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规制

管理规制（精选12篇）

管理规制 篇1

时代在变化,人民群众的眼界也在不断开阔,对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要从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中跳脱出来,一方面要适应新时代的新竞争,另一方面要从上层建筑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式,也就是既要遵循市场经营、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又要敢于突破固有的模式,利用地方政策法规。这种经营规制管理模式就是各大企业在发展中所探索出来的在法商思维指导下的新模式。在实施和运行中不仅提高了企业自身的经济收入,也创造了更大的社会价值,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公平公正的进一步实现。[1]

1 法商思维

1.1 法商思维

法商,即法治商数。法商思维就是在时代的前行中,不同层次规模的企业为了适应不同阶段不同环境的经济发展而诞生的一种新的管理思维模式。法商思维,其中法是规则,商是创新,商无法不兴,商无法不稳;同时作为社会的底线的法律规范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企业的商业行为和最终的商业结果。换句话说,法商思维就是追求效益的价值观、方法论同追求公平的法治价值观、方法论的有机结合。法商思维并不是单独对企业或者个人所提出的要求,而是对双方的一种促进。它要求法律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商业理论知识、运行方式,具备一定的商业思维;要求企业经营管理者知法、懂法、守法,依法规范企业的行为,以法创新企业的经营。

可以说在法商思维下企业和个人的改变进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1.2 法商思维的重要性

法商思维作为近些年兴起的新思想、新形式,在当前的时代发展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球化各国间的联系不断加剧,使得国内的经济建设迎来了新的转型机遇期,新常态的经济形势越发凸显,但是发展中的各种潜在的矛盾阻碍着企业的进一步前行,不容忽视。在这种情况下,法商思维正是企业应对风险危机之下,所亟须的一种创新经营智慧和战略理念,是一种可以推动企业自身长期稳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2]

同时长久以来,对于企业来说获利和公平之间的矛盾一直是被人民群众争论不休的问题所在,而法商思维就可以缓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因为法商思想是从两者的共同点出发,将两者融为一个整体,以达到兼顾资源配置中的效率性和公平性的目的。

法商思维下的经济理念是从更广泛的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的,最大限度地满足更多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的新经济理念。法商思维下的法律规则条文也不是停留在书本纸面上的冰冷的文字,而是真正融入市场经济中的,与之贯穿适宜的规范守则,在促使企业创新的同时约束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保证群众的利益。[3]

1.3 法商思维对新时代企业的要求

法商思维对企业的规制管理提出了两点要求。

首先,因为社会通常将企业所占有的物质财富视为衡量一个企业发展质量价值的标准所在,所以部分的企业在曾经的发展中以获利为目的不择手段,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为此在新时代中法商思维对企业规制管理提出的第一点要求就是,转变错误的经营思想,纠正错误的生产经营行为,建立正确科学的经营观,保证生产经营科学合法。

其次,随着社会各项事业建设的日益完善,各项法律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也不断提高,因此企业所面对的市场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监督治理之下的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而在这种束缚于机遇并存的特殊环境下,法商思维对企业规制管理所提出的第二点要求就是,新时代的企业在发展竞争中应当了解有关的经济法律条文,在不违反有关制度的前提下,创新企业发展形式,寻找更适宜的规制管理方案,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4]

2 法商思维下的企业规制管理

以上所说的就是法商思维在当前的环境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企业所提出的两点要求,为满足这两点要求,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企业在规制管理中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

2.1 法商思维下的人员规划

员工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员工的整体素质直接影响着企业发展的质量水平,因此企业规制管理中要做好相关人员的规划工作。

首先,在人员的聘用方面某企业应当重视员工的素质。也就是说既要招收法律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服务于企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法律问题,也要招收一些类似法商类的人才,因为这些人不同于传统的法律工作者,他们能从法律的角度看待商业的发展,帮助企业有效地避开雷区。当然企业所需的高素质经济专业的人才招收聘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企业在招收聘用人员时要制定一套科学的流程,并加以严格落实,从而真正留下有素质有能力的人才为自身服务。同时在经过全面的客观的了解后,也有助于企业根据员工不同的特征加以任用,加快员工与企业融合的速度。[5]

其次,在员工的日常管理方面,企业要运行在法商思维和以人为本原则下所诞生的人员管理制度,也就是说企业经营者既要尊重爱护员工也要严格要求员工的行为。孔子曾经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因此企业经营者应当提高自身境界,成为一个讲政治、懂法律、有思想善经营的领导者,带领所有的员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最后,就是员工的日常培训工作的到位,也就是企业经营者要培养所有员工的法律思维。但是建立员工的法律思维,提高对法律的认知也不是要原本从事经济的员工转行背法律条文,而是更多地了解法律常识,知道什么能做,底线在哪里,对法律形成自身的主观认知,从而自觉地追逐公平正义,崇尚法律规则。同时企业应当定期举办有关的法律规范和经济理论的交流培训活动,令不同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从不同角度共同探讨相关知识,实现全体人员的知法、懂法、守法,将法商思维真正融入企业文化之中。

2.2 法商思维下的管理政策

合法守法是企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因此企业应当对现有的日常管理工作运行规制管理政策加以及时有效的调整。

曾经有企业为追求财富利益而不择手段,比如说云南泸西县小松地煤矿爆炸正是因为企业视有关的法律为无物,肆意妄为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同时《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百一十一条对企业和偷税漏税行为也加以严格的惩治。血淋淋的教训和白纸黑字的叙述,无一不在告诉企业经营者从法商思维下调整日常工作管理的重要性。因此企业经营者应当在了解有关的法律规范制度的前提下,制定符合相关制度的及自身发展的运行管理政策,强化从选材储存到施工运用的全过程操作施工,要求所有工作人员规范自身的工作行为,对自身的行为直接负责。

另外,法商思维下鼓励企业在守法的前提下进行创新发展,因此企业经营者在制定管理约束制度的同时,辅助以员工选拔、薪酬福利等制度。对有创新有贡献的守法员工予以奖励,以此建立一个良性的竞争环境,激励所有员工主动守法创新。当然对于所有员工的奖惩情况应当予以公示,并标明相应的理由,令其他员工切身体会到法律思维下的公平公正,从而真正信仰法律,提升对企业的忠诚度,自愿为企业开发自身的潜能。[6]

2.3 法商思维下的生产经营

不同于以往,法商思维之下要求企业追求的是安全经营持续发展所获得的新财富,信奉用规则创造价值的新主张,树立效率与公平均衡的新原则理念,以打造真正成功卓越的领袖企业。因此企业应当在法商思维指导下主动创新,改变自身的生产经营方式。

具体来说,第一点改变企业现有的生产经营理念,将安全经营放在生产获利之前,摒弃曾经的“发展的路就是通往监狱的路”的发展模式。因此企业应当提高对法律规则的把控和运用,令企业发展走在我国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同时应当认清短期的获利不是发展,真正能对抗市场中激烈竞争的发展是对财富进行长期有效控制的企业。因此企业应当紧随市场的潮流,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将财富公平公正地分配到员工中,将财富回馈给社会。

第二点企业应当从驾驭法律规则和整合资源的工作中不断实现创新和变革,以此作为财富持续发展的手段之一。阿里巴巴作为当前业内成功企业的代表,其崛起正是因为领导者发现了互联网的商机,并借助于国家对互联网积极发展的鼓励和支持政策。由此可见法商思维指导下调整改变生产经营方式的重要性。因此企业经营者应当有一个长远且敏锐的眼光,发现自身生产经营漏洞的同时,发现市场的商机所在,并能够运行地方有关的政策制度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另外,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应当自觉抵御违法行为,自觉遵守法律,并能够用法律捍卫企业的合法权益。

以上所说的就是企业在法商思维指导下进行自身规制管理工作调整的相关措施,以供参考。

3 结论

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势在必行。因此企业在法商思维下进行有效的及时的规制管理行为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之一。所以企业经营者应当具备法商思维,带领养成企业依法办事,遇事找法的好习惯,从而获得长期有效的财富,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和法治的不断向前。

参考文献

[1]孙选中.“法商管理”变革企业管理的新理念[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7):128-134.

[2]王鸥.法商结合对促进我国金融企业发展的思考[J].中国经贸导刊,2013(11):34-36.

[3]葛建华.“法商管理”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教改探索[J].改革与开放,2013(20):51-53.

[4]法商研究.《法商研究》征订启事[J].法商研究,2014(3):160.

[5]赵明星.刍议基于法商管理的新经济时代企业财务管理变革[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16):191.

[6]葛建华.“法商结合”特色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教学中的实现形式探索[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9(1):167-174,185.

管理规制 篇2

所谓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Buy―outs，缩写为MBO，又译经理层收购、管理者收购等)，是典型的舶来概念。1980年英国经济学家麦克。莱特(Mikewright)提出了该概念[1]并给出了相应的定义，即属于管理企业地位的人收购企业[2].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管理层收购的概念导入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被认可[3].但迄今为止，关于管理层收购的定义表述尚处于众说纷纭的局面，没有准确完整的定义。有人认为，管理层收购是杠杆收购(LBO，即LeveragedBuyout)的一种特殊方式，当运用杠杆收购的主体是目标公司的经理层时，一般的LBO就演变成了特殊的MBO[4].在这个意义上，管理层收购也可称为“管理层融资收购”[5].也有人认为，管理层收购是管理者为了控制所在公司而购买该公司股份的行为[6].还有人将管理层收购表述为“指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或靠外部融资来购买其所经营公司的股份，进而改变公司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资产结构，最终达到重组该公司并获得预期收益的行为”[7].此外还有诸多其他的表述。本文认为，无论对管理层收购定义的表述如何，它均包含了下列涵义：收购主体是公司的管理层(Management)、收购的对象是管理层所经营的公司股份、收购必须支付相应的对价(Buyout)、收购的法律后果是管理层实现了股东身份的转变且取得了公司的控制权、收购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即具有商事性。基于此，本文关于管理层收购的定义为：管理层收购是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或外部融资来购买其所经营公司的股份，以此完成由单纯的.公司管理者到股东法律地位的转变并进而改变公司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的商事行为。相应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即是指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或外部融资来购买其所经营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以此完成由单纯的公司管理者到股东法律地位的转变并进而改变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控制权结构的商事行为。所以，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一)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的主体是管理层

该特征将管理层收购与员工持股(EmployeeStockOwnershipPlans，缩写为ESOP)相区别开来。所谓员工持股，是指由公司内部员工个人出资认购本公司部分股份的商事行为，通常情况下，员工持股采取委托工会或员工持股会或信托机构等进行集中持股管理的组织形式[8].显然，员工持股所要求的主体资格是员工，与

管理规制 篇3

2005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规章，是加强学生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高校学生学籍管理制度创新的新起点。新《规定》进一步细化了高校学生管理权，明确了学生的权利与义务、学生的权益救济机制，彰显了以学生为本、依法治校的管理理念。学校遵循“育人为本，依法建章，规范管理，加强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认真修订和完善了学生学籍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为学籍管理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南，进一步提高了学籍管理工作的管理功效。

一、学籍管理的内涵与特征

学籍管理是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学生的学习资格和学习状态及结果的认定。高校的学籍管理范围主要涉及入学与注册、纪律与考勤、休学与复学、转学与退学、学历证书颁发等管理。学籍是学生属于学校的一种法律上的身份认定，高校学生必须取得正式学籍才能形成与学校之间基于管理行为的法律关系。因此，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别权利关系，这种关系包含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基础关系涉及学校对于学生的入学资格复查、退学处理、开除学籍、违纪处分等事项，学生对于这些事项可以提出申诉，寻求权益救济。管理关系是学校为了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而采取的措施，如课程考核、学业管理、住宿管理、日常行为规范管理等，学生对于这些措施不能提出申诉。

《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赋予了高校较大的学生管理权，高校为了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自主制定本校的学生管理规章制度，独立行使学生学籍处理以及学生违纪处分等。但是，各高校的所制定的学籍管理规定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例如，对于学生的(升级、降级、留级、重修等)学业管理规定由学校自主制定；对于学生违纪情节的认定及处分决定由学校自主决定。在实践中，高校对于学生的学籍处理和违纪处分往往被视为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司法审查难以介入，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由于学籍处理和处分决定所争诉，只能通过申诉的途径获得权益救济。从应然的角度来讲，高校对于学生的学籍处理与违纪处分应当限定于达到教育为目的所必需的限度内，应当在有关法律、法规或上位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授权范围内，独立行使一定的管理权。

二、学籍管理的制度化建设

从高校的学籍管理实践来看，学校对于学生的学籍处理和违纪处分大多依据本校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是高校为了实现良好的教学管理秩序，保证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运行，对学生管理工作所制定的依据和准则。学校在制定学籍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时，应当树立“育人为本”的学籍管理理念，确定学生在学籍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明确学生在学籍管理方面的参与权，切实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明确学生的权益救济措施。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真正树立“育人为本”的高等教育学籍管理的理念。但是，从实然的角度来看，学校制定的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往往存在主体不适格，部分条款与新《规定》不符合，处理程序不完备等方面。

