并将之往产业外部推，那么农业规模化经营恰好对这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产生了一种拉力。

《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比仅为25.6%，这部分群体极有可能被排斥在制造业外。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布的2013年劳务用工需求数据显示，这一年，新疆兵团农业雇工的需求比2012年增加了10万人。

随着规模农业的兴起、本地务农人口的逐年流失，农业雇工的身价每年都在上涨，且重心逐步转向卖方市场。

近几年，江之生和丁贵长都明显感觉到，工人越来越难招，工钱每年都要上涨几十元。“现在种藕的地区很多，比如江浙一带，如果工钱给不上去，人家就不来了。”丁贵长说。

游离在保障体系外

全国究竟有多少农民离开故土成为他乡的耕耘者，目前尚没有统计数据。蔡菲菲认为，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短缺、农业季节工收入的相对提高、城镇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就业能力下降等因素，农业雇工规模将逐渐扩大。

“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家庭农场数量达6万余户，其雇佣的长工（连续工作半年以上）数量约为160余万。如果再将季节工、短工的2亿多工时折算成100万人的劳动力，那么保守估计，我国农业雇工的数量可达到300万左右。”孙炳耀说。

农业雇工及城市外来务农者的数量尽管尚未形成一定规模，但他们同样面临着与流入地的融合问题。除普遍意义上的社保、子女升学、住房等公共服务无法充分享受外，外来务农者还要承担逐年上涨的地租、变幻莫测的拆迁政策、自然灾害等压力，季节性农业雇工则要承担一定的寻工成本和风险。

而在法律层面，农业雇工的权益难以通过现有劳动者保护法及社会保险体系获得保障。孙炳耀解释，因个体农户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个体经济组织”，受个体农户雇佣的农民无法寻求法律保护。

20年前，江之生在北京东四环租一亩地的地租为300元，如今，在距离河北涿州仅10分钟车程的琉璃河镇，他的地租已上涨到每亩近千元。

10年前刚到琉璃河时，江之生屋后的那片土地还是一片藕塘，如今藕塘已经干涸，取而代之的是享受政策性补贴的树苗。

“合同上签了也没用，土地到时该收还是要收上去。”江之生说。眼下，这100亩藕塘成了他全家四口人的全部收入来源。为了孩子能够顺利升学，江之生在大女儿小升初时便将她送回了老家。目前，他的两个孩子都寄养在亲戚家，只有在过年时一家人才得以短暂团聚。

2012年北京大雨，江之生和老乡的藕塘遭遇大水侵袭，每亩藕塘直接减产500公斤，江之生直言这一年“赔了”。

跨省管理 篇4

教育部在通知中规定, 学生毕业后, 需要跨省进入下一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 按毕业后跨省就学进行操作。在进入全国学籍系统操作前, 需在系统外先确定接收学校并办理相关手续。系统操作时, 依次由接收学校、接收学校主管教育部门、毕业学校主管教育部门三方核办, 核办完成后接收学校调取学生档案。至于学生能否跨省升学, 由接收学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对于有入学资格的学生, 由接收学校发起学籍转接申请 ;对于有入学资格但原来未建学籍的学生, 接收学校必须为其新建学籍。转接学籍或新建学籍是招生的后置程序, 不得将原来有无学籍或学籍是否已转至接收地作为确定入学资格的必要条件。学校里不能存在没有学籍的学生。”通知说。

跨省管理 篇5

深圳市须知

一、法律依据

《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09]191号）以及有关文件。

二、转出申请条件

1.在深圳市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含综合医疗保险、住院医疗保险、农民工医疗保险）并有缴费记录的参保人员。

2．在深圳市医疗保险个人帐户有余额的参保人员。以上两个条件其中之一符合即可办理。

三、需提供的材料

1．《深圳市参保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转出申请表》；

2.身份证原件； 3.社会保障卡原件；

4.参保人员离职证明（注：如单位已在缴费凭证申请表格上盖公章可不需提供，如单位未盖公章则必须提供）。

四、办理转移部门

1.深圳市社会保险个人服务中心（福田区八卦二路513栋2楼）；

2.我市社保机构的所有征收窗口；

县委书记的跨省实验 篇6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食言”了！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儒林曾公开表达过山西省选官用官的思路：其一，是在全省范围内选干部，为腐败重灾的市等配齐配好;其二，是千方百计在腐败重灾区发现好干部。

而2015年7月，怀仁与泽州两县各引进了一位来自陕西的县委书记。他们“入晋为官”，也打破了王儒林“在全省范围内选干部”的限定。

 陕官入晋

要说王儒林的“食言”，先要从这两个县县委书记职位的空缺说起。

2014年2月，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委原书记王智杰调任朔州市副市长，此后，怀仁县委书记职位开始处于空缺状态。

2014年9月，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委原书记秦建孝被通报落马。秦落马后，晋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爱军到泽州主持县委全面工作。

2015年7月6日，山西省发生了一起人事任命，43岁的齐海斌仕途被注入了几分别样色彩。

这一天，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召开全体县级领导干部大会。咸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严维佳宣布了一则人事变动通知：根据陕西省委、咸阳市委决定，永寿县委书记齐海斌调任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委书记。他也成为了山西历史上首位从省外调来的县委书记。

两天后的7月8日，山西晋城市泽州县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会议宣布了省委、市委对泽州县主要领导做出调整的决定：陕西凤翔县委书记赵新年，出任山西泽州县委委员、常委、书记。

短短两天时间，山西省迎来了两位外省籍贯的县委书记。

因当下山西政治环境的特殊性，再加上从外省远道而来，齐、赵二人的山西仕途也颇受舆论关注。

公开资料显示：齐海斌，1972年5月出生，陕西岐山人，拥有陕西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

相关报道显示，齐海斌任永寿县委书记期间，多次公开表达过对“四风”问题的关注，并鼓励百姓写信上网提意见。

2014年4月，永寿县召开一次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齐海斌鼓励参会者：大家可以通过写信、打电话、网络留言等方式提出意见建议。

