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性地位（精选6篇）
独立性地位 篇1
1 司法独立、司法权独立和人民法院的独立
在我国, 司法独立的基础是“议行合一”, 即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并对其负责, 受其监督。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组织结构决定了我国的司法独立不是与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 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 行使立法权, 其权力具有至上性和权威性;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审判权和行政权的行使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故司法独立的含义表现为:其一, 司法权独立。在接受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下, 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独立于立法机关的立法权, 行政机关的行政权, 也不受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其二, 法院独立。分为外部和内部的独立。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和立法权, 那么作为权力的行使机关人民法院独立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 这表现了人民法院的外部独立性, 表现为司法权独立。法院组织法第17条和第30条规定了最高人民法与地方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和下级人民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 表明在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各级法院之间是在监督关系之下彼此独立, 这表现了人民法院的内部独立。其三, 法官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 司法独立的最终落脚点, 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受其他同事和上级法院的法官的影响, 拥有独立的审判权。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 从其外部独立性 (即人民法院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 来看它可能受到以下干扰: (1) 司法权行政化。 (2) 人民代表大会在进行监督的过程中予以干扰。 (3) 党委通过其对人民法院的领导予以干扰;从其内部独立性 (即人民法院之间的独立) 来看, 除了受以上三种因素干扰外还受第4种因素干扰即上级人民法院利用其监督权实施的干扰。
2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受到行政因素干扰
2.1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的法律依据受到行政干扰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审判权”, “依法”应依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 此处的“法”指广义的法, 然而,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除依上述法律法规之外, 至是还以决定、规则、政策甚至会议纪要为依据。司法依据的范围过于宽广, 司法依据的政策化, 而甚至有些地方上以官员层出不穷谋取政绩的口号为私法依据, 在我国体现司法追随国家政策亦步亦趋, 对人民法院中立、客观、公正和些微的立场的背叛和其防止行政权的滥用, 保护公民的财产和自由, 保障社会稳定宗旨的亵渎。
2.2 人民法院司法人事权受到行政因素的干扰
首先, 人民法院依照政府行政部门人事规定管理法官。自1995年《法官法》颁布以来并没有得到全面实行, 法院机关依然按照政府行政部门的人事规定对法官进行管理。《法官法》第二十条“法官的等级编制、评定和晋升办法, 由国家另行规定”, 第三十六条“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 根据审判工作特点, 由国家规定”, 公务员法第四十五条和法官法第十二条规定:“确定初任法官的任职人选, 可以面向社会, 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公开选拔”。通过具体法律条文事实上将法官纳入到公务员管理体制里。公务员职责的开放性、主动性与法官职责的闭锁性和被动性是完全不相同的工作理念, 将二者的人事同采用一种模式规定有违特定行业的行为本质。
2.3 人民法院司法财政依赖于地方行政
自1980年以来, 我国基本实行:以“分灶吃饭”为主的财政政策, 人民法院的经费来源由地方政府财政供给。因此, 当人民法院的判决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相冲突时, 地方政府通常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干预地方法院的审判, 提出指导性意见。
2.4 其它行政因素影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首先, 我国现有的法院机构的设置和行政区域划分基本一致, 这使得各级司法机关的管辖范围、各级地方行政机关和各级立法机关的管辖范围完全一致, 为各级政府、人大、党委为了各自的、地方的种种利益而影响司法机关的独立裁判权提供了可能。其次, “官本位”的历史传统使一些行政领导形成了深厚的行政意识和领导权威。
3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它负责, 受它监督”, 但是, 对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人民法院是否有监督权就很模糊了。
下级人民法院是国家机关。通常, “下级法院”也被认为“地方法院”, 那么, 它是“地方”的还是“国家”的?下级法院虽然设在地方, 但在性质上属于国家。单一制国家不是双重主权国家, 不存在主权分享问题, 司法权属于国家 (授权除外, 如我国的特别行政区) 。笔者认为地方人民法院应该属于国家机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最高权力机关, 代表来自本地区, 代表本地区各个民族、各种政治派别、各种行业、职业等, 是由本地区的群众通过民主集中的办法选举产生的, 代表本地区人民的利益, 解决本地区的实际问题,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更侧重在“地方”上。地方机关对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干预是不恰当的。
4 党委对人民法院独立性地位的影响
人民法院必须服从于党委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但是由于对这一关系的不正确认识, 现实中的经验一再证明“党委对案件的审阅、书记对案件的批示、政法委对案件的协调、党组对案件的讨论往往易曲变为个别人在党委名义下, 侵蚀司法独立性、损害司法公正性的借口”。首先, 党委在人民法院人事任免权方面有决定权, 导致司法机关不能独立的行使司法权。其次, 我国各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对司法工作起着实际领导的作用, 许多有争议的复杂案件往往先由其讨论决定后才由司法机关处理。正确认识党委对人民法院的领导建立在认识到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和党委领导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党对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领导体现在:通过法定程序, 把党行之有效的政策上升为法律, 并在私法活动中贯彻执行。私法就是让已经凝结着党的正确的法律发挥功能, 司法只能是严格的适用既定的法律, 而不能在接受各级党委的临时主张, 司法应该不折不扣的执行法律, 执行了法律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地方党政机关应当努力的支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帮助司法机关排除各种外来干预和压力, 而绝不是随意的干预司法审判活动”。
5 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影响
如果说人民法院的外部独立是司法独立的第一步;那么人民法院之间的独立则是司法独立的第二步, 也是有关键一步;人民法院之间的独立是解决法院内部“判审分离、判而不审、审而不判”的基础, 是司法独立第三步法官独立的外部保障。现实中影响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独立的关键是“案件报送请示制度”。
对于下级法院及其审判人员而言, 案件进入二审程序之后能否维持原判, 意义重大。下级法院为了降低案件发回重审、改判的数量, 不仅就重大、疑难案件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 而且对于认识上和公诉机关分歧较大、当事人可能缠讼、上诉的案件也向上级法院报送请示。
案件请示汇报制度, 歪曲了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 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关系异变为行政领导关系。案件请示汇报制度, 违背了两审终审制的诉讼法原则。我国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均规定了两审终审制。另外, 上级法院对下级请示的案件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 是“暗箱操作”, 当事人对审理请示案件的法官没有了解, 无法行使诉讼法规定的申请回避权、辩护权、和陈述意见权, 当事人的诉权无法保障。
摘要：我国司法独立与西方国家不完全相同, 它是由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权组织结构决定的。分析我国司法独立的干扰因素, 从而为我国司法独立提供参考。
关键词：司法权,司法独立,人事权
独立性地位 篇2
摘要：民国初期是一个转型和变迁的时代，新旧并存，中西混杂。全社会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推动了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从“男人的附属”逐渐转变为“独立的个人”，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实现了划时代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女性政治参与度、受教育水平以及经济能力等方面的进步。本文浅析民初女性地位变化之原因，并以民初影响女性地位变化的重大社会事件为线索，探究当时社会女性地位的变化的微观表现，从而对民初女性地位的变化过程进行思考。
关键词：社会变迁 女性地位 变化 思考
封建社会是父权制社会，女性长期受“男尊女卑”、“三纲五常”思想的压制，地位生来低于男性，《诗经》中曾记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被剥夺了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应有权利的女性，成为男人的附属物，“女子无人格，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无社会地位可言。