案例一、2005年9月，本校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2002级一名学生，因不服学校对其做出的留级试读学籍处理，该生向省教育厅、直至向教育部提出申诉。教育部经过复查后，向学校下达了行政复议书，要求学校对于所制定的学籍管理规定中不符合新《规定》的条款进行修订，并要求依照程序要求对该生重新进行学籍审核处理。学校组织有关职能部门认真讨论《西安石油大学学生学籍管理规定》修改意见，并邀请学校的法律顾问和相关法律专家进行审核，于2006年4月提请学校校长会议审核通过后，并以学校文件的形式下发全校师生学习。学校依据重新修订的学籍管理规定，对该生进行了留级处理。

案例二、2006年9月，本校油气储运专业2003级一名学生在考试中不遵守考场秩序，妨碍监考教师履行管理职责，并试图殴打监考教师，致使正常考试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此事在全校师生中引起关注。由于该生曾因考试违纪受到留校察看处分，并且在此次违纪事件中，没有正确认识自己所犯的错误。学校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经校长会议研究决定给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该生因不服学校的处分决定向省教育厅提出申诉。教育厅经调查后向学校下达了相关复查决定。学校按照省教育厅的复查决定，认真修改了学生考试违纪处分的相关条款，于2007年1月提请学校校长会议审核通过后，并以学校文件的形式下发《西安石油大学学生考试违纪处分规定》。学校对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设置重新进行了调整，委员会主席由学校纪委书记负责，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纪检检查部门。此举，明确了学生违纪处分的主体，进一步规范了学生违纪处分程序，完善了学生申诉处理的工作程序。

三、学籍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随着学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校、院(系)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学籍管理工作应该主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更新观念，增强管理育人意识，充分发挥其对教学过程的服务作用和政策导向作用，提高管理层次。学籍管理模式要从教务处为主的管理模式中摆脱出来，教务处主要以“决策指挥、过程监控、组织协调、质量监督”等方面为主，各院(系)实行过程管理为主，按照“情况调查、处理告知、结论公示、执行操作”等工作流程进行实施，进一步完善学籍管理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

管理手段信息化是高校学籍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学校依托计算机技术和校园网络，建立了教务网络管理系统，实现学籍管理自动化、信息化。通过开放学籍管理内容和数据，建立起完备的学籍管理工作流程，做到情况反馈迅速、及时，数据统计可靠、准确，信息搜集全面、客观，增强学籍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学籍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建立行之有效的学籍管理工作监督机制。学籍管理工作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工作，其结果直接影响学生的切身权益。各职能部门以及院(系)依据有关规定对学生做出的学籍处理和违纪处分决定，必须符合学校的规范化管理要求，必须接受学校的监督检查。目前，学校纪检监察部门作为学生申诉处理的常设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检查学生学籍处理和学生违纪处分的规范化管理，监督各部门以及各院(系)对于学籍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维护受处理学生的合法权益。

四、完善学籍管理内容和体系

学籍管理工作既要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又要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在学生的学籍处理工作中，加强学籍处理的过程监督，检查学籍处理的公示和备案情况，认真落实学生权益救济制度。

建立学生的学业警示制度，动态跟踪学生的学习情况，完善学生的学业救济措施，落实“育人为本”的学籍管理理念。学业警示通过学校、家长、学生之间的多方沟通与协作，对学生在学习中即将发生的问题进行提示或预先告知，给予及时的保护和干预，警示学生学习过程的走向态势，督促学生努力学习，努力减少学生因为学业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困难，督促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建立完善的学生申诉制度，明确了学生权益救济渠道。从学生申诉的案例来看，学生提出申诉的理由，往往是对规章制度的某些条款提出质疑，或者是对学籍处理程序、违纪处分程序提出质疑。因此，学生提出申诉的过程，是学生对于学校的规章制度再学习和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再反思的过程；学校对学生的申诉处理过程，也是学校及时发现问题，对有关条款和工作程序不断完善的过程。上述案例也说明了，高校学生申诉制度开辟了学生参与校园民主管理的新途径，减少了许多因为制度缺失而引发的学生与学校的争讼，对于贯彻依法治校、营造和谐校园是非常有益的。

五、结束语

管理规制 篇4

规制管理由“规制”与“管理”两个概念组成, 是政府通过对市场放任行为的管制来规范各个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 影响市场主体对于资源的配置, 从而更好地调控市场。现有的研究涉及对铁路等垄断行业的规制, 认为铁路是集“自然垄断性与可竞争性”、“公共性与企业性”以及“外在性”于一体的特殊行业, 因此在对铁路进行规制管理过程中需要完善铁路行业的“准入规制”、“退出规制”、“价格规制”以及“普遍服务规制”等。但是, 现有的研究对高铁行业的规制管理关注不够。一些成果更多地关注包括高铁在内的整个铁路系统自然垄断问题, 如铁路投资、建设、运营线路以及运营票价等方面的垄断问题, 而对于铁路尤其是高铁在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的规制管理研究得较为稀少。实际上, 高速铁路 (含动车) 在建设、施工以及运营后陆续暴露出来的安全问题, 昭示着我们应该加强研究, 提出高铁安全规制管理政策, 促进中国高速铁路事业更好地发展。

2 中国高铁安全规制管理现状

高铁是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便捷服务的公共产品, 包括动车、高铁和磁悬浮高速列车等。它是一项投资巨大、对安全与环境要求非常高的民生工程, 因而成为规制管理的重要方面。对于旅客来说, 乘坐交通工具始终希望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更加快捷、方便, 缩短旅行时间, 尽快抵达目的地。也就是说, 安全成了高铁运营中的重要因素, 离开了安全, 高铁就失去了存在价值。为此, 我们从硬件和软件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从硬件方面看, 高铁在桥路轨道、机车车辆、牵引供电、远程调度、通信信号、运输指挥等专业技术方面体现出最新最高水平, 使得高铁运行安全有了较为充分的保障, 成为最为安全的交通运输工具之一。从软件方面看, 首先, 高铁注重前期招投标与施工方面的规制管理。中国铁路建设招投标制度始于20世纪80年代, 并逐步形成了铁路工程质量与招投标挂钩政策法规。2002年, 铁道部建设管理司颁布了《铁路工程质量与招投标挂钩暂行办法》, 要求铁路建设项目施工和监理招标时, 招标人应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工程质量情况作为招标评标时的评审依据, 对有关责任单位在评标时按问题性质扣分或取消3个月至1年的投标资格。其次, 在施工过程中, 监理人员对整个施工操作全过程进行实时监督, 物资部门、试验部门不定期对供应材料的质量进行试验与抽查, 随时处理并报告可能发生的质量问题, 把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消化在施工过程中, 使工程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完整的事后安全保障措施, 形成事前防范应急预案, 建立事故紧急救援制度, 最大限度地降低次生安全隐患及安全事故的发生, 降低业已发生安全事故的损失。

3 中国高铁安全规制管理存在的问题

安全是规制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 也是规制管理理论的重要方面。离开了安全保证, 速度再快、乘车环境再舒适也无济于事。由于中国高铁建设及运营历史较短, 在发展高铁事业中也会遇到许多难以规制的问题, 有的问题甚至引发交通事故。

3.1 高铁工程建设质量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工程建设质量的好坏关系到高铁运行的安全程度, 它是高铁安全运行的前提, 高铁安全首先来源于工程建设质量的过关, 如果工程建设质量不过关, 高铁安全就是一句空话。有的高铁项目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例如:哈大高铁线部分路段出现了超标准冻胀变化, 引发了铁路路基变形, 给高铁路基平顺性和安全性带来严重隐患; 有的高铁建成通车后遭到人为破坏带来了安全风险, 例如很多高铁立交桥底部被超高货车擦得伤痕累累;还有的高铁涵洞与高速公路相距很近, 缺乏必要的防护。

3.2高铁运营安全性能理论上不足

高铁安装的信息系统能够让司机看到前方32公里范围内的路况情况, 从容应对异物入侵、地震、暴风雨、雷电等突发性事件。但是, 温州动车事故的发生表明, 高铁司机无法看清前方32公里范围内的各类安全问题, 而且也无法及时通报给调度指挥中心以及后面的车辆。又如, 高铁在运营过程中备用的应急设备也无法发挥作用。按照设计, 高铁自身应该可以提供120分钟的电源、通风功能, 以方便旅客照明和使用空调。然而, 所有的高铁故障中大多数应急电源都处于失灵状态, 有时会给高铁运带来很多麻烦。

3.3 高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不健全

3.3.1 法律法规不完善

围绕高铁运行安全与环境保护等方面, 中国制定了《铁路法》以及《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然而 , 这两部法律法规实施的年份较早 , 当时中国尚未大规模地建设高铁, 很难准确预测高铁的发展情况及其在运营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安全与环境问题。例如, 这两部法规不可能预测到旅客吸烟将会导致列车停车进而引发安全事故问题。

3.3.2 安全技术标准尚未全部建立

安全系统包括机车车辆诊断和实时检测系统、周围环境监测和诊断系统、通信系统、制动系统和机车事故救援体系等六大体系。而高铁事故的发生说明很多安全标准尚未达到高铁的要求。“7.23”温州特大交通事故中车厢内行李横飞现象的存在说明行李架在设计之初就存在安全缺陷, 另外, 时速普遍超过200公里的车厢座椅上没有安全带同样会带来安全隐患。

3.3.3 信息机制不充分

迄今为止, 关于高铁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人们对于何种信息应该对外披露以及对外披露的范围、程度怎样还缺乏明确规定, 缺乏明确的信息披露制度及机制, 这就使得某些铁路局 (公司) 可以合法地隐藏对自己不利的信息, 只披露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同时, 针对一些高铁违规建设事件, 群众举报无门或举报后得不到及时处置。

4 中国高铁安全规制管理的建构

为了让安全与环境规制管理产生实际效用, 必须建立完善的安全与环境规制管理体系, 减少高铁交通事故和环境污染等危机事件的发生几率,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4.1 健全高铁安全规制管理法规

一方面, 要在《铁路法》中明确规定建立一个独立于铁路建设与运营系统的高铁安全与环境规制机构, 赋予该机构明确的职责与权力, 使之在高铁安全与环境规制管理方面发挥第三方作用。另一方 面 , 《铁路法》中要在总结境外国家或地区高铁的安全案例、结合近年来我国高铁在建设与运营过程中所出现的若干安全问题基础上增加安全规制管理方面的内容, 明确高铁建设与运营机构在安全方面的承诺与相关责任。

4.2 健全高铁安全标准体系

将安全规制管理落实到每一个环节, 在高铁机车及车厢研发上, 要有完善的系统设计流程和明确的技术设计规范, 对机车、车厢、轨道、信号、接触网、站台乃至标志等各个环节的安全标准进行规范量化, 甚至对每一颗螺丝、每一根电线接头都要细化到具体操作员工上, 以便可以进行责任追查。

4.3 建立健全高铁安全监督体系

首先, 要对高铁设备生产、建设企业及其生产与建设项目实施定期普查和不定期抽查, 明确检查内容, 细化检查项目, 规范检查方式, 更新检查手段, 努力排除高铁各种安全隐患, 建设起较为完备的安全生产与运营监督管理体系, 最大限度地防止和杜绝高铁安全事故的发生。其次, 要对监管机构及监督者本身加以规制管理, 在强调赋予规制者相对独立的监督权限的时候, 不能忽视对规制者本身进行规制管理, 应当规范各类监督权力的运作。最后, 要完善高铁安全领域内的信息公开制度, 使高铁招投标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以及高铁运营单位等真正把安全规制管理放在首位, 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到首位。

关于寺院建筑的规制 篇5

佛教来源于印度，而印度的寺院建筑金壁辉煌，穹顶金泊，寺院建筑是印度最豪华的建筑，比王宫首相府要高一等级。因为在印度人心中，佛是最至高无尚的，任何人间的官员都大不过佛。所以整个印度人民普遍信奉佛教，这就是印度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天”最大，皇帝是天子，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地上人间的一切都归天子管辖，佛自然大不过天子，谁也别犟这事，咱讲的是文化，当然天子所享受的建筑是最高等级的。佛教人士可以愤愤不平，教徒也心里不平衡，但我告诉你们，不要有这种心理，打个比方，你把印度的金顶穹隆寺院搬到中国来，教徒还不承认呢，你把中央领导的建筑当成寺院旅游，人群还不敢进呢。无论是谁走进寺院一看这建筑就明白了，这是寺院，进去进香，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不但讲神似，而且讲形似。

中国人讲究风水、灵气。如果你做的寺院不能形似，就谈不上神似了，香火也就不盛了，就失去了灵气。而风水，第一，周围大范围内没有其它寺院。第二，周围又有大批信徒。第三，周围环境要好。第四，要有正规的中国寺院建筑的规划。

一． 中国寺院建筑的规划

1、在佛教没有被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所信奉的，是道教和儒教，道教讲的是自身修行，所以他要远离人群。躲入深山。他的建筑次的是一顶矛芦，好的也只是几间房子，根本没人给他做具体规定，而儒教讲的是维护君主统制，论的是三纲五常，虽然得到皇帝的承认，但同样没人给他的建筑作过规定，曲埠的孔庙最初也是几间土房，只有在佛教建筑得到皇封之后，孔庙才得以仿制。

二、皇封的寺院建筑是什么样的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当时是由印度的教士徒步来中国传教，人们都听说过达摩老祖的故事，十年在嵩山的山洞里面壁。饿，不拔别人的一根萝卜。冻，不抱属于别人的一捆柴草。给我，我就吃，都不给，我就饿着。就是这样的一批教徒。经过200多年的努力，在东汉初年感动了皇帝和朝中官员。

