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惯习（精选8篇）
教学惯习 篇1
惯习又称习性, 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看, 其形成是环境作用的结果。“从习性学的观点来看, 动物的许多行为是不可以改变的, 可改变的只是某一部分。行为的所有方面 (包括可改变性) 都是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压力的结果, 都是现存物种与其环境之间形成的逐渐相互调节的表现。”[1] 不难看出, 动物的惯习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 倾向于自动化的习惯。“惯习是持久的、可置换的一些性情倾向系统, 是一些被建构的结构, 同时, 这些结构也起着建构性的作用, 即它们产生和组织着实践和表征。”[2] 这里的惯习是人的惯习, 是一个动态的建构性的结构, 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行为模式。我们可能会发现, 惯习与习惯虽有不同, 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阶段认识到的不同而已。惯习结构的静态化、固定化就是习惯, 当外界环境没有巨大变化, 没有新的因素引起惯习的不适, 惯习也就固定为习惯;反之, 当物种不再习惯环境的巨大变化, 习惯的静态结构的建构性就会启动, 习惯就回归到惯习的动态状况。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人的行动既不是客观主义的, 也不是主观主义的, 而是常规性与能动性的统一。”布迪厄对惯习的解释试图超越主客观的二元对立, 这为我们探索动物惯习与人的惯习之间的区别提供了新的视角。笔者以为, 人类的惯习是在与人交往的劳动中产生的, 与动物惯习有着本质的区别, 动物惯习就是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心理结构, 而人类的行为惯习不仅与客观环境有关, 还与主体间的交往有关, 它不仅是一个“主——客”结构, 更是一个“主——主”结构。因此, 教师教学惯习可以分为备课惯习与课堂交往惯习, 前者主要是“主——客”结构, 备课惯习更倾向静态的习惯, 后者主要是“主——主”结构, 课堂交往惯习面对更多的不确定而带来的惊异, 需要教师的教学灵感与机智, 它更倾向于惯习的变革。因此, 教师教学惯习呈现着一种奇妙的关系, 教学惯习在教学习惯与教学机智间摇摆, 在教学惯习的强化与变革之间滑动, 是一个真正的动态化的结构。本文试想从教学要素的角度来解剖这一动态化结构。
一、 教学惯习的形成:教学要素的结构化
既然惯习是结构化了的结构, 那么, 教学惯习就是对教学要素结构化的产物, 实际上是主体与客观环境如何作用的一种路径。例如, 买衣服,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路径, 是到后街的小店还是到大百货商场, 都是以前去过的, 有很好的印象, 乘什么车, 沿途有什么风景, 都很熟悉。到商场几楼, 在哪些柜台挑选, 甚至头脑中都有了想象的服饰, 琳琅满目地挂在那里。即使去的是一个陌生的商场, 也会用与之类似的商场结构来处理。教师备课惯习也是一样, 要准备明天的课了, 先看教材, 再看教参, 确定教学重点、难点, 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设计问题情境, 上网下载资料, 做好课件, 万事大吉。长期以往, 教学要素就会组成结构化的结构, 形成教学惯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问题情境设计套路化
教师针对知识点的生成要设计相应的问题情境, 一般是改编教材情境, 高级一点的就运用身边的事情生成情境。例如, 讲财政的作用, 教材运用了国家建设地铁的情境, 教者可以把它换成南京地铁的建设情境, 这是情境地方化。教材是2006年的财政支出情况, 可以到网上找2007年的财政收支情况, 这是情境时效性。再如, 为了讲解劳动的意义, 可以将今年发生的重大事件集中起来, 展现劳动者的风采。如, 抗震救灾中的志愿者、解放军、医生、护士……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运动健儿, “神七”的航天员, 再到生活中的普通劳动者等等, 这是身边的事情生成法。
2.知识要素的个体化
教材中的知识是公共化的静态知识, 知识要素的主体化就是将公共知识转化为教师个人知识, 实质上是将教材叙述知识的呈现方式化为“教”的方式呈现。有经验教师的教学惯习对此游刃有余, 得心应手。例如, 讲授《经济生活》中劳动者维权的知识, 通过呈现农民工权益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境, 问学生:农民工该怎么办?学生很容易想到, 通过调解、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继续问, 有的农民工这样做了, 结果还是很难得到满意的结果,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学生七猜八猜, 最后公布答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再问, 签订劳动合同了, 有的农民工也没有享受到劳动权利, 这又是什么原因?答案:没有履行好劳动义务。这样就将教材中叙述劳动者维权的三个要点:履行劳动义务、签订劳动合同、依法通过具体途径, 变成了教学呈现方式, 学生印象深刻。
3.问题要素的梯度化
有经验教师对问题设计都有自己的一套策略, 懂得营造问题的氛围, 从学生生活实际设计问题, 从学生的角度来考虑将难度大的问题设计成有坡度的问题。例如, 讲财政具有“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的作用, 就可以通过呈现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情况设计有坡度的问题:上述财政支出属于哪种财政支出?哪些人群受益更多?对他们的生活与社会分配有何意义?还有哪些财政支出具有这样的意义?这样就可以把教材理论与学生原有的生活经验之间的巨大差异缩小了, 给学生一个思考的缓冲地带。
教学要素的结构化就是对教学要素的主体化、内在化, 教学惯习越强教学行为的自动化越强, 教学要素的主体化程度越高。“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 不断地随经验而改变, 教学经验不同可以看做是教师教学惯习的最大差异。”[2] 由此, 新手教师的教学惯习弱于有经验教师, 有经验教师面对陌生的情境具有很强的策略, 能把这种情境兼容到自己教学经验中, 使惯习更强大;相反, 新手教师一般没有什么教学经验, 面对陌生情境往往会惊慌失措, 用现有惯习很难化解。
二、教学惯习的强化:教学要素的阻断
无论是新手教师还是有经验教师绝大多数将成为教书匠, 而不是教育家, 这一事实表明, 教师教学惯习形成有自我强化的趋势。教学惯习的形成是教师对各教学要素主体化、个性化组合的结果, 教学机智与教学惯习的教学要素呈现具有不同的特点, 教学惯习把各种教学要素吸纳、粘滞和锁定, 使教学机智所需的教学要素被阻断。
1.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的吸纳
惯习是一种建构性的结构, 教学要素的主体化过程实质上是教学惯习对各种教学要素进行结构化, 使之纳入已有教学惯习的结构中, 因此, 教学惯习的形成也是教学要素被吸纳的过程。“教学设计只是一个教师在头脑里的假想过程, 面对鲜活的教学情境, 随时都需要教师在现场敏锐地捕捉情境中的线索, 在瞬间做出反应。”[3] 教学惯习的结构化地吸纳效应使本应该能产生教学机智的教学要素被改变性质, 教学惯习就像一个强大的胃, 吸纳所有的教学要素, 经过咀嚼再喂给学生。教学情境本应是在课堂教学场域中, 教师学生遭遇到的现场的、不确定的问题, 需要师生做出及时的反应, 经过教学惯习结构化后的教学情境变成了具有同一教师印记的、同质的、确定的情境。本来是面对特殊的、特别的情境的惊异却演变为面对既定情境的既定问题。经过教学惯习结构化后的教学要素遵循目标——确定内容——制定步骤的线性过程, 而不是将教学内容作为一个知识主体进行先行的探究, 带着一种发现的惊喜来考虑学生的基础和兴趣。
2.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的粘滞
教学要素的粘滞就是指教学要素缺失活力无法流动, 教学惯习吸纳的教学要素形成了具有教师个人风格的自循环体系。从情境设计到情境中的问题产生, 再到问题引导下的知识生成, 情境、问题、知识自成系统, 并具有教师个性化风格, 教师依靠教学惯习就能很好地应付一切课堂, 尽管不同班级情况有差异, 但均会被卷入教师强大的教学惯习下, 教学惯习的自循环系统让教师自我陶醉, 无需对课堂场域中的不确定因素去绞尽脑汁地应对。并不是有经验教师的课堂意外少, 而是教师对与惯习不相融的“意外”逐渐失去了敏感性。只有开放的教学体系才具有情境不确定因素的带动力和影响力, 才能够不断更新教学要素的内在活力, 对外具备对偶发事件的良好敏感性、适应性。然而, 教学惯习的封闭式自循环, 对不确定因素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必然减小, 使教学要素呈粘滞状态。
3.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的锁定
教学惯习是教师长期从事教学实践的经验沉淀, 一般教师不情愿接受因改变惯习而造成的不适应, 更倾向于维护已形成的教学惯习, 由此带来了教学惯习的锁定现象。教学惯习的锁定实际上是对教学要素的锁定, 突出表现在教学要素的功能性锁定, 以及教学要素之间的关系路径的限定。如上所述, 情境的功能就是拖出问题, 问题的功能就是拖出知识, 通过问题探究, 让学生发现知识, 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不难看出, 本来异彩纷呈、充满活力的教学要素应是交互作用、呈现复杂关系的, 但在教学惯习下, 情境、问题都是为知识服务的, 知识成了情境设计、问题设计的出发点, 学生在知识面前仅仅是一个配角。
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的吸纳、粘滞和锁定, 教学要素相互关联, 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形成了教学惯习自我强化的机制, 使教学惯习对教学资源有着天然的阻断。事实上, 教学惯习使教师在自我设定的教学程序中运作, 很少给学生展示课程资源的机会, 无论是课堂时间的支配还是学生提问的机会, 以及表达的权利都有教师的教学惯习所控制, 使得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有较强的粘滞性, 不具备教学要素的竞争性、灵活性和流动性, 教学要素缺失更新的机会, 教学惯习无法得到调整、反思。如果一个教师35岁就达到了教学惯习的高原期, 那么他以后的教学几乎就不会有所发展, 已经丧失了对问题多元思考的能力了。多少中年教师为评高级因没有论文而犯愁, 多少学校因中年教师比不过刚毕业的本科生而不得不在45岁就让他们退居二线, 而这些本科生又将步他们的后尘。
三、教学惯习的变革:教学要素的返魅
任何现存的行为都是物种成功地适应其环境的表现, 在环境没有发生剧变的情况下, 几乎所有行为都不是学习来的。[1] 环境的稳定性与惯习的功能性阻止了教师对教学惯习的调整。毕竟很少有教师会有从农村中学到城市中学的机会, 而更多的高一历史、地理、政治、生物教师面临的是一堂课教7遍的窘困, 那么教师就没有对日益形成的教学惯习进行调整的机会吗?笔者认为, 动物只能是面对环境的生存, 而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的生活, 因此, 人的行为惯习的变化机制与动物惯习的变化机制是不同的。动物的行为天生就被组织成各种适应的模式, 即固定行为模式, 而教师面对的环境是一个不断变化生成的学生的主观世界, 教师教学惯习不仅有备课惯习, 还有课堂交往惯习, 上述教学惯习对教学要素的结构化, 或吸纳、粘滞和锁定, 都忽视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教学要素——学生。谁拥有课堂教学的新鲜资源?是学生。教师教学惯习的调整不是对教学要素的偶发具体的细微的调整, 而是需要对被教学惯习所阻断的教学要素重新流动起来, 需要对被教学惯习吸纳的教学要素发生变革, 这种变革的动力来源于未被教学惯习吸纳的唯一教学要素也是最重要的教学要素——学生。教师只有热爱学生、关心和了解学生, 让所有的教学要素回归到学生主体上, 让学生来聚合所有的教学要素, 这样, 被吸纳的教学要素才能重新在师生中流动,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情境由学生主导, 问题是学生的问题, 知识回归到学生的观点。
1.学生主导的情境
情境设计能否摆脱教师已形成的套路?改变教材、教师主导情境的惯习, 让学生主导情境。教师应针对某一教学专题让学生寻求有关这一专题的资料, 学生通过在纸上做记录、与他人讨论, 利用网络、图书、家长、专家等各种资源, 通过小组合作形式进行学习或解决问题, 这样, 学生就能与情境真正互动。情境设计着眼于个体参与实践活动的能力提高, 而不只是对知识加以记忆或运用。有学者认为, 学习的实质是学生参与资料收集、分析探讨、寻求帮助等环节的实践过程, 而不是仅仅获取结论性的知识;情境探究虽然也获得知识, 但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学生间的相互作用, 而不是个人建构;学习内容不只是关注认知能力, 而是关注实践能力和社会化等等。[4] 在学生主导的情境中, 教师会面对一个复杂的教学环境。情境探究群体如何生成?如何创造出适合学生合作学习的方式方法?如何深化情境寻求进一步学习的生长点?这些都需要教师的积极引导, 使情境与教学需求相吻合, 这样, 情境就不断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惯习, 迫使教师对学习情境改编和筛选以适应教学的具体情况。
2.学生的问题
梯度化问题中的“问题串”, 几乎都是教师、教科书编写者提出来的, 而很少是学生独立发现、主动提出的问题。只有学生真实的生存处境中的问题才具有应对社会变化和学生生活的敏感性, 才具有刺激性和挑战性。例如, 学习商品的含义时, 学生就提出“盗版光盘是不是商品?”这是一个面向学生现实生活、马克思也没有遇见过的新问题。学生能提出问题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学生提出“盗版光盘是不是商品?”时, 他已经知道并理解了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 在错综复杂的各种事物中抓住了“盗版光盘”的问题, 是因为他发现盗版光盘完全符合商品的上述条件, 理应是名副其实的商品, 可是, 这个结论并不符合日常的价值判断,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鼓起勇气亮出自己的问题。教师提问惯习的打破, 为教师教学机智的生成提供了条件, 智慧型教师会当场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对自身观点进行论证或者完善。不难得出, 盗版光盘确实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只不过不具有正品的价值, 盗版光盘价值量很小, 能谋取暴利, 侵害知识产权, 是非法商品, 是我们打击的对象。由此, 学生的原有观点得到了修正, 知识有效地融入学生的素养之中。
3.知识回归到学生的观点
用确定的知识来组织教学就是对所有学生发展的规范和同一化, 在教师问题的诱逼下能产生的知识也是干枯僵死的符号, 是不利于学生个性成长的。因为, 知识没有学生个体的见解, 知识生成是在教师一再诱导下, 学生照书读出来的, 学生知道自己表达不出来, 更多的时候, 为了节约课堂时间, 教师直接说出答案, 所以, 教师主导的情境中生成的绝对化的知识不能滋养生命, 只会压抑着学生的发展。在学生主导的情境下, 学生的生活经验得以展开, 学生会提出自己的困惑, 为了对自己观点的进一步阐述和说明, 学生会主动阅读教材, 寻求自己观点中蕴藏的道理和知识, 教师有意向性的诱导在这里显得多余和牵强。学生是生命个体的“独特存在物”, 每个学生的独特经历与经验、感受与体验构成了教育教学的宝贵资源, 不同的学生在同一教学情境中能找回昭示自己的教育意义。知识与学生主体相粘连就不再独立于学生的生命之外, 就会有知识的内在思维方法、人文精神以及在特定背景下的确切内涵, 就真正成为一个主题或谈资, 课堂成了产生分歧、形成共识和互动的平台, 教师要通过自己善于发现的眼睛和心灵去捕捉知识的惊异, 捕捉学生对知识意想不到的见解, 教学将充满情趣和探险, 并真正成为滋养生命、激扬活力的土壤, 对人的精神和智慧产生全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2]涂艳国, 王卫华.论教师的教学惯习对教学机智的影响[J].教育研究, 2008 (9) :53-57.