政治无参与。封建社会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处于被支配地位。“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牝鸡无晨”等旧观念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将女性困于家中，“妇女除煮饭洗衣、编织缝纫、料理家务外，其他事一概无权过问”。“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女性被禁止与异性接触，丧失了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更不用说参与社会政治。而且女性参政是对男性权威局面的打破，这在当时社会是不被允许的。
经济难独立。“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女性没有继承权，而且由于分工有别，女性只能从事家务、喂养后代等，甚至于对自己的嫁妆都没有处理权。所以经济上必须依靠男性，“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股男子以犬马奴隶蓄之，于是妇女极苦”，这样就造成女性在家庭中受男性支配。
婚姻不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得女性的婚姻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而且有时父母出于权财考虑，女儿被当成物品进行交易。封建的贞操观控制着女性的生活，即使丈夫去世也必须“从一而终”，不可再嫁。但是男性却一夫多妻，根据“七出”中任一条离弃妻子。女性在婚姻中只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教育被扭曲。“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识字多诲淫”，女性被正规教育拒之门外。不仅如此，封建女教出现，《烈女传》、《女孝经》、《女训》等大同小异的书籍在思想向上对女性洗脑，教化女性严守三纲五常，不得做出越轨之事。比如《女论语》将女性的活动范围完全框定在家庭之中，要求“凡为女子，当知礼数”、“行莫回头，语莫掀唇”，且“不谈私语，不听淫音”，对待丈夫则须“将夫比天，其义匪轻”，还要做到“九烈三贞，名标青史”。
形体遭摧残。缠足是对女性形体摧残最显著地标志之一，在明清时候发展到鼎盛，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缠足成了社会贵贱等级的标志。缠足对女性身体的摧残是不可忽视的。李汝珍在《镜花缘》中描述道：“始缠之时，其女百般痛苦，抚族哀嚎，甚至皮腐肉败，鲜血淋漓„„”缠足既是对女性贞节的控制，也是满足男性把玩心理的需要。
“故妇人无名，系男子之姓以为名；妇人无谥，因夫之爵以为谥。在社会上的地位亦如此，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家庭的地位如此。”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的这段文字清晰的描述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问题。
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制度，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初期的社会心态，人们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开始挣脱封建枷锁，向现代文明转变：社会政治进步，经济百废待兴，文明习俗日益开化。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激发广大女性追求独立的人格，女性角色发生改变，女性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的政治参与度、受教育水平以及经济能力在此期间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契机，这既是女性地位提高的良好印证，同时也为女性谋求更高的地位奠定了必要基础。笔者从影响女性地位变化的社会重大事件入手，探究女性是怎么样一步步提高地位，逐步追求男女平等。
一
民初女性地位变化之动因
民国初期，女性身上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尤其是女性地位的改变让人欣喜，我们从中看到社会斗争掩盖下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当然，这些改变不是一蹴而就，无因之果。而是在社会历史条件下，国内外因素酝酿出的历史性变革。
首先，国内层面。在政治上，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成立是对传统的君权封建等级制度的巨大的冲击，为人权平等、男女平等观念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本前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政府官员以及革命党人，信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而且孙中山主持制定了诸多支持妇女运动的政策。这些都为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在经济上，民国初期的经济，摆脱了“农工商”的陈旧观念，私人经济、个体经济发展良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抓住机会势头迅猛，“到1920年，包括民营工厂的华资工厂达1759家，拥有资本5亿零62万元，工人557622名”。商业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为女性就业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在思想上，清末时期，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等观念已引入中国，康、梁等维新派把妇女问题与救亡图存联系到一起，对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启蒙作用。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界对女性的审视主要是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主张解放妇女，使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平等。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解决妇女问题，五四运动时期，对封建纲常的批判达到顶峰，以民主与科学为代表的新思想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思想的解放与革新为女性地位的变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国际层面。在思想著作上，西方女性思潮以及相关著作开始进入中国。1902年，斯宾塞的《女权篇》在中国首次出现，这是近代翻译的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注。斯宾塞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的“自然权利”学说和进化论观点论证男女平等、男女同权的道理；反对在社会上和家庭中对妇女实行专制，并且主张妇女应有参政的权利。当时进入中国的还有《女人压制论》、《世界十二杰》等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现让社会开始正视女性问题。在实践运动上，美国、英国及北欧一些国家出现了持续高涨的妇女参政运动，为中国妇女参政运动树立了信心和榜样。中国妇女从中受到极大鼓舞和启示，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中去。这为民初女性参政运动的开展埋下了伏笔。
二 民初女性地位变化之表现
在国内外诸多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民国初期的女性解放运动发展势头良好，产生了诸多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社会事件。
1907 年，鲁迅先后撰写了《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首次将易卜生主义介绍给中国读者。以“易卜生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民主科学、自由平等思想和西方女性思潮传入，引领了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尤其是激发了陷于家庭泥沼中的广大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追求自身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应有权利：1912年3月，沈佩贞倡议在南京创办中央女子工艺厂；1912年4月8日，由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等组成的最大的女子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1919年5月19日，邓春兰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大学开女禁；1919年11月14日，赵五贞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于出嫁当天在花轿中自杀„„
这些女性解放的重大事件既作为社会变革的结果存在，也是推动女性解放、地位提升的动因。透过诸多类似的社会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女子参政团体组织的发展，表明女性的自我觉醒更进一步；工厂、女工的数量大大增加，表现观念的更新；学校教育对女学生的接纳程度增加，展现时代的进步。女性地位在政治参与、经济独立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一）政治方面。受过教育的女性积极学习西方的男女平等、女性参政方面的学说，宣传妇女解放的理论，主张发起女子参政团体组织，试图为广大女性谋得基本的政治参与权。
1.女子参政团体组织数量增多且目的发生明显变化。
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民初建立起共和制度，制度的变革使妇女参政成为可能。全社会思想解放，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越来越多的女子参政团体成立，比如女子同盟会、上海女界联合会、女子参政同盟会等，数量较清末有显著增加。“截至1912年，北京、天津和江浙一带的女子社团已达58个之多。”
民国前出现的女性团体组织受当时的革命环境的影响，几乎都是为当时的革命服务的，涉及到女性参政的几乎没有。比如，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等组织以“练习武学、扶助国民”为宗旨，以养成国民军主义为目的；赤十字会等团体“或组卫生队随军北伐，或组救护队从事救治”。民初新成立的团体组织更多的是为谋求女性参政权奔走呼号：吴木兰“女子同盟会”，以“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与政事”为宗旨；沈佩贞组织的“男女平权维持会”，宣扬“破除一切专制，遵从人道主义，维持男女平权，抵抗强权恶习使男女享负对等权义”等。