齐的“陕西老乡”赵新年也是“70后”，但更为年轻。

公开资料显示，赵新年，1976年生，陕西潼关人，1998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在2015年陕西省两会上，谈到凤翔县的发展时，赵新年表达了一个“摘桃子”的观点：“凤翔的经济社会发展，躺着、坐着、站着、踮着脚都不行，要跳起来才能摘桃子。”

和齐海斌一样，赵新年在陕西期间，下乡调研的新闻报道也颇为常见。

而两位新官在山西上任后，当地媒体几乎每天都有他们出行调研的报道。

打破常规

2014年12月，王儒林在阳泉、晋中等地调研期间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如何把好干部选到县委书记岗位上来，以及选用县委书记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听取意见。

王儒林说，在山西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而诸多案件尚没有查结的情况下，选好人用好人非常困难。山西省委考虑先从选好、用好、管好县委书记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在总结山西因选人用人不善出现腐败问题时，王儒林多次提到“规矩问题”。

王儒林称，总结反思山西用人腐败的教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规矩，或者有规矩也不按规矩办。他说，选县委书记也要先立规矩。

公开报道显示，王儒林履新山西后，山西省委曾先后到6个市21个县作调查，并召开了7次座谈会，在这个基础上出台了《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的意见》等3个文件。

山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高宏说，过去地方官场有些潜规则，没当副书记或常务副县长就不能当县长，当了县长就一定当县委书记。

随着相关文件的陆续出台，山西官员选拔的一些“潜规则”开始被打破。现在，山西选用县委书记的新规定是：在把清正廉洁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基础上，要把县长继续作为县委书记的重要来源，但要防止形成当了县长就自然会接任县委书记的惯例。

同时，要注意从县人大、政协正职中选拔，也可以从具有乡镇党政正职经历的特别优秀的县党政班子成员中选拔，还可以从省市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省管企业及中央驻晋单位符合条件的干部中选拔，以解决县委书记来源渠道单一、成长路径趋同的问题。

随着山西县委书记选拔制度的变化，也让更多的人有了角逐该职位的机会。

山西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省正在直推县委书记。“只要是正处级别，且符合有基层工作经验等条件，就可以直推。”

这位知情人士说，前段时间，山西某高校直推了2人，但是刚推上就被人举报了。虽说举报信内容属实与否尚需核实，但直推程序就要暂缓，核实后没问题才可以继续走程序。

一位长期关注山西官场的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直推县委书记的做法，以前在山西很少使用，现在大量使用，说明这一职位现在仍有大量空缺，且不得不拓宽选拔的渠道。

在这种多元化选拔的背景下，一系列县处级干部被任命。

2015年4月，山西太原、晋城、晋中、长治、运城、忻州、临汾7地级市市委组织部分别发布县（市、区）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共涉及12人。

2015年5月，《山西日报》发布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包括现任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郝献民等9名县处级干部均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批公示的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们的仕途都集中在省内，可以说还是符合“在全省范围内选干部”的规则。

而此次齐、赵二人“离陕入晋”，打破了这个规则。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谭克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放眼全国，从省外调入县委书记的案例也很罕见，即便是本省内也很少出现跨越长距离的调任。

顾昭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次决定是山西省委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的审慎抉择。“不同地区的干部，思想观念、境界意识等大不一样，因此干部调动交流非常必要。在山西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后，这种交流更有现实意义。”

顾昭明说，中国历史上就有“秦晋之好”的佳话。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人文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很多共性，不像南北差异那么大。这样便于官员更快、更好地融入新的工作环境。

谭克俭说，官场的关系向来非常微妙，本地的官员一般都有自己的关系网。但是在山西“有腐必反” 的背景下，本地官员间拉帮结派等现象开始被坚决打击，这也降低了从外省调入干部因没有根基而可能引发的阻力。

外省调入的两人都是40岁左右，年富力强。山西省多位受访人士对这两位“外来的和尚”，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选拔难题

过去，中央从发达地区选派一批省部级官员到西部任职的做法，并不鲜见。但县处级这一层次的官员，甚至包括厅局级，都还是以本省内调动为主。山西这次“跨省”调入县委书记的现象虽然比较罕见，但也不乏先例。

2010～2011年，贵州就先后分两批，从江苏、浙江、山东、河北、重庆5省（市）引进12名优秀干部担任县委书记。有评论指出：在一个全省88个县中半数以上为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欠发达省份，一下子拿出12个县级“一把手”岗位来引进外省干部，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力度。

顾昭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山西和经济发达省份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上，更主要还体现在思想观念方面。山西历史文化悠久，传统观念深厚。这里面既有优良的传统，又有很多糟粕。

顾昭明认为，今后，山西也可以考虑和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互调官员。“山西官员原来就有过去苏南、浙江等地挂职的先例。事实也证明，这对提升他们的能力确实帮助很大。”

而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和管理而言，县委书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王儒林说，郡县治，天下安，这是2000多年来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盛茂林曾在一次组织部长大会上发言说，一个干部可以胜任厅局副职，但不一定能当好县委书记。

然而，背负了重大期望的县委书记群体，却屡屡成为贪腐主角。根据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公布的案件查处消息，仅2014年，山西省就有十多位现任或曾任县委书记的官员相继落马。高平市（晋城市的县级市）更是因2任市委书记、4任市长先后被查，被当成“塌方式腐败的样本”。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王儒林曾经拿一个反腐重灾市举例，说明腐败对官员选拔造成的困难。他说，在这个市，山西省委组织部跟622位官员进行了谈话，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名单。有一位排在名单第二位的官员，没过多久就被牵扯进去了，另一位排位靠前的自荐者，曾打包票说自己没有问题，但一个月内也遭到了调查。

顾昭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权力缺乏边界，又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是造成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高发群体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制定出县委书记的“权力清单”，明确规定哪些是可为的、哪些是不可为的，并建立相应的监督制度保证落实。