东汉的皇城在洛阳，传教人士也都齐居洛阳，由于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刘秀平乱达48年，皇帝深感百姓不好统制和跟叛党跑的苦处，急需找一种信仰来教化百姓,而佛教可以教化百姓,佛教的教义,“积德行善”、“普渡众生”，讲因果报应，从根底解释因果关系——你做恶可以不觉怎样，但会报应你的后代，而使得百姓从心里接受佛教的教化，就是这种理论。在那个人人都不服天朝管的年代里被皇帝相中了。当时的东汉第二代皇帝刘庄下令在洛阳城南建寺院，而引用了白马驮经文的传说，后取名—— “白马寺”。

在那个年代国家拨款的建筑，一是皇宫，二是水利，其它都是地方自筹，而白马寺得到这种礼遇动静相当大了。

自西汉全国的建筑由皇帝定了死规制叫“考工部”，皇帝住九间房，王爷住七间，官员住五间，百姓住三间。平头百姓有钱但是也只能住三间房，不够住你盖东厢房，再不够住盖西厢房，再不够盖前门房，这就是中国的四合院。你超出标准政府要干涉的，这叫“途谋不轨”要做牢的，盖成的房子要没收的。而就是这个规制，自西汉至清朝末期延用了2500多年没人敢破此例，所以中国人一看房子就知道用途和品级，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

当时的大臣请示皇帝，盖寺院用什么规制。刘庄皇帝给定的就是太庙的规制，就是这个规制，在东汉永平九年开始建中国的第一家寺院“白马寺”——这是受皇封的。

三、太庙建筑的规制

奇数为天，偶数为地。奇数最大的是9，皇帝用此数，王爷用7，老皇帝死了，死人不能压活人，所以太庙用7（与王爷的数一样）臣子用5，百姓用3。

中国的住房结构，由台基、房身和屋盖三部份组成。皇帝的住房享受九五之尊。台基宽x长为5 x 9，开9间。可以加廊芜，从外看是11房，内数9间，芜殿顶，红墙黄瓦（汉朝时是土瓦，自宋朝有了琉璃瓦后，改成黄瓦）红为朱红，黄为明黄，这是皇帝专用色，其它人都不能用。

王府和太庙是一个规制，红墙、绿瓦，红为大红，绿为深绿，台基宽x长为3 x 7，屋顶为歇山顶。

皇帝向口为正南正北，太庙也一样，臣子和百姓的房屋朝向则必须是正南偏东7—15度，不能用琉璃瓦，不能用红墙，屋顶是卷棚和硬山。

4、明数和暗数。

皇帝为九五之尊，一切都不能差。（1）台基宽x长为5 x 9。

（2）上台基的台阶高5寸，宽9寸，一跑9步，要上5跑至台基顶面。

（3）开间是由材料决定的，但柃条长度（开间宽）必须是奇数3、5、7等，高度也是奇数，9开间，三进深，柃条也是9柃、5柃。（4）小到勾，心、斗、角的断面尺寸都是5 x 9，最小的椽头也是3寸3乘5寸等，总之一切都不能离开奇数和九、五。而王府和太庙明数不离7。（1）台基是3 x 7的比例。（2）7个开间。

（3）7步台阶等，但暗处如勾、心、斗、角、昂、翘等可以用9、5规划及尺寸。皇宫

1、前三门，每个门楼5个门，中间一个门皇帝专用，两旁王爷专用，文左武右，最两旁的是臣子所用，文左武右。走错了要杀头的，中间的门只有皇帝进出才开，平时关着。

太庙和王府前一门，这个门楼设3个门，中间门也是供皇帝用，有的王府自建成中间的门从来没开过，就是说皇帝从来没来过，而寺门也是同样，大白天钟鼓齐鸣山门大开，是皇帝来进香了，平时中间门是不开的。

门上的大钉，皇宫是9x9=81颗，而寺门是7x9=63或7x7=49颗。

2、皇宫享受三宫六院，前殿、中殿和后殿，最后是六院，主殿是中殿。

寺院、太庙、王府是三宫三院，主殿也是中殿。

寺院、中殿是中心建筑，它必须是3x7的台基，7开间，进深可以是一进深也可以是三进深，大红墙、绿色瓦、歇山顶，其它可以用暗数5、9也可以用3、7。

所谓中心，就是中殿，在你要盖寺院的这块地的中心位置安一块白色汉白玉的圆石板，这为极石。向北方向取5，与主殿台基的9吻合，这样定下主殿，同样按9、5定下前殿、后殿和山门。可能你这块地南北不够用，但你按9、5去放线，但不管你怎么不够用这三座殿和山门必须在中轴线上，其它的三院，你可以盖在两侧或另一个院里，而其它用房如斋堂、流通处及惮房等，多盖少盖没规制，但不得影响三殿，最好与三院也别混。

王爷府的三院是家人所住，寺院的三院，其中有一院是藏经阁，另两院是主持和方丈、僧侣所住。

方丈——方外人士，虽然这座寺院他是最大领导，但方外人士绝不是王爷，他的住宅享受大臣的规制，5间，一进深，卷棚顶，青砖青瓦。一道门，居士和出家人的住房则应是三间或四合院，青砖，青瓦、硬山屋顶，一道门。享受百姓待遇。

寺院门墙，前面一座门楼，也可以是牌楼，开三门，门内设钟楼、鼓楼，后门一座，可以开三门也可以开一门，两厢各开一门，如果四门不够用可以开角门。

围墙，大红、绿顶，高度用奇数。总之寺院建筑，从规划到建筑，数字用奇数，暗数用九、五不得改规制，要尊重文化，特别这皇封的典故不能违背。如此的典故延续几千年已形成了风水，带着灵气，佑助着寺院香火鼎胜。

4、中国有没有不按规制建筑的寺院。寺院建筑是王府，太庙的建筑规制，但天下的寺庙建筑不都是一样的，而天下的王府可都是一样，重要的就是一点，如果不是皇封规制，肯定有一个典故，而且这个典故深入人心推不倒，连皇帝也得接受。

例如嵩山“少林寺”印度高僧达摩大师，于西汉中叶来中国传教，虽然在他之前有很多传教僧人，但中国人信的是道教和儒教、佛教没人信，达摩住在嵩山的山洞里10年，身体力行感动周围百姓，积德行善，千辛万苦。十年后，当地士绅耳闻目染，看到了佛教徒的精神。任可饿死，不偷食，任可冻死不抱柴。这才开始去同达摩谈教，当了解了佛教教义：积德行善，普渡众生，因果报应，及四大皆空的意义后，士绅们选了一块好地，盖了一个小方房子把达摩请进去入住，并且开始有人给达摩送吃送喝了，而在附近一中年男子（有传说姓王）被达摩的精神所感动，要求拜达摩为师，屡次请求被推绝，达摩的理由是非心诚似铁之人，非意艰如石之人，受不了这种苦，凡人万万不可出家。中年男子决心出家，不说求了多少次，送了多少好吃的，干了多少活吧，总之达摩坚辞不收，冬天的一个晚上中年男子又来苦求为徒，达摩又是推绝，男子说师付如再坚辞，我只有跪在你门外不起了，达摩不与理睬，待第二天天亮达摩起床出房看见天降大雪，而跪着的人已被大雪埋了全身，达摩扶起男子诚心相劝，回去吧，这苦非常人能吃得了的，你又何苦糟此大罪，中年男子说不管大师如何推辞，我出家决心已定，必请大师收留。达摩实在无话，说了一句“今天降白雪，如果若让我收徒，除非天降红雪”，中年男子听后随即拔出佩刀断掉自己的左臂，一股热血喷在周围白雪上，达摩此时后悔已来不及，话已出难收回了，这个人就是中国人的第一个佛教徒，史称二祖，从此达摩住的小房子叫泣血亭，在此后，由于皇帝承认了佛教，修了白马寺，嵩山当地政府拨款修了少林寺，而少林寺选址就是达摩老祖住的小房子，而不管你大雄宝殿盖在哪里，泣血亭是中心建筑，这小方房子是中国佛教的发源之地，聚灵之眼，皇帝也不能说啥，从此以后中国的和尚右手单掌行礼，而遇有双手合掌行礼的黑眼珠和尚那是假的。

中国寺院和外国寺院的区分是单掌施礼和合掌施礼。

另一个例子，中国佛教鼎盛时是时期“盛唐”。少林寺13棍僧救唐王，确有其事，而唐王当了皇帝之后，报答了少林寺的救驾之恩，拨封地50垧，可以养护院武僧等等，随后又建了很多寺院又有了唐僧西天取经。

李世民当皇帝时期，中国是三教并立，儒教由于维护皇权是被世代皇帝尊崇的。佛教安化百姓在两晋时期是被独尊的，而道教祖师老子本名李耳，李世民说李耳是他的祖先，那也是不能不尊的，正因为如此李世民不但由国家拔款修了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等全国很多寺院，而且寺院可以有封地、开酒楼、布庄、甚至档铺、钱庄、票号所有的寺院经营都不交税的，兵、警持刀不能进寺院，鲁智深这样的杀人犯躲到寺院里就得到了保护，这一系列的政策在当时是没法比的优惠。

拿五台山为例，自唐至清，山西省是中国最富的省份，为了逃税，富人纷纷在五台山买地建庙，明里是建庙实里是住宅逃税，何况这等级还是王府的级别，五台山地区最多建有庙宇360多处。

最好的风水宝地被皇帝选去了，建了南禅寺，大家都去建寺院，而且是山区依山傍水又够规模的地方哪有呢！但无论这地方盖得下盖不下，这三大殿和山门必须得盖得下，坐北朝南的地方没有，反方向也将就了，只要逃税就成，这种风气延续50多年后被玄宗皇帝一道圣旨全部查封，查封的建筑都归了寺院，由寺院管理的房子自然请进了佛像安置了香炉，而之后也就有了香火，不知者这是寺院进去烧香，甚至顶礼膜拜。知者明白这是地主大院，曾干过偷税的勾当。

第三种寺院是王爷当了皇帝，例如，雍正爷当上了雍正皇帝，皇帝弃下的老院子谁人敢住，而王府的规制正是寺院的规制，只能改成寺院，北京的雍和宫就是这样。

总之，不是皇封规制的寺院都有典故，如果新建寺院没有典故就按皇封的规制办吧！

佛塔

中国在佛教没传入之前即有塔，一种是建在风水山口处和风景秀丽处的风水塔，另一种是建在特殊地方的镇妖，镇邪的镇塔，关于塔的作用有很多可考和说不明的故事，拿近代说，毛泽东家乡韶山故居，东侧山口处有塔，毛泽东上井岗山有塔，去了延安，有塔，入住北京城还有北海白塔，虽然这塔与毛泽东的发迹和生活轨迹有什么渊源无法去考证，但肯定一点这四处宝塔对毛泽东来说起到聚灵气积风水之作用，使得他从农民娃靠自己的力量领导百姓推翻了政府当了皇帝，而在元朝有观象台的官员报皇帝说，蒙古境内一座山上发现了帝王之气。皇帝大惊，派人用牛车、驴车、马车把蒙古有灵气的那座山，挖来运到北京，堆在北海，上边在建一震塔，谁知真的把灵气搬进京了，没几十年元朝灭亡，类似风水的事还很多，人们还没彻底了解这门学问，但风水影响人肯定是很大的，为什么毛泽东的祖坟在韶山最高山上？而人们要得到风水，调整风水，第一个办法就是修一个空心的风水宝塔，如果说此处有妖孽，则修一个实心的塔来震它。印度的塔就是佛塔，只有寺院里有，它是圆的、多边形的各式各样，但必须是金壁辉煌，印度寺院中塔是中心建筑，应该建在中国寺院的大雄宝殿的位置上，印度语称塔为“浮涂”他的来历和用途是这样的，印度人死后火葬，按生前德行高低，最高的用梓木架起三丈高，把尸体放上去烧，梓木（中国百姓称红木）抗烧，具说要烧一天一夜，具说释迦牟尼佛祖死后就是随大火升天的，而佛祖升天后人们发现了留下来的舍利子，其实是佛家人吃素和不运动最终的胃结石、肾结石等，经火煅烧，而成晶体，而此后也常出现这种事，有道高僧升天后留下来的舍利即成了佛家镇寺之宝，哪个寺院有此宝物那才真叫灵气，然而有此舍利之后，不但寺内的人想要，寺外之人也想得到，出家之人得此舍利，可去另一处重建寺院，另辟山门，自当方丈，怎么保管佛宝舍利，在当时人们的能力范围内就是修一个最高的建筑让谁也拿不到它，这就是塔的雏形，随着生产技术的发达，这塔越修越高越修越豪华，木制变成砖石，实心变成空心的了。但东汉刘庄皇帝对塔的规制没有策封，中国的佛塔纯属中国文化。

中国人既然推崇佛教了，有寺院，佛祖有了住处，僧侣有了住处，这佛宝也得有地方放，有寺则必须有塔，如果没塔在百姓眼里这寺没佛宝，没镇寺佛宝他还来进香吗？宝，刹。宝就指塔，刹就指寺。