2.女子参政团体的社会影响更为强烈。民初女性参政运动，一改往日女性懦弱卑微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对男性主导的政治局面的提出了挑战：1912年3月19日上午，唐群英等人闯入参议院的议事厅，要求参政权，“至提议女子参政案时，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8月13日，王昌国等因为宋教仁“太看不起女子，今日特为二万万同胞出气”而掌掴他，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唐群英因为“男女平权”条款在党纲中遭到删除，再次殴打宋教仁，“唐女士牵一青年女子揪撮宋教仁之短发，而以手左右批其颊，全场大骇”，这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讨论和轰动。此外，1912年1月，孙中山在接见林宗素时表示，“将来必予女子以完全参政权，惟女子须急求法政学知识，了解平等自由之真理”（《申报》1912年1月8日）以及民初女子参政团体数量增多而且逐渐被社会接受都直接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政治地位的态度出现了缓和。
以“女子参政同盟会”为代表的参政活动，直接推动了当时女子教育的发展。1913年以降，唐群英在湖南与何步兰等创办《女权日报》，开设“女子政法学校”和“自强职业女校”等10余所学校，让更多的女性走进学校接受教育，以期通过加强教育，进一步实现女性的参政权利。女子参政对于增强女性国民意识，养成个体尊严与独立人格，进而实现“贤妻良母”到“女国民”形象的蜕变大有裨益。
（二）经济层面。李大钊强调，“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女性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妇女没有自己的职业，经济上无法独立。所以，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女子就业，经济上实现独立。民初，女性地位提升，参与社会经济的女性数量逐渐增多，而且其贡献几乎可与男性匹敌。“妇女参加社会经济生活，谋取社会职业，这是本世纪初期的新生事物，到 20、30 年代，职业妇女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妇女界中一支中坚力量。”
1.女性参与职业的人数总量较清末有明显增多。
据统计，1915年，女工人数约为 245076 人，占工人总数的 37.8％。据 1920年对全国 26 省的统计，全国女工总数约为 217105 人，占产业工人总数的 33.2％。“上海、天津两个城市的女工人数已等于十年前26省合计女工人数的总和。”此外，更多的女性开始独立办厂，支持国货。1912年5月，汪赵润等10位妇女于上海发起成立中华女子实业进行会，“以振兴女子工艺，提倡女子经商，结合女工团体”为宗旨。1912 年12月，中华国货维持会女会员俞植权在上海创办女子兴业公司，主要销售“各种花素改良爱国布、湖丝和各种化学品、日用品”等，颇受人们欢迎。女子植权物产公司、爱华公司、振业公司等纷纷成立，一时间颇为兴盛。女性进入社会职业领域的人数增多，逐渐瓦解着过去男性占绝对优势的局面。
2.女性职业涉及领域多元化。
民初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女性从业的领域大大拓宽。除了主要集中于织染行业、饮食行业等传统行业之外，女工还活跃在其他行业之中：在文化教育领域，女子师范教育和女子职业教育加快了发展步伐，教师成为许多女性的首选职业。“20 年代，对江苏省内 27 个县的小学中969名女教职员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出身于女师的 504 人，占女教职员总数的52.01%；来自女中的 130人，占 13.42％；体专的41人，占 4.23％；女职的56人，占 5.79％；高小文化程度的 44 人，占 4.54％；专门 26 人，占 2.67％，可以看出当时女性职业对专业技能有所要求”；随着报业的发展，女作家、女编辑、女记者的队伍也开始壮大。在医学领域，女医生的数量增多，“据《妇女杂志》统计，到 1919 年，全国女医博士共有 170 名”；在其他领域，一些商业机构中出现女职员，从事会计、店员等工作。“当时许多银行如上海国民储蓄银行、上海美丰银行等，陆续招考女书记、女会计等。此后商店、餐馆等部门女性职员逐渐增多，董竹君、吴湄等女性实业家更是商业界的翘楚。”国家机关的一些机构比如海关、邮局等部门也出现了女职员。
“在中国因为生产落后的缘故，这种职业妇女，实际上尚属极少数，但是她们在全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却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因为只有与男子同样参加社会生产与活动的妇女，才能彻底了解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并不仅在于女子经济生活的不能独立，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制度。社会上的赋予——例如法律条文上的男女平等——并不能给予实际生活以任何利益。而使死的文字，变成有效的力量，前提条件，还在充分争得利用这文字的机会。”
（三）文化教育层面。女性地位在文化教育层面的变化与当时全社会的思想大变革是密不可分的。西方民主、自由和平等思想以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蓬勃发展，直接造成民初社会对女性接受教育，进入文化领域的态度大大改善，有觉悟、有知识的先进女性很好的抓住这次机会，为自己争取教育平等的权利，境况较以前变化明显。
1.开女禁、兴女学，女子教育发展迅速，受教育女性数量增加。
民初全国除极少数边疆省份外，其他省份或多或少的都创立了女子学校，而尤以开放城市较为集中。“民国元年，据不完全统计，女子学校达2389所,女学生超过14万人。”相对清末女子教育来说，民初教育从学校数和学生数都是一个重大发展。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逐步形成并开始实施，新学制改变了女子教育修业年限短于同类男子教育的规定，增加了允许初等小学男女同校，正式承认女子职业教育等内容；1917 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召开，公布实行了《推广女子教育案》，对女子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教学等方面作了规定。虽然女子教育的发展取得阶段性进步，但大学仍未对女性开放。
1919年5月19日，邓春兰上书北大校长蔡元培，写道“是故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待何时”等，从实现国家强大、女性解放的角度开宗明义的阐述大学开女禁、男女同校的必要性和意义。在社会舆论的推动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1920年1月，蔡元培宣布了北大开女禁的决定，先后招收了王兰、邓春兰等九名女学生入学，成为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在“邓春兰上书”事件影响下，全国各高等学校纷纷实现男女同校，中学男女同校问题也被解决。女子教育的发展为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参与女性运动的知识准备。
2.创报刊，写文章，谋权利，笔尖下显女性意识觉醒。
“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的女性刊物共有十五种，其中新创办的达十四种之多。”当时的女性刊物内容较丰富，既有作为女子参政运动服务的思想武器，例如，唐群英于1912年创办《女子白话报》，其宗旨“专为普及女界知识一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的目的”；张昭汉依托神州女界协济社，创办《神州女报》以代表女界立言，“发挥共和真旨，代表社会言论，导启女界政治及实业思想。”也有以提倡女学为宗旨的，比如北京《女学日报》宗旨为开通社会风气，灌输女界智识；《妇女杂志》以提倡女学与实用知识为主等。
（四）家庭生活层面。家庭是妇女解放，地位提高的首要场所。封建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毫无地位和权利可言，没有独立的人格，甚至称不上“人”。民国成立以后，广大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开始走向社会，真正成为“完完全全的人”。
1.缠足等压迫女性的陋习革除。
不缠足运动之风由来已久，但终见成效还是在民国时期。1912年3月，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知各省劝禁缠足，“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山东等省都把禁缠足作为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加以执行，成效显著。废除缠足陋习，表明女性开始获得支配身体的权利，其社会意义远大于生理意义。蔡元培等人于1912年2月23日在上海发起社会改良会，“总旨在以人道主义及科学认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包括不置婢妾等改革意见。除此之外，社会称呼的改变，对女性称为“女士”以及服饰的新颖等都体现出当时社会对女性从家庭解放，或者说天性解放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2.婚姻恋爱逐渐自由开放。
婚姻恋爱的束缚始于观念的陈旧僵化。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推动社会思想更新，新的观念不断萌发。女性自我意识也日益增强，社会开始重新思考传统的婚姻家庭问题。
当时轰动社会的湖南长沙赵五贞女士因不满包办婚姻，走投无路下以死明志“但见赵五贞仰面而卧，喉管割痕寸余，血如泉涌。由轿内发见剃刀一柄，左脚绑腿已经解散”以及李欣淑“因为婚姻黑暗的原故，就毅然决然离开家庭，跑到北京实行工读去了”等悲剧正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社会的广泛响应与讨论也是对女性意识觉醒问题的重视、对女性地位问题的重新思考。
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走进学校获得知识，这些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对婚姻和恋爱有比较理性的认识，与旧伦理、旧道德作斗争，力求实现婚姻自由，这对于批判封建礼教，提倡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五四运动之后，一批知识女性开始大胆和男性交往，“四川高师、附中、觉群女学的青年组织了有男女学生参加的‘一个人生活学会’，出版刊物《直觉》，交往中几对会员自由结婚，虽有遭家长反对并被逐出家门也决不屈服。”当时，妇女运动领导人和蔡和森的结合，也是婚姻恋爱自由的结果。
在此形势下，民国新修订的法律内容开始向婚姻恋爱自由倾斜。民国4年制定的民法草案规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 夫妻不相和谐、两愿离婚的，得离婚”，“重婚、妻子与人通奸、夫妇一方生死不明超过3年以上、夫妻一方恶意遗弃对方或受虐待、受重大侮辱，都可提起离婚的诉讼”„„。
虽然法律未对婚姻自由作出明确规定，但是类似于以上的法律规定赋予妇女离开自由，即与男子平等地提出离婚的权利，这代表民国婚姻的一大进步。女性第一次从家庭的牢笼中冲撞而出，女性把婚姻的权力或者说妇女身体的交易权从家族的手中夺取过来，攥到了自己的手中。以上变化显然在家庭婚姻生活方面促进了女性地位的提高，从而促进了女性的解放。
三
对民初女性地位变化之思考
民国初期女性地位的变化过程是一个社会变革的过程。笔者通过宏观把握民国初期女性地位变化现象，透析整个过程，产生了如下一些思考：
（一）思想在历史变化中总是起着导向作用。
一定的结果总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从女性地位在政治、经济以及家庭生活等方面的进步来看，其始终都与思想这个前提原因分不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联合侵华，干涉中国国政，清末社会陷入泥沼之中。当时社会有识之士为实现救亡图存、自强求富，转而向西方学习，最先学习的便是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以郑观应，王韬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就已经开始自觉地宣传西方自由思想；在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大范围的传播西方自由思想，而且努力将它应用于实践中，力求实现政治制度改革，改变社会现状，实现救国救民，这在推动西方思想深入传播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
