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伦理

发展伦理（共12篇）

发展伦理 篇1

一、有而不偏、正道固矣

“有而不偏, 正道固矣”是《周易》关于公平价值高度概括。然而要真正实现这种“有而不偏, 正道固矣”的价值目标,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 圣贤在《周易》中从可操作层面上为政府提出了一些列具体措施和规范。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敬德保民的思想教育。刚柔中正之谓德, 上天固有好生之德, 所以“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一个国家常怀“敬德保民”之心, 胸无乖戾之私, 性情纯正, 道义为公, 则民与政府和谐共处。国家昌盛之时, 全民与国家共享荣耀与财富, 国家受难之时, 全民毁家纾难, 与国家患难共存。

第二, 损上益下的担当作为。《杂卦》云: “损益, 盛衰之始也。”《杂卦》认为统治者不应当厚取于民, 若能损上益下, 国家就会兴旺发达。追古思今, 我们党应当将改革之成果惠及于民, 与民共享。子曰: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个国家唯有施政以德, “降福穰穰, 德施周普”, 这样才能使一个国家不动而化, 不言而信, 无为而治的大治。原始反终, 我们党只有像北辰之德使自己的光芒恩泽苍穹大地, 百姓才会如群星般自发围绕在北辰周围。向秀曰: “明王之道, 志在惠下, 故取下谓之损, 与下谓之益。”

第三, 遏恶扬善的道法互补。孔子曾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忧患思想, 有而不偏的公正理念当然也离不开道德、法律在制度上的保障。《周易》以其高深的政治智慧, 处处运筹防患于未然, 其诸多卦象暗含法理以垂范示教。“谦”卦嘱托: “裒多益寡, 称物平施” ( 谦卦《象传》) , 这就需要我们妥善处理各方面交杂的社会利益, 削峰填谷, 尽力做到公平。这一切必然会碰到既得利益群体的横加阻拦, 然顺天应人的善举不可轻废, 就需要我们“明罚敕法” ( 噬嗑《象传》) , “节以制度” ( 节卦《象传》) 。只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时时整饬法纪, 恶惩善劝, 则天下群生安定。

二、万物并育不相害

这些年来, 全世界都意识到了环境很容易破坏, 可我们依旧惯例性地破坏臭氧层, 污染水资源, 过渡性开采非生产性资源, 滥伐森林, 造成很多生物灭绝。这一切不能不使有识者扼腕, 刺激人们多方反省和思考, 寻求对策和出路, 深究各方面的精神和理论资源。《周易》这种从宇宙整体出发探求人与自然运行的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对我们从宏观上整体把握生态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 尊重自然规律, 敬畏天地万物。《系辞传》说: “夫乾, 其也专, 其动也直, 是以大生焉; 夫坤, 其静也翕, 其动也辟, 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 变通配四时, 阴阳之义配日月, 易简之善配至德。”“大生”, 是说浑沦无所不包; “广生”, 是说广阔无所不受。这里从乾坤两卦讲到配天地、四时, 就其哲学意义说, 也是赞扬天地自然生生造化之功。这是赞美天地化生万物, 使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价值。天地公正给万物以时空生长, 不偏不倚。作为人类我们有必要承接上天的意志, 决不能为了一己或一时之私利而全然罔顾自然规律, 心中需要常怀敬畏心。

第二, 节止以时, 保有大丰。易者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单地归为“时禁”。“节”卦曰: “亨, 苦节不可贞。”为了人类的延续和社会的永续发展, 易者从不禁止或绝对地抨击杀生, 而是认为适当的时机可以去做。节制需当执中, 为节过苦, 伤于刻薄, 物所不堪不可复正。我们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过程中需要时刻抓住时中原则, 不逆时而动, 其保有丰大非大智慧民族不能为之。

第三, “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天人合一”自然观作为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精神源流, 值得我们认真揣摩深究, 并从中找到有助于解决当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思想火花。何怀宏认为,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随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 (1) 在易学思想中, 人与天地蕴含着一种和谐无间的关系, 视天地为父母, 视世界万物与自己相通。正合《文言传》所言, “夫‘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 况于人乎, 况于鬼神乎! ”它示教我们只有“天弗违”、“奉天时”, 才能做到“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人之性禀之于天, 人之道法之于天, 以生生为意。“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受到了国际生态学者的认同和关注, 成为突破生态问题的重要力量。

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社会的公正以及人与自然的问题共同构成了发展的核心问题。“易为君子谋, 不为小人谋”, 发展问题直接关乎全人类的福祉安危, 其责盛大! 深邃的《周易》集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华于一体, “观乎天文以察事变,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的发展伦理思想深刻地表达了对发展中出现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所引发的道德追问与伦理关切, 进而教育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方法和态度, 规范人类的发展行为以谋求共同生存, 并为和谐生态架构可行性理论体系, 最终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人与人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1][美]德尼·古莱著, 高铦, 温平, 李继红译.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0:26.

[2][宋]朱震.汉上易传[M].九州出版社, 2012, 1:50.

[3][清]李光地编纂, 刘大钧整理.周易折中[M].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1:268.

[4]何怀宏.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述略[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 (2) :36-38.

发展伦理 篇2

所谓伦理维度首先是指文化资源的开发、转化不是无限的，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要有限度，要受时间、空间和文化资源禀赋的约束，发展文化产业不能过度开发，过度市场化，过度娱乐化而商业至上。一些地方，原本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一条有效路径，但因观念、规划和保护意识不到位，游客激增，管理滞后，商业气息过浓，导致只见利益追逐，不见了文化，导致环境的恶化、秩序的混乱以及物欲的膨胀。

在发展文化产业的旗号下，某些为增加基础设施和旅游景区升级改造的开发大多沦为变相的“圈地运动”，本应作为旅游景点配套设施的地产项目喧宾夺主，导致旅游开发反沦为地产项目的配套建设。某些景区的演出更是同质化竞争，如中南某著名景区内就有七家演艺公司，为了拉客相互压价、恶性竞争，不仅破坏资源、扰乱市场秩序，还影响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生态。甚至因为《印象刘三姐》大获成功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后，北方某城市并不具备实景演出的条件和环境，却全然不顾文化产业发展的伦理维度，背离文化产业发展的时机强行模仿。实景演出本是一个极佳的展示地方文化特性、叙述地方风俗人情、使地域风韵产品化的载体，却因缺失发展文化产业的伦理意识，无视项目前期论证不足、商业模式不清晰、环境承载力弱的实情，全然不顾内容单薄与空洞化、同质化甚至低俗化，使实景演出滥俗而遭人诟病。这种没有限度的运动式发展文化产业既不符合艺术发展规律，也没遵循产业规律。

文化产业发展的限度意识还表现在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不匹配的对接上。因经营理念、程序设计和操作上的不规范，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上马若干文化（艺术）产权交易所，以金融资本之强大和逐利之本能，对应文化产业之弱小。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不是金融资本涌入越多越好而应是适度。文化企业融资难一直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如何实现金融业与文化产业的无缝对接，通过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是政府和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文化企业多是中小微企业，因此，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需要理性“设计”。多数文化企业的启动扶持基金不需要太多，几十万、几百万就会发挥很大作用，关键是如何把扶持资金落到文化上，而不是借文化之名行金融之实。尤其在起步阶段，金融资本的力量因市场惯性可能会使文化产业发展的航向走偏，资本的逐利本性使之在文化产业培育中有可能扭曲文化本性，特别是大量金融资本涌入，往往会造成遮蔽文化凸显产业的结果。

近年来，针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某些金融创新，如有些艺术产权交易所，由于缺失规范或人为操作，导致在实际运行中只见资本张牙舞爪，全然不见了艺术和文化，而成为资本猎获的目标，或者成为助推艺术品泡沫的黑手。因缺乏文化情怀和艺术情怀，所谓的创新成了一些诱人的消费名目、用来唬人的噱头和某些专家的自撰，这种所谓“创新”瞄准的是在市场大潮中暴富而并无多少艺术修养和艺术眼光的新富阶层，是过剩资本的暗潮涌动，根本不是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的培植。

因此，警惕资本以强势破坏文化产业发展的生态，不使文化作无根的飞升，不以铜臭堆砌奇观吸引滚滚钱流，就要在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中彰显伦理维度。强调伦理维度旨在发挥文化对金融资本的引导，使文化经济的意义生成与金融经济的资本增值相平衡。

尤其重要的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限度要有辩证的理解，限度主要指物质性因素，而对非物质性因素则主张其无限性。以文化为资源配置驱动的新经济的发展，不仅带来一种价值

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还会带来精神的满足和愉悦，通过把对文化艺术的消费融入日常生命体验，来提升大众的精神追求。作为一种智慧经济，文化产业稀缺的是如何形成产品的智慧——怡神养性、温润心灵、提升思想境界的精神价值，这是无限的。在这无限的追求中同样蕴含着伦理意识，那就是对“至善”的价值祈向。

当下文化产业行走在粗放式的数量扩张之路上，人们往往忽略文化产业发展的伦理维度，而追求一种数量的无限度。文化产业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力量的源泉是由文化属性决定的，这是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就是说文化属性决定文化产业的力量。因此，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数据的标准去要求和评判文化产业多重的溢出效应，文化产业发展不能惟GDP论，不能背离其以人为本的属性和精神吁求。文化产业发展要向人文价值聚焦，以文化价值观提升影响力和内在感召力。要改变文化产业发展散、小、滥的现状，实现从数量扩张到集约化、品牌化转变，积极引导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创新管理体制与运营机制，但不能以资源的商业开发至上，以数量追逐至上。不能缺失伦理维度，不以数量论英雄，应注重内生性增长和内涵式发展，应以附加值的提升和包容性发展为目标。

