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和改革

差异和改革（共7篇）

差异和改革 篇1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医学生培养体系[1,2]。美国的医学生教育大多采取“4+4”的培养模式, 即4年普通大学教育加4年的医学专业教育。我国的医学教育体系沿用前苏联模式, 即由高中直接进入医学院, 完成5年或7年的医学教育。由于社会环境、基础教育和培养体系的不同, 中美两国医学生在很多方面有明显差异。本文作者均有在美国医学院或/和医院工作和学习3-4年的经历, 有机会接触众多美国医学生, 感受颇深, 现和在中国国内从事医学生教学时的体会进行比较, 对两国医学生的综合素质、特征等方面进行评价, 以期对我国医学院校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1 美国医学生的培养体系简介

美国医学生要读四年普通大学, 再读4年医学院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3]。大学期间一般要有数学, 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和生物学等必修课的学分才能报考医学院。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包括大学平均和入学考试成绩, 另外还包括了工作经验, 来自各方 (工作的老板, 学校的教授等) 推荐信, 社会活动等。进了医学院, 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毕业当医生。医学院的第一、二年是基础医学教育, 完成基础医学教育后, 学生就可以参加全国医生执照基础课统考 (USMLE Step 1) 。第三和第四年主要在医院中的各科轮转中度过的。第四年学生要参加全国医生执照临床课统考 (USMLE Step2) , 考试及格才能获得行医资格。然后, 医学生要寻找当住院医师的医院 (Match) , 完成住院医生培训后, 就可以寻找单位作为医生行医了[4]。也可以继续申请专科医生培训 (Fellowship) , 将来做专科医生。

2 美国医学生的特征

在和美国医学生长期交流的过程中, 观察到了美国医学生在能力、个性、气质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特点, 与我国医学生存在很大差异, 反映了两国教育体系的不同, 也反映了中美两国文化以及经济等国情方面的不同[5]。

2.1 美国医学生交流能力强

美国医学生的演讲交流能力之强, 常给人留下极为深刻地影响。在课题研究进展汇报中, 研究即使进展不多或者不顺利, 美国学生往往都能讲的头头是道, 让人觉得工作做的很好。相比之下有的来自中国的博士后, 往往工作做的很扎实, 实验结果很多, 但是由于讲的不好, 讲解过程又缺乏自信, 反倒给人感觉工作做的不够好。当然, 语言是一个方面, 但最重要的是国内医学生交流能力不强, 演讲本身也缺乏锻炼, 使得其甚至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仍然在演讲交流方面能力不足。

在日常交往中, 美国医学生给人感觉很成熟, 相互交流过程中感觉是成年人。无论是和同事交往还是和病人交流, 都能够从容面对。讨论问题也能提出不同见解, 并有理有据的进行辩论。而我国的医学生仍然是典型的中国大学生, 大多还很生涩腼腆。特别是在进入临床桥梁课学习之后, 需要和病人接触时, 交流能力欠缺, 使患者很难建立起来信任感。在学术活动中, 提问和发言也相对较少, 值得我们在医学教育过程中深思。另外, 美国医学生在交流过程中非常注意仪态仪表。无论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都能自如, 这种能力也常使无论年龄、资历都比他们高的多的作者本人羡慕不已。

2.2 基础知识扎实, 学习能力强

医学生读完头两年的基础课就要参加全国医生执照基础课统考 (USMLE Step 1) 。这一考试成绩对将来能不能行医至关重要。因此, 学生对基础课的学习很重视。同时, 由于USMLE考试和临床问题结合紧密, 因此, 考题内容生动, 所以基础课学习并不枯燥, 美国医学生一般都有很好的基础医学知识。在学习过程中, 能够应用多种方法提高学习效果, 特别是利用网络学习资源, 通过维基百科、google搜索引擎以及Youtube共享资源进行学习。有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 一位住院医师在临床值班, 某患者需要深静脉置管, 上级医师让住院医师操作深静脉置管, 该住院医师实际上只是观看过这一操作, 并未自己操作过。在护士准备材料的过程中, 该住院医师通过Youtube观看操作视频, 临阵磨枪, 学习这一技术, 然后顺利完成深静脉置管。我国医学教育虽然经过多年改革, 条件大为改善, 多媒体教学已很普遍, 但是由于网上资源相对有限, 以及基础设施 (如无线上网) 不够, 学习主要途径仍然依靠课本和教师, 信息和知识来源有限, 信息量不够, 久而久之, 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

2.3 科研和创新的意愿强烈

在美国的实验室, 假期经常见到见习学生 (Summer students) 在实验室参加学术活动和实验技术的学习, 有的还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小课题。由于学生很早就接触到科研和创新的理念, 因此思维活跃、求知欲、创新欲强, 由此而激发的科研热情, 常常使这些学生在很短的时间里小有收获。由于美国医院也很重视科研, 许多住院医师也在相应的实验室承担一些和自己临床方向相关的课题, 课题研究成果文章的发表等会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 但一般没有强制的要求, 主要还是在兴趣和创新意愿的引导下进行科研工作。反观我国医学生对科研的态度, 接触科研较晚, 很多学生把临床和科研对立起来, 即使到了研究生阶段, 对科研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 科研过程中实用主义明显, 对创新和新领域探索的动力不足。

2.4 有时好高骛远, 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

凡事皆有利弊, 美国医学生思维活跃, 但有时给人感觉又好高骛远, 不切实际。笔者在美国从事大动物人工心脏植入的动物实验研究, 这些研究项目由于其新颖性和将来在临床的实用性常常引起医学生、住院医师的高度兴趣, 经常积极参加我们的实验研究, 有时也上手术台作手术助手。在此过程中, 笔者的感受是美国医学生、住院医师在学习过程中, 过于注重新知识的学习, 对基本临床技能重视不够, 对基本功的训练不足。有一段时间, 笔者在进行人工心脏辅助Fontan循环的大动物实验, Fontan循环是通过连接腔静脉到肺动脉功能矫治一组极为复杂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方法, 这是心脏外科很复杂的一类手术, 通过人工心脏进行循环辅助更是很有挑战性的一项实验。马里兰大学心外科的专家和笔者自己都在实验方案的设计、具体的操作方面绞尽脑汁。但却有二年级医学生对此项研究有浓厚的兴趣, 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Fontan的理论知识, 纠缠于由于缺乏心外科基本知识而很难理解的问题上, 有时让他们带教教师哭笑不得。在课题的选择上, 也经常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有时选择一些在很难完成的课题, 而美国教育又以教育和引导为主, 这些课题开始之后, 结局是很多小课题都成为烂尾楼。我国医学教育在传统上就很重视基本技能的培训, 医学生也很重视基本功的训练, 如基本的外科打结、缝合, 以及物理诊断的视、触、听等基本功的训练。

2.5 自信但有时往往过于自信

美国医学生或者说大多数美国人的自信值得我们学习, 但有时过于自信。如果你问美国医学生是否能完成某项任务, 绝大多数回答都是没问题, 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放心地让他们去独立完成, 美国医学生对个人能力的自我评价往往高于实际的能力。作为医务工作者, 这种过于自信有时也会带来负面的结果。如有一次, 美国住院医生申请独立完成股动脉切开 (cut-down) 测压, 40分钟之后, 护士跑来叫我, 说动物在大出血, 控制不住, 我赶往手术室。此时, 动物 (羊) 的一侧股动脉已经完全离短, 近端动脉缩到肌肉中出血不止, 住院医生试图通过止血钳钳夹止血, 结果找不到动脉断端, 无法止血, 笔者上手术台之后, 通过简单的缝合就顺利止血。实际上在首次置管失败后台下护士已经多次提醒这位医生, 要不要请我去, 但住院医生表示出强烈的自信, 要自行处理, 结果在慌乱中股动脉完全离短, 又忘记了基本的缝合技术止血。这种过于自信和我国医学生往往表现的谨慎或者过于谨慎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国的医学生在遇到有挑战性的问题时, 常常表现不敢或者不会, 丢掉了一些学习的机会, 但对于保持稳定的医疗质量和更为稳妥学习进步过程更为有利。