寺院的建筑规制皇帝封了塔怎么办！

1、寺院的中心建筑是大雄宝殿，按中国文化，塔是不能建在门前的，只有两厢和后边。

2、塔上指天、下入地，当时是人间的最高建筑，而天为奇，奇为1、3、5、7、9所以塔的层数必须是奇数，地为偶，偶为2、4、6、8所以塔的边数必须是四、六、八边形。

3、塔是藏佛宝的地方，塔顶设金瓶（宝胡芦状）里边放舍利子，金瓶上设金盘，塔有几级宝盘设几层，宝盘上设三层宝顶，这些加起来有几丈高要加固，所以要设一个法（也称法轮），法上下来与塔角相同数目的铁索，索在塔角上，这两种，即叫法缆，后人就把索住什么东西的叫法兰。

这塔是空心的才有灵气，才能聚来风水，所以塔要建在最高处，最显眼处，空心的人们才能上去，净坛菩萨猪八戒才能去打扫，人们才能上去后观光。

这放宝的地方无论怎么防盗，也得有人看护，同时也增加了寺院的无谓开支，当技术发展成铜制的宝瓶后，舍利就再也没有人能盗走，那就不用看着了，佛宝还是由佛来看着吧，随即塔中每层设了壁翕佛和各种坐立佛，善男信女的信条是有佛即烧香，寺院中多放几尊佛像不是好事吗！

塔座按中国的文化也叫台基，既然寺院是王府规制，这台基也不能忘3、7级的数，低者7步台阶，高者三跑7级台阶，视塔的体量而定，层高每层按奇数，飞檐斗角按偶数。

按贵寺院的地方长宽各90米，这个数挺好，奇数中最大的数；应规划制成山门、前殿、大雄宝殿和后殿，设在正南正北的中轴线上，各建筑的距离，前边讲过中心以极石为准，而塔和藏经阁也是寺院的重要建筑，在进深不够的情况下设在后侧是可以的，但要香火鼎盛并附和旅游需要，塔和藏经阁要与三大殿路途便当为好，前两厢东侧要留有位置，将来用做罗汉堂，前西侧做流通处、膳堂等，方丈主持、佛家弟子住房设在中间两厢，中国的文化，人住的地方前不能设塔，塔林应放最后侧，可以考虑以后开发另辟新径。

王亚伦

管理规制 篇6

也就是说，由第三方平台发起的个人众筹行为，慈善法不予规制。

慈善法规定，对“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的”，由民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募捐活动；对违法募集的财产，责令退还捐赠人；难以退还的，由民政部门予以收缴，转给其他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对有关组织或者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这里所指的募捐就是“慈善募捐”。

但慈善法并不禁止个人求助。诸如大病众筹之类，是新生事物，不能简单地限制其发展。如果众筹机构借慈善组织之名开展活动，一旦符合慈善法中的定义规定，就应参照慈善法规定管理，不符合慈善法对“慈善捐助”定义的，则由其他法律法规管理。

众筹并不是法外之地。在第三方平台上进行个人募捐确实容易衍生出一些问题，如完成需求目的后，剩余募捐资金应当归个人还是返还？一些受助者是未成年或者因病丧失行为能力的人，监护人把资金挪作他用该怎么办？

此前，佛山一对夫妇通过互联网平台为救女籌集善款。女儿医治无效不幸离世后，该夫妇在朋友圈晒旅游和美食的照片被网友爆料。虽然该夫妇辩称旅行费用并非来自善款，但由于平台未给出筹款使用去向明细，导致质疑声依然不断。

这些行为可以通过民法和刑法进行规制。个人求助在法律上属于有特定目的的赠予，如募得资金超过实际需要，求助人有义务告知，否则就属于刑法上的诈骗行为。

管理规制 篇7

一、辽宁省城管暴力执法案例引述

2011年5月3日, 辽阳市宏伟区城管局管片执法中队队长张某带两名工作人员进行例行公务巡逻。在制止龙源小区居民周某家私自在公共绿地预留地铺建水泥地面过程中, 与周某发生口角并对其进行殴打, 导致周某倒地昏迷, 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以上案例反映出: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法律地位不清、权力制约不力的制度下,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人员的暴力习惯, 也就成为城管制度的需要, 成为这种制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 暴力执法也产生了暴力抗法的问题, 这也使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备受社会舆论的质疑。

二、辽宁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 相关法律缺失, 致使城管法律地位与执法权限不明

辽宁省尚未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相关事项进行专项立法, 而各市城管系统所遵循的法律法规依据内容庞杂, 从《辽宁省行政执法条例》到地方政府规章种类繁多。这种分散立法情况, 致使同一省份中不同城市城管队伍的法律地位存在差异, 同时由于辽宁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尚无专门法律规范, 城管借法执法成为必然, 而在这种执法权限尚不明晰的情况下, 城管依法履职, 文明执法实属无稽之谈。

(二) 城管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 致使程序违法严重

首先, 辽宁省目前尚无一部统一完整的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工作设立的专门性法律规范。其次, 城管执法监督机制需要进一步调整, 当前辽宁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执法机制与监督机制尚未分离。监督机制缺位势必造成行政权力的滥用, 进而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程序法定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产生严重破坏, 势必造成对相对人正当权利和利益的损害。

(三) 客观制度不健全, 致使城管执法观念落后

缺乏系统全面的法律规范、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缺乏合理完善的执法手段, 使得部分城管人员在执法理念上依旧停留在人治层面, 进而造成权力意识凌驾于法制意识, 使得依法行政流于形式。而这种观念的落后, 势必使得公务暴力化成为常态与习惯, 使得行政执法者与行政执法相对人之间关系紧张, 使得暴力执法成为弥补城管执法效率低成本高问题的手段。

三、完善辽宁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的建议

(一) 重视《行政强制法》的立法意义和作用, 使行政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权平衡统一

在《行政强制法》出台以前,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仅仅以《行政处罚法》所确立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为基础展开, 而这种只强调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行使, 忽略规范行政强制的行政执法方式, 致使城管在执法活动实施强制措施的过程中面临种种合法性的质疑, 加剧社会矛盾。现如今, 《行政强制法》的实施, 对进一步促进行政机关严格依照法律履行职责, 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 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与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辽宁省应以此为契机, 认真做好有关行政强制规定的清理工作, 依法规范行政强制实施主体, 严格遵守行政强制程序, 强化对实施行政强制的监督, 促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过程中行政处罚权和行政强制权的平衡与统一。

(二) 抓紧辽宁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立法工作, 统一和规范城管执法资格、行为以及权限

解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过程中暴力执法问题,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解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问题。辽宁省应以较早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并完成专门立法的省份及城市为借鉴, 展开体制改革与省级地方立法, 尽早制定规范本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法规, 明确城管执法过程中的执法权限、执法资格、执法职能、执法行为、执法手段等一系列问题, 主动回应社会对于城管执法更加人性化、文明化、正当化的合理诉求。

(三) 建立健全明确责任与限制权力任意扩张并重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机制

首先, 辽宁省应创设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工作的专门性法律规范, 使行政监督工作独立于行政执法主体, 明确监督机关与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权力义务关系。其次, 将国家行政系统内自我监察与人民群众的诉求与监督相结合, 在确立辽宁省城管执法监督机制的同时, 适时的创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考评机制与追责机制, 加强对于行政执法相对人权益的救济和保护, 真正建立健全行使权力与承担责任相对应的执法体系。

(四) 增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人本执法观念, 培养法治意识

想要处理好城管暴力执法问题, 重要的一点是, 转变当前城管队伍所固有的落后的执法理念。确立依法行政的理念是实现城市管理法治化的基础, 城管人员要坚持加强法治意识、坚持依法履职, 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法观念, 以实际行动消除人民群众对于城管人员执法的偏见。

参考文献

[1]王楠.城管暴力执法案件反映的行政法问题[J].法制与社会, 2009, (06) .

[2]金燕.上海市城管执法研究[D].复旦大学, 2010.

管理规制 篇8

关键词：城管综合执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柔性执法

一、行政执法主体的现状

1. 协管身份人员数量较多。

现实生活中, 由于编制有限, 在编人员不能满足城管权限需求。所以, 全国各地采取聘用合同制形式招收辅助办公人员进行执法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北京城管局, 现有执法人员不能应对城管事项, 同时为了解决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 招收了一批城管协管人员[1]。又如浙江省辅协警截至2009年5月, 全省公安机关在用的辅协警有8万多人, 已超过全省在编的公安民警数[2]。而全国很多地区存在着各式各样辅助办公人员的身影, 称呼也是各有不同, 如治安协管员、税收协管员、出租屋协管员、工会协理员等。协管人员虽然不具有公务员身份,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是履行着城管的繁琐职能。张家口市城管局在2012年招聘191名协管员, 其来源群体主要是就业困难家庭成员、退伍军人和大专及以上毕业生, 目的是协助城管执法人员开展城市管理和城市执法的相关工作。

2. 正式在编在岗人员较少。

目前, 普遍存在在编人员执法力量不足的情况。如张家口市设市城管行政执法支队和市城市管理数字化中心, 具有事业编制人员86名。相较于具有40万人口城市, 管理人员数量很少。再如北京市的127个市一级行政执法队伍中, 共有行政执法人员6万多人, 虽然单独设置了行政执法专项编制用以解决行政执法人员编制问题, 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执法力量的状况, 从而还有高达17万人的各类群众协助执法组织[3]。

3. 行政执法主体所属机构体制不顺。

城管局目前只是在省级以下独立设立的行政机构, 在中央一级并没有设立独立的城市管理部级机构, 而是在住建部下面分设的一个司级机构, 在省级、市级、县 (区) 级才独立设立, 尤其是在县区级, 和住建局属于两个行政机构。越在基层越是需要加强组织管理, 需要采取的具体行政行为就越多, 所以, 越到基层, 所需行政执法力量应当更为充实。行政机关设立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4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 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 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所以省、市、县 (区) 设立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只需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即可, 而在国家级行政机构中没有严明的权力配置予以规制。

二、协管员的性质

雇佣的协管员比正式在编的执法人员还多, 但与行政机构签订的却是劳动合同, 协管员的身份到底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还是为城管局打工的劳动者?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建立的劳动关系还是管理行政关系?这不禁引人深思, 协管员与城管单位之间到底是“公法”上的法律关系还是“私法”上的法律关系?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条第2款规定,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依照本法执行。协管员与政府机关之间签订劳动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他们之间形成的应当属于劳动合同关系。劳动合同关系应当属于“私法”上的法律关系, 签订劳动合同人员行使的行为应当属于私法行为。正如德国学者毛雷尔所述, 国家可以将特定的行政任务转移到私人, 私人当作“公民义务”采取特定行为, 如道路沿线居民的道路清洁任务, 养护重要财产的义务[4]。这里, 私人执行任务属于个人行为, 不属于公权力的行使。

三、协管员参与执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1. 执法者的素质与能力。

诚然, 实践中将协管员纳入行政执法者队伍进行行政执法已成为现在通行做法, 但是各省市之间并没有统一标准。有的地区规定具有执法资格人员可以进行行政执法, 有的地区仅设定招考门槛, 通过招考录用成为城管局聘用制的人员即可进行行政执法, 还有的地区招录不明, 成为城管局聘用制人员后从事行政执法等公务活动。执法者的准入门槛不统一, 无法考证执法者的素质, 没有配套的监督机制进行监管, 故在从事执法活动中存在着与初始目的不一致的隐患。

如果没有严格准入门槛, 很多执法人员的执法权力就会面临滥用的风险, 并且会增加行政执法人员与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从事行政处罚这项工作时, 与相对人无法进行有效沟通, 如执法不能明确执法依据, 行使权力却不明权力出处, 应用法律却不能对法律进行合理解释, 都会为执法带来显性阻力。

2. 行政执法工作内容表述不明。

在面对每项工作时, 在编执法人员和聘用制人员职责应当予以区分, 对于工作职责也应当严格规范, 才能体现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与效率性。但是目前对于行政执法工作没有制定统一规范, 没有叙述哪些是辅助性工作, 也没有表明如何对行政执法人员具体工作进行监督, 易产生权责不清的后果。

3. 行政相对人不满私人参与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执法的目的接受与否直接与其切身利益相关, 如占道经营者以其自身利益作为出发点, 希望提高其生活质量的行为, 其抵触心理在与行使公权力的行政执法者发生碰撞时, 私人参与行政处罚就会成为行政相对人抗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实地调研走访, 在随机询问的20位摊主回答中, 对于私人参与行政处罚100%不满意。

四、私人参与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规制

根据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指出:“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这里只规定了行政处罚这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 并没有列举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所以, 在其他辅助岗位上并没有禁止性规定, 为私人参与其他行政执法工作留下空间。

有地省市在地方性法规中直接通过规定禁止性条款禁止私人参与城管执法, 如福建省政府于1998年颁布的《福建省行政执法资格认证与执法证件管理办法》规定不得雇佣合同工、临时工从事行政执法工作。但是也有些地方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将协管人员纳入到管理之中, 如上海市2010年颁布的《上海市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范》, 直接规定协助行政执法人员工作范围。苏州市颁布了《苏州市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 将辅警这一辅助人员群体纳入到行政主体序列, 这都是一种考虑实际问题基础上的体制创新, 扩大了执法主体范围, 缓解了人力不足的现实状况, 对于城管执法具有参照意义。同样, 浙江省2009年实施的《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中, 用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进行了主体范围的表述, 概括规定了城管执法人员主体范围, 并没有区分具有行政编制、事业编制和聘用制人员, 无形地扩大了基层执法群体范围。

