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政策

战略政策（通用12篇）

战略政策 篇1

一、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产生

在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之前,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基础上, 而且排出了产品的差别、科技和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产生顺应了现实经济的需要, 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将实际的经济条件列入研究之中, 而战略性的贸易理论也应运而生。

战略性贸易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 该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为前提, 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

二、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战略性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

利润转移论是该理论的核心, 它是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中, 国家从战略性的角度, 积极运用战略性出口政策、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等手段, 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 使其获得竞争优势, 从而扩大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 攫取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 以增加本国的经济福利。这里的贸易政策的直接目的就是从国外向本国转移利润。

而外部经济理论又包括技术性外部经济和收益性外部经济。技术性外部经济是指, 厂商 (或个人、社会) 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和知识, 而不必为此付费, 那么对于本国来说, 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 那些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就不会得到其理想的预期收益, 从而导致私人投资不足;收益性外部经济是指, 厂商 (或个人、社会) 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厂商的集聚中获得市场规模效应, 而该厂商同样也可以不必为此付费。对于本国来说, 如果该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处于发展初期, 规模较小, 则政府可以通过保护的贸易政策对其进行扶持, 以帮助其发展, 提高该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三、战略性贸易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近几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 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也越来越成为主流,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日益盛行, 因为市场毕竟有国内国外之分, 国际间的竞争以不仅仅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 更多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美国对“波音”的战略性扶持,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持和印度对其软件产业的扶持等等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 中国制定和实施战略性的贸易政策势在必行。我国在国际贸易中, 既要顺应潮流, 遵守国际规则, 更要积极主动的发挥自身优势, 调整政府的角色, 使之更有效的发展本国的产业, 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

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扶持的目标产业的选择

国家进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关键在于对扶持产业的选择, 因为一国一旦对某一行业进行战略性保护, 必然会对其他使用该资源的其他行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在选择目标行业的时候:第一, 一个较好的目标产业应具备生产成本的优势 (比如廉价的原材料) , 或者受学习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影响;第二, 应保证被扶持的产业在一定时间内的很高的行业准入壁垒, 防止其他厂商的进入而导致超额利润的消失;第三, 保证被扶持的产业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入, 从而保证其在与国外相同企业竞争的时候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第四, 如果被扶持的产业具有较大的外部经济效应, 则应保证其具有内向型的市场结构, 以避免其技术外溢到国外的相关产业。总之, 该目标产业应该是国内基础设施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比如说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汽车产业或文化服务类的产业等等。

(二) 扶持的时间选择

国家对于产业的扶持多在其处于幼稚产业的阶段, 因为这个阶段该产业没有足够的竞争力, 而一但该产业逐步走向成熟, 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时, 政府对其的扶持政策就应该及时取消, 从而使该产业在走向成熟后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弥补政府扶持的成本投入。

(三) 外部环境的约束

战略性的贸易政策的实施应保证在不违背外界市场环境的前提下, 否则将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和报复行为。一方面, 不能违背WTO的相关规则和制度, 另外一方面, 也不能与和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或多边协议相抵触。

四、小结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 而我国对其研究还尚未成熟, 我国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 发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最佳作用, 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又一个新的动力。

摘要：近几年来, 新贸易主义逐渐发展, 作为其在国家政策干预领域的拓展, Brander和Spencer等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 并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的讲述, 提出了针对我国实际国情的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建议, 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又一新的途径。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利润转移论,外部经济论

参考文献

[1]金明玉.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在我国的应用[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29 (129) :50

[2]孙文远.发展中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标产业选择[EB/OL]http://www.cqvip.com/Read/Read.aspx?id=10111571#

战略政策 篇2

论文题目： 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院系班级： 机电工程学院

姓名：xxx学号：xxx

辅导老师：xxx

完成日期：2013、04、1

1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

文化作为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必然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交往的全过程。21 世纪,文化在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 文化全球化也便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焦点问题。文化在全球的冲突与融合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尤其在西方主流文化渗透全球的今天,如何构建我国文化发展战略,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竞争力,是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 分析全球化对人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影响, 科学地制定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化发展战略, 便成为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我们为什么要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构建和实施文化发展战略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

（一）加强文化发展战略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在文化建设中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的文化发展观，把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在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必须把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文化权益作为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意愿，体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另一方面，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要求加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统筹规划文化发展、文化创新、文化安全等重大问题，保证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

（二）加强文化发展战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繁荣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客观需要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要增强中国总体文化实力，就要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进行长远规划，统筹兼顾城市文化建设和农村文化建设，突出重点行业和重点工程，制定和实施分门别类又相互协调的具体战略，促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的形成。

(三)加强文化发展战略是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时代需要

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对外文化交流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趋重要的地位相比，与五千年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相比，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够大。要全方位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和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就必须加强对外文化战略的研究。同时，由于我国与国外文化产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所占国际文化市场份额较小，文化产品贸易逆差很大，面对西方的文化输出和价值观念的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构建文化安全战略，已成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构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我们可从哪些方面展开？

(一）从国家意识形态意义上进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思考。

这是总揽文化发展全局的制高点，也是提升文化实力、推动文化

建设的重要基础。需要深入把握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关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研究构建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铸造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经典，打造国家文化形象。应该说，核心的意识形态将关系到文化的凝聚力，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经典体现文化的发展高度，国家文化形象直接关系国际交流与合作中的基本认知并直接对具体领域产生影响。

(二）积极构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国民素质。

国民素质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具体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实现和维护国家、民族的文化主权，更要着眼国民素质、国民精神的提升。因此，既要扩大接触文化的机会和文化活动的参与度，也不能放弃经典的、精英的文化艺术追求和品质；既要发展具有弹性的公共管理，也要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服务的同时发挥引导作用。要以高雅的文化、高尚的追求、高层次的国民素质塑造和影响公众，提升国民素养、国民精神。

（三）以文化产业发展为重点，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

文化产品是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知识经济”“创意经济”的大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不仅关系经济效益，而且关系文化主权，关系自身的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因为文化产品接受面广、大众参与度高，更具有文化传播和影响作用。从根本上看，如果不大力发展具有本国文化内核的文化产品，市场会为外国文化产品占据；如果不积极发掘整合文化资源，外国文化资本也会涌入并谋求资源整合，而且将输入其文化价值观，发挥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的影响力。所以，文化产业发展同样关系到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关系到文化主权。事实上，我国在文化产品贸易上存在着逆差，促进文化产业振兴发展，意义重大。总之，从文化大国发展为文化强国，需从战略意义上全面、深入、长远地进行规划和部署，真正发挥文化对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如何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使之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发布《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

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自古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时”。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党的十六大要求我们“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

社保政策需“战略性”充实 篇3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建立覆盖全民、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迅速成为执政党以及人民群众高度融合的政治、经济目标追求。

原大连市劳动保险公司总经理、社保问题专家陈仰东认为，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国家必需建立一种覆盖所有人群的普惠性社保体系，甚至是重点倾斜困难群体的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说，社保中的一些不公平现象，是由于当初政府无力承担社会转型成本而造成的。然而，社会保障是一个国家发展不可回避的刚性支出，“包袱”是甩不掉的，只不过是从企业转移到社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矛盾从今天推迟到明天。破解这些问题，不能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细节性的战术调整上升为对整个社保体系的战略调整，构筑一个覆盖全民、保障均衡、责任明确的新政策体系。

“由于当初制度设计以劳动关系为桥梁，城镇职工家属、学生、农民工等群体至今仍被排除在社保范畴之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迎生说，这足以说明制度与社会发展的脱节是严重的。目前，中央已经对此做出一些安排，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各种有效形式。他说，体系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坚定一个理念，即现在已到了只能为历史“还债”的时候了。

需要建立中央统筹基础养老金制度

有关专家和基层一些社保干部谈到，中国需要建立中央统筹基础养老金的制度，以实现养老金发放的全国调剂和基本公平，这样有利于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说：“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当前最迫切的一个问题。养老制度需要全国一盘棋，不能再继续各自为政了。如果下决心来做，短则五年、长则八到十年就可以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制度。”

所谓建立中央统筹基础养老金制度，就是由中央统一为全国所有养老人员确定和发放一份基础养老金，比如为每月每人300元，不论他们生活在哪里、身份是什么，以实现基础的公平和保障。

何平介绍说，现在社保条块分割带来的问题严重，东南沿海一些地方，新兴企业退休人员只有百分之几，而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退休人员占22％，越是老工业城市，社保负担越重，社保缴费越高，养老金发放越困难，甚至出现大量拖欠。深圳等年轻城市养老基金费率低积累丰厚，东北老工业基地费率高缺口很大，中央却因为财政体制和保障体制限制而无法进行全国调剂。

据了解，目前养老保险除北京、上海、天津、陕西、黑龙江等省市外，大多数地区统筹层次在市或县一级。全国养老保险的统筹基金单位总数2000多个。只要跨统筹区流动，流入地就不愿意接收年龄大的劳动者，不仅农民工，就是正常的城镇职工社保关系都难以接续。此外，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等之间社保关系都无法转接。

原大连劳动保险公司总经理、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陈仰东、黑龙江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赵志刚等人都提出，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基础养老金制度。在东北社保试点逐步把个人账户做实后，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劳动者走到哪里这笔钱都是自己的，社会统筹部分要尽快达到全国统筹，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调动，只要劳动者有账户，走到哪里都可以领取养老金。