3 对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启示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总之, 中美两国医学生相比, 各有优缺点。美国学生拥有更为开放的思维, 我国的学生具有更为实干的精神。美国医学教育培养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优势, 也是我国医学教育正在改革的方向[6]。医学教育工作者要了解这种差异, 才能针对性的进行启发式的引导和相关硬件、软件条件的改进。比如, 一定要增加医学生学术表达能力的培养, 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机会让医学生受到更多的锻炼。另外, 要尽早培养创新型思维和鼓励创新性科研活动, 培养创新型的医学科研人才。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中美之间开展的更为广泛的医学交流以及文化交流的加深, 这种差异会逐步减小。不远的将来, 随着我们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和国际交流的加强, 我国医学生会成为更加务实、更加自信的医务工作者, 在国际舞台上, 也会展示出更有活力的风采。

摘要：通过分析在美国留学期间和美国医学生交流时的感受, 并和在中国国内从事医学生教学时的体会进行比较, 总结中美两国医学生在个性品质方面的差异。美国医学生的交流能力强, 日常交往表现成熟, 学术活动中发言积极, 社交活动注意仪态仪表, 基础知识扎实, 善于利用网络学习资源, 通过维基百科、Google搜索引擎以及YouTube共享资源进行学习;科研和创新的意愿强烈, 在兴趣和创新意愿的引导下进行科研工作。但美国医学生有时好高骛远, 不切实际, 过于自信, 对个人能力的自我评价往往高于实际的能力。我国医学生交流能力不足, 缺乏创新精神, 但注重基本功的培养、谨慎踏实。作者分析这些异同点, 希望为我国医学院校教学改革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医学教育,医学生,创新能力,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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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勇军, 周其全, 高钰琪.美国医学美国医学院教育对我国高原军事医学教育的启示[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 2012 (11) :729-731.

[5]魏萍, 王邦田.医学生素质教育评价探讨[J].西北医学教育, 2007, 15 (5) :904-906.

[6]俞方.美国医学课程改革历程探索[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3-112.

差异和改革 篇2

关键词：IPO,盈余管理,可操控应计利润,板块差异

一、引言

在我国资本市场上, IPO是一种稀缺资源。通过获得IPO资格, 可以提高企业声誉和竞争力, 为企业做大做强注入了“血液”。但上市资格通常需要满足几年连续盈利、标准审计意见等的一系列要求。因此, 为了达到发行资格和获得更多的发行收入, IPO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盈余进行调整。以往研究也表明, 企业在IPO前后也确实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盈余管理行为改变了盈余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误导了投资者的价值判断, 降低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长期以来A股市场发行市盈率受到管制, 导致盈余信息与新股发行定价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 因此, IPO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与成熟市场相比可能更加严重。另一方面, 中国资本市场对市场公开信息的监管、对上市公司治理的监督和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等都还不完善, 也为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基于此, 本文的研究旨在解决以下三个问题:①对股权分置改革后2006~2012年A股市场IPO企业盈余管理的总体检验。2005年7月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 破除了股票市场二元股权结构, 优化了资源配置, 解除了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大制度障碍。此后, 中国资本市场新股发行制度、信息披露与监管、投资者法律保护等方面的措施不断推陈出新。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效果需要实证检验。②制度变迁的影响。2009年前后, 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 新股发行市场上狂热的市场情绪逐渐降温。另一方面, 证监会于2009年6月推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 积极推进新股定价市场化、培育市场约束机制、完善审核监督机制, 新股发行市盈率的限制被彻底打破。本文旨在研究制度变化后是否有助于减少IPO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③板块差异的影响。A股市场上IPO企业盈余管理是否存在板块的差异, 与主板相比, 中小板、创业板公司是否因为公司规模、治理结构等的不同存在更为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已有文献大多数是基于2005年以前的样本, 对近年来制度改革政策效果的审视和评价还比较有限, 同时从板块差异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也极少。本研究将有助于弥补上述空缺并提供全面而有效的新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盈余的功用理论认为, 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会通过向市场传递企业“有价值”的信息对股票价格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IPO公司在获得更高发行价格和发行收入的驱动下有动机对盈余信息进行操控。Teoh、Wong和Rao (1998) 以美国1980~1990年IPO公司为样本, 发现发行当年存在显著大于零的可操控应计利润, 随后发生反转。研究结果反映了企业为提高发行价采取了临时推高利润的激进的会计政策。Cormier和Martinez (2006) 发现法国IPO企业为了达到分析师预测以及公司对外公布的财务预测, 在发行前后实施了显著的盈余管理。对于上述结论有部分学者持不同观点。Ball和Shivakumar (2008) 认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后由私人公司成为公众公司, 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也会更加严格。监管机构、审计师、投行以及媒体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监督, 加之可能招致的诉讼风险, 都构成了盈余操控的约束力量, 因此企业在信息披露中更多地使用保守的会计政策:对总资产额和净资产额的报告偏低, 对无形资产价值的确认也更加谨慎。

与国外研究相比,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上市资格的稀缺、发行收入的诱惑使得我国上市公司IPO前后普遍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而国内资本市场对市场公开信息监管等的不完善给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张宗益、黄新建 (2003) 以1998~2000年的A股IPO企业为样本, 发现IPO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前存在显著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 在发行当年应计利润达到最大值。陈胜蓝 (2010) 对2001~2007年期间首次公开发行A股企业进行了研究, 发现IPO前的应计利润均值显著为正, 即普遍存在收益向上的盈余管理。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A股市场上IPO公司发行前通过盈余管理获得期望收益的驱动大于各方约束产生的潜在成本, 上市后这种驱动逐渐减弱。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2006年股份分置改革完成后, IPO公司在上市前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 这种行为在上市后逐渐减弱。

2009年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 (简称《意见》) 给新股发行市场带来了显著的变化。首先, 《意见》放开了对新股发行30倍市盈率的限制。根据“发行价格=发行市盈率×每股盈余”的计算公式, 在市盈率受限的情况下, 要取得更高的发行价格只能在每股盈余上做调整, 这直接成了企业操控盈余的重要动因。而在取消发行使用率限制后, 如果优质的企业能够得到符合其自身实际的更高的发行市盈率, 操控盈余的驱动将有所减弱。其次, 《意见》对积极培育市场约束机制, 推动发行人、投资人、承销商等市场主体归位尽责, 明晰发行市场的风险等问题, 从多方面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对IPO企业的盈余管理产生了进一步的约束。已有文献大多数也认为近年来如核准制的实施、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建立等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对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抑制作用, 系统提高了IPO公司盈余质量。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与2009年前相比, 2009年后IPO公司在首发前后的盈余管理程度有所降低, 盈余质量有所提高。