当下，文化产业一哄而上的乱象不时涌现。在很多地方，发展文化产业成了豪华的“一把手工程”。它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被纳入经济发展的视野，经济至上的思维方式主导一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无限度地开发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的认知和理解极为狭隘，渲染文化产业的商业功能而萎缩其营造城市空间的想象功能和审美功能。现实中，打着发展文化产业的旗号，使多少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被“圈地运动”搞得支离破碎？多少老建筑、老胡同、古镇、古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粗放式开发而变得面目全非，甚至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在文化产业热中不但要有冷思考，更要认清文化产业发展的限度，提升对文化产业的认知，领悟文化的属人本性和文化的“无用之用”。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伦理维度，就是通过比拟性的借用，旨在摒弃发展中经济至上的思维方式和工具理性的认知态度，树立大文化观以抵御文化的碎片化和鄙俗的文化气息，明晰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对文化产业的认知，一定要提升到现代人文价值高度，凸显文化产业的人文属性，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市场基础上推动文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警惕其驶入单向度的消费主义的快车道。

教育发展伦理摭议 篇3

摘要：教育发展是一项关涉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教育对象的人本化及其与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使教育发展伦理成为必然诉求。然而，教育发展现实中诸多非伦理现象的存在导致其质量和价值颇遭非议。因此，以发展伦理的视角审视教育发展，各种教育理念的形成与践行乃至教育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都必须符合伦理要求。

关键词：教育发展 教育伦理 教育理念 教育制度 教育公正

一、问题的提出

据报道，目前，我国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中学，其最典型的特点即是因极高的高考升学率而使学生及家长趋之若鹜，例如河北衡水中学和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等。同时，亦因其严格的教学和管理方式，又常被称为“高考工厂”。以毛坦厂中学为例，近10年本科升学率80%，2013年高三学生11222人，复读生约8000人，本科上线9528人，本科升学率82.5%，其中104人考取北大、清华[1]。就其高升学率来说，确实是一个“神话”，但也有人称之为“地狱”、“集中营”。学校学生每天休息时间只有5-6小时。高考誓师口号“只要读不死，就往死里读”“提高一分，干掉千人”……高考前跪拜“神树”和毛主席塑像；学校禁止一切电子通讯设备进校门，体罚学习不认真的学生，教师津贴分发与升学率高低挂钩……学生刻写在课桌上的字句“毛坦厂就是一个魔窟，逃离毛坦厂”表达了他们对这种学校及其教育方式的极度不满和痛苦无奈的呐喊[2]。

以上案例折射出的问题只是教育发展现实问题的冰山一角。在以人为本、自由和谐且全面发展教育理念全面实施的教育实践中，这种应试教育的极端表现，发人深思。

教育的对象是人，是人类不断获得提升自身应对社会生活的知识和智慧的过程。教育的极终目的是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和幸福，因而教育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伦理性，教育发展主体作为伦理性的存在，为教育发展的伦理审视提供了现实依据。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完善及其幸福，成为教育发展的伦理和信仰诉求。

二、教育发展伦理问题表现

教育发展不公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应试教育泛滥、教育目的异化、教育功能窄化、教育手段无人化，乃至教育整体的去智慧化等教育问题对教育发展提出强劲的质疑。如，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导致省际、城乡以及职业阶层或家庭环境间的教育差距和教育不公平长期存在。农村学生享受不到与城市学生一样的教育条件与教学水平，家庭经济条件好便可能享有更为优质的教育服务，重点和名牌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低。研究发现，在全国重点高等学校中，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民阶层的整体差距是9.2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达31.7倍[3]。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公平，使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另外，随着人们对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一味追求，知识的工具理性屡屡被推崇。教育价值从使人明理、尚美、幸福、崇高到“知识就是力量”，从注重人的内在充分、自由、和谐发展到强调人的外在权力、地位、财富等“力量”的无限扩大，激发人们对教育“产品”的无限“欲望”，知识从“力量”直接化为“利益”，教育不仅成为人们争权夺利、“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和工具，而且致使教育中的“人”（教育者和学习者）亦成为工具。逐利的教育发展泯灭了人性，忽略了对人的美德、善行、理想和幸福的关注，盲目追随市场需求“冷热”变化的“温度”，采用“大兵团”“批量”抑或“停产”的方式“生产、加工”教育产品。教育发展“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和冲突，使人们对教育的价值和功能不断地追问：“我们忙于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如果没有教给他们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譬如如何快乐地活着、如何有个人价值感和自尊心，而单教给他们如何识字、读书、写作、算题，这又有什么用呢？”[4]

三、教育发展伦理评判的可能性

怎样看待教育发展？回答也许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教育发展自然离不开伦理的影响，从发展的伦理联系性及教育发展主体的伦理存在两方面来分析教育发展伦理不失为一种思考范型。

1.发展具有伦理联系性

“发展”最初是生物学上的概念。发展是事物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更新和变化过程。发展既有量的变化，又有质的变化；既有正向的变化，也有负向变化。随着孔德、斯宾塞等社会学家的论述和推进，逐渐进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逐渐成为一个有多重意义的概念。在孔德看来，发展就是有秩序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与生物的生长一样都是一种自然规律，是一种自发的演变过程。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人类的理智（知性）、道德（德性）、自由和爱起着支配作用。斯宾塞受拉马克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孔德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所有的发展都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逐渐演变和适者生存的过程，就是一种增长。然而，“发展”概念在人类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增加了其内涵：“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性化”、“可持续性”等。发展意义的多重性引发了发展方式的多元化。当发展不再是自然演变而成为人类追求文明进步、自由幸福的一种活动而对其多重意义进行选择时，发展就具有了伦理性。作为理智和道德存在的人，面对美丑、善恶、是非等选择的困惑，“应当做”、“能够做”和“如何做”的伦理准则被设计出，“它能实际阻止恶的发生，通过给予行为者一种事先确定的指引。”[5]人们对发展的向往和对其后果的疑虑，得到了伦理的安慰。而发展伦理学的产生与兴起强调并加强了发展与伦理的密切关系[6]。发展的伦理联系性表明任何发展都离不开伦理的指引、规诫与约束。

2.教育发展主体的伦理存在

教育促进人和社会发展，相反，人和社会的发展又反作用于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对象是人，因此，人是教育发展的主体。人作为教育发展主体的伦理存在，体现在人的意识、观念、行为受伦理准则的导引和规约。“人作为道德存在，道德责任与生俱来，为了减少面对善恶选择的永恒困惑所造成的痛苦，伦理准则被设计出，它能实际阻止恶的发生，通过给予行为者一种事先确定的指引。”[5]黑格尔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人的教育，即人的“解放”，也即伦理的主体性解放。教育是培育人的普遍的伦理理性的途径。教育应当是教育者在尊重教育对象的自在自由基础上，引导其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而非过度性的强制。教育的人文使命：即把人从自然的质朴性和自然欲望中解放出来[7]。教育发展主体的伦理存在表明，推动教育发展的主体必须在伦理价值的规约下发挥作用。

四、教育发展伦理意蕴及诉求

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是从观念维度上对人类社会各种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教育发展的伦理审视，就是从伦理向度审视教育发展的价值、功能、方向与方式、方法。对教育发展进行伦理审视，不是为了强化教育发展的某种特定的价值标准，而是为了不断地反观和省察各种违背伦理性的教育现象，批判各种非理性教育思想和观念，是对理论和思想的明辨与分析，是对理性教育方式的导引和宣传。简言之，从伦理视角审视教育发展，就是评判教育发展是不是理性的教育发展，包括现存的教育发展观念、方向和方式、方法。

1.践行全面发展的教育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发展的一个永恒追求。虽然在古代教育中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但是这种教育思想已经存在，无论是我国古代的“六艺”教育，还是古希腊的“七艺”教育，乃至亚里士多德主张把奴隶主贵族子弟培养成身体、道德、智力和美感各个方面平衡、和谐发展的自由人的自由教育，都体现着朴素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

在现代教育发展的进程中，许多教育思想家更是从不同方面倡导全面发展教育。夸美纽斯提出“把人类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类”的泛智教育思想；洛克提出从体、德、智等方面培养儿童成人的绅士教育思想；卢梭提出教育适应自然原则，要求遵循人的自然本性，发展儿童善的本能，使其成为身心和谐发展的人；裴斯塔洛齐主张通过教育使学生的内在的天赋潜能得到全面、和谐发展；第斯多惠提倡全人教育，要求把学生培养成完全之人；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分析了旧式的劳动分工造成人的片面发展，系统提出了教育必须使劳动者在智力和体力等方面充分、自由、主动、和谐发展，等等。在当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种政策以及法律法规中，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更是首当其冲。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以及社会各部门及其行为主体必须长期践行教育的全面发展。

2.理性、人道地对待学生

首先必须明确学生和成人一样都是人，都具有主体性，都具有认知、情感和意向，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具有追求自由、尊严、幸福和获得成人尊重的愿望。青少年学生是正在成长中人，更是处在成长的“未完成性”阶段，要求教育必须着眼于人的未定性、开放性和未来性。因此，作为成人，尤其是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不应该采取所谓先知先觉式的强制、管制、灌输和以标准的方式教育学生，以期“制造”和“加工”未来社会所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品质。这种极端的教育方式存在着各种心理、生理和伦理的缺陷，是一种“非人”的教育，也违背了教育的主体精神和人才培养要求，甚至会制造很多“教育废品”和教育悲剧。因而从伦理视角出发，“倡扬教育之善，贬抑教育之恶”，使学习者走向理性、人道、平等、公正、自由、至善的“终极目标”。