与女性利益密切相关的男女平等观念，直到维新变法运动的时候才真正再次引起重视。康有为最早具有男女平等思想，他在《大同书》中浓墨重彩的描绘女性问题，认为“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梁启超认为美国全盛、日本新兴，重要原因是提倡“男女平权”。谭词同提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理应平等相均”。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断壮大，促进新男女平等观念的在社会范围内内进一步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
由此可见，清末自由平等思想已经进入中国，影响着民众，虽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和社会民众的愚昧阻碍了思想的继续传播，但是这为民初社会开化之后西方思想的得以广泛接受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民国以降，民国成立之始的思想解放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思想浪潮，成为十年间女性地位变化的两次高峰。虽然这期间也有封建思想的复辟的波澜和曲折，但每逢社会思想有质的飞越，社会运动必然有所反映。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初创，中西思想混杂的社会开始正视女性问题，男女平等的要求开始体现在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以及教育平等等实际的层面；1919年“五四”运动思想浪潮，封建纲常受到猛烈批判。女性的独立人格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传统思想的解构和新妇女观的建构拓宽了女性地位提升的空间。而且，热衷于妇女运动的诸多参与者无不是思想的先行者：唐群英、邓春兰等人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典型；李大钊、胡适等人是新思想的倡导者、新文化的传播者。由此可见，思想指挥行动，思想是变革之始。
（二）教育的发展是事件变化的必要条件。
在民初女性地位变化的整个过程中，女子教育的改革始终是主要问题所在，是女性解放的关键所在，其发展与解决也是其他领域得以变革的必要条件。教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没有觉醒，没有解放。
从女性运动主体方面来看，民国时期妇女运动的蓬勃景象以及女性地位的显著提升，有赖于参加运动的女性主体的不断壮大。女性投身于革命、著书立说、自组团体以及上书谋权等行为充分显示，民初女性不再是固守家中的“贤妻良母”，而更多的向“女国民”的角色进化。女子教育的发展，使一批没有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妇女走出家门，接触社会，为妇女参与社会活动、提高社会地位开辟了道路，也为妇女进一步接受新思想创造了条件。女性群体中越来越多人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以及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个人素质不断提高，这与清末的妇女运动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教育与其他领域关系来看，发展女子教育为女性灌输先进知识，从而获得政治、经济解放运动的知识基础；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独立谋生的手段，成为实现职业平等和经济独立的必要准备；女子教育启蒙女性意识觉醒，为女性争取家庭中的婚姻自由提供条件；女性参政运动的开展以教育知识为武器，其失败也证实教育的至关重要。
（三）男性在女性地位变迁的过程中担当主导角色。
在女性地位不断斗争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男性的力量在大多数时候表现的更为出色，主导着活动的进程，是先进理论的宣传者，是实践活动的组织者。而女性由于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处于附和、追随的地位。
不难发现男性在女性地位变化的各个方面充当着先行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官员阶层也逐步接受男女平等，着手改变。1912年3月，孙中山所在的南京临时政府连续发布《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革除缠足、买卖人口等社会陋习；1912年9月，蔡元培领导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开创女子教育发展新境；
以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导者，纷纷撰文支持妇女解放，提升女性地位：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中，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强调女性应经济独立、接受教育等；在《慈幼的教育》、《论贞操问题》、《易卜生主义》等文章中，胡适要求解除旧道德、旧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发现女性个性，实现女性发展；“赵五贞之死”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多次发文《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声讨旧婚姻制度，批判社会罪恶。
男性之所以对女性解放具有热忱，是因为他们自身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理论，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女性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对女性的新发现，既是一种更新，也是一种平等。女性之所以难以成为解放运动的主导者，这是因为广大女性长期受封建思想的蚕食造成的蒙昧无知状态和性格的软弱，女性自我觉醒真正实现平等的主体地位仍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
总结
独立性地位 篇3
所谓“被引入的第三方被告”，即“在本诉讼中，本诉的被告基于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而可能要求第三人作为自己的被告参加诉讼，由此而被引入参加到本诉讼中来的第三人”[1]，简称为“第三方被告”。而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主要是申请参加到诉讼中来的那部分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所以有必要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再分为“被引入的第三方被告”和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原因有三：
第一，“被引入的第三方被告”和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与自己有关系的本诉讼当事人的关系不同。作为与自己有关系的本诉讼当事人相对抗的第三方被告，在司法实践中不在少数，对于“支持与其有法律关系的那一方当事人”也不应适用。如果不把这些人从原有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中分离出来，那么势必是第三方被告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而事实上，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才是应该“支持与其有法律关系的那一方当事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将两种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区分开来，有利于公平地审理案件，真正保障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利益。
第二，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享有撤回起诉或上诉的权利，也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但负有提交诉状的义务；而被告则享有答辩或反驳对方请求并提起反诉的权利，要承担应诉等义务。然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却又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没，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这就使其诉讼地位十分尴尬。一方面，名义上给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在实际中剥夺了其大部分作为当事人的权利，事实上使其只是名义上的当事人，实权受到很大限制，有违诉讼中的公平原则。因为“被引入的第三方被告”事实上是出于被告状态的，如果不能享有被告所有的“答辩或反驳对方请求并提起反诉”的权利，很难保证其其他实体权利的实现。不能因为其没有在本诉讼中作为当事人而剥夺掉这些权利。至于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确实应和与自己有关系的本诉当事人共同对抗另一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受到一定限制倒也无可厚非。很明显，“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在两种情况下是明显不同的。因此，享有不同权利并承担不同义务的人不应该笼统地划归为一类。
第三，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再分为“被引入的第三方被告”和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利于明确其各自的权利义务，也是法院能够更好地确定审判中对其应有的态度（如以第三方被告视之，则应专门为其留下答辩的时间等），使得诉讼程序更加合理，从而有利于判案的公正。
那么，如何看待两种不同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呢？
既然“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该再分为“被引入的第三方被告”和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那么，他们在诉讼中的地位也就不应该再适用原有的规定了。“被引入的第三方被告”和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被引入的第三方被告应享有较现有《民事诉讼法》更为广泛的权利：
第一，第三方被告在诉讼中实际上处于被告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虽然是以作为“被告的被告”的形式出现，但仍是被告。它应当在实体上享有针对本诉讼被告（即参加诉讼中的原告）的基本权利，并应该有针对参加诉讼中原告的请求而提出反诉的权利。同时，也应该考虑其是否应该有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因为他是独立于本诉原被告的，也不可排除法院管辖权的不适格刚好有利于原被告却不利于第三方被告的情况。