[3]钟启泉, 刘微.教学机智新论——兼论课堂教学的转型[J].教育研究, 2008 (9) :47-52.
[4]姚梅林.从认知到情境:学习范式的变革[J].教育研究, 2003 (2) :60-63.
教学惯习 篇2
摘要：随着《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实施，体育教学改革在全国各学校积极开展，围绕《课标》进行的教改研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对体育教学影响因素的研究。但遗憾的是教改中仍有一些问题令人难解。为此，本文针对教学过程中被人普遍忽视但又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教学惯习"，从其内核、生成、作用等方面着手，对体育新课程教改中“教学惯习"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和探索。
关键词：体育教学；教学改革；教学惯习；反思
中图分类号：G807.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1-0087-03
Introspection of “Teaching Habits" i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XU Bo1, SHEN Jian瞙ua1, LIANG Sheng瞡an2
(1.Shanghai College of Sports, Shanghai 200438, China; 2.Sichuan Le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shan 6140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With the birth of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of Physical Education, a lot of theoretic researches and practical reforms have been made. A large number of the researches are abou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hysical education. However, many recessive influence factors has not been stressed.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introspection of the ignored factors, “teaching habits,"which deeply influence the current reform.
Key words: teaching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habits; introspection
1 反思：体育教学改革的现状与难点
お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施后的体育课程，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各个方面都较过去有了全新的改变。为此，许多专家和学者围绕《课标》从体育教学体系中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对影响教学改革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并且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苟定邦在对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时指出，“……在教学内容多样化、教学目标显性化、教学结构呈现放射式特点、教学评价更加合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课程教学中分析和解决问题缺乏理性、理论纵深研究多于实践研究、教师主导地位与学生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等深层次的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可见，在现在的体育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长久不能解决的问题，而其中诸如师生地位的转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的教学方式等问题都是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也是改革的难点。为什么改革进行如此之久这些问题却始终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难道还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因素被大家忽视了？问题的根源到底何在？面对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究。正是基于此，本文想根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研究理论，试图将体育教学中的主体行为――教学活动――与个体的社会文化结构结合起来，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体育教改中的一些难点进行反思性的探索。
只要走进学校的体育教学课堂，很容易发现在新体育课程教学中，无论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还是教学形式、教学评价等各个方面与过去的相比，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改变，使得课堂教学显得更有生气、更具活力。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和分析各类不同的教学案例，便不难发现，在所有不同形式的体育教学过程中几乎都留有一些“行为痕迹”，一些不为常人所关注的、甚至连身处教学场域中的教师和学生也有所不知的行为（即：那些未列入教学设计范围、但在教学中又“无意识”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些行为是由教师和学生在长期的教学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一种“性情倾向”（即：个人教学信念）所导致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体育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在此，我们不妨借用布迪厄的说法，将这些“无意识的行为”（个人教学信念）称之为“教学惯习”。 尽管布迪厄没有专门地讨论教学问题,也没有提出“教学惯习"的概念,但是按照他的实践理论,我们认为提出这个概念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是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和逻辑的。
2“教学惯习”的理解
2.1“惯习”的概念“惯习”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是“积淀于个人身体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是社会客观制约性条件和行动者主观的内在创造精神的综合结果，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值得注意的是，对惯习的概念进行界定时,必须考虑到相应的行为场所（“场域”）和行为主体的社会文化背景（“资本”），也就是说要将“惯习”置于其对应的“场域”和“资本”所共同构成的概念系统之中来进行界定，而不能孤立地理解和阐释。
2.2“惯习”与“习惯”的异同“惯习”有别于通常所说的“习惯”。虽然二者都表现出相同的行为惯性，并且都是在长期的累积过程中形成；但是，它们之间也有着较大的差异(表1)。
2.3“教学惯习”的内涵“教学惯习”，可以理解为是：教学行为主体（教师和学生）内在蕴涵的个人教学信念，是主体个人身心的一系列与教学相联系的各种历史关系的积淀，其表现形式为基于教学知觉、教学评判和教学行动之上的各种“身心图式”。在教学中，惯习可以看作是“体现在个体身上的历史”，其烙印已深深铭刻在每个处于教学场域中的行为主体的身上，由此使得看似简单的教学关系和教学行为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教学惯习不是基于某种理论而构建起来的，因此，对“教学惯习”内涵的理解，应该从其内核、形成和作用三个方面来进行把握。
2.3.1教学惯习的内核：教学互动的图式教学是一种互动、是教与学的相互作用，因而教学惯习的内核实质上就是一种“教学互动的图式”。之所以称“互动的图式”，侧重在指心智结构的原型，指那些在种种教学关系问题处理过程中最基本的特性，其它一切都在变化的时候仍基本保持不变的东西。复杂可由简单的规则演化而来，这简单的规则就是互动的图式。皮亚杰讲，心理是以越来越复杂的整合方式来组织的，最简单的水平就是图式。几乎所有教学活动都会以一个教学互动的图式来进行。
2.3.2教学惯习的形成：教学历史关系的积淀对教学惯习的形成应理解为是一种“积淀”，是人的心智模式，其生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教学行为主体的社会阅历、知识、经验等在身心组织的内化、沉积。如狄尔泰所言：“人没有什么本质，他有的只是历史”。至于什么事件能够在人的身心留下痕迹，什么事件则不能，这中间没有什么确定的客观界限。不过有一点普遍得到认可，那就是初始经验必然优先，也更为重要。可见，在初始经验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教学惯习”系统具有相对的封闭性，随着岁月的增长，个体的身心图式会变得越来越死板，对外在要求反应也越来越迟钝。2.3.3教学惯习的作用：教学行为表现的“无意识”不能将教学惯习看作是内在既定的积淀物，用布迪厄的话讲它应是一种“结构型塑机制”，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因此，“教学惯习”以某种连贯一致的系列方式对教学场域的要求作出回应，它既在“教学场域”这样一个开放的时空中自在游戏，又为特定的“教学场域”所制约，如此便形成了教师和学生与教学场域的默契配合，很容易地做出了他们“不得不做”的事，但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明确地提出来，甚至没有意识到。当然这不能理解为没有任何行为意图的机械反应、本能行为，而应看作是“深深地存在于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换句话说，那些“无意识”的行为表现，从根本上看就是一段教学历史积淀的显现，是基于模糊“实践感”的行动，它与基于策略性选择的理性行为（教学设计）有着明显的差异。
简而言之，教学惯习，就是教学行为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具有相对稳定特性的、“无意识”的行为表现（具体表现为一种教学互动图式），其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教学历史积淀过程，并受具体教学环境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影响。
3 体育新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学惯习”的建构
3.1教学改革的实质与目的：人的身心改变体育新课程对体育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课程理念上，强调以“坚持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在教学目标上，注重对学生的身体体能、锻炼习惯、心理品质和生活态度等方面的培养；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强调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依据并“淡化竞技运动的教学色彩”（季浏，2006）；在教学形式和方法上，突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关注学生个体需求的灵活教学形式和多样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评价上，从单一评价转向多元内容的综合评价。
课程的新要求导致了课程教学环境的改变。新课程环境在教师与学生的活动地位，学生发展的关注范围，学生的学习方式、学习状态和学习反应，学习活动的内容，教学背景和信息传递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变化。由于课程环境的巨大变化，教学行为主体必将产生相应的行为改变，以适应新课程教学环境。所以，体育新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质与目的都与人（师生）的行为改变密切相关。一方面，从课堂教学本身看,教改的实质是：教学行为主体（人）的改变,一种人的适应性改变（即：能适应新课程环境的教学行为的改变）；而人在改变的过程中，因个体拥有的不同社会生活背景，其行为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个体长期历史关系积淀所形成的各种“惯习”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体育新课程的目标看，教改的目的是：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改变被动锻炼的学习惯习，构建终身锻炼的体育“惯习”，并最终得到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