3.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

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及其教育发展的古老而永恒的理念和价值追求。教育教学资源的充分与否，直接影响教育教学的正常运行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也是教育发展公平、公正的伦理评判。正因为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不公平，才导致城乡、校际出现教育差别，以至于出现忽视学习者作为伦理主体存在的伦理性原则，以至于“非人”教育现象屡显。现实教育中城乡、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现象依然存在，这不仅影响教育发展的质量，也影响和谐社会建设。因此，必须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首先，根据办学层次和学校类型制定合理的教育资源配置标准，使教育发展的起点公平。其次，在公平、正义理念下实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区别对待，差异补偿。再次，监督、评估和指导教育资源的合理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利用的浪费。同时，在充分了解教育者对教育资源的不同需求基础上，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地配置教育资源，真正发挥资源的教育价值。

4.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体现公正、平等和自由

政策和制度的公正、平等和自由应成为和谐教育制度构建的价值向度和制度诉求。教育管理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了人性、善行、道德等伦理准则。因此，政府在出台教育法规和政策制度时，不仅应尽可能满足各级各类教育工作者、学生乃至家长的教育需求和教育权利，尊重他们对教育发展的期许及教育实践的个性化选择，以保障他们合法的教育权利，而且要依法治教，检视和惩戒教育领域中的权力寻租、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现象，以维护教育的公益性不受侵害，从而达到教育公益性、服务性与个体教育自由权的统一。同时，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公平公正、自由参与教育法规和政策制定的良性机制，增加教育政策制定的公正性、透明性和普适性，这是一个长期的改革和实践过程。再次，建立健全教育政策和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和评估指导及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各级教育行政主体的公仆意识与责任伦理意识教育，确立以师生为本、为师生服务的责任伦理信念，从而逐步养成相应的公仆意识与责任伦理习惯。

教育发展是一项惠及全民和全社会乃至全人类以至子孙后代的系统工程，教育发展的伦理诉求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不断评判和践行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陈璐.如何建一座“高考工厂”[DB/OL].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graphic/2014/06/04/319380.html.

[2]陈杰.毛坦厂中学：漂浮着的“神话”[DB/OL].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note/2014/06/08/319898.html.

[3] 张玉林.从数字看教育不公[J].中国改革，2004（12）.

[4] 刘铁芳.走向生活的教育哲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 齐格蒙·鲍曼著.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6] 严雪梅.教育发展的伦理审视[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11.

[7] 樊浩，田海平，等.教育伦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慕彦瑾（1972-），男，甘肃镇原人，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生；段晓芳（1974-），女，甘肃庆阳人，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硕士。]

新闻人职业伦理的发展 篇4

一、我国古代道德伦理思想对当代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影响

我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新闻职业道德思想的因素, 新闻职业道德继承了古代伦理道德中优秀、合理的成份。先秦诸子十分重视的“诚”、“信”、“实”、“公”, 这些都是现代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先驱。所谓“诚”, 即传播信息要真实, 不虚假。孔子云:“道听途说, 德之弃也 (《论语阳货篇》) ”。“信”, 即宣传者要守信用。荀子云:“知之曰知之, 不知曰不知, 内不自以诬, 外不自以欺”, “实”, 就是要注重事实。墨子云:“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 必以众人耳目之实, 察知有与无为议者, 诚惑闻之见之, 则必以为有, 莫闻莫见, 则必以为无。”“公”即客观、公正。孔子云:“巧言令色, 鲜矣仁 (《论语学而篇》) ”, “巧言乱德 (《论语卫灵公篇》) ”, 儒学重视的诚、仁、忠、信、义等伦理思想, 都是今天中国新闻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诸子的思想为中国现代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起了一个很好的奠基作用。

二、中国近代新闻职业道德的发展情况

新闻职业道德问题到近代才开始纳入到新闻学研究的范畴。这一时期, 新闻职业道德理念的发展也较快, 许多人开始直接讨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1815年, 历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六甲, 标志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诞生, 新闻职业道德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出现而应运而生。1859年, 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玕在其施政纲领《资政新篇》的“关于太平天国之办报条陈”中论及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品德问题, 提出新闻官必须是“性品诚实不可阿者”。1876年, 我国早期报业先驱王韬发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的论文, 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1919年, 徐宝磺在《新闻学》中把“提倡道德”作为报纸的六大职务之一被提出来。1923年, “吾国新闻界泰斗”邵飘萍在我国第一本新闻采访学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中, 把“品性”作为记者资格的第一要素, 认为:“所谓品性者, 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1933年, 郭步陶在出版的《编辑与评论》一书中指出:“品格”应是养成编辑者最重要的第一元素。1934年, 任白涛在《综合新闻学》中以“新闻职业道德”为题, 进一步又用专章论述新闻职业道德, 这是我国报人、学者第一个用专门的章节论述新闻职业道德的书籍。

三、新中国成立后新闻职业道德的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 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基础。1950年7月范长江在华东新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提出的“四个信条”, 这是新中国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雏形。在党的关怀和重视下, 新闻事业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最得力助手。由于建国以来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因此新闻队伍虽历经了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冲击, 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优良职业道德传统仍脉络相承。社会主义新中国颁布的第一个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条例是1991年1月19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讨论通过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这标志着我国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科学化。此《准则》在1994年与1997年两次修订后更为完备。作为对《准则》的补充和完善, 相关部门陆续制定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工作守则或规范措施。如《中央电视台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规范》 (1993年6月7日颁布) 等。这些守则和措施是我国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们对于我国新闻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 讨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的文章也屡见不鲜, 如黄瑚的《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系统地讲授了现代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的基本原理, 包括新闻工作与新闻职业道德、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的主要规范、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的评价等。蓝鸿文主编的《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是迄今为止出版的所有新闻伦理学著作中, 对新闻道德自律信条搜集得最为完备的书籍。可以说到了20世纪末, 我国的新闻职业道德理念已经非常成型。■

摘要：新闻职业道德是调整新闻界与社会普通大众之间、新闻媒体之间、新闻从业者个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准则。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各国的新闻传播界都很关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理念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并且都与其所处的文化有关。本文主要是分析中国当代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理念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理念,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2]陆世鸿:《墨子》[M].北京:中华书局.1947.

[3]蓝鸿文:《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1.

[4]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史料[M].开明书局.1951:41.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伦理考量 篇5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伦理考量

确立环境伦理意识和环境伦理道德原则在政府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中的地位,是实现科学决策的必要措施,也是减少和避免决策失误导致生态破坏的一个基本环节.环境伦理应当为决策提供环境伦理方面的要求,从道德的角度规范决策行为,为政府实现科学决策提供生态文化支撑.为此,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必须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尊重生态环境的内在价值,遵循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价值原则,实现科学决策,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与永续发展.

作 者：田文富 TIAN Wen-fu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河南,郑州,450002刊 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年，卷(期)：26(3)分类号：X22关键词：环境伦理 综合决策 伦理观念 内在价值

有一种发展建设伦理叫谦卑 篇6

环保不该只是宏观调控的手段

一开始,政府希望房地产发展得快一些,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时候,是很少提绿色两个字的。现在实际上政府是希望经济能够降温,房地产发展得慢一点。不仅房地产,其他的投资项目也能够降点温,所以政府把环境保护当成了一个宏观调控的手段。在别的国家,环境保护是一个既定、长期、稳定的政策,但是在我国,它变成了一个短期的宏观调控手段,需要紧的时候就把绳子拉紧,所以很多项目都因为环保给叫停了。当然这个时候房地产的绿色问题等等就都提出来了。但是,这就让人怀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有诚意。如果是希望经济降温,希望房地产不要过热,就把环境保护当成一个手段,把绿色当成一个杠杆,这是有点短视的。

如果我们真要追求环保、绿色,那么应该先看看世界上绿色做得最好的国家的经验。然后,我们会发现,所有绿色搞得好的地方都是产权解决得比较好的国家。有道是“有恒产者有恒心”,他们无论是搞建设,建房子,都会尽量做到绿色,都很会注意对自然环境本身的保护。中国过去讲绿色但没有落实好产权,许多植树造林活动纯粹是响应政府号召,但是树的成活率较低,否则这么多年的植树造林运动,全国早就变成一片绿色了,也用不着现在再来谈房地产建设的绿色。这些年,在西北,在延安那些地方,因为土地实在太荒芜,结果有些土地承包,把期限改到了 70年或者多少年,然后人们发现,在那个地方种的树,90%都成活,荒山开始变成绿色了。所以我们可以想到,房地产业要绿色,会牵涉到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比如产权、政策,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突破,要想像国外那样做到绿色就很难。这的确是根本的问题。

贪快容易出问题

除此之外,把矛头对准政府还不够,还要把矛头对准自己。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些问题,我们整个民族、国家,在发展心态上,在建设伦理上可能都有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都太浮躁,都太以自我为中心,以这一代人的利益为中心,全部发展的心思就是快,经济建设就是越快越好。我们建一个五星级宾馆恨不得30天就建完,第31天就营业,然后呢?第32天就漏水,再过几年就得炸掉了。如此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建设,绿色从何谈起!