中央还需再增加支付

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有困难的地区养老金是中央财政“埋单”，每年要支付将近600亿元，但发达地区却节余沉淀了4000多亿元。根据专家测算，目前全国养老保险费率为20％左右，要是实现全国统筹，费率会降到16％甚至更低，还会减轻中央财政的补贴压力。

一些专家指出，假设中央统筹基础性养老金按照每人每月300元计算，一年每人不到4000元，按照4000万退休人员计算，中央财政需要支付1600亿元，而目前中央已经补贴的资金大约600亿元，如果全国统筹，则需要再增加1000亿元就可以了。此外，各地可以根据经济、社保情况增加本地养老金部分，以体现差别，分清中央和地方的责任。

何平分析说，目前全国统筹的障碍主要是财政分灶吃饭。中央如果建立统一的基础养老金制度，和地方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需要重新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一些富裕的地方征缴积极性可能会降低，调低缴费比例或者把大量节余花掉等。不过这个能从技术上控制住。中央管理系统要进一步加强，征收系统依靠国税部门、信息系统建设依靠现有的网络，在全国估计两三年时间就可以联网。在操作中可能还有个过渡期，费率高的地区会降下来，费率低的地区会升上来，这就需要中央建立一个调剂金制度。

目前，一些省市逐步实施省级统筹，效果较好。一些专家指出，首先做到省级统筹很重要，但不一定是唯一的出路。一些省份、尤其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对省级统筹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可考虑其他的形式。

延长退休年龄的议论

由于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社会对法定退休年龄有了“偏低”的议论。一批批未到年龄即提前退休人员，既领保障又返新岗就业，社会有了“未富先老、未老先退、退而不休”的现象。

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到来，会冲击城镇基本养老基金的发放安全。到2005年，中国近7．5亿多的劳动力人口中，进入城镇或农村养老保障的有2．2亿人，仅占总数的30％，保障资金供给明显不足。

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生命质量的提高，使一些人想到了能否把法定退休年龄提高一些的可能性。从目前我国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现状看，全国退休职工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已从原来的10年提高到25年，无论是当期支付还是长期支付，养老基金都面临巨大压力。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们以及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小新等，对社会上适当延长法定退休年龄的看法表示赞同。他们认为，从延缓养老基金压力，为建立更完备更充裕的养老基金提供时空的角度，不失为一种选择。

据大连市劳动部门测算，假如自2000年起平均延长两年退休，至2002年，全市就有28000余人多缴费2年，金额为9900万元；同时少领取养老金2年，金额为1．72亿元。两项合计养老基金将增加2．71亿元。这样一来，到2028年时，此项政策可减少基金收支赤字280亿元。“就大连而言，基本可以解决养老金收支平衡问题。”陈仰东说。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韩凤等人分析认为，造成养老保险金“赤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上存在的提前退休现象。近年来，国企改革使相当数量未到年龄的退休人员由国家养起来，有利于社会稳定是事实；透支了地方养老保险基金也是事实。

也有企业和单位甚至把提前退休当成一种“福利”，钻政策的“空子”，利用特殊工种可提前退休的规定，想方设法把“包袱”甩给社会和国家。据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介绍，当地一些企业实行了提前5年退休和特殊工种可提前10年退休的政策。到2005底，湖南省养老金当期缺口高达14亿元，而全省城镇职工平均退休年龄为52．3岁。

何平告诉本刊记者，据劳动保障部调查，目前全国每年增加的退休职工中，有一半是提前退休的。这些提前退休人员又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了再就业。“我在黑龙江认识了一名50多岁的女职工，差两年才能退休，硬是提前参加了‘买断’，得到2万多元补贴后，自己就腾出精力搞了一家公司，同时还能领失业保险。”

战略政策 篇4

近期, 工信部出台新规, 要求从2013年4月1日起, 新建小区必须光纤入户, 同时具备接入多家运营商的能力。专家认为, 工信部新规将加速推进光纤入户进程, 特别是新规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 具有强制性, 有助于将我国“十二五”期间光纤宽带发展目标逐步落实。

尽管业界呼声不断, 从中央到地方对宽带建设愈加重视, 推出不同层面的规划和实施标准, 但国家级“宽带中国”战略仍旧未能正式出台, 宽带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尚不明朗。如此一来, 运营商在宽带普及提速工程中面临种种挑战, 投资巨大, 回报低, 建设还常常遇到各种阻力, 完成国家要求难度很大。

多部委博弈延缓出台时间

2011年, 中国电信率先从运营商角度推出“宽带中国·光网城市”工程。之后, 业界就一直对国家级的战略出台呼声很高。2012年3月, 经国务院批示, 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等八部委共同成立了相关研究工作小组及专家组, 研究起草具体国家级“宽带中国”工程实施方案。

按照原定计划, 方案本应在2012年6月底提交给国务院, 但由于该方案内容复杂并且涉及多个部门的利益分配, 制定过程中又增加了两个部委, 并出现的一些波折导致方案推迟。之后, 有专家表示该战略2012年底将出台, 最后又不了了之。

业内多位专家认为, “宽带中国”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利国利民, 仅仅靠运营商推动面临资金等难题。同时, 我国与发达国家宽带发展差距很大, 尽快出台国家战略推进建设刻不容缓。

既然各界已达成共识, 为何国家级“宽带中国”战略一拖再拖呢?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电信专家杨培芳此前表示, 该战略一再推迟的原因是“头绪太多”, 9个综合部门除了发改委, 其他部门都有不同意见。

业内人士分析, 虽然对发展宽带的战略意义相关部委认识一致, 但对如何扶持宽带发展、出台何种政策却有分歧, 特别是对国家是否给予财政直接投资分歧很大。对此,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告诉《通信世界》, 宽带战略政策还需要在相关部委进一步落实。

资金支持或非重点

分析宽带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是在利润连续多年下滑且建网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 运营商独立承担宽带光纤化的社会责任已显得力不从心, 特别是偏远山区, 建设难度大, 投资回报低。二是社会各界对宽带普及提速、光网城市建设的意义认识有待提升, 运营商在宽带建设中常常遇到各种阻力。

对此, 许多人士认为, 国家级“宽带中国”战略被认为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表示, 近期看宽带国家战略可以拉动投资, 拉动消费;长远看是21世纪国家的战略性基础设施, 信息基础设施的脊梁, 产业结构调查的难得契机。然而, 该战略该侧重政策, 还是侧重资金支持, 各方存分歧。

邬贺铨告诉记者, 对宽带的推动主要靠政策而不是靠财政投资。而一些专家则表示, 宽带中国的进程关键还是在支持力度, 尤其是资金上。

韦乐平在一次公开场合, 稍显失望地表示, 宽带战略政府不大可能批资金。目前, 运营商在进行宽带部署时最大的障碍便是投资巨额, 但资金回收周期长。既然没有最关键的资金投入, 因此, 对我国宽带产业的发展没有太大的作用。

韦乐平还指出, 宽带是中国电信等运营商的“命根子”。尽管国家对宽带的推动力度小, 运营商依然会按照既定计划, 有条不紊地开展宽带部署, 只是部署速度慢很多。

对于宽带中国扶持的政策, 韦乐平认为可以归纳为多个方面:出台国家宽带发展战略, 制定宽带发展规划, 明确未来5～10年的发展目标和配套支持政策;制定针对性长远扶持政策, 如对西部农村宽带建设的财政支持和税收减免;实施光进铜退的免税政策等;政府直接按比例资助西部农村的宽带基础设施等。

仍需深刻理解宽带

宽带中国战略之所以出台缓慢, 业内人士认为, 除了各部委商议需要时间, 意见上有分歧外, 业界对宽带重要性的理解同样欠缺。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雷震洲表示, 时代赋予了宽带更深刻的内涵、更重大的历史使命, 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以往对宽带的简单定义:宽带是新一代信息高速公路、是ICT使能平台、是一种通用技术 (GPT) 、是一个生态系统、可在网络空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可拉动GDP增长、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等。”

世界正在从窄带走向宽带。雷震洲介绍, 迄今, 全球已有110多个经济体发布了宽带战略或计划, 还有22个经济体正计划近期发布。国际电联 (ITU) 也提出了新的全球宽带发展目标, 并呼吁所有经济体2015年都出台宽带计划。这充分说明发展宽带高度凝聚了全球共识。

令人庆幸的是,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 工信部部长苗圩提出, 今年要重点抓好宽带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尽快实施“宽带中国”战略, 实施宽带中国2013专项行动。目前, 发改委、工信部等12个部委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动“宽带中国”战略的制定。

战略政策 篇5

2.1拟建项目与相关规划的关系。

2.1.1我国政府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中通航内容

我国政府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中已把“低空多用途通用航空飞行器”列为了“重点领域”。并鼓励航空制造企业、境外资本、社会力量按照市场运作方式兴办通用航空维修企业、低空空域保障服务代理企业以及设立固定运营基地等；支持地方政府、关联产业部门以财政补贴、贷款担保以及贴息等政策手段调动各方力量投资建设通用航空产业基地（园、区）；鼓励通用航空企业发展航空旅游观光、广播影视、文化、体育、休闲娱乐等项目。

2.1.2民用航空“十一五”规划通航内容

2010年民航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建设民航强国战略构想引领各项工作，更加注重贯彻持续安全理念、确保航空安全，更加注重促进结构优化，更加注重改善运营质量，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创新，更加注重加强队伍建设，推动民航科学发展，努力完成民航“十一五”规划的各项目标，更好地发挥民航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作用。