3.2体育新课程的教学过程：“教学惯习”的消解与建构过程新课程教学主体的改变过程从惯习的视角分析即是旧的教学惯习的逐渐消解，新的教学场域回应方式逐步建立的过程。因为，新旧体育教学中教学主体的关键性差异在于他们回应教学环境的方式不同。对教师而言，过去在回应教学环境的方式上多表现为“权威”或“师傅”式的，在回应教学行为上多表现为规范的运动技术传授等感性层面；而现在却要求“平等”和“顾问”式的回应，要求对教学情景的深刻洞察、对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明智选择，而不是只局限于对运动技术的熟练表演。对学生而言，过去教学环境的回应是对知识的被动“消化”，现在却是主动的学习。新课程环境下的体育教学，很大程度上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学习的过程“是获得新经验并引起内在素质与外在行为变化的过程，是人的经验与素质的奠基、积累、更新、重构的过程”。所以，新课程教改中，行为主体的改变必定要求消解那些不适应新课程环境的旧教学惯习，重新构建适应教学场域的新教学惯习。
新教学惯习的构建过程，就是教师和学生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在教学自我重构的过程中逐渐被灌输进一整套性情倾向，这种性情倾向较为持久,将现存教学环境的必然性予以内化,并在有机体内部打上经过调整定型的惯性以及外在现实约束的烙印，最终通过体育教学场域并经过独特形式的调解之后，间接地影响到教师和学生的身上，于无形之间表现到体育教学行为之中。
4 “教学惯习”对新课程环境下体育教学影响
4.1“教学惯习”的基本表现与影响虽然新的体育课程对教学的诸多环节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教师和学生角色地位发生改变，教学形式和方法也不断变化和更新；但不管怎样变化，体育教学的实质是不变的，即：教与学的统一、教与学的双向互动过程。因此，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总会根据一定的“图式”来教，而学生也必定要以相应的“图式”来学。这种在教学过程中基本固定不变的教学互动图式，就是教学惯习的基本表现。
教学惯习，在体育教学中基本上有类似的表现形式，宏观上看表现为：课前准备---课中组织——课后总结；微观（课中教学）看表现为：技术讲解—动作示范—观察—练习—纠正错误。这些基本要素，不管在旧堂还是新课堂都一直存在。新课程教学中那些名目繁多的教学策略、方法、模式等实际上都是从这些基本的教学互动方式（图式）衍化而来的。
教学惯习的基本表现对体育教学产生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它使教师在不断变化的教学场域处理过程中变得得心应手。因为，面对充满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新课程教学环境（“场域”），如果没有自动化的、熟练的教学技能，没有连贯一致的回应方式，每一个教学问题的处理都刻意盘算、苦心追求，那么教师将时刻处于应急状态，处于手忙脚乱、身心疲惫之中。在体育教学中我们经常强调的“随机应变”、“灵活应对”等教学措施的采用都是教学惯习的基本表现。所以，基于模糊实践感的教学惯习，在复杂的教学关系中是以一种不假思索的惯习倾向表现出来，从而保证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4.2旧“教学惯习”与新课程教学的冲突和影响在新的体育课程教学过程中，师生长期教学积淀形成的教学惯习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再适应新课程环境，教学惯习的内核—教学互动图式—在新的教学“场域”中出现了“新要求”与“旧惯习”的矛盾冲突，产生了教与学的“教学图式”差异，由此影响到体育教学行为。
旧的体育教学惯习的形成受到具体环境的影响，它对新课程教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由于受到存在已久的“体育教学模式”（以传授运动技术为主要内容、以‘跟我学式的师徒传授法为主要教学形式、以技术评定和达标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影响，因此，在课堂教学“场域”中，教师因所拥有“文化资本”（运动知识、技术和技能）多而使得他们基本处于教学的指导和支配地位；与此同时，学生却要为了积累“资本”（学习运动知识、增强体能）而被迫置于“学徒”的位置。这种教学场域中长期形成的“角色”定位，最终积淀而成了旧的体育教学惯习，进而在教学中表现出无意识的惯习运作；所以，在实际教学中，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他们常常都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与新课程要求不相符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在新课程教学中以竞技运动技术的传授为主和教师“权威”式教学形式等得不到根本改变的原因之所在。另一方面，随着体育教学“场域”的转化（既包括从旧到新的课堂教学场域转化，也包括从课堂内向课堂外场域的转化），师生的“角色”关系随即发生相应变化，其行为的客观性结构亦随之而改变，进而表现出对新场域的不适应，再加之个人在教学场之外的不同家庭和社会环境影响下所积淀形成的其它“惯习”（如“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和应试教育环境形成的惯习等）的作用，这就使得师生在教学中表现出不加思索的惯习倾向，或许这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教学中学生表现出对体育运动的兴趣缺乏、教师对教学的热情不够等行为的缘由。
总之，教学惯习在体育教学中，通常以一种隐性的作用形式对教学产生着影响，它一方面可以保证师生与充满变数的、多样化的教学场域之间取得持久的动态平衡和工作效率；但另一方面，当其自发生成的性情倾向与变动不居的教学情景之间出现不合拍、存在着紧张和对立时，也就会妨碍有效的教学活动，这在新课程实施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
5 体育教学中“教学惯习”的解构与反思
1) 现代教学的生成特点对教师和学生的实践智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生成过程必然有得也有失，因此很有必要在事后的反思中加以总结和完善。教师和学生在新课程环境下进行体育教学活动时，他们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新课程理念、教学模式的解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已有教学互动图式的解构问题。
2) 师生从教学惯习的反思中能够获得回馈，经过自我调节，有可能促成教学互动图式的转型，进而自我生成。通常人们直面的是事物的一部分，但感知的却是一个整体，一个具有三维结构的整体。面对自我时，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自我的当下瞬间，但反思所指向的则是作为总体的自我，一个通过再造被激活的新的我，一个发现自己本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超越。所以，我们所反思的任何教学体验已经不再是原本，而是一种再造、一种构建，对原本加工了的文本。
3) 反思区别于事先策略性的谋划、预测，反思是重新体验原初的经历，回味那埋藏在心理的生活感受，检视那不假思索的日常惯习。因此，师生通过有意识的思考和反思，能促使从经验中获得的默会知识显性化，使实践知识理论化，并在更加综合性的层次上解决问题（如体育知识与实际锻炼的结合、教学目标与教师课堂组织、学生练习的整合等等）。
6结论
お
综上所述，新课程体育教学改革与“教学惯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教学惯习对教学的影响作用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且常作用于“无形”之中。对教学惯习的深入研究非常有助于全面透析体育教改中存在的那些深层次问题。所以，在新课程教改中，我们应该重视对教学惯习的研究。
参考文献：
お
［1］ 季浏．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教学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 马维娜．惯习：对教育行为的一种解释路径［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教科）2003(4)．
［３］ ［法］皮埃尔•布迪厄等．实践与反思［M］．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
［４］ ［爱尔兰］安德鲁•伯克．职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教师和师范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J］．教育展望（中文版），1997，3.
［５］ 柳夕浪．教学惯习.教学专业.学会教学［J］．教育科学，2004（9）.
［６］ 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７］ 刘中一．场域.惯习与农民生育行为［J］．社会．2005（6）.
［８］ 季浏．体育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教学惯习 篇3
新课程诉求教师通过学习改变文化资本的拥有量, 通过反思消解旧有惯习中与场域“不合拍”的结构, 通过交往重新型塑与新课程背景吻合的教学惯习。
一、积累与催生
在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中, 本文的研究指向是身体化形态文化资本。身体化形态指师生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文化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也就是说, 教师可以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提高文化修养让其成为教师精神与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师个人具备的知识、观念、行为等文化资源越丰富, 在新的场域规则中就越显得“游刃有余”, 得到较多的肯定和认可, 也能获得一定的尊重, 而这种资本的转换, 又反过来刺激文化资本的积累, 使教学技能更加“娴熟”, 从而催生新的教学惯习。
当下, 教师忽视文化资本的提高, 而转向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过于看重制度形态资本, 忽略身体化形态资本和客观形态资本的积累。其具体表现为:较低的文化能力、拥有较少的文化产品、追求更高制度形态资本的教师偏少等。因为缺少文化资本, 使他们丧失了怀疑的态度, 丧失了独立的思想, 丧失了批判的精神, 无法钻研教材, 只好把教辅资料上的内容, 照本宣科地搬给学生, 从而直接影响学生学业水平的提高, 更无助于新的教学惯习的形成。所以, 教师文化资本特别是身体化形态资本的积累很有必要。
身体化形态资本的积累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参与培训与自主实践相结合。目前的培训大多是“集中式、讲座式”, 教师从中只能知晓一些发现、分析、解决实践问题的思想方法和指导原则, 并不能直接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只有把理论应用于教学实际, 才能打通理论与实践的隔离, 让培训卓有成效。二是构建文化关系网络, 在沟通中改变。教师应与学校教务处、教科室等交流沟通, 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以获取较多的有效信息;教师还应与某些同层次学校和非同层次学校等建立联系, 经常到这些学校去学习与交流, 借鉴他校经验, 共享教学资源;向高层次学校学习, 以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分享先进的教学资源等, 从这些文化网络的沟通中, 身体化形态资本得到增殖和优化,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自身得以提高。
二、反思与解构
在学校场域内部, 惯习与场域之间基本是“合拍的”, 这使得教师在不断变化的学校场域处理过程中, 变得得心应手, 也保证了教师与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学校场域之间取得持久的动态平衡, 从而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但这种“得心应手”又会抑制教师反思、质疑与革新的勇气和意志, 使教师陷入固守程式、安于现状、趋于保守的泥潭, 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僵化和死板, 缺少对教学情境应有的敏感性。
在长期的精英教学、“唯分数”的场域“逻辑”中, 教师的备课、上课惯习常呈现如下图式:从宏观上看, 表现为“课前准备—课堂组织—课后总结”。从微观上看, 在备课中教师一般是看教材, 理清教学要点, 看教参解决相关疑点, 翻教辅找一些例题或习题。如果是新授课, 则教师讲解相关知识点—举出例题先让学生做, 后讲解示范—习题训练—订正纠错;如果是习题讲评课, 则教师读题目, 或提问学生回答问题、自由答或点名答, 或不提问直接由教师讲述相关知识点, 指出有关选项错在哪里, 如此循环往复直至习题讲完。教师的这种权威教学, 备课“三本书” (教材、教参、练习册) 、教学“满堂灌”置学生的综合素质、个性差异、思想情操于不顾, 刻意追求成绩的“工具性”惯习, 已与场域需求脱节, 所以解构旧的备课、上课惯习成为必需。
反思是重新体验原初的经历, 回味藏在心里的生活感受, 检视那不假思索的日常惯习, 是对教师原有惯习的消解与突破。教师借助自身的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 审视自己的“经验”, 反思自己的图式, “读出”自己的教学惯习, 这是解构“不合拍”惯习的方法。通过有意识的思考和反思, 使教师从经验中获得的默会知识显性化, 使实践知识理论化, 并在更加综合性的层次上解决问题, 唯有这样, 才能消解旧惯习中“不合拍”的结构, 实现教学实践的创新与改进。
三、交往与重塑
教学惯习的核心是“小群体之间或内部的话语通约”, 其本质是交往。师生之间的精神交流和心灵碰撞, 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等, 是双方在学校场域中的行为惯习的表演, 是师生共谋的结果。学校场域中的师生交往主要表现出如下图式:课堂中, 教师总是提问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课外也对他们格外关心, 教师往往对自己喜爱的学生提供更多交流与对话的机会, 而对自己厌恶的学生则很自然地将他们推向交往场域的边缘地带;学生带有功利性地对老师迎合以期享受到更多的利益等。所以, 改变交往图式, 重塑新型教学惯习尤为重要。