二十多年浮躁、贪快心态下的发展造成许多严重的问题。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连续26年,基本上是每年GDP以10%的速度增长。但是看看现在的老百姓收入才多高呢?人均收入不到2000美元。韩国当初只用了20年时间,人均收入从几十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说明人家的实际成效、增长质量比我们好得多。可以说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四小龙在内,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我们快,但是人均收入增长比我们好。

GDP背后的猫腻

还是拿建房子来打比方。我们建这个房子的时候算一道GDP,窗户也做好了,地下水泥也铺了,统统计入GDP,但是等到有人买了房子再住进去的时候,他会把窗户全部打掉,水泥也刮掉,然后又算一道GDP,再加上装修这些统统都算入GDP。过两年后,这个房子不行了,或者干脆这个地方政府说要拆迁,要征用,把房子拆掉吧,再算一道GDP,然后是再建新房,又是一道GDP。GDP增长倒是挺快的,但是真正的福利落实到人均收入上没有多少。你看欧洲人,多少年前的小楼至今还住人。可是,温州人上世纪80年代的小洋楼到90年代就得拆了,90年代的小洋楼现在又不行了,浮躁了一些吧。

一个好迹象是,政府现在提出了“又好又快”的发展。过去是强调快,但是现在很明确的说是又好又快,把好第一次提到快的前面,并且强调要用环保、绿色的理念來发展,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开始有长期打算。相比之下,全社会浮躁的心态要转变恐怕还更难一些。

对前人和后人都应该谦卑

我还特别想提出一个建设的伦理问题。全世界绿色建设最好的是瑞士,除了政策制度比较完善之外,瑞士还有非常成熟的经济伦理,其中有一点叫“谦卑”:瑞士人对大自然很谦卑,他们不去破坏环境和生态;瑞士人对前人很谦卑,他们不去破坏传统,而是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瑞士人对周边的人很谦卑,建房子不仅要获得政策、法律的许可,还要问一下周边邻居,我这样建是不是可以,会不会破坏这个社区的协调。

另外,瑞士人对后人也很谦卑,他们建的建筑总是注意给后人的发展留有余地。我们看欧洲的电影,有很多的城市下水道,现代人需要的所有的管道都可以铺设在那里,包括电缆,包括宽带。而中国城市建设却总忽视给后人留发展空间,房子只管建起来就是,过两天需要铺管道时,再把马路挖开,如此这般。我们对大自然也是不谦卑的,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还梦想过“人定胜天”,不断地破坏大自然,哪有绿色可言?我们对前人也不谦卑,过去是“破四旧”,现在这二十多年,我们又用高技术手段稀里哗啦地把前人的东西都破坏掉了,从历史保护来讲,可能又是一次大的浩劫。

试论医学发展不能超越伦理 篇7

1 伦理关系的探讨

在目前的医学发展中, 最为常见的伦理关系是医患关系。在实际的医疗救助过程和医患关系中, 医生有责任而且必须对病人投入道德情感,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医疗的救助过程是在医患关系中开展的, 是在医患关系中实现其价值的, 只有肯定医患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关系, 经济意义上的消费关系, 技术意义上的操作与被操作的关系, 医生道德情感的产生才有其现实基础, 对医生道德情感的研究也才有价值。那么在现实的医疗救助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一伦理问题呢?

首先, 作为医院的一方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院方应该努力营造良好的医患关系, 提升医生的道德情感。在深化医疗改革的新形势下, 加强对医生的道德情感的研究, 有利于培育医生健康、积极的道德情感, 形成一种良好的医患情感氛围。使患者能够感受到医生对自己的关怀是发自内心的, 而不是表面的。医患关系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旦这一关系变成了人与物再与人的关系就会导致医生与患者的思想、感情交流由操作与被操作的关系所代替, 更为严重的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情感距离被拉大了, 病人的人格尊严也会因此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一关系的改变同样会致使医疗行为的纯经济利益化。一旦追求经济利益成了医疗行为的惟一驱动力量, 医疗行为就成了赤裸裸的人与金钱的关系, 而导致一些经不起金钱诱惑的医生对患者进行一些不必要的昂贵仪器设备的特殊检查、重复检查、全面检查等现象的出现。严重损害了患者的经济利益和在这些不必要的检查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对患者有危害的检查项目。

除此之外, 医生对患者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同情心、相应的责任感和关怀感以及尊重感。同情心主要来源医生本身, 而与其资历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医生的道德同情心是产生仁慈、关怀、利他、助人等美德的道德心理基础。同情的道德情感不管在医学发展的哪一个时代都不应该被遗忘, 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理应跨越历史的时空, 在当代医疗实践活动中仍然应该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医生的道德责任感能促使医生积极地、自觉地去承担道德义务。医生的责任感是医生在医疗救助的过程中自觉的从维护患者利益, 从关心爱护患者出发, 推动自身为患者服务的一种内心体验, 并由此而产生的对自我的约束和要求, 是对医疗职业和患者恪尽职守的情感。相对于以上两种, 关怀感则是医患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情感, 往往关怀感的缺失也会成为引发医患矛盾和医患冲突的一个因素。关怀感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情感交流以及心灵相通的桥梁。最后是医生对患者要有尊严感, 而这种尊严感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尊重病人的生命价值。自古以来, 人的生命一直被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 人的生命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其存在本身就具有尊严和价值。但是今天, 生命的这种神圣性遇到了危及, 生物医学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现代医学获得了改变自身的能力, 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控制下, 人的生命甚至可以无限制地被操作、移植、取代甚至复制。尊重病人的生命价值成了目前医学上的焦点。第二, 尊重病人的独立人格。主要是要求医生尊重患者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的具有和医生一样平等的地位。

2 伦理问题

随着器官移植、人工授精、试管婴儿、克隆、基因技术等等新的生物医学技术名词充斥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时, 谁都不能否认, 今天的医学科学己经全面跨进了一个相当程度的技术时代, 而致使这一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古老职业, 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一时代里备受大众关注的一个伦理评价焦点。下面就两个相关的例子说明这一伦理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安乐死的争论。安乐死是医学与伦理争端中的一个最为常见的例子。特别是在已就安乐死立法的荷兰, 就有人提出, “对自愿安乐死的任何合法化将导致对非自愿安乐死的认可,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在荷兰确实已经发生了。第二个就是关于基因组科学发展所引发的争论。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对夫妇怀了一个胎儿, 生物信息分析显示这个胎儿属于遗传缺陷儿, 在这一前提下, 医院是否应该告知这对夫妇呢?如果告知, 可能会出现夫妇终止妊娠。但是不告知的话, 则又违反了知情权的原则。

3 伦理原则

相关的伦理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医学应以民主、人道的伦理发展观指导自身的发展。所以无论今天的医学发展观是什么, 其最核心、最原始的观点来自于最朴素的伦理发展观, 即医学的发展应牢记医学是一种“人扶助人”的科学, 是一门以提倡民主与人道精神的科学。第二, 世界上不可能出现一个用于指导医学发展的统一的伦理指导规范。国家发展历史的不同、民族不同, 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不同、文化的多样等等现实性因素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统一的伦理规范。第三, 医学的公共责任是医学必须承担伦理评价的前提。对这一原则的简单概括可以归纳为:先有了人对某具体技术的发展, 前景的预期, 其后才有社会对实在技术的成效评价, 实在评价的积累逐渐形成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的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 在目前我国医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严谨的看待这一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伦理关系和问题, 同时必须遵循在“尊重人的权利, 医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公共责任”的医学伦理原则下, 我国的医学发展才能更好、更快。我们医学工作人员要谨记伦理学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王琼书, 李灵杰, 宋华.法制环境下的现代医学——一个必须面对的新问题[J].医学与哲学, 2004, 25 (8) :63-64.

[2]徐天民.中西方医学伦理学比较研究[M]北京:北京医科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 1998.

论高等教育发展的伦理之维 篇8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引入伦理思考,以及伦理尺度进行评价,源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解和对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深入反思。

1基于对教育和发展本身的属性分析

教育本身是一种内涵伦理意蕴的社会活动,伦理既是教育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道德的方式才有可能培养出具有道德的人,而只有培养高度社会化的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人类社会才可能成为富有人性、人道和人文情怀的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说,教育既需要一种内部的充满道德色彩的目标和氛围,同时也能外部性地实现对社会的道德影响力,这是教育最具独特性的社会功能所在。因此,教育的发展应然地具有伦理属性,倘若缺失了这种属性,那么,教育要么异化成“反教育”,要么根本无法称其为教育。

什么是发展,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但总体而言,人们对发展概念的理解日渐成熟,以至于形成了专门的“发展学”。从最初的“发展就是增长”、“发展就是财富的积累”等简单、单向的发展观,到生态型发展、和谐发展,人们对发展的理解日益广泛深刻。然而,最具影响力的发展观是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和社会学家德尼·古莱提出的发展伦理学,即用伦理的观念理解和解释发展。阿玛蒂亚·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认为“发展就是扩展人们的实质自由”。也就是说,“发展必须更加关注使我们生活得更充实和拥有更多的自由。扩展我们有理由珍视的那些自由,不仅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不受局限,而且能使我们成为更加社会化的人、实施我们自己的选择、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交往并影响它。”[1]

德尼·古莱则不断提示人们反思“发展为了什么?”这样一个人们在盲目发展中忘了思考但却无法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德尼·古莱等发展伦理学先驱者提出作为目的的发展和作为手段的发展的区别,他们认为“虽然人们必须有足够的物质才能生活得更具人性,但发展本身只不过是为提升人性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为此,他们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有人类都需要接受召唤来完成自己的使命。”[2]因此,德尼·古莱提出,“发展最主要涉及的是有关‘美好生活’的内容”,“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的目的,但在更深层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3]美好生活,更为人性化的社会生活使发展具有了价值内核,并获得能够赢得人们内在认同的努力方向。

可见,这样一种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发展观念是与教育自身属性相契合的,或者说是和教育发展的应然目标高度统一的。教育正是通过对人的精神的影响使人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存在的意义,在自我和社会的共同提升中获得个体完整的存在价值,也即使自己也使他人有更美好的生活。因此,教育的发展如何获得更多的理性和方向感,伦理之维的纳入能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视角。

2基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分析

大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衡量发展的标准和维度,这些维度揭示了特定时期社会对大学的特定理解和功能需求,也显示大学对于社会的积极回应以及自身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大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对自我价值追求和功能的扩展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对已有功能简单的否定和放弃,而是一种批判性充实。唯有如此,大学才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走向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