据《山西日报》7月14日报道，自2015年3月份以来，山西省新的省委常委班子以县委书记选用管理为切入点，探索如何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共选配了16名县委书记。

跨省集团客户业务的实现方法研究 篇7

关键词：智能网,VPMN业务,跨省

1 智能网的概念

移动智能网在移动网中引入智能网概念, 通过在现有移动网上逐步增加智能网相关功能模块, 如SCP (业务控制点) 、SSP (业务交换点) 、SMP (业务管理点) 、SMAP (业务管理接入点) 、SCE (业务生成环境) 、SDP (业务数据点) 、IP (智能外设) 等, 将业务控制功能从传统的交换功能中分离出来, 使网络能快速、有效地生成和实现各种新业务。智能网概念的引入, 使移动网从单纯地传递信息和交换信息, 逐步向存储和处理信息的智能化方向发展。借助于No.7信令网和大型集中式数据库的支持, 移动智能网将网络的交换功能和控制功能相分离, 把网络中各网元的智能集中到新的功能部件——由中小型计算机组成的智能网业务控制点上, 而原有的交换机仅完成基本的接续功能。

目前移动智能网业务种类繁多, 主要业务有VPN (虚拟专用网:Virtual private network) 、UC2 (统一充值业务) 、移动惠家业务、一卡双号业务, 以及即将拓展到IMS域的统一Centrex业务。目前承载VPN业务为黑龙江移动智能网主要的业务种类。

2 智能网VPN业务

目前在智能网系统主要承载VPMN业务。

VPMN业务简介:

虚拟移动专用网业务 (以下简称VPMN业务) , 通过缩位拨号、专用编号计划、闭合用户群等方式为集团用户提供灵活、方便、优惠的通信服务的一种业务。通过它会使GSM用户完成更多的功能、享受更完善的服务、更简便的操作以及更灵活合理的费用管理。目前, 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大小集团都可以申请虚拟专用移动网业务。VPMN业务允许VPMN用户进行网内呼叫、网间呼叫、专用编号、缩位拨号, 并对集团、企业给予一定程度的话费优惠, 同时具有呼叫控制和话费控制功能。提供移动虚拟专网业务可以有效地吸引用户集团, 特别是大公司大机构用户, 迅速增加放号和业务量;提供该业务, 标志着运营商的技术和服务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大大增强其竞争力。这一业务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 据调查, 在发达国家, 包括VPMN在内的智能签约消息用户已占总用户的85-90%以上, 此项数据也表明了日后VPMN业务的发展趋势。

VPMN业务是由SCP来承载, SCP实现对业务的控制, 并要根据不同的呼叫对应的费率生成话单, SCP可以和其它功能实体通信, 以获得附加的逻辑或信息 (业务或用户数据) ;SMP实现对业务进行管理, 它能开发和提供业务;SMAP和WWW管理终端是业务管理接入功能平台, 提供业务管理者和SMP之间的接口, 它允许业务管理者通过SMP来管理他们的业务。目前我省在各SCP上生成的VPMN用户话单, 每十分钟生成一个话单文件通过话单接口处理机RBI传至计费中心的BOSS营帐系统中入库, 再由BOSS进行二次分拣到用户帐户。

为了实现全网集团的真正融合, 满足用户可以跨省享受到集团优惠, 在智能网实现了跨省的VPN业务功能。

3 跨省虚拟集团业务实现的两种方案

3.1 真实号码拨打方案

订购跨省V网业务的集团客户, 其员工可以使用GSM或者TD-SCDMA手机, 采用直拨真实号码的方式呼叫外省同集团的用户, 享受资费优惠。

对于跨省V网业务的真实号码方案的基本实现方法:

主叫省SCPa在收到业务触发请求后, 首先向被叫省的GSCPb (消息1) 发送长短号查询请求, 之后, 被叫省的GSCPb会向本省的SCPb发送长短号查询请求 (消息2) 。当业务触发至被叫SCPb时, 需SCPb向主叫省的GSCPa发送长短号查询请求 (消息3) , 之后由主叫省GSCPa向SCPa发送长短号查询请求 (消息4) 。在完成上述查询后, 跨省V网业务由此实现了正确的优惠计费等相关功能。

在SCP制作业务级数据:通过SMAP菜单“运营管理”->“号码段与号码类型对应管理”:

此方案仅支持跨省用户采用真实号的方式进行呼叫。对用户的感知不够明显, 并为了迎合90%订购业务用户的心理, 保证用户原有VPMN业务短号码拨打的权利, 需要对业务进行优化升级。

如果用户希望使用“区号+短号”的方式呼叫被叫用户, 则需将SCP升级, 使其支持跨省V网业务的优化方案。

3.2“区号+短号码”和真实号码拨打方案

对于跨省V网业务的优化方案, 主叫省SCPa在收到业务触发请求后, 首先向被叫省的GSCPb (消息1) 发送长短号查询请求, 此时要求GSCPb中存储有B省集团客户的全量长短号信息。被叫省的GSCPb收到上述查询请求后, 在本地查询相关信息, 并向SCPa返回相应查询结果。当业务触发至被叫SCPb时, 要求该触发消息携带主叫的短号信息, 此时SCPb将据此判断本次呼叫为跨省V网呼叫, 不再向主叫省GSCPa发送查询请求。由此可见, 优化方案将比现网方案节省3次智能网查询。优化方案支持用户采用“区号+短号”和直拨长号两种方式进行跨省呼叫。

涉及到具体的参数修改步骤:

(1) VPN业务级需要设置5个业务表标志位。 (2) GSCP数据同步。

(3) 订购跨省集团的MML接口改造涉及到的步骤。

(4) 取消跨省集团的MML接口改造涉及到的关键步骤。

4 跨省集团客户业务优化小结

在跨省业务优化基础上, 进行跨省集团项目的测试, 分别通过爱立信局, 华为局和诺西局进行时延测试, 在以下两个方面得到了明显改善:

