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材为蓝本

以教材为蓝本（共4篇）

以教材为蓝本 篇1

摘要：2011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八) 》将“醉驾”正式纳入刑法的调整范畴, 规定在道路上醉酒 (即血液中酒精含量≥80mg/100ml) 驾驶机动车的为危险驾驶罪。本文以四川省彭州市检察院办理的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为分析蓝本, 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的特点及原因进行了总结,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醉驾,特点及原因,对策建议

一、我市醉驾的现状

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彭州市检察院共受理审查起诉危险驾驶56件56人, 且全部为醉驾型危险驾驶。其中移送法院起诉50件50人, 均被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作出有罪判决。这说明彭州市每月平均有2.5名“醉驾”人员入刑。

二、我市醉驾呈现的特点

(一) 醉驾者身份较集中

第一, 我院已受理的56件醉驾型危险驾驶案的涉案人员均为男性;第二, 醉驾者文化水平较低, 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占主流, 共49人, 所占比例高达87.5%,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7人;第三、醉驾者以农民和无业人员居多, 共35人, 占总数的62.5%。

(二) 案发原因较单一, 多为发生事故后被查获

我院已受理的醉驾案中, 案发原因有两种:因发生交通事故被查获和交警执勤被查获。因发生交通事故被查获的案件为39件, 所占比例达69.6%, 其中, 醉驾者与他人发生碰撞事故而案发的有36件, 醉驾者驾车自行摔倒或碰撞其他设施而案发仅3件。因交警执勤被查获的有17件, 占案件总数的30.4%。

(三) 摩托车为醉驾的主要车型, 且无证无牌驾驶者占绝大多数

已受理的醉驾案中, 醉驾者驾驶的机动车共4类, 分别为摩托车、轿车、货车、客车。其中醉酒驾驶摩托车的最多, 共30件, 占案件总数的53.6%;其中, 无驾驶证驾驶无号牌的摩托车案件高达21件, 占摩托车类醉驾的70%。轿车类醉驾案件数列第二, 有21件, 占38%。此外, 货车、客车类醉驾共5件, 仅占10%。

三、我市醉酒驾驶高发的原因

(一) 文化水平较低, 法律意识淡薄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 醉驾者中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所占比例高达87.5%, 且农民及无业人员居多。因此, 大部分涉案人员由于文化层次较低, 平时又忽略对法律的关注, 因而对相关的法律、法规理解不清, 认识不够。甚至有部分人仍然认为“醉驾”是一般的违法行为, 而非犯罪行为, 直至案发才知道醉驾也涉嫌犯罪。

(二) 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

所有醉驾者均存在侥幸心理, 且绝大部分驾驶员都有一种错误认识, 认为饮酒只要不超出自己的酒量, 对驾车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还有的人认为自己技术好, 酒量大, 不会出事, 也不会被抓。“今天只喝了一点酒, 我现在清醒得很”、“我以为这么晚了, 交警早都下班了”几乎是所有醉驾者共同的心理态度。

(三) 法定刑单一, 起不到应有的教育及震慑作用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危险驾驶的法定刑仅为拘役并处罚金。因此, 对大部分人来说, 处罚过低, 觉得“醉驾”虽入刑, 但也只是比行政拘留15日时间长一点而已。因此, 对那些经常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起不到刑罚的教育及震慑作用。

(四) 酒文化习俗浓厚

四川是酒的故乡, “无酒不成席”几乎是大家的共识。宴请时, 请客者唯恐亲朋好友在酒桌上不尽兴, 所以各种劝酒、派酒的方式层出不穷, 加之汽车、摩托车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最基本的代步工具, 这就使得醉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且那些法律意识淡薄、自制力较低的青年人, 有一定的酒后逞强心理, 这些都导致醉驾案件频发。

四、解决“醉驾”的对策建议

针对目前我市“醉驾”现状及形成的多种原因, 应采取相应措施, 根治“醉驾”这一交通顽疾。

(一) 改变落后的“酒文化”观念, 让“待会我开车”成为挡酒词

传统的斗酒、劝酒陋习助长了醉驾之风, 随着汽车、摩托车进入寻常百姓家, 醉酒驾驶在本质上成为交通文化和酒文化的冲突, 因此“酒文化”理当适应时代, 遵循法律, 在与交通文化的冲突之间寻找到平衡点。交通文化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保证交通参与者的人身安全。喝酒所起到的作用无非就是增进感情, 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最基本的问题当然应该是保证人的生命安全健康, 所以必须服从交通安全问题优先的原则。