充分认识通用航空在工农业生产、林业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改造和抢险救灾等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益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通用航空规模，优化发展结构。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通用航空管理法规和标准体系，积极采取政策措施，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施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发挥社会各方面兴办通用航空的积极性，鼓励投资通用航空机场及保障设施建设。大力扶持能源建设、环境保护、抢险救灾等公益性通用航空作业，积极配合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继续扩大农林(草)病虫(鼠)害防治、护林防火、飞播造林等传统作业。积极拓展通勤飞行、包机飞行、私用和商用飞行员驾驶执照培训业务，培育娱乐飞行、个人飞行等市场，满足公众航空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的需求。推动和规范经营性航空俱乐部的发展，促进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开展鼓励开拓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国际通用

航空市场。推动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创造宽松空域环境。

2.1.3上海市十一五规划通航内容

先进制造业发展重点: 航空航天。推进支线飞机研发、制造，开展干线飞机国际合作，加快通用直升机的规模制造。在应用卫星、运载火箭等领域形成若干产业群。

航空航天产业，大力推进新支线飞机研制，积极发展航空维修业和民用飞机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航天产业发展。

2.1.4 奉贤区规划

上海奉贤区结合自身“工业重区、滨海新城”的定位，依托现有资源重点发展以直升机为核心的航空器展销、维修、培训、飞行服务、航材贸易业务的通用航空产业，符合奉贤区“以消化、吸收、创新为核心，以招商引资为重点，大力发展凸显园区集聚功能、完善产业链的集群经济；发展以重点园区为载体、以优势企业为支撑的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三次产业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互动互补、同步推进，结构不断优化的产业发展体系”的产业发展总体要求。

利用奉贤区已有的工业、旅游资源，建设青村通航项目，是奉贤区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对于满足快速增长的通用航空市场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2.1.5 青村项目与相关规划关系分析

国际高新技术产业正加速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长三角地区正成为国际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发展通航产业符合上海市关于“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产业发展规划要求。

在上述规划中，都反复提出了:⑴、积极拓展通勤飞行、包机飞行、私用和商用飞行员驾驶执照培训业务，培育娱乐飞行、个人飞行等市场，满足公众航空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的需求。⑵、鼓励航空制造企业、境外资本、社会力量按照市场运作方式兴办通用航空维修企业、低空空域保障服务代理企业以及设立固定运营基地等内容。

通用飞机制造、人员培训、机场建设、机场服务及金融保险等相关产业都将直接受益于空域逐步开放带来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青村通航产业项目符合有关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要求，项目建设的目标及功能定位合理，符合与项目相关的各类规划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等规定，满足行业准入标准、优化重大布局等要求。

整个项目将采取边建设边招商的方式，引进直升机销售公司、直升机组装企业、航材贸易公司、维修企业、飞行培训企业、通用航空运营公司等多达数十种类型的企业，吸引大量的国际、国内投资，直接带动奉贤区机械、零部件制造、高科技研发、高端人才培养、旅游、餐饮、娱乐和商业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2.2拟建项目与相关产业政策的关系。

2010年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有关航空方面的部分内容： ㈣ 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

6.民用机场的建设和经营（由国有资产占控股或主导地位）

（十五）航天航空工业

1.民用飞机制造

2.航空发动机

3.航空机载设备

4.轻型燃气轮机

5.民用卫星制造

6.卫星有效载荷制造

7.卫星应用（由国有资产占控股或主导地位）

中国民用航空局把2009年作为了通用航空的“改革发展年”，由民航局拟定的《关于加快通用航空发展的意见》也将于年底前出台。

2009年10月17日以“推动低空开放，促进通航发展，加速产业聚集”为主题的中国国际通用航空大会在西安顺利举行。此次通用航空大会预示着我国低空飞行管理、应急救援体系建设、通用飞机市场拓展等热点问题已经提上日程，通航产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

据有关部门预测，通用航空，传统的农林作业、工业作业将有较大增长，旅游观光、短途客货运输、公务飞行、私人飞行、医疗救护、城市治安巡逻、缉私巡逻等将成为新的增长点。“十五”期间，通用航空年均作业量约63000 小时，2015 年市场需求将比2000年翻两番以上。到2020年，中国的通用航空飞机应

在1万架以上，达到发展中国家的最先进水平。

在上海及长三角地区，近年来世界500强企业大多数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大型企业单位包括私人购机的客户越来越多，世界著名的直升机厂家也纷纷考虑在上海建立自己的亚太总部或维修中心。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正阳机场投资公司的青村通航产业项目将开展直升机的托管、维修、销售，飞行培训，飞行俱乐部等业务，一旦直升机产业市场形成，将极大完善上海的城市功能，满足上海高端客户的通航需求，带动和促进上海直升机产业的发展经济增长点。

2.3拟建项目与相关行业准入标准的关系

《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民航总局令第176号）将通用航空经营项目分为：

Ⅰ甲类 陆上石油服务、海上石油服务、直升机机外载荷飞行、人工降水、医疗救护、航空探矿、空中游览、公务飞行、私用或商用飞行驾驶执照培训、直升机引航作业、航空器代管业务、出租飞行、通用航空包机飞行；

Ⅱ乙类 航空摄影、空中广告、海洋监测、渔业飞行、气象探测、科学实验、城市消防、空中巡查；

Ⅲ丙类 飞机播种、空中施肥、空中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空中除草、防治农林业病虫害、草原灭鼠，防治卫生害虫、航空护林、空中拍照。

2.3.1投资商：上海正阳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正阳通用航空机场投资有限公司从事通用航空机场投资、通用航空机场工程建设、通用航空机场经营管理。目前经营管理或参股、控股的通用航空机场有江苏泰州机场、浙江千岛湖机场、上海高东机场，目前在建的通用航空机场有上海青村机场、浙江杭州之江机场、江苏南京机场、福建福州闽侯竹岐机场，福建厦门五缘湾通用航空机场。

营业范围：机场投资（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场工程服务、管理，商务信息查询，仓储服务，日用百货零售。

2.3.2运营商：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是沪上经国家民航总局批准的甲类通用航空公司，以直升机飞行服务为核心，旨在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优质的私人飞行、商务飞行、生产性作业飞行以及与相关配套服务。公司目前拥有直升机19架，飞行人员16名，其中特级飞行员3名，教员6名，机务人员16名，平均飞行时间超过4,000小时，航空机务工程人员30人。

营业范围：航空器代管业务、出租飞行、直升机引航作业、直升机机外载荷飞行、医疗救护、航空救援、海洋监测、空中巡查、空中广告、航空护林、航空喷洒植物生长调节剂、航空拍照、航空运动训练飞行、航空表演飞行、个人娱乐飞行、私用驾驶执照培训。

2.3.3运营商：北京中美洲际直升机投资有限公司

专业代理欧美著名直升机厂商生产的各种型号的直升机在中国的展示销售业务，并为中国政府、事业单位、企业单位、通用航空企业以及个人提供与直升机航空相关的咨询、售后、商务计划以及运营等服务。

营业范围：项目投资、销售航空器、航空材料、维修航空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上海市青村通航项目由上海正阳机场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建成后将直接引进北京中美洲际直升机投资公司和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组织入驻，同时积极对外招商，引进其他通航公司。

北京中美洲际直升机投资公司销售展示飞机，主要承租销售展示区、办公用房和配套生活用房；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经营通航业务，承租飞行区、机库、办公用房和配套生活用房等物业，同时培训中心定向出租给上海金汇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战略视角 篇6

为了平衡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不断产生的贸易摩擦，中国政府决定开始第三次大规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企图利用最直接的政策手段来打压有增无减的贸易顺差。近些年持续的贸易顺差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却也带来了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国内经济压力。因此，治理国内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就变成眼前的重点性政策方向。

由于历史的多重原因，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性增值税体系，在生产过程就已经征收增值税，而欧美发达国家采用的则是消费性增值税体系，增值税只有进入流通之后才征收。本来两种税收体制相安无事，各自征收各自的税负，但是一旦进行国际贸易，这时候就出现了优劣之分:征收生产性增值税国家的企业吃亏了，因为他们往往被征收双重的税收。为了公平起见，征收生产性增值税的国家和征收消费性增值税的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需要退回生产性增值税，以让本国的商品以不包含国内税的价格进入国外市场，避免双重征税，在理论上是完全站得住脚，也符合国际贸易的一般性惯例。而且，这对于处于产业链下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直接进入发达国家的竞争市场的一把利器。可以想象，对于那些只有微薄利润空间的初级产品，一旦再加上双重的高额税负，已无竞争力可言。此时，即使有再大的定价权也是徒劳的。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这些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大，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对出口企业的退税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反之如果我们出口产品具有很高的技术附加值，对方市场的竞争程度也不太高，那么我们甚至可以取消这部分用紧张的中央财政换来的退税制度。但从目前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来说，似乎刚好相反，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品实行低退税，甚至取消，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却实施高退税。本来这样的制度安排的确会有利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难免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而且也牺牲国内中小企业的利益。当然，如今的制度安排是基于发展的视角，以其他企业的利益来激励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出口贸易过快的原因，还不如说是我们自主创新的先进制造业过于落后的原因，缺乏高预期回报的投资机会，没有办法有效消耗掉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流动性过剩问题，房产股市的泡沫、通胀以及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现象也就如影随形，成为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经济通病。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的政策导向也会更加明确。而且，从目前的财政状况来说，政府完全有实力通过鼓励科技创新来有效消化掉经济增长过程的各种流动性过剩问题。