4.1 减少了呼叫流程中的查询次数

改造前的方案中, 用户发起的跨省V网呼叫在智能网 (G) SCP (业务控制点) 之间的查询操作要达到4次, 在优化方案实现后查询操作只需1次, 比优化前方案节省3次智能网查询, 呼叫时延缩短为8秒左右, 提高了用户的感知。

4.2 增加了短号码的拨号方式

优化方案实现后, 跨省V网成员间在原有直拨真实号码方式进行呼叫的基础上, 新增了“区号+短号”的呼叫方式。

跨省集团VPMN业务是集团公司及省公司力推的面向跨省集团客户的业务, 该业务可以实现集团内跨省用户之间的集团虚拟专用网功能以及资费优惠, 优化改造工作不仅为跨省V用户提供了呼叫方式的短号功能, 而且将大大缩短了跨省V网的接通时延, 为推广集团客户业务提供了优质的网络支撑服务平台。

5 实现效果

经过技术上的实现, 市场的开发, 已经实现了跨省VPMN业务的用户开放, 至此移动用户已经可以在不同省份间享受同一集团V网内的资费优惠, 短号拨打方式。

参考文献

[1]龚双瑾, 刘多.移动与IP智能网[M].北京:人民邮电大学出版社.

[2]廖建新.移动智能网[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跨省售电电价博弈定价模型的研究 篇8

陕西电网售电量近年来稳步盘升。其周边的四川、湖北、河南等邻接陕西电网的地区,均有不同程度从陕西电网受电的历史现状。陕西电网的优质电能、充沛供电能力对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电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电网销售电价的每一次调整,对陕西电网和当地供电企业都是一次重要的市场选择。确定正确的价格策略,制定合理的销售电价,十分困难。本文采用博弈均衡理论,对跨省售电电价建立模型进行研究,分析跨省售电电价的影响因素和定价策略。

1 博弈理论及其应用实例

博弈即一些个人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得益的过程。博弈理论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最主要的分类方法是按参与者互相联合(或协作)与否分为非协作博弈(NonCooperative,or Strategic Game)和协作博弈(Coalition,or Cooperative Game)。

随着博弈理论的深入研究,非协作博弈逐步成为主流研究方向。非协作博弈是研究少数市场参与者操控市场的理论基础,对于研究市场力有重大意义。非协作博弈有2个最经典的问题,采用古诺(Cournot)模型及伯特兰德(Bertrand)模型。古诺模型讨论如何决定产量使获利最大。伯特兰德模型讨论如何选择价格策略使获利最大[1]。

本文对跨省售电电价建立模型,分析跨省售电电价的影响因素和定价策略,因此采用伯特兰德模型。

1.1 伯特兰德模型

在伯特兰德模型中,有2个参与人:企业m和企业n,他们生产的是具有一定替代作用的产品,用M和N分别表示企业m和企业n生产的产品。两个企业选择的价格分别是pm和pn,消费者对产品M需求量为[2]:

式中:d为目标市场总体需求量的二分之一;βm为产品M替代产品N的替代系数。同理可得消费者对产品N需求量为:

若价格组合是Nash均衡点,那么对企业m来说,应是下列问题的最优解:

其必要条件是:

解式(4)得:

同理可得:

联立式(5)、式(6),可得Nash均衡解:

这也是博弈的最后结果。

1.2 实例

XY公司是陕西周边某省的一趸售电力公司。该公司共有3个电源:省外电网A,陕西电网B,水电集团C。目前,以A电网为主供电源;C集团每年根据水库来水决定供电能力;B电网主要供XY公司周边负荷。A电网和C集团是XY公司传统的供电电源。由于A电网和C集团供电能力不足,1996年XY公司从B电网引入电源,使该县冶炼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C集团执行国家修建水库时制定的优惠电价,远远低于市场形成的电价,是XY公司优先选择的电源。但是受来水、库容变化的影响,C集团供电能力十分有限。因此在本文所述及的博弈模型中对C集团进行了忽略和筛减,只考虑电网A和电网B的博弈。

XY公司在引入电网B的时候,主要是因电网A无法满足其发展需要,同时考虑到电网B充沛的供电能力和相对较低的电价。但由于B电网建设缓慢,负荷始终没有完全放开,无法和A电网形成有效竞争。

截至2008年4月,电网A和电网B的供电能力均有大幅提高,初步具备了博弈的基础。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述。

2 跨省售电电价博弈定价模型

电价理论是电力市场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目前电力市场的改革尚处在建设初期,真正的电力市场竞价交易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局部的、跨省的、带有一定贸易性质的电力交易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价格竞争。博弈参与方主要具有以下特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具备不同网络的电源提供者;较为宽容的电价监管环境,允许一定范围内的市场定价;处于政策制定但未确定阶段,可以做有益的探索。

事实上,博弈的对象既可以是购售电的双方,也可以是提供电源的不同电网。前者是一种零和博弈,对于双方有更高的信息要求。后者是一种静态的、策略上的博弈,在目前的电力市场形势下,对于提高电网的经营水平,更有意义。本文主要论述A电网和B电网对XY公司的售电电价博弈。

2.1 模型分析

在价格竞争的时候,目标市场XY公司的信息对电网A和电网B是透明的,对需求及价格弹性系数电网A和电网B是有共识的。为了突出实质,强调目标市场的重要性,本文忽略电网A和电网B的电能成本,以利润空间最大化为目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电网A和电网B提供的电能基本上可视作同质量产品,具有很强的替代性。

在实际博弈中,一方面是售电电价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地域特征产生的不可替代性、电网自身最大供电能力的限制,以及目标市场的输变电网络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电能调配,这些都影响着博弈结果。