改变交往图式, 一要养成道德交往惯习, 即教师理性地承担着教育交往的道德责任,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 把教育交往变成一种支持性、鼓励性的师生关系, 在这种交往中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人格尊严。在课堂上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参与讨论和发言的权利, 把学生看成平等的个体, 努力实现课堂提问和评价的公平, 摒弃教师权威式的交往方式;关注学生中的弱势群体, 让成绩差的学生也能得到教师的足够关注, 在课堂上享有和其他学生同等的机会和权利, 避免差生课堂生活的“边缘化”。二要重构交往图式。在交往目的上, 改变现实中的“共同从事一项活动、完成活动的任务”为“交往的双方之间能形成共同理解达成共识”;在交往的开始阶段, 改变现实中的“学生是客体, 在教育中几乎没有选择的机会”为“把学生看做是和教师一样具有人格尊严的活生生的人, 教师在交往过程中尽可能减少摆布”;在交往所涉及的内容方面, 改变现实中的“教学内容一般都是由教师单方面确定的, 或者由课程标准或课程规定的”为“从具体情况出发, 由师生共同讨论内容的选择”;在交往的过程及方式上, 改变现实中的“以教师面向全体学生的单向交流为主, 教师严格控制交往的进行, 往往只有教师才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为“给予每个交往者同等的机会, 发表见解, 证明自己的见解即对话、理解和共享”。由现实状态发展为“希望”状态, 不仅是交往图式的改变, 更是深层的教师“内隐规矩”的改变, 其最终将真正实现教学惯习的改变。
四、信任与转换
信任在教学惯习中, 主要体现为教师相信学生能学好, 学生相信教师能教好, 最终通过彼此相互关联的行为表现出来, 意味着教师对学生“学”的信任和学生对教师“教”的信任。在教学初始阶段, 师生不一定熟悉, 但师生依据“过去”, 即以往的经验与信息对其“现在”和“未来”作出判定——教师能教好、学生能学好。因为“过去”总是确定的, 师生通过“过去”而驾驭教学复杂性。这样, 教学复杂性一开始便简化了。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改革重要一环且最终的实施者来说, 教学惯习意味着教师是否愿意承担教学改革所带来的后果, 如果教师内心并不想改变固有的教学惯习, 那么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就否定了教学改革可以给自己带来利益, 认为改革是由外人发起而非自愿参与, 教师便会停留在原来的教学方式上, 拒绝改革。首先, 从教师对教学资源信任的角度来说, 教学制度是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任意味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思考教学制度自身的弊端, 必须不失时机地修正、完善、废除不符合教学现实需要的规则和规章, 最终不使自己成为教学制度的“奴隶”, 而是成为教学制度的改革者与创新者。其次, 从教学改革要求教师所付出承诺的行动即承担变革的义务与责任来说, 信任不仅仅是一种观念, 更要付诸行动, 并为自己承诺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 属于积极的行动论。教师作为教学创新的变革者,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教学创新的根本就是教师自身的创新, 这就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 只有当教师质疑和反思自身的教学观念与行为, 并勇于为教学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承担责任, 才能使教学改革真正顺利地进行下去, 才能在根本上促进教学创新。
教学惯习 篇4
一、激发情趣
亚里士多德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探索, 都应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如何让新生对已产生乏味的语文表现出惊异, 是我们教学组织者首要任务。基于这一考虑, 我从赞美语文和介绍诗情画意的内容入手, 使学生表现出对语文的惊异感。我设计如下教学内容是:同学们, 语文是一杯滋味甘醇的美酒, 让人回味无穷;语文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让人心驰神往;语文是一片浩瀚无垠的大海, 让人尽情遨游。在初中语文教材中, 语文, 是来自朱自清的和风细雨;语文是梁衡对夏的紧张热烈、急促的感悟;语文是何其芳对秋的绚丽色彩的描绘;语文, 是老舍笔下济南冬天的清透与秀气。沈复的《童趣》让人重温童稚时代的种种情趣, 感受别样的物外之趣;法布尔的《绿色蝈蝈》让人认识活灵活现的蝈蝈, 激发探索科学奥秘的兴趣;童话大师安徒生让人了解种种荒诞无稽的可笑行径, 教育人们不能弄虚作假。总之, 初中语文教材会让我们树立像曹操“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人生志向;会让我们学会莫顿·亨特《走一步, 再走一步》中的“面对困难, 化整为零, 化难为易”的战胜困难的方法;像席慕蓉的《贝壳》会让我们懂得认真对待活着的每一天, 认真对待每一件事, 让我们生活更美好。因此, 语文如一壶香茗, 让我们心境澄明地品味;如一曲天籁, 让我们心如止水地聆听;如一杯芳醇, 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沉醉。
二、养成习惯
(一) 养成认真诵读的习惯
做到朗朗诵读:读出语气、语调、节奏、自然恰巧的句间停顿, 在诵读中领会内容, 领悟情感。 (读、思、悟)
(二) 养成认真预习使用工具书的习惯
做到认真阅读课文, 阅读中遇到生字词等“拦路虎”, 不要绕过去, 要充分利用《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成语字典》《古汉语词典》解决困难, 了解课文的大概内容;细读课文找出本课的重点和难点;对重点问题和自己不理解的问题用笔画出或记入预习笔记。 (读、思、记)
(三) 养成认真听课的习惯
听课必须有“必须当堂掌握的决心”, 而且集中注意听课至关重要, 上课听讲一定要理清思路, 要把老师在讲课时运用的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理解清楚, 目的是向老师学习如何科学地思考问题, 以便使自己思维能力的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使知识的领会进入更高级的境界, 同时记好课堂笔记。 (听、想、记)
(四) 养成认真作业的习惯
做到书写规范、工整, 保持书写页面的整洁, 尽量不涂改, 即使有错, 也不随意涂改, 只是将错误部分用两条横线划去, 同时做到书写内容的上下平整。 (美、齐、洁)
(五) 养成认真复习的习惯
俗话说“温故而知新”, 就是通过复习过去的知识得到新的收获。做到:尝试回忆课堂内容, 再现老师上课内容, 理清知识点;完成书本知识由“厚”到“薄”的转化过程;记住知识点。 (想、理、记)
(六) 养成认真做读书摘记的好习惯
读书看文章是完成以下表格:课题:《________》;作者______;出处:《_________》;好词:__________;好句:____________;文章内容和中心:_______________;读后的感受或启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习得方法
语文学习除了有兴趣和良好的习惯外, 至关重要掌握学习语文的方法。语文学习中的常用方法有:利用书本做笔记的方法;在书本上做记号。用方框框出生字难词, 利用直线表示重要的内容。在书上做批注。利用波浪线画出文中的文采优美的句子, 注明修辞、描写方法, 标明动词、副词、叠词或一些修饰词。
(一) 利用课堂摘记本做笔记的方法
记要点;记重点、难点;记老师补充的内容;记老师着重指出最易混淆和最易搞错的内容;记老师分析和同学讨论的思路;记总结性的语言。
(二) 利用阅读材料运用良好的阅读方法形成优良的阅读品质
逐段阅读找出每段的中心句或关键词句;概括全文的主要内容;归纳全文的主旨;明确阅读的要求, 回到阅读材料中筛选可以作答的关键词句;针对不同的阅读题型采用不同的阅读作答句式。
内容概括:运用“谁 (什么) + 因为什么原因+ 干什么 (怎么样) + 结果”的句式进行表述;语言赏析:修辞方法类。生动形象表现 (突出强调) 某一对象的什么特点, 体现什么情感;描写方法类:传神地表现某一对象的什么特点, 体现什么情感;形象概括:找出体现人物特点的各种描写方法, 归纳人物的形象特点;句意理解:找出句子表述的关键词, 将关键词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评价鉴赏:陈述自己的看法, 结合材料的内容陈述自己的看法的理由。
总之, 语文学习重在激发自己的学习兴趣, 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 运用恰当的学习方法, 定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教学惯习 篇5
演员角色也更加丰富,角色行当有生、旦、净、丑四个基本类型,有花旦、青衣、老生等九个行当,各行当的声乐技巧、身段工架乃至化妆服饰等各种造型手段,也都形成了不同程式和规则。
据统计,南昌采茶戏流传下来的老戏共有121个,包括小戏54个、大戏67个。新中国成立后,上演创作、改编或修审过的古装戏和表现现代人民生活的时装戏,大小约有30余个。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各种多元化表演形式崛起而带来的挑战和竞争。曾今辉煌一时的采茶戏也由此转入了低谷期。南昌采茶戏逐渐面临与流行和新潮流争舞台的挑战和考验。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人才断层脱节,即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南昌采茶戏从业人员的流失与断层现象日益严重,很多优秀的演员不满现状开始大面积转行,优秀的青年艺术人才对于传统的采唱戏缺乏认识和信心;二是演出团体深陷财政危机,即在演出市场低谷时期,剧团无法自主维持自身的运营,无法支付演员的工资,没有更多的财力改进剧团运营,无法引进更多更好的表演所需设备和服装,舞美陈旧,设备老化,没有原创等一系列问题深刻困扰着南昌采茶戏剧团的运营。最后是市场问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审美水平的提高,观众市场难以继续扩大。
南昌采茶戏所遭遇的上述困境和问题,其实在西方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曾出现。布迪厄是活跃在上世纪法国文艺批评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在研究欧洲戏剧的诸多社会性问题时,提出了———“场域”、“惯习”、“资本”等三个关联理论。“场域”,又名(field):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而“惯习”(habitus):具有社会性和可变性,是一个场域里大部分行动者在某个时期的主要情感体验和处事方式,具有习惯、习性的意思,但是却不是单纯反射性的习惯,而是一个透过长时间生活实践,累积下来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习性。布迪厄在其社会学研究中常常将场域和惯习分析联系起来分析问题。场域是具有惯习的场域,没有惯习的场域是不存在的;惯习是场域的惯习,脱离场域的惯习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惯习,每种惯习都是在特定的场域中成长和发挥作用的。根据布迪厄的观点理论,对于南昌采茶戏文化的当代传承问题,不能忽视时代对于艺术的需求, 也不能忽视社会政治等大背景对于艺术的影响,即南昌采茶戏的发展或研究,均不能脱离其所属的大语境环境。而另一方面,在聚焦与南昌采茶戏场域所相关的行动者———剧团、演员、观众等行动者的存在运行方式,才是对南昌采茶戏文化的传承发展发挥着核心作用的重要环节。
一、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
1.剧团
南昌采茶戏的剧团是其赖以生存的重要载体,即如果没有了采茶剧团的繁荣发展,南昌采茶戏的发展根本无从谈起。与其他姊妹地方剧种一样,南昌采茶戏的传承发展更多的时候取决于是否有一些大师级别的采茶戏老艺人。在采茶戏传承发展的关键时期,应该充分调动这些优秀的民间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通过发扬他们自身各自不同的优势,扬长避短博采众家之长,为采茶戏的传承发展寻找到新的出路和契机。特别是让这些多年来从事表演实践且有着丰富经验的老艺人们,参与到采茶戏的革新传承之中来,发挥他们集体的智慧与各家之长,一同为南昌采茶戏寻找新的出路。作为南昌采茶戏传承发展的主题,即布迪厄理论中所谓的主要“行动者”,其在这一过程中则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剧团可以通过自身的改革创新, 将剧团的发展放置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大胆地让剧团经受市场的洗礼;另一方面剧团也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社会资源优势去寻找积累更多的可利用的社会资本, 切实有效地将无形的文化艺术资产,能动地转换成文化商品,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
南昌采茶戏剧团早期主要有创始于道光年间的三长班,创始于同治年间荷湖周家三脚班,创始于光绪年间的合义堂,民国年间的贫民省剧社、井坊兄弟游戏班、南昌地方难民剧团等。1949年后, 传承南昌采茶文化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南昌市采茶剧团,于1956年由民营公助的“南昌地方剧团”改建而成,并于1968年12月抽调江西省采茶剧团、南昌市采茶剧团两团的艺术骨干重新组成南昌市采茶剧团,成为传承南昌采茶戏的中坚力量。另外,建国后南昌市周边县区也相继成立采茶剧团:1959年11月成立南昌县采茶剧团 ;1956年4月成立新建县采茶 剧团 ;1957年12月成立安 义县采茶 剧团 ;1956年成立进贤县采茶剧团,1960年3月成立南昌市童声采茶剧团.......