河北省在1993年颁布了《河北省行政执法证件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件管理办法》, 为了规范行政主体资格, 规定了行政执法证件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证件是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享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赋予的一项权力, 也是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资格证明。行政执法机关委托执法的单位和人员应经有关机关批准, 发放委托执法证明或证件。但是根据河北省法制办2014年下发的关于《对全省各级各类行政执法人员进行全面清理情况报告》进一步规范了行政执法人员资格。根据报告, 对全省持行政执法证件人员共317 742名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 通过清理, 取消81 720名行政执法人员资格, 占现有持证人员总数的35%。并对合同工、临时工、工勤人员等不符合条件和不在岗持证人员一律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收回已持有的行政执法证件[5]。虽然整顿执法队伍, 严格管理, 但是在根本上并没有解决执法人员满足不了行政执法工作的现状。在不突破现行行政指导方针下, 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 扩编增人。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8条, 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所以, 聘用制人员进行行政处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结合实践所需, 京张联合申奥对张家口的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将成为张家口一项长期建设任务。目前, 张家口的地方行政区划中主城区已由原来的桥西区桥东区扩展至宣化半坡街地区, 而现行人员结构还是成立之初模式, 且清退了聘用制执法人员后工作任务并没有相应减少, 所以, 作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也应当根据执法区域予以扩编增人, 并做到执法清明, 职责严明。如北京市采取了行政执法专项编制, 解决了执法人员的身份问题[6]。诚然, 行政人员编制数量由各地政府编制委员会部门核定, 而编制委员管理体制是双重领导, 受上级编制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领导。所以, 在缺编问题的解决上可以考虑北京设置专项编制的做法, 既保证了公务员身份, 又解决了缺编问题。

2. 设立严格准入制度。

在具体参与行政执法工作时设立严格的准入条件。准入条件是行政执法主体行使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前提。首先, 行政机关必须依法成立, 行政机关设立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再者, 对公务员和私人参与行政执法予以区分, 全面肃清公务员队伍是保障组织纯洁性的有效要件。还要考查是否符合法定的机构编制和人员编制, 只有符合公务员身份, 公务员才能以行政主体名义实施行政行为, 独立承担行政责任。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要求行使职权, 根据职权法定原则, 应当以法律法规规定的为准或者根据法律具有授权行使。有的省市颁行地方性法规要求取得执法证或执法资格证, 成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前置条件, 从而提高了公务员行使行政职权的门槛。如浙江省政府颁行的《浙江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直接规定取得《浙江省行政执法证》人员才能持证上岗。河北省也要求行政执法人员持有行政执法证件并经年检合格后才能执法。这些都属于准入门槛的设置, 有效避免公权力的肆意滥用。

3. 考虑政府服务外包。

近年来, 在公共服务模式的变迁中, 符合经济效率原则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日渐凸显出活力, 政府将部分供给服务进行外包不仅在公共管理上控制了成本, 提高了工作效率, 而且还解决了各地人力不足与编制紧缺的矛盾问题。如, 上海结合社会工作与社工人才建设, 购买岗位与购买项目相结合, 形成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体系。购买的范围包括司法矫正、吸毒人员、问题青少年及社区服务等社会工作领域, 购买服务涉及技术保障、辅助管理、行政事务三大类30个岗位, 其中房屋协管占6%, 市容环境协管占11%, 环保协管占6%, 市容环境协管占3%, 而政府购买服务以及购买公益性岗位都是促进就业的好办法, 同时还可以促进社工人才队伍建设[7]。目前的《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范围是指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包括购买、租赁、委托、雇用等。但是对于公共管理方面的服务还有待于法律的突破与规范。

4. 加强权力运行监督。

权力的行使必须具有正当性, 当权力丧失了监督制约, 将会脱离轨道渐行渐偏。私人参与行政执法, 必须具有监督制度保障, 从源头上把握。行政执法包含权能属性众多, 如检查权、处罚权、许可权等。首先, 须明确监督的对象。监督侧重点在于权限及其权力的运行, 权限范围及其权力行使应当遵照法律规定或者有法律授权, 区分不同岗位的行政主体在权限范围内做出行政行为, 并依法依规要求承担行政责任。如果有越权或者不作为的情形应当予以追责。其次, 加强公示监督。权限范围、权力运行应当通过网络、书报等方式进行公开, 使市民查阅、了解。而且, 定岗招聘的聘用制人员必须公示, 对于私人行使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主要工作还是辅助性工作、长期性质工作还是临时性工作须公示标注。再者, 行政处罚的公务员必须严格规范管理, 做出的行政处罚依据、理由、事由等都应当进行公示。第三, 严格组织考核工作, 尤其是聘用制人员。对工作应当进行细化, 对照其工作量指标进行考核, 按照其工作量的完成与工作质量的优劣进行奖惩, 考核不合格的聘用制人员应当清退。对于参与行政执法人员, 考核不合格者应当取消其执法资格证书。

5. 适时加强教育培训宣传工作。

在执法过程中, 公务人员的素质对促进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机关形象起着关键性的作用[8]。首先, 加强教育培训与业务知识学习, 是对个人参加工作后进行的重要继续教育。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即要注意柔性执法的转型, 又要注意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对于执法背景、依据及其如何操作都需要进行系统培训, 提高公务员执法素质。其次, 对于教育培训进行宣传, 使民众不仅可以增强对执法内容的了解, 更加清楚执法工作的必要性, 这是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渠道。

五、结语

增强执法力量, 整治执法队伍, 一直是基层行政执法单位的一项重要工作。执法力量不足的现状在现有体制和法律框架内, 依靠单一政府部门很难统筹解决。这必须通过行政手段的正当化与合法化, 全面统筹, 合理增配编制人员, 制定地方性法规, 将聘用制人员问题解决消化掉, 才能最终改掉体制的陋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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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凌, 张水海.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发展历程、事实情况与基本经验——城管执法体制改革十二年的回顾[J].行政法学研究, 2008, (4) .

[4][德]赫特穆特·毛雷尔.德国行政法总论[M].高家伟,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584.

[5]河北取消“临时工”行政执法资格将收回证件[N].燕赵都市报, 2014-11-15.

[6]杨宇龙.城管综合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11.

[7]齐海丽.我国地方政府购买服务模式研究——以上海市政府购买岗位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5) :124.

管理规制 篇9

1 电视剧市场的概念及特点

电视剧市场可以概括为电视剧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首先要明确电视剧市场是一个商品买卖交易的平台, 是针对电视剧产品展开的买卖交易, 这种交易的完成需要买卖双方进行条件和价格谈判。电视剧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市场, 其市场消费者具有双重性, 也就是说在

广告竞争, 表面上是广告客户之争, 实质上是受众“注意力”资源之争, 观众是看节目的, 如果广告插播过多过滥, 即使节目再好, 观众也会产生不耐烦情绪, 如果广告比率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 不仅可以维护观众的权益, 也可以提高广告在节目中的收视效果。

总的来看, 广告客户是媒体的“衣食父母”, 从广告客户的需求角度出发研发媒体产品, 学会为其“量身定做”媒体产品, 达到品牌的互动共赢。如凤凰卫视为红金龙定做的《思想力、行动力》栏目, 思想有多远, 我们就能走多媒介市场存在着双重售卖过程, 包括媒介产品的售卖和广告时间或者广告版面的售卖, 媒介产品的售卖指的是电视剧的播出方和制作方对于电视剧产品的买卖情况。第二重售卖的双方为广告商和播出方, 即对电视剧播出前后广告时段的售卖。电视剧市场也应该遵循市场交易原则, 按照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等原则进行交易。电视剧市场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发展过程, 而并不是伴随着电视剧产生而产生的, 经历了从起步到低谷再到复兴的漫长过程。当前的中国电视剧市场还处于探索阶段,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电视剧行业的特征影响, 电台播出电视剧大都采取满足自己播出的形式, 这种播出模式不适合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 电视剧市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2 当前中国电视剧市场存在的相关问题

2.1 电视剧产业链一级市场诸环节的存在的问题

远 (红金龙品牌口号) , 就体现了极高的品牌共赢。

5结论

由此可见, 品牌经营在电视媒体运行中的意义和价值是非同寻常的。好的电视收视品牌节目, 不但能形成一个固定收视圈, 在提高节目收视率的同时, 也提升了本台自身的社会知名度和经济效益。随着媒体的多样化, 电视事业的发展既面临机遇, 更必须应对挑战。而要在众多媒体中独领风骚, 就必须意识到自己本身的差距, 创新经营观念, 积极开拓打造新颖节目, 在品牌栏目、名

首先就是投资盲目无序, 政府监督缺位现象。从根本上讲, 影视产业的投资与一般企业的投资具有一致性, 其目的都是通过市场获取最大的经济利润。电视剧已成为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电视节目形式, 是影视产业中最受投资者关注的节目形式。为了保证电视剧的质量就应该把握好投资力度, 掌控电视剧的投资环节, 可是当前我国电视剧产业的投资环节仍处于相对无序的状态, 而且还出现了利用投资电视剧进行洗钱的违法犯罪行为。由于电视产业投资准入门槛低, 所以很多投资方缺乏对电视剧市场的了解, 市场导向体系匮乏, 电视剧投资具有盲目性, 而且市场缺乏监督机制, 导致了资金流失和资源浪费。

其次电视剧产业交易地位失衡, 面临着较大的投资风险。电视剧的制作机构参差不齐, 实力普遍不强, 市场竞争力弱, 抗风险能力差, 结果导致了投资人高投入并不意味着高收益, 甚至还会遭受重大损失。另外一点就是电视剧

牌主持人及品牌广告这四个方面的经营策略上用心管理经营, 着力提高从电视从业人员的修养素为, 努力创办更多优质电视品牌栏目。

参考文献

[1]王德强.论媒体的品牌经营.今日科技, 2006.

[2]聂朝霞.媒体面对激烈竞争的策略:发扬品牌优.湖南社会科学, 2008.

[3]曾素萍.电视节目主持人品牌的打造.当代电视, 2003.

(山西省晋中广播电视网络中心, 山西晋中030600)

产业交易地位失衡, 投资回报难保障。近年来, 电视剧的制作成本节节攀高, 演职人员的薪酬和制作营销费用上涨, 给电视剧的投资制作方带来不少压力。为了赢得市场竞争, 就必须具有较高的制作水平, 这也加大了电视剧的制作成本, 高投入并不意味着高回报。而且还存在制作方与电视台之间的地位严重失衡的问题, 各级电视台具有一定的买方垄断性, 而制片方普遍缺乏议价的能力, 这种地位不等、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伤害了电视剧制作市场, 不利于电视剧市场的正常运行。

再次, 电视剧“制播复合”再现, 存在较大隐患。很多电视台为了能够抢先垄断电视剧的播出权, 在投资制作阶段就己经提前介入, 通过预付全部或部分资金的方式, 获得了电视剧的首播权力, 可以承担较少的市场的风险, 但电视台在二次销售等方面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控制权, 造成制作方和市场的疏离, 导致制作方创新的动力也明显不足。这种现象削减了市场本身对电视剧市场的干预, 不利于产生优质的电视剧。这种“制播复合”现象是中国电视节目市场化尚未成熟的表现。随着社会主义场经济的推行, 应该加强实施“制播分离”制, 深化广播电视体制改革, “制播复合”产制模式存在较大的隐患。

2.2 电视剧产业链二级市场诸存在的相关问题

首先是电视剧产业“独播”受捧, 但是高品质的国产剧缺乏。独家播出的剧目便是“独播剧”的雏形, 而实际上“独播剧”几乎为央视所独有。期间也有不少的引进剧, 引进剧一般是在引进国家或地区反响强烈的剧目, 来到中国以后, 实际上已经是“重播”, 这是一种相对于中国内地以外的“独播”, “独播”的概念也己经发生了质变。引进剧的进入对于中国电视剧制作水平的提高有刺激作用, 但也挤占了中国电视剧市场, 同时这也是中国优秀电视剧缺失的表现。

其次是电视剧的盗播抢播泛滥, “独播”受到影响。我们知道“独播”具有独家性, 是购片方采用价格优势来获取的, 但是目前我国的电视剧市场制度不完善, 版权问题模糊不清, 并没有形成绝对意义上的“独播剧”, 由于“独播剧”价格昂贵, 所以盗播、抢播等现象时有发生, 盗播抢播成敛“快钱”捷径。中国电视剧制作方与播出方地位失衡, 制作方往往得不到公平的待遇。电视剧产业链上存在着版权概念模糊的问题, 使盗播抢播有机可乘。还有一些电视剧产业的法律监管不力, 缺乏版权保护措施。新媒体技术的日益发展, 加大了法律监管和版权保护的难度。

再次电视剧存在着营销推广乏力, 衍生品开发不足的问题, 而且还存在着衍生产品开发火候不足的问题。中国电视剧市场对于衍生产品的运营起步较慢, 小作坊的生产方式, 产品单一, 经营管理方式落后, 运作体系部规范, 衍生产品开发显得火候不足。

3 采取措施建立科学规范的运营机制

电视剧的市场化运作推动着中国电视剧市场的繁荣发展, 电视剧产业链基本形成。但中国电视剧产业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 整个中国电视剧市场的运营管理有待完善。

首先应该做好制度建设。政府应该从制度建设入手, 积极转变政府角色。最终电视剧产业的市场运行规律, 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 为中国电视剧市场的科学规范运营奠定制度基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强化政府的调控、调节和监管职能, 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市场运作机制, 促进电视剧质量的提高, 不断繁荣电视剧市场。同时还应该加强执法力度, 维持中国电视剧市场的稳定持续发展。明确版权概念、版权期限, 对于违规行为, 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严厉。为确保电视剧产业做到有序运作, 还应该积极构建综合评估监管体系, 将电视剧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纳入科学化管理的轨道, 使电视剧产业在公平、合理、透明的评估监管体系下运营。

其次应该不断创新电视剧产业的内部建设。要提升电视剧产业的运营机制, 应该不断加强电视剧产业的内部建设, 不断地完善自律机制。把握电视剧市场规律, 提高投资能力, 使得投资更具目标性和精准度。还要不断提高电视剧制作水平, 提高电视剧的竞争力。电视剧业还要不断创新生产方式, 加强电视剧营销, 注重版权维护以自主创新来增强核心竞争力。还应该重视电视剧的营销推广, 这样才能够积极构建台内节目资源的互动配置体系。

构建科学规范的中国电视剧市场运营管理体系, 以改革创新精神寻求发展, 提升国产电视剧的整体质量, 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电视剧的国际竞争力,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走中国特色和国际性兼具的电视剧可持续发展之路。

摘要：本文针对完善我国电视剧运营管理体制展开讨论。首先介绍我国电视剧市场的相关概念与特点, 接着论述当前我国电视剧运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性措施。

关键词：电视剧,运营,管理规制

参考文献

[1]仁德约瑟夫·皮拍.刘森尧译.闲暇:文化的基础[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1.