2.2 参数定义

设D为XY公司的年预测购电量(剔除C集团可提供的售电量);K为XY公司对购电成本电价(对电网来说,就是其售电电价,下同)的价格需求弹性系数(销售终端需求越旺盛,则价格需求弹性系数越小);Ai为电网i出售给XY公司的售电量;i∈{a,b},a为电网a类公司,b为电网b类公司,以下同;为电网i可以供给XY公司的最大售电量,或XY公司从电网能吸纳的最大售电量,取二者中较小值;为XY公司至少应该从电网i吸纳的最小购电量;pi为电网i给XY公司的售电电价;αi为折算为售电电价的额外成本百分比,是XY公司在电网购电成本电价之外的额外成本,特指随购电量变化的可变成本,不包括电网建设时一次付出的成本(主要是电能损失,包括供电线路损耗以及XY公司的输变电网络损耗);βi为电网i=a或b替代另一博奕参与方供给XY公司电能的替代系数,反映pa,b变化会使Ab,a变化的灵敏度;Ui为电网i售电给XY公司电能的利润空间。

2.3 模型描述

(1) XY公司从电网i购电。为了不失一般性,设XY公司在对等条件下,对电网a和电网b一视同仁,均为D/2,则电网的售电量为:

(2)电网i出售给XY公司电能的利润空间:

2.4 模型求解

(1)价格博弈结果

在该博弈中,电网a和b信息完全透明,属于典型的静态完全信息博弈。对式(2)分别求一阶偏导数,令其等于0,则

解联立方程式(10),得Nash均衡解

3 模型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3.1 额外成本的分析

Nash均衡解清楚地表述了额外成本对售电电价的影响。额外成本αi是XY公司从电网i购电成本电价的额外成本,包括电网i结算点至YX公司受电点的电能损耗,以及XY公司受电点至负荷终端的电能损耗,折算为额外电价百分比。从计算结果看,售电电价和额外损耗成反比,额外损耗越大,售电电价越低,和其他博弈参与人的额外损耗没有关系。有效地控制额外成本,既可以提高售电利润空间,也可以使电网在长期的博弈中处于有利位置。

确定合理的计量分界点(损耗分摊),选择合理的电源布点方案(电网覆盖),编制电网经济调度运行方式(经济运行),对于价格博弈至关重要。因此,在跨省供电初期,就要做好电源布点方案及输变电设备的选择。

3.2 替代系数分析

(1)替代系数的影响因素。替代系数βi是电网i=a或b替代另一博奕参与方供给XY公司电能的替代系数,反映pa,b变化会使Ab,a变化的灵敏度。替代系数的影响因素包括:XY公司的年预测购电量A(市场容量);电网最大售电量Amax(替代能力);电网的最小售电量Amin(不能替代的部分);不同的时间段。替代系数和电网自身的最大售电量与最小售电量之差成正比,和博弈另一参与方的最小售电量成反比。不考虑时间因素,可把替代系数定义为:

本文所讨论的替代系数具有外生的性质。由于

则式(12)所表征的替代系数

最小售电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地域特征造成无其他替代供电方案或替代供电方案极度不经济;为竞争与合作需要保留的市场份额。最大售电量主要考虑输变电设备的输送能力和经济性,或目标市场的吸纳容量。替代系数就是市场占有程度的一种表现。提高发电设备容量和输变电能力Amax,提高替代能力;加快电网建设,提高网络覆盖能力,增加目标市场的吸纳容量。

(2)替代系数的作用。在0≤βa,βb≤1范围内,当βb=βa,,βb=0.2,0.5,0.8,βa=0～1时,电价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售电电价和替代系数总体上成正比;博弈另一参与方的替代系数决定着变化的斜率。

不失一般性,可以考虑竞争的充分性,假设替代系数相等,则简化的均衡解为:

3.3 需求增长的巨大带动作用

从均衡解的结构来看,价格博弈的结果和市场需求成正比,和价格需求弹性系数成反比。巨大的需求增长为博弈的参与方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容量。需求增长带动的电价增长和博弈参与方没有关系,实质上是突破零和博弈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电网经营企业要密切关注目标市场,准确把握目标市场发生的变化,制定有针对性的价格策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目标市场容量稳步盘升的时候,要制定积极的价格策略,以利润空间最大化为目标;当目标市场趋于成熟,甚至有衰退危险时,要制定稳健的价格策略,以巩固市场占有率为目标。只有策略得当,才能保证在市场发生变化时取得较好效果。否则,很容易陷入不利境况。

3.4 跨省售电电价的简单定价方法

(1)从平均购电成本确定售电电价

从博弈模型来看,年度预测售电量和购电成本价格弹性系数,对于确定售电电价非常重要。这2个参数具有非常显著的统计特性,呈现明显的长周期规律性。因此,在短期的价格调整中,难以准确确定。

从历史数据考察看,这2个影响因素和平均购电成本有着相当重要的相关性,因此,短期内可以粗略地有以下假设:

式中:D'为短期历史统计电量;S为短期平均购电成本电价。

将式(14)应用于式(11),S=D/2K,则博弈的结果可简化为:

进一步假设βa=βb=β,则

(2)从博弈参与人的出价确定售电电价

本文所述及的博弈模型是一个静态的、完全信息的博弈,并不存在先后决策的过程。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由于行政辖区的不同,决策总是有先后的,作为跨省的电网b,可以在观望电网a之后,根据下式确定自己的电价。pa'为博弈参与方已确定的销售电价,则

如进一步假设βa=βb=β,则

式(15)、(16)是一个相当简化、具有操作性质的定价策略。

4 结语

电价是电力市场的重要内容之一。多年以来的经营模式,使得电价披上了厚厚的计划经济外衣,也形成了电价管理的粗放式管理模式。科学地制定电价策略,实际上起到了疏导企业内部管理、挖掘企业潜力的作用。

从博弈的角度看,合理的电价意味着长远的利益,也是市场参与各方博弈的结果。需要走出电价管理的误区,着眼于外部目标市场变化,而不是把电价作为企业经营的简单指标来分解管理。要准确制定跨省售电电价,如果轻易偏离博弈均衡点,会使参与方蒙受重大损失:价格走低,导致直接损失;价格走高,导致市场失去。