上述这些采茶戏剧团, 在各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虽几经沉浮,辉煌与挫折交替,但都积极地巩固着自身的文化资本提升态势,在不断地演出实践中传承着南昌采茶戏的传播与普及,为南昌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贡献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他们在传承的过程中,一方面紧抓自身文化资本的提升,另一方面不断努力巩固自己的场域文化空间;一方面积极努力地争取更多的社会认可和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将其转化为剧团运作发展的经济资本;正是在充满艰难与挑战的过程中,传承了南昌采茶戏,为江西地方戏剧戏曲市场争取到了可贵的一席之地。
2.演员
演员是戏剧舞台的主角,也是传统戏剧的主要行动者与传承者。演员水准的高低是直接关乎于表演实践和传承发展的核心要素。优秀的传统戏剧表演艺术家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表演者, 有时候更是一位重要的改革者、教育者、研究者等身兼数职的重要人物。纵观南昌采茶戏的历史脉络, 正是一代一代不同时期的优秀戏剧艺人,在他们呕心沥血的艰辛历程中,用汗水和心血滋养了南昌采茶戏的传承发展。正是他们每个人的艺术生涯构筑了传承至今的南昌采茶戏。目前可查解放前活跃于南昌地区的优秀艺人及其团体主要有:以刘启召(“梅生子”)、谢与旺(“猴子”)、傅朝果(“腊婆子”)、李志福(“福宝子”)等四位并列而成的三长班的“新建四子”;以及合义堂的吴方金,曾有“青衣泰斗、文武花旦”之称;熊印根善演文武老生,其技艺与戏德均受同行盛赞,誉为“南昌三根”之一。解放后南昌采茶戏步入鼎盛时期,曾多次为重大政治和外交活动做专场演出,主要演员还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9年8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省采茶剧团演出了大型传统戏《三女抢板》, 毛泽东看完演出后接见了剧中主要演员邓筱兰、陈飞云等人;1968年底,南昌采茶剧团、省采茶剧团合并为南昌市采茶剧团。受“文革”的冲击,剧团工作停滞,大多数演员下放,剧团主要演出《红灯记》等具有革命色彩的采茶戏。打倒“四人帮”后,南昌采茶剧团逐渐走上了辉煌的顶峰。1978年,南昌采茶剧团演出的《宝莲灯》卖座创历史记录,连续两百多场爆满。辉煌的采茶戏市场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邓筱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邓筱兰,生于1926年,1990年辞世。她幼年随戏班子游走江湖流落到南昌,10岁开始学习南昌采茶戏,12岁登台,15岁成为戏班的台柱子。1956年 ,成为南昌市及江西省采茶剧团团长。因为功底扎实,戏路宽,“茶味”浓香,行腔婉转华丽,刻画人物深刻细腻,曾为中共八届七、八中全会演出,受到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演出次数多了,毛主席和周恩来都亲切地喊她“表妹”(妹妹加之江西老表的昵称)。
当我们再次穿越历史,借鉴布迪厄理论重新审视这些曾今鲜活于舞台之上的诸位南昌采茶戏名家之时,会发现这些优秀的传统戏曲民间艺人就是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中的代表人物,正是其无形传承历史的主角和行动者。他们在演艺自己艺术人生的同时,也为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的构建添光加彩,拓展出更多丰富的地域特色文化符号,提升了采茶戏本场域文化资本的档次。
3.观众
观众是研究南昌采茶戏文化域场时,最容易忽视的受众群体,即相对于场域之中的行动者,观众则是戏曲文化场域之中,处于演员对立面的另一位参与者,同时更是又一位重要的行动者。观众是采茶戏艺人及其团体发展的重要支持者,两者相辅相成,观众作为场域之中的欣赏者,观众的审美态度、审美水准、审美取向等,都对该地区传统戏曲的发展给予了直接重要影响。从另一个视角看,传统戏曲团体其实本身就是传统文化演出市场中的文化生产者,他们为了满足更多不同层次和需求观众的要求,其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意,努力迎合观众的审美需求生产文化产品———传统剧目;在这个过程之中,观众的反应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观众的反应直接判断了艺人和剧团的文化产品是否畅销,是否为文化市场中消费主体———观众所接受。观众喜欢则艺人和剧团受欢迎,由此增加场域活动者收益,由此良性循环;反之,收益减少, 生存受到威胁, 最终被文化市场所抛弃。所以,要想深度改变南昌采茶戏低迷的局面,必须关注到场域之中的大众主体———即观众,因为这个行动群体才是南昌采茶戏发展的主体。只有争取到更多的观众群体,才是深度解决南昌采茶戏当下困境的好办法。
二、南昌采茶戏场域中南昌人的惯习
南昌采茶戏作为立足于南昌本土地域文化土壤,而发展传承的地方代表剧种,其无处不彰显着南昌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采茶戏的戏文行腔都是以南昌方言为基础的,剧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文风情也都是南昌老百姓的真实再现,南昌人的审美惯习和思维方式、性格特征等均潜移默化地深入其中。这些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符号不仅使南昌采茶戏极具本土特色,有别于其他地方剧种,而且也充分展示了南昌人在自己的文化场域中的角色扮演和角色行驶,集中体现了南昌人千百年来所传承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
文化场域中的南昌特色文化符号与采茶戏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一方面采茶戏文化域场中的行动者———民间艺人, 其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同时在其漫长的艺术表演与创作过程中,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南昌观众所喜爱的艺术需求,由此在漫长的艺术变迁之中,这些文化符号也在潜移默化中渗透到南昌采茶戏的传承变迁里,成为了南昌采茶戏文化资本中的精髓部分。与南昌观众审美需求和文化关系相吻合的南昌采茶戏,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自我调整、自我变革,能动地与之越发吻合,一方面成为采茶戏文化在过去现在代代相传的客观保证,另一方面也成为南昌采茶戏不断自主吸收南昌地域特色文化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争取更多文化受众,抢占更多文化市场份额的观点之下,应该着眼于如何努力让南昌采茶戏的审美文化与南昌人的地域文化惯习特色更加吻合,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而且还应该开阔研究视野,不要仅仅局限于南昌本地区, 因为单一地区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应该放眼寻找并拓展具有一定文化近缘性的周边地区或其他地区,甚至上升到整个江西省及周边深受赣文化影响的其他区域。文化域场的拓展,能够为南昌采茶戏行驶者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观众,从而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认同、社会资本等多方面的收益,为南昌采茶戏的传承发展寻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通道。
三、南昌采茶戏的发展出路
南昌采茶戏今天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其实与其他地方的传统戏曲剧种在发展中所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审美日趋多元化的后现代审美时代里,传统戏曲越来越受到更为严酷的冲击和考验。针对这一现象,不同的学者也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当前传统戏曲艺术的低迷归咎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多元化文化潮流对本土传统艺术的巨大冲击,即审美单一和讲究意境审美的传统戏曲和今天多感官、多视角、多文化等多元化后现代主义审美,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了,因为它已经无法全方位的满足现代人快节奏和功利主义至上的审美习惯了。
从当下的现实情况来说,南昌采茶戏的发展困境几乎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了。作为今天南昌传统采茶戏的代表团体———南昌市采茶剧团,由于不能展开定期的剧目演出, 只能是迎合当下南昌观众的审美需要,主要以上演各种商业性歌舞表演为主,同时接受一些商业演出,以此来维持剧团的日常运作及团务开支。作为表演主体的演员的情况则更不容乐观,面临着大面积年龄老化、转行离职、业务水准下降等诸多客观问题,且日益恶化。如此,剧团自身与观众危机、以及演员问题等诸多问题,扑面而来,使得今天的南昌采茶戏的近况越发危机,如此下去,南昌采茶戏将面临失传的危机。
根据2006年6月8日出版的《中国文化报》上载有《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通知》指出:“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对于这个观点笔者认为, 利用博物馆等设施来强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也看到了国家对于此类问题的关注与解决态度。但是,这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些静态或固态的文化艺术,采用此类方式是非常有利的,而对于像南昌采茶戏这样的活态无形文化遗产来说,将其禁锢在博物馆之中,等于剥夺了传统戏剧剧种的生命力。这样的做法将使得南昌采茶戏丧失了自身的活性与表演的特性,将不再生动呈现,由此将更会被当下观众所遗忘。
为了南昌采茶戏更好的发展与传承,还是主张能够采用一种活态解决办法,来解决当下的诸多问题。还是应该尊重传统戏剧艺术本身的特性, 从场域和文化资本、社会传播等开阔式宏观视角解决问题。
1.增加南昌采茶戏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可以说南昌特色是南昌采茶戏的最大特色,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南昌特色文化审美惯习与南昌地域风土人情等更是南昌采茶戏立足的根本。所以,任何针对南昌采茶戏危机问题的解决办法,都不应该忽视这个根本要素。应该从社会宏观语境视野出发,针对南昌采茶戏中所折射出的本地文化场域相关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利益要素入手。当下南昌采茶戏所面对困境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其在文化资本转化为文化商品的环节上脱节而造成的,即其没能在现实的文化市场经济竞争中, 寻找到自己最佳的位置与运作模式,从而使得自己在文化市场竞争的博弈中败下阵来。
提升整合当前南昌采茶戏的文化资本,必须从南昌本土的地域特色文化入手。南昌采茶戏作为南昌地区的代表剧, 其存在并突出于众多传统戏曲种类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南昌特色, 如果忽视了这一根本,南昌采茶戏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 将会变得不伦不类,失去自我存在的价值。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将为创作带来意想不到的真实,比如: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中,每天所使用南昌所特有的生产工具或道具,是可以经过艺术的升华而添加到艺术创作于表演之中;南昌老百姓所特有的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生活惯习等, 甚至是南昌地区所特有的宗教信仰文化等,都是丰富南昌采茶戏创作的源泉,这些地域特色要素也是南昌采茶戏艺术创作的准则;作为采茶戏唱腔和戏文中最重要的南昌方言,更是戏曲意境和韵味的精华,南昌方言所特有的语调、措辞、惯习等特征,都是采茶戏行腔走韵时的重要元素。
2.利用南昌采茶戏的经济资本
南昌采茶戏要发展离不开足够的经济资本,这些资本来源有一部分是国家的财政支出,更多的需要南昌采茶戏场域的行动者利用南昌采茶戏艺术本身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去争取。可以利用南昌采茶戏传播南昌文化,也可以利用南昌采茶戏演出赚钱,把南昌采茶戏推向市场,利用南昌采茶戏丰富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换取支撑发展的经济资本。
要持续利用南昌采茶戏的经济资本就必须要有观众。目前来说,培养年轻观众对南昌采茶戏的长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培养年轻观众,它的意义还在于培养他们的南昌文化认同感,这些年轻人长大后就是南昌采茶戏最好的传播者和代言人,他们可能把南昌采茶戏这种地方性的戏曲传播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了解南昌采茶戏, 这也是传承南昌采茶戏文化的一条路径。
3.保持场域跟文化惯习的合拍