(二) 加大宣传、强化学习, 提高“醉驾入刑”的知晓率

公安交警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强与电视、电台、报纸的联系, 连续组织开展“醉驾入刑”集中宣传活动, 带领记者随警参与酒后驾驶集中整治工作等, 通过法律宣传、案例分析、跟踪报道等形式扩大影响面, 使广大群众切实认识到“醉驾”由行政处罚向刑事处罚的转变:“醉驾”不是一般违法行为, 而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强化全体驾驶人员法律、法规的学习。例如, 在申请领取驾照时, 培训机构和办证机关应专门组织学习“醉驾”入刑的相关内容, 使“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逐渐成为驾驶员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 让他们深刻认识到醉酒驾驶的危害, 防患于未然。

(三) 严格执勤执法, 管控并举重防范

作为整治“醉驾”的主力军, 公安交警部门应该将查处酒驾形成一种常态化工作机制, 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定点查处与流动巡逻查处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查处酒驾违法行动, 使酒驾人员防不胜防, 彻底打消酒驾者的侥幸心理;对酒驾高发的重点时段, 投入警力加以管控。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夜间执法的警力, 让酒驾行为成为过街的老鼠, 人人喊打, 以震慑酒驾行为。

惩罚只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只要人人都来学习、了解、遵守“醉驾”入刑的相关规定, 所有驾驶人员都铭记“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这一信条, “醉驾”入刑这一法律条文的真正目的才能得以实现。

以教材为蓝本 篇2

叶老的语文预习观可谓紧紧地抓住文本，以文本为“凭借”，增强语文预习的实效性。因此，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促进者的教师必须重视课前预习设计，把“课前预习”作为探明学生原有认知经验基础的重要“抓手”，在预习过程中，文本资源应当被充分利用起来，利用文本（特指语文教材）预习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观照审议。

1.通读文本，增强个性体验

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阅读教学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加强对学生阅读的指导、引领和点拨，但不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不以模式化解读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文本学习要借助记录单进行，以有效监控学生的个人体验效果。通读文本时，教师要指导学生做好阅读体验记录，可以设计如下的阅读体验记录单。

备注：填写的内容可以根据文体变化做适当调动。

通过阅读体验记录单的监控，教师可以很好地掌握学生自主预习的状况，以便进一步调整教学策略，优化教学过程。

2.以练习为“抓手”，有的放矢预习

人的思维活动是产生于问题的，以练习为“抓手”，通过解决练习中的问题，学生的思维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确保学生的预习能在文本视域下进行，使学生在已有知识与学习的新文本知识间建立联系，构建新的知识系统，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探究能力。魏书生指出：“我认为教材中的课后练习体现了学习重点，有一定梯度、难度。教学应该引导学生认认真真地做这些习题。”[6]若在预习时，教师给予学生课后习题适当的指导，充分利用练习这个“抓手”作为预习文本的切入点，有利于学生把握学习文本的重难点，突出预习问题所在，以便在下一步学习中针对重点解决问题，实现学习的有效化。

3.利用“助学材料”，挖掘文本内涵

助学材料作为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合理得当，有利于学生新知识系统的建构；有利于阅读兴趣激发和自学能力培养；有利于增强学生对课文的内涵理解程度，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助学材料的功能大致可以划分为：以引发兴趣为目的的助学材料、以温故知新为目的的助学材料、以培养自学能力为目的的助学材料和以发展思维能力为目的的助学材料四类，教师要根据文本呈现的助学材料进行功能性划分与预习指导，加深对文本的内涵理解。

目前小学语文教材大多采用单元主题式编排方式供学生学习，教师可以指导学生借助同一主题单元的其他文本进行比较、互证式阅读，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将单元略读课文直接纳入助学材料范围运用，逐步培养理解、欣赏和评价文本的能力。特别是比较式阅读，教师要适当给予搀扶指导，在学生习得比较预习之法后便可放手让其独自预习。