出口退税的下降无疑增加了很多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再加上目前国内通胀所造成的原材料成本上涨，还有劳动力成本也不得不提高，使得很多的企业濒临着停产、破产的边缘。但是我们的视野似乎应该更加广阔一些，乐观一点。历史上很多经济奇迹的确是在重重困难中倒下，但是更多的奇迹却正是在这些危机中杀出一条血路。

战略政策 篇7

笔者认为美国的“后南海政策”与全力推动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TPP)一样都充当着“重返亚太战略”的抓手和着力点的作用,但与TPP不同的是“,后”南海政策是美国为维护其全球战略在亚太地区实行的一种霸权行为的表现。

一、“后”南海政策出于美国维护其自身利益的需要

南海是通向印度洋和中东、欧洲的海上交通必经之路,对于海上强国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南海承担了世界海洋运输的三分之一的运输量,与战略意义极为重要的马六甲海峡相连,马六甲海峡是美国海上运输和进入印度洋的主要通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中南海充当一个关节点的作用,其军事调动和军事物资的运输必须以南海为支撑点和枢纽。美国必须维持南海问题的现状,才能维护其海上运输的自由航行(这种自由航行是美国自己定义的自由航行,事实上不论美国是否插手南海争端,其海上运输的自由航行均不会受到影响)。经济利益上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公司与其他公司在参与南海的石油开采中有巨大的商业利益。20 世纪90 年代美国的跨国石油公司便将目光聚焦在南海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的蕴藏量,与南海周边各国合作进行油气资源的开发。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康菲石油公司以及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大型跨国石油公司先后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等国通过“国际投标”等方式获得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权,这些石油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往往能够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美国在南海争端中由中立转为参与其中来维护其本国的商业利益。不仅如此,南海周边分布着东盟的主要成员国,近几年来东盟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被誉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市场,吸引了包括美国、中国、欧盟和印度这样的重量级经济体加强与其经济贸易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东盟在2002 年成为美国的第二大海外市场,美国也一直充当着东盟主要出口市场的角色。在美国全力推动的TPP战略中有四个东盟的成员国,由此可见东盟对美国的巨大经济利益。因此,南海对于美国不论在经济利益还是战略利益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海洋的战略意义愈显重要,中国的海洋战略也逐渐由浅蓝走向深蓝,美国认为其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来自中国的严重威胁,因此,必须调整南海策略以维护自身的利益诉求。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在南海一系列的动作包括巡航南海、军演、参与南海石油开发等都是逐步推进的,并不是一步到位,由此可见美国涉足南海并不是毫无顾忌的,也担心因过激行为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后”南海政策的逐步推进,使美国政府既可以达到“温水煮青蛙”的效果,在一步一步的推进中实现其最终的战略目的,也可以试探中国的底牌,根据中国的应对措施和实际行动探明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可容纳空间,及时调整“重返亚太战略”的步伐以实现其战略利益最大化。

二、美国的“后”南海政策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

遏制中国是美国21 世纪全球战略的“主旋律”,通过南海争端遏制中国的发展,无疑会起到立竿见影和一举多得的效果。2012 年10 月14 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辩题为“21 世纪属于中国吗?”的芒克辩论会,基辛格博士认为中国在21 世纪将会受制于国内丛生的经济问题和复杂的周边外交关系而无缘主导世界,显然南海问题位列其中。笔者认为“后”南海政策可以从三个方面起到遏制中国的效果。第一,南海是中国海上贸易的门户,是中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桥头堡,南海问题的解决,直接决定了在21 世纪的海洋时代中国能否取得足够的话语权。美国通过实行巡航南海常态化和石油天然气公司参与南海的石油开采等政策直接参与到南海争端当中,将会造成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的解决上投鼠忌器,加大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困难程度,南海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将很难走出内陆、走向海洋。第二,美国在南海不断刺激中国,其自身利益不会受到较大的损失,而中国的每一次应对措施都会牵动南海周边各国敏感的神经,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声音”受到南海周边各国的高度关注,并且中国的应对之策将会对南海争端产生“蝴蝶效应”,加重南海周边各国的不安和恐惧,其结果将会是它们或团结起来联合抗衡中国,或倒向美国以增加与中国抗衡的砝码,使南海问题的解决更趋于复杂化。第三,美国在南海“小动作”也受到中国国内普通百姓的高度关注,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缺乏全面和理性,出于逞强好胜的心理,加上部分美国背后支持的反政府组织的舆论引导,很容易产生政府在该问题的处理上过于软弱的观点,在美国连续不断的“小动作”下,国内将会很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加重国内问题的处理难度,更有甚者举行游行示威以逼迫政府作出强硬姿态,中国政府在国内外舆论和复杂的周边环境影响下采取的措施难免有失偏颇,加重周边外交关系的处理难度。

三、美国的“后南海政策”会拉近与东南亚国家及日本的关系

近几年来中国在南海打出的一套“组合拳”包括执行南海禁渔令、填海造岛、向南海海底投放主权标志以及在南海举行军演等行动,加深了周边邻国的不安和恐惧,像菲律宾、越南等这些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端但自身实力无法与中国抗衡周边邻国,美国的撑腰无疑会获得他们的好感,同时增加他们挑衅中国的底气。2012 年4 月10 日菲律宾海军侵入中国黄岩岛海域,非法抓捕中国渔民和扣押中国渔船,中菲黄岩岛之争拉开帷幕,菲律宾在与中国的争端中希望借助《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置身于美国的保护伞之下,不惜出让主权换取美国的驻军,因此美国的“后”南海政策完全符合菲律宾的诉求,据凤凰卫视消息,针对美军战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 海里范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27 日表示欢迎,并称菲方将为美军航行南海提供后勤支援。对于与中国无南海领土纠纷的东南亚国家比如新加坡、老挝等国,他们也担心因中国的崛起打破东亚地区的区域平衡,需要美国通过南海问题涉足东亚以遏制中国的发展,维护地区平衡,实现其“大国平衡战略”,正如2009年10 月27 日新加坡“国父”、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华盛顿“美国—亚细安商业理事会”庆祝成立25 周年晚宴演讲中提到,中国的崛起将会使亚洲地区的秩序重新洗牌,新加坡的共识是需要确保美国在东亚不可替代的地位来使中日韩印等国在日益复杂的战略关系中找到最具安全、稳定和影响力的位置,李光耀的申明无疑符合东南亚国家各国的战略诉求这是其一;其二,在中国政府积极的周边外交政策以及作为世界经济的强大引擎的吸引力下东盟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又快又好发展,东盟“10+1”的顺利开展,东盟“10+3”和东盟“10+6”谈判的相继进行,无疑会加速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美国所不希望的。美国必须通过南海争端增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分化瓦解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关系,实现其全球霸权主张。

一直以来日本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从未平息,近几年来随着安倍政府的上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第一,日本在钓鱼岛问题的争斗中迫切希望美国的支持和参与以增加抗衡中国的砝码,自2010 年钓鱼岛事件以后,美国一改以往模糊的中立政策,高调介入钓鱼岛问题,并通过美日军演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的“后”南海政策通过领土争端也变相地支持了日本,分担了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注意力。第二,南海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作为海上大国的日本,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不愿看到南海被划入中国的版图之中;从历史角度和国际海洋法的角度来看,南海确实属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在这一点上日本和美国有相同的利益诉求。综合以上两点,日本乐于见到美国参与南海争端。

南海问题随着美国的参与更趋于复杂化,本来就跌宕起伏、貌合神离的中美关系也因为美国的“后”南海政策受到严峻考验。拉森号军舰巡航南海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监视、跟踪和警告,外交部长王毅更是在中日韩研讨会期间奉劝美方三思而后行,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无事生非,中国政府的强势回应出乎美国政府的预料,美国政府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措施应对?中越南海冲突、中菲黄岩岛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等会不会因为美国的“后”南海政策再起波澜?面对复杂多变的南海局势,中国政府应如何长远布局?这些问题将伴随着中美的大国博弈将持续牵动南海甚至全球的秩序。

参考文献

[1]何志工、安小平: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影响[J].当代亚太,2010(1).

[2]吴莉莉:关于美国在南海问题新变化及中国对策的探讨[J].南方论刊,2011(9).