第二，第三方被告相對本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以及其诉讼权利义务的拥有应始于其参加到本诉讼中来之时，而不应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条所规定的那样在“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之后。
第三，针对参加诉讼所做出的判决，包括第三方被告在内的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双方均应享有上诉权。而且第三方被告不仅应在“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之后享有上诉权，即使是第三方被告没有被判决承担民事责任，但其认为案件判决不公，为了案件判决的公正，仍应允许其有上诉权。
第四，如果本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够成立的话，本诉讼被告应对其直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使是在该责任的发生是基于第三方被告应对本诉讼被告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也应当先分清实体法律关系再作判决。即本诉讼被告对本诉讼原告承担责任，参加诉讼中的被告（第三方被告）对参加诉讼中的原告（本诉讼中的被告）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而不应像某些实务中那样，逾越实体法律关系由第三方被告直接对本诉讼原告承担责任。
至于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可以认为就是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地位，是享有名义上的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在实务中可以有所限制。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该再分为两类，即“被引入的第三方被告”和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在诉讼中的地位也应分开来看。第三方被告应该享有包括反诉等在内的较现有《民事诉讼法》更为广泛的权利，所处的应该是实体上的当事人的地位；而纯粹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应处以名义上的当事人的地位，在实务中其权利义务应受到一定限制。
参考文献：
重塑大学教师独立的学术地位 篇4
大学教师作为人类知识重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具有从事学术研究从而成为学者的一切要素和责任。大学教师作为学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基于教师个人对科学的探讨与求真, 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思考与分析, 对良知和责任的追求, 对思想、理论、学说的创新与发展的企望, 对社会的进步与人类文明的期待, 而绝非应来自于外在的行政性命令式、量化功利式的规定和考核。这是与学者独立的学术地位和要求背道而驰的。
大学教师作为学者的学术地位应该是独立的和自由的。这种独立和自由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最为基本的内容和要求:
一是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内容的选择应是独立和自由的;二是研究成果和形式的选择应是独立和自由的;三是研究时间的安排和控制应是独立和自由的;四是研究成果的数量应是独立和自由的。
不仅作为学者的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地位应该是独立自由的, 就学术研究本身的特点来讲, 也体现出相同的要求性。从学术研究的特点来看, 学术研究是以学者个人的个体性的存在和活动为基础, 它是学者个人的偏好、选择和努力的结果, 而非外在强迫命令的结果;一些学术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的产生、变化、完善和发展有着其自身的过程性和规律性, 而非主观随意性就能定时定量的像工业品一样被“制造”和“生产”出来;对自然现象, 特别是社会现象的研究、分析、判断、总结和概括, 除了具备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外, 一方面依赖于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依赖于所能掌握的资料及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则依赖于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成熟的状况, 依赖于其本质和矛盾的展现程度及表现出来的内容和方式。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能用学术研究以外的手段和方式所能任意改变的。不尊重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独立地位, 不尊重学术研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性, 如何还能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呢?
目前, 大学教师学术地位的不独立集中体现在存在着三种异化了的依附:
第一, 依附于学校的科研任务指标及量化考核的要求。现在许多大学对教师都有科研任务量化考核的指标要求, 如一般都以三年为一考核周期, 规定不同职称及学术岗位的教师在三年内所应承担课题的级别, 经费数量, 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及等级, 出版教材或学术著作的数量或字数的要求等等。这些定“产品”、定时间、定数量的“生产”要求和“制造”要求完全摧跨了大学教师学术地位的独立自由性, 把大学教师用外在的强迫性的力量变成能够“生产”学术成果的机器和工厂。这又如何谈得上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呢?
第二, 依附于政府和社会非合理性的评价体系。现在社会和政府建立了一套与独立的学术研究存在相当距离的课题的申报及学术评价的体系。往往大多把那些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或政府所关注的重大课题, 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南, 在立项、选题、经费的拨付、学术研究成果的申报鉴定和评价中给予种种的支持, 而对独立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却往往予以忽视、漠视, 甚至是排斥。这样, 社会的、官方的需求和评价就成为大学教师不得不依附的对象, 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在放弃或减少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受到现实状况的挑战。如果不依附这种社会的需求、政府的导向, 许多的学术研究很难开展。即使开展, 其研究的经费, 成果的发表和出版, 成果学术水平的评价等都难以被社会和政府所支持和承认。
第三, 依附于大学教师自己对名利的追求和束缚。大学教师也非圣人。也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的人, 他的生存也必须依赖于物质的生活并顺应社会对人们的评价。在大学中, 职称是最为重要的名利指标, 无论职称的晋升还是保持续聘, 都与一定的学术成果相连。因而完成这种获得职称和保住职称的任务就成为引导和约束大学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价值坐标和生命线。什么样的学术研究能够容易出成果, 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就成为教师进行学术研究最核心的选择和首要考虑的问题。至于这些学术研究的思想性如何, 创新程度如何, 价值水平如何, 则都成为次要的问题。功利性、实用性成为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动机和方向指标。
大学教师学术地位的这种非独立性, 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导致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越来越缺乏或丧失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想;导致整个社会学术研究越来越被引向功利性, 却越来越缺乏科学性、创新性;导致学术研究自由度的弱化、学术繁荣和学术进步的丧失;导致社会价值观评价体系的混乱和扭曲;导致整个社会良知和责任的缺失或弱化;导致人类思想文明和社会进步进程的受阻或放缓。在人类思想文明史中, 许多思想家、学者及其研究的成果之所以能延传几千年, 上百年, 他们的思想、理论、观点之所能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起到如此之大的推动作用, 就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学术研究思想。而我们现在的学者, 包括大学的教师, 独立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少, 社会所能给予的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空间和评价都出现越来越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趋向。
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 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问世。1883年马克思去世, 另外两卷还没有写完。《资本论》倾注了他一生的心血和努力, 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和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方向性;孔子的《论语》只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 主要是孔子的谈话和答第子问, 仅二十篇, 一万二千七百余字。但其却蕴涵了丰富的儒家思想和文化;老子的《道德经》只有不到六千的文字, 却给世界提供了道家哲学广博而深刻的哲学思想。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思想家, 包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哥白尼、伽利略、卢梭、黑格尔、亚当·斯密、洛克、爱因斯坦等许许多多的个人都是具有鲜明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维的思想家和独立自由的学者。试问:我们能用外在的定“产品”、定时间、定数量的工业生产模式的方式, 来培养和考核他们吗?能够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激发他们的创造性的思维吗?能够用功利性、实用性的导向来诱使他们和约束他们吗?能够用现在社会、政府、学校的评价机制去激励他们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虽然我们大学的教师仅仅是普通的学者, 而非人人都是或将要成为伟大的思想家, 但学者独立的人格和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则是一切学者学术研究最为核心、最为基础的带有普遍性的共同要求。
大学教师作为社会学者群体中的一部分, 应重塑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维, 以独立自由的思维去分析、判断、思考学术问题, 从事探索知识和真理的科学活动。