本文的博弈模型没有引入不同电网的电能成本,还不能精确描述售电电价的形成,可以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根据需要继续展开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王锡凡,王秀丽,陈皓勇.电力市场基础[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

吉林省加强活羊跨省调运监管 篇9

一、关于商品活羊的跨省调运

(一) 在实施小反刍兽疫免疫的省份之间调运活羊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免疫后超过21天, 并在有效免疫保护期内;所在羊群最近21天内未引进活羊;在实验室血清学检测基础上, 经产地检疫合格, 且动物检疫合格证明A证经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人签字。

(二)

实施小反刍兽疫免疫的省份向非免疫省份调运活羊仅限屠宰用途, 由免疫省份到输入地省份屠宰场实行“点对点”调运, 并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免疫后超过21天, 并在有效免疫保护期内;所在羊群最近21天内未引进活羊;在实验室血清学检测基础上, 经产地检疫合格, 且动物检疫合格证明A证经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人签字。检疫出证信息当天向输入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通报, 并实行全程严格监管。非免疫省份或区域由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提出并向农业部备案, 农业部及时向全国通报有关情况。

(三) 非免疫省份向实施小反刍兽疫免疫的省份调运活羊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在调运前21天免疫;所在羊群最近21天内未引进活羊;在实验室血清学检测基础上, 经产地检疫合格, 且动物检疫合格证明A证经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人签字。

(四) 在非免疫省份之间调运活羊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所在羊群最近21天内未引进活羊;在实验室血清学检测基础上, 经产地检疫合格, 且动物检疫合格证明A证经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人签字。

二、关于种羊的跨省调运

跨省管理 篇10

近来, 海南省社保局先后与甘肃省14个市州医保经办机构和四川省医疗保险管理局签订异地就医结算合作协议, 新增36个异地就医结算合作统筹区。至此, 与海南省建立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合作关系的统筹区范围扩大到89个, 涉及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海南省社保局与甘肃省14个市州分别签订合作协议, 加上之前已经建立合作关系的甘肃省本级和兰州市, 合作范围覆盖了甘肃省16个统筹区。四川省22个统筹区统一授权四川省医保局与海南省社保局签订合作协议, 合作范围覆盖四川全省。

海南省社保局自2009年启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以来, 成立专门队伍, 搭建系统平台, 建立完善制度, 合作范围不断扩大。

医保首次实现跨省转移 篇11

是什么妨碍农民工在北京看病？

“新农合”异地试点的一个使命，就是要留住那些“一生病就回家的民工”

一次阑尾炎手术，让林强成为四川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在京体验的第一人。

3月27日，四川省新农合在京定点医院授牌仪式在北京羊坊店医院举行。该院负责人赵锡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四川在京近200万务工人员，只要在家乡参加了新农合，即可在该院和另一家在京定点医院——朝阳区第二医院，享受到“如同在家”的优惠价格和报销比例。

“非常满意！”林强如此评价自己在羊坊店医院7天的就医体验——7天的费用总额约为1500元。而还是这个病，“前段时间在上地医院，住两天院就花了800多块。”

一次不太顺利的手术

4月2日下午，林强的肚子疼得厉害，他知道很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一个月前，他曾到北京上地医院做过检查，医生初步认定是阑尾炎，但没有动手术，挂了两天吊瓶消炎，花去800多块钱。

他想试着挺过去。上地医院的就医经历让他有点犯怵，“在北京看病，太贵了”。

2006年高中毕业后，林强从老家四川隆昌县来到北京，跟着开修车行的两位舅舅学了些技术，几天前刚在海淀区一家私人修车行找了份工作。刚刚试工3天，囊中羞涩。

但熬了一个晚上不见好转。第二天上午，林强给舅舅陈德恒打了个电话，舅舅决定马上送外甥去医院。

临行前陈德恒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几天前他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四川省在北京指定了两家医院，参加了新农合的四川籍在京务工人员住院，两家医院负责垫付按照新农合政策可以报销的部分。

“做不了”，羊坊店医院挂号处的答复让林强和陈德恒心里凉了半截。

“这样的手术都做不了？”陈德恒有些沮丧。但在告诉对方自己是四川人之后，事情起了戏剧性变化——“应该能做，我们再研究研究”，并将他们请到接待室。

而在该院的会议室，一场由羊坊店医院主要领导参加的紧急磋商正在进行。等候在隔壁的陈德恒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他们说有一点点麻烦，(我们)就转到其他的医院去。”

一个小时后，陈德恒等到了院方肯定的答复。

但随后又有新问题：医院要求林强出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林强没带在身上。按户参保的四川农村一家只有一个证件，证件放在四川老家了。场面随即陷入僵持。

“你们就按一般病人给我们看吧！”陈德恒急得直嚷。

林强打电话回家，问出了自己的医疗证编号，并督促家人尽快将医疗证寄到北京。院方也作出让步，同意先做手术。

羊坊店医院负责人赵锡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事实上冒着风险”——如果林强的身份不实，不仅意味着大量只针对四川省参保者的优惠措施“旁落”，还使得这个被冠以“首次以省的名义开展的新农合医疗合作”开局不顺。

医院随后的举动让陈德恒既惊讶又感动：几位医生，包括院领导，开始联系其他医院的医生。“好像是要找一位麻醉师，”陈德恒说，“看得出他们很着急。”有一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一位领导在电话中近乎央求：“我给你配合做下手行不行？”

手术持续了四五十分钟，迷迷糊糊中，林强隐约感觉“他们工作非常认真”。

交费时陈德恒又遇到了麻烦。收费人员告诉他，由于四川省与医院之间新农合的网络尚未开通，医院还不能垫付按规定可以报销的部分，只能在林强出院后开一份就诊证明，再拿回四川老家报销。

“报纸上明明写的是可以垫付。”陈德恒纳闷。四川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娄晓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报道可能存在出入。