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和南昌人的惯习在社会转型的过程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保持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跟南昌人文化惯习的合拍就是要求现在的南昌采茶戏必须要跟现代南昌人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感情接轨,展现出南昌人和南昌文化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让观众觉得台上演出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事,故事讲的就是自己熟悉的场景,这样观众就会被演出所吸引,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南昌采茶戏植根于南昌本土的文化环境,必然有南昌本土的文化符号和南昌人的文化惯习。南昌方言、信仰和风俗习惯是探讨南昌采茶戏与南昌地域文化之间的勾连,也是审视和考察南昌采茶戏文化与南昌人文化惯习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如果对南昌采茶戏的研究持续深入,就能体会和发现南昌本土文化对采茶戏文化影响的深远意义。对于南昌采茶戏文化与南昌人文化惯习之间的联系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极大地促进了南昌采茶戏文化场域与南昌人文化惯习之间的更加合拍。唯有保持这种文化上的合拍关系,南昌采茶戏才能在南昌人心目中保持持续长久的亲切感,南昌人才能从南昌采茶戏及其场域文化中看到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摘要：南昌采茶戏是南昌地区特有的地方传统戏曲剧种,其表演形式多样且生动活泼,内容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为主,自其诞生以来深受南昌人民的喜爱。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审美时代里,南昌采茶戏走过辉煌,迎来了发展困境,当下的生存现状让人深深担忧。文章试图结合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即立足剧团、演员、观众等场域行动者,从布迪厄理论分析当前采茶戏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通过分析整理,试图摸索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南昌采茶戏的全新传承方案。
教学惯习 篇6
(一) “限温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不久前出台了《公共建筑室内温度控制管理办法》, 规定除医院等特殊单位以及在生产工艺上对室内温度有特定要求的公共建筑外, 公共建筑夏季室内温度不得低于26摄氏度, 冬季室内温度不得高于20摄氏度。对于老百姓来说, 这样的规定一点也不陌生。2007年, 国务院就曾在《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草案) 》中规定夏季公共建筑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26摄氏度的规定。而众多民间环保组织也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26度行动”。以节能环保为诉求的“限温令”, 在正式发布前都在媒体上得到了充分的宣传, 其出发点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 但实施效果却不好。“限温令”实行一个月来, 各地媒体对这一环保限令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一些餐厅、超市、宾馆、银行等公共场所的室内温度仍然被调节到26摄氏度以下, 居民对温度要求的惯习是“限温令”效果不佳的最主要原因。
(二) “一次性筷子”
在过去的二十年, 也是为了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 唤醒市民“口下留林”的绿色消费意识, 而杜绝使用一次性筷子, 有关部门不知出台了多少次规定, 由于市民对一次性筷子的“偏爱”, 几次隆隆的雷声过后, 还是看见到处仍是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如今“限塑令”能否跳出“一次性筷子”的覆辙呢?“一次性筷子”的使用惯习是人们特定的场域中形成的, 每次限制使用一次性筷子的政策出台, 都是对这个惯习的挑战, 然而相应的社会客观结构场域却没有变化。
(三) “限塑令”
2007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自2008年6月1日起, 在所有的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自此, “限塑令”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随即引发了一股“限塑”热潮。塑料袋被人们称作“方便袋”, 能够流行上百年而久盛不衰, 自有其存在的理由———方便、实用、不要钱 (消费者) 。居民在这种长期方便的场域内, 产生了使用塑料袋的惯习。如今人们的生活节奏已远远快于菜篮子时代, 上街购物在很多时候显得随机而无需事前计划, 若是每每出门都得带上几个购物袋, 这对日常生活便造成了极大不便。豆腐、活鱼、生肉、熟食类, 用购物袋、纸袋代替仍不能解决其渗水、渗油的问题, 让消费者特地带着便当盒就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不便。
二、居民生活惯习和法冲突的原因
(一) “限塑令”的实施效果
刚过去不久的全国政协与人大年会上, 就有一些做了实地调查的人大代表告诉媒体, 目前小型超市和店铺仍在免费提供普通塑料袋, 农贸市场、菜市场、流动小贩仍在大量使用超薄袋。中国连锁经营协会5月20日发布的调查显示:目前, 我国外资超市塑料袋使用率下降80%以上, 内资超市下降60%以上, 综合百强销售额、市场占有率、业态分布等因素, 全国超市零售行业塑料袋使用率平均下降66%, 塑料袋消耗减少近400亿个。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裴亮介绍, 按照此前估算, 2006年、2007年中国快速消费品零售全行业每年塑料袋消耗数量分别约为500亿个和600亿个。在2008年“限塑令”实施前, 外资超市每百元销售额使用塑料袋3个, 内资超市1.4个, 现在则分别只有0.6个和0.56个。然而公众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惯习、便捷、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除了超市消费者外的其他消费者对“限塑令”只是心存支持却执行不佳。
(二) “限塑令”与生活惯习冲突的原因
先解释一下场域和惯习, “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 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所谓惯习, 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 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又可以置换, 它来自于社会制度, 又寄居在生物性的个体里”。“限塑令”的执行效果的不佳是“限塑令”与生活惯习冲突的直接体现, 那么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就是没能注意到政策和居民生活惯习的联系, 并兼顾二者。具体体现就是政策的不合理性, 生活惯习缺少改变的过程, 以及二者没能同步。
1、政策的不合理性
政策的不合理性是导致“限塑令”与居民生活惯习相冲突的直接原因。政策的不合理性主要包括决策制度的不合理和违背公平性原则两方面的原因。
决策制度不合理:现行决策体制不尽科学是导致我国政策不合理的首要原因。“限塑令”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反映了政策的不合理性, 这些问题包括:实施中出现的监管盲点难点, 政策却没有相关细则规定, 如分布在各居民点中更有许多自由市场零散商户成为监控难点, 集贸市场成为“限塑令”的盲区;“限塑令”地方性特征较强, 随意性突出;以罚代管现象也体现政策的不合理性;配套措施不健全致使政策的不完整不健全。
违背公平性原则:政策就应该体现公平性原则, 而公平更多的是体现在实体和结果上。没有“限塑令”的时候, 商家提供的塑料袋就真是“无偿”的吗?有利可图是所有商家的“天性”, 没有“限塑令”的时候, 商家“无偿”提供塑料袋只是表面现象, “羊毛出在羊身上”, 塑料袋的成本早已打在商品里。现在各地实施的“限塑令”只不过把商家过去的“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和谐社会发展的今天, 人们生活在公平的场域内, 内心已经根深蒂固了公平的惯习, 然而“限塑令”政策的贯彻执行却违背公平的原则让居民承担限塑的代价, 难免会有不佳的执行效果。
2、公众缺乏参与
缺乏有效的社会动员:“限塑令”的真正意义未得到有效解读。“限塑令”出台之前, 缺乏公开的社会酝酿过程;出台之后, 相关的产业、产品等政策迟迟未能发布, 各种社会动员的投入也明显不足, 导致围绕这一政策形成了许多反对的声音。
政府的宣传力度不够:政府的环保宣传力度不够就不会使客观环保社会结构的快速健康有效的形成, 也不利于一种讲究环保意识, 丰富的环保知识, 较高的环保积极性的环保场域的建立。所以应该加大对公民的环保教育, 加大政府的环保宣传力度, 提高公众参与的热情和能力, 培养公众的民主参与意识。
3、政策与居民生活惯习没能同步进行
政策的后劲不足:不合理的环保政策使得其在社会发展缺乏有力的发展空间, 并且政府自身的执政能力低, 对政策的贯彻落实不当。政策的不合理加上贯彻的不彻底就不能推动改变居民生活惯习的客观社会结构的进程, 也就不利于人们保护环境场域的形成, 进一步讲也就不能使居民形成改变使用塑料袋的惯习, 从而在惯习行动上也就不能表现出抵制塑料袋。
没有相应的替代产品来支持政策更彻底的贯彻执行:相应的合理的替代产品的出现是政策很好贯彻执行的支持力。研制出合理的替代产品就会形成新的客观社会结构, 也就在客观上促进了环保场域的形成,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几种替代品都有着自身的不足:“布袋子”, 可折叠、易清洗, 比较实用, 主要问题在于原料获取和生产过程中水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 使用性能上阻隔性差、加工比较复杂;“纸袋子”消费者对其环保性能认同度较高, 但在各种使用性能上还不能完全与塑料袋接近, 且售价较高。在原料获取和生产加工中对生态环境和森林的破坏严重, 实在是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此外, “菜篮子”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对于上班族而言, 菜篮子形象太“土”, 体积比较大, 携带不方便。
三、缓解“限塑令”与生活惯习冲突的对策
(一) 进行广泛宣传教育
首先, 加大宣传和教育, 提高公众参与的热情和能力。其次, 把环保宣传教育纳入政府服务的重要内容, 同时把环保宣传教育作为考核政府的一项指标, 以环保意识的提高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志, 为“限塑令”的进一步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惯习作为一种依靠个人自身努力或者经由他人灌输而来的惯习行动的产物 (作为一种后天获得的东西) , 通过个人或集体的生活史被身体化与内在化了。”[5]所以只有加大宣传力度, 才能让人们慢慢的形成不使用塑料袋的惯习, 让人们形成抵制塑料袋的惯习行为。
(二) 专项管理限塑工作
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或赋予某些单位或部门专门管理限塑工作也就是完善限塑的制度安排, 专门管理就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 规范的限塑的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不公平, 为限塑真正意义上的解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保障了环保场域和环保惯习的形成。
(三) 研制替代品的开发
加强科研开发, 尽快研制, 普及替代品,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促进经济发展。替代品的研制是给抵制塑料袋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一旦普及了替代塑料袋的合理的新产品, 也就为环保场域和环保惯习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并且可以肯定这种转变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年, 所以替代品的研制和普及本身就是在做环保场域和环保惯习形成的工作, 由此可见替代品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 加强公众参与度
将限塑进程及效果信息进行公布, 是实现公民环境知情权的需要。这一权利既是公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 又是环境保护的必要民主程序,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众参与的可能性。然而也是只有保证了公众参与的可能性, 才能使人们慢慢接受环保场域和环保惯习, 也就保障了新的环保场域和环保惯习的发展空间和速度, 使“限塑令”成为真正的环保政策和政府为民办事的内容。
(五) 合理使用征服强化法
限塑过程中的经济奖励可以减少人们的抵制情绪, 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对公平的质疑, 这就为环保场域和环保惯习的创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 理论上可以通过规定塑料袋进行有偿使用来限制塑料袋的使用, 但是有偿使用的成本一定要能够使消费者感到“心痛”, 才能更好地保证其实施效果。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通过正强化的方法来限制塑料袋的使用。
总之, 淘汰超薄塑料袋是大势所趋,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减少非超薄塑料袋使用, 让人们的生活惯习与“限塑令”政策有机的融合起来, 使之有效执行下去。“限塑令”的实行使我国在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经济建设, 相信通过其不断发展完善, 其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并将在环境保护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参考文献
[1]、徐琦.环保限令因何难限[N].中国环境报, 2008-02-10.
[2]、王伟彬.浅议我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问题[J].商业经济, 2008 (10) .
[3]、吴玲, 窦薇, 王勇.“限塑令”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对策建议[J].绿色经济, 2008 (12) .
[4]、苏峰, 汪静, 王德海.浅析“限塑令”的实现环境[J].新西部, 2008 (6) .