板块的差异可能对IPO企业的盈余管理带来一定的影响。与主板上市公司相比, 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中小企业可能存在更强的盈余管理动机, 原因基于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中小企业上市公司更多分布于高新技术及创新型行业, 创新性和成长性是达到上市要求的最主要依据, 为满足市场的成长性预期必须有更好的企业财务数据和盈余水平。第二, 中小企业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存在更多的重叠, 管理层存在更强烈的意愿维持良好的盈余水平以便在上市后进行套现。第三, 中小企业一股独大的情况比较多见, 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更多的监管者缺位, 这都可能导致高管或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同时, 中小企业规模相对较小, 无形资产比例更高, 信息不对称导致了更强的盈余管理便利性。已有文献对A股IPO公司盈余管理板块差异的研究很少。欧阳爱平等 (2012) 对2010年IPO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发现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比主板公司更强。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与主板企业相比, 中小板、创业板IPO公司上市发行前后的盈余管理程度更强, 盈余质量相对较差。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设计

西方实证研究最常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方法是操控性应计利润法。该类方法认为, 企业报告收益由总应计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量两部分组成。经营现金流量对应于现金的变化, 与会计选择关系不大或无关, 而应计利润内生于会计的权责发生制, 管理人员对之有较大的操控空间。用回归模型将总应计利润划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其中, 操控性应计利润代表了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操控性应计利润越高, 盈余管理程度越强, 公司的盈余质量越差。基于这一前提, 西方学者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计量模型。Bartov等 (2000) 、黄梅和夏新平 (2009) 分别采用美国和中国的数据对各种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进行了检验, 结果都认为修正的琼斯模型对横截面数据的解释力更强。因此, 本研究采用修正的琼斯模型估计可操控应计利润。其基本思路如下:

1. 模型参数估计。

从当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中剔除IPO样本, 再逐年分行业按照如下模型进行回归求模型参数β0、β1、β2。

其中:TACt表示估计年度t的总应计利润, 即净利润与经营净现金流量之差;PPEt表示估计年度t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REVt表示估计年度t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即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与上年主营业务收入之差;△RECt表示估计年度t的应收账款增长, 即当年应收账款与上年应收账款之差;TAt-1表示上年末总资产;ξt为残差项。

2. 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NDAC和操控性应计利润DAC。

将IPO公司样本按年度、行业代入模型, 用上述回归估计得到的系数计算估计年度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操控性应计利润:

(二)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6年6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在A股首次公开发行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需要两类数据:一是剔除IPO公司后的总体上市公司样本数据, 用于计算模型参数;二是IPO公司的样本数据, 用于计算上市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数据来源为国泰安数据库 (CSMAR) 和聚源数据库, 采用Eviews7.2和Stata11.0进行计量分析。

总体样本的选择剔除了IPO公司、金融类上市公司、各年度ST、PT公司及数据缺失的公司, 并按照行业分类, 其中制造业按照2位行业代码, 其他行业按照1位行业代码, 最后得到11 583个企业/年度观察值。IPO样本研究期间共1 157家公司上市,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4家、数据缺失公司9家, 最终得到IPO公司研究样本1 124家, 详见表1。

四、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一) 2006~2012年样本公司IPO发行前后盈余管理的检验

对2006~2012年IPO公司在发行前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进行实证检验。表2显示, 上市前一年的DAC均值为0.019 7, 在上市当年上升到0.111 6, 上市后一年降低至0.045 9, 第二年降低到0.030 2, 但即便如此, 仍然高于上市前一年。四年的可操控应计利润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大于零。为进一步验证上述趋势, 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分板块研究发现, 整体而言发行前后各板块同样存在显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 其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也是一致的 (见下图) 。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假设1, 即2006年股份分置改革完成后, IPO公司上市前后均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 上市后虽然存在降低的趋势, 但仍然是显著的。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 均为双尾检验, 下同。

(二) 2009年前后盈余管理的变化

将2006~2012年IPO样本企业分为子样本一 (2009年前IPO企业) 和子样本二 (2009年后IPO企业) , 对两个子样本的盈余管理变化进行检验, 结果见表3。

从Panel A结果可以看出, 与子样本二企业在发行前后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可操控应计利润不同, 子样本一企业在上市前一年的DAC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6 3和-0.001 4, 且均不显著。对各板块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 2009年以前, 中小板IPO公司的上市前一年DAC值小于0, 且不存在显著性, 而主板的IPO公司, 无论发行前后都没有发现支持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的证据。

表3 Panel B对2009年前后的盈余管理变化进行了对比, 结果显示:除主板上市后两年和中小板上市后第二年的差异不够显著外, 2009年后IPO公司的可操控应计利润都在1%~10%的水平上显著大于2009年以前的IPO公司。

可见, 与2009年前相比, 2009年制度改革后IPO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不但没有降低, 反而有所提高, 盈余质量变差, 结论与假设2相反。这一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可能归因于低迷的市场环境与制度变化给IPO企业带来的压力。从市场角度看, 2009年前后资本市场经历了从狂热到低迷的大幅变化。2009年以前, A股市场整体情绪高涨, 新股发行受到资本市场的狂热追捧, IPO企业缺乏进行盈余管理的足够动力。而2009年后市场环境的整体低迷, 为了发行融资并向投资者传递“更好”的企业前景, 有更强的驱动力对企业的盈余信息进行粉饰和包装。另一方面从制度变化的角度来看, 2009年后逐步推出的一系列新股发行、退市制度等的改革和变化, 使得IPO企业面临更严格的保持盈利增长、避免亏损、避免将来退市等压力, 这都是促使IPO企业增大盈余管理的可能动因。

注:均值检验为t检验, 中位数检验为Wilcoxon检验, 下同。

(三) 各板块间盈余管理差异的检验

为验证板块的差异, 首先对2006~2012年间各板块之间的可操控应计利润进行对比。

表4Panel A的结果显示, 在上市前一年, 只有中小板和创业板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主板与中小板、创业板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而在上市当年, 无论是均值还是中位数, 按照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的顺序, 盈余管理都在1%的水平上呈现出显著增强的趋势。上市后第一年保持了按上述顺序逐步增强的趋势, 但显著性降低。至上市后第二年, 各板块之间基本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考虑到创业板是2009年之后才成立, 为消除制度变化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对2009年之后板块间差异进行检验。

从表4Panel B的结果可以发现, 与2006~2012年全样本的差异在于, 在上市前一年, 主板与中小板的均值和中位数差异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 但与创业板没有显著不同。而在上市后, 主板与中小板、创业板同样出现显著的差异, 但中小板和创业板间差异不再显著。

实证结果表明, 与原假设有所不同, 主板与中小板、创业板的差异在新股发行的不同时期体现出不同特点。在发行前, 尽管各板块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都显著为正, 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主板与中小板、创业板之间存在显著的不同。而上市后, 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的盈余管理却显著地强于主板企业。这一结果说明, 首先, 我们可能过于高估了上市前各板块之前的差异。在上市前为达到上市资格并取得更高的发行价格, 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都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其次, 在上市后, 中小板和创业板IPO企业展现出比主板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可能的原因在于,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存在更多的交叉和重叠, 同时公司治理结构也相对不完善, 公司经营者为尽快在解禁后对所持公司股份进行套现, 有更强烈的动机和更便利的条件在上市后仍采取较多的盈余管理行为, 将公司的盈余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此外, 高发行价、高市盈率的中小企业也可能受到更多制度因素的影响, 如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 发行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25%的发行人, 上市后实际盈利低于盈利预期的, 将视情节轻重, 对发行人董事及高管采取相应措施。尽管这些制度的初衷是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小企业实施盈余管理产生影响。