是什么妨碍我们在北京看病？

网络所起的作用，是使得对患者进行身份核实的过程更为便捷。

据了解，在网络没有开通的情况下，这一核实主要有两个途径：要么像林强那样让家人把医疗证寄过来，要么是医院打电话跟四川省新农合部门逐个核实。

在一户只有一证的情况下，前者的问题是“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并且寄来寄去也存在花费的问题；后者则为医院平添了很多工作量——中国目前的新农合以县为统筹单位，县与县之间在报销比例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医院如果要核实身份，就要跟四川省176个县(市、区)的新农合管理部门建立单线联系，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庞大的工作量，也是一笔不菲的成本支出。

所以，赵锡银认为，建立网络的一个前提，是四川省各县(市、区)统一新农合的标准。

但要将176个县(市、区)统一标准谈何容易？各县之间之所以报销比例不同，就是因为各县的财力不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一些财力较强的县，新农合在乡镇定点医院的报销比例高达70%～80%，而有些县的报销比例还不到50%。

“要统一标准，按高的还是按低的统一？按低的大家肯定有意见，按高的有些地方政府又吃不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教授吴明说。

这种分析在北京市就能找到现实的注解。在北京市政府2007年8月23日转发市卫生局的一份有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中，将北京市2007年的筹资标准统一确定为220元，以后每年提高100元。但财力雄厚的海淀区，光区政府对新农合的投入就已经达到250元/人，人均总筹资水平更是达到了410元。

“把所有的县拉到一个水平，不是太现实。”四川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娄晓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四川省发展不平衡非常明显，成都市和少数民族地区差异非常大。”

在娄晓颖看来，开通网络，并非一定要将各县的水平拉齐，只需在省卫生厅构建一个统一平台，各县百花齐放即可。“医院只需在这个平台上找到患者所属的县，按照该县的报销比例遵照执行即可。”

“现在所缺的只是一个软件。”娄晓颖说，这一软件的功能就是整合四川省各县新农合的政策以及参保人员的资料，并与定点医院共享。有了这个平台，垫付的技术障碍就不复存在，各县对新农合的管理也趋于动态。而“这一软件的研发、论证，我们争取在半年内完成”。

身份确认和垫付环节之所以做得如此谨慎，是基于成本控制的大局考虑。“就那么点钱，得精打细算。”娄晓颖说。按照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筹资水准(个人出10元，地方政府出20元，国家出20元)，如果要实现新农合资金“略有盈余”的目标，对医院和用药进行严格控制成为一个现实的选择。

陈德恒所在的四川省泸县2007年初颁布了一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细则(试行)》，对在各级别医院的住院费报销设置了两道关卡，一是报销比例，该细则明确规定：镇卫生院报销45%，县妇幼保健院和县人民医院报销35%，而县级以上医院的报销比例只有25%。起付线也是水涨船高：镇卫生院只有60元，县妇幼保健院为200元，县人民医院为300元，县级以上医院的起付线则高达800元。

对于农民工在外地就诊，相关的文件大多语焉不详，记者调查留下的一个总体印象是“外松内紧”：从文件上看似乎可以报销，但实际操作存在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林强所在的内江市政府网站上，看到了该市卫生局于2007年年初发布的《关于农民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医疗费用补偿的通知》，该通知对医院的选择明确规定为：“农民工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时，首诊原则上应在就近的县级及其以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就诊治疗”。“因病情需要转市级及其以上的医疗机构就诊治疗者，应由首诊医疗机构出具转诊证明，并经所在县合作医疗管委会办公室审批同意后方可转出”。“凡自行到市级及其以上的医疗机构就诊住院治疗者，又没有转院证明而产生的医疗费用，一律自理”。

“病来如山倒，谁还会等到他们批准下来再去看病？”陈德恒认为，这样的规定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住院的费用由患者“一律自理”了。

“不这样规定也不行，”北京羊坊店医院医保部主任王育珠告诉记者，“要不然都跑到大医院看了，不仅患者支付的部分增多，也掏空了新农合基金。”

“所以，定点医院是个可行的方向。”吴明教授说。选定的两家定点医院，四川省卫生厅在用药目录、诊疗目录、管理和服务等方面都提出了要求，还专门制订了《四川省在京定点医疗机构管理规范》，“要求得非常细”。对于羊坊店医院来说，这种要求包括免除挂号费、护理费和注射费，住院费、手术费则减免10%～30%。

留住“有病回家的民工”

新农合异地试点的一个背景，是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工，长期以来缺乏医疗保障的现实。

受访的大多数农民工表示参加了新农合，但很多并非出于自身的考虑，而是“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用得着”，如果从自身考虑，“宁肯不入”——一位受访专家认为，新农合以户为单位参保，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总有一个用得着。”

不入的理由当然是“派不上用场”，外省目前在北京设立定点医院的寥若晨星，即便在定点医院，“比家里看病还是要贵得多”，“还是看不起”。

于是，在生病时，农民工就会遵循一套自己的逻辑：先是硬扛，扛不过去时，开始在回家和留下之间计算得失，算来算去，“大部分还是回家的好”。加上回家的路费、在家里支出的医疗费，甚至算上可能会丢掉工作后重新找工作的费用，都比在北京看一场病“更划算”。

这一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他们对城市职工医疗保险的漠然。在北京阜成门外大街的两处工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民工，当被问到老板是否给他们上了保险时，“没有”，大多数人回答时表情默然。

一份针对河南省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河南省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共有20.51万人，而河南省内就业的农民工共有740万人，参保率不足3%。在740万农民工中，有劳动合同关系的只有100多万人。

北京大学教授吴明曾对农民工群体做过一项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按照农民工的平均住院费用和住院率核算，即便工地老板对民工的住院费用一包到底，比起为所有民工上缴的保费，仍然是个小数。

“他们肯定要算这笔账。”吴明说，“因为农民工这一群体比较年轻，并且是经过健康选择的。”“健康选择”的含义就是“有病回家”。

但有时候可能会发生意外。《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说这样一个故事：河南省桐柏县一位农民工，年前被查出肺炎，在北京不敢看，挺不下去了只好回家，可到家时已经不能治了。