管理规制 篇10

关键词：环境规制,环境管理,路径选择

当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这些术语出现在企业和企业家的视野中时,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否愿意采用“组织绿化”原则进行环境管理, 来组织企业的各项活动?而作为宏观管理的政府, 如何在市场经济下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引导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企业环境管理作为一种没有严格约束力的环境管理方法, 它和环境规制存在哪些内在的联系?为了推动企业的环境管理, 政府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环境规制?现实中二者的不和谐使人们产生了疑问, 是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失效, 还是企业的执行力度太差, 政府的环境规制和企业的环境管理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冲突?因此可以看出, 协调好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环境管理之间的关系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政府环境规制的必要性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对劳动财富与自然财富之间的关系认识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劳动财富在经济水平较低的阶段处于主导地位, 国家为了满足人们的普遍要求会将主要精力用于快速发展经济, 在创造劳动财富的同时可能会暂时忽略甚至牺牲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而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 劳动财富所带来的效用会越来越小, 而自然财富的价值将逐渐显现。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由环境问题所带来的自然财富的损害越加突出, 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逐渐提高。由于资金和竞争的原因, 在短期内, 企业往往会忽视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环境创新机会, 因此, 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去从事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创新, 而环境规制正好提供了导向作用 (Simpsonh and Bradford, 1996) 。环境污染会带来负的外部不经济, 导致企业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存在差异, 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目标, 需要缩小这种差异, 因此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调节企业的经济活动, 这就是环境规制 (臧传琴、刘岩、王凌, 2010) 。企业长期处于固定技术变化、不完全信息、组织惯性的限制, 很难使个人目标和组织动机相协调。适当的规制通过传递潜在的资源无效和提供信息激励企业强调这些无效率。减少在环境管理中的投资不确定性, 创造对变革的灵活性 (王爱兰, 2005) 。Porter和Van der Linde (1995) 提出, 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于, 通过对企业施加外部压力来克服其组织的惰性, 促进创新;政府虽不知道如何真正提高企业效率, 但可以警示低效率, 推动具有环保导向的创新, 保证企业环境创新竞争的公平性, 保证环境质量底线, 并逐步改善环境质量。因此适当的环境规制有利于促进企业积极创新并提高资源生产力, 从而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 市场扮演了资源配置的基础角色, 而在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下会面临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天然公共品的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若干问题, 市场机制的功能发挥在绿色经济中会受到很大制约。如果缺乏其他的支持因素, 比如法律保证、社会公正、政治稳定、贸易自由等, 过分强化市场机制而削弱规制, 那势必会加剧环境的恶化,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1996) 。因此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政府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 设置一系列自然资源限量和生态环境阈值, 限制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市场的作用就是在此限制条件下如何提高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效果。经济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政府都逐渐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解决环境问题, 否则环境问题将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由于在解决外部性时市场经济存在着天然的缺陷, 因此必须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进行环境规制。为了控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各国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环境管理政策和规章制度, 期望企业在遵守规制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 改善环境状况, 引导企业和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企业环境管理的理论基础:合法性

合法性强调了一种状态, 是对主体行为适当性、可接受性和期望性的社会判断, 是指在一个由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的体系中, 企业的行为被认为是可取的、恰当的、合适的一般性的感知和假定, 企业通过价值和规范的传播达到规制的要求以获得合法性。企业通过制度传递信息以表明自身进行了最好的实践, 使他们的行为合法, 以此降低不遵守规制 (即不妥协) 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以及减少因破坏环境所带来的不合法活动。通过行业联盟或联合, 企业释放价值和标准, 产生行业标准, 然后重新制定行业价值和标准。像国际贸易协会可以发布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章程。不同的行业协会制定本行业的价值和标准, 影响了环境政策的制定, 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体现协会价值观的一系列权威的专业标准。通过自我规制, 企业逐渐创造了保证自身权力的新的关系。Branzei和Vertinsky (2002) 发现在有完善制度的国家, 规制压力效果不显著, 反而不正式的标准和价值观对较低环境业绩的企业更加重要。ISO14001是第三方认证的环境管理系统, 认证加强了企业对环境的保护和国际化。如果没有得到认证, 公司将无法和那些获得认证的公司获得同样的机会。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任务的可见度和环境影响的不透明。任务可见度是指一个公司项目的范围很容易被观察或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而环境影响的不透明是指公司的任务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很难测量和理解。当企业的任务高度可见和环境影响透明, 那么程序上的合法性问题就变得容易。除了认证和自我规制, 环境或生态标签也反映了行业标准, 是政府对行业设定标准的另一种形式。竞争者的环境活动可以发展成标准从而强制企业改变他们的市场活动。

现存的规则是不会被取消的, 而只会得到加强和补充, 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是如此。针对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采取一定的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决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尤其对那些开采资源和污染密集型企业, 无论是从明确意义还是从隐含意义上讲, 进行环境管理都是企业战略的一个关键方面。对许多公司而言, 正确的环境管理会为它们在推出新产品、消减成本或是提高营业利润方面提供机会。目前尽管在量化环境管理以提高现金流量来表示收益方面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但是公司仍然可以从其环境战略中获得可观的利益, 而这些利益却常常被高级管理者或股东在评价公司业绩时所忽视。如公司减少了遭到罚款、环境诉讼和承担或有责任的可能;避免了受到进一步的规制干预的可能, 这种干预往往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收益, 并且很可能失去长期竞争力;或避免了恶化的公众关系。

三、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环境管理的现实冲突

(一) 利润最大化的再认识

如果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主要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会对社会产生一些影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的是经济绩效而忽视环境问题, 往往会回避或减少防治环境污染和公害的费用, 通过损害自然环境来达到私有边际收益等于私有边际成本。这种行为模式损害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 促使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采取行动惩罚此类企业, 以维护他们自身权益。面对将损害企业绩效的惩罚措施, 企业不得不做出调整。而且对于一个企业经营者, 他经营企业时的偏好与目标并不是在经营企业之前就得到明确界定、一成不变的, 即使我们可以一个企业经营者进行经营活动之前的目标模糊地定位为“利润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 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及其经营活动的逐步进行, 他也常常难免不由自主地偏离“利润最大化”或“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方向, 转而关注其他一些问题, 例如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或环境责任问题, 而这些问题有时是与既定目标相互冲突的, 有时则与目标毫无瓜葛, 没有什么关系。与企业规模的扩大相适应, 与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及其所面临环境的不同相适应, 企业经营者往往因此而不断调整经营目标。在经营某企业的漫长过程中, 即便企业产权界定明晰, 企业经营者所关注的问题乃至其观念、逻辑仍然会发生变化。此外, 被利益驱动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 往往是由更为宏大的环境所决定的, 而不仅仅是行动本身带来的。也就是说, 在决策围绕既定目标而做出理性选择的情况下, 外在于行动者的客观结构将会对行动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行动者本人的决策并不能完全地控制或掌握行动的结果。《企业不败》一书的作者詹姆斯·柯林斯和杰里·波拉斯通过对18家目光远大的公司和18家对照企业长达6年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与商学院的教义相反, 我们并没有发现‘最大限度地增加股东财富’或‘赚取最大利润’是大多数目光远大的企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推动力或最重要的目标。他们通常追求好几个目标, 而赚钱只是其中的一个, 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他们进一步分析指出:“企业常常追求范围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的理想。追求利润不是主要的, 但是目光远大的企业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往往又能得到利润”。实证研究表明, 股东利益最大化既不是财务管理的唯一目标, 也不是其最重要的目标 (Pike and Dobbins, 1986) 。MachaelRion (1986) 指出企业太过强调生产目标、市场影响和利润, 就会引发像危险产品、环境污染、经济困难以及厂区面临倒闭等诸如此类的问题。Bart (1997) 对一些由于不关心利益相关者而失败的企业进行研究后发现, 过于关注股东利益最终会导致企业无力保护股东价值。

(二) 政府的多重角色带来规则失灵

在企业环境管理的发展历程中, 政府扮演着三类角色:规制者、推进者和监督者。作为规则者, 政府需要制定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 建立一系列的具体环境技术标准引导企业进行环境管理。这是基于市场失灵的传统理论对政府规制的基本需求。政府通过环境法律法规对企业损害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经济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和约束, 使企业行为与社会目标相一致, 同时预防和排除了引起市场失灵的因素, 实现了最优化的资源配置。推进者是政府运用自身行政资源, 开展宣传、倡导环境意识, 积极推进环境问题的责任研究等工作, 推进企业环境管理, 同时通过政府采购等措施对开展环境管理的企业给予经济上的奖励, 引导企业环境管理流向, 激励企业主动进行环境管理。监督者是指政府制定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后, 应有效运用行政手段、审计和认证等方式对企业环境管理进行监管。加大对损害环境行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

需要注意的是, 规制本身就是对产业或某些经济现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规制理论中市场结构、产业的自然垄断性等外部环境是导致无效率的规制结果的主要原因。经济学的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但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批准、同意”等都容易造成任意或人为的资源稀缺。这种稀缺就意味着寻租的存在。这种现象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 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 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而且随着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逐渐成熟, 人们认为政府在对企业等利益主体进行规制时实际上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企业拥有更充分的信息, 而政府则缺乏必要的信息。因此, 政府对企业的规制就可能面临隐藏行动或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问题或逆向选择问题。因此, 遵循更广的委托——代理理论的原则, 政府要考虑如何采取措施以防止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导致资源利用的效率损失。

四、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管理的路径选择

(一) 将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将环境作为生产要素, 可以将传统生产要素理论中忽略的环境中非物的能力部分内化到生产要素中, 使之与作为“物”的土地生产要素并列。企业的环境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进行交易, 可以得到以最少的花费保持环境质量的效果, 使环境要素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 (李利军, 2005) 。将环境作为生产要素后, 既能体现投资功能性, 又能避免单纯追求增值的局限性, 这样与经济系统结合得更紧密, 更能体现环境的价值, 体现的是整体环境的属性, 反映了环境的稀缺性和有价性, 纠正了长期以来环境参与财富形成却被忽视的现象。同时减弱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强势地位。长期以来, 我国环境资源的使用和管理由国家统一调整。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排污申报登记与排污许可制度等, 政府的强势规制地位比较突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政府的规制成本较大, 规制效果并不理想。而将环境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交易体系, 作为生产要素使用成本体现在市场机制中, 这就必然会对企业节能减排产生压力和驱动力, 促使企业重视环境管理, 最终在市场对环境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下, 进行清洁生产、环境减量化使用和循环使用, 达到低代价的经济增长, 从而实现宏观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共同可持续增长。当然, 环境领域的市场调节对政府有更大的依赖性, 需要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结合起来。传统的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处于对立和割裂状态。而现代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处于补充论, 主体论和主导论。环境的资本性开始起作用, 并且越来越强。对于经济发展, 环境成为了一种资源、一种资本。联合国“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中早以将自然环境视为环境资产, 而在低碳经济时代, 环境已经成为企业资本, 而且也是一种高级的资本。

企业环境管理的内在逻辑是,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环境已经成为一种与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具有同等战略重要地位的环境资本。因此, 企业持续发展中的资本要素在结构和内涵上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无法得到较好的解决。通过将环境资本由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转为内生因素, 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促使环境资源的价值不断体现出来。在环境资本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推动下, 进行企业环境管理不可避免。