注:上、下行分别为均值、中位数的变化。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6~2012年的IPO企业为样本, 用修正的琼斯模型对IPO企业上市前后的盈余管理进行了检验, 并进一步探讨了2009年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前后盈余管理的变化和不同板块之间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总体上看, IPO企业在新股发行前存在显著为正的可操控应计利润, 在发行当年达到最高, 之后逐渐降低。②在2006~2009年的子样本中没有找到证据支持IPO企业在发行前普遍存在盈余管理。与2009年前相比, 2009年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后IPO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不但没有降低, 反而有所提高, 盈余信息质量变差。③主板IPO企业在上市前的盈余管理与中小板、创业板间没有显著的差异, 而在上市后显著地低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中小板、创业板企业在上市后仍存在较强的机会主义动机将企业的盈余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本文的启示在于:

1.IPO企业为了股票能够顺利发行并获得更多发行收入, 总是存在强烈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因此, 为提高新股发行的效率, 制度改革政策设计的重点应该放在通过加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加大对虚假披露的惩罚力度, 以此引导上市公司减少盈余管理行为、提高盈余信息质量。

2.制度的改革并不必然带来IPO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减少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 较为严峻、低迷的市场环境、制度变化带来的保持盈利增长、避免亏损、避免退市等压力, 都可能抵消甚至超过制度和监管的约束作用, 反而促使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为避免制度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 监管部门在制定有关政策时, 应充分考虑市场整体环境, 适当对可能引起企业保增长、避免特殊处理、避免退市等行为的相关制度进行审视和评估, 寻找更能够监督企业财务风险的合理指标。

3.不同板块的IPO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因为治理结构、管理层激励等因素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中小板和创业板企业经营者在上市后因为存在解禁后套现的机会主义动机, 可能会采取更激进的盈余管理行为。投资者应加强风险意识, 避免被部分企业表面上的高“成长性”所蒙蔽。同时, 监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针对不同板块企业盈余管理的特点, 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综合设计和考虑, 真正推进上市公司改善自身治理结构, 促进上市公司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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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和改革 篇3

1978~2006年,山东GDP年均增长12%。进入21世纪以来,年均增长达17.74%,被称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1]。但是山东省区域差异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集中在差距分析、成因剖析和战略对策等方面[1-8]。本文拟采用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二阶嵌套分解方法,用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等4项指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的区域总差异和地区间差异演变过程进行对比分析。

二、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和资料来源

在区域上,分两种地理区域概念作为基础分析:一是以山东省现有的17个地市作为区域经济差异格局演变分析的基本单元;二是将山东省分为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带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东部经济地带包括烟台、威海、青岛、潍坊和日照市,中部经济地带包括淄博、东营、济南、泰安、莱芜和临沂市,西部经济地带包括滨州、济宁、枣庄、菏泽、德州和聊城市。

在时序段上,选择1978—2006年连续时间序列,以减少短期波动影响,准确反映区域差异的演变规律。为使面积、人口不等的地理区间具有可比性,采用地理区域的人均变量指标来衡量区域差异状况。

所有数据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二)研究方法

1、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实证研究中广泛采用的一种度量方法。它不是取区域指标平均值的偏离值,而是把所有区域的指标值取差,然后加总所有的绝对差距。区域差异是“两两区域之间差异”的加总,再通过除以所有区域的个数(区域总数)和区域指标的平均值,从而得出基尼系数。其计算公式为

式(1)中:G为基尼系数,Pi为每一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Wi为每组指标占总指标比重,Qi为从第一组到第i组的累计数据比重。基尼系数越大,表明区域之间的差异越大。

2、锡尔系数及其分解方法

锡尔(Theil)系数又称锡尔熵,最早由Theil and Henri于1967年提出,包括锡尔T和锡尔L两种算法,其中锡尔T以GDP比重加权,锡尔L以人口比重加权,下面的锡尔系数计算与分解公式只就锡尔T在本文的运用展开。锡尔T的计算公式为

式(2)中,n为区域个数,yi为i区域GDP占全省的比重,pi为i地区的人口占全省的比重。锡尔T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以山东省17地市为基本空间单元,对锡尔T进行一阶分解,可将山东省总体差异(Td)分解为东、中、西三个地带内差异(TWR)和三个地带间差异(TBR),公式为:

以县市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对锡尔T进行二阶嵌套分解,可将山东省总体差异分解为地市内差异(TWP)、地市间差异(TBP)和地带间差异(TBR),公式如下:

定义;,则Td可进一步分解为:

式(5)中,Y为全省GDP,Yi为第i地带GDP,Yij为第i地带第j地市的GDP,Yijk为第i地带第j地市第k县(市区)GDP;P为全省总人口,Pi第i地带总人口,Pij为第i地带第j地市的人口,,Pijk为第i地带第j地市第k县(市区)人口[4]。

3、变量指标的选取

本文在生产方面选取了人均GDP和人均农业总产值两个指标,在生活水平方面选取了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两个指标,运用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二阶嵌套分解方法对这些指标进行测度。

三、山东省区域差异测度

(一)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测度

根据公式(1)计算出1978——2006年山东省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四项指标的基尼系数值(图1)。

由图1可以看出,山东省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四项指标的基尼系数的总体变化态势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4项指标的基尼系数基本处于平稳不变状态。第二阶段,1985—2006年,四项指标的基尼系数变化平缓并呈下降趋势。

就单个指标而言,首先从人均GDP指标来看,其基尼系数呈总体下降趋势,但不同时期的下降幅度不同。1978——1989年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1989——2006年呈快速下降趋势,表明山东省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异。

山东省各地区的耕作方式基本相同,本文基于1978——2006年农业生产总值统计资料对山东省农业生产差异进行测度,发现在研究时段内人均农业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山东省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差异较小。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是反映区域生活水平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时段内其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山东省内生活水平差异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缩小。但2006年的数值为0.6057,依然超过境界线。

人均商品零售总额是衡量区域生活水平差异的另一指标,运用基尼系数的方法对该指标1978—2006年进行测度,虽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但较其它三项指标,下降速度最为缓慢。其2006年数值也是四项指标中最大的,为0.9045。

(二)区域差异的锡尔系数测度

根据公式(5),以地市为基本空间单元对山东省东、中、西部1978——2006年人口、GDP数据进行锡尔系数一阶分解(图2)。

从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趋势来看,1978—2006年间山东省区域差异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以1984和1993年为分界点划出的1978—1983、1984—1992和1993—2006年3个阶段呈现时段内差异缩小、时段间差异逐年增大的趋势,三时段的锡尔T均值分别由0.039增长到0.045、0.065。可见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有阶段式突增、阶段内逐年减少的特点。若考虑到经济软着陆成功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以1990年为分界点,可发现1990年之前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趋于降,1990年后则呈上升趋势。

从三大地带锡尔系数分解来看,中部地带内差异占主导是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特点,1978~2006年对总体差异平均贡献率达46.58%,且呈现减少趋势。地带间差异位居其次,平均贡献率为31.96%,总体呈增长趋势,自1995年开始赶上并超过中部成为影响山东总体差异的主导因素。东部和西部区域经济差异一直在扩大,但比中部要缓和一些,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若从俱乐部趋同的角度,东西部分别形成了发达和欠发达俱乐部,而中部正处于分化或向其他两部靠拢的过渡阶段。

四、结论

1、山东省人均GDP、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四项指标的基尼系数,1978—1984年基本处于平稳不变状态,1985—2006年变化平缓并呈下降趋势。说明山东省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经济差距呈缩小的趋势,表明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2、从锡尔系数的变化看,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有阶段式突增、阶段内逐年减少的特点。1990年之前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趋于降,1990年后则呈上升趋势。1984、1993年为两个临界点,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3、中部地带内差异占主导是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特点,东部和西部区域经济差异一直在扩大,但比中部要缓和一些,对总体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东西部分别形成了发达和欠发达趋同俱乐部,而中部正处于分化或向其他两部靠拢的过渡阶段。

4、山东省应注重加强区际协调发展,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产业、产品、投资、人员来往和技术交流,推进经济互补的同时,增强经济的融合性。东中部尤其是东部在强化经济优势的同时,应加强对西部的辐射带动;此外,全省要积极推动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逐步优化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缩小区域差异,实现区域的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郑国,赵群毅.城市经济区与山东省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研究[J].经济地理,2004,24(1):8-12.