大学产生之初,知识维度就成为衡量大学发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维度。本质意义上,大学是以知识和文化为载体的精神性存在。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即对整个社会的知识贡献始终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本质。纽曼认为对于大学而言,“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大学需要“为知识而知识”。在对这单纯发展目标的追求中,大学被视为“象牙塔”,“它摆脱了外界的束缚,放弃了暂时的利益,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的场所。”[4]这正是人们对传统大学经典意义的理解——自由自律,高雅脱俗的“研究高深学问之所”。

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力量开始侵入“象牙塔”,产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福是祸——抑或福祸双至——市场的力量和道德标准都改变了美国的高等教育。”[5]市场的、金钱的力量成为刺激大学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使大学发展获得了生机和活力。因此,“学术资本主义”、“学术资本家”等概念应运而生,曾经信仰“君子固穷”的大学教授作为“学术老板”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发展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使每个大学不得不将“资金筹集”、“利润创收”作为发展的第一目标。因此,经济维度是现实的维度,生存的维度,是外在于高等教育但又不得不迎合的维度。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市场有其一席之地”,但另一个须反思的问题是“市场不能超出它自己的领域”。因此,对大学而言,仅有对市场的积极回应,对金钱的尤限贪欲是不够的。大卫·科伯在分析了美国市场化激烈竞争的招生政策和过程之后,认为“过去曾有人说,高等教育再现了这个国家的不平等。现在则有过之而无不及。”[5]可见,市场并不能帮助大学实现其所有的功能和使命,尤其是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和伦理使命。而且,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是,“大学现已是一个衰败的机构,被迫放弃了其历史的存在依据,而陷入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文化追求的任务被追求一流所取代,这使得大学完全淹没在全球资本主义单调繁重的运作中,它将毕业生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物件送出,且是在国家官僚机构的细查下按人头数来计算……大学成为一个被卷入消费主义大潮中的微型世界,被迫成为该王国中的一个属官。”[7]

因此,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仅有知识和经济的维度是不够的,仅靠“对知识的好奇”的力量和市场“无形的手”的力量的推动是不够的,伦理力量的纳入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促进整个世界和人类和谐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大学除了教学和科研的职能,还具有“社会领袖”,即“造就公众心灵”的职能。[4]美国学者里斯曼将大学视为世俗的教堂,胡克说,大学甚至不只是一个教堂,而是一座人类精神的圣殿。[4]伦理的或超越性的品质使社会期待于大学,因为任何其他机构在此意义上都无法取而代之。

二高等教育发展的伦理目标

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中,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追求也应是多元的。但是,基于对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现实的分析,自由和责任是众多可能的目标中最迫切的,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最稀缺、最需要的。无论是作为手段还是目的,自由的存在必不可少,如同水之于鱼,唯有自由的存在大学才能创造独特的价值,才有可能真正承担起使命。自由是责任担当的必要条件,而真正意义上的责任担当则会进一步使大学获得自由并为社会和个体提供自由的精神和自由的能力。

1自由

自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这里,我们只在作为高等教育伦理目标这个具体框架下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探究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伦理道德层面的追求,自由意味着什么。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自由包含两层意义:作为描述高等教育内部生活的过程性自由和结果性自由。

过程的自由包括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生在大学各方面的选择自由等,过程性自由的重要在于,除非这样的自由存在,作为教育和文化的精神性的特质才能存在,大学才能保持其作为精神文化载体的独特的气质或气象。只有在自由的精神氛围之中,才有可能产生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为社会和人类贡献高尚深刻的知识和思想。人们常常怀念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那样一个大学特殊的存在阶段,在特定时空中,人们看到了一种自由自主、淡泊以求,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形成了一大批杰出的学术成果。学者谢泳在对西南联大的研究中提出,“西南联大保存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基本传统,主要是她的自由精神。”时任西南联大教授贺麟曾言,“学术在本质上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的神圣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知识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10]

作为结果的自由,也就是目的性的自由主要是指高等教育的产出方面,大学能够培养具有实质自由即具备可行的自由能力的受教育者。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出,“自由是人们能够过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因为,“能力就是一种自由:能过有价值的生活的实质自由。”作为大学,如果能够通过自由的教育过程赋予受教育者自由的能力,能够理性地选择生活并且有能力适应社会,创造社会价值并经营好自己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大学无疑成功的,因为它促进了个体和社会的实质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一种重要而值得珍视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反观现实,很多大学在四年的教育之后,往往既不能形成学生精神上的自主独立,自由自觉,也不能形成学生专业能力上的娴熟干练,使其在实际工作中独当一面。精神上的脆弱空虚、能力上的干瘪匮乏使很多学生不得不面对“毕业即为失业”,“就业也难敬业乐业”的境地。大学的发展,如何在自由的过程中形成学生实质性的自由精神和自由能力,是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中必须反思和面对的严峻问题。

2责任

对责任的深刻意识是任何有价值的行动得以完成的重要精神前提。在大学发展中,是否能够对自身所承担的责任有正确和清醒的认知是保证其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的重要条件。当前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重要原因就是责任的迷失。“大学遭受批评的根源在于大学内部不能认真承担责任。社会慷慨地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另一面……如果我们能澄清对责任的认识,并获得公众对它的接受,我们就已经履行了对养育我们的社会的一项重要义务。”[1]因此,对责任的自觉意识和承担是大学获得社会认同,并确认其社会价值的基础。

高等教育发展需要追求的责任目标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学术责任是大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精神文化共同体的责任,社会责任是大学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或者说一种社会机构的责任。当然,学术责任从广义上讲是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把两者独立列出,是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大学作为不同社会角色所应发挥的不同社会功能和所应承担的不同责任。

大学的学术责任一方面是传统意义上进行知识的探究和传播以及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另一方面,还要对知识及科学技术本身的道德意义进行自觉的反思并承担相应的责任。首先,对最基本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大学要诚实而专注地承担起来。这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独特属性,也是其作为大学存在的依据。诚实地承担起此项责任,就不能容忍学术造假,剽窃、抄袭等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这是对大学所应承担的基本责任的亵渎。其次,知识和科学技术本身并非绝对意义上的价值无涉,因而,与相应的知识和科学技术相关的学者和科学家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进而使知识和技术本身不至于成为人类发展埋下重重隐患的“定时炸弹”。然而,在当前大学中,教授们往往仅仅关注知识和技术本身而忽视了相应的学术责任。“经济学家在研究影响经济行为的决定因素时忽视了其道德含义;心理学家构建解释不通行为模式的理论,却回避了对行为模式善、恶的判断;人类学家解释不通社会道德标准的差异时,试图说明这些差异仅仅是一种不含任何道德规范意义的文化现象;甚至连道德哲学家们也越来越多地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研究工会中和个人生活中的道德问题转向了道德语言的分析和道德理论的研究。”[12]在这种学术观念影响下,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拒绝承担研究可能带来的社会责任。在他们看来,知识是中立的。如果一项新发现造成了令人不快的后果,它与研究者无关,而应由那些故意用不恰当的方法应用新技术的政府官员和公司经理来承担。”[12]然而,世界和人类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灾难和威胁使研究者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无法视而不见。“科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责任,考虑科学发明的利用价值和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12]学术责任的承担是研究者不断自我反思,道德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是对自己的责任不断发现的过程,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不断完善的客观要求。

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大学作为社会运行系统的一部分,其所承担和发挥的特殊社会影响力。发展的伦理目标,主要是指大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能够以自身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民主和公平。这一责任的承担需要大学不仅追求洁身自好的“学术中立”,还需进行必要的独具大学属性的社会参与。大学的启蒙和批判意识需要在市场化的经济至上的功利化追求中实现,承担起促进社会文化自觉和民主意识觉醒的责任。为此,大学需要在公共领域发出应有的声音而不应该恪守“沉默是金”的明哲保身。如果在一所大学里听不到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它默默无闻地隐没于社会环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所大学没有尽到它的职责。因为,学者所缺少的和民主所需要的不是沉默,不是一致同意,而是“辩论的文明”。[4]“大学真正的挑战在于怎样去占领公共领域这块地盘”,“大学必须恢复在公共领域衰落时期失去的、可供争论的空间。”[16]因为“21世纪大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公共领域成为关键的参与者,进而促进知识的民主化。在那里,当面临文化和政治的极权主义时,民主的价值观和公民身份受到了保护。”[16]大学对促进社会公平实现责任的承担主要表现在通过自身的人才培养和对社会的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贡献而实现的。通过对人才的培养促进正常合理的阶层流动,通过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理性批评和建设,促进整个社会的文化提升和制度完善,因为“文化是制度之母”。

三高等教育发展伦理目标的实现

高等教育发展伦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大学深层次的反思和变革,需要文化层面的重建,制度层面的完善,最核心意义上需要大学的主体——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意识的觉醒。

1大学文化的重建

“文化是每个时代固有的生命体系,也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18]因此,“在大学里开展文化教学,建立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体系,同时把普通人培养成‘有文化修养’的人,使他们处于时代标准所要求的高度,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18]所以,无论是自由的实现还是责任的承担,对当前的大学而言,首先需要的是文化的重建。大学文化在本质上是精神的重建,重建曾经的“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的单纯和执着;重建曾经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担当意识。正如傅斯年在《贡献大学于宇宙精神》中所言,“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反思当下的大学文化现状,如果要实现负责任地推动整个社会的自由和民主进程的伦理发展目标,那么大学文化首先需要摆脱权力和金钱的羁绊,实现超越。

第一,超越官本位文化,超越对权力的过度迷恋。相对于西方大学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的传统,中国大学中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一传统文化一方面影响学者自身,“学而优则仕”,为官位晋升而学,作为手段的学习和研究往往流于肤浅而难以达到逼近真理的境界。如此,心无旁骛的学术研究精神和品质难以形成,大学对整个社会的知识和文化贡献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官本位文化影响大学管理机制和外围文化环境。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抑制,使大学教授难以拥有舒展的精神生活氛围和工作环境,这样的影响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致命的。因为大学文化是一种精神性存在,自由是维系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大学文化的重建,自由舒展的大学文化氛围的形成,大学对社会的知识和文化的贡献的建立,都需要对官本位文化的超越,惟有超越,才能重建。