他的朋友并不认为这个悲惨的结果与保险有任何关系，“这都是命”。但她同时认为，“要是在北京看病，能像家里那样便宜，又能报销，就好了。”

新农合异地试点的一个使命，就是留住这些“有病就回家的民工”。

4月3日，手术做完了，陈德恒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对羊坊店医院，竟然生出些许家的温暖。

四川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娄晓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选择定点医院的标准，一是大小规模适中，二是费用相对低廉；还有一点，医院的积极性较高。

对于最后一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注解：羊坊店医院的院长和书记，都是四川人的女婿。“这应该是个加分因素。”医院党委书记赵锡银笑着说。

跨省管理 篇12

1 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缺乏法律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42条第一款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 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检疫是一种行政许可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 应当首先由当事人提出申请, 也就是申报。没有当事人的申请也就不能启动检疫程序。2010年3月1日实施的《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货主应按规定时限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1) 出售、运输动物产品和供屠宰、继续饲养的动物, 应当提前3天申报检疫。 (2) 出售、运输乳用、种用动物及其精液、卵、胚胎、种蛋, 以及参加展览、演出和比赛的动物, 应当提前15天申报。 (3)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相关易感动物的, 货主除按规定向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外, 还应当在起运3天前向输入地省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第11条规定, 申报检疫的, 应当提交检疫申报单。

1.2 产地检疫不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42条第二款规定: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 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对动物实施现场检疫。但部分检疫人员由于责任心不强或者其他情况没有及时到现场检疫, 或者到现场也没有严格按照农业部农医发 (2010) 20号, 关于《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等进行, 没有采血、采尿来检测瘦肉精, 就给货主出具《出县境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运载工具消毒证明》。致使个别货主将染疫的动物和可能染疫的但还没有出现明显症状的动物, 运出到外地给对方造成损失引起纠纷和诉讼, 也极有可能造成疫病传播。

1.3 货主有意逃避检疫

由于制度管理不严, 或者是受经济利益驱使, 有些货主有意逃避当地检疫。例如:在省内运输动物, 由于省内没有公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 (国家规定只在省与省交界处设立) , 因此, 货主便不申报检疫, 不取得有效证明便将动物运到目的地。再如:跨省运输40头牛, 货主在起运地申报检疫开具检疫合格证明, 每头牛要交5元, 而货主在沿途其它市县开具检疫合格证明, 可能每头牛只交2～3元, 无形中为货主节省80～120元。因此货主有意逃避当地检疫。

1.4 对调入动物监督管理不严

外调动物到达调入地后, 由于除跨省调运种用、乳用动物需向输入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外, 其它动物都直接到达屠宰厂或进入饲养户家中, 群众由于隔离场所、饲养管理不便等因素影响, 对调入动物不进行隔离观察, 另外由于防疫意识淡薄, 监督管理不到位, 使一些染疫动物进到当地, 使当地养殖业受到严重损失。

1.5 对出现的疫情进行隐瞒

部分养殖户由于缺乏防疫知识, 缺乏对重大动物疫情危害的认识, 对调入动物出现明显临床症状后不及时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而是私自治疗或者将染疫动物又低价卖出, 或者私自宰杀。给动物疫病的有效防控带来困难, 给人民群众的肉食品安全造成危害。

2 解决的办法

2.1 加大宣传力度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自2008年1月1日实施以来, 各地各部门都对动物防疫法及相关配套法规进行了宣传, 但都没有常抓不懈。一定要把《动物防疫法》的“为了加强动物防疫活动的管理, 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 促进养殖业发展, 保护人体健康,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立法宗旨, 宣传到人心。要扩大宣传, 采用宣传车、张贴标语、印发宣传单、举办免费培训班等方式。多宣传一些案例, 尤其是引发诉讼教训深刻的案例。同时宣传重点要针对广大养殖户和动物运输户, 使他们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做到知法守法, 依法发家致富, 使跨省市调运动物工作健康发展, 保护公共卫生安全。

2.2 严把产地检疫关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应当多设检疫申报点,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到布局合理、方便申报。另外在高速公路出口和主要公路入口处悬挂标牌, 公示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各检疫申报点的办公地点和联系电话等信息, 便于调入动物及时申报和咨询, 将动物疫情控制在外。在实地检疫时要严格按《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14条规定进行, 对检疫合格的方能出具合格证明, 对未经现场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就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的违法行为, 要按《动物防疫法》第70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的乳用、种用动物到达后, 应当在隔离场或饲养场进行隔离观察, 大中型动物隔离观察45 d, 小型动物隔离观察30 d, 经隔离观察后合格的方可混群饲养, 不合格的要按有关规定处理。

2.3 加强监督管理, 加大处罚力度

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要加强对外调种用、肉用、补栏动物的监督管理。对未办理审批手续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乳用、种用动物的, 未经检疫,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物的, 要按《动物防疫法》第77条, 第二、三款之规定处罚。同时充分发挥公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的职能, 自2011年6月1日起, 农业部决定将《出县境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运载工具消毒证明》取消, 统一使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跨省的使用 (动物A) 、省内的使用 (动物B) 。对跨省调运动物的还要求全部填写耳标号, 并且货主在到达目的地后, 24 h之内要向输入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并要求货主或承运人在到达目的地后, 应在24 h内向输入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非法调运现象。同时加大市场监管力度, 严格对流通领域内运输动物、上市交易的动物查证验物, 对无免疫耳标和有效检疫证明的动物, 要就地隔离观察, 禁止交易、屠宰, 对染疫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违法调运动物、逃避检疫造成疫情扩散, 对畜牧业发展造成危害的, 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2.4 严格加强检测

在开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之前, 一定要按农业部要求对动物的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等“瘦肉精”的含量进行严格检测, 确保工作到位、人员到位, 保证人民群众肉食品安全。

2.5 狠抓执法队伍素质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