[2]徐晓鹰,刘泽.贡献系数及在山东省区域经济评价中的应用[J].华东经济管理.2003,17(1):16～18.

[3]陈培安.山东省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人文地理.2000,15(2):16～17,27.

[4]张文信,刘春艳,殷昭国.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二阶段嵌套锡尔系数分解分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22(2):104～106.

[5]袁忠香,武晋一.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30(3):102～105.

[6]孙希华,张淑敏.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分析与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3,23(5):611～614,620.

[7]杨国安.山东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实证分析[J].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21(4):482～487.

差异和改革 篇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2015】9号文) 发布实施以来, 能源局先后将深圳、蒙西、湖北、安徽、宁夏、云南、贵州、重庆等多省市纳入改革试点。各试点相继开展了大用户直供电等电力交易产品, 助推电力体制改革驶入“快车道”。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 其改革路径将对其他试点具有借鉴意义。云南水电资源丰富, 地处西南边陲,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两省均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的相关方, 存在着很强的联系。本文结合广东、云南两省电改试点的实际情况, 分析模式差异。

1 广东电改试点简介

自2013年实施直供电交易以来, 广东不断扩大交易规模。2016年度已超420亿千瓦时, 其中双边协商280亿千瓦时, 直接竞价140亿千瓦时。3-9月直接竞价159.8亿千瓦时, 发电侧让利超7亿元, 巨大的改革红利刺激了售电主体的发展。

1.1 市场化进程

2013年初, 出台《广东电力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暂行办法》, 总结江门台山市直接交易经验, 启动大用户直接交易。8月印发《关于印发广东省电力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扩大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进一步扩大交易试点范围。2015年1月, 《关于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成立运营有关事项的通知》, 明确了广东电力交易中心权责。9月,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 放开售电侧, 允许广东省内售电公司参与市场化交易。

1.2 交易主体类别

根据《广东电力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暂行办法》及后续相关文件, 相关交易主体如下。发电侧:装机容量30万及以上的煤机参与, 已准入38家, 总容量5269.2万千瓦。

大用户:年用电量超过8000万千瓦时的工业用户。2016年逐步纳入年用电量5000万千瓦时及以上的商业用户。已准入大用户613家。

交易机构:广州电力交易中心由广东电网公司按照股份制公司形式组建, 董事会由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大用户代表组成。

售电公司:从资金规模、人员配备等条件作为准入条件。截至2016年9月, 目前已准入114家。

1.3 主要交易模式

广东电力市场交易主要采用双边协商、集中竞争等方式进行。双边协商交易指市场主体之间自主协商交易电量、电价, 形成交易意向。集中竞争交易指市场主体通过交易系统申报, 采取双向报价的形式, 当前采用价差配对、差额返还的方式, 确定最终的成交对象、电量与价格等。

1.4 售电公司业务模式

广东省内售电公司业务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提供市场咨询服务。向签约大用户提供双边协商交易策略咨询、合作撮合等服务。二是参与直接交易。作为大用户主体参与直接竞价交易。三是提供增值服务。如向签约用户提供用能定制、咨询策略等服务。

1.5 广东未来电改政策研判

根据9月底颁布的《广东电力市场交易基本规则 (试行) 》规定, 未来市场交易规则将有如下变化:一是开展发电权交易。开展基数电量和双边协商交易电量的转让交易, 允许西南富余水电机组作为受让方参与转让交易。该调整将进一步挤压广东省内煤机发电空间, 加快广东省“去产能”步伐。二是交易规则调整为“统一出清”方式。改变原有的价差返还模式, 该调整将进一步促进广东省发电企业努力“降成本”, 竞争将更为激烈。

2 云南电改试点简介

2.1 市场化进程

2014年6月云南省工信委下发《云南省2014年汛期富余水电市场化消纳工作方案》, 开启市场化交易的先河。12月下发《2015年云南电力市场化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 初步形成市场化雏形。2015年7月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的通知》, 放开部分行业基数电量。11月下发《关于征求2016年市场化实施意见的函》对交易规则进行了重大调整, 市场化交易模式基本成型。8月25日昆明电力交易中心成立, 电力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

2.2 交易主体类别

根据《2016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细则》规定, 相关电力市场交易主体如下。售电主体:并入云南电网运行的所有电厂, 分为优先电厂和非优先电厂。其中优先电厂分为三类, 第一类指公用水电厂等保障性电厂, 即保电保价的电厂。第二类指风电场、光伏电厂及110KV省地共调水电厂, 保量不保价。第三类指第一及第二类优先电厂以外的水电厂, 不保量不保价。四是11家火电主体。

大用户主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节能减排要求的全部专变工业用户, 已准入7000多家。

交易中心昆明交易中心为混合所有制。其中云南电网占50%、云能投占10%, 另外5家电源企业各占8%。

2.3 主要交易模式

云南电力交易种类分为年度交易、月度交易及日前交易。其中, 年度交易为集中竞价预交易, 作为月度竞价申报的约束条件。月度交易又分为撮合、挂牌及增量挂牌交易。日前交易为月度交易的补充。

2.4 售电公司情况及业务模式

云南省内已有30多家售电公司进行了工商注册, 但省政府仅下发云南电网、云南省配售电、保山、农垦等4家配售电牌照, 目前已暂停下发售电牌照工作。由于规则限制, 大部分售电公司暂未开展电力交易, 其主要的业务模式如下:一是为用户提供电力交易咨询服务。二是代理部分小企业电量参与竞价。三是部分配售电公司获取增量配网业务项目。四是提供资金、理财等电力市场化服务。

2.5 云南未来电改政策研判

云南电改主要目的在于“降成本, 补短板”。通过开发增量配网“补电网短板”, 降低用户电价。预计未来政策走向, 一是政府将准入两类售电公司。配套文件中第二类售电公司———即拥有配网的售电公司, 可自行结算并开具发票。另外为第三类售电公司———即独立的纯售电公司。二是准入更多的发电主体, 预计多达500余家, 后续可能全部电源参与, 竞争将更加激烈。三是以9月2日国家能源局要求上报增量配网试点为契机, 开放获批的增量试点业务。

3 滇粤电改试点模式差异及联系

售电业务在国内属于新兴市场业务, 结合两省电改实际情况, 电改模式差异及联系如下:

3.1 滇粤电改试点模式差异

3.1.1 电改方案进程不同导致售电公司发展路径不同。

云南省电改主要目的在于“降成本, 补短板”, 切入点在搭建交易平台, 建设交易市场, 让更多的发电主体和用户可以直接参与市场交易, 通过市场竞争实现“降成本”的目的。而广东省电改切入点在于培育市场竞争主体, 特别是独立售电主体, 活跃市场交易。由于两省电改方案进程不同, 带来售电公司选择的发展路径不同。云南省配售电公司以成为拥有配网为第一目标, 电力贸易为其次;广东的售电公司以尽快参与市场竞争获得贸易先机为第一目标。