第二,超越功利主义文化,超越对金钱的一味贪求。伴随高等教育市场化过程,功利主义文化对大学文化的影响已超出人们的预想。大学成为盈利性公司,教授成为商人,校长直接宣称“我在经商”,赤裸裸的现实使人们意识到功利主义文化的深刻影响。此刻,我们无需固守“君子固穷”的信条,但也不能滑向“君子只为金钱而存在”的极端。大学不能成为“被租用的枪”,愿意按吩咐办事,去促进任何拥有足够权力和金钱的群体的报复或野心的实现。[12]无论是学者还是大学本身,都需要在功利性需求面前保持对大学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反思和坚守,需要保持底线意识或边界意识,唯有有所保留才能使大学不至于丧失其在整个社会中独特的高贵和高尚,承担起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责任和使命。

2制度环境的改善

大学伦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内涵伦理意蕴的制度体系或制度环境的现实支持。有关大学的制度应该内含着对人的尊重,对学术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尊重,或者在更人性的角度上应该内含着对人的宽容和大爱。如此,方能“营造一个有利于产生学术大师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使大学的自由精神和责任担当拥有现实的土壤。“正是因为她的宽容和‘大爱’,安德鲁·怀尔斯教授才有可能9年不出一篇论文,埋头苦干、静心研究,解决了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360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最终获得历史上唯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她允许患有精神病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静心地生活在校园内,并给予极大的关爱,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充分体现了人类应该具有的‘美丽心灵’。我想,这恐怕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第一大学的真谛!”[21]反观我们的大学,不缺少高楼大厦的硬件,却缺少大气宽厚的制度环境。每年发表几篇文章,科研经费申请必须达到规定标准,学生评教成绩必须90分以上,所有这些一刀切的量化标准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负责任的发展一定是尊重大学自身规律的发展,一定是尊重学者和学术研究的特殊需要的发展,为此,相应制度环境的创设就是必须的现实条件。因此,改革对人束缚制约的以行政管理为出发点的制度,以对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特殊尊重和理解为基础,不断完善现有大学的相关制度,大学才能尽情释放自己独特而强大的能量和影响力。

3教师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

大学的社会责任的担当最终要通过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因为,“大学教授作为知识分子,在其谋生之外有关怀社会价值的天然倾向,就是说,他们在谋生过程中同时承担许多道义上的责任。”[10]然而,在被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化熏染的背景下,大学教授日渐成为专家或者“商人”、“老板”的背景下,其知识分子意识被削弱甚至遗忘。他们在公共领域集体失声,他们在学术领域浮躁虚夸甚至腐败造假,他们在经济领域见利忘义甚至以身试法,所有这些让人们对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他们失去了应有的期待和信任。然而,高等教育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无法离开知识分子特殊的社会功能的发挥。因此,高等教育更具伦理内涵的发展,需要大学教师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只有他们承担起应有的道义职责,履行对社会的文化承诺,大学的发展才能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航向标。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他们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对知识和社会发展的特殊使命。对知识责任的承担需要大学教师能够在学术领域付出更为真诚的努力,更加忠于自己的志业,真正推进知识的发展。与此同时,能够不断反思对知识本身所应承担的责任,不因知识或技术的发现和发明本身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任何威胁。成为“高深知识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是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首要而基本的职责。对社会责任的承担需要大学教师“走出象牙塔”,深切关注社会的发展,用知识和智慧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并高瞻远瞩地发挥引领作用。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伦理目标的实现,大学教师一方面需要推动整个社会伦理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在影响社会伦理文化形成的公共领域发出独具影响力的声音。“教育和研究也许不是抨击社会丑恶现象最明显、最英勇的手段,但从整体上看,它们却是最可靠的方法。如果大学能以旺盛的斗志和坚定的决心坚持这一方针,那么,即使是最愤怒的批评者最终也会逐渐体会到大学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全部价值。”[12]

伴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不能被简单地‘利用’或被看做仅仅是知识本身,因为它已经融入了处于社会深层的认知联合体、概念结构以及权力与利益的认知结构中。”[16]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大学将会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运行产生更为深刻和重要的影响,进入“社会的中心”。这就意味着,大学需要更为清晰的身份识别和价值认同,需要对自我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伦理要求。人们希望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大学“除了做一个被动的参与者,无助地被拖入市场,还可以起到引领改革的作用。”因此,“如果大学不想沦为以技术为主导的消费主义的追随者,使学生成为纯粹的知识消费者,或通过‘卓越’的技术权威话语把自己定性为跨国的官僚化公司,那么大学必须重新定位自己。”[16]重新定位意味着大学在自身变革和发展中更多自觉地反思,不断触及发展的本质,教育的本质,尤其是大学自身存在的本质。因为,“大学至高无上之处在于给人们提供了机会:它给人们提供了改良文化、延续生命和保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个人和智力平台。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11]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0.

[2]德尼·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

[3]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3.

[4][8][9][15]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6,146,141,53.

[5][6]大卫·科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27.

[7]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封底.

[10][22]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33,13.

[11][26]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责任[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26,3.

[12][13][14][20][23]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8,24,24,13,25.

[16][17][24][25]杰得勒·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11,前言,7.

[18][19]奥尔特加·加塞特.大学的使命[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2,8.

科技发展引发的生态伦理问题研究 篇9

1.1 科学技术及其发展

1.1.1 科学与技术的含义

人类在创造科学之初, 把它看成知识的同义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关于科学的定义。总体上将科学概括为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是知识倾向, 一个维度是活动倾向。然而在当今时代, 人们已将两者联系起来。即科学是一种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与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事业。

技术是指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及方法。技术具有两个属性。第一个属性是它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也可以说是知识、经验和技术同一定物质手段相结合的系统体现。第二个属性是它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 并且渗透于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 实际上不过是技术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1.1.2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

在我国古代, 科学技术就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可以说我国的科学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并且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16世纪中期以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的科技舞台处于中心的位置。经过漫长的发展到了中国近代时期, 科学技术的发展遇到了阻碍。随着各大产业的发展, 国民经济也迅速提高, 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1.2 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的生态问题

科学时代的到来, 使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得到了富足。与此同时, 人们也对科学技术产生了十分强烈的依赖性, 科学技术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影响到人们的生存环境及生态环境。

1.2.1 水体污染严重, 水质变得浑浊, 人类在饮用此类水后, 会引发各种疾病。

1.2.2 大气污染严重, 空气质量下降, 使人体吸入的有害物质增多, 会引发各种疾病, 人类的健康状况下降。除此之外, 还会导致资源枯竭、酸雨形成、生物的种类逐渐减少, 臭氧层破坏等。

2 生态伦理的探究

2.1 生态伦理及其基本内容

生态伦理是在人类的生存面临危机、人们对这种危机进行反思, 进而批判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 生态伦理把自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人类与社会的关系上, 生态伦理是社会的一部分, 并且与他人与社会是相互联系的。在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上, 生态伦理强调要适度消费, 注重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机的统一起来, 而生态伦理是把自然、社会与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并且相互依赖的。

2.2 生态伦理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作用及意义

摆脱旧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 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生态伦理作为生态文明的价值基础,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及意义。

2.2.1 生态伦理指引着文明的前进方向。

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总是以一定的伦理价值观为其前提。工业文明的发展, 一些弊端也随之而来, 生态伦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没有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伦理思考, 生态文明便无从谈起。

2.2.2 生态伦理有利于人们生态责任意识的形成。

传统的伦理忽视了人类对于自然的伦理关怀, 也忽视了对社会以及对于后一代的责任。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 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 既要满足当代人发展的需要, 又要注重后代人发展的需要, 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三者的和谐共处。

3 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的生态伦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 体现在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各种新兴的产业层出不穷, 满足了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 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 因此分析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的生态伦理问题的原因至关重要。

3.1 科学技术的过度应用

3.1.1 科学技术在工业上的过度应用

首先, 一些工业应用科学技术实现高效率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 盲目追求速度与效率, 造成能源资源的浪费, 不利于利益的最大化。其次, 这些工业排放的废弃物, 特别是放射性沉降物和致癌物质对空气、水和土地造成污染, 使人类处于亚健康状态。最后, 人口的急剧增长, 导致了地球的承载能力下降, 过度砍伐森林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 动植物的灭绝则会造成生态失衡, 给人类造成重大的损失。

3.1.2 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过度应用

农业生产越来越趋向机械化。科学技术使大规模机械化耕种变为可能。因此, 人们将大片森林砍伐, 将林地变成耕地, 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大量动植物失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导致了生态失衡, 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3.2 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

3.2.1 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 物质生活富足。

当物质文化不能满足需求时, 人类应用科学技术过度开采, 无限制的向自然索取, 而不懂得尊重自然、合理开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3.2.2 人类对科学技术进行操控, 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

在意识上, 人类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主宰、是自然的主人, 而自然则应该受制于人类。

4 针对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提出的解决措施

4.1 增强生态伦理意识

4.1.1 加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

加强生态伦理的道德教育, 从而增强道德意识, 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 是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虽然我国的生态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 公民的意识也有所提高。

4.1.2 处理好生产力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而经济的发展是我们从事一切事情的物质基础。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要处理好生产力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4.2 在各行各业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4.2.1 退耕还林、改善西部生态环境

退耕还林可以有效地改善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西部地区实行退耕还林是十分必要的, 不仅可以改善其生态环境, 还能使西部地区改善贫困的状况。

4.2.2 禁止围湖造田, 保护湿地

湿地是处于水陆过渡地带的一种特殊的自然综合体, 它主要包括水域、沼泽及周围的植被等。湿地可以控制大气污染, 调节气候, 还可以抵御洪水, 维护生态的平衡。

5总结

科学技术与生态伦理是相互作用的。当科学技术被合理应用到各个领域, 可以促进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促使生态平衡, 反过来生态的平衡也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SS

参考文献

[1]柳兰芳.当代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科技伦理探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1) .