(二) 超越规制: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环境管理发挥着重要调节作用

企业内部的制度因素——企业内部文化也会对企业进行环境管理的方式和水平产生重要影响。理论界普遍认为, 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在适应内外部环境时创造和产生的基本假设模式, 共享的理念会形成企业的价值规范导向, 它对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关系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企业文化在处理环境问题和利益相关者关系时采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 从而会对社会绩效产生影响。在不同的文化和身份导向下, 组织对于外部制度压力有不同的感受性 (Delmas, 2008) , 即组织文化导向会对制度压力和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产生权变影响。

在相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 不同企业对于同一变化的反映大相径庭, 环境领域内的研究显著地表明:类似行业中的不同企业对法律和市场变化的反应通常相差甚远 (Ulrich and Ralph, 2006) 。这种差异必须以基本的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企业的文化为出发点来研究。企业文化主要是由内在的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因素 (包括价值观、信念、态度等) 和外在的具体行为所构成。而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或企业中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全体或大多数成员对评价对象及其价值性的基本一致的看法、评价和判断, 是企业成员共享的价值观, 是企业在其成长的存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为全体或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并乐于接受的群体意识和价值取向, 是一个企业的基本思想和信念。企业价值观一旦形成便会对行为主体及其行为产生影响和支配作用, 支配和引导企业的整体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行为选择。如一些企业进行环境管理以遵守环境规制会比其他企业做得更好, 甚至超越环境规制的要求。即不同企业在相同条件下对同一环境所做的不同分析、评价和判断, 主要就是由各自不同的基本价值取向 (或价值判断标准) 所决定的。企业价值观是通过互动而不是命令和提倡来发展的。当环保意识逐渐渗透到企业价值观时, 会对企业的目标和程序产生影响。当然, 这种渗透需要得到管理人员的认可, 将环保意识合法化。由于企业文化或企业价值观不是可以操纵和控制的“东西”, 合法化并不意味着积极的“构筑”, 只是意味着“许可”;合法化应包括积极地把环保提升为企业目标、行为准则、价值观的一部分, 使企业的行为发生改变, 这关系到企业价值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和改进。

组织深深地嵌入社会与政治环境之中, 组织的结构和实践通常是反映了或回应于比组织更大的社会存在的规则、信念和惯例。因此, 应该超越单个企业的利益约束, 从场域层次的认知、规范、规制等社会制度压力来看待企业的环境管理行动, 企业进行环境管理是依赖于制度压力与组织间互动, 以获得企业合法性的目标。企业文化已经被认为是成功企业的一个重要因子。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群体意识和行为规范。如果企业文化与企业竞争战略相适合, 企业文化可以强有力地巩固一种基本战略以寻求建立竞争优势, 企业文化是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 而不是目的。巴尼 (1980) 曾经归纳出文化作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三个基本条件: (1) 对企业而言, 文化是有价值的; (2) 作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 文化必须是企业所特有的;第三, 企业文化必须是难以被其他企业所模仿的。因此, 企业进行环境管理时超越规制是将环境内嵌于企业文化中, 同时获得了持续的竞争优势。

(三) 环境管理的有限秩序原则

Tuzzolino与Armandi (1981) 提出企业的需求层次类似于马斯洛的个人需求层次理论。企业的基本需求层次是生存需求, 此层次企业关注利润的保持和增长。第二层次是企业的归属需求, 此层次企业着力于和行业协会建立密切的关系, 并与政府 (立法者) 讨价和合作。第三层次属于地位需求, 此层次企业通过市场份额、产品和价格主导、形象建立等途径获得领导地位。第四层次企业自我实现的需求, 此层次企业会关注员工的关系以及企业在社会公平、消除污染等方面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根据企业的需求层次, 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对环境管理的广度和深度存在差异。不同的公司, 如现代化的大公司和非现代化经营的小公司由于规模和能力不同, 因此在进行环境管理时应有所不同, 即环境管理的有限秩序原则。企业进行环境管理是和企业的能力相关的, 随着企业能力的增强, 企业环境管理的内容逐步扩展, 企业进行环境管理有一个过程, 每一阶段的环境管理水平决定于该阶段企业的能力。在第一阶段企业处于成立初期, 首先需要满足生存, 因此经济利益要高于环境利益。而在第二阶段, 企业的规模和实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和积累得到了一定的增强, 但还不够强大。此时企业的环境管理工作将关注企业内部对环境的影响及环境绩效, 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同时发展。第三阶段, 企业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的同时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此时, 企业的环境管理工作就会关注包括企业内部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发展。

总之, 环境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环境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 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时会越来越严格。企业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迅速做出反应, 建立新型的源头治理的动态环境管理模式, 以改变传统的尾端治理的被动模式, 使企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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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方时姣.生态环境要素禀赋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4 (1) :97-99

“分享经济”的法律规制 篇11

“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这一术语近年来颇为流行，用于指涉信息技术平台带来的服务与信息分享现象，特别是分享的对象从虚拟空间中的信息内容（比特）转向物理空间中的物品（原子）。Jeremy Rifkin的《零边际成本社会》（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出版后，进一步引发了关于分享经济的讨论。该书意在说明，信息技术的普及使我们的社会逐渐步入一个价值生产边际成本为零的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借此享受到成本低廉的普遍服务，生产资料的利用得到进一步优化。作者甚至断言，这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冲击。

“分享经济”并非一夜之间出现，贯穿其实践的商业逻辑自从互联网商业化以来就诞生了（其雏形还可追溯到早期对大型主机的有效率的利用实践——时间分享），只不过从一开始的文化工业和大众媒体向更为广泛的领域扩展。“分享”（sharing）曾经被用在盗版网站或软件的实践中，并作为一种免费模式击败了靠收费盈利的传统媒体和文化产业，把很多文化产品从商品变成了在线服务。随着互联网向更多的线下传统服务业扩展，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信息平台，将产品或服务同消费者精确匹配，例如金融、租车、租房、医疗、教育。被调配的生产资料包含了信息流、现金流和物理世界中的资产。有意思的是，互联网从比特到金融到原子的扩张顺序恰好和线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相反。

“分享经济”这一概念的表面含义容易让人以为这一经济实践仅存在于使用信息技术的平等主体之间，他们拥有充分对称的信息，相互（甚至是温情脉脉地）以低成本分享各自的物品（无论是竞争性物品还是非竞争性物品），提高使用效率。这一误解被媒体鼓吹放大，使这一概念集中在少数有代表性的新兴互联网服务上：Uber（交通）、Airbnb（住宿）、Coursera（教育）、Kickstarter和LendingClub（金融借贷）等等。在中国，类似的信息服务也蓬勃兴起。它们共同强调：用户本身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众人协同对等工作与合作可以产生更多的价值（这一协作倾向得到进化生物学者的大力支持，被认为是人类的“第二天性”，可上溯至数百万年前）。但熟悉互联网发展历程的读者会发现，这不过是十多年前互联网服务共同具备的特点；和“大数据”一样，“分享经济”概念的提出并没有太多新意。这一意识形态从诞生之日起就要求分享一切，不仅在人与人、物与物之间分享信息（通过以终端信息设备沟通的互联网、物联网），也分享物理物品的使用权；人们在网上应当与他人分享，就如同网上没有隐私一样自然。

实际上，这一概念的更多内涵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至少体现在三重意义上：（1）按照上述通常的理解，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和其它用户之间分享信息或实体物品；（2）平台提供商和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分享一整套基础设施，并吸引大量用户免费使用；（3）用户和平台提供商（以及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分享其基本使用数据，从而便利了精确匹配和创新。分享经济若想正常运转，需要用户、平台提供商、第三方服务提供者这三方之间权利关系的确定，而非简单的两方关系。其中（2）和（3）更是具有产权意义上的重大价值，我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有意思的是，平台提供商们在尽力淡化它们自身的存在感，一方面作为一个商业实体极力吸引用户使用，另一方面却在强调各种它们在法律意义上并不直接提供的具体服务分享。

在中国语境下，类似于1980年代进行的增量改革，互联网经济也多少成为一种增量变革。这一变革静悄悄地发生于1990年代末，在多少躲过了千禧年那场摧毁高科技行業的股市萧条后，随着中国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互联网在工业经济之外作为一种增值电信业务逐渐兴盛，并形成了“免费基础服务+收费增值服务/广告”的商业模式。这一模式需要大量免费资源吸引用户，换取他们的注意力和使用，从而最终将他们变为忠实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免费的信息内容不得不首先从新闻、图书、音乐、电影这样成熟的传统文化产品和媒体中，依靠大规模侵权获得。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条例》生逢其时，通过“避风港”规则在整体上极大保护了新经济模式和利益，使之免于惩罚性侵权损害赔偿。这一侵权的直接后果是，互联网成为无法被摧毁的平台，在传统经济以外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和推广渠道，形成对传统文化工业的竞争优势，最终给后者带来巨大冲击（如果不是毁灭性的话）。

我曾经把这一过程称为互联网的“非法”兴起，它意味着新经济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保护其特有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最终迫使传统经济和产业向互联网转型。在法律改变之前，既有的实践不得不通过违法和侵权进行，直到新法律确立其合法性。互联网“非法”兴起和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不断跨界，以破坏性的姿态进入一个又一个传统行业，在新行业规则形成之前重新界定势力范围。“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新一轮围绕物理资产分享的实践不过是互联网的自然逻辑延伸。它的实质并非是在产权意义上人人共享某一经济体的红利，而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变革，即把隶属于传统组织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信息、人、财、物）抽离出来，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按照信息精确匹配和调配，从而产生指数级的增量价值，提高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分享经济超越了传统生产组织，靠重新配置既有资源获利。而既有资源（有版权的作品、资金、医生、出租车、教师）受到诸多传统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互联网兴起必然意味着对这些法律和组织规范的反动（例如版权法、金融法、出租车行业管制规范、医疗、教育法规等），也就和它们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关系和利益冲突。这些冲突需要新的法律来定纷止争，重新划定利益边界。当然，当信息平台巩固地位后，传统行业不得不改变态度，同前者合作。但在新经济彻底胜利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同时，由于新经济表现为低廉技术成本提供的普遍服务（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品），甚至要从头搭建平台，其本身就变成某种关键基础设施，那么其中的法律问题也涉及针对这类私人企业提供的准公共服务的规制。在集中讨论法律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下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和冲突。我们将会发现，各类分享经济的兴起很难整齐划一地塞进统一的发展框架，而是在意图解决各自市场问题的基础上，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新经济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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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济简史

互联网最初从文化传媒领域兴起，伴随着对现今通行商业模式的发现，以十年左右的时间从Web1.0快速升级为2.0（这一术语已经被涵盖面更广的“大数据”取代）。首先，普通用户也能够成为信息生产者，向不特定多数人分享其经历和作品，依靠群体力量解决问题，帮助吸引更多用户，形成网络效应，这有时也被叫做“众包”。其次，流行的互联网服务架构经历了从单向传播的门户网站到交互式传播服务的转变。从原始的BBS、聊天室到博客、SNS、微博和微信的更迭可以发现，“分享”成为各类网络服务的默认设置，信息流通速度不断加快，网络上的总信息资产以低成本不断累积增加。最后，鉴于存在着互联网针对大众媒体和文化工业的大量著作权侵权，“分享”从一开始就和“信息想要自由”一起成为面对侵权指责的抗辩理由，版权、隐私等传统价值在分享面前似乎都应当土崩瓦解，更不要提传统组织本身了。通过上一节提到的“非法”兴起，分享经济在中国互联网的第一个十年中奠定了独立发展的基础。

作为一种商业形态，“平台”的兴起和互联网横跨双边市场有直接关系。互联网企业通过部分免费市场吸引用户，同时在收费市场回收成本、获取利润，形成提供各类服务的生态系统。大量第三方服务提供者加入平台，分享使用信息基础设施，和用户直接进行交易。操作系统、浏览器、客户端软件等都可以成为平台型企业。不同的服务平台对第三方服务的控制力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模式和平台责任。未来趋势是平台通过信息分析和匹配增强对服务提供商和用户的支配力，更加有组织有效率地生产，掌握平台的核心价值，逐渐从开放走向封闭。

文化产业之外，分享经济对金融业的冲击也值得注意。互联网对金融业的冲击最早开始于非金融实践。早期互联网将碎片化信息和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却因为缺少灵活简便的配套支付手段而放弃收费。国有商业银行的电子银行建设刚刚起步，还无法顾及诸多互联网企业。大型互联网公司不得不开发出可以用法定货币购买的虚拟货币，在自己的多种在线服务之间流通。对便捷支付（和便捷物流）需求最为强烈的是以阿里巴巴拥有的淘宝网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开发的支付宝奠定了当下中国在线支付的基础。从历史环境来看，第三方支付的价值不仅仅是支付便捷（取决于电信基础设施状况），更重要的是解决了陌生人在线交易的信任问题（先付款，还是先发货）。它和信用评价、实名制等制度结合在一起，为线上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保障。

和虚拟币不同，支付宝同时也起到跨服务的支付基础设施作用，直到支付宝诞生六年后，国家才出台有关第三方支付的监管规定，明确了牌照监管制度。随着支付宝的扩张，它和传统银行卡发卡组织（银联）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原因在于，支付宝有可能绕过传统银行和发卡组织，在支付方式和收单清算领域确立新的标准。伴随着海量沉淀资金被引入到货币市场基金——余额宝中，这一趋势愈加明显。由此银联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规范与非金融支付机构的合作、收单等业务。银行业还希望参与设计互联网金融的具体监管措施，例如按照商业银行的准入制度设计其准入门槛；以货币基金为主的网上理财业务上缴存款及风险准备金，将风险准备金与所投资协议存款的未支付利息挂钩等等，将新经济拉回至既有法律框架中。