叶老的语文预习观为进行语文有效阅读教学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凭借文本进行预习，可以有效确定学生的学习内容，防止预习走形式。教师可以借助学生以文本为依托的预习结果进行有效教学内容确定和调整教学组织形式，提高阅读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以教材为蓝本 篇3

一、安徒生作品本身的意识形态基调与《卖火柴的女孩》的解读

安徒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基督教文化对其创作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安徒生的父母虔信上帝, 而他也将上帝当作自己灵魂的庇护者。慈善学校里关于《圣经》故事的彩绘, 是这个大个子的孩子驰骋美丽想象的天堂。14岁时所参加的教堂隆重的坚信礼, 给安徒生留下永难泯灭的回忆。他写道:“在我受坚信礼的时候, 靴子在地上发出吱咯、吱咯的响声。这使我很得意, 因为这样, 做礼拜的人就能听得见我穿的靴子是多么的新, 但忽然间感到我的心不诚。我的内心开始恐慌起来, 我的思想集中在靴子上, 而没有集中在上帝身上。关于此事的回忆, 就促使我写出这篇《红鞋》。”安徒生的这一表白本能地流露出他对上帝的满心虔诚, 安徒生一生并无清晰明确和固定的政见, 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和重大的政治运动。基督教博爱、仁慈的人道主义优秀特质, 主宰了他的思想和感情体系, 使他“一心为公正的、合理的、慈善的、仁爱的和人格道德尊严的伦理思想而斗争”, 也赋予他的童话以基督教的情感灵魂和意蕴中心。安徒生一生从不与政治相扭结, 一向不考虑政治和政党, 在其自传《我的一生》中, 安徒生明确地表达:“丹麦的政治生活在那时有了较高的发展, 产生着好与坏两方面的结果。……我觉得没有必要参与这种事情, 因为那时我认为当代的政治对许多诗人来说如同巨大的灾难。政治夫人如同一个美人, 被她勾引进她的楼阁里的人都得丧命。……政治不是我的事。上帝派给我的是另一种使命, 我过去已意识到这点, 现在仍然这样认识。”他对现实缺陷的评判态度与方式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的仁慈、博爱、平等。对现实的缺陷他不是横眉冷对, 而是寄希望于上帝, 他把对人们贫困生活的同情, 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诉诸万能的上帝。

因此, 对于安徒生童话中众多闪动跳跃着《圣经》灵感的作品就不用觉得惊奇。在安徒生的童话中, 主祷文、赞美诗等基督教特有的词汇有着惊人的重复率, 个别作品甚至直接摘录《圣经》诗句以建构情节。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里, 能聆听到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之音, 清晰地感受到安徒生的童话是如何“浸浴在《圣经》的灵感中”。

二、基督教文化视野下卖火柴女孩之死的解读

基督教文化的死亡意识为解读卖火柴女孩之死提供了意识形态视角。西方社会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罪恶文化以灵与肉的分裂、精神的紧张痛苦从而获得的意念超升、心灵洗涤, 以及上帝同在的迷狂式喜悦为重要特征。人们把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信念寄托于上帝, 寄托于超越今生的精神欢乐。这种欢乐必须通过今生的个体身心的极度折磨和苦痛才能赎罪, 才能听到上帝的召唤, 才能达到对上帝的归依和从属, 痛苦成了超凡入圣的解救之道。基督教的死是使人从短暂的、有限的、肉体的、罪恶的、不自由的生活转变到“精神”“天国”中永恒幸福的转折点, 它的意义也就是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对上帝无限虔诚的安徒生的死亡意识已经达到了哲学的高度, 他早已超越了俗世所理解的死亡的意旨。