为了真正有效地消除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异化了的依附, 以下路径的选择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1.要消除大学教师作为教师与作为学者两者之间由外在行政约束性评价机制所引发的对立和矛盾。对教师的考核应回归到对教学工作本身的考量, 即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效果的评价上面来。
2.学术研究应回归为大学教师自我个体的自由选择。学术研究的内容、方向、成果、形式、研究的时间及完成成果的数量都应成为教师自己独立选择和支配的权利。改变现有的用行政科研任务的量化指标来硬性规定教师学术研究的现状。
3.改变政府、社会、学校对学术研究的激励、评价的机制, 消除对学术研究过分硬性的导向及学术研究数量上的要求。鼓励学术研究的内容、形式、评价指标的多样化, 鼓励学术研究实现真正的创新。学术研究不能只围绕着政府和学校的要求和意图来作选择, 回归学术研究自由的空间和固有的生命力。自由独立的学术研究和选择是一切学术研究、思想创新和变革的灵魂, 这已被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所证明。学术研究应向注重学术研究的质量, 注重学术研究的思想性、创造性而非数量性和等级性的目标的回归。
4.全社会要创造出宽容、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把大学教师对学术研究的执著追求, 从行政性要求、功利性的依附中解放出来, 使大学教师从社会思想文化宽松自由的空间中获取动力、养分、支持和理解, 回归学术研究所固有的求真、求实、责任、良知、独立、理性的本质。
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担心:如果不对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上作出行政性量化考核的科研指标要求, 会不会导致大学教师学术研究的主动性、积极性下降?会不会导致大学教师学术研究水平的下降?会不会导致大学教师学术研究上的懒惰、消沉和放任自流?并最终导致大学科研学术水平和能力的丧失?如果我们对学术研究所要求的独立自由的选择在本质上有清晰的认识, 对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也有充分的认识, 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人类几千年来思想、科学、文明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思想或者文明、文化都是客观存在。每个人面对人生、面对世界都将有全新的经验[1]。而这些经验的产生、提炼和形成必须建立在独立的思想认识和思考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学术研究不会因为外在强迫的要求而繁荣和发展, 也不会因为让学术研究获得自由独立的发展空间而凋零和萎缩。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否定自我、战胜自我从而逐渐完善自我的过程[2]。而在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 推动人类社会不断演进的动力之一就是独立创新的思想文化带给人们的启迪和指引。而且, 更为重要的是, 大学教师独立自由学术地位的重塑将唤起和激发更多的人重新树立起学术研究的良知、责任、求真、求实、非功利性的内在追求, 带给社会更多的思想创新和变革, 并推动和促进整个国家及社会学术研究永恒性的繁荣和发展。大学是社会独立的学术思想文化创新和传播的主要源地之一。大学教师独立自由学术地位的重塑能够促进大学教育真正获得质量和水平上的提升, 使大学生获得坚实宽厚的科学知识的同时, 更能获得思想文化上的创新和变革的启迪, 并使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获得持久的活力, 并引导和推动整个社会和人类的进步。
摘要：大学教师目前在学术研究上受制于行政、科研、社会评价等多方面量化考核的约束, 正在丧失作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所应有的独立性和自由性。在这种状况下, 作为学者的大学教师从对学术研究的求真、求实、良知、责任转向于对功利性、评价性、实用性的依附。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繁荣发展的条件上还是从学术研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性上, 都应重塑大学教师独立的学术地位。
关键词：大学教师,学术地位,独立
参考文献
[1][美]莫蒂默·艾德勒.西方思想宝库[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
独立性地位 篇5
一般认为,审计准则是一种公共合约,它是相关利益各方博奕产生的均衡结果,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博奕各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审计准则制定权安排的模式和变迁。在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在审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外生力量尤其是政治力量在其中起到了绝对的控制作用,国家作为博奕一方,因其权威性具有了一般通用审计准则的制定权,注册会计师则拥有剩余审计准则制定权(谢德仁,2001)[1]。
这种均衡安排对迅速建立和完善会计师执业市场是非常有利的,政府能够通过其权威性直接建立高质量的审计准则体系。但同时存在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审计准则是由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国家以财政部的名义审查发布,其本身具有了法律效力,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注册会计师面临法律诉讼时,如果能够证明自己执行了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但是另一方面,独立审计准则又属于注册会计师的“家规”,是注册会计师的业务标准。这种由双重身份和法律诉讼引起的张力,使独立审计准则处于一种备受争议的状态。主要表现在公众的期望和认知与现实准则之间存在差距、双重身份引致的冲突以及是遵循程序公正还是结果公正等几个方面。
1 表现之一:公众的期望和认知与现实准则之间存在差距
对独立审计准则批评的最大声音来自于公众,造成这种批评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1.1 公众预期与注册会计师执业绩效之间的反差
在信息不对称的现代社会,可信的经济信息对于维持经济秩序和通过鼓励合理的资源分配实现经济效率非常关键(Latham and Linville,1998)[2]。因而,注册会计师发表的财务报告是否可信的信息对公众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注册会计师验证信息后,向公众表明此信息是可信的,公众相信了其论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并据此做出了重大决策,但是信息本身是虚假的,那么注册会计师在其中无疑是利用自己的威信力起“帮凶”的作用,这种虚假陈述的社会危害性更大。无论注册会计师遵循的是国家法律法规,还是“家规”,错误的审计报告引致错误的决策后果,造成了巨额的投资损失和资源的无效分配,所以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赋予了很高的期望和社会价值。
但是,20世纪后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连续爆发的巨额财务舞弊案如安然、世通、施乐和韩国SK集团,国内如红光实业、东方锅炉和银广夏等,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直接动摇了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信心。最后的调查表明,在这些案件中,舞弊企业使用的会计造假手段并不是很复杂,如果严格遵循独立审计准则是完全能够揭示的。但是在实践中出现问题时,注册会计师却往往把独立审计准则推到前沿,把冲突和公众注意的焦点引到审计准则上来,独立审计准则成了注册会计师的“替罪羊”和“挡箭牌”,这使本来缺乏专业知识的公众对审计准则更加持怀疑的态度。其实掩盖在后面的真正事实是:注册会计师没有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执业,没有运用专业判断,做到基本的职业谨慎,或者在审计过程中,直接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难得糊涂”,甚至在审计过程中明知被审计单位造假,却为利益驱使采取了共谋的态度。所以造成独立审计准则“尴尬”的一个现实的原因恰恰是注册会计师不遵守审计准则的行为。当然,隐藏在这个问题后面的是深层的制度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信誉基础发生动摇,这已经不是仅仅依靠审计这一个层次和环节能够控制和解决的。
1.2 公众,甚至包括注册会计师本身对独立审计准则存在的曲解
很多人,甚至注册会计师把独立审计准则理解成必须执行的机械的,毫无创意的工作条款和守则,而且认为只要在形式上遵守了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注册会计师就可以完全避免法律的惩罚,其实上这是对独立审计准则的一种很大的误解。
法律在认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时候,基本的判断标准是“注册会计师是否恪尽职守,尽到了一般的职业谨慎”。虽然法院在判断注册会计师具体行为是否恪尽职守时,一个重要参照标准是审计人员是否遵循了基本的审计准则,但这不是一种机械的判断,而是有充分自由裁量权的,在司法判断中,充分体现了对注册会计师谨慎精神以及专业标准的要求。此外,独立审计准则中的很多规定都是原则性的,而不是规则性的,这正是独立审计准则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赋予注册会计师更多的剩余审计准则制定权,允许其充分运用自己的专业判断能力。因此,那种认为机械遵循审计准则的要求就可以完全为自己辩护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也不符合独立审计准则的基本精神。
比如审计准则规定必须对大额应收账款进行函证,并建议了应函证的比例和方式,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仅仅按照准则的要求执行程序就是遵守了审计准则,这是错误的,因为审计准则同时也规定,决定应收账款是否应该函证和函证的水平时,需要注册会计师随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判断。例如,如果通过内部控制评价和其他替代方式已经能够合理确认应收账款的真实性水平,那么注册会计师甚至可以不必再机械遵守函证的要求,但是如果分析性程序已经显示,应收账款很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那么,完成准则规定的函证数量是不够的,注册会计师必须改变策略,采取全部函证的方法甚至追溯到以前年度,以获取必要的证据支持审计结论。
2 表现之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双重身份引致的冲突
在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同时具有法律法规和行业技术标准内外双重身份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很多人心存疑虑:在注册会计师行业高度自律的国家,独立审计准则是作为行业技术标准的身份出现的,并不是表现为法律法规的性质,但是注册会计师行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比如英国,那么,是否有必要赋予行业审计准则法律法规的地位?这种安排是否会偏袒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利益?选择这种模式的意义是什么?