3.1.2 电力市场开放程度不同。

云南省政府发展地方配网, 在辖区内发展配网以期降低对南网的依赖, 发展配网让用户就近用电, 使降电价成为可能。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实现政府及企业的双赢。而广东省电力市场更成熟开放, 支持省属企业发展配网的动力不足。

3.2 滇粤电改试点存在的联系

3.2.1 云南富余水电将进一步挤压广东煤电空间

根据《广东电力市场交易基本规则 (试行) 》规定, 广东省内售电主体将开展发电权交易, 规定煤耗高的机组可在交易中心挂牌基数电量及长协电量向煤耗低的机组交易发电权, 允许西南富余水电参与。云南富余水电相比广东火电存在着较大的成本优势, 兼具清洁优势。在现有“西电东送”战略的背景下, 广东统调电量已有三分之一来自云南水电。发电权交易的开展, 打开了西南富余水电进入广东电力市场的大门, 将进一步挤压广东省内常规煤电发电空间, 迫使广东发电企业“降成本”, 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同时, 将进一步促进广东电力市场“去产能”, 达到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3.2.2 跨区售电主体将进一步刺激云南售电市场

差异和改革 篇5

一、护理专业与药学专业分属不同专业类别

笔者所在的高职学校主要有2个专业, 一个是高职护理专业, 一个是高职药学专业。我国大学正规专业分类分成12学科门类, 学科下设80个一级学科, 一级学科下设358个二级学科。其中护理学属于医学学科下设的临床医学, 而药学可以属医学学科, 也可属理学学科。

护理专业和药学专业, 表面上看来都是属于“医学”学科门类, 但事实上, 护理专业是比较典型的医学学科,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药理学、护理概论与护理技术、内科护理、外科护理、儿科护理、老年护理、传染病护理等等;而药学专业既可归属在医学门类, 但在分类上也注明了可以属于理学学科, 开设课程主要如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药物分析、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等, 除药理学之外, 其他列举的6门课程都是理科性质。药理学是护理专业和药学专业都要开设的课程, 即便是在护理专业和药学专业都开设的药理学, 教学内容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 护理专业开设的药理学, 主要学习药物的临床应用, 学习以理解记忆为主;而药学专业开设的药理学主要学习药物的作用机理, 学习以逻辑推理为主。

二、行动导向教学法是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的模型

1. 教学方法的含义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 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 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和手段的总称。

教学方法从属于教学方法论, 是教学方法论的一个层面。教学方法包括教师教的方法 (教授法) 、学生学的方法 (学习方法) 两大方面, 是教授方法与学习方法的统一。教授法必须依据学生的学习方法, 否则会因缺乏针对性和可行性而不能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 所以在教法与学法中, 教法乃处于主导地位。

2. 行动导向教学法

行动导向教学法不是指某一种教学方法, 而是由一系列教学方法及技术组成的教学方法群, 主要包括“大脑风暴法、卡片展示法、角色扮演法、案例分析法、项目教学法、引导课文法、模拟教学法”等等。

德国是世界上最重视职业教育的国家, 也是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德国职业教育界于上世纪80年代起, 开展了行动导向教学法的讨论, 这对德国职业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 这种方法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培训的主流发展趋势, 这些以行动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教学方法, 近年来在国内各职业学校多有模仿和

三、高职教育不同专业类别教学方法差异化改革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 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 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职业教育差异化改革就是指职业教育的教学必须从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禁锢中脱离出来, 采用新的、现代的职业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但是, 教学方法的改革没有模板, 不同类别的专业, 应根据各专业特点, 采用各自适合的教学方法, 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可能是相同的, 也可能是不同的。

专业类别不同, 培养目标不同, 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能力则不同。比如护理专业和药学专业课程的学习, 类似于文理科的区别, 护理专业课程学习以理解记忆为主;而药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以逻辑推理为主。学生的学习方法不同, 教师设计的教学方法必须依据学生的学习方法而定。因此, 专业类别不同, 最适合的教学方法也可能不同。笔者认为“行动导向教学方法”中“大脑风暴法、卡片展示法、引导文教学法”对于两个专业都适合。但“角色扮演法”较适合护理专业教学, 而“项目教学法”则较适合药学专业教学。

“角色扮演方法 (Rolenspiel methode) 是学生通过不同角色的扮演, 既能体验自身角色的内涵活动, 又能体验对方角色的心理, 从而充分展现出现实社会中各种角色的‘为’和‘位’。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社会能力和交际能力的目的”。护理工作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护士服务的对象是人, 而且是有病患的人群, 因此, 对护理专业技能的学习必定要进入角色, 才能真正的体会到病患的痛苦, 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患者, 笔者认为“角色扮演法”特别适合护理专业的教学, 但并不适合药学专业课程的教学。

“项目教学方法 (Projekt methode) 是将一个相对独立的项目, 交学生自己处理。从信息的收集、方案的设计、项目实施到最终评价, 都由学生自己负责。学生通过该项目的进行, 了解并把握整个过程及每一环节中的基本要求”。以药学专业课程《药物化学》为例, 可以一个药物的合成为一个项目, 如阿司匹林的合成, 从选择原料、制备过程、成品检验为一个连续的项目, 如此可以使学生对药物的生产、质量检验有整体的概念, 以缩短学生和企业的距离。笔者认为“项目教学法”较为适合药学专业教学。

当然, 这样的说法是否贴切, 笔者将进一步研究探讨。在“行动导向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群中找出适合护理专业、药学专业等不同专业类别的教学方法, 同时加以实施并深入研究, 探索不同专业类别教学方法差异化的改革, 以真正提高高职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 培养出适应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摘要：对于不同专业类别的职业教育, 教学方法必定有不同的适切性。本文就不同专业类别教学方法的差异化改革进行了探讨, 不同专业类别教学方法的差异化改革和研究, 对职业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不同专业类别,教学方法,差异化改革

参考文献

[1]周少梅.行动导向教学法的探索与实践.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年第2期.

差异和改革 篇6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 并对区域及其相互关系产生深刻影响[1]。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逐渐推进, 区域整合模式日渐清晰。国内外对于区域整合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理论发展与实践探讨[2]。在这些研究中, 大多数的实证分析均基于大尺度的区域整合如国际区域整合、省际区域整合、近域城市整合、组群城市整合等, 县级尺度的研究非常少。基于大尺度的区域整合研究较好地反映了区域大格局的发展变化, 但是很多跨行政区划的整合特征很难显现, 因此, 从县 (市) 级尺度研究区域的整合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始于1978年以市场化导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其以较为平稳的方式对整个社会制度结构进行全面改造, 是对整个经济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根本变革[3]。渐进而有序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和发展道路, “中国模式”是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立足中国国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 是一种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4,5,6]。

由于区域 (国家) 所处的区位条件及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不同, 它们的发展总是处于非均衡状态之中, 而非均衡状态下区域内外的有序的状态即是区域间的整合, 这意味着专业分工与区域间的和谐发展[7,8]。我国自2000年以来的区域合作模式主要表现在人口聚集、经济发展、企业迁移等多个方面, 进行多方面的区域整合与合作对于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增强综合实力、减小区域之间的差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依据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格局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对我国发展格局的要求, 可以推断当前中国依旧为典型的以东部沿海、长江流域等为重点发展轴线, 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 成渝城市群、武汉经济圈、西宁城市带为基本发展点的“点-轴”发展体系[9,10]。因此,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整合亦应当与该规律趋同, 首先从重点发展中心开始聚集, 依托发展轴线向外依次推进。同时, 传统的基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整合与合作研究, 忽略了各地带内部的巨大差异[11], 不能针对各个地区进行有效的分析与论证, 而采用县域数据怎能够清晰的表明区域中心的发展实力与聚集程度, 以及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 用更小的单位揭示了中国县域整合的发展演化过程。