[2]程秀波.生态伦理与生态文明建设[J].中州学刊, 2003 (4) .

论发展伦理学的“生根与发芽” 篇10

任何一门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会有一定的现实根源作为依托, 生存论哲学也就是人们口中通常所说的伦理学也不例外。在生存论没有出现之前, 本体论在哲学范畴中所占据的是无可比拟的位置, 但是随着各种以价值判断、经济发展为主的人类生存危机的到来, 以研究感性世界为核心的生存论渐渐赶上甚至超越了抽象派的本体论。当人类的生存问题出现了现实的危机, 作为极为关注的人类发展的哲学来说, 生存论出现的时间显得如此恰当。换句话说, 生存论哲学完全可以看作是现实社会的产物。

如果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来看, 生存和发展是有承接关系的, 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它们彼此之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是不可忽视的, 当然也是不可取代的。在哲学的世界, 讨论生存与发展问题其实就是对于同一个问题面的深入剖析, 生存是发展的基础, 而发展又是生存的延续。所以, 在这个基础上生存伦理和发展伦理完全可以形成一个融合体去共同研究。但是, 生存伦理不能取代发展伦理, 这是因为从社会意义的角度上讲, 发展对于生存的包容和超越是显而易见的, 换句话说, 千千万万的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在世上, 会努力地完善自己、改造自己, 直至改造世界, 这一切都是为了——发展。

二、从传统经济发展观到生态伦理发展观

在哲学的世界中, 人们虽然认识到生存与发展的区别, 并把发展分出来研究, 但是另一个概念——增长的出现, 还是使人们在极长的岁月中混淆着它们之间的内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沉浸在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理论中无法自拔, 直至英国工业革命的出现才真正打开了人们头脑中关于发展的那扇大门。说到人类对于发展的第一次认识, 不得不提的就是人类承认了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这是完全抛开金钱的一次认识。这次觉醒使得西方工业化发展得到了大跃进似的进步, 人类不得不赞叹发展的伟大。

在这我们不得不把传统发展观单独拿出来评说, 这是因为在理论的平台上说, 它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 所以在指导人们实践这件事情上, 它不具有任何的可靠性以及可行性。人活在世上, 如果单纯是为了金钱, 那就显得过于淡薄和片面了, 因为人类发展的催化剂还是要属精神层次上的需求。一种发展观的消亡恰恰加快了另一种新哲学的产生, 以自然和生态平衡为研究中心的新的伦理发展观应运而生。在对前任的批判中, 新的伦理发展观逐渐总结出自身的理论核心以及价值基础, 那就是——平等。从经济到生态的发展是震撼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发展伦理思想的再一次飞跃, 一种生态环境下的道德关系正在潜移默化地蔓延。

三、从生态伦理发展观到人的可持续发展观

生态伦理学发展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而是传统伦理学发展观的内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从另一个侧面上说正是人类的危机催化了人类的发展。生态伦理学发展观把生态平衡作为自己的发展核心, 尊重并试图发展在这个自然世界中的一切生命, 但是从哲学真正的世界观和发展观而言, 生态伦理学发展观却是荒谬的。生态伦理学发展观并不是人们口中简单意义上的保护环境, 因为它的做法与行为几乎是刻意的, 甚至可以说是极端性质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生态伦理发展观还是不完整的, 关于发展这个问题还需要下一次的飞跃。

发展的核心是人, 发展的发起者是人, 而发展最终也要为人而服务。无论是生态伦理学发展观还是传统发展观, 从它们的产生再到灭亡的整个过程, 都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人和发展的真正关系。人不是创造经济的工具, 人也不是保护环境的机器, 人是需要发展的。所以说, 只有从人的角度发展起来的伦理学才是真正可以被人类认可的。

人类所需要的伦理发展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第一, 不可以把人看作片面的、抽象的、不具备现在意义的人;第二, 不能忽略人的重要性, 更不能摒弃人;第三, 以人为核心的发展, 在一个人与人交流的社会去谈发展。综上所述, 我们把这个可以用来解决全球危机、发展人类社会、正视人类作用的伦理发展观叫做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也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观的再次飞跃。我们不能说这次飞跃就一定是终极飞跃, 但对于现实社会来说, 可持续发展观一定是最适合人类的发展伦理学, 是当代伦理学的旗帜和标杆。

四、总结

发展伦理学的“生根和发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扯不断的联系, 这充分说明了发展要围绕着人而展开的设想。我们不能说可持续发展观的产生就一定是终极飞跃, 但对于现实社会来说, 可持续发展观一定是最适合人类的发展伦理学, 是当代伦理学的旗帜和标杆。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在人类不断的探索下, 发展伦理学永远不会停止它前进的脚步。

参考文献

[1]卢肖文.发展观在发展哲学中的重要性[J].全球哲学, 2002 (12) .

发展伦理 篇11

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然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学生们对于网络运用熟练，他们的舆论影响力更是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也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广议。我们把大学生存在的主要伦理问题主要总结为这五个方面；一、道德伦理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较弱；二、道德伦理意识丧失，网上不规范行为泛滥；三、虚拟的网络交往较多，使得人际关系疏远。四、沉溺于网上色情与游戏，歪曲人性健康发展。五、互联网技术异化，诱使高科技犯罪。曾经针对大学生对网络信息参与和传播的认识，我们做过高校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的大学生在获取与传播过程中是从自身的直观感受出发，并未考虑信息传播是否会给其他受众带来消极的影响，是否会触犯法律。这也表明，树立大学生的正确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势在必行。

那么我们高校的又该如何提高大学生道德伦理意识，从而推进高校网络的健康发展呢？在我看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引导教育；首先，帮助学生树立道德伦理意识，并应用于网络生活当中。学校定期组织老师、学生举办网络规范化讲座与学习，对于典型性案例进行重点提炼，帮助师生接受理解；其次，要求学校老师多关注学生网络空间，提高网络服务认识，及时观察学生网络动态，有针对性的帮助问题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伦理意识，学校也成立了专门的心理辅导室，帮助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最后，我们要拓展第二课堂活动，进行实践教育。开展一些主题鲜明的演讲、辩论赛、讨论会、专题论坛、知识竞赛等活动，以及旁听一些典型性法治网络案件的庭审，使学生能在自主参与、身临其境中得到教育和启迪。此外，还可以广泛关注“今日说法”之类的法制节目。这些对大学生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的提高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制度规范；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网络信息建设和安全管理，高校应针对本校的实际情况，量身制定一套网络信息规范管理条例，并成立学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该套制度要涵盖学校网站及各部门、各组织团体、学生社团和其他个人建立的网站，也要包括相关部门牵头设立的QQ工作聊天室、官方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以及职教新干线、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等。所有网上信息发布者、责任人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其上网信息和言论所产生的后果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的空间、谁负责；谁发表、谁负责”原则，落实信息安全责任。当然，制度落实是关键，高校须大力加强制度建设，认真审核网络信息，大力监管网络违法行为。以求进一步规范。

三、加强互联网技术的管理应用，学习互联网先进技术；运用高科技来防范有害信息的肆意传播。如今，互联网的“黑客”、垃圾、色情网站以及无孔不入的病毒日益增多，这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我们高校都应该提高警惕，大力加强互联网“防火墙”技术与“反病毒“技术的学习与研究，要对互联网不健康信息屏蔽与过滤。同时，高校也将与时俱进，积极运用应用先进软件来及时监管学生的网络动态，对问题学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未来，建设之路依旧很长，高校需要及时更新监管机制与先进技术，通过积极提高大学生道德伦理意识，让我们的网络空间能有更洁净的明天。

作者简介：严玮，女（1991-）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伦理学

发展伦理 篇12

中国伦理片常常以政治伦理化的方式, 将国家和时代变化的历史主题和道德主题合为一体, 针砭时弊, 以家论国, 透过家庭人际冲突和情感矛盾, 折射巨大的社会政治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90年代的影像表述中, 出现了新的情感诉求。

1、以家论国的历史体验

田壮壮的《蓝风筝》是第一部直视并书写“文革”的影片, 影片中小主角的母亲陈淑娟的三次婚姻, 正是遭遇了此生中的三次政治运动: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和“文革”。“蓝风筝”几次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 暗指那个时代百姓起浮不定的命运。在时代无情碾过而留下的岁月灼痛之中, “蓝风筝”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 美好自由梦境的幻灭并且被完全弃置, 梦魇接踵而至, 宛如挂在树上的蓝风筝破败不起。与诗意化的《蓝风筝》相比, 张艺谋的影片《活着》就要惨烈得多。电影削弱了小说“一个人坚韧的承受”的“活着”主题, 更突出体现的是时代悲剧造成了个人悲剧, 个人在历史的演绎中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

相较于以上家国一体的影像书写, 文化传承中浓郁的思乡情结也唱出了奏鸣曲。台湾虽然从地理上、政治上说已经彻底没有了恋母情节, 但它毕竟是中国的一部分, 文化的脐带终究无法割断。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表现的是国民政府在1949年避走台湾后, 台湾与中国大陆政权相割裂的“他者”形象。而到了《台湾往事》中, 两岸人民对于统一的期盼, 不仅来自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和两岸人民骨肉相连的历史和现实, 更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力。