当然，互联网对交通业、医疗教育行业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限于篇幅，暂且按下不表。

法律规制新问题

总体而言，国家对分享经济的法律约束较少，这不仅和允许新生事物探索的监管态度有关，监管者对监管对象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时段；也和互联网行业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有关。尽管目前有不少关于信息内容的禁止性规定，但都没有从根本上约束分享经济的经济基础。只要对比一下欧盟的监管措施，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著作权、隐私、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广告等领域赋予了分享经济极为宽松的环境，使其在使用数据产生价值的过程中较少受到威慑或阻碍。下面讨论分享经济的法律问题，除了各行业的特殊性之外，可以简要总结出几个共同要点。

第一，监管商业模式。目前“免费基础服务+收费增值服务/广告”的商业模式没有遭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否定，甚至很少有人质疑分享经济针对传统经济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人们默默拥抱新经济，迅速转向互联网。但在像金融和交通等传统行业强大的领域，以安全风险和管理便利为理由要求国家参照旧有行业规则，为分享经济制定新规就成为必然。未来的法律不太可能直接挑战现有的互联网商业模式，但在不同领域则可能有特殊规定，例如对如何利用体制内与体制外资源而区分不同的规则。

第二，信息平台的责任。从P2P分享软件开始，互聯网就明确了自身作为信息平台的中间人地位。互联网平台可以从双方的交易中获益，提供数据匹配，同时又不想对其上发生的非法行为承担过多责任。例如，代驾汽车软件平台对代驾司机的过错是否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网商平台对网店的质量瑕疵是否有担保义务？搜索引擎是否对搜索到的侵权内容承担责任？等等。首先，目前的侵权规则以“明知”为标准，这一标准无法解决大规模侵权的责任问题，因为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就是以非明知地使用海量信息为前提的。我们只能要求信息中介采取辅助性手段提高内容和服务的可信度，从而提升对第三方开发者的控制力。其次，分享经济平台这样的松散组织不同于传统企业组织，其边界是模糊的，与第三方开发者和用户分别签订服务合同而非劳务合同，这意味着尽管平台能够事实上从双方的交易中获利，它仍然不会支付报酬或购买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随着分享经济的扩张，劳动关系的确认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影响新旧经济体竞争的重要因素。

第三，产权新形态。上文提及的分享关系共同指向一条产权规则：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这种思路在物权法上并不新颖，但却帮助解决了三对分享关系中的利益分配和效率问题。首先，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匹配对称，从而满足更多的信息和实物分享，让更多用户以低成本享有他人信息和实物的使用权。其次，按照姜奇平的说法，平台企业将生产工具——平台的使用权让渡给众多第三方开发者和广告商，允许他们以低成本接触到平台企业的海量用户，并根据平台提供给他们的数据为用户量身订制服务。第三，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的，“分享”不仅意味着用户成为免费的劳动力，他们同时还通过点击“同意”而贡献了作为生产资料的个人信息（比带有人身属性的“隐私”更中立），用于交换更好的服务，与平台企业和第三方开发者分享。尽管互联网行业已经普遍接受个人信息的财产属性，但国家在法律层面仍然固守着人格权保护规则。如何更好地协调两者的关系将对未来分享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不难看出，这种分享远非共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内部分享使用权的增量实践。

第四，公共服务监管。当分享经济平台成为准公共服务平台时，对整体上提升公共品的提供有着积极影响，但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公共利益。这种影响体现在：（1）互联网企业与政府部门合作，帮助后者建设电子政务平台，或直接与后者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对后者掌握的海量公共数据进行分析。信息时代政府公开基础数据，放开由市场进行挖掘分析，有助于提升公共资源的利用率，但不应排他地授权给一家或几家企业，独占分析优势地位，而应当向不特定公众公开，促进行业竞争。（2）即使通过政府采购或公私合营方式推进基础设施服务，也应当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对相关私人企业加强监管或提高准入要求，防止企业置私人利益于公共利益之上。（3）信息安全级别需要提升。根据最新的《网络安全法》（草案），一旦被认定为关键基础设施，私人互联网平台必须在中国境内存储在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公民个人信息等重要数据；如果因业务需要，确需在境外存储或者向境外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

本文简要从生产关系角度讨论了分享经济的实质，并展示这种商业逻辑如何影响具体的法律问题。在“互联网+”的大产业背景下，互联网的根基并不会削弱，法律和政策正逐步和商业逻辑汇合，有利于这一产业的发展。互联网向更多传统领域延伸并产生的利益冲突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管理规制 篇12

一、事件回顾

2007年10月，我国IT行业的知名企业，深圳华为公司出台了这样一条举措:所有工作满八年的华为员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先后办理主动辞职手续，即先“主动辞职”、再“竞业上岗”，重新与公司签订1年～3年的劳动合同。据悉，“先辞职再竞岗”时，所有自愿离职的员工将获得华为公司相应的补偿，补偿方案为“N+1”。N为华为工作的年限，如果某个华为员工的月工资5000元;一年奖金是60000元，假如他在华为工作了8年。那么他得到的最终赔偿数额就是10000元 (工资+年奖金平摊) 乘以“8+1”，计90000元。按照N+1方案，这批员工“自愿辞职”后，华为将支付高达10亿元的赔偿金。与此同时，华为将有选择性地与“自愿辞职”员工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薪酬略有上升。对此华为解释说，华为经过近10年的发展，目前员工人数已达到7万余人，但同时包括母公司、子公司、合资公司交叉使用、聘用主体关系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混乱状况，十分不利于业务运作及市场竞争的应对，华为希望通过人力资源的变革，重新梳理公司的人事脉络, 使华为的用人制度合法、规范，并富有竞争力。

二、各界争议

辞职门事件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各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企业发展遭遇内部瓶颈，藉着新法实施的契机，对内部人员作大检阅的改革动作，留想留的人，炒不想留的人，是华为管理方正常的人事调整，属于企业用人自主权，法律不应多加干涉。但是更多的人表示质疑：认为华为是在刻意规避在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特别是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相关条款。

本人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2. 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3.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此次华为“集体辞职”事件涉及到的员工，全部都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并且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可以与华为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而华为认为企业一旦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相对而言少了自主选择权，没有发生“严重违纪”不能炒员工，所以要赶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检阅员工，优胜劣汰。因此，不管华为是否承认，此次“集体辞职”事件确实起到了“规避”《劳动合同法》的作用。

三、华为涉及的法律问题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华为事件的核心，也是让众多企业“谈虎色变”的法律名词。

1.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涵义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是维护劳动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保障形式。

就劳动合同的期限而言，大多数国家将劳动合同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三种。所谓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又可以称为不定期劳动合同，它没有明确规定合同的有效期限，劳动关系可以在劳动者的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和企业的存在期限内存在，只有符合法定或约定的条件情况下，劳动关系才终止。我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能够稳定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一种合同期限。国家通过立法确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广泛适用也很好的体现了劳动法的社会法理念。

2. 世界劳动合同期限的重要立法发展趋势

从大陆法系劳动法的私法公法化的过程来看，多数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通过劳动立法的诸多制度设计为劳动者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劳动环境，突出保护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利益。如法国1910颁布的《法国劳动法典》中，明确指出无固定期限是劳动合同期限的一般原则，只能在别指明的情形下，均是适用于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德国的《雇主法》也坚持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的普遍性原则，固定期限的劳动关系属于例外情况，其适用受到严格的限制。瑞典的《雇佣保护法》的核心原则是：如果雇主没有合理的理由解雇员工，雇佣合同就一直是有效的，因此该法规定雇员可以获得永久性的雇佣。在社会法理念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劳动合同期限在体现合同自愿这一基础原则之上，都处于由固定期限向无固定期限的演变过程中。

3. 我国关于劳动合同期限的演变

我国从建国初期用工制度的主要形式，是固定工用工制度就是没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但是固定工用工制度存在着统得过死，包得过多，能进不能出等弊端。因此，这种形式的无固定期限的固定工用工制度逐步被普遍的劳动合同制所取代，《劳动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当事人双方同意延续劳动合同的，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随后，在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又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指不约定终止日期的劳动合同。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只要达成一致，无论初次就业的，还是由固定工转制的，都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规定，劳动者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或者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就可以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表明我国劳动合同法扩大了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范围，“要将无固定期限合同作为我国基本的制度安排”。所以，企业不惜重金规避是徒劳无功的，“注重签订劳动合同，顺应法律扭转劳动合同短期化趋势的规范”，才是明智之举。

4.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解除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解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解除，即协商解除、法定解除、约定解除三种。

(1) 协商解除

协商解除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解除合同。《劳动合同法》第36条规定：“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劳动合同可以解除。”由此可以看出，协商解除与协商变更的条件相同，都强调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志。可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仅可以协商变更，还可以协商解除。

(2) 法定解除

法定解除是与协商解除对应的一种解除劳动合同的方法，《劳动合同法》列举了法定解除的条件，只要符合条件即可解除合同，法定解除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 不需要提前通知即可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3 8条、第39条列举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凡符合上述条件，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提前通知对方(但是解除的决定一定要通知对方，劳动合同自通知之日起解除)。因为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原因主要是，员工严重违纪或用人单位违法，只有立即解除劳动合同才能及时制止不当行为，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2) 需要提前通知才能解除劳动合同。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30天通知对方。从上述法规的内容看，虽然存在劳动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事实，但是合同双方对此都不存在过错，因此规定提前通知期限，以便双方做好准备。需指出的是，用人单位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时，可以不提前通知员工，但应当支付劳动者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未通知的补偿。

(3) 企业依法裁员而解除劳动合同。企业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1条的规定，确需裁员时，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方可裁减人员。

(3) 约定解除

约定解除是指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解除的条件，待约定条件出现时，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解除条件完全由合同双方约定，但是约定条件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否则，约定的内容无效。

可见，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不会导致用工制度僵化，它和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样，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可以变更和解除。

四、华为的法律意义

华为“集体辞职”事件是否真能规避法律责任，我们不得而知，但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形成了一个现实“案例”，如何既保障企业利益，又保障员工权益，同时避免不法企业利用法律的“空白地带”，成为未来任何一个法律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1.“无确定终止时间”的认识

关于劳动合同法规定“无确定终止时间”要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让人难以理解。笔者认为，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一种法定的合同期限形式，不需要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本合同为“无确定终止时间”，双方只需要约定本合同为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即可，甚至在一定情形下，法律可以直接规定双方的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时根本不存在双方对劳动合同终止时间的“约定”问题。另外，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以终止的时间，劳动合同法规定几种情形，包括劳动者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劳动者死亡、用人单位宣告破产、吊销营业执照、关闭撤销、提前解散等。但是，对于一个正常运作的企业，若劳动者因故无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但又达到退休年龄，该如何终止该劳动者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本法并没有规定。也就是说，用人单位要单方终止达到退休年龄但没有享受退休待遇的劳动者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很难找到法律依据的。

2. 合同期限的认定

《劳动合同法》第12条规定，劳动合同分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对这三种劳动合同类型的定义，如果当事人不约定劳动合同的期限，该合同显然不属于这三种合同。尽管《劳动合同法》第14条第3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如果当事人已订立了书面劳动合同，只是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第14条第3款就无法适用。签订了书面合同但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因此也不能视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而且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6条有关劳动合同无效事由的规定看，劳动合同缺乏必备条款并不无效，因此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就属于既非无效又不受《劳动合同法》调整的“另类合同”。尽管，《劳动合同法》第81条规定，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合同必备条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劳动合同不是由用人单位提供文本而是由双方协商订立的，该条也无法适用;即使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提供，在双方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情形下，是否构成损害以及损害的数额都难以计算。而且该条款也仅仅只是责任条款，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如何适用法律仍然无法解决。未来实践中，大量订立了书面合同但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劳动合同如何适用法律将是一大难题。根据《劳动合同法》鼓励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精神，如果将现有条文第14条第3款改为“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或者劳动合同中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视为……”，增加“或者劳动合同没有约定合同期限”的内容就可以避免这一漏洞。目前只能通过司法解释对第14条第3款进行扩大解释，以弥补这一重大漏洞。

3. 对“连续”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规定，劳动者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或者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就可以与用人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对于“连续”的理解至关重要。有人认为“连续”是指“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地、不间断地工作满10年以上”只要不让劳动者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换人”即可;还可在签约时主动地制造一些间断，使之不能“连续”。形成此种避法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种法定情形虽表面上为法律明定的条件，但迂回、引导方式本身决定了这些条件的达成掌控在用人单位手中，无论如何设计终究免不了用人单位的规避。

而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认为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只要劳动者继续在本单位工作，劳动关系就是连续的，即使形式上采用“主动辞职”、“自愿协议”等方式改变劳动合同，也改变不了“劳动关系连续”的事实，用人单位也规避不了法定义务。尽管这一观点相对于以往只是一些学者教授出面解释，在权威性上似乎更进了一步，但是并非来自明确的法律条款，仍不具有法律权威性。如果说，法律本身的未尽事宜需要通过释法者做出具体的司法解释，那也应该通过正规程序来做出。因此，除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的上述表态外，还需要相关部门出台固定、清晰的文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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