以县 (市) 为基本研究单元, 选取2002年、2005年、2009年3年的统计数据, 该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年份的《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对于以上两者均未涉及的区级的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 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数据难于获取, 故并未列入本次区域紧凑度计算的范围之内。

2 2009年全国各县 (市) 的发展格局

2009年全国各个县市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发展格局大体依旧呈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 但是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各指标的空间分布也存在较大的差异。2009年全国各县市的空间格局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2.1 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呈集聚整合趋势

从各县 (市) 人均GDP的分布 (图1) 来看, 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地区由于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人均GDP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外, 呈现明显的聚集趋势;在东北中部地区、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也有明显的整合趋势, 与中国当前城市群、经济区等的发展相一致。

人口密度的分布 (图2) 东高西低的趋势非常明显,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中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处于极高端水平。人口在东北中部地区、京津地区、山东省部分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聚集发展与人均GDP的聚集趋势协同发展。

因此, 从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来看, 当前中国的空间格局为在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集聚整合趋势明显。

2.2 东部沿海地区区域整合趋势明显

2009年三年中国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可以看出, 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边地区存在几个明显的经济发展中心, 如北京、天津、山东东北部、上海、深圳等, 周边经济发达的县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从外围向中心逐渐整合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在东部沿海的北京、上海、深圳区域聚合的趋势最突出。纵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不难发现, 除了聚集于东部沿海对外开放地区之外, 中部地区的武汉、郑州、长沙、成都、昆明等地的经济集聚也日渐清晰, 此外, 重庆、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西部地区也存在较快的发展。

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主要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集聚, 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依旧是人口分布较为密集、人口整合较为发达的县市, 其周边县市与中心县市的人口密度从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 即越靠近中心县市人口密度越大, 表明中心县市对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的整合吸引力。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县市人口密度也较大, 但该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最为突出。

2.3 经济发展和人口主要在沿海、沿江、沿线、沿边地带进行整合, 经济增长轴线和人口聚集轴基本显现

分别提取人均GDP≥12000、≥20000和GDP≥30000的县 (市) (图1) , 可以看出,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 (市)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长江地带、北部沿边地带以及我国西南部的部分地区, 经济发展在国家综合发展轴线地区整合的趋势已经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我国人均GDP具有点状分布特点, 较突出的地区主要包括:1) 北部沿边地区,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山西北部地区部分县 (市) , 该类地区受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的影响GDP增长水平较高, 地广人稀, 因此人均GDP较高, 从资源、产业、空间、人口等各个方面均有较强的整合趋势;2) 京津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的部分县市, 人均GDP高于30000元/人的有42个, 该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及各方面均在此聚集;3) 长江三角洲, 包括上海市、江苏东部、浙江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 上海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地区, 对劳动力、产业等均有较强的吸引力;4) 珠江三角洲, 包括深圳、广东省东部部分县市, 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的倾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点与经济发展轴共同构筑了我国“点-轴”体系的空间格局。

分别提取人口密度≥2、≥4及≥6的县 (市) (图2) , 可以得出2009年中国各县市人口密度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轴线发展特点, 人口密度较大的县市主要集中沿东部沿海发展轴、京广沿线轴、长江发展轴三条发展轴线排列, 尤其是作为中心县市的轴线分布格局更为强烈。1) 东部沿海发展轴, 在该轴线分布的主要的整合中心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长春等, 各大人口密度中心吸引周边县市形成沿海地区快速增长县域发展轴线;2) 京广沿线轴, 沿着京广沿线, 人口密度较高的县市聚集而成的中部条带状发展轴线;3) 长江发展轴, 以南京、武汉、重庆等部分城市的重点县市作为发展几点, 人口逐渐向该轴线集聚整合。

因此, 从经济整合与人口整合两个方面来看, 我国的综合整合趋势呈现以东北地区、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为发展点, 以东部沿海发展轴、北部沿边发展轴、长江沿岸发展轴、京广沿线轴等为发展轴的空间整合格局。与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格局基本吻合, 具有明显的区域协调性。

3 21世纪以来演化趋势

3.1 区域整合中心由东向西逐渐推进

从人均GDP全国分布空间格局来看,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甚至是西部地区推进。2002年, 人均GDP的发展中心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地, 中部、西部虽然也有部分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 但仍未形成区域发展中心的规模 (图3) 。到2005年, 随着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郑州、武汉、重庆等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日渐加快, 周边县市逐渐向该类地区融合, 区域中心的地位日渐突出。到2009年,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区域中心由东部向中部、西部地区推进演化, 巩固了部分地区区域中心的地位, 另外新的区域中心也开始发展起来 (图1) 。

2002年中国人口密度的区域分布格局已经基本定型, 人口密度较高的县市80%以上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图3) , 但是应当看到各个县市的人口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增的趋势, 且人口密度高的县市按照由东向西的规律进行推进。最明显的就是广东省部分县市、宁夏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等地, 人口密度增长迅速, 对周边县市的吸引力亦逐渐增强, 区域整合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

3.2 经济增长和人口分布具有不断集中的趋势, 且趋同趋势增强

2002-2009年, 人均GDP与人口密度分布均与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空间格局基本一致, 且总体经济差异与人口密度差异逐渐减小, 也就是说大部分地区中心地区人均GDP与外围区域的差异逐步减小, 人口密度同其周边地区的差异也减弱, 即人口密度比较接近的地区在空间上分布越来越集中, 整合趋势增强。

自2002年以来, 除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等沿边地区的部分省份是我国人均GDP发展水平较高外, 东北中部、京津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均以重点市域为中心向外围蔓延, 扩展范围逐年递增, 人均GDP的量也随之变化 (图1, 3) 。例如, 2002年珠三角中心地区人均GDP仅在30000元/人左右, 而到了2005年成长为70000元/人, 2009年甚至达到200000万, 较之2002年增长了近7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从三年的人口密度对比来看, 人口密度分布的点轴系统模式凸显, 与人均GDP的发展类似, 从2002年到2009年6年的时间内长江三角洲中心县市的人口密度增加了3.5倍, 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增加了5倍左右。由此可见, 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密度的增加在空间分布格局上趋同分布规律一致, 在量的增加上也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

3.3 各个县市之间的整合逐渐打破了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 实现了跨区域合作

由于受到中国严格的行政区划的限制, 过去区域之间的整合与合作仅局限在省级行政区划以内, 很少有县市脱离本省的管辖与制约, 参与其他省份的区域合作。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 省域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既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 促进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又能有效实现区域的分工, 避免恶性竞争,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其规划初期的范围仅包含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 总人口4230万, 土地总面积41698km2, 各个县市人口密度较低, 人均GDP也仅仅在30000元左右, 邻近县市之间的区域合作已初见端倪。随着“大珠三角”、“泛珠三角”战略的实施, 合作县市的范围逐渐向外围全方位拓展, 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开放性的空间载体。到2009年, 珠江三角洲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三大重点发展中心之一, 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参与区域合作的县市增加到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等省域范围。