可以从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方面分析这种合约安排的意义。因为审计准则作为一种公共合约,本身具有不完全性。审计准则合约的不完全性,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限理性(西蒙,1955)[3],也就是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无法完全预期的,不可能把所有可能发生的外来事件都写入合约条款中;二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因为在关系有效期内,必须要作出决定、处理各类不测事件、明晰各种条款为双方接受以及贯彻实施合约条款,会发生各种费用,有时这种费用高的无法使合约达成。总之,环境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在合约签订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可能的偶然因素,要预先了解和明确针对这些所有可能的反应,费用相当高,而且履约的度量费用也相当高(Klein,1980)[4],最后,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也很难在出现纠纷的时候,使外部权威,如法院,能够明白这些条款的意思并加以强制执行,即完全合约不仅要求双方能够相互交流,而且要求还能够与对签约各方运作环境一无所知的局外人进行交流(Hart,1998)[5]。
由于存在的以上各种障碍,审计准则注定不可能是完全的。审计准则的不完全性在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并不能保证审计准则作为技术标准本身一定是科学和合理的,它总是与理想状态之间存在着差距,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二是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外部环境和公众的期望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审计准则的变动也是各方不断讨价还价的结果。所以不能苛求注册会计师能够以100%的概率保证发表正确的审计意见,否则不仅使审计社会成本大到无法承受,而且会计师行业也无法得到发展的空间,所以赋予审计行业技术标准以法律法规的地位,是博奕各方在权衡社会收益与成本后进行取舍形成的一种均衡状态。这样,独立审计准则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业技术标准的事情,它还有另一个层面重要的社会意义,即尊重行业技术标准对行业生存的意义。有句话:“尊重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是促进审计准则发展的前提;尊重会计专业团体的生存方式,是法学家应有的品格”(颜廷,2003)[6],可谓一语中的。
3 表现之三:遵循程序公正还是结果公正
对遵循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后果是坚持程序公正还是结果公正,理论界存在很大的分歧。支持的声音来自会计界,认为注册会计师只要遵循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就可以在诉讼中免责。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于法律界。“如果某个职业可以通过制订行业规则来规避法律责任,它存在的社会意义是什么呢”(刘燕,1998)[7],所以注册会计师不能以恪守了职业准则就游离于法律之外(文建秀,2003)[8]。在这里,严格执行独立审计准则就可以为自己辩护的思想遵循的是程序公正的原则。所谓程序公正(due process),也指程序理性,是指行为是适当考虑的结果,该行为就是程序理性的,因此行为的程序理性取决于它的产生过程,而结果公正,即指在由既定的条件和限制所规定的范围内,当行为适于达成既定的目标时,结果就是公正的(谢德仁,2001)[1]。简言之,程序公正注重的是程序,而结果公正注重的是行为的结果。程序公正认为:只要行为符合程序上的要求,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程序公正对程序的制订过程是比较严格和充分论证的,一般以遵循大多数同意的投票原则以及充分的讨论和论证时间为保证。而结果公正则保证行为的结果必须符合特定的社会目标。
相比而言,遵循程序公正在现实中容易操作,有时甚至取得多数同意的原则即可。在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加大的现代经济社会,遵循程序公正原则可以极大节约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成本,因为要想完全消除执业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从社会成本考虑有时也得不偿失。此外,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信息分布不对称等系列问题,导致要想达到结果公正有时是非常不现实的,而且就“结果”而言,如何确定其公正性一样存在着争论,因此把结果公正加到注册会计师身上,无疑是一种过分的苛求。其实就是法律本身,也是遵循程序公正的,尤其在法律制订的过程中,更是充分遵循了程序公正的原则。所以把独立审计准则上升的法律法规的地位,无疑是充分尊重了程序公正的原则。
但是过于强调程序至上同样存在很多弊端。只注重程序会忽略了行为的目的性,会导致失去统一目标,有时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比如美国会计准则制订的过程一直遵循了程序公正的原则,但是由于忽视了目标上的一致性,结果制订的准则先后不一,导致了公众的抱怨。为了把程序和结果目标很好的统一起来,FASB进行了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FACF)的研究,试尝以会计目标为中心,构建一个严密的概念体系,以充分指导会计准则的研究,此举无疑是一个重大进展。此外,遵循程序公正有时并不能保证出现有利的结果,在程序公正中广泛应用的过半数投票原则本身就可能不满足一致性和效率性的要求,孔多塞在1785年就发现了过半数规则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更著名的是阿罗定理,阿罗在此定理中证明,至少在现实的决策环境中,所有加总选票的方法都存在这个缺陷,即投票悖论和循环投票的问题(史蒂文斯,1999)[10]。
其实,在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的问题上,虽然也存在着一种权衡和取舍关系,但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对立,而是紧密相联系,相互补充的。失去了结果公正的根本目的,单纯强调程序公正是没有意义的,而强调结果公正能够赋予程序公正社会价值,促进其进一步的完善,坚持程序公正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结果公正。同理,独立审计准则作为技术标准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达到结果公正,如果制造真实合法的审计报告这一最终目的不能实现的话,那么只强调产出程序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必须把遵守审计准则这一程序公正的形式和行业技术准则以及隐藏在后面的结果公正目的结合起来,才能解读独立审计准则的实质和内涵:为了以合理的成本达到实现合理的结果公正的目的,必须尊重程序公正,在一定概率上保证注册会计师出具真实、合法的审计报告,而建立执业技术标准体系,是为了更好的指导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达到实现结果公正的目的。强调结果公正能够促使注册会计师完善行业技术标准,缩小与公众期望之间的差距,不断消除独立审计准则的尴尬和矛盾状态。三者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冲突,只是在认知上和操作上可能存在着偏误而已。
审计准则这种状况的化解需要公众和注册会计师双方面的沟通和努力。既然制订审计准则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注册会计师能够出具合法真实的审计报告,这和公众的预期是一致的,如果审计准则不能达到结果公正,满足公众的要求,那么说明独立审计准则存在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的审计准则。所以,注册会计师应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要求,不断修正和完善独立审计准则,缩短审计准则能够达到的结果公正和公众期望之间的距离;其次,注册会计师要始终树立为公众谋利的职业思想,谨慎利用独立审计准则的剩余制定权,充分运用专业判断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执业水平,才能够真正树立独立审计准则的社会地位,争取公众对独立审计准则的理解和支持。
摘要：独立审计准则制定权合约安排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在我国,政府独享审计准则制定权,在这种合约安排模式下,很多人对于独立审计准则产生质疑:法律赋予注册会计师程序公正的权利,而社会公众则责难其与生俱来的行业技术标准的性质。审计准则的“尴尬”主要表现在公众的期望和认知与现实准则的差距、双重身份的冲突以及是遵循程序公正还是结果公正等方面。作者指出,实现程序公正不是制订审计准则的全部目的,审计准则要为实现结果公正服务,独立审计准则要想打破现在的尴尬处境,必须自我完善和修订,不断缩小和公众期望之间的差距。
关键词：公共合约,程序公正,结果公正
参考文献
[1][9]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M].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第一版,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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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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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燕.“法律界与会计界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中注协编《中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P44-70.
[8]文建秀.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中的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M].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P5.