西方儿童文学中的故事结局多理想化, 它可以说是主人公历经磨难所追求的终结, 死亡则意味着一个人最终有可能从原罪得到拯救, 从而在大量作品中出现虽死犹生的完美结局。在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中, 海的女儿为了爱情, 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 付出了常人难以付出的代价, 最终得到了上帝的召唤, 升入永生的天国, 这个结局是基督教的最高境界。同样, 《卖火柴的女孩》中的这位女孩在死神降临的时候, 就是灵魂永生的时候, 她的死已经不是痛苦悲哀, 而是一种至高的幸福。这些都是基督教思想在作品中的反映。卖火柴的女孩身上体现出了基督教善良、忍耐的观点:“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快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所以她最后得到了拯救和永生。在基督教里, 不被拯救的死是对罪的惩罚, “为基督的道而死, 在上帝面前是一件宝贵荣耀的事”。“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赐, 乃是永生。”因此, 小女孩是快乐的, 她是“和自己的奶奶一起走的, 一起到新年的快乐中去”。她们“飞到没有寒冷, 也没有饥饿, 也没有忧愁的地方去了———她们跟上帝在一起”。由此可见, 这篇童话带给丹麦人的并非悲伤, 而是让当时处于困苦之中的丹麦芸芸众生获得一种宗教的寄托, 他们期盼着救世主的援助, 在宗教里寻觅出路、寄托未来, 以解除贫困、苦恼和灾难。这也就是那种我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称之为“精神麻醉”的安慰。

三、意识形态对《卖火柴的女孩》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的制控

20世纪50年代以后, 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局面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状态使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这样一种大的意识形态氛围所形成的语境中,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换言之, 其翻译目的乃是在于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氛围。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 则是在“以我为主”这一立场基础上的对待异国文化的原则。“洋为中用”与“古为今用”互为映照, 以“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为前提。在这一原则下, 对外文化的选择与翻译, 都体现了一种“以我为中心”的心态。选择的标准、翻译的方法, 都以我为主, 具体表现为在翻译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左右着翻译的取与舍,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文化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拒绝或改造心理。因此, 俄苏文学在我国建国以后的翻译活动中独占鳌头, 与此同时, 基本排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学。虽然在这段时期里, 我国确实也翻译了一些欧美文学, 但主要是以“古典文学中那些反映阶级压迫、民族矛盾的作品”为主, “至于现当代文学, 尽管偶有译介, 却主要限于革命的进步文学”。

参考文献

[1]叶君健.安徒生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9:110.

[2]韦苇.西方儿童文学史[M].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4:94-95.

以教材为蓝本 篇4

———就4月13号晚王行长在案件防控会议上讲话的我的学习心得 4月13号晚上，江汉支行组织我们各网点职工召开案件防控大会。此次专项活动的学习，更是给我们每一个员工上了一节形象生动、意义深刻的社会道德、政治课，尤其是王行长在会上再三强调我们要以身边的反面案例为教材，时刻反思案件发生的根源，千万不要违法违规犯低级的错误。同时他还对我们当前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通过这次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我的风险防范意识，强化了合规操作的观念，充分认识做好案件防控工作的重要性，深刻认清当前案件防控形势，并且明晰了岗位的责任以及开展此次专项活动的意义和必要性。通过王行长的讲话，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依法合规经营对我们农商行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认识到违规操作以致案件高发的危害性。此前山西长治市潞城联社、河南鹤壁市浚县联社员工盗支资金的案件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诫，同时也使我更加认识到当前内控管理工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为一名基层网点柜面人员，我深知依法合规经营是现代银行业机构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立足之本。通过这次王行长在案件防控会议上的讲话，我更加深刻反思银行案件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以后的日常工作中要真正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搞好案件防控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农商行工作的重点和首要任务。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努力把各类案件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护我们农商行的良好形象和稳定局面。

王行长在会议上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

1．强化组织机构建设。一方面，要切实加强案件防控业务技能培训，不止只学习监管法规，还要学习和了解新业务，掌握新技能，熟悉各项业务的风险要点和流程，努力确保案件防控检查的有效性。

2．强化网点职能建设，明职责。一是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一方面要不断探索和改进案件防控检查内容，检查重点机构、重点人员、重点环节、重点业务，持续开展易发风险检查；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案件防控职能，将重点放在易发风险业务和环节，努力避免监管资源的浪费。二是加强案件防控制度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健全检查、考核、督办工作、工作人员问责、案件防控日报等规章制度，注重长效机制建设。

3．强化考核机制建设。一是要加强自身案件防控工作考核，以德、能、勤、绩、廉为主要内容，强化纪律性，提升案件防控人员战斗力；二是要强化案件防控工作的考核，首先要考核其案件防控工作的规范性，强调案件防控检查的程序性，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做到以己为范，再者要加大案件防控检查内容的考核，坚持“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三是加强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对整改不力的人员进行从严问责。