2、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

对香港人来说, 香港“九七回归”不异于一次新的“震惊体验” (本雅明语) , 由长期殖民统治积淀下来的身份危机、文化危机、认同危机将由于历史的突变而浮出水面, 并扩散为香港人的集体焦虑。电影作为反映时代的有力媒介, 无可避免地要反映这种心态。

(1) 迷离的寻根之旅

王家卫的电影中, 似乎每个人都在漂泊, 居无定所, 他们是不愿落地的空姐, 夜夜笙歌的舞女, 心不在焉的店员, 表情冷漠的杀手, 街上闲逛的警察, 无所事事的阿飞, 远走他乡的同性恋者, 但似乎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可看出对当时香港人的心态的比喻。1997年前被殖民统治, 处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身份无法定位, 九七后, 又不知将来的生活何去何从。从《阿飞正传》、《重庆森林》、《春光乍泄》到《花样年华》, 都隐晦地反映了他自己对香港身份的认同和执着。

(2) 焦虑的身份危机

“探索电影和历史的关系, 也就是探索我们自身在文化中的位置和命运。 (张颐武语) ”。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好莱坞》是“后九七”时代港人文化忧虑的言说, 是关于回归初期香港与大陆文化关系的隐喻表达, 陈果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来书写香港, 诠释出香港在“九七”期间欲拒还迎的殖民情结、漂浮无着的民族情绪、焦虑茫然的回归心态。

历史的发展淹不没文化的传统, 家国的变迁磨不灭思乡的念想。90年代以来的中国伦理电影对于家与国处在历史的羁绊中不能和谐共鸣的状态做出了深刻冷静的表现。家国一体的影像书写, 文化传承中浓郁的思乡情结, 迷离的寻根之旅, 还有焦虑的身份危机——无不以个体在家国分立中的思绪和体悟再次演绎了儒家文化关于“家国同构”的神话。

第二节家庭的变奏

传统的家庭伦理片往往融合主流意识形态, 强调伦理本位文化和电影的教化功能, 比如蔡楚生《一江春水向东流》。而在90年代以后的家庭伦理片中却出现了新的价值取向。

1、夫与妻

在传统的家庭伦理电影中, 总是要塑造一个贤良忠贞、外柔内刚的女性主人公形象来寄托儒家的人文理想, 弘扬为家庭和爱情献身的女性的坚忍品格。但是, 在90年代以来, 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 价值多元化, 道德伦理危机重重, 人们普遍对生活、对家庭产生一种不稳定感, 造成了婚姻中夫妻情感的危机。《谁说我不在乎》、《一声叹息》就是反映这种心态的十分典型的后现代电影。对于夫妻之间关系的另外一种阐释, 是独立于婚姻之外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如侯咏的《茉莉花开》、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2、父与子

从较早表现父子伦理的影片《孤儿救祖记》开始, 理想的父性形象就已经开始失落, 在相当大部分的影像中一直表现的都是传统意义上的父亲形象的萎缩, 传达的都是对于理想父性的渴望。90年代以来, 出现了一些影片, 有被称为中国版“父子情深”的《背起爸爸上学》、《和你在一起》, 还有在电影圈内引起广泛关注的“《暖春》现象”的《暖春》等等, 都回归了传统的父子伦理——“父慈子孝”, 表达了对于长期以来缺席的“理想之父”的寻塑, 而且在上述这几部影片里,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父亲正名这个意图。

于此同时, 与理想之父的重塑、父慈子孝情怀的关注相映成趣的是对于父子冲突的多样化展示。从第五代导演开始, “父亲”就开始被钉在“暴君”的耻辱架上。“父亲”总是和这样一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强大, 专制, 粗暴, 不通人情, 漠视生命, 他是子一代脱颖而出最大的绊脚石, 也是加在子一代身上挥之不去的诅咒, 因而“父亲”形象总是以一种咬牙切齿的方式被呈现出来。王小帅的《青红》、顾长卫的《孔雀》同时选择了这样的叙事。而张扬执导的《向日葵》、徐静蕾的电影处女作《我和爸爸》, 则高度概括了中父子之间或父女之间从矛盾、对抗到和解的故事。

站在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上, 导演李安的创作为中国伦理电影带来新的文化蕴涵和发展前景。从《推手》、《喜宴》到《饮食男女》“父亲三部曲”, 都是以一个家庭的解体过程为背景切入, 通过讲述中国传统的“家”在现代生存背景下的重塑而产生的挣扎与抗争, 痛苦与失落, 来展现中西文化在空间的骤然转换和时间的悄然变迁中所产生的冲突、摩擦和碰撞。这一系列影片的创作在父子冲突、和解之外隐喻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和解, 迈向了本土与世界的对话之路。

3、长与幼

传统的伦理道德规定长幼之间应当遵循兄友弟恭、兄良弟悌的训诫, 这就是“长幼有序”。到了华裔女导演胡安拍摄的《美人依旧》, 类型化的兄弟/姐妹关系才出现了一些变化, 由“兄友弟恭”变成了姐妹之间默默的较量。同样是两姐妹, 许鞍华电影《半生缘》中曼璐和曼桢之间的关系显然要比樱子和小菲之间的关系更为让人惊心动魄。

由家庭中“妻”的变化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由婚姻中夫妻之间情感的危机折射人们在价值失范的年代里不稳定的心态;由父与子、长与幼之间冲突抑或和谐去表现个体对于传统伦理以及传统文化的态度, 并且呼唤对于个体的尊重。家庭的奏鸣曲超越了“孝悌”伦理的指挥, 奏出了鲜活生动的多样化乐章。

第三节人性与人情的反思

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 关注的不是独立个体的人, 而是依照人伦关系网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 经济变革的大潮裹挟着西方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观念, 尤其是西方的个体本位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群体本位伦理, 在伦理关切和道德审视的视野里, 文学开始出现了对于人性和人情的反思。在中国的伦理影片中, 也开始了对人性、人情反思的探索与思考。

1、人性的异化与扭曲

张艺谋的《菊豆》在“弑父”与“乱伦”的故事中讲述了人性从被压抑到扭曲的全过程, 将中国历史及其封建伦理置于彻底解构的境地。如果说《菊豆》中的主人公扭曲的人性当中还有对自由与独立的追求的话, 那么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 人性的沉沦就更为彻底。这部影片改编自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作家苏童以丰富的想像力描写了封建大家庭内部女性之间的明争暗斗, 写出了处于悲剧境遇下的女性对封建权力与等级规范的自觉认同, 她们相互倾轧与迫害, 其间透露出一种深入骨髓的人性冷漠、自私与残酷。张艺谋在创作《大红灯笼高高挂》时, 对原作进行的另一个重大改编:颂莲由主动退出权力之争改为为了争宠而假装怀孕, 最后事情败露, 她在陈府彻底失去了地位。影片的这一改编更有利于表现传统文化对个体的控制, 人性的扭曲与病态, 显得更具有震撼性, 不仅批判了悲剧所产生的社会与思想根源, 并且点明了“悲剧也产生于人物自我”的实质。

不同于张艺谋民俗化的影像书写, 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是高度寓言式的。影片中, 化身为京戏的权力残忍地解构了程蝶衣的男性意识, 更为残忍的是, 程蝶衣对自己“虞姬”身份的认同其实是对化身为京戏的权力的认同。恩威并重的权力话语就这样穿透了程蝶衣, 自然合理的人性被扭曲。为了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段小楼, 程蝶衣为日本人唱起昆曲《牡丹亭》, 镜头横移, 窗户上观众的剪影与窗户外日本兵形成鲜明的对照, 暴力之下柔弱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凄楚的无奈, 历史的悲情令人愁肠百结;同样, “文革”时期的一个批斗会场景, “打倒程蝶衣!”“打倒段小楼!”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在暴力面前, 段小楼终于违背良心, “揭发”了程蝶衣和菊仙。“革命”不仅使施暴者的行为合法化, 而且使暴力的对象成为新的暴力之源——紧接着的就是程蝶衣对段小楼的一番“揭发”。人性、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异化处境, 在《霸王别姬》里得到空前冷峻的表达。

2、人情的冷漠与隔阂

在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流背景中, 珠江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讲述现代都市中老年人与长大成人的儿子、媳妇和保姆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影片《安居》。影片中把两代人之间极力希望沟通, 却因生存状态的差异而导致冲突和无奈描写得淋漓尽致。阿东和阿芳大量的行动和拌嘴争吵, 都是在闹市、楼群和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汽车上, 尤其突出的是儿子阿东常常是在奔波的途中, 在高速公路上打电话安慰旧居中的母亲。母亲盼望儿子归来, 儿子却总是在为生计奔波的矛盾冲突, 导致了母子之间情感的隔阂。现代城市空间成为生存困境、超级焦虑和情感隔阂的强度能指, 成为了跟传统伦理尖锐对峙的情感符号, 水泥森林和钢铁庙宇的冷漠威逼被表现到了极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伴随着思想启蒙话语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思考, 中国伦理影片形成了非常重要的结构特征——悲剧性的历史话语跟反思性的伦理情感相结合。在谢晋的一系列影片中都表现出这种模式, 在历史的操纵下, 在政治的压力下, 人性的反思开始浮现。进入90年代以后, 中国伦理影片加深了对人性的异化与扭曲的文化批判力度;人情的反思也不再拘泥于历史和政治的羁绊, 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日常生活情境。人性、人情的反思在传统的视野之外展示了形式和风格上的丰富多样, 有了新的内涵。

摘要：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 经济的发展、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激荡, 从基础上解构着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念, 虽然在基本的叙事模式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伦理片已经负载了远远超越传统伦理电影的更多更丰富的内涵。而探讨90年代以后伦理影片的发展和变化可以深层地理解众多影片所建构的影像文化传统, 为中国电影在新的百年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