[3]张学昆: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现状、动因及趋势[J].和平与发展,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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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亨利·基辛格:舌战中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6]曾勇:国内南海问题研究综述[J].现代国际关系,2012(8).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政策研究 篇8

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和主要任务。《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将上述7大产业加快转变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2012年《“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针对7大产业制订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线图,指出到2020年,力争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先导产业。国务院及各部委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从内容上划分,主要包括培育市场、扶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加大财税金融支持、促进国际化发展、完善配套支撑及其他。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地区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从其战略性来讲,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在区域经济中具有战略地位,具有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经济发展支柱的可能性,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其中,新兴的“新”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兴”是指技术的先导性,产业的辐射性,经济的带动性,发展的可持续性,占领竞争制高点的可能性;而“产业性”,即把新技术新材料产业化,使之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既包含了同一产业链环节的新兴企业及其配套集合(即横向集群),也包含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新兴企业及其配套集合(即纵向集群)。相对于传统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除了地理临近性特征外,还具有显著的创新驱动、知识溢出、产业放大和技术不确定特征。从实质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是单纯的创业企业家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不是单纯的科研机构之间的技术网络,也不是单纯的产业内部的企业间关系,而是一种涵盖了战略性技术研发、新兴技术产业化、新兴产业网络化整个过程的具有知识传播、动态循环和创新扩散的组织间关系网络。

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产业集群具有市场前景广阔、资源消耗低、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等特点,既可以对当前调整产业结构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更可以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不仅是世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和实现经济转型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快速实现经济布局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至关重要的国家战略决策。近年来,为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在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发挥政府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中的引导作用,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已初步形成了相互协调和促进的政策体系。

二、文献综述

目前众多学者针对全球及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及存在的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Henry Ergas指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兴产业的技术政策导向主要可以分为任务和传播导向两种[1]。Arestis和Beck验证了政策性金融对于新兴产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支持作用[2,3]。陈洪涛、陈劲等从国家政治制度结构的视角介入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不同的政策导向将影响到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4]。薛伟贤等根据高技术产业集群中新企业衍生基础和方向的不同,将高技术产业集群分为卫星平台式、中卫式、大企业式、链条式以及空间虚拟式5种模式[5]。根据模式的定义着重解释每种模式的组织结构,从集群运行方式、集群内产业价值链特征、企业类型、企业衍生方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以及区域市场结构等方面分析了各种模式的特点。朱瑞博指出在第五次技术革命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转折的关键期,中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取向是要把握技术经济新范式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式创新网络,实施产业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战略,形成产业资本主导金融资本的有机耦合系统[6]。丁魁礼等认为传统产业集群理论发展已经趋于成熟,创新集群将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7]。刘志阳、程海狮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内的一些新兴企业或机构发挥示范、辐射作用,吸纳这一地理区域内的相当数量的战略性新兴企业加入并逐步形成一个集群。从创业逐步扩散的视角,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分为衍生式、裂变式和复制模仿等步骤[8]。沈志渔、李扬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规律,并在阐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集群进行分析比对,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9]。刘铁、王九云提出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存在产业领域过度趋同的问题,需要从政策层面完善国家体制机制[10]。顾海峰以生命周期理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业态演进为切入点,从政策性直接金融层面、政策性间接金融层面设计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金融支持政策[11]。肖江平强调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对于培育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分析了发展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建议[12]。刘志阳、姚红艳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因其创新驱动、知识溢出、产业放大和自我升级特征而成为新兴产业发展初期的主要培育模式,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政策应该由市场来主导,政府不要走入制定定向性扶持政策的误区,不能只把新兴产业集群当做封闭和静止的一个系统,更不能有脱离区域实际抢抓快上的做法[13]。孟玉静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充分利用地理集中性产业集群的优势,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方式转变[14]。李奎、陈丽佳比较了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和扶持政策上的不同侧重点,分析了我国主要省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选择上的异同,并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双螺旋模型,并根据该模型衍生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政策体系的钻石模型[15]。

综观相关文献,已有研究多从理论视角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的作用,而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与政策进行定量实证研究,并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产业集群政策主体合作与协同关系,这对发现政策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产业集群政策分析

为定量分析国务院及各部委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及政策,本文以2006—2012年为研究时段,将政策来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2006年—2012年9月出台的政策文件,来源于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2013》[16];第二部分是2012年10月—2012年12月出台的政策文件,来源于国务院及各部委的官方网站。在统计各年份的政策数量中(见图1),按照政策工具的不同表现形式,将政策文件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16,17]3种。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表现为政策对科技活动的推动力,指政府通过对人才、技术、资金、公共服务等支持直接扩大技术的供给,推动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环境型政策工具表现为政策对科技活动的影响力,指政府通过目标规划、金融支持、法规规范、产权保护、税收优惠等政策来影响科技发展的环境因素,从而间接影响并促进科技创新和新产品开发;需求型政策工具指的是通过政府采购、贸易政策、用户补贴、应用示范、价格指导等措施开拓并稳定新技术应用市场,以拉动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梳理结果如图2所示,国务院及各部委出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中,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数量最多,共137项;其次是供给型政策,共89项;需求型政策最少,仅45项,这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由于我国大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尚处在萌芽发展期,技术路径不确定、创新成本高、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市场需求不明确、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通过颁布环境型政策和供给型政策,集聚产业要素,优化产业环境,对于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图1及图2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中,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数量较多,这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发展初期有关。由于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特点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也不完全一致。

为描述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主体的合作与协同关系,本文运用网络可视化图谱技术和结构指标对2006—2012年的政策主体合作网络的动态演变进行分析。由于2010年《决定》出台,首次明确描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发展重点,因此以此为界限将国务院及各部委政策文件的分析划分为两个阶段:2006—2009年阶段,《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颁布后,国务院及各部委主要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域发布了相关创新政策;2010—2012年阶段,《决定》颁布后,国务院及各部委针对《决定》提出的7大重点领域发布了一系列产业发展相关政策。2006—2009年阶段、2010—2012年阶段的政策主体合作网络图谱如图3、图4所示,其中,样本数量网络节点越大表示度越大,即与该主体联合颁布政策的主体越多;连线越粗表示联结频次越高,即两个主体间联合颁布政策数量越多。

从图3和图4的对比可以看出在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主体合作网络演变中,网络结构优化与主体的政策职能提升相互促进。与前一阶段相比,2010—2012年阶段联合颁布的政策所涉及的主体数量减少,但合作颁布政策的次数增加,这说明以部分节点为核心的政策主体之间建立了稳定良好的合作关系。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且在2010—2012年阶段国家发展改革委侧重合作强度的提升,科技部由于政策职能的增加侧重合作机构的增加。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与发展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国务院及各部委发布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产业集群的战略及政策进行分析,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总结得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建议如下:

1. 着力协调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当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必须采取宏观调控进行干预,同时,政府的宏观调控也应该随着市场的条件和结构等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发展或者是单纯依靠政府政策培育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协调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中之重。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集群内部企业利益共享和创新驱动,所以其必须是“市场”的,但这种利益联动只有是持久的,才能在本地本区域持续健康发展,因而其离不开政府协调作用的充分发挥。而且,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多处于产业发展的初期,规模较小,内部结构不合理、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尤为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利用市场的供求规律、资源约束、利益诱导、市场价值等引导产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还需要政府介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其进行干预和多方面的引导,充分发挥政府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健康快速地发展。

2.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创新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指标,不是简单地看产值、规模和利润,更重要的是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含量。因此,政府必须把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培育作为政策支持的出发点和着重点,加快产业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形成良好的创新动力机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创新能力,首先应该重视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尤其是应用基础研究,突出问题导向,围绕企业在市场中遇到的问题,开拓思路,超越传统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不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竞争能力。其次,政府应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智力优势,强化市场导向和利益共享机制,推动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政府还应发挥宏观政策引导作用,加强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激励,缩短科技成果的转化周期。再次,政府应积极推动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三者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快速形成,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创新对象、创新方式、创新成果的运用均应由企业自主决定。同时,充分发挥公共技术平台的作用,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培养。运用市场机制和利益纽带,创新合作方式,实现资本和科技的全面联合、风险共担、“双赢”发展,深化政产学研合作,推动创新系统多要素协同创新,强化区域集群创新,这种创新体系的形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和发展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 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投融资环境

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与启示 篇9

一、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 凭借出口补贴促进出口、关税限制进口等政策手段, 扶持本国战略部门, 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从而在这样的贸易干预中把利润从外国转移到本国企业使本国获利的一种“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克林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体现在“管理国际贸易的理论”上, 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国际贸易体制, 扩大出口是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关键。

(一) 不断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贸易政策和战略

1993年9月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 以推动美国经济从内需主导型向外需主导型的转变。为美国企业扩展国际市场, 加强其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通过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采取的措施包括开发“新兴大市场”, 减少政府对技术领先产业的出口管制, 提供贸易融资, 提供贸易咨询等, 将出口的重点集中于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信息、生物工程及服务业等产业。

(二) 积极开发和应用高新科技, 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定“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和“全球信息基础计划”, 以保持美国在信息处理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1997年2月, 克林顿政府又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 进一步把信息产业作为垄断世界市场的根本措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企业经营方式, 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提高了其综合国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 积极利用政府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为其扩展国际市场

克林顿贸易政策重点是减少其贸易伙伴的关税壁垒, 为本国的商品和劳务出口打开市场。其充分利用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 积极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边贸易体制。克林顿政府所强调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从长期看比贸易保护和孤立主义是更好的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的途径。”同时, 其政府通过自身控制的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 迫使一些国家开放市场, 强调“美国将继续向外的国际主义政策承担义务, 而国际主义政策也要求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保持自己的市场继续开放。”

二、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

1993年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来, 美国虽然推动了其外贸的发展, 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 经济快速增长并增加了就业, 扭转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的进程,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在美、欧、日三极力量对比中的地位, 提升其经济竞争力。但是, 也带来了本国净福利损失, 恶化了贸易条件。

(一) 贸易出口总量不断增长, 世界市场的占有率逐年下降

在过去两个政府的16年里, 美国国际贸易取得了快速增长。1993-2000年克林顿政府期间贸易出口额由6428.63亿美元大幅度增加至10705.97亿美元, 增幅高达66.5%, 随后放缓, 然后大幅增长到2008年的18357.85亿美元。美国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 从1993年的9.7%上升到1997年的11.3%, 随后下降至2003年的9.3%, 又逐年回升, 2008年已达12.8%。与世界出口相比, 其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从1993年13.5%下降至2008年8.8%。1994-2008年美国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7.4%, 与全球年平均10.6%的出口额增长率相差3.2个百分点。