教学惯习 篇7
关键词：布迪厄,实践,惯习,场域,结构主义
作为继M.福柯之后法国又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学大师, 皮埃尔·布迪厄 (1930-2002) 和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哈贝马斯一起被尊为当前欧洲社会学界的三大巨头。布迪厄的理论中融入了教育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的内容, 甚至还涉猎媒介、艺术等领域。可谓是包罗万象、错综复杂, 基于此, 许多人称他为“学术杂家”。他的思想和理论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一、实践
(一) 实践概念的提出
布迪厄的学术思想从始至终都在为超越主客观的二元对立而努力, 他认为, 实践是联结两者之间鸿沟的纽带, 会使主观与客观达到一种协调。比如, 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往往是通过“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世界, 这种方式貌似科学的、客观的。实际上, 它运用规范、价值标准等工具, 将人们的思维固定化, 而并不能真实客观的反应现实世界。这就好比同是去旅游, 当地人可以凭借对景点的熟悉来设计一条最优旅游路线;而外来游客则必须借助于地图, 看似有了标准化的可信赖的工具, 其实并不一定收获最美的风景。相反, 往往由于地图的约束而按部就班, 错过许多地图上无法标示的美景。
布迪厄既要逃离主观主义者建构的社会模式的枷锁, 又要防止落入各种客观规则所设下的圈套。在摆脱这种两难选择中, 他提出了“参与性的对象化”概念, 即“将自己与对象的关系原则带入对象中”。举个例子来说, 一位贵妇人和一个农村家庭妇女一起去购买貂皮大衣, 由于二者的身份地位不同, 购买力的不同, 即使是做一件相同的事 (购衣) , 二者的行动结果可能截然相反。贵妇人购得貂皮大衣, 而农村家庭妇女则空手而归。在这一社会行动中, 贵妇人和农村家庭妇女对于貂皮大衣的原则是不同的, 贵妇人有能力购买, 而农村家庭妇女没有能力购买, 当他们面对同一对象时自然产生不同的行动结果。这种对客体以及主体与客体关系原则的对象化就是所谓的“参与性的对象化”。实践正是通过这种对象化的途径得以实现。在对支配社会生活的“规则”等客观主义约束机制的批判中, 逐渐走向主观主义浓厚的“策略”, 从而水到渠成的引出实践这一主题。
(二) 实践的涵义和特征
对于什么是实践, 布迪厄并没有给出一个逻辑严密的定义, 也没有做出清楚详尽的阐释。他详细描述了实践的特征, 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
一是实践的紧迫性。任何实践都是以时间和空间为依托。在实践中, 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暂存性, 行动者要在有限的空间特别是时间里作出决定, 付诸行动, 得到结果, 这是一个紧迫的过程。行动者不仅要面对瞬间的现在, 还要面对已逝的过去和即将来临的将来, 在这一时间结构中, 行动的速度和方向及内在节奏等都构成了实践本身的意义。二是实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实践并不是有意识的, 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的。人们以合理的方式行动着, 具有一种行动的逻辑。也就是说, 实践不是行动者理性计算深思熟虑的产物, 而是在某些内驱力的作用下自发产生的, 布迪厄称之为一种实践感, 抑或是一种游戏感。与戈夫曼将社会生活视为一种戏剧理论相似, 布迪厄将行动者的实践比喻为一种游戏。游戏活动中并非全然理性, 即兴表演就是人的无意识选择。三是实践的策略性。布迪厄认为, 人的实践虽然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但又不是纯粹偶然和随机的, 而是有着某种合规律性。行动者的实践是有目标的, 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 必须从“规则走向策略”, 策略是行动者实践的根源。
二、惯习
(一) 惯习概念的提出
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与实践概念一样, 并不是纯粹的理论演绎, 是他在实地研究阿尔及利亚卡比尔人的行为时产生的。他发现社会规章对于卡比尔人来说, 不是遥不可及而又带有强迫性的命令。相反, 这些规章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 被人们一贯的遵从和体验。布迪厄意识到此问题的复杂性, 无论是萨特的存在主义, 还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都不能说明这一问题, 为了弥补这一理论上的断裂, 布迪厄提出了惯习的概念。惯习为结构主义注入了新鲜血液, 从而进一步超越了传统的主客观二元对立, 使行为与结构走向一种新的联结。
(二) 惯习的涵义和特征
布迪厄认为, 惯习是一套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由此可以发现惯习的一个重要特征:持久性和可转移性。惯习一旦在人体内扎根, 在短时间内很难发生改变。但是惯习又可以从一个领域传递到另一个领域, 如农民工在大城市中获得的生产经验在农村的生产活动中也会产生作用。
惯习的历史性和生成性。我们知道惯习是由积淀在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经验构成, 是人们对社会结构内化的产物。但是, 惯习并不是单纯的被决定, 他还是一种生成性结构。人们通过一系列的内化图示来感知、理解、体验现实世界, 不断地产生新的实践, 以创造性的方式重塑和改变着历史。这就比如参加游戏的人, 不仅需要遵守游戏规则, 又要在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有所创造。因此, 惯习一方面把客观的社会结构内在化, 建构成能被人们认识和感知的结构;另一方面, 行动者的能动性又产生新的社会结构。所以说, 惯习是“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的辩证关系”。
惯习的多样性。虽然惯习是在现实中运行着的历史,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惯习。不同的人由于身份地位的差距, 获得的惯习也不相同。但人们之间的惯习也并不是千差万别毫无规律可言, 而是地位相同的人获得了相似的惯习。比如在我国, 知识分子之间具有着相似的惯习, 他们与企业家、金融家的惯习又显然不同。然而知识分子之间的惯习也是因人而异的, 其中个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起了很大作用。虽然“习性具有席卷一切的解释力”, 但是惯习的多样性告诉我们, 社会结构力量对所有的个体并不能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
三、场域
(一) 场域概念的提出
布迪厄认为, 场域是研究操作的起点, 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我们知道布迪厄是从人类学迈入社会学殿堂的, 他成功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阿尔及利亚原始部落, 从对这一群体单位的研究扩大到场域, 是因为在场域中群体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就是以场域为依托才得以展开的。
(二) 场域的涵义和特征
布迪厄认为,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场域”, 而高度分化的社会世界里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子场域”, 如经济场、政治场、科学场等, 社会“大场域”就是由“子场域”构成的。由此看出, 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是有着一定边界的领地, 也不能等同于领域。他认为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 是一串串的关系, 这些关系先于个人意识而存在。其次, 不同的场域有着不同的逻辑规则。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 就获得了这个场域所特有的规则、符号和代码, 人们形象的说这是他进入场域所必须交纳的入场费。如科学场重视真理, 经济场注重利益, 司法场注重公平正义等。在行动者刚涉足这个场域时, 这些真理、利益、公平正义等特殊逻辑已经无形中施加在他的身上。
场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自主性。社会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场域都是社会分化的结果, 布迪厄将这种过程视为场域的自主化过程。一个高度自主化的场域, 不仅能把自己的逻辑和规则强加于场域中的成员身上, 而且还可以渗透到其他场域, 影响其内部结构。当然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 完全自主化的场域是不存在的。
此外, 场域还具有斗争性和变动性的特征。场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争夺的空间, 不同位置的占据者依据其占有资本的不同而不断展开“博弈” (Game) 。资本的分配不均导致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 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愿以偿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场域的斗争性说明场域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空间, 场域内的竞争和冲突使个体占据的位置移动, 从而改变场域的结构和边界。
四、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实践、惯习和场域都是为理解阐释社会生活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工具。无论是他的资本概念, 还是场域和惯习概念, 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他的实践观基础之上的。
布迪厄认为实践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 (惯习×资本) +场域=实践。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直观的发现惯习、场域和实践的关系, 即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惯习为实践提供规则, 场域为实践提供场所, 资本则作为场域内斗争的武器。惯习和资本相互作用与场域一起为实践提供了可能。反之, 实践又产生新的原则作用于惯习, 形塑场域的结构, 并导致资本的转化或获得。所以它们之间是一个循环往复, 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参考文献
[1]布迪厄,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理论[M].李猛, 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教学惯习 篇8
《老人与海》 (The Old and the Sea, 1952) 是20世纪美国文学巨匠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的经典代表之作, 并于195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52年旅居香港的张爱玲率先翻译了《老人与海》, 成为该小说中译的第一人, 其译本由香港中一出版社推出面世, 时隔五年, 1957年我国著名老翻译家海观首次将该小说翻译到中国大陆, 开始了《老人与海》在大陆的译介之行。自此,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走进了华人读者的视野, 掀起了国内学界译介研究的热潮。此后, 近60年间, 《老人与海》在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受到的关注不断升温, 截至2013年, 《老人与海》的中译本有30多部, 其重译和再版的阵势蔚为壮观。据笔者CNKI文献检索统计 (至2013年12月) , 以《老人与海》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多达1000多篇, 博硕士论文49篇, 其中, 《老人与海》的翻译研究论文仅有46篇, 研究视角涉及文学译介、接受美学、解构主义、互文性、阐释学、女性主义、认知学等。然而, 基于翻译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还很少见, 以译者惯习为视角进行的《老人与海》翻译研究更是如此。鉴于此, 本文借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这一重要概念, 以李文俊201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人与海》中译本和张爱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的再版本为比较研究对象, 着重探寻译者惯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2 译者惯习
惯习、场域、资本是法国杰出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社会学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在布迪厄看来, 惯习是“定势系统” (system of dispositions) (Bourdieu, 1990:54) , 是“一套持续的且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 它把过去的经验综合起来, 每时每刻都作为知觉、欣赏、行为的母体发挥作用” (Boudieu, 1990:36-39) 。它具有“结构化”与“被结构化” (Thompson, 1991:12) 两大核心特点, 一方面, 具有结构化特点的惯习会影响人的思维、态度、行为等, 从而使具有一定惯习的人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思维习惯作出有规律可循的行为。另一方面, 被结构化的惯习是指惯习来自于早期的社会化经验, 因而一个人的行为必然会打上先前经验的烙印, “产生出与早期社会化的结构特征对应的洞察力、抱负以及实践” (Swartz, 1997:103) 。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社会学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借鉴到翻译研究之中。其中, 最早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的是加拿大学者丹尼尔·西米奥尼 (Daniel Simeoni) , 并撰写了论文“译者惯习的核心地位” (The Pivotal Status of Translator’s Habitus) , 探讨了翻译研究中译者惯习的重要意义, 认为“译者长期以来似乎对文化、社会经济条件存在一定的依赖性, 译者在后天环境中培养而成的第二本性是影响其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成为评价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尺度” (Simeoni, 1998:11) 。另一加拿大学者让·马克·古安维克 (Jean-Marc G o u a n v i c) 同样探讨了翻译研究中译者惯习问题, 在“翻译研究中结构的建构主义模型” (A Model of Structuralist Constructivism in Translation Studies) 一文中具体分析了译者惯习的习得, 并运用具体案例讨论了译者惯习对翻译选材和翻译风格的影响, 由此, 古安维克认为译者惯习贯穿翻译行为的始终。
布迪厄社会学视阈下的翻译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 但也不乏积极的实践者。国内学者如李红满 (2007)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翻译社会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综述, 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翻译社会学的宏观发展脉络图;邢杰 (2007) 认为翻译行为并不仅仅受制于规范的干预, 译者惯习直接影响译者的理解、态度及翻译策略;香港学者王悦晨 (2011) 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关键词解读;王洪涛 (2011) 则分别论述了“社会翻译学”学科的名与实, 既从“名”的层面论证了该学科存在的合理性、有效性及科学性, 还从“实”的角度分析了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以期促进该学科的建构。
3 从《老人与海》译本看译者惯习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译者惯习不仅在宏观层面影响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对原作语言的翻译, 还对其翻译策略、措辞等微观方面产生影响。因此, 本文将从原作主题的解读、翻译策略的选择、性别意识的介入这三个方面对比分析译者惯习是如何影响李文俊与张爱玲《老人与海》的翻译。
3.1 原作主题的不同解读
《老人与海》讲述的是主人公圣地亚哥在茫茫的大海上, 凭借着超人的勇气和智慧苦战三天两夜战胜大马林鱼, 并杀死无数鲨鱼, 最后带着一条光秃秃的骨架返回港口。期间, 老人虽然左手抽筋, 并几次因筋疲力尽而险些眩晕过去, 但始终没有放弃奋力反击。这部短小却不渺小的杰作, 诠释了“人可以被毁灭, 却不可以被打败”的生存意义、生命尊严和崇高精神。本文将从两位译者为《老人与海》撰写的译后记和序言中窥探李、张对原作主题的不同解读。