独立性地位 篇6
关键词：体态语言,自我心理地位,肢体语言
1. 研究目的
1.1 国内外对体态语言研究简况
国外对于体态语的研究, 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曾经研究过行为的表达方式。而正式的研究却是从科学家达尔文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开始的。这引发人们对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的研究, 自那时以来, 达尔文的许多观察被现代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所证实。艾伯特·梅拉比安发现, 一个信息产生的影响, 只有7%是语言的, 38%是嗓音的 (包括语调的抑扬顿挫和其他声音) , 55%是非语言的。1973年, 美国著名的行为学家朱利叶斯·法斯特编著的《体态语言》发表以后, 公众开始真正意识到体态语言这一现象的存在, 这一著作总结了到那时为止的行为科学家关于非语言沟通的研究成果。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晚。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一些专著出版。例如耿二岭的《体态语概论》 (1988) , 对体态语的起源、体态语与语言的关系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随后, 庄继禹的《动作语言学》 (1988) 、周国光的《体态语》 (1997) 等也对体态语言进行了介绍。大多数研究人员都一致认为, 语言的渠道主要是用来传达信息, 而非语言的渠道主要是用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态度, 在某些情况下, 代替语言的信息。
1.2 自我心理地位对沟通效果的影响
沟通分析理论认为心理地位是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认定的基本理念 (Berne, 1961) 。根据这些信念将个体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看法简单分为四种:我好你也好 (I+U+) 、我不好你好 (I-U+) 、我好你不好 (I+U-) 、我不好你不好 (I-U-) 。这些看法代表一个人从什么立场来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价值, 也是孩子生命最早期对于自己和他人的信念与决定。
KaPlan认为, I+U+者具有清晰的自我感, 可以自由选择促进个人成长的信息, 同时人际交往界限清晰, 具有健康的交往形态;I-U+者的自我感和人际交往界限比较混乱, 总是迷失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 会表现出对他人的依赖, 个性化水平相对更低;I+U-的自我感和人际交往界限都是严格的, 将他人和外界排出而努力维护自己的信念, 会表现出对他人的疏离;I-U-者的自我感混乱, 人际交往界限比较严格, 在人际关系中既想通过他人来建立自我感, 又会拒绝接纳他人。
综上, 沟通中, 除非常重要的语言渠道外, 便是非语言渠道“体态语言”———通过一定的手势、姿势、动作甚至眼神等各种身体态势不断发出信息, 并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同样, 不同个体的体态语言会有不同的表现。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1) 性别、年龄、文化、职业等变量对体态语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 不同自我心理地位个体在体态语言上呈现显著差异。
(3) 心理地位对体态语言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次研究在南京脑科医院及江苏科技大学随机抽取36人 (医生、学生) 作为研究被试。全体被试性别不限。完全自愿入组配合研究, 其中男19人, 女17人。所有入组人员填写研究问卷, 项目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不同情景中常出现的体态语言, 共8条;第二部分为自我心理地位的判断, 共14条。
2.2 研究工具
2.2.1 心理地位量表
该量表包含20个条目, 采用5级评分, 从1代表的“从未如此”到5代表“总是如此”, 评定了个体的自我感受强度。BLPS问卷包含自我概念和他人概念两个因子, 每个因子都具有对立的因素负荷量, 分别代表了“好”与“不好”。本量表借用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赵立芳所修订量表, 剔除3、5、14、17、18、20六项条目后, 模型拟合指标均达到统计学标准。
2.2.2 体态语言
该问卷为自编问卷。我根据哈里斯 (美) 《我好—你好》, 以及皮斯 (澳) 《身体语言:从他人的身体姿势了解其内心世界》等著作编制, 听取了几位从事心理学、教育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的意见, 寻找30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试。根据修正指数, 删除了问卷中的不合适项目, 并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共包括四个类别, 即自信的体态语 (抬头) 、自大或批判的体态语 (骑跨在椅子上等) 、顺从或紧张的体态语 (紧紧抓住胳膊等) 、消极的体态语 (手掌紧拽, 伸出一个手指) 。
正式问卷的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心理地位的几个基本问答, 包含了“我好你好”、“我好你不好”、“我不好你好”、“我不好你不好”四种心理地位;第二部分为生活中常见的几种肢体语言, 包括站势、坐姿与人握手等八个项目, 意在测量不同心理地位者肢体语言的外在表现。
2.3 研究程序
2.3.1 问卷发放
本次研究于2009年5月至7月底正式施测, 在江苏科技大学校内及南京脑科医院开展问卷调查, 随机抽取被试45名。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45份, 回收45份, 剔除了无效问卷 (包括明显填写不认真、部分题目没有完成者) , 最终有效问卷为36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
2.3.2 数据处理
本次研究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
3. 研究结果
3.1 人口变量学和心理地位的关系分析
本研究考察了性别、学历、职业、出生排行等在自我心理地位上的差异性, 变量数目为2的采用了独立样本T检验, 变量数目大于2的采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出生排行与自我心理地位存在显著关系, 根据分析结果发现, 排行老小的被试心理地位得分显著高于排行老大和排行中间的被试。在排行老大和排行中间的被试间未发现有显著差异。
3.2 自我心理地位对肢体语言的影响分析
根据I+、U+、I-、U-的分数, 计算得出了每个人I+U+、I+U-、I-U+和I-U-四个分类中的得分, 统计了四个分类的人数, 其中I+U+为26人、I+U-为9人、I-U+为0人和I-U-1达到1人。
根据这一分类, 检验四种的心理地位是否与肢体语言间存在显著相关。发现四种心理地位与不同肢体语言间均存在相关性, 其中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负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和挫败肢体语言均存在正相关, 与回避肢体语言呈负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显著正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显著正相关。
4. 分析与结论
4.1 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地位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 排行老小的被试心理地位得分显著高于老大和中间的被试。根据阿德勒所强调的, 出生顺序会影响人格的形成。他认为, 老大的自卑感会更严重, 因为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在家里受到关怀最多, 但是到了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他不得不让位, 可能会感到不安全往往敌视别人;而中间型的儿童往往能够有强烈的野心、叛逆心和嫉妒心, 总是试图要胜过别人;而老小往往在家中受到宠爱, 很容易产生优越性 (沈德灿, 2005) 。针对中国家庭教养的特点来看, 老大总是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老小总是有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 往往不会受到更多的压力, 所形成的生活风格和态度相对也更积极, 这会导致他们做出积极的早期决定。
4.2 心理地位和肢体语言的关系
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四种心理地位与不同肢体语言间均存在相关性, 其中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负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和挫败肢体语言均存在正相关, 与回避肢体语言呈负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显著正相关;I-U-与自信的肢体语言、自大肢体语言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与回避体态语和挫败体态语呈显著正相关。
TA理论中将I+U+称为赢家的心理地位, 是最常见的, 也是最健康的 (Andrews, Fine&Conrad, 1977) 。拥有这一心理地位的个体持成功者的态度, 能够面对现实并解决问题, 表现出对他人的接纳。I+U-心理地位往往具有自大的态度, 往往表现出先摆脱后炫耀的防御姿态。I-U+这种心理地位者往往具有沮丧的态度, 很容易迷失在与他人的关系中, 受挫后回避。这个心理地位的优点是接纳他人, 善于学习他人优点, 具有团队精神和遵守敬业守则等;缺点是不能肯定自己的想法, 不能领导他人, 处于注意焦点时会感到不安和不会拒绝他人等。I-U-这种心理地位者往往具有空虚的态度, 会自暴自弃。这类人的特点是不负责任, 漠视自我和他人, 回避 (因为不感兴趣) , 满不在乎, 闷闷不乐, 小心翼翼不让别人接近和对人冷淡 (Swede, 1978) 。
4.3 研究结论
研究在沟通分析理论假设基础上, 探讨了心理地位与肢体语言的关系, 主要形成以下结论:学历和出生排行在心理地位上具有显著差异、心理地位对肢体语言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5. 本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首先, 本研究样本存在局限性, 选取被试仅为医生和学生, 对其他职业者未能考察, 且人口学变量分布特点显示的结果能否被推广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 本研究仅为肢体语言和心理地位关系的初探、浅谈, 只显示有相互关系, 并不能作为判断标准。对于很多变量也未作进一步分析, 希望后续研究能够进一步分析阐述, 并尝试通过调整姿势调整当下的心理地位, 改善沟通效果。
参考文献
[1][澳]奥伦.皮斯著.贾宗谊, 卢爱君译.身体语言:从他人的身体姿势了解其内心世界.新华出版社, 2002.
[2]Ohisson, T.etal著.黄佩英译.人际沟通分析——TA治疗的理论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