(二) 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 商品贸易逆差日益扩大

两届政府都大力出台了各项政策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出口战略》主要针对战略性产业, 提出一系列扶持政策。布什政府延续前政府的措施, 并强调要进行技术革新, 强调新环保能源开发。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美国取得迅猛发展, 美国在电信、半导体、汽车等高科技领域恢复了劳动生产率的领先地位, 创造了所谓“新经济”神话。美国总统办公厅科技政策办公室公布了第3个美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 报告表明, 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为高科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同时, 新技术的开发与技术竞争地位的改善, 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一技术贸易大国。1993年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产值为4871亿美元, 到2000年已突破10000亿美元, 随后回落, 到2007年再度突破10000亿美元。总产值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7.3%, 提高到2000年的10.2%, 截至2007年的7.9%, 年平均水平为8.4%。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美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通过技术溢出效应, 对其他相关产业辐射并扩散技术和管理诀窍, 带动了各相关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协调发展, 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和就业的增长。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商品与服务贸易也快速增长, 服务贸易额基本维持, 近两年增幅较大;商品贸易逆差逐年扩大, 虽然前期基本保持, 但2000年开始逆差较大。因此, 贸易总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国际贸易的长期逆差, 主要是商品贸易的逆差, 1993年的贸易赤字为703.11亿美元, 后逐年递增, 2006年贸易赤字为7532.83亿美元, 近两年赤字有所回落。

(三) 经济持续增长, 经常项目赤字逐年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美国重新获得了在未来工业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对外贸易的强力推动下,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1993-2008年, 美国GDP增长了55.4%, 年均增长2.97%, 大幅超过主流经济学家公认的2%的年增长速度。克林顿政府时期, 增长了30.3%, 年均增长3.71%, 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的3.40%;布什政府时期, 增长了18.34%, 年均增长2.23%, 但是比世界同期低了1.73个百分点。美国GDP年均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发达国家和日本 (见表1) 。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整理

随着GDP的增长率的提高或放缓,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美国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见图1) , 赤字占GDP的比值走势与经常项目走势相似。1993-2008年, 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3%上升到4.7%, 年平均比重为3.6%。

(四) 就业市场状况良好, 净福利损失严重

《国家出口战略》提出了一条公式:出口=就业。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00年出口部门将支撑近1600万个就业机会, 其就业回报率将比平均水平高出30%。截至2007年, 美国总体就业人数为14605万人, 新增就业人数为2579万人。1993-2007年, 平均每年新增183.7万个就业岗位。2000年, 失业率冲破普遍认可的6%的正常界限, 回落到4%以下。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整理 (单位:亿美元)

波特国际竞争优势都包含了共同点:重视一国 (地区) 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和长期盈利能力;竞争力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增加和实际国民收入的提高。然而, 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需要美国支付昂贵的费用, 通过对某行业的补贴使一些人受益, 是对国家财政收支的再分配, 它是以牺牲其他行业的利益为代价的, 而且深受其害的是使用其产品的国内消费者, 当消费者福利的损失超过生产者利益的增进, 国家净福利恶化。例如,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进行系统研究, 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CGE) 测算出1991年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给本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达15.9亿美元, 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0.03%。伽拉维 (Gallaway, Blonigen&Flynn, 1999) 等运用相同方法再次考察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总体福利效应, 发现1993年名义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达2.09亿美元, 但考虑到许多出口商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成功地在行政复审中降低了倾销幅度, 减少缴纳反倾销税, 从而将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转化为出口企业的收入, 反倾销反补贴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在20-40亿美元。通过分析表明, 反倾销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政策措施, 一个合理的解释即特定利益集团的作用。

(五) 恶化贸易伙伴的贸易条件, 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促进国内的出口, 还深及诸多贸易伙伴的进口。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冲击下, 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小, 利润越来越低, 比如技术壁垒的冲击。一方面, 设置许多进口手续, 并产生相关费用, 导致贸易伙伴进口美国成本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 成本上升, 竞争力下降, 经营效益降低, 使企业贸易收益降低, 贸易条件恶化。例如, 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 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 最终中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 但在配额时代结束的第一年, 中国纺织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纺织品自由贸易释放的市场空间, 却仍要受主动配额的约束。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 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 不利于中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向增强, 破坏贸易自由化秩序。例如, 战略性贸易政策大量使用R&D补贴、信贷优惠、税收减免、生产补贴以及低价外销或进行外汇倾销等政策工具, 势必引起有关国家的强烈反应, 并加强相应的贸易保护措施。这将把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向更高的水平, 加剧国际贸易领域中的矛盾和斗争, 恶化国际贸易环境。比如, 近年来欧盟诉美国《外销公司法》案, 就是美国贸易伙伴对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烈反应。

三、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取得经济增长及就业增加等成就, 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当时美国处于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信息完备, 政府能高效地进行独立决策, 经济实力雄厚, 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干预。科技虽然稍微落后于欧洲, 但相对于世界水平仍然是处于发达地位。它保护的行业具有规模经济, 而且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 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扩张。这些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可能具有的。然而,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 发展中国家有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 发达国家有资本和技术丰富的比较优势。目前发展中国家实力增强, 如果再运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制定贸易政策, 将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更加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提升经济地位。因此, 中国在制定贸易政策, 改善贸易现状时应韬光养晦, 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 遵守WTO规则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不恰当实施会遭到贸易伙伴国的报复, 加剧贸易摩擦, 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不友好。根据博弈论的研究成果, 如果有两个国家对相同的战略性产业实行对等的扶植政策, 必然会引发过度竞争, 导致“囚徒困境”的出现, 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就无法有效地推行。所以, 中国应在WTO的原则框架内, 在不断开放市场的同时, 加强外交与谈判, 促使他国取消对华不平等待遇, 减少贸易摩擦, 开放市场, 放开对华出口限制。建全外贸预警机制, 及时预料别国贸易政策的变化,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努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推动全球化进程。

(二) 优化产业结构

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 尽快扭转中国R&D经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局面, 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动力, 鼓励企业多出口高技术含量的和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 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培育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产品, 实现更多的规模经济, 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逐步处于有利的位置, 利用国际贸易推动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 提倡环保, 节约能源。提供财力支持科研项目, 开发新产品, 促进出口, 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三) 优化外贸环境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政府必须提高决策效率, 提倡科学公平决策, 摆脱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政府应与各行业协会紧密结合, 建立行业信息网络, 及时搜集和发布国内外同类行业信息, 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提高政府对出口的服务职能, 简化现有的出口手续。联合各大银行, 对企业出口提供融资支持。

(四) 灵活运用政策

金融危机下, 中国产品和企业面临“走出去”的严重困难。产品不能销售就转内销, 国内市场竞争加剧, 企业利润下降, 失业人数增加。因此, 要灵活运用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措施合理保护国内产业, 制止外国企业在中国的不合理行为。继续运用出口退税等关税措施鼓励企业和支持产品走出去。

(五) 发展服务贸易

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对促进一国国内服务产业面向国际市场, 参与国际分工、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有着重大作用。中国目前服务贸易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已经凸显。政府应高度重视发展服务贸易, 把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产业设为战略性服务贸易产业, 给予保护政策和资金支持。优先发展国内的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行业, 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 增加贸易附加值。

摘要：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自1993年实施以来, 经历了克林顿和布什政府。伦敦《经济学家》称克林顿时期为“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扩张”。这期间美国贸易出口总额大幅度上升、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就业市场良好、国际经济竞争力提高等, 这些发展都离不开两届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中国国际贸易却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口大幅度萎缩, 面临严峻社会形势。文章通过分析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效,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得出关于完善中国国际贸易政策的注意事项。

关键词：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管理国际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启示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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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政策 篇10

(一) 总体来看。多年来,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东部地区一直是领跑的火车头, 无论是其经济总量还是增长速度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就目前全国经济总量而言, 东部地区仍然占据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2013年东部地区的GDP占全国的比重仍高达51.2%, 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7倍, 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总和的53.3%, 在全国区域经济版图上居于龙头地位。从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看, 区域发展格局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变化。特别是2008年以后,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开始加速, 2009年,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比东部地区分别高出1.9、2.9、0.9个百分点, 2010年, 三大地区增速继续快于东部, 中国经济的发展重心开始向中、西部转移。2013年,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偏大, 区域经济增长的格局除东北地区出现了整体性增长乏力的疲软态势外, 继续呈现出清晰的“西高东低”走势, 西部、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达到11.2%和9.3%, 超过东部地区8.9%的水平, 继续保持追赶的发展态势, 而东北地区经济2013年增速整体大幅放缓, 仅为7.9%, 居四大板块最末一位。见表1。