4 结论

1) 2009年, 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趋势不明显, 但局部地区呈现集中整合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区域整合趋势最明显, 中西部地区部分县市的区域中心地位凸显;经济发展和人口主要在沿海、沿江、沿线、沿边地带进行整合, 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相互协同,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2000年后, 渐进式改革进入区域整合阶段以来, 中国的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逐渐演化集聚的趋势, 受到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决策的影响, 区域整合中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 基本确定了我国的“点轴”式的发展格局。在近10年来的集聚整合过程中, 经济增长和人口分布具有不断集中的趋势, 同时, 二者在空间分布格局上趋同分布规律一致, 在量的增加上也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 趋同趋势逐渐增强。

3) 中心县市与外围县市的联系更加密切, 各个县市之间的整合逐渐打破了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 实现了跨区域合作, 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区域的分工与合作、避免恶性竞争,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摘要：自2000年以来,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进入区域发展整合中的区域合作时期, 经济区、城市群、大都市区等的兴起逐渐成为各地区争取中央政策和国际资源投入、整合边缘地区的重要手段。以2002年、2005年、2009年3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以各个县 (市) 为基本单位, 将县域人口密度数据、经济数据与图形数据相结合, 计算了全国各个县市人均GDP与人口密度, 并运用GIS软件对渐进式改革模式实施以来21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状况进行了分析, 进而分析了2002年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 可得出以下结论:1) 2009年以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各县市在部分地区有明显的集中整合趋势;2) 中国的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逐渐演化集聚的趋势, 基本确定了我国的“点轴”式的发展格局;3) 经济增长和人口分布具有不断集中的趋势, 且趋同趋势增强;4) 各个县市之间的整合逐渐打破了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 实现了跨区域合作。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县域差异,区域整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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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和改革 篇7

《大学英语写作》是一门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英语课。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其对英语文化的了解仅限于《大学英语》课上教师的零星讲解 , 因此基本对英语文化和思维模式没有什么了解。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写英语作文时几乎完全按照汉语思维模式行文, 写出带有浓厚汉语味道的中国式作文。为帮助学生写出地道的英语作文,有必要加强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文化和思维模式的输入, 帮助学习者了解这两种语言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差异, 采用符合学习者实际学习情况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开展写作教学。下面通过分析英汉两种语言在修辞模式上的差异,以及其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启示,探讨适合中国学生的教学方式和技巧。

一、英汉修辞模式差异在写作上的表现

1.观点表达差异

大学英语写作大多都是议论文的写作, 议论文写作中避免不了观点的表达,作文中观点的表达反映了价值观的不同。用何种人称表达,站在什么角度发表观点,英语和汉语是不同的。就议论文来讲,英汉文章大都用第一人称,但据统计,英语文章用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各占一半, 而汉语文章绝大多数都用第一人称复数。这是因为英语文化中强调个人和个人的作用,提倡个性化和自由,个性和独立思考受到高度重视,长期以来的言论自由使得人们发表看法的环境相对宽松, 因此英语中很多用于表达观点的词或短语强调的都是个人观点,如“in my opinion”,“personally”,“I think”,“as for me”,“in myview”,“Ithink/believe/hold”,等等。与此相反 ,汉语强调的是个体包含在整体中的群体价值取向,强调天人合一的“大一统”观点,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意见一直都是弱化的。即使到了现在,维护整体利益仍然是主流的价值取向,集体意识仍然是意识形态的主流,这使得人们在表达观点时,更倾向于使用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人称代词,如“我们”、“大家”等。写英语作文时,学生常会不自觉地将这种思维方式带到作文中,造成了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中个人意见表达模糊不清的问题,套话和空话比较多。

2.语篇修辞模式的差异

由于受“天人合一”思维文化的影响,汉语思维注重语篇的整体性,追求的是整体而不是部分。以意念为主轴,以神统形,文章先发散开去再回来收拢,发展呈螺旋形,条理层次呈现隐形关系,语篇中短句多,句子结构松散,组合自由。英语文化因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对立及人对自然的征服, 这种对立思维使得西方人养成了理性思考、逻辑思辨的习惯,表现在语篇结构上,则为文章的逻辑性强,开篇直入主题,层层深入,层层剖析,最后得出结论。此外,英语语篇注重篇章的结构和主题句,重视过渡连接词的关联作用,因此连接词的使用远比汉语频繁。

二、英汉修辞模式差异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改革的启示

基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引起的两个民族在修辞模式上的差异,造成的英汉语在语篇组织和观点表达上的差异,造成许多中国学生写出的英语作文带有很浓的汉语味道。为帮助学生写出更加地道的英语作文,有必要对现有的英语写作课的教学方式做出必要的改进, 帮助学生写出更加符合英语修辞习惯的作文。

1.强化英语文化的输入

一直以来, 国内英语课程的教学都偏重词汇、语法的教学,重点让学生识记单词、阅读文章,强调的是各种语言技能的掌握,而对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则很少。正是这种文化输入的缺少,造成中国学生在写作英语作文时,只能借助已有的汉语思维模式组织语言,连句成篇,这样写出来的文章难免带有汉语味道,难怪外国教师评价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华而不实”、“晦涩难懂”。为了帮助学生写出地道的英语作文 ,有必要强化对学生英语文化的输入, 让学生了解英语文化及英语的修辞模式,了解英汉语修辞模式的差异,在英语修辞模式下写出真正地道的英语作文。

2.有针对性地开展英汉语对比分析

为帮助学生写出地道的英语作文, 除需强化英语文化的输入外, 写作课教师在写作教学中还应注重对英语两种语言的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比较两种语言在思维模式、话语结构、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异同。通过比较分析,正确指导学生有意识地分析两种语言在词汇、语法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尽力克服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写作选词方面,要准确把握词义,注意词语的文化差异。在句子结构方面,英语重形合,逻辑性强,连词、被动句使用较多;汉语则重意合,句子多无明确主语,短句多,句子多靠内在的意思相联系,连词使用较少。在语篇方面,英语的线性思维(linear thought pattern)(俞理明,2004:76)习惯直入主题 ,开门见山 ,直截了当地提出观点和看法 ,再逐步进行分析, 最后得出结论; 汉语的螺旋式思维(circularthought pattern)(俞理明 ,2004:76)则习惯避开主题 ,先铺垫 ,再入主题。通过有针对性地对比英汉语之间的差异,能够增强学生的意识,形成良好的英语语感,在写作英语作文时就不会借用汉语的规则, 写出的英语作文会更符合英语文化的思维模式。

3.重视错误分析

英语的几项技能中,写作是最难培养的一项技能。在写作过程中,学习者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面对出现的错误,教师无须过度夸大和强调,错误的出现其实是学习者在运用所学的语言规则进行验证的结果。学习者将已经学到的语言规则应用到实际写作中,有些能够正确使用,而有些则由于不当使用出现了错误。通过分析错误的特征、类型和比重,教师就可以了解学习者的现有英语水平及学习的困难所在。掌握了这些信息,教师就可以根据学习者的情况,有效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帮助学生写出符合英语语法规则和修辞模式的地道的英语作文。

三、结语

通过对比 分析英汉 两种语言 在修辞模 式上的差 异 ,发现由于受文化和习惯的影响, 英汉两种语言在观点表达和语篇模式上存在很大差异, 这是造成中国学生写作英语作文不够地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教授《大学英语写作》这门课时,教师有必要在教学方式和技巧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如重视课堂上英语文化的输入,有针对性地开展英汉语言对比分析,同时注重对学生作文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分析,帮助学生避免由于英汉语言修辞模式差异造成作文表达的不地道等问题,写出既符合英语语法规则又符合英语文化要求的英语作文。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英汉两种语言修辞模式差异在观点表达和语篇模式上的表现,以及对中国学生英语写作的影响,探讨进一步改进《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方法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