李文俊是美国文学研究专家, 他用学者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部译作, 将翻译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不仅对原著的细节问题进行细致考究, 力图忠实于原作, 而且还为译著撰写序言或译后记, 介绍原作的创作背景、主要内容、思想内涵等, 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李老在教育、职业生涯中培养而成的惯习不仅使他的译文质量很高, 他撰写的序言或译后记也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陶洁, 1992:29-30) 。李文俊在《老人与海》的译后记中既交代了翻译的缘由, 介绍了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学界评论, 还对原作主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解读。先生在译后记中是这样解读《老人与海》的:他认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力作《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一样, “具有同样的恢宏、庄严与力度, 足以震颤与净化进人的灵魂” (李文俊, 2012:131) 。此外, 李老将《老人与海》视为“一部写人的普遍命运的哲理性寓言:人生在世, 必定会遇到挫折与苦难, 经过奋斗, 总会不无收获, 得到愉悦、满足和友情, 但最终还必然得走向失败与死亡。不过总的来说, 在整体上, 人类还是在朝前蹒跚行进” (李文俊, 2012:133-134) , 肯定了《老人与海》对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讴歌, 因此, 李文俊的译本完全展现了永不言弃的乐观和坚持, 与原作赞扬英雄主义的主题相吻合。
作为身兼作家身份的张爱玲来说, 她在文学领域形成的惯习, 即她的文学创作观必然会对其翻译实践产生影响。张爱玲是悲观主义者, 国家的动荡、家庭的不幸、个人的坎坷遭遇都化成了一股浓浓的悲观情绪, 在她看来, “长的是磨难, 短的是人生” (张爱玲, 1992:32) , 因而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苍凉的, 给人一种无奈与惆怅之感, 其笔下的人物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 最后的结局都像《金锁记》中的姜长安, 终究无法摆脱命运的摆布, “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小说中人物“明知挣扎无益, 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 便舍弃了。……不经战斗的投降。” (迅雨、陈子善, 2004:13) 。这种悲观情绪使得冷眼旁观人生的张爱玲认为苍凉是一种美, 进而深深影响了她对《老人与海》主题的解读和理解。她在译者序言中写到:原作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 而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 同时她还担忧自己的译文能不能“传达出原著淡远的幽默与悲哀” (张爱玲, 2012:3-4) 。在张爱玲看来, 圣地亚哥和马林鱼无论怎么抗争都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 马林鱼被老人打败, 而回港途中却遭遇鲨鱼的袭击, 老人最终也失去了辛苦得来的胜利果实。“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愿望, 我总觉得无限惨伤” (张爱玲, 1992:268) 。张爱玲在原作中读到的是“生命的心酸”, 从而使她的译文呈现出绝望的无奈与辛酸, 其译文的基调是悲壮的、苍凉的。这是因为她的文学创作观与《老人与海》传达出的人生观大相径庭, 面对悲剧, 海明威通过老人的顽强抗争告诉读者, 生命的奋斗不息在于同命运百折不挠的抗争, 《老人与海》表达的就是不畏艰险、永不言败的奋斗观。而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苍凉的, 在那里人们看不到希望, 也无法摆脱命运的摆布, 张爱玲受其悲观主义文学观的影响着力阐释原作的苍凉之感, 弱化了原作的英雄主义气概。
3.2 翻译策略的不同选择
李、张二人在翻译《老人与海》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李译本偏向汉语表达, 以归化为主, 张译本则倾向异化, 其译文有时过分拘泥于原本的语言形式, 译文中欧化表达较多, 读起来有点生硬。在处理原作西班牙语上, 李选择保留并加脚注加以说明的方法, 张则直接将西班牙语译成中文。二者翻译策略的不同归因于他们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的译者惯习不同。
李文俊先生主张“归化”的翻译, 认为译文应该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水平和期待视野。同时, 译文要忠实于原作的“灵魂”, 即译者需通过翻译不温不火、恰如其分地将原作的意思传达出来。因此, 译者在翻译时要纵观考虑问题, 如“对全书的精神理解得是否准确, 译文所用的风格是否贴切, 作者的感情是炽烈的还是淡漠的, 态度是含蓄的还是外露的, 文字口语化的程度又如何” (李文俊, 2002:117) 。不仅如此,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译介的外国作品, 先生非常注重细节, 对于自己不明了的地方虚心向相关学者请教, 并通过加注解的方法将原文的文化信息传达出来, 力求保证译文的质量。而张爱玲倾向于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 这是因为她的翻译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社的赞助下进行的。1952年, 由于无法适应新中国的政治环境, 张爱玲离开上海, 来到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赴港后迫于生计, 张爱玲开始在美新社从事翻译工作, 开始了其职业翻译生涯, 而美新社是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政治机构, “译介的作品都明显表现出了美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价值观” (王晓莺, 2005:26) , 其目的是借助美国文学的翻译“向中文读者传达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理念, 以实现其文化渗透” (ibid) , 因此, 张爱玲需借助异化翻译以达到文化移入与输出的目的。现举以下几例加以分析。
原文:“Come on, ”the old man said aloud.“Make another turn.Just smell them.Aren’t they lovely?Eat them good now and then there is the tuna.Hard and cold and lovely.Don’t be shy, fish.Eat them.” (Hemingway, 2012:34-35)
李译:“来呀, ”老人大声说道。“扭转身子再游回来。你闻闻香味呀。不是挺香的吗?现在把它们全都吃下去, 吃完还有那条金枪鱼呢。肉头瓷实、阴凉阴凉的, 好吃得很呢。胆子大一点嘛, 鱼儿。把它们全都吃了吧。” (37)
张译:“来来, ”老人自言自语。“再兜一个圈子。你闻闻看。这沙丁鱼可爱不可爱?好好地吃他们吧, 不时还可以吃吃那条鲔鱼。硬硬的, 冷的, 可爱的。鱼, 别怕难为情。吃吧。” (26)
该句是老人对刚上钩的马林鱼说的话, 希望大鱼能好好享受鱼饵, 这样鱼钩就可以把大鱼牢牢钩住。对于“Hard and cold and lovely”三个并列的形容词, 李文俊译为“肉头瓷实、阴凉阴凉的, 好吃得很呢”三个简短精炼的句子, 符合汉语流水句的表达习惯, 译文清晰流畅, 倾向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张爱玲的译文仍然以三个并列的形容词呈现, “硬硬的, 冷的, 可爱的”, 其译文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 倾向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对原文的结构、语序和用词亦步亦趋, 这种欧化表达使译文读来不免生硬。
原文:They were very tiny but he knew they were nourishing and they tasted good. (86)
李译:虾小得很, 不过他知道他们还是能滋补人的, 再说味道也还不错。 (96)
张译:它们非常小, 但是老人知道它们富于营养, 而且它们味道好。 (61)
上世纪30年代, 有“中国研究汉语欧化现象第一人”之称的王力先生列举出7种在汉语里新兴的句法, 分别为定冠词的使用、动词修饰语、被动语态、并列结构、插入语、从句的使用、代词的重复使用, 并认为它们是在以英语为主的欧洲语言的影响下产生。上例中张爱玲将一句话中出现的三个代词“they”全部翻译成“它们”, 是典型的代词的反复使用, 造成了欧式句式的重复。而李文俊采取了增补的翻译方法, 增加了主语内容“虾”, 将代词翻译成名词, 且后面用否定表肯定, “也还不错”来形容味道, 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突显出张爱玲的译文有些过分拘泥于原文。
除上述外, 李、张二人翻译策略的不同还表现在对原作中西班牙语的翻译, 张爱玲倾向将文章中的西班牙语直接翻译成中文, 而李文俊在多数时候做了保留并在脚注中添加说明。作为老人的母语, 西班牙语在小说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它们表达了英语词汇所不能传达的意义。一则, 它们能够体现老渔夫特有的情感与心理活动;二则, 彰显了故事的地方色彩与生动性, 使作品焕然一新。那么, 对于这些西班牙语词汇该如何翻译是译者需要斟酌的问题之一。
原文:“Galanos.”He said aloud. (94)
李译:“Galanos, ”他大声说道。 (106)
张译:“加朗诺, ”他大声说。 (67)
“Galano”是古巴渔民对一种鲨鱼的称谓。张直接音译而没有任何脚注或者解释性翻译, 使读者不禁困惑“加朗诺”到底指什么, 而李文俊对“Galanos”一词进行了加注, 使读者明白在西班牙语中Galanos原意为“杂色斑驳的”, 在文中用来称呼短鼻鲨, 因其色彩斑驳, 也可译为“花皮鲨”。张爱玲将西班牙语直接翻译成汉语, 失掉了原著中的西班牙风味, 同时, 原作中通过使用西班牙语词汇传达出的浓厚的地方色彩和老人特有的情感也成了空白, 这是此种策略的弊端之一。而李文俊采取保留外加脚注的方法处理西班牙语的翻译, 这样做一方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信息, 另一方面帮助读者更好地体会老人的心理活动。
3.3 性别意识的介入
随着翻译研究的转向和发展, 翻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语言转换, 而是一种创造性改写活动。在改写过程中, 译者的个人惯习, 如审美取向、文化态度、性别身份等个人倾向是影响译者翻译的重要因素。其中, 译者性别身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不容忽视。这是因为“译者在解读、翻译原文时, 其性别意识会介入其中” (王璟, 2011:102) , 当译者的性别意识与原文相符时, 译者会借助翻译“维持并促进 (原文) 性别建构” (西蒙, 2001:310) , 反之, 译者则会对原作性别进行消解和重构。通过比较分析李、张二人的译本, 笔者发现译者性别对翻译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女性译者选词的女性化, 第二, 男女译者对渔夫生活了解的差异性。
译者张爱玲是以关注女性而享誉华人世界的女作家, 在她的作品中无不充斥着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 试图通过描写女性的生存状况表达其女性主义思想:强调女性独立, 追求两性平等。张爱玲强烈的女性性别意识与《老人与海》描写的男性世界相冲突, 因而在翻译以诠释“硬汉精神”著称的《老人与海》这个具有男性话语色彩的文本时, 张爱玲必然会发挥其译者主体性, 对原作进行性别重构, 消解了原文的男性中心主义, 使她的译文具有了女性主义色彩。与之相比李文俊如陶洁先生所评价的那样, 是一个“执着的老实人”, 在翻译的道路上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李文俊先生执着的精神与《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如出一辙, 因而李老也更能把握原作的硬汉精神。对比两个译本, 我们可以看到, 张爱玲的译文穿插着女性特有的词汇或句式, 有的出现在老人与小男孩的对话中, 有的则用于描述老人的动作, 使得硬汉老人披上了一层柔情的外衣。现举几例。
原文:“I must give him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belly meat then.He is very thoughtful for us.” (14)
李译:“那么除肚腩肉外我还得再加上些别的东西。他真是挺关心我们的。” (14)
张译:“那我除了肚肉一定还要多给他一点。他对我们非常体贴。” (12)
该句是孩子从露台饭店给老人带回来饭时, 老人为表示对马丁老板的感激之情说的话。对“thoughtful”一词, 男译者李文俊将它翻译成中性词“关心”, 而女译者张爱玲把它译为很具女性色彩的“体贴”, 这里张爱玲不自觉地把自身的女性意识融进了译文。
张爱玲的女性性别意识不仅在老人与孩子的对话中有所体现, 其女性印记还见诸于老人捕鱼时的动作描写中。
原文:The old man held the line delicately, and softly, with his left hand, unleashed it from the stick.Now he could let it run through his fingers without the fish feeling any tension. (34)
李译:老人轻轻地托住钩索, 同时又用左手轻轻地把它从竿子上解下来。现在他可以让钩索在手指间滑动而不致让鱼儿察觉出有任何张力了。 (36)
张译:老人细致地握着钓丝, 然后轻柔地用左手把它从杆上解下来。现在他可以让钓丝从他手指里滑过去, 而那鱼不会觉得紧张。 (25)
这一段出现在老人确认了马林鱼已经上钩, 为了不使马林鱼感到拉拽的力量, 老人“delicately”and“softly”解下杆子上的钩丝。在这里, 男译者李文俊先生将“delicately”和“softly”两词都翻译成中性化的“轻轻地”, 重在展现老人动作的小心翼翼。但女译者张爱玲在选词上使用了带有女性意味的“细致地”、“轻柔地”, 两个颇具女性色彩的形容词连用, 在无形中使硬汉老人女性化, 这是张爱玲女性主义意识使然的结果, 在张爱玲译本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诸如此类的例子。
原文:Each bait hung head down with the shank of the hook inside the bait fish, tied and sewed solid and all the projecting part of the hook, the curve and the point, was covered with fresh sardines. (24-25)
李译:每一个鱼饵都是鱼头朝下, 钩把藏在饵鱼的肚子里, 外面缝得密密实实, 鱼钩所有的突出部位, 钩弯钩尖, 全让新鲜的沙丁鱼裹上。 (25)
张译:每一个饵都是头朝下, 钩子上直的一部分戳在作饵的鱼里, 缚了起来, 缝得牢牢的;钩子突出的一部分——弯曲的部分, 和尖子——完全覆盖了新鲜的沙汀鱼。 (19)
这段是对老渔夫钓鱼技术的描述。李文俊从小在海边长大, 熟悉渔民生活, 加之其丰富的生活阅历 (翻译《老人与海》时已80高龄) , 在翻译钓鱼活动时, 比较地道。而张爱玲深受女性性别身份的影响, 本身“对海毫无好感” (张爱玲, 2012:3) , 对渔夫生活也缺乏相应的了解, 因而在翻译这段时, 给人一种硬生生的感觉, 甚至还出现了错误翻译。“all the projecting part of the hook, the curve and the point”是指鱼钩的突出部位, 钩弯和钩尖, 而张爱玲翻译成“钩子突出的一部分——弯曲的部分, 和尖子——”属误译。
4 结语
由于生活经历、教育背景、职业生涯、性别等因素的差异性, 李文俊与张爱玲形成了不同的译者惯习, 从而为读者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译本。李文俊将翻译和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翻译之余, 对原著进行细致考究, 在翻译《老人与海》时不仅注重细节, 采取保留并加脚注的方法处理西班牙语词汇, 而且还撰写了长篇译后记对原作主题进行了深刻到位的解读。此外, 他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培养而成的翻译惯习, 促使他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使译文读起来顺畅, 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张爱玲是作家型译者, 受其悲观主义文学观的影响张爱玲着力阐释原作的苍凉之感, 淡化了原作的英雄主义气概。此外, 张爱玲还是一位女性主义译者, 在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个具有男性话语色彩的文本时, 张爱玲对原作进行了性别重构, 消解了原文的男性中心主义, 使她的译文具有了女性主义色彩。总之, 由于译者惯习不同, 两位译者的译作风格迥异。
摘要：自1952年张爱玲首次将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翻译到华人世界以来, 该小说现已有三十几个中译本, 其中李文俊与张爱玲译本颇具个性特点。本文以李、张译本为研究对象, 借鉴布迪厄的社会学核心概念惯习, 对译者惯习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研究。笔者认为, 由于受家庭、教育、职业、性别等因素的影响, 两位译者形成了不同惯习, 因而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