资料来源:根据2013年国家及各省公布的经济社会统计年报数据计算。

(二) 从区域发展的具体情况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迅猛, 反映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向好的转变态势。截止到2013年, 根据各省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各区域的发展情况如下:东部地区除了天津以12.5%的增速和贵州并列全国第一, 北京、上海、浙江的全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7%、7.7%、8.2%, 增速明显放缓, 北京、上海并列全国经济增速倒数第一位。与此不同的是, 贵州、重庆、云南和西藏等西部省份全年经济增速分别达12.5%、12.3%、12.1%、12.1%, 贵州与天津并列全国第一, 重庆以12.3%的增速居于全国第二, 云南和西藏以12.1%并列全国经济增速第三位, 表现十分突出。中部地区2013年全年经济增速均维持在10%左右, 其中安徽表现比较抢眼, 增速为10.4%, 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经济增速均为10.1%, 都超过了东部地区8.9%的平均水平。东北地区经济在2013年出现了整体滑坡现象, 除辽宁8.7%的增速稍高一点外, 黑龙江、吉林经济增速分别是8.0%、8.3%, 位居全国经济增速倒数第二、四位。另外, 从几个核心经济运行指标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反映的情况看, 几个地区各有特点。但总的来看, 东部地区一枝独秀的局面有所改变, 例如, 固定资产投资额最高的省份是东部地区的江苏省和山东省, 分别达到35, 983亿元和35875.86亿元, 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慢的省份同样也在东部地区, 是上海、北京, 都低于10%以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快的省份集中在西部地区, 是重庆、新疆、西藏、贵州等, 均在30%左右, 重庆、新疆分别以31.5%、30.2%领衔全国第一、第二名, 西部地区追赶态势强劲。

二、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形成的政策因素分析

随着深入实施改革开放,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出现了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环境污染不断恶化、社会冲突突出等问题,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被提到了重要的战略层面。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形成了东、中、西、东北地区等“四大板块”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相结合的政策架构, 这两个战略共同构成当下中国区域发展的完整战略格局, 对中国实施有效的区域调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 “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为基础。自1999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随后“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2003年) ”,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2006年) ”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陆续出台,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 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依据四大板块的空间架构, 提出了“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推进东中西良性互动”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现在“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区域经济格局的基本架构, 从区域政策实施效果来看, 这种划分对不同地区解决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中西部地区解决贫困落后问题, 东北地区解决萧条问题, 东部地区解决转型问题提供了很大帮助。这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主要的区域格局形态, 成为协调区域发展的主要着眼点和落脚点, 也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空间依托。

(二) 遍布全国的区域增长极为重点。近些年来, 国务院相继出台或批复了一系列区域发展举措和区域规划, 这些措施是对区域总体发展战略落实的具体化, 形成了东部沿海“三大 (包括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五小 (包括辽宁沿海、山东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区、江苏沿海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经济圈和中西部八大核心地区 (带) 为增长极的空间格局。在鼓励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的方针下, 沿海地区“三大五小”的格局已连成一条完整、流畅的经济发展链, 辐射和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 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 2007年12月14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9年6月25日国家正式发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 2010年1月安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专业示范区获批, 2011年3月成渝经济区、2011年9月28日中原经济区也分别获得国务院批复等。在这一轮区域政策的强力实施下, 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一批新的增长极, 主要有成渝、哈长、关中天水、中原经济区、长株潭、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经济区等, 成为中国内陆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 多元化分布的特色战略为补充。建立在“四大板块”基础上的区域发展划分方法, 根据各区域具体特点和发展问题, 形成了各有侧重的区域发展布局, 但也存在一些发展不协调、不科学等问题, 为了弥补这种区域发展总体格局战略出现的缺陷, 国家区域战略和政策区域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区域战略和政策。从2005年到2014年11月, 国务院陆续发布或批复了50多个带有国家区域战略意义的规划和文件, 大的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 》, 小的如《横琴总体发展规划》, 主要是立足于特定地区战略特点的考虑, 形成了增长极之外的“次增长极”。另外, 中央还加大了对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 这表明我国的国家区域战略越来越具有目标针对性和区域适应性。

三、未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变化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新情况, 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阶段性新特征,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政策增添了一些新内容, 这些都会给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带来新变化, 产生重大影响。

(一) 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将由“向东开放”为主, 转向东西并重的全方位的“两翼开放”新格局, 将给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带来重大影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我国实施了“向东开放”的战略, 我国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在经贸领域展开了全面而成熟的合作, 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当前, 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重返亚太”, 对全球格局产生新的影响, 中国目前向东为主的开放格局受到严峻挑战。当越来越多的中东、中亚和南亚 (甚至包括中东欧) 国家“向东看”之际, 居于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应更多关注自己广阔的西部疆域和位于中国西部的众多国家, 中国也需要以“向西看”和“向西走”予以回应。在这样的背景下, “向西开放”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

当前, 我国实行向东向西并行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 形成东西互济、陆海统筹、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这一战略转变必然会带来国内开放布局由单一沿海向东开放转为向东西两翼开放, 面对国际区域性合作的新领域, 越来越多的中东、中亚和南亚 (甚至包括中东欧) 国家将带给我们新的经济合作、发展空间, “向西开放”对于西部地区毫无疑问有近水楼台之优势, 抓住这一发展机会是其必然选择, 国内区域发展格局必然会产生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变化趋势。

(二)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仍将继续维持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势头, 经济增长更多由依靠外需向依靠内需转变。中国整体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 更加注重科学、可持续发展, 这些无疑都会对不同地区的增长带来更为不同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可以依靠自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潜力获得较高的增长速度, 可以利用其在开拓内需方面更为便利的区位条件, 利用其产业和产品结构与国内市场需求更为一致, 在区域增长格局中继续保持现有的增长态势。东部地区则相反。

2011~2013年, 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了三个转折性变化:第一,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 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 城乡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第二, 2012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投资,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步提升;第三, 2013年GDP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为46.1%,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43.9%的比重, 成为第一大产业。在此条件下, 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过去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比较优势在逐步减弱, 转变发展方式, 调结构、扩内需, 走创新驱动型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 这将为东部地区发展实现新的飞跃提供机遇。但是, 在广大内陆省份, 特别是人口众多的中部地区, 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和转型的速度慢于东部地区, 城镇化水平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消费贡献仍低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迫切需要发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所蕴含的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交通通讯等基础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累积性效应开始显现。长期以来国家对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进行持续大量投资, 使得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际轨道交通为主的快速交通方式和江海联运网络得以形成, 不同地域间流动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要素资源快速输送成为可能, 这改变了我国以往相对静态的区域发展格局, 成为重塑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新选择。

以高速铁路为例, 以高速铁路网络为代表的新一轮交通模式升级, 将促成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高速铁路使得全国市场更易于一体化, 在东部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可以以枢纽机场与轨道交通网络 (包含三个层次:跨区域的国家高铁干线、区域内的城际铁路网络和都市区的地铁网络) 形成的组合, 为半径高达500~800公里的区域内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服务产品, 形成全国高端服务业市场, 这将为中国经济全面提升提供实现的基础, 从而建构起参与全球分工的新布局。而与其相联系的、广大的中西部经济腹地, 可以通过建立起服务与被服务、整合与被整合、配置与被配置的产业关系, 使得原来次区域的城市和地区服务功能不断升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高速铁路网的形成和江海联运网络的形成, 可以整合全中国的资源, 使更多、更广的地区参与到全球竞争中去。

(四) 近期国家提出的几个重要发展规划, 对未来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势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提出和推动的一系列全新战略构想和举措, 从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到京津冀协同发展, 再到建设长江经济带, 加上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实验区, 这些战略举措正在逐渐形成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支撑的新区域经济带, 成为中国经济战略新热点。

与我国之前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相比, 这一轮的区域战略重视跨区域规划, 更加注重具有优势条件区域的带动作用, 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 从广度、深度两个方向进行了拓展和深化。比如一路一带战略、长江经济带, 是向更大的空间拓展, 并兼顾了进一步开放的战略考虑。丝绸之路经济带, 可以汇聚东、中、西部各地区协同发展, 并连接沿线国家共同繁荣。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达、外向型经济水平高, 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向沿海地区实现战略延伸、促进东西双向开放中将起到重要联系作用;中部相关省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产业体系完整, 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重要腹地;西部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的前沿,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中各类要素的汇聚区、合作效应扩散的辐射源, 成为连接我国与中、西、南亚和欧洲地区国际战略大通道的重要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区, 是向更细的尺度深化, 并兼顾了推动国内改革深化的一些考虑。目的是从根本上促进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型, 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带来区域合作组织和发展方式的升级。

总之, 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机遇正在到来, 东、中、西、东北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机会, 发挥各地区独特优势, 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 是每一个地区都应积极而又审慎努力的方向。

摘要：区域经济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域发展战略政策因现实问题的变化而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当前中国区域发展政策形成了东、中、西、东北地区等“四大板块”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相结合的完整战略格局。随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 以及基础条件变化的累积性效应将给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变化带来新影响, 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

关键词：区域经济,战略政策,发展格局,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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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政策 篇11

关键词：中部崛起；战略依托；政策原则

中图分类号：Ｆ12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038－04

一、中部崛起的战略依托：工业化、市场化和技术创新

中部崛起需要强有力的战略依托。现有的区域发展战略都有具体的依托，如东部依托于对外开放，振兴东北依托于制造业的振兴，西部大开发依托于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态环境保护。2006年中央10号文件将中部地区的战略定位和努力方向表述为“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即努力把中部地区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现代装备制造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以及联接东西，纵贯南北的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根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的解释，“三个基地，一个枢纽”构成促进中部崛起的基本骨架。我们认为，单纯靠“三个基地，一个枢纽”是难以从根本上支撑起中部地区崛起的，中部崛起的战略依托应该是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技术创新。这是因为，一方面，中部的相对落后本质上是发展不够的表现。中部地区作为相对欠发达地区，崛起的过程本质上应该是发展的过程，而发展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市场化和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本身承担着中部发展的支撑作用，而且，就中部地区现有工业化程度而言，这种支撑和依托作用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继续存在。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的工业化开始受到压抑，特别是就业结构转变滞后，中部工业化进程还存在巨大的拓展空间。在制度变迁方面，相对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部地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产权制度变迁相对缓慢。制度变迁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滞后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部地区，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发展方式方面，中部六省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增长驱动的，目前技术进步对中部六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小。这说明，只有技术进步才是推进中部经济增长和中部崛起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定位与上述三个战略依托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突出表现在粮食基地和能源原材料基地两个基地的定位，可能使中部陷入“低附加值”陷阱，而“枢纽”定位可能使中部地区陷入“通道”陷阱。这些陷阱的存在，可能制约中部的工业化进程、制度变迁进程和技术进步的进程，最终制约中部地区的发展和崛起。

首先，从粮食角度看，中部地区承担着口粮供应安全的国家责任。中部地区以10．7％的土地面积，23．5％的耕地面积和28．1％的人口，为全国提供了37．9％的稻谷和小麦。2004年，全国粮食增产的56％来自中部，中部地区六省输往省外的粮食占全国各省粮食纯输出量的50％以上，相当于全国近5亿人的口粮由中部地区提供①。可见，中部地区在全国口粮保障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成为粮食生产基地是中部地区必须承担的国家责任。但是，粮食基地定位可能成为中部地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具体来说，一是粮食一直是而且将长期是低价农产品，单纯的粮食基地定位制约中部地区的价值创造能力。二是粮食是耗地产业，单纯的粮食基地定位限制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近年来，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部地区建设用地需求增长速度加快，与国家下达的申请用地指标之间存在巨大缺口。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中部六省新增建设用地缺口高达8万多公顷②。三是中部地区多年来形成了巨额粮食亏损挂帐，地方财政用于粮食补贴的支出有增无减，亏损挂帐不断扩大，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单纯的粮食基地定位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资金来源。例如，截至到2004年年底，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省粮食总挂帐分别达到265、186、192、113亿元，四省每年财政负担的利息支出合计超过20亿元。从粮食风险基金支出数额来看，2004年全国粮食风险基金总额302亿元，其中中央补助173亿元，中部六省粮食风险基金89亿元，中央补助51．7亿元，占中央总补助规模的29．89％，而2004年中部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为31．5％，客观上形成了“产粮越多负担越重”和“产粮区为销粮区买单”的政策结果，不仅影响中部地区产粮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制约了中部地区发展的资金来源。

其次，从能源和原材料角度看，中部地区也承担着国家能源原材料的责任。2003年，中部地区原煤产量占全国的39．1％，在四大经济板块中，比重最高；发电量占全国的21．9％，成品钢占全国的19．3％，水泥占全国的21．9％。可见，将中部地区定位为全国的能源原材料基地，是符合中部地区实际的。从国家长远发展看尤其如此。问题在于，单纯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定位也可能成为中部发展的制约与陷阱。发挥资源优势不仅是欠发达地区发展起步阶段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也是欠发达地区长期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但是，发展不能仅限于资源优势。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发展的历史看，一个地区的发展如果过分依赖于资源优势，可能陷入“资源依赖”的陷阱之中，难以实现结构升级（“荷兰病”描述的正是这种现象）；另一方面，从发展的趋势上看，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竞争力越依赖于规模经济、外部性及产品差异性，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步降低。目前，中部地区的能源大部分是低附加值的产品，特别是煤炭大部分是原煤外输，由于能源和原材料初级产品价值含量不高，因此，仅仅限于能源原材料基地的定位不仅不利于提升中部地区的价值创造能力，而且，能源原材料的生产往往留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影响中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部发展模式：内源型和外向型相结合，以内源型为主的发展模式

中部地区的发展不能照搬东部地区的经验，必须走具有中部特色的发展道路，即内源型和外向型相结合，以内源型为主的发展道路。

战略政策 篇12

一、中小企业创新创业主要问题

1.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融资困难

近些年来, 虽然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更新速度较快, 但是实际的管理经营水平和经营风险却是比较高的。分析其主要原因集中在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协调机制不健全, 无法发挥实效, 中小企业的整体产品生产工艺水平落后, 产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很容易因为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低而导致实际的企业经营绩效管理水平低下。所以我国的很多中小企业实际的负债比例较高, 企业经营管理的流动性资金以及技术引进和革新的资金投资无法得到保证, 这严重阻碍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步伐[1]。

2. 中小企业缺少创新能力

企业发展最关键决定因素便是企业核心的竞争力, 即企业的创新能力,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更要依赖自身创新能力作为基础, 但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很多技术和关键设备还依赖购买与引进获得, 致使自身产品不具备很高竞争力, 所以导致企业创业创业也无法得到有效发展,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企业产品质量和技术存在问题, 创新能力弱, 进而使其品牌含金量偏低[2]。我国中小企业产品目前缺乏创新, 技术含量较低, 附加值也并不高, 生产产品多为劳动密集与材料密集产品, 且普遍存在投资规模较小, 对于员工素质要求偏低等状况, 它的技术研发基础比较低, 缺少技术研发的平台及技术型人才, 从事技术壁垒较低配件生产。导致部分高新技术还被大型企业占据, 中小企业自身掌握核心技术缺乏, 竞争得不到有效提升, 进一步导致产品销售被严重影响, 致使中小企业创业严重滞后。

二、国家对创新创业中小企业政策扶持体系

一是财政扶持。中共中央拨款设置科技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基金以及发展的专项基金, 同时投入力度还在不断加大。科技中小企业的创新基金经资助、直接贷款、担保贷款与贴息等形式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在财政方面提供坚实保障, 至2015年底, 积累预算安排金已达54亿元左右, 立项项目在8063个左右。另外, 政府采购也扩大了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产品市场需要。国家规定国家与地区投资重点工程当中, 对于国产设备的采购比重一般不应少于总价值60%的比例;二是税收激励。国家政府先后出台诸多税收激励相关政策, 给中小企业在创新创业方面树立了较好的利益补偿机制。比如支持研发, 通过技术研发费150%对应缴税所得额进行抵扣等。

三是创新型集群战略。国家创新集群将高新区作为表现形式, 53个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区入驻的企业超过4万家;四是创新型中介服务政策。当前我国共建立1280家左右生产力推动中心, 提供服务企业超过9.69万家;五是科技创业园孵化政策。高新科技创业服务机构或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为推动转化科技成果, 培养高科技企业与企业家服务机构, 作为我国创新体系主要构成及地方创新体系核心要素[3]。到2015年底时, 国家留学人员的创业园地在110个左右, 入园留学人员的企业共计7000家左右, 人数在17000人左右, 年产值超出350亿元。已经构建起大学科技园63个左右, 转化的科技成果达三千余项左右;六是金融支持。我国先后开通深圳证券交易大厅中小企业板及中关村科技园区高新企业入驻代办转让系统做股份报价的转让试点等, 同时时至今日在中关村挂牌企业已经达数十家。

三、完善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政策的战略思考

1. 健全我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筹融资体系

完善中小企业筹融资体系, 是保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依据。通过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可以很好的解决中小企业的筹融资困难问题, 我国在2013年设立了扶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 实现对中小企业创新创业的重点支持发挥作用, 同时通过专项资金服务能力的提高, 可以利用网络化信息平台进行业务及时报送[4]。此外, 政府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可以很好的减轻中小企业在创新创业时的税收负担。

2. 加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基于市场经济环境下,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成本与投资对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整体情况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而想要减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成本与投资费用, 就要依赖于构建科技创新相关机制, 组建专家决策与咨询系统, 对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做科学布局。加大力度开发并研究相关技术, 提升资源化高科技的含量, 同一时间还应该对于创新发展相关研究加大投入力度, 综合提升企业创新创业水平与效益。对于中小企业与有关部门, 应着重开发研制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发展的相关技术,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和能力, 积极推动企业发展向产业化和系统集成方向迈进, 要综合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与企业技术改造[5]。技术进步为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重要因素, 技术引进为确保企业持续发展有效手段。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中小企业为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发展重要途径, 是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地方与国家综合竞争实力重要环节。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 各地方中小企业也取得了非常迅猛的发展, 不但给国民经济飞跃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同时对改革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经济市场化、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拓展就业范围等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中小企业在创新创业过程中, 发挥着坚不可摧的作用, 地方经济迅猛增长, 某方面也要依赖于中小企业。与此同时, 因为中小企业的规模并不大, 在市场中又不具备竞争力。想要填补市场漏洞、保障良性竞争, 推动社会经济更快向前迈进, 本文针对完善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政策的战略思考进行研究也可以说是具有很高实际价值的, 希望本文的研究会对相关人员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1]王佳宁, 罗重谱.中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选择与总体趋势[J].改革, 2012, (2) :5-17.

[2]洪群联.创业型经济的战略意义与政策思考——以武汉市“全民创业”为例[J].中国经贸导刊, 2011, (4) :31-32.

[3]魏伟.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与创新“温州模式”的战略思考与实践——以温州金融设备创业为例[J].经济师, 2015, (5) :148-149.

[4]刘冬梅, 郭强, 王伟楠.贫困地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特征与需求研究——以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为例[J].中国科技论坛, 2016